在决定写作本文之际，首先在文章标题上费了一番思量。这颇不同于我以往的写作经验。我以往的写作经验是，有了感触，素材比较充足，标题常常是一挥而就的，然后放开笔墨，进入正文写作，或有个别情况，那便是在强烈感触的支持下将全文一气写成，最后来个点睛之笔，以为标题。但这次，单是标题的拟设便犹疑难决，最终固然拟就，但也很有“挤出”之感。
然而，我终究是坚信必能完成本文的。因为自我初步学会观察大陆社会之时，便有了这样的坚定的认识：在大陆社会中长大的、或人生经历和大陆社会有着比较密切关联的人，其所历的一切痛苦尤其是人为造成的痛苦，都或多或少地和“专制”这个总病根有着一些必然联系。此认识为我坚守至今，在甄是别非上还未显出根本性的不足。故而，我坚信，经仔细梳理，本文也可在同一思维的引导下完成。
本文的写作动力源于我的一个朋友最近的一次经历。我的这位朋友是本地人，在当今社会之地位与我相若；他在一家小广告公司打工，以其每月四、五百元的微薄薪水加上在家纺公司做计件工的妻子的每月七、八百的收入，用支付房租、物业管理费和孩子的上学费用之后的钱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活，是位标准的下层市民。
我知道，他一直想进入本市的大广告公司，以使自己月收入过千。他挤时间奔走市区，问了两家较大的广告公司，老板都嫌他学历只是高中，直接将他拒于门外。
我的这位朋友，戴着高度的近视镜，拖着累得发麻的瘦弱双腿，在灰尘飞扬、噪音聒耳的大街上，满面失落的移向汽车站。无意间，他向大街旁的墙上一瞥，看见了这样的一串文字数字：
办证（1393291****）
我所知道的，这样的亦可称作是大陆城市之别样风景线的一串笔迹，素为这位朋友所不屑。孰料，人的思维活动偏偏就是这样奇怪——此时此地，在此情此景之中，我的朋友竟忽觉眼前一亮，随即掏出旧手机，拨通了上面的号码。
“对方普通话较好，态度也较好。”——事后，朋友如是对我说——朋友在事后对我表述他的这一经历时，满面愠怒，语气激动，夹着结巴，偏偏在说“对方普通话较好，态度也较好”这话时，语调格外平静。朋友上当令我愤懑，我欲尽力知悉详微，用我的手机拨了他曾打过的这个号码。通了，按“免提”，是个女声，朋友在旁听着，对我点头使眼色，暗示我：一直就是这女人和他联系。我试探着问了几问题。听声音，她四十多岁的样子，言语很谨慎，字字斟酌。我感觉难以深入了解，挂断。两分多钟的通话过程，我只比朋友了解的多一点：即，这女人的普通话水平并不怎么样，不及格，最多打五十分。
查询，此号归属地是河北邢台。此地接近北京。此地方言便接近普通话。朋友的普通话是很好的，他在情绪稳定、较为理性的情况下，不至于失去对普通话的基本的赏鉴能力。而他，这回，却始终以“普通话较好”“态度较好”这一点他自认为的亮色嵌在“办证”这一灰暗事件上。他在求职受挫之后的心情之灰暗和思维状况之非正常，可想而知——就算是一个陌生人的稍带温情、稍有礼貌的几句话就能让此时的他振奋、感怀。
朋友体弱。又兼生计艰难。他妻子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为了从牙缝里省点钱，一天三餐多是面条咸菜，连素菜都少炒。而偏偏就是这样的弱者，因其不幸而更加不幸。在一个正气衰微、邪气冲天的专制社会，弱者往往不因其处境而得任何帮助，反因其弱、各方面的抵抗、提防能力的严重不足而更易受损伤，因而愈弱，而自己损失的血肉之大部分，已间接化作或正在化作那些脑满肠肥者的皮下脂肪，少部分已被或正被那些潜伏在角落的人形之物吞噬。朋友的痛，让我的心痛上加痛。
在这一“办证事件”中，朋友办证心切，先是被对方的花言巧语所蛊惑，向其汇去200元。俟朋友到达对方约定的地点，对方用手机告诉他，要先对他观察一下，看他是不是警察。朋友焦急地等了二十多分钟，终于接到了对方的电话。对方详细地说了我朋友的衣貌特征，突然话锋一转，说朋友有点像记者或文职警察。客观地说，我的朋友的状貌气质确实很像那些终日闲坐办公室的公务员；他不说，谁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收入微薄辛苦异常的低级打工仔。然而，有意将“像”刻意渲染，自然是骗子的伎俩。骗子拿朋友的状貌气质大做文章，说和朋友交易很可能有风险，要朋友再交1000元的所谓“风险保证金”。
我的朋友，在一种常人无法揣度的极端焦虑、极端无助又极端渴盼的心理支配下，让他妻子带1000元坐车速到市里。
1000元汇入骗子的账户。
然后，朋友反复电骗子。骗子说，她仍不放心。说，1000元只能给她一个心理安慰。说，不彻底搞清朋友是什么人，1000万也保证不了她的安全。说，要给朋友最后一个考验。让朋友将她的这个号码1393291****，在市区的公共场合的围墙上，写满100个，就将证件给朋友。
……两小时后，我在朋友家，看见他们夫妻两个相抱大哭；恰逢星期天，他们的孩子也在家，哇哇地和他们一起哭……
我打本市110。我反映情况，对方听了一小会，还没等我都说完，便不耐烦的说：“你知道办证的现在哪里吗？”我说，不知道。对方说了几句，大意是，你反映这样的情况没多大作用。我说，请你记一下骗子的手机号和账户号码好吗？对方说，不用记。我说，你们记下，肯定对打击此类犯罪有帮助，比如，可以将手机定位，我话未讲完，对方打断我的话，说了几句“要自己小心”“不要有贪心”“在严打的时候，办证也要被劳教”之类的话，问我，还有其它情况吗？我暗叹一声，说“没有了，谢谢”，挂断。
此事到此，结果是，骗子骗到了1500元，我朋友一家留下了永远的痛，公安部门敷衍了一下。
一想起我朋友一家三口痛哭的惨状，我便心如刀绞，思维起伏如潮，无法平静。然而，事情就这样完了？……
在这样的令人窒息的现实中，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结果，不住地叹息、愤怒……物极，则必反。最强烈的希望，乃是失望到极点而生。
民主——假设，我中华已实现民主，这件事不会这样完了，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既然，最有责任、最有力量、最有办法为我朋友讨回公道的，是公安部门，那么，面对公安部门的敷衍，按照民主化之后的法规，我的朋友可以拿出纳税人应有的尊严和勇气，实现纳税人应有的基本权利——朋友可以向本市公安的相关部门投诉。
再遭敷衍，可以将其不幸遭遇反映给当地的政界人士和反对党。仍未果，可将情况向本地的一系列独立的新闻媒体反映，形成舆论浪潮。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算还不能迫使公安部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最大限度地按其职能要求行事，独立宗教团体的相关人士也早已向我朋友一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大概会有笃信宗教的侠肝义胆的私人侦探按照相关法律程序为我朋友无偿调查行骗者的踪迹，并配合公安部门将其抓获……此种假想固然美好，却全与现实相悖。关于此事的现况是，在专制机制中，公共服务机构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体意愿或少数意愿，由于个体意愿或少数意愿所固有的利益趋向和思维疏漏，使专制机制亦具的公共服务能力大打折扣，作为专制机制之有机组成部分的公共服务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对一些并非由专制机制自身直接滋生的、或者与其自身没有直接联系的违法犯罪活动闻若未闻，诸如“办证”“招聘公关”、食品加毒之类的民间犯罪遂在专制机制无意的让步、被动的沉默之际肆虐为害。
“办证”“招聘公关”之类的民间犯罪，惟有在专制机制的某领导或某领导团体对其产生处理兴趣时才暂时收敛。俟某领导或某领导团体心血退潮，各种各样的民间犯罪便又涌动如潮。“办证”“招聘公关”“食品加毒”之类的民间犯罪，充其量只是老百姓之间害来害去，于专制政权毫不损及，专制政权的头头对打击此类犯罪活动兴趣不大。头头的兴趣决定其文武百官、各级官吏的兴趣；上级的兴趣决定下级的兴趣。这完全可看作是专制机制所特有的“兴趣放大”定律。头头们的兴趣不在此便在彼。头头们最感兴趣的是民主人士、信仰团体、维权活动者。假想，如果遍布大街小巷的“办证”“招聘公关”之类的文字变成“打倒某某党”之类，后面再附个手机号码，你看头头们会不会对此感兴趣？这样的兴趣在各层级官吏中放大到数倍、数十倍，便产生了一幕幕怪象：很多民主人士身边常有数个或数十个警察；成千上万的宗教信徒的通讯工具被长期监听；一群群警察动辄倾巢而出，不是冲向那些游走在街巷之间的坑蒙拐骗者，而是张牙舞爪地向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扑去……对付民主人士、信仰团体、维权活动者的钢铁般的决心，哪怕是分出来十分之一用来打击民间常见的坑蒙拐骗活动，也绰绰有余了。
我认定，专制政权的头头们在其有生之年，在对付民间常见的坑蒙拐骗活动之方面，绝不会产生比对付民主人士、信仰团体、维权活动者更强的决心。决心之为民众者，谓之“公心”；决心之为一己者，是为“私心”。专制统治阶层折腾至今，几乎完全是私心所使、私欲所驱。专制统治阶层从上到下，几乎都在时刻忙碌着实现一己之欲，拼命将其绝对权力之手向四面攫取，竭力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在专制机制没有被私欲彻底胀烂之时，被专制机制无意滋出的民间犯罪无论是在广度和强度上都会继续增加。这些民间犯罪，基本上都“受益”于被专制机制营造出的如下环境：
（一）专制统治阶层之个体意愿或少数意愿所固有的利益趋向和思维疏漏，使专制机制亦具的公共服务能力大打折扣。而私欲无限膨胀的专制统治阶层，绝无可能自行改弦易辙。只要专制机制没有被私欲彻底胀烂，专制机制之公共服务机构的“无意的让步、被动的沉默”就会一直存在， 诸如“办证”“招聘公关”、食品加毒之类的民间犯罪活动必将日甚一日。
这是第一点。算是对上面四段文字（首句为“此种假想……”的一段文字以及下面三段文字）的一个概括。
（二）专制机制强制主流媒体宣扬、强令移入各级教材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之类的说教，最大限度地恶化了民间宗教赖以生存的环境。大陆宗教力量的衰弱，是大陆社会的整体道德沦落至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对于“唯物主义”“无神论”之类，不能全盘否定。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相信上帝不如相信自我、膜拜神灵不如面对现实。但是，整体而言，在这样一个全民向钱看的时代，“唯物主义”“无神论”之类的说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的奋斗意识，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加重了人们的各种物欲。其实，在一个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发展中的社会，单是耳濡目染和环境熏陶就够了，无须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化也能使人的自身激发出为财富而奋斗的动力；在一个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发展中社会的精神层面，最需要的是用有效的道德教化方式的普及去约束各种过度膨胀的物欲、贪欲，最需要的是道德水平与物质财富的同步增进，最需要的绝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之类的说教！
我虽非宗教信徒，然而，我对各种宗教信仰团体的真信者都有着深深的敬意。虽然我也长久坚守着民主的信念，但与很多大陆宗教信徒作比，无论是信念的韧性、还是为信念作用于现实而努力的程度，我以为都是有差距的。也每以为愧。在我看来，神灵固然虚无缥缈，却代表着一种基于世俗而又超越世俗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对神灵的膜拜，等于是对一种高尚的道德标准的膜拜。倘若大部分大陆民众都膜拜一种高尚的道德标准，我以为这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时，街头巷尾大概再也难见“办证”、“招聘公关”之类的污迹了。
宗教的普及定能使大陆社会的道德现状大有改观。这个道理，想必人人皆知。然而，专制政权却对于诸类信仰团体拼命打压。我以为，他们这么做，其根本目的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他们对诸类信仰团体拼命打压，不是要捍卫任何意识形态，而是要捍卫专制政权，说白了仍是私心所使、私欲所驱。他们惟恐民间宗教界出现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从而威胁到一党专制和一己私利。而“唯物主义”“无神论”之类，对他们而言，说的好听点，是打压异己维护专制的一个间接理论基础，说难听点，是他们的遮羞布的一部分。
被专制统治者所操纵的对各种大陆现存宗教的各类攻击之辞，如果局部来看，有很多也是很“科学”、很“理性”的。但，信仰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辩论而胜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可以运用“科学论证”“理性分析”就能使其消弭的问题。拼命借用“科学”“理性”“辩驳”去消灭信仰，是蛮不讲理而又荒谬可笑的。就如，一个爱读《安徒生童话选》的小孩子坚信他睡觉时会见到“梦神”，你固然可以对这个小孩子讲出一大堆关于睡着之后不会碰见“梦神”的“科学道理”，但你很难、也没有权力强迫这个小孩子让他不相信睡觉时会见到“梦神”。
当今大陆社会，道德滑坡在加速。以后纵然实现了民主，要给中华民族的道德充血，也决非短期之功。而现今，那些散布在大陆各处的、为了捍卫信仰而无所畏惧的可敬可亲的宗教界朋友，必将流芳于青史。
（三）专制统治阶层及与其关衔的大小利益集团在各个社会领域的扩张性垄断，使大陆民间占有的资源日益萎缩。没有足够资源的广大民间，不能为大量本来应有很好发展前途的人材或潜在人材提供发展条件。很多本应成为社会栋梁的人材或潜在人材，由于基本失去了赖以发展的条件，自身应有的活力、创造力衰退乃至消亡，努力打拼只能维持生计，此时遇到挫折，稍一放松自律，便会滑入犯罪的歧途。而那些占据大部分资源的少数群体，在监督无存和法治不彰的现状下，私心膨胀，不同程度地沦为贪渎者。一句话，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资源和人才的双重损失！
这一点，且以我朋友被骗这一例子加以说明。我的这位朋友从初中便学习美术，但是，在三次美术高考中均以几分之差而未能通过专业考试。于是，所谓的“学历低”就成为制约他发展的根本要素。其实，我的这位朋友的艺术天分很好。我和他在高中同窗两年。在我遭受迫害之后被迫返乡，和他交往较多。我对他是了解的。高中时代，美术指导老师对他的美术功力的夸赞，是最多的。他的画每每被作为某阶段学习的最优作品在墙上展出。就是现在，我也承认他的艺术修养和美术、设计功力整体上是超过我的，虽然我比他多有一个毕业证书。
但是，我朋友在高考受挫之后，只有在小广告公司打工。他也曾想通过自学或成人考试、或进入私立大学（注：当今大陆的私立学校发展状况不可与欧、美、日等民主国家的私立学校状况相提并论；当今大陆的各级私立学校，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公办学校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某些私立学校可看作是公办学校的“盲肠部分”），以获得能被社会普遍认可的毕业证书。但他后来了解到，在公办学校一手遮天、社会上普遍只认可公办统招生的学历证书的情况下，无论是参加自学考试、成人考试，还是进入私立大学，结果仍然是在学历上不被广泛认可。当然，如果我的朋友有了一个自学考试之类的毕业证书，可能在此次求职过程中会顺利些，也可能会得到一个月收入千余元的工作。但是，接下去，他要面对回家不便、不好照顾家的问题。如果他妻子辞职到市区和他在一起，他妻子要面对重新找工作的问题，同时还要面对孩子转学的问题……这些在底层挣扎的人们，有很多，都在被迫违法的边缘摇摆。
比如说我的这位朋友，当他接到那骗子要他在市区的公共场合的围墙上书写用来骗人的电话号码时，仍对骗子的话深信不疑，他仍以为当他按照骗子的话去做之后就会得到“完全仿真的本科毕业证书”。幸好他妻子在这时打电话给我。我赶到朋友家，给他们300元，并反复劝朋友，到此为止，不能一错再错！我帮朋友反复分析，认定，其实骗子什么证件都不能做。只是打着“办证”的幌子诈骗钱财而已。如果他妻子没及时给我打电话，我朋友真的会按照骗子的话去做，从而出现更坏的结果。
如已实现民主，被专制统治阶层及与其关衔的大小利益集团所垄断的资源的大部分，都转为可直接服务于民众的资源，无数民间英才将如鱼得水，全社会的创造力将突飞猛进，民主的中国必会有无比璀璨的发展前景！
然而……暂时的假想之后，仍要面对令人压抑的现实。虽如此，我们总要活着，尽一己之力，努力地去做些什么，为人、亦为己去修复一些哪怕是极微的创痕，使痛苦可稍轻。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当我们的贫寒的亲友被人骗钱时，当我们吃了几口含毒食品而恶心呕吐时，当我们叹息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时，当我们被贫穷条件所限而无法发展所长时，高高在上的他们是不会理睬的。你若找他们要说法，他们会说：“我们没有让人去骗你们，我们也很想社会风气好转，我们一直是鼓励人奋发成材的……”作恶者从不会主动承认自己在作恶，直接作恶尚敢厚颜否认，遑论间接作恶。
作于2009年10月19日至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