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改革开放后
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各路文武“诸侯”大部表态，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中，选择了实践标准。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总是中央发文件，各地各部门表示热烈拥护。这一次是各地各部门按照自己的独立判断表态，突破了共产党的常规。”拿红头文件来！”这是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保守分子的叫喊。由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在真理面前权力机构发生了分化。它的后果是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这种表态也是政治上的站队。“凡是”派的政治资源逐渐消蚀，大势已去，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优越的条件。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2009年1月
图27
他（胡耀邦 图27）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禁区”……
——戴煌《胡耀邦和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008年
▲尽管我在中小学一直是班干部，品学兼优，但是由于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每当填写《入团申请书》，面对父母有何历史问题的栏目时，父母总是沉着脸告诉我空着不用填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小学时曾无意中看到过父亲的处理决定，心里一直倍感压抑。每次在研究我入团时，学校的班干部同学总是拿着学校开具的外调介绍信，到父母单位调查，结果可想而知，我的入团又没了下文。直到我上高二后， 1978年12月9日才入了共青团。我在那天写道：“当我在鲜红的团旗下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团旗宣誓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因为从今天起我成为党的后备军中的一员、青年近卫军的一名战士了，透过鲜红的团旗，仿佛看见许许多多的充满鼓励和希望的目光向我投来，那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无数用自己的碧血染红这面团旗的革命先烈们在嘱望着我，青春的热血在我身上沸腾，我坚定地立下誓言：坚决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而奋斗！无论今后遇到什么样的考验，我将一往无前，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保持团旗鲜红的颜色。”（今天看来，一颗赤诚而蒙昧的心被利用是多么可怕又可笑，而欺骗者多么卑鄙无耻，他们以为能永远这样下去，他们无法想像经过痛苦的精神蜕变，一旦觉醒，一颗同样赤诚的心将化作对自由执着坚定的追求，引导着专制的掘墓人。）
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最先承认: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要求普遍承认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一个受到这样一个单一世界观支持的群众运动的努力中，首先创造出了这些灌输工具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灌输工具也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有效地加以利用过的。……“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图28任畹町
任畹町（图28）：35岁。1979年1月1日 《中国人权宣言》——
中国人权同盟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 同盟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权宣言”。这是中国人民政治觉醒的新标帜，是当代真正的历史必然性。
公民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把个人思想写进宪法和把接班人写进党章是同样荒谬的，是违背思想言论自由原则的，是封建性的表现；
公民要求宪法切实保障批评和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 公民要求永远废止仍在实行的反对”个人”就是”反革命”的封建皇权标准。
公民要求在全国实行普遍的公民直接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地方各级领导人；逐步取消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向全社会所有制过渡。
黄翔：38岁。《火神交响诗》——
火炬说/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火炬说/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火炬说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火炬说/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吧──火炬说/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乱和拆毁吧──火炬说/把金碧辉煌的时代宫殿浮雕和建筑……
——《1978-1980年中国民运资料》（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联合1981年出版 第一卷）
……
谷季柔：好，非常感谢任畹町先生为我们做了这样系统的民主墙总结，我想问，当时，您的人权思想是怎么来的？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是很严密的呀！为什么民主墙发生在那个时候，地点在西单？有人说民主墙是被利用的，您怎么看？
任畹町：是的。主要是文化革命当红卫兵整过人，也挨整过。斗人，抄家，破四旧，反党委，人家就着我们想去缅甸参加缅共，想去越南抗美援越打我们叛国投敌，撅屁股，坐飞机，住牛棚，挨打，后来一看，缅共，越南并不是敌方敌国呀！打不成叛国投敌，整了白整。这是人生的痛苦经验。
此外，是阅读，商务印书馆从60年代起出版了一套欧洲古典民主经典，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潘恩常识，卢梭社会契约论，洛克政府论，柏拉图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翰弥尔顿论公民权利……虽然读的不细，都翻看过，可以说，融化在血液里了。
还有很多国家出版的灰皮书、白皮书的内部读物，批判苏联斯大林的，西方首脑的回忆录等等。开放后有一本很时髦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我在整理书箱的时候发现早在1962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第一次印刷，售价一元。 我是在图书馆读到世界人权宣言是国民党时期翻译的话语。
我写人权宣言的一个直接动因是看到78年底卡特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卡特政府奉行人权的外交国策。这时我们就开始玩国际政治了。
你去研究观察，民主墙的几乎所有人不管能力大小都是英雄主义者，敢出头，我们受共产党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很多，已经转化为民运英雄主义。我们只能搞民运的集体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前途。
《民主墙文化对中国民运及中共的影响和规导》
——回顾反思当代人权民主自治运动30年（简称民运30年）
——纪念开拓奠基的民主墙北京之春30年
——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2月9日
图29魏京生
魏京生（图29）回忆说：民主墙的名字是因为谈论民主多了，包括北京之春和甚么人权同盟，谈论民主人权多了以后被老百姓俗称为民主墙的，这个名子是后来才有的，不是开始上访的时候有的。 那天我下班以后听了几个老工人在那议论：“唉！你看这中国人怎么没出息，没骨头，才让你说了几天话，人家说让你不说你就自己不说啦，哎！咱们中国人没希望啦， 咱们中国人没骨头啊。”反正就是这种议论很多，人听了就觉得很难受，很憋气，中国人就这么没骨头啊，真像他们当大官的不让你说话你就真的闭嘴，中国人不是这么没出息啊。所以我蹬蹬蹬就骑着车子去民主墙那儿一看那玩意儿在那，当时觉得一种无名之火往上冲，觉得这玩意儿太丢人啦，在中国连有骨头的人都没有，太窝囊了这个，所以当时一怒之下回去连夜就写了一篇“第五个现代化”，写完了是凌晨五六点钟吧。第五个现代化这篇文章是在78年 12月6号贴出来的, 主要是讲民主，讲中国所谓的现代化。中共搞四个现代化，但说了半天跟老百姓没关系啊，所以我讲了第五个现代化，得有民主，没有民主那四个现代化也实现不了，即使实现了对老百姓也没有好处。最重要的现代化就是要民主，要尊重人权，要有现代的政治的制度，来保障现代化的整个社会体系的发展。 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
第二天，我弄一瓶浆糊跑到民主墙那儿就往上面一贴。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干甚么。当然也是想过就是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就知道肯定是要進监狱的，所以我下笔的时候就根本不留甚么情，要说就痛快点说。那时写了东西根本是躲不过公安局的侦查的，虽然那时的侦察没有现代化的手段。说完之后自己心里头有一种很痛快的感觉，过完那一天然后过了几个小时骑自行车回去绕了一趟，看看到底甚么反应，回去以后发现反应非常好，人山人海，后面看不见就喊前面哥们给念一念，后面听不见，大声点儿在那嚷嚷，老百姓反应很强烈。
—— [美国]新唐人电视台5集电视纪录片《魏京生》第二集“民主”
图30 
图31
……邓小平也出于向凡是派夺权的政治需要，暂时容忍了“民主墙”（北京西单民主墙
图30、图31）的存在，并提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民主运动借其声势得到了更多迅猛的发展。民主墙的继续伸延，是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的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民刊有五百种之多，当时较为著名的有《四五论坛》、《探索》、《沃土》、《北京之春》、《人民论坛》、《中国人权》、《群众参考消息》、《今天》等，这些民办刊物，虽然其内容和印刷水平都不很高，但它出现在中共统治的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其政治意义要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大得多。它标志着人民的民主意识已经觉醒，并试图打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缺口。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敏锐的思想深度和组织才干的优秀的民运人士，如魏京生、傅月华、徐文立、王军涛、任畹町、胡平、陈子明、刘青、路林、王希哲、何求、傅申奇等。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我是一名中国医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在校时参加文革，当过红卫兵头头，发觉上当而隐退。毕业后，以“老九”放逐于青藏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当年西天取经的晒经石旁，慕玄奘出国学经之胆略，抒屈原“离骚”之情怀。……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费留学，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出国集训期间，西单民主墙运动蓬勃兴起，给祖国带来了初春的气息……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的心灵，使我陷于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国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语重心长地嘱托：在国内，你已在医务界崭露头角，今天，你飞出了牢笼……在民族需要时，你应成为一个医学挽留不住的人。”(见《中国之春》创刊号王炳章：“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王炳章的这段自述，体现出他和中国民运的血缘关系，事实上，以后很多加入“中国民联”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出国人员，都有着同王炳章相同的经历和感受。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图32法庭上的魏京生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又再度把中国大陆社会纳入专制体制的轨道，“民主墙”已经失去了为中共派系斗争所利用的价值，并成为威胁其政权的主要危险。也就是这一年，中共控制了“四个坚持”的缰绳，开始收紧了对思想舆论阵地的控制，并运用法律手段，宣布凡未经“注册”的民办刊物一律为“非法”刊物，不久后，又对“非法刊物”再度施压，上纲成“反动刊物”，并在该年一月逮捕了傅月华，（1979年）三月逮捕了魏京生（图32），四月逮捕了任畹町，九月封闭了“星星美展”，十一月正式宣布关闭了民主墙。而后，在八零年和八一年对中国民主运动展开了更加凛冽的镇压，一方面，通过对“苦恋”电影的批判，冷却了“伤痕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八一年三月，中共正式下达文件，全面取缔民办刊物和逮捕民运分子，又一批民运斗士——如王希哲、何求、徐文立、刘青、路林等，一个一个都被送进了监狱。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为了刹住“西单墙”引起的这股浪潮，（1979年）３月２９日，逮捕了魏京生，４月４日，又逮捕了任畹丁。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傅月华（傅月华是一位受害女工，它为自己的合法权利上访，后被判刑，当时采访这个案件的一位记者说，傅月华被判刑是一件冤案）。各地也相继逮捕了一些人。
在这期间，在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议论。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四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为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采取如此压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一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脚，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４５条，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３０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制度上对毛泽东的全盘继承。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大陆版本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1979年夏天，在父亲老战友的帮助下，我父亲开始给原部队单位写申诉材料，常常写到半夜一、二点，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关于父亲“历史问题”的事。这年12月19日，父亲得知他的党籍得到恢复，高兴地对我说：“以后填表时可以写我是党员了！”长期压在我们全家人头上的石头终于消失了。
▲1981年“七一”前，读河北大学哲学系一年级的我在一首应景的诗里写道：“祖国是船，/我们是桨，/党啊——你是舵！”
图33
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如果说言论自由仅止于以当权者意志许可范围之内为限，那麽试问，古今中外，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言论是不“自由”的呢？这样一来，我们神圣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款，岂不成了最无聊的废话？
——摘自胡平（图33）《论言论自由》（刊载于《青年论坛》１９８６年7月号与９月号）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报告会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周扬的报告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念了开头以后，由于身体不好，由广播员代读。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员读稿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大陆初版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我所在的河北大学哲学系几位同学与校外人员组织冀中学生自治联合会，研究东欧改革，自办油印刊物，当时我对此不感兴趣，只是他们的朋友，帮其刊物画过封面。他们在北京散发刊物时被安全部发现，1983年5月被定为非法组织，开始调查处理，这几位同学1984年毕业时未得到学位，分配到较差的地方。
（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很少发表评论的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大陆初版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1984年4月，我大学的最后学期，系里一位头年去世教授的遗孀因生活困难，处理该教授留下的书籍，我得到《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9月出版），这是一本灰皮书（灰皮书和黄皮书等泛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出版的专供高干和专业人员的内部读物，涉及政治、社科、文学等范围，封面无装帧，均为浅灰色、浅黄色或白色等。详情检索阅读《黄皮书 灰皮书》一书）。我第一次较系统地接触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十分震动和惊喜。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广播电视厅人事处从事职工教育管理工作（当时广电部在全国广电系统开办在职新闻大专班）。我同时参加了《人民日报》新闻函授中心新闻编采专业的学习。1985年3月24日，刘宾雁作为人民日报的著名记者，到石家庄做报告，我有幸聆听，我那天写道：“听刘宾雁报告，朴实，平易中透露出他的机敏”。巧合的是，我第二天早晨送一位给我们系统学员讲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上火车时，遇到了坐在同一车厢返京的刘宾雁，向他问候致意。至今我仍记得他那和蔼的笑容、温暖厚实的大手。
图34刘宾雁
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宣部召开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会上出语惊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这等于放开了坚持了几十年的舆论控制，即“放开报禁”。
8月7日，万里（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委员长）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图34），万里夫人和孩子也在座，接见充满了和谐的气氛。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忠诚”。“第二忠诚”是指怀着赤诚的心对党提出批评。万里说：“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
８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这个题目和7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地相似。１９７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写的一篇以三人辩论形式的文章：《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自由讨论？——从“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谈起》，胡乔木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下令把郭罗基赶出了北京（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1986年，陆定一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
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81－182页）
１９８６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１９８６年，这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涌跃。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１２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２０多场。
……１２月２５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他们高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他们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他批评的“冷处理”是胡耀邦、胡启立提出的对学潮的处理办法。……５天以后，即１２月３１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
1986年12月，新华社社长穆青在国内工作会议上还说过这么一段话：“这次中央讲到，学生闹事很值得反思。原来没想到闹得这么大。为什么？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还发了这篇文章的反应消息。……”后来，《深圳青年报》被查封了。
赵紫阳说，老人政治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国家，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马上得天下”造就一批“开国元勋”。建国以后，“开国元勋”就转化为“镇国公”、“护国公”，就会有“元老院”。“元老院”里的“镇国公”、“护国公”们，真正掌握着国家实际权力。他们中的多数人只会打仗，不会建设。所以还是“马上治天下”，即靠镇压手段维持稳定。只要这些“镇国公”、“护国公”健在，老人政治的状况就不能改变，“革命党”也就不可能转变为“建设党”。老人政治使得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分离，潜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在第一线工作的名义领导人就是牺牲品。胡耀邦牺牲了，下一个该是赵紫阳了。
……群众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着自己直观的理解，当时流行着一首诠释“四项基本原则”的民谣：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
民谣：“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民谣：“十亿人民十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
“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
１２月７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二十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此时，不少人要求释放魏京生，有人为魏京生家属筹集资金。
１月２８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
“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这次活动引起了政府的高度注意。
２月４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越来，为争起民主而斗争。”２月１３日。诗人北岛发起、由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３３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４０周年和五四运动７０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３月８日。王淦昌、许良英等４２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１９８８秋到１９８９年春，改革进退维谷，政治上两种看法的分歧已经公开，那么，最关心时局的青年们却在寻找，在探索，在彷徨，在躁动不安。１９８９年４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５０．２％；２１．８％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１２。３％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14页）。真实情况要比这组数字严重得多。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大陆初版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一九八九年二月，北京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签名事件。——这就是由北岛、邵燕祥、牛汉、老木、吴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张洁、吴祖湘、汤一介、乐黛云、张岱年、黄子平、陈平原、严文井、刘东、冯亦代、萧乾、苏晓康、金观涛、刘青峰、李泽厚、庞朴、朱伟、王焱、包遵信、田壮壮、王克、高皋、苏绍智、王若水、陈军等三十三人共同署名的致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公开信”全文是：“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公开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人，绝大多数是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这种以写“公开信”征求签名并向共产党大胆表示异见的方式，出现在声隆名重的重量级的知识分子群中，对中国大陆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觉醒，也显示了他们开始尝试用一种联合和谏言的形式向中共的专制政权进行抗争。
——陈力 芦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