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中国何时能开办耶稣学院?

11月1日这一天,我们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两件对比性很强的事件。一件发生在东八区的中国北京,另一件发生在东十二区的新西兰。发生在新西兰的事件是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仪式并发表讲话,发生在北京的事件是北京守望教会的一千名基督徒因受当局驱赶、逼迫,不得不在海淀公园门口的漫天大雪中露天敬拜耶稣基督。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新西兰能把孔子迎进自己的国家,而作为儒教世界的中国却把耶稣基督的信徒赶得无处礼拜!

守望教会所遭遇的还是轻度迫害,9月13日发生在山西临汾的“敌基督”行径则严重得多。是日凌晨3点,地方当局出动400余名警察和便装打手,突袭教会集体宿舍里的基督徒,百余信徒被打伤,甚至被当场打昏。当局同时出动推土机和挖掘机,捣毁几十间建筑物,汽车、冰箱、厨房餐具被砸,树木花草被毁,圣经、衣服、手机、金钱、电视机被抢走。

基督教世界对待孔子与儒教世界对待耶稣的态度和政策差别也太大了,太不对等了。数日前的10月29日,基督教世界的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儒教创始人孔子诞辰2560周年。可是反观儒教的故乡中国,长期以来,耶稣的诞辰日(圣诞节)却是官方挖空心思挤压、打压的对象。

普通中国人为西方认可孔子而感到自豪,那么中国政府可曾想过,西方人对你们排斥耶稣、迫害耶稣信徒的做法有何观感?李克强先生在上述仪式的致辞中说,孔子学院的成立是联结中国和新西兰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那么中国官方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却千万百计地迫害耶稣的教会(基督教的理念认为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是不是属于自毁桥梁之举?

愚昧无知的中国官方如此排斥耶稣、排斥基督教的劲头看起来很是“有志气”的;就像当年的乾隆皇帝,我中国什么都不缺,包括耶稣和基督教。可是我觉得你们还不够“有志气”。如果足够“有志气”,你们就索性把公元纪年法和元旦节也排斥掉;因为公元纪年法为的是纪念耶稣的出生,而元旦的确立则是为了纪念耶稣出生(圣诞节)一周后接受割礼的日子。

如果说中国要追赶美国的软实力,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向美国对其他文明(包括孔子文明)的开放胸襟学习?官方号称在全球开设了一二百家孔子学院,这能说明自己文明吗?我看不能。什么时候中国政府能请来罗马教皇或美国副总统来出席中国大学里圣母学院或耶稣学院的成立仪式并发表讲话,那才叫真文明。
 
                                    2009-11-2 北京

金雁 刘苏里:东欧共产主义及其殉难者

对话人_刘苏里金雁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1977-1981年就读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1982年任教于陕西师大,1994年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兼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2006年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是中国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具有领衔地位的专家。她的专业研究始终以中国问题的思考为坐标,使得她成为大陆少有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道路》(1996年),《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再认识(合著,1996年),《新饿乡纪程》(1998年),《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1999年),《火凤凰与猫头鹰》(1999年),《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合著,2001),《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思想变迁》(2004)等

有些人即使在他的祖国一时被忘记了,但只要他为人类精神品种的提高做出过卓越贡献,就总有人记得他、怀念他,向他表示敬意,匈牙利人纳吉,南斯拉夫人吉拉斯,就是这样的先知和圣人。在人类为追求政治的古典性舍生取义的纪念碑上,将永久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米洛万·吉拉斯,南共创始人之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人,南联邦国民议会主席,联邦副总统。最重要的,他还是一名作家,南共最重要的理论家。很长一段时间,他与铁托、卡德尔并称南斯拉夫三巨头,是南共夺取、巩固政权,国家建设卓越的领袖之一。纳吉·伊姆雷,匈牙利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官员,匈共政治局委员,官至匈牙利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苏联人内定的匈共总书记。最重要的,他也是一名作家,匈共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纳吉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勇敢但当起重组国家政权,重建匈牙利共产党的重任,成为事件过程中,匈牙利人民心目中、也是实际上的第一国家领导人。匈牙利人民反抗暴政的起义失败后,纳吉遭逮捕,受到苏联人指使的审判,最后被处以极刑。他的死,与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之死,其格式和性质别无二致。他本来不但可以拯救自己的生命,—只需表态支持背叛者卡达尔政权,且继续享有高官厚禄之待遇,换言之,他的“前途”乃至生命,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像苏格拉底一样,义无反顾地放下了,他用一人之生命,抚慰蒙受耻辱的匈牙利人民的心灵,让极权者永远背上无法偿清的沉重债务。在最后一次法庭审判上,他留下自己的政治遗言:“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原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在血光中,他完成了华丽转身,标出了政治道德的刻度,彰显了人类处理自己事务应该依据善的原则的千古意义和价值。

吉拉斯是另一类型的沉思者和反抗者。作为南共第二号人物,他在南共夺取政权的第八年(1953),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并因此坐牢。此后他的生活轨迹是:出狱便被软禁,软禁后便是坐牢,直到1968年因发表谴责苏联入侵布拉格言论,被吊销护照,被迫流亡西方为止。铁托1980年去世,6年后他才得以返回故国,直到这一年,被翻译成六十多种文字的《新阶级》才在自己的国家公开出版。比起纳吉,吉拉斯有幸长寿,因而看到了他终生反对的极权政治的失败,也因此成就了许多部著作的问世。他的《铁托内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谈话》,以及最后的著作《不完美的社会》,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有意思的是,吉拉斯的代表性作品,除《不完美的社会》,在中国大陆都有译本,当然,无一例外是“内部发行”。其中《新阶级》出版于1963年,81年匪夷所思地被重印。它对几代人的影响,不亚于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奥威尔的《1984》。相比之下,纳吉最重要的著述没有中译简体字本,惟一可找到的中文作品,是56年匈牙利事件前夕写作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也是“内部发行”。这是纳吉与极权制度决裂前的作品,与吉拉斯比起来,有着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但它到底是我们能够见到的,从极权体制内部对极权体制进行反思的最早作品之一,因而珍贵。

纳吉和吉拉斯,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思想家,他们所思所为,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东欧国家,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我们寻找他们思想脉络,追忆他们殉难轨迹的时候,无法绕开东欧这片土地,尤其是二战后东欧各国的不幸遭际。他们是那片土地养育出的先知,是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儿子。对纳吉和吉拉斯的解读,同时一定也是对东欧的解读。所以,此篇对话,用大量篇幅重温有关战后东欧的历史,其政治、经济、文化所以如斯的重大背景。今天,我们请到金雁教授,带着我们沿着东欧的土地、河流,探寻这片土地产生纳吉、吉拉斯的内在原因,重温他们的殉难故事。有请金雁教授。

刘苏里:现在看来,纳吉的观点确实非常一般了,为什么他的书还非常有价值?还有吉拉斯的《新阶级》。我同意您刚才的说法,社会主义阵营理论素养较高的政治家当中,至今没有超过他们反思深度的。

金雁:纳吉真正的东西没有展开,只写了提纲,国内现有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书中的东西还没有突破体制,基本上属于一种改革派思想,真正有价值是他想写的《苏共20大的作用和意义》、《匈牙利悲剧的典型性》、《我们起义斗争经验的国际意义》这些文章和传记作品《风雨时代》,可惜都没完成。

刘苏里: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因为反抗苏联的入侵,被绞死了,成为努力使匈牙利从一种体制变成另一种体制的牺牲者。一个五十年代中期就被关在监狱里,不断坐牢,——吉拉斯一半时间坐监狱,一半时间被软禁。但是,这两个人物,从50年代初直到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树起了两个标杆。

金雁:在那的时候,很多人往往认为他们的思想有一些“超前”。其实我个人看,纳吉的思想并不超前,纳吉最后的行动是让苏联人逼出来的,但是他的勇气的确令人敬佩,以及洛松齐、西拉吉、毛莱泰他们这一批人的勇气可嘉,可见纳吉的感召力非同一般。纳吉的现实意义要高于理论意义。就思想性来说,纳吉的东西没有超出现在的改革,纳吉死得要比布哈林壮烈伟大得多,他本来只要承认卡达尔政府、承认对10月23日事件的定性是“暴乱”就可以免于一死,但是他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他要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真实的遗产,所以我最佩服纳吉,他如果退缩,向卡达尔一样,就可以保住个人权势和生命,但是他选择了英勇赴死。

刘苏里:两个人都可以称为新生政权的创始人,或者“国父”。纳吉当时地位虽然没吉拉斯那么高,但他第二轮便被推上最重要的位置上了。

金雁:当时赫鲁晓夫在“后斯大林时代”需要找一个稍微温和的人物,纳吉比较符合条件,与拉伊科、哥穆尔卡这些“本土派”不同,纳吉与拉科西一样是“讲俄语的”人,是一个典型的“莫斯科派”,但又不是犹太人出身,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匈牙利“莫斯科派”当中的任何人。纳吉是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共产党并加入苏俄红军的,移居苏联长十几年。也许是那个自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拉科西紧跟苏联太过头了,完全不顾匈牙利国情和民族尊严,在国内缺乏号召力,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指定由副总理纳吉担任总理的职务。

刘苏里:我很希望你给读者谈谈东欧国家建立和实践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让我们对这两位杰出人物所处环境有一个基本概念。

金雁:第一,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整个东欧除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都是由苏联红军“解放”的。美国巴顿的第八军团打到距离布拉格40公里时掉头南下,交给东边来的苏军解决东欧德军。具体到匈牙利它更没有选择的余地,匈牙利在二战期间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想通过德国的帮助夺回《特里亚农条约》失去的土地和人口,1944年9月由苏军乌克兰三个方面军攻入,并在战后驻扎在匈牙利。第二,这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强于共产党,左翼社民党的本土资源深厚。比如匈牙利,工人运动有它的独特性,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得多,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础,1873年建党,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鼓舞下于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会民主党晚了40多年,1919年在库恩·贝拉领导下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社民党和共产党曾一度合并,5个月后政权被颠覆,两党分裂。1924年共产党在维也纳重建,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扶持霍尔蒂的“箭十字党”执政,共产党的活动十分困难,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掌握社会力量的大多数,需要联合各民主爱国力量,于是共产党提议与其他一些反法西斯党派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由在国内民主派当中人脉颇望的工人领袖拉伊科·拉斯洛担任“匈阵”总书记,后来在“匈阵”的基础上成立临时国民大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刘苏里:但战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莫斯科派”下山摘桃子,并在国内展开了残酷的清洗运动。

金雁:1948年6月在日丹诺夫的提议下共产党兼并社民党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由于是不平等的“吞食”,遭到社会党内部分人员抵制,很多人退党。此后“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团独揽大权,他按照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在党内排除异己,清洗“本土派”与兼并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1948年匈牙利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党内的“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罪名逮捕入狱,矛头指向国内在坚持游击战或被霍尔蒂政权监禁的“本土派”,在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当其冲,另有19万人被清除出党,1949年结束党派竞选,其他党派消亡,形成一党制。

刘苏里:这跟冷战的大背景有很大关系。此前斯大林是极力推销他的“联合政府”的,并且不断强调,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止一条。

金雁: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奉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前往,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作为对策,9月在斯大林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各国代表,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在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着眼于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质疑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政策,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断参加会议,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他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强硬立场和遥控指挥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形成,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

刘苏里:“风云突变”,铁幕苏东这边儿,斯大林连续发飙,一发不可收拾。

金雁: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导致他们停止已经开始的“自己发展道路”过程而被迫转向。因在情报局成立过程中苏联看到了东欧共产党的离心力,首先决定拿南斯拉夫开刀杀一儆百,指责“铁托集团”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是为了与“苏联相抗衡的”,接下来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堕落到出卖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要予以清算。其次,中断从1944年开始的也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发展道路,认为这种制度是“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违背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提出的无视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论”,必须立即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向东欧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也必须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内部不允许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不存在联合阵线的“大左翼”,并命令各共产党在1948年上半年快速完成兼并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尽快清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刘苏里:斯大林的日丹诺夫如此生猛,是不是还钻了东欧国家战前、战后一直存在“本土派”与“莫斯科派”内斗的空子?

金雁: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一直就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靠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来“本土派”就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作法就很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拉大旗作虎皮,惟苏联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鹦鹉学舌而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端反感。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样便为那些依仗苏联权势拿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派”在本国耀武扬威地打击“本土派”提供了有力武器。

刘苏里:什么事都有个源头。你看匈牙利,苏军占领它的东部很大一块地方以后,很长时间,发展的党员也不过12000人。

金雁:整个在二战期间,匈共只有不到2000人,参加活动的只有300—400人。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匈共也随之宣告解体,一部分人以“和平党”的旗号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另一部分人跑到苏联组建了国外中央委员会,1944年在反法西斯战线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与国内并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党再度合作,由于双方价值立场相近,又有国内抗战的共同经历,两者关系比较密切,于1945年成立了两党联络委员会。而跑到苏联去的拉科西等人随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合并,“莫斯科派”因为有苏联人作后盾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拉科西·马加什出任匈共中央总书记。

刘苏里:这些东欧小国历史上总是夹在不同的帝国中间,深受其害,好不容易熬到战后,却又遇上苏俄帝国,更是凶神恶煞,令人气短!

金雁:采取哪种社会模式根本就由不得本国人民的选择,1947年波兰当时就是否要搞社会主义进行过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哥穆尔卡也说:共产党在1945年以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波兰不能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1948年强制推行的“莫洛托夫计划”根本就不顾及东欧国家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探索。正如亚当·沙夫所说:“很清楚,当时波兰根本不要这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后来波兰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不受欢迎的革命,况且这一革命来自对波兰进行了150年瓜分和奴役的国家”。我们“已经有了错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明证”。波兰人都知道著名的兰普遗言是: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历史上的亡国之痛,苏联强加给他们的斯大林模式这一历史积怨一直沉淀在民族意识深层。二战中匈牙利是围绕着德国转,绑在德国的战车上,二战结束又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具体到匈牙利还有一点,就是拉科西“奴才”当得太好,做得太过分了。

刘苏里:好象那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拉科西最扯淡了。

金雁:拉科西死后为什么被刨坟扬尸?就连赫鲁晓夫都对拉科西说,你要是敢回匈牙利,那里的老百姓会把你吊死,匈牙利人恨透了拉科西。

刘苏里: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东欧国家战后的历史,它的基本格局实际上是由冷战这个格局决定的?

金雁:应该说在二战时期已经决定了,二战时期斯大林想把这种与盟国之间的关系维持下来,盟国承认苏联有权获得“解放”国家的政治保护权,丘吉尔也明确与苏联达成了在东欧的“利益百分比”,因此初期斯大林不希望整个东欧国家完全跟苏联一样,这样他有一个缓冲地和制度过渡地带,但是因为冷战导致,对抗明朗化,“缓冲地”的长久维持就不可能了,西边的吸引力太大了。

比如东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发展最好的一个,人均GDP只有西德的1/4,职工收入只有西德1/3,劳动率仅为西德30%,进出口贸易是西德1/10,科技水平落后西德20年。有时想想这个柏林墙挺好笑,柏林墙里有1600万东德人,350万人跑掉了。赫鲁晓夫对东德的领导人乌布利希说,看样子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如果不在封闭的环境中,我们的较量总是处以下风。所以准备了485吨带刺的铁丝网。隔离功能发挥效率,但仍有人时冒死逃离,1961-1980年又跑了17·7万人。人们在问,为什么建墙的是东部不是西部,人们在问,凭一道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7年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讲话说:“戈尔巴乔夫先生,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请打开这道门,请撕开这堵墙!”1989年匈牙利签署了联合国难民协定,大量的东德人取道匈牙利逃往西德,到10月已经有3万人出走,后来终于有了1989年11月9日勃兰登堡门上的狂欢。

刘苏里: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好像就是你说的这个场景。

金雁: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你没有竞争力。你原来所说的那些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无论从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要优越等等,这一切都是虚的。原来说战争环境下没时间搞建设,现在和平条件下搞建设仍然不行,搞党内斗争很在行,和平年代还一茬一茬地杀人,到处建集中营。沙皇在1826年-1903年处决政治犯不到900人,苏联建国70多年因政治问题处决了350万人,哪边好哪边坏老百姓自己会分辨。

刘苏里:说穿了,夺权、掌权——权力是第一位的,是命根子。其它都不重要,因而都是假的。

金雁:是的。在权力、意识形态、所有制这三个基本环节的排位中,权力是第一位的,是最不能放弃的,而且国家强大与人民自由并不是正比,经常是国家越强大,人民的依附性就越强,东欧人说,过去政府总是对我们说,国家的强大是我们根除不幸的保证,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必须要忍受现在的苦难,可是国家强大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感觉到在强大的国家政权下人们遭受着比过去更大的不幸。

刘苏里:我听你说过理解东欧的“三把钥匙”?

金雁:曾经有人说解开东欧现代史三有把钥匙,第一把整个东欧国家一样的,就是指1947—48年,可以叫做“风云突变的1947年”,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形成,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第三把是1989年,这些东欧国家也基本上相同了。至于中间的一把,各东欧国家不一样,波兰是1980年,匈牙利是1956年,捷克是1968年,反抗体制的运动此起彼伏。

刘苏里:从纳吉和吉拉斯这两个人入手,打开了一个尘封了很久,很多人甚至忘却了的制度的鬼门关。此外,人们并不真的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在我们国家80年代初之后,没有认真反思这件事情,更没有批判。

金雁:解了东欧国家,我对中国真的有点悲观。为什么说吉拉斯、纳吉是先知先觉呢?他们在冷战年代就已经有了与体制决裂的决心,这就很了不起。与“持不同政见”运动不同,那是在70年代,中间已经经过了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以及赫尔辛基协议后的国际压力,所以说吉拉斯和纳吉这两个人的现实意义高就高在这里。

刘苏里:我完全赞成你给他们“先知”的定性。

这里还有个问题,我希望你展开说的,东欧知识界和它党内的改革力量是不是有种互动?

金雁:有的国家是这样的,比如匈牙利,纳吉几次下台身边都环绕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号称“纳吉集团”。他个人的道德感召力以及“六月政策”中要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取消农产品流通限制,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加强法制建设,设立检察院,审理违法案件,这些政策都很得民心。“六月政策”的拥护者在纳吉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大家对他是双重认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认同,第二是政治认同,而且这种认同绝对是“铁杆”的。像裴多菲俱乐部也是知识界与党内民主派联合行动。

刘苏里:除了知识界和官方改革派的这种互动外,民众与政权的沟通,知识界好像也起到桥梁作用。就是民众通过知识界既可以在政权的层面上反应他们的诉求和一些情绪,反过来讲,执政党在几十年之内没有那么干净、彻底,毫不留情地扫除知识界任何可能的异见,甚至某种敌意,使得政权觉得,与人民如果达成某种妥协、和解,也要通过这样一个中介才能完成。

金雁:还有一点你可以看见,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互动关系,像库龙、米齐尼克这些人对波兰团结工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团结工会的“智囊”。有了这个“智囊”的存在,就使团结工会的水平和眼界拔高了一个层次。因为大的政治变革当中,产业工人和知识界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力量集中在这个平台上,包括捷克的公民论坛,也是一个大平台,各个小圈子、小团体,什么独立作家笔会、马萨里克协会等等不同思想的组成,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底线”联合而串联起来,不会出现一个社会一旦爆发危机时,要么哗众取宠激进得要命,要么理性的声音根本出不来,只顾一时一事,不考虑长远。匈牙利虽然已经做了一些,但大潮涌起的时候仍有鱼龙混杂的现象出现,苏联才有借口镇压纳吉。1989年的时候东欧就做得很好,很多国家都避免了1956年匈牙利的状况,所谓“天鹅绒革命”就是一种和平过渡。1989年东欧应该是一个奇迹,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刘苏里:苏联解体也是一个奇迹,基本没有流血,非常和平。

金雁:他们的社会基础一直比我们多元,即便是共产党掌权也没有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可能这么彻底。波兰的一个特例就是教会的深入人心,在波兰,教会的合法性高于一切世俗政权,教会在所有人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民族的“魂魄”,就是一个民族的替换词,民族存亡的时候,只要教会存在民族就有希望。怎么能拿掉教会呢?任何政权拿掉了教会还有什么合法性?统一工人党也不可能撼动教会的,宗教给人的超越精神超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即便是在经济转轨的这20年里,教会也是斡旋左右两派平稳交权的背后“推手”。

刘苏里:有一个更强的,更超越的力量在支撑着社会、人心。

金雁:这样一种牺牲精神是超越了世俗的此岸世界的,中国人没有宗教,而且中国人一旦断了饭碗、断了升官发财之路,就会像丧家之犬一样,大多数人只能投靠,当然也有有骨气的、叫人打心眼里敬佩的人,但在整个民族中所占的比例太低了。波兰人的勇气第一来自宗教传统,第二来自团结工会的组织有序,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让这些工人领袖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坐牢。团结工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转轨有了新的认识,团结工会刚开始只是要求政治体制变革,根本对经济转轨没有感觉,因为工会力量的强大是附着在大企业身上的,如果大企业私有化了就没有工会存在的意义了。被抓进去那些一线工人领袖,他们家属要吃饭,团结工会就自己开办一些地下黑工厂来救济坐牢人员的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团结工会的人发现小打小闹的地下生意也不赔钱。所以就使得那些进到牢里的一线工人领袖无比坚定地“愿把这牢底坐穿”,少有卖身求荣叛变的。波兰第一点宗教传统,使得坐牢的人认为,我付出的这个理想比你那个正义、崇高,道德正义感一直就比旧体制的“气场”强大得多,所以殉难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第二,我的身家老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他们不会流落街头的,不会遭人歧视。所以团结工会,一线、二线、三线前赴后继,第一线进到牢里面的话,第二线马上就出来了,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刘苏里:所以才会产生纳吉、吉拉斯这样的代表人物。宁可牺牲,也不屈膝。

金雁:尤其是纳吉,他本来有另外的选择,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死,在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中他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遗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刘苏里:殉难者的精神尺度,应该还有别的来由,比如??

金雁:纳吉我觉思想上主要是受布哈林的影响很大。你看“六月政策”,很多东西跟布哈林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性,但纳吉比布哈林对体制看得透彻,布哈林不算殉难者,基本上没有走出列宁主义的范畴,被一些人称之为“跪着造反”。纳吉也看到在这之前拉科西做的这些紧靠苏联的事情,遭到了整个匈牙利人民的唾弃。他们认为苏联人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斯大林主义的,这种与本民族发展不相符合的本来就是“异质”的东西,匈牙利整个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现实摆在这里。他很早的时候就说过,集体化你要搞下去就是个灾难。

这跟他在苏联呆了14年有关,与拉科西紧跟苏联体制相反的是,他把苏联体制的弊病看得很清楚。“这条路对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过、真诚地希望过、真诚地犯过错误和真实地想要挽救这个制度的人来说,更是痛苦和充满矛盾”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跟吉拉斯相象的是理论上他有一套东西,他是非常理智的坚定的,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吉拉斯的理论性要更强一些,也走得更远一点,吉拉斯一套的理论推理下去,一步步从列宁主义推到马克思主义,发现这个体系当中有多少个这样的毛病。吉拉斯的反思最彻底,尤其是他是在冷战时代早期,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已经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虽然当时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中走出来,最后一直到12年后的《不完美的社会》才明确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成为持不同政见的先驱,他撰写的《新阶级》33年后才在南斯拉夫出版,可见他的前瞻性。

刘苏里:这是一个怎样的高度啊。在一个铁桶般,或橡皮囊般的环境中,机器人和货币人的精神只有低度,哪儿有高度?!

金雁:达到这个高度的没有。只有体制外的,体制内的没有。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权力淘汰机制,—越往高层善良的人越少,整个社会都被控制动员起来,使人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的作战,在高压之下的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一旦松动就会出现大批的质疑者和反对者,会突发一种“羊赶下坡狼”的局面。一个就是它的善良淘汰机制,就是所有有点人道主义的、心慈手软的、所以有点良心的在党内激烈残酷的斗争当中,都早就出局了,我记得当时挑选捷尔任斯基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列宁说“要求有一双绝对干净的手去干这个不干净的工作”,可见布尔什维克党内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干净”的工作。这个制度里很难产生思想家,因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必须第一部先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社会抬高了侏儒,毁掉了伟大人物。这么残酷的政治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还要具有理论素养,条件的确很苛刻,其实想一想,有时不需要太深刻的东西,有勇气把真话讲出来就足够了,勇气本身就是一种象征。

刘苏里:让我们向先知和殉难者们致敬!金雁,也向你致敬。你今天谈的真好,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谢谢你!

景凯旋:柏林墙为何一夜倒塌

在推倒柏林墙前几个月,已经有数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边境被剪开的铁丝网逃往奥地利。许多家庭还带来了两三辆小汽车,如果丢失一辆就可以马上用另一辆。东德人在追求什么呢?看似戒备森严、东德人历尽千辛万苦也未必能顺利翻越的柏林墙,又为什么却在一夜之间倒塌?

1990年,德国人民在庆祝统一后的第一个新年。翻越柏林墙

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国内报道多归因于计划经济的落后与民族认同的感情方面。这样说自然也没有什么错。但问题在于,第一,为什么不是由东德统一,而是由西德统一?第二,当时的东德是前苏联阵营中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在推倒柏林墙前几个月,已经有数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边境被剪开的铁丝网逃往奥地利。许多家庭还带来了两三辆小汽车,如果丢失一辆就可以马上用另一辆。

那么东德人在追求什么呢?

他们追求的是自由选择。二十年前的11月9日,约有7万名东德人参与了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示威活动。它是那一年一系列民主运动的高潮,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相继发生变革。在东德莱比锡的大游行中,人们为了防备流血镇压,让孩子呆在家里,自己走上街头,不断地高喊“我们才是人民”和“自由”的口号,而压制自由的象征——柏林墙也在这一天被示威游行的群众推倒,士兵们站在一边看着,柏林墙两边的人们哭泣着拥抱在一起。今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这些群众中,并成为最早踏上西柏林土地的东德人之一。第二年,分裂的德国统一了。

自从1961年柏林墙建起之后,这座水泥墙就将东西德分割开来。建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东德人逃往西德,寻求他们所想要追求的幸福。这堵墙横在欧洲的心脏,在欧洲人心中成为一个巨大的创痛,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发表著名演讲,他称柏林墙是“世界上第一堵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的百姓的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东西欧洲从此被人为隔绝,东欧人包括东德人在内,在苏联帝国的控制下,生活在另一种体制里,完全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许多东德人仅仅因为父母的宗教或政治原因,失去求学的权利,甚至不能去东欧国家旅游。许多人被迫成为秘密线人,监视和告发自己的邻居甚至亲人。

翻越柏林墙从此也成为争取自由的象征。几十年来,不断有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此墙,逃往西柏林,有的人直接开车撞破水泥墙,有的人挖了上百米长的地道,还有的人跳楼、游泳,藏在西德游客的汽车后座厢里,甚至还有人自制出一艘潜水艇,潜到西柏林。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两家人秘密造了一个气球,带着孩子,升上高空,当他们飞过柏林墙降落在西边时,因为不知是否成功,在里面呆了一天一夜,不敢出来,直到西德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据统计,在这场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共有5000多人逃离成功,3000多人被捕,239人被枪杀。

谁掏空了“墙基”

德国统一以后,产生了许多反映东西德分裂的电影,如《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等,这些影片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切入,但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自由的主题。这些电影常让我回到二十年前,引起回忆与思考。当年,当听到柏林墙倒塌的消息时,我内心充满了激动。

对于东德人当年推倒柏林墙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那时候,我已经在大学任职几年,业余时间便翻译昆德拉的作品。此前,我只读到过前苏联的一些文学作品,对东欧的文学不是十分了解,但第一次读到昆德拉的小说,我就被其中描写的人生处境打动了。《玩笑》中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开了一句政治玩笑,结果被他的女友告发,被发配到劳动营改造。记得小时候也曾因为开玩笑,将学生下乡劳动说成是“劳改”,为此还在全班作了检讨,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所以读到这一情节时,我特别感到一种“家族的相似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那种压制人性的社会。

在我所翻译的三部昆德位作品中,《为了告别的聚会》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一年出版的。其间还翻译了一部奥维尔的《动物农庄》,发表在上海的《小说界》上。《玩笑》与《生活在别处》则是在90年代初得以出版。此时,整个东欧已经转型,人们用和平的方式选择了自己所想要的生活方式。

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他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还要开口说话,因为一个玩笑就获罪,就被关进监狱,这样的制度是不符合基本人性的。由于人与人之间不敢说真话,互相提防、猜忌甚至背叛,整个社会丧失了生机和创造力,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应付来自权力的压制,社会必然会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在我看来,前苏联、东欧制度的失败,不是由于冷战,也不是由于军费竞赛失败,而是由于统治者高踞于人民头上,将全部财富都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罔顾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福祉,尤其是人们的基本权利。最终,生活本身的要求注定要战胜那种强制实行的乌托邦构想。

推墙的“代价”

美国华盛顿韩战纪念墓上刻着这样的字样:“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的确如此。在今天统一的德国,有无自由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但自由却需要代价,对此我的理解是:一,自由的获取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二,自由有时还会给人带来困窘。由于面临完全的社会转型,东欧国家包括前东德地区,不可能人人都能得到益处。东欧的转型,除了那些失去特权的人认为过去更幸福外,许多普通民众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

从计划经济突然转到市场经济,开始时就造成了经济的滑波,失业人数增加。因为东欧国家走的不是所谓的“渐进”道路,而是“一夜剧变”,它的变革虽然保证了起点公正和高福利政策,却也造成了劳动力成本抬高,经济效益较低;或者说,在效益与公平之间,东欧国家首先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对他们来说,国家之上是人,任何改革都不能让弱势群体做出牺牲,国富民穷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对于目前关于许多前东德人不满意现状的报道,我一直表示怀疑。如果一个富人到东欧旅游,他会得出别人不如自己的结论;但如果一个穷人到那里去旅游(假如他有这个机会的话),他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正如东欧问题专家金雁所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民主化,而是原来的执政者忽然羡慕起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来了,他们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来‘招商引资’,不搞什么高福利和1:1马克兑换,更不搞西方式的自主工会,而是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和随意圈地的优势,以铁腕手段‘减员增效’——如果是这样,西边的制造业资本不一窝蜂地涌进来才怪呢!土耳其人、巴尔干人也都不用雇了,东德的‘农民工’比谁不好使唤?如果是那样的话,东德没准早发生‘奇迹’了,制造业大爆发,廉价产品充斥西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德累斯顿也会多出十倍的烟囱,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多出许多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尖顶!——只是,如果这样干,如今的东德人会更加满意吗?”

事实上,东欧国家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自由与面包的两难问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大量关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糟糕的报道,现在这种报道很少有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体制改革后,东欧国家已经度过最艰难的时期,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观。其中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的发展势头也不错。至少在这些国家,由于保证了改革的基本公正,尤其是对权力的限制,没有发生那么多的贪腐和群体事件。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活力,而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个人的自由,东欧国家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他们现在还有多少困难,大概很少有人希望再回到柏林墙倒塌以前的时代。

姜维平:昆明立法保护媒体采访权是良好开端

据云南媒体报道,10月30日,昆明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条例明确规定“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此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它标志着昆明市试图用法律的形式保护媒体的采访权和记者人身安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当予充分肯定,它可能是中国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的一个信号。

虽然,它并非《新闻法》,仅仅是一个地方性规定,但作为在一党执政下的一个边远省份的云南,能通过人大,出台这样一个文本,实属不易。该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有权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本条例规定,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重要的是“本条例规定”中,包括了制约“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行为。

据报道,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认为,修改后的《条例(草案)》,特别在新闻媒体监督条款上,增加了“有权”两字,进一步确立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昆明市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新闻改革与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值得称道的“破冰之举”。这一观点,我颇为赞同。

大家知道,新闻舆论监督,在中国走过的道路何其坎坷艰难,早在1979年,现《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就提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并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但其远见卓识并不被政府所接受。就官方来说,中国于1984年才正式启动新闻法的制定工作。邓小平1989年3月曾指出:“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邓小平文选》第3卷286页)但由于“六四事件”使中共看到新闻自由对其一党执政的危害性,所以制定《新闻法》的梦想成了泡影,反倒冒出了荒唐的所谓“舆论导向”的怪论,以至近年来抓捕记者,殴打记者的情况愈演愈烈,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在2008年世界媒体排行榜上,在170个国家中,中国列为倒数第6位。我认为,正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更需要新闻法规保证他们在得到温饱的同时,行使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愿望的天赋人权。我想,这就是云南省立法保护支持舆论监督,出台这样一个文本的大背景。显然,《新闻法》必须体现宪法原则,它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表述。中国现行的新闻体制和管理实现法治化,等待和陷入困局的时间已经太久了!虽然,表面看,国家的现代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全国各种法律法规已有9000种以上(其中全国人大制定的各种法律约400种;国务院制定的各种法规800多种;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8000多种)。但唯独缺少一部《新闻法》,这使各种法律法规中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众多条款,基本可以涵盖现有新闻传播活动中出现的各方面法律问题,都执行起来相当困难。由于没有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社会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官民冲突,警民对立的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我认为,制定《新闻法》是最好的切入点,非它不能解除社会发展的瓶颈。

目前中共面对一种痛苦的选择,或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新闻法》的制定和执行,解除党禁和报禁,成为与其它党派公平竟争的一员,或者被愤怒的民众所推翻,被彻底清算,永远的失去社会地位与附着其上的物质利益,何去何从,蒙头转向,徘徊犹豫,进退维谷,我想,这个地方法规,就是这种复杂矛盾心情的必然产物。

昆明市的举动绝非偶然,他和省政府的的决策有关。据新华网昆明2月9日报道,云南省政府及各部门承诺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他们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了这一规定。有新闻界人士表示,期待这条新规定能够促使更多地方官员对待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态度会变得开明。我认为,这表明它具有标志性,启发性和试探性。很可能北京高层有意选择在一个偏远地区小心翼翼地进行这一实验。因“八九民运”吓破了胆的执政党还显得信心和底气不足。

最近新一届云南省政府第一次常务会的举动耐人寻味,它提议讨论通过了修订的《政府工作规则》,其中规定:“省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据报道,云南省政府秘书长丁绍祥介绍,省政府办公厅建立了“每日要情报告制度”,重要的媒体监督内容将作为“要情”呈报给相关领导直至省长,通常省政府领导都会批示相关部门处理。不久前,云南还颁布了一项以省级政府部门和州市行政负责人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列为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当地媒体认为“这样的规定接连出台让新闻界感到振奋!”一名驻滇中央媒体负责人对此评论说,它们标志着云南省委、省政府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将走向更加开明,而媒体的舆论监督将更便于实行。但愿他们真正地走出了“躲猫猫事件”的阴影。

显然,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广东东莞市委宣传部颁发《专用记者证》的伪善做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在现有的社会政治框架中运作起来相当困难,因为“裁判员”和“运动员”是同一个人,政府在自己用条文监督自己,搞不好它也会成为一纸空文,但我认为,有法规总比没有要好,前进一小步也值得鼓励,下一步要看云南地方政府官员怎么做,而且要通过实践促进《新闻法》在全国范围内尽快颁布,但不论如何,动辄殴打驱赶新闻记者的情况该有所收敛了吧!

2009年11月1日于多伦多

艾  鸽:我奢望(诗歌)

 

我奢望真诚

清澈的是漂流的眼波

我游向那人寰的晕眩

可以安谧的是你的一个微笑

始终挂在轻的嘴角

当虚假成为时尚

请不要拒绝把你的心扉打开

让我无忌的躺卧

 

我奢望善良

好想与你共步层霄

搂住视觉总是云柔

不要再手携社会的皮鞭

来抽打葱葱佳气

一个没有博爱的灵魂

永远走不出偏狭

 

我奢望美丽

凭月光发现你的飘逸

溯空秉羽蛾颦醉沉

如同在荒野里觅到我的绿洲

你嫣然如梦寐

而我将在你的怀中

升起太阳下的地平线

 

我奢望爱情

如果最后的投影

是在贝壳上面的沙滩

能找到你的芳唇

那就让黄昏整个地沉没吧

有你的眸子闪烁

这世界永不孤寂

 

我奢望生活

但不是只把日子填满

打开阳台帘栊争卷

魂魄闪闪发光

金风玉露相间

纤手九奏有仙韵

人的尊严俯身可拾

 

我奢望自由

生命的锁匙就在我手上

惊尘世飘纷如零

我不要幻灭的赏赐

还我天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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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抽刀断水

文革前我才几岁,就跟父亲学会不少“海阔天空”“地久天长”“根深叶茂”之类的古代成语,也会摇头晃脑地背诵“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的唐诗。虽然不太明白这些词句所埋藏的深意,但是“自然永恒”的诗歌种子却在我的心里发芽——若干年后,我果然成为一个像美国的惠特曼那样,依赖自然,并歌颂自然的诗人。1980年代,我在长江中游安家,天天面对无尽的流水。那时候,还没有将长江拦腰截为两段的三峡大坝,我以为诗人的美梦可以持续到老。

后来有了六四屠杀,我作为反革命,被投入监狱。诗歌梦中断了,我开始像众多古代坐牢的先哲一样,重温历史。这才发觉,小时候跟父亲学会的、将我孵化成诗人的那套东西不可靠。难道老祖宗撒谎吗?不,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么一个怪物,他对人民说:人定胜天。于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全国几亿男女老幼都上山砍树,上房打麻雀,结果不到几个月,树没了,草也没了,中国的山都像囚犯,顶着清一色的大秃瓢。

跟着,水土大面积流失,长江的水由清变浊。再跟着,就是长达3年的大饥荒,中国人饿死3000多万。

自然不再永恒了,被毛泽东的话轻易改变了。

同一个政权,在毛泽东早已死去的今天,像改造大家的思想一样,再次改造自然。筑世界最大的水坝,让上千万人背井离乡。当我反复阅读生于以色列的英国摄影师拉达夫所记录的系列长江作品,泪水不仅夺眶而出。这个异国他乡的追梦客,大约和我一样,也曾经研读了不少中国古书,被这条世界五分之一的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曲折河流所吸引,甚至被萦绕其间的有关母亲或摇篮的歌谣所吸引,因此在3年中,他5次来中国,并自青海的长江头,一直走到上海的长江尾。可他遭遇了什么?一个改天换地的移民时代,一个篡改了全部古籍的社会主义末日图画——漩涡般的钢筋水泥,悬崖般的高架铁桥,掘地三尺的房地产开发。在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面前,大自然与每个渺小的中国人一样,被宰割,被强暴,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捏来捏去。或许由于习惯,由于遗传,人们还保留着过去生活的影子,比如在水边钓鱼、游泳、喝茶、打牌,甚至还可以暂时将打渔船停在桥墩子下。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将失去,最后连记忆也会被埋葬。其中的一张图片,是一远一近两座桥,象征近的记忆的桥已断,空漠的水面,淌着浓稠的血。而四周的矮山寸草不生。那种令人窒息的死寂,像月球,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人、自然、人所造就的野蛮的现代化,非得同归于尽不可吗?这个英国摄影师的命题就这样穿越时间,刺入我们的未来。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不可磨灭的部分。

从他的作品里,我还读出如此纯真的设问:新时代必须要摧毁旧时代?诞生婴儿就必须要杀掉老人?那人与自然、传统的脐带呢?即使在经历过圈地运动的英国,大都市也包含老掉牙的村庄啊。

谢谢他的提醒。谢谢他和我类似的怀旧情结。按藏传佛教的转世说法,他的前生也许就在中国,也许就在长江沿岸某个永远沉没的小山沟。

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于四川成都远郊

欧阳懿:重建家园或百战归来好读书

(2004年12月4日——2006年2月)

(一)

“欧阳懿,收拾东西!”高科技的监室铁门咔嚓作声。

是2004年12月4日晨6:15,天未明。

应该未到通常放人的时间,我慌乱中掳了《新旧约全书》、《历史研究》、《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田汉:爱国唯美的人生》和《走遍美国》等几本书,跟着“恶人谷”林副大队出了两道智能门。

特务刘彰奇在二道门旁的值班室等候,拿了我入狱前的那副眼镜来搭讪。我的近视猛增了300度,我顺手把它扔进垃圾里。

我被塞进一辆黑色轿车,林副大队和刘特务进了另一辆。出了第三道门,熹微的光里,他们和我在蜿蜒的小巷中穿行。

我不能猜测出阿珍和若宇在监狱门口怎样焦急地等候,便安静地躺在车里。

天光进来,看得见窗外雾霭沉重,车行驶在去遂宁的路上。

车上是遂宁方面派来的国保,见我并不理会,就说他们自己的话题,大约是特务刘彰奇自恃成都的优渥和警阶级别简慢了他们。

8时许,下遂宁高速路,林和刘特务回成都交差。因为观音乡属横山派出所辖制,9时许,国保和派出所对我办交接。两班人马都预备给我下马威:

“根据X条X款,定期报告情况,不得擅自离开辖区。”

“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欧阳懿,未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违法犯罪,相反,我在正当行使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时遭到某种势力及人员的非法侵害,被关押两年。告诉你们的上级,我保留我对此侵害适当时间的责任追究。因为我未违法犯罪,因为我被非法侵犯,所以,你们的X条X款并不适用于我,我绝不会向你们报告什么情况和离开!”

摆脱纠缠已过10时,因为不知道我被掳掠到遂宁,阿珍、若宇、许万平、黄晓敏、妹夫一家以及表妹们还在监狱大门口等候,另外还有不少网友、书友也在监狱附近等待消息,希望能够见面或聚会。我或者和我一样的人们为何不被通常时间和通常情形走出监狱大门而被黑灯瞎火中弄走呢?共产党们明白和担心:除了家人和老朋友外,监狱门口还会聚着迫切与欧阳懿认识从而与欧阳懿携手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们。

我赶车入城,和贤斌夫人陈明先、大哥孔杰见面,等候阿珍和若宇归来。晚上,阿珍母子回,与陈卫、小马哥、杨幺等遂宁的朋友们聚会。

换了早已预备的光鲜行头,第2日拜见岳父岳母。

第3日回老家见祖父母、父母、六位姑母及其他亲友。半道上得到许万平兄追赶至遂宁的电话,我只好劳累他到乡下。

第4日,阿珍催我回观音小学,说我出事后,学校的部分同事有不少理解、关照,须回谢致意。

国内国外友人的电话不断,我告诉大家:我将一如既往、更加有效地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宪政的实现事业。

两年来,阿珍是怎样艰难的支撑,我不难想象。但她更迫切和乐意让我知道的是两年来国内国际友人对我们一家的关注和支持,她的叙述,足以让我们自己和一切有正常情感的人泪流满面。我谋划着写一篇文章《别样的中国:面包、土豆、水》

(二)

回家了,阿珍母子住在学校门口一座随时可能坍塌的二层危房的一间房里。环顾不足20平米的空间,我计划着要重建家园。

大开门窗,让垃圾出去,
让阳光、空气进来。

儿子的小床和餐桌兼书桌靠外,中间以衣橱隔开。

面对我自己设计的简陋书架,我自神伤。雨水顺墙渗透两年,我视为宝贝的书籍几乎全部毁坏,生霉、粘连,再也无法翻阅。我不能怪阿珍,共产党侮辱斯文,莫过于此。尽管如此,书啊,我仍不能把你们请出门外。

蓬壁上自挂了数行字:

百战归来好读书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呼上帝的名,行主的道,从圣父及子及圣名中得神圣启示

“现在,就缺一台电脑了,只要有一台电脑,眼不瞎,手不断,我们就可以创造出幸福美好的家园!”我对着阿珍和若宇如是说。

捏着鼻子翻检那些残破的书籍,终于得到三本可以翻来重看,两本是有胡平先生题赠的《青年论坛》,上面有他的《论言论自由》和陈子明等先生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所以,2005年先生给我发来电子版《论言论自由》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多次拜读了他的大作,以及那书的来源。感觉他的记忆清晰,我却不愿意他有所展开。另一本是北大100年校庆丛书中的一本,主旨在追述和重启北大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红色政权的文化对自由主义的排斥用心和收功,使我们这一代人文化精神严重缺钙,能在此刻增补一次,欧阳懿有福了。

没有被损毁的杂志有好几本,(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编印的《台湾民主》(季刊)和《2005年中国人权观察报告》,可以一阅。它们大概是老英雄洪哲胜博士让邮寄的。

祖父无灾无病93岁,已是灯枯油尽的时候,但终于等到了我的出狱。我回观音几天,就得到他身体不好的报告,阿珍两次让我回去服侍,我就带着这样的三本书回去。祖父看似康健,白日里,他喜欢眯缝着眼看着我说话或听我说话,他困倦的时候,我就上柏树剔茬,或院子里劈柴。晚上,在昏暗的灯光里阅读,或者卧听竹叶、细雨敲打陶瓦。但祖母终于对祖父嚷嚷了起来:“老头子,你让孩子陪着你干啥,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做。”祖父羞涩起来,我又回观音去。

宿舍没有卫生间,入厕需要下楼转弯再转弯。某日上午,我抄了本闲书蹲在厕上悠哉乐哉,进厕来的某君说:“你们家罗老师急着到处找你呢!”我慌忙出厕,听得阿珍在楼上哭腔呼喊:“欧阳,你在哪里?”我飞快窜到她面前,她赶紧抓住我的手,惶恐无比:“我回家没见到你,找不到你,给你打电话没有人接,我以为你又被他们抓走了!”我忙不迭地安慰她没事,然后发现我没有带手机在身上,找了好一会儿,从被窝里找出了手机,上面有4、5个未接记录。我告诉阿珍,我今后再也不让电话离身了。阿珍,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这恐惧深入至此至极。

其实,岂只阿珍,我自己何不如此呢?2005年12月4日晨6时,铁门铿锵,“欧阳懿,收拾东西!”我翻身而起,阿珍问怎么了。我才发现自己从梦里出来,我出狱正当一年,一年前的一切,根植于意识深地。一次次的“欧阳懿,收拾东西!”的吼叫,意味着我随时被侵害,意味着我还深陷牢狱,意味着这牢狱就是这罪恶的共和国,意味着这共和国即恐惧。

我爱这人间,但这人间却成牢狱如地狱,地狱的尽头,即是天堂的开始。我去圣母堂,也去福音堂,牧师更多一份爱心和情谊,他送我一大一小两本《圣经》。他的意思是要我将大的放置案头,袖珍的可以时时揣在怀里。汤因比说:“宗教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情怀。”在开放的社会,宗教的普及意味着文明、美德的得胜;在恐惧如牢狱的国度,信仰意味着最后的希望和抚慰。我迷恋阅读,惟有持续不断的阅读,我心灵的城堡固若山岳,也因此,我心灵的城堡才能释放出足够的能量来对抗愚昧、奴役、恐怖,建造出阳光灿烂、花香四溢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家园。

(三)

我以两次成都出行的方式实现了2004年到2005年的跨越。

岁末的出行见了黄晓敏、小李、后土豆时代、张涛、瘦先生诸友,我们的网站从域名、IP,到原始资料几乎全部丧失,幸得张涛给我保留了《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未完成稿的内容。孙文兄呢,正在成都市图书馆学术厅的讲台上忙碌,匆忙中赠我一本发星工作室的《独立  零点》的诗刊。民间刊物和独立的出版、奖励基金,这种形式的出现,展现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果新道路,让人欢欣鼓舞。瘦先生送我一大堆碟片,有《出埃及记》、《勇敢的心》、《阿干正传》、《拯救大兵瑞恩》……

年初去成都,王怡先生和亚东先生、范美忠兄约了小马、小张、小许一众友人相见。府河水秀,阳光煦暖,茶香醉人。我和王怡兄弟、亚东先生谈话多一些,他们希望我能重回成都,生活在阳光下,和他们一道参与周钰樵先生的读书会,萧雪慧、陈墨、杨远宏等老师都在那边,足够我艳羡和心动。美忠曾给我们的网站作过两任斑竹,见面却是初次。美忠诚实博学而好辩,此刻与小张等从《呐喊》到《彷徨》、从《朝花夕拾》到《故事新编》激烈辩论。小马如当年初到成都的我,比较内向和羞涩,一旁观察和静听。后来写了篇当时的见闻给我,包括我手的微微战抖也入了眼。我将里面的人物用了代码并颠倒错乱,然后贴在一些论坛上,多年后我只在一个地方找到它,却无法打开。我爱小马,爱他的年轻和有热情却在沉静中包裹。后来他到遂宁来看我,我建议他去考研,去寻找到牢牢站在大学讲坛上的机会——因为我们的目标高远,更多人将困顿、跌倒在漫漫长路上,新生的接力力量却不在现有的人们当中。我告诉他,我将他那篇文章作一些技术处理的原因正在于此,我希望他走得更远更坚实有效。后来,我们再未见过面,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可好?均无从知晓。

这次出访收获颇多,包括获赠了王怡兄弟的大作《不服从的江湖》,以及《神舟》之类的碟片。更学会了自由门等翻墙技术,我有了更广泛快捷的信息通路,我的家园多么的宽广、丰富、美丽。

两次出访之间,我告诉阿珍,我要进城上网。我的计划是上午骑2小时自行车进城,4小时上网,下午2小时骑车回家。阿珍让若宇陪我一试,我们花了近4小时才到达城里,看那情况,再骑车回家,似不现实。

试用自由门翻墙的时候,阅读到一篇关于关注胡石根先生的文章,仔细中发现作者就是赵昕兄弟。因为小二哥陈卫的原因,我知道胡石根先生和赵昕兄弟。一度时间,因为少有人关注胡石根先生的命运,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尽可能多地提起他的名字,期盼着人们不要遗忘了他,现在有人提及他,教我怎么不激动呢?文章后有赵昕的电话号码,迫不及待打过去,从此有了联系和交往。

我继续在成都盘桓,传来了祖父去世的消息,奔丧的路上,得到赵公紫阳去世的不确切消息。其时,赵昕兄弟和张耀杰先生都筹划赠我一台电脑,我接受了赵昕兄弟的好意。祖父终归是善终和喜丧,数百亲友、乡邻浩浩荡荡地把他交到天国天父那里。

丧事结束,将祖母安顿妥帖,回观音乡把电脑和网络搞定。我对阿珍说:“土地有了,犁耙和锄头也具备了,剩下的只有耕耘和耕耘后的收获。”

春节后,阿珍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独立院落,尽管潮湿,到也宽敞。更喜人的是有一个院坝,院坝里有一株枝叶繁茂的白杨树,微风轻吹,沙拉沙拉响,让人欢喜,天气晴朗,我可以在下面看书,累了,假装内行,侍弄一下小花小草。将旧稿和狱中文稿发出去,读书、写作,日复一日。麻烦的是寒冬半夜里突然而至的国外的访谈,慌忙中示意阿珍给我披上被子应付,寒冷、激动一齐作怪,牙齿嘎嘣作响。害得对面的记者作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和刘晓波先生一样结巴的猜想和疑问。我说,大概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的人们突然遭遇到可以言说时的一种综合症。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失语成病。我至今害怕、羞涩和不习惯大庭广众下说话,我不知道这种病症护身有没有治疗的可能。

原计划暂时把眼前的纷扰搁置一边,先完成入狱前的写作计划。但转眼间,中国大陆写作者被抓捕和侵害的事件频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按耐不住愤怒,投身博弈,《狱后杂谈》(初拟题目为《入狱须知》)就是在那时写就的。

3月里再去成都,加入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完成了一个爱书成癖的乡下小孩子从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狱中作家到自由作家的身份转变。王怡、廖胡子、汪建辉和康正果搞了一套黑皮书,分别是《美德惊动了中央》、《中国冤案录》、《有没有》和《我的反动生涯》,惹动我编辑自己的《别样的中国》的心思。王怡兄弟家里堆满了一屋子黑皮书,我分得五套用来转赠他人。我将其中一套留在成都,其余的弄回家里。后来,听说王怡兄弟家的那些黑皮书被掳掠,袁亚娟说因为特务们跟踪我发现的,我无从知道是否如此。

月底带了三套黑皮书离川,先遵义,后贵阳,然后南宁、杭州。到遵义和孙光全逛西西弗书店,他买了萧军、萧红的文集给我路上消遣,晚上即被盯梢,第二日清早离开,再从他那里带了几本《国家地理》杂志启程。到贵阳不足半小时即被跟踪,姗姗来迟的黄艳明兄带我绕进《老子》专家老实葛实如暗黑的仓库里。暗光下,老实须发飘逸,高昂地朗诵他的人权文稿,并赠我和廖亦武他的《老子新解》。晚上住廖双元兄、吴玉琴姐家,翻阅他们民主墙时期的文稿和刊物,天明有莫建刚、徐国庆诸友相聚。数日,被一、二十条尾巴跟踪,时紧时松,贵阳的朋友方家华、杜和平、老陶、张重发、李任科、全林志等仅见半数。记得有一天被堵在胡同里无法脱身,干脆上到一位老干部家里,老人正盼着人来给他装破网软件呢。四近的风景点看过,风声渐紧,是该离开的时候。计划到湖南长沙拜会谢长发兄,但道路阻塞,改去南宁,临别得见曾林兄面。两条尾巴跟得很紧,到南宁才消失不见。

南宁与黎小龙兄、薛振标和网络总统东海一枭君晤面。盘桓了几日,北海湾、凭祥关勾留一圈。临别,老枭给我建议了去杭州、上海可见的一批朋友,小龙送我袖珍《日瓦戈医生》一套,以及电子版的《公民维权守则》。

因为搞不清杭州站在城东还是城西,老王王荣清和国保都被我弄得跑来跑去。下午5时许,我和老王到陈树庆家,单称峰、池建伟、邹巍等十余人先后过来,尽管王有才、祝正明、吴仪龙、毛国祥、朱虞夫等一大批志士入了监狱,杭州还是人才济济,令人欢喜。树庆以祝正明先生的大作《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赠我。我记得,这本书和他们编辑的《在野党》我在1998年有得到和阅读过。晚上宿老王女友家,计划第二日和老王骑自行车游西湖,再相机去富春江、温州,以及和其他朋友见面。第二日上午,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老王家被绑架,折腾了一天一夜,终归没有什么眉目,第三日空运回遂宁羁押13天。

历史文献告诉我,我的祖先是越王勾践的后代无疆的六世孙,因功分封杭州附近欧玉山北,以封地地名为姓氏。而勾践是有史籍姓氏谱牒可寻的大禹后裔,这片叫着华夏或者中华的土地,是我的当然家园,我在我祖先遗留给我的家园中游历或游学,竟然为人公然和任意绑架,这家园已经沦丧!沦丧到何等不堪的地步了!皇天,我有冤屈上达!后土,我要有恢复和重建我家园的义务心、责任心和必胜心。

(四)

4月13日,我在遂宁市行政拘留所里,得到父亲癌症晚期的消息,伤心中和阿珍商议治疗的方案,问阿珍能否想办法筹集资金、举债在城里买套房,让父亲在城里度过最后的日子。从拘留所出来,又得知贤斌母亲也患了癌症。探望了贤斌母亲又赶回保石,协助大姐服侍父亲。中途有湖南谢长发兄来访,执意对我有所帮助,最后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方便我既照顾父亲,又持续写作。唐元隽兄来信约稿,《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就是在这台电脑上完成的。后来,谢兄赠送的这台电脑陪我到工地,给我许多裨益。

送走贤斌母亲后,我再回保石服侍父亲。出狱以来,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信心十足地要振兴家园,给受累多年的家人一个补偿的交待。现在,父亲的气血被病魔吞噬着,生命的线段被压缩着,他已经没有时间来领受我将要给予的补偿和交待,我心境暗淡,无能为力,我在无比的伤痛中记念他的种种好:他是第一个走出家乡到城里去读书的人,大跃进的激进使他最终没有走多远就撞跌回家,但这已经足够让我以后也能够有机会继续他未走下去的路;他短暂的文革造反经历和尔后的迅速消沉,让我领会了爱国青年的青春和热情被亵渎后的伤痛的深沉,同时启示我独立思考后的韧性努力的意义;我的第一套课外书籍是他送的;我一本又一本的课外书籍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纵容才得购买的。当我从少年的迷糊中觉悟出要考大学读遍世间所有的书籍时,他竟然在我获奖的小本本上留下他美丽的字行给予盲目的鼓励:“懿儿,有志者事竟成。父字。”1991年我被关押,他在不停的醉酒中念叨我的冤屈我的好,害得一位宗族长辈大吼起来:“哭个鸡巴,他们敢判他死刑,老子找人去劫法场!”……

我家的人有长寿的历史,父亲却只活了短短的64岁,去世在他生日的那个凌晨。呆呆地、木木地处理后事,长歌兮当哭,托体山阿。

葬 父 高 山 上

[文革的冲击与我的入狱,摧垮了父亲的意志,醉酒是他唯一的慰藉,这慰藉是肝癌的原因。

父亲去世了,除三婶诉说父亲常独自爬上山坳哭泣之外,没有亲友说起我入狱后他的情形。

天低云暗雨冷,捧着您的骨灰,我们的脚步沉重、缓慢。父亲,政府的迫害达不到天国,您走好、走远。]

我们把父亲埋葬在高山之上,
群山从四面来环绕;
我们把父亲埋葬在高山之上,
左、右揽明镜般的碧潭;

我们把父亲埋葬在高山之上,
前后腹地开阔,可以种植青翠的松柏。
树木高大,枝叶茂盛,
即使我们走了很远,还能彼此相望,
相望不断绝啊。

我说我们后辈志趣高远,江湖险恶多磨难,
父亲您别忘了常来指点、训诫。
您说您早说过了读书人知行须合一啊,
高山险隘可以象平地一样穿越;
您说您早说过了知识分子知行须合一啊,
汪洋大海可以象平地一样穿越;
您说您早说过了我儿你为人要憨厚要多理性,
多么美妙的诱惑与多么机巧的陷阱都会自行消灭。

第三日,天光未开,朝雾正浓,
我们再给您的坟头添垒几把潮湿的泥土。
父亲,我们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了,
您可听得见呜呜咽咽的哭泣声?
那是您的姊妹在哀戚,
那是我们兄弟姐妹在哀戚,
那是若宇,您的孙子在哀戚。

父亲,我们走了,我们就要走了,
从此,两相阻隔,两相远离。
我们能够相见与祝福只是在梦里,
梦醒时候,犹疑着这相见与祝福或许是真实的相逢,
抬头看去,一轮半盏,是无声的秋月,
高挂乡村的树梢,或城市翘角的楼盘之上。

送走了父亲,我们把电脑搬进城里,和岳父他们挤在一起。父亲的去世,意味着我成为这一家四代人中最年长的男人,阿珍希望我有最好的名声,费尽心思筹划着安顿好祖母和母亲,要把她们全部弄进城供养。最后,在各种帮助下,略微举债买了阿珍弟弟的旧房子,等着祖母和母亲进门。父亲,祖母和母亲已经安顿好,您且放心。阿珍和若宇,从今尔后,你们不用担心流落街头,无所归依。欧阳懿或者一阳,加油!继续努力!

(五)

和范美忠、阿啃、黛琪、青鸟一样,星闪闪也兢兢业业做过我们网站的两任斑竹。此时,他力邀我到雅虎论坛的《书香门第》和他做并肩王,我不好意思坚辞,也觉得有些意义,上去忙乎了一段时间,最终因为师涛被雅虎出卖而辞职。我细读了分别两年中他的文稿,星闪闪的思想如他的名字,都让我很惊喜。我上《书香门第》和辞职离开,都免不了给他增添麻烦,就个人而言,多有过意不去的心思。多年以来,我还在惦念他,以及和他一样的网友:你们怎么样了?还在网络江湖快意恩仇吗?我渴望再有机会读到你们的文字。我还知道:自由和你们同在,你们就能使已然被毁坏、被荒芜的文化土地重新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使我们后辈的世界有光明而不至于害怕。

若宇小学毕业,升了城里的初中,我一天在电脑前劳动,终归劳累,于是让他给我翻《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把《道,可道》一书整理完整。

田辉是一个喜欢阅读、喜欢与读书人玩、喜欢帮助有困难的读书人的烂好人,常邀约我把盏喝酒,或者带我去他高耸云端的家里,这是古董,那是名家痕迹。“我的书和碟片,你和若宇随便借!”因为借阅的多,现在没有了记忆。记得的是给我和若宇赠送的书,若宇的是《冷眼阅世:聂绀弩篇》,我的是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以及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旧时书坊》。这些书都能以简约深邃的文笔,钩玄提要,记旧人旧事、或谈学论理,探究人生。静默中,我们更能从字里行间触摸百余年来民族文化变化的沧桑,以及遭遇最强暴力摧残的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满身伤口难以愈合、残留血痕若隐若显的呻吟。此外,还有一本是林达的《如彗星划过夜空》,是“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四本,可惜在街头遇上小马哥被借走,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再看见和阅读。

9月末,林牧先生召见,匆匆中赶往西安就教。付升、郑保和诸君希望我在西安多呆些时日,西安终究是文化厚重之地,但眼前不方便久留,我只好以“山高水长,后会有期”相搪塞。临别时林老赠我崔卫平先生翻译的《哈维尔文集》,感慨着说:“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出哈维尔对人类的贡献才非常大啊。”另外还有三本书,是《回忆耀邦》、《中国的脊梁》(副题:中国知识分子评传)和樊百华先生的《我的葡萄之梦》(副题:人的惊恐与命运的觉思)。我抱着这批书和火车行驶在李白“噫吁戏,危乎高哉!”的道路上,得到遂宁的国保又在惦念我的消息,我按部就班地回到家里,他们也按部就班地去忙活他们的国庆,10月中旬找来,也不过做个无实质意义的样子。

11月等待赵昕兄弟的来访,他却被蹊跷地打伤躺进了医院。赵昕兄受了皮肉之苦,却给我们迎来了一个四川或西南民间力量大展示的机会。然后的“碰瓷、找打”对于我个人的阅读意义是欧阳小戎的出现。

2006年2月,小戎到遂宁,我们去学校、寺院走了一遭。交流得比较深入,相见恨晚。我甚至告诉他,某一天我或许不再写作也了无牵挂,因为有欧阳小戎会继续写下去。小戎要到北平高智晟家“见证中国维权运动的情形。”我把他的所有文稿拷贝下来,他一到高家就失踪。我在焦急的等待中读他的诗作《舞吧,卡佳》、《妈妈,让我去绝食吧!》、《唱给爱人的辞别歌》、《辞古人赴京》、《再唤一声别离》,以及《幕布下的恋歌》集、《故土上的流亡者》集、《初逢的故人们》集、《异乡人笔记》集和小说《渐近的青山》、《远方的恋人》、《月出博卡》等,但我最终没有等到他的出狱,招呼王金波兄弟照顾着,预备自行隐匿了。

(六)

据我所知,王丹第一次出狱后,我们就开始维权,探索维权模式,让“八九一代”或者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能够回到公众视界去。十年磨剑,终于有所收获,更多人们可以参与到维权当中去。但在其中摸爬滚打得深入一些,便可知道,我们所希望的积蓄、储备还不足够,道路还长,责任还重。看似轰轰烈烈的事情,其实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碰撞。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就我个人而言,当不间断的阅读洗尽我思想中的垃圾和污垢,我的心扉和良知从蒙昧中苏醒过来,尊严、责任、理性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出现。以已有的有限的生命经历和智慧,我不知道自己能够承受多少。

我将离开,我将离别。
Ade,我的书籍们!
Ade,我的朋友们!
车门关闭,火车启动,出行成功。

旅行箱里塞有《哈维尔文集》、《通向奴役之路》和《诺齐克》。
我将自我放逐,我将隐匿于无地。

但我心灵荒原上建立的城堡永在,她将引领我去任何地方,去重建我们精神的和物质的家园。

2009年10月28日星期三于川中遂宁

余  杰: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余杰:近年来,海内外、教会内外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看重数量的增加。许多时候,人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是八千万,是一亿,是一亿两千万?在我看来,数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真理的扎根,是生命的改变,以及用改变了的生命去改变社会。如果真理不扎根,生命不改变,名义上的基督徒的人数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仅仅躲藏在教会内部,满足于舒适的教会生活,将教会生活当作是一种“精神按摩”和“心理治疗”,这样的基督徒又怎么能够充当“光”和“盐”呢?当今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此一特定的时空之中,究竟有何时代性?

金明日:我也一直认为,人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基督徒。在这里,我要谈及我们北大的一位学长,中国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女——林昭。我看了林昭的文章以及胡杰为之拍摄的纪录片之后,一夜未眠,流了很多眼泪。在中国,聪明的人很多,有才华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多,但为真理把自己摆上祭坛的人很少。林昭就是罕见的一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林昭这样的基督徒。

那么,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中,是否能走出一批具有林昭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呢?换言之,教会的生活能否熏陶与教导出像林昭这样的基督徒来?基督徒能为这个败坏的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方向?我想,这才是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一大挑战。

余杰:是的,中国教会的复兴,如果没有林昭的精神为催化剂,这种复兴便很可能是是昙花一现的。我在许多文章中多次强调说,我们需要对林昭进行“普及”。在北大校史上,林昭是一个失踪者。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那时校庆纪念的主角是些什么人呢?是毛泽东——这个除了在北大当过几天临时工之外与北大没有太大关系的、却疯狂戕害北大精神的暴君;是李大钊——这个与苏联特务勾结起来出卖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当时,有关卖国的文件均在苏联使馆中被查抄出来并在媒体上公布)。而真正的北大最优秀的学子林昭却无人知晓。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教会内部普及林昭——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没有多少基督徒知道林昭。

我在访问德国慕尼黑“白玫瑰”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的负责人告诉我,德国曾经有一次民调,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年轻的女大学生索尔榜上有名,与歌德、贝多芬邓伟人并列。她就是一名基督徒,是慕尼黑大学中“白玫瑰”小组的成员,因为本着圣经中爱与公义的原则,撰写传单反对希特勒,而被判处斩首。战后,德国人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圣女,关于索菲,有许多传记和多部电影,有塑像、纪念馆和基金会。中国人却忘记自己的圣女——林昭的苏州郊外灵岩山的墓地,因为有人去祭扫,当局居然在旁边的树上安装摄像机,以示威胁。一个习惯遗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不能从历史中寻求精神资源和传统的教会,也无法扎根于中国社会。林昭理应成为中国教会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她是中国基督徒“活出基督”的典范。

金明日:我们教会开过三次以林昭为主题的研讨会。当时有一位知识分子,到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是慕道友,从理性上不愿接受基督信仰,并且反问说:“当反右发生的时候,文革发生的之后,这个民族在受苦的时候,基督徒在哪里?”当他看完林昭的纪录片,流了很多眼泪,并决志信主了。他说,还真没有想到当代中国出现过这么伟大的基督徒!他从林昭的言行和生命中认出耶稣基督来,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许多弟兄姊妹一开始以为读书会要学习一些灵修作品。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最近在读三本书,一本是林昭及怀念林昭的文集,一本是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一本是于歌的《美国的本质》。这样的学习尤其是对青年人潜移默化,很有帮助。

我最近读到南京的一位学者潘知常写的题为《林昭、海子与美学的新千年》的演讲稿。潘知常将林昭提到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甚至认为鲁迅之后最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神创造者就是林昭。他特别赞赏林昭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这段话:“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对此,他评论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流泪能流血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在那个时候还在微笑,还在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还在把忠心献给谁谁,我觉得,那样的中国人几乎不能算做人,而只能算做奴隶啊。……这个时候的林昭已经最终脱离了在少年时期就被灌注的阶级、斗争、革命、解放这样的一些观念。她的心灵真正地自由了。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思想道路。”

通过了解林昭的史料,我发现林昭在世的时候,从未在教会得到过牧养、安慰、支持和帮助(那个时候的城市教会几乎被消灭了),除了她在狱中接触过一名基督徒俞以勒之外,她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直接与上帝交流,通过读经和祷告来获取属天的智慧和勇气——在监狱中的时候,连圣经也读不到了,就只能祷告了。今天,教会更有必要认识林昭,让林昭的生命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发生碰撞。林昭的身上有四种极其重要的精神要素,可以供众教会分享,那就是:饶恕、公义、盼望和爱。没有这四种精神要素,中国便没有健康光明的未来。

余杰:林昭身上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她的信仰带给她的精神上的升华,就是她用的是这些与她的对立面完全不一样精神资源来进行这场“公义之战”。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的历史是以暴易暴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比赛厚黑与无奈的历史,每个朝代都是前一个朝代的循环。所以,以“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论,归根到底其实是一部历史。如果走不出此种历史循环,我们的未来就是没有希望的。

近代以来,政治家和革命者当中出现了不少自称基督徒的人物,但他们都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他们的公共行为与他们的信仰不符甚至背离。比如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以及今日之香港特首曾荫权(天主教徒)等人,均是如此。我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力和破坏力,这确实是一群悖逆之民,这确实是一片磐石般的土地。

然而,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林昭,这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怜悯与恩典。有林昭和没有林昭,中国的思想史和教会史肯定是迥然不同的写法。遗憾的是,对林昭的接受和介绍,并不是从基督徒和教会开始的。直到今天,在认识林昭这方面上,大部分的教会和基督徒仍然是“后知后觉”。我在一些基督徒的论坛上,甚至发现若干否定林昭是基督徒的言论,这与当年某些德国教会的头面人物对朋霍费尔拒斥何其相似:一九五三年,在浮罗森堡集中营举办了朋霍费尔的追思会,当地的主教麦塞却示威性地缺席。麦氏认为,朋霍费尔是政治异议者,而不是教会的殉教者。林昭是基督徒,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在狱中用血书这样写到道:“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许多基督徒和教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对林昭“敬而远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怯懦和冷漠。林昭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她为上帝的公义而战的圣徒,她是付出生命代价彰显真理的先知。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应当为回避林昭而认罪悔改。

而从中国教会疏远林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中国教会缺乏符合圣经原则的“政治神学”。此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此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反省与检讨?

金明日:毋庸讳言,中国教会有两个负面的传统。其一,神学的保守主义导致政治上的幼稚主义。一些过于基要的神学观念,使得基督徒和教会选择“隐居”式的生活。其二,信仰过于内在化,对真理狭窄化的处理,从而使得教会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如倪柝声的神学便存在此类问题。这样,中国教会便缺失了旧约中很重要的先知传统。基督徒不能把握时代的脉络,不能圣经的真理去“参透万物”,解读不了身边发生的一切。

余杰: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又是地上的公民,基督徒需要有现代公民意识。许多基督徒对圣经十分熟悉,也按时参加教会、经常祷告,但在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其言行顿时与圣经真理背离,也不符合现代公民的身份,被当局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洗脑的后遗症立即表现出来。比如,有基督徒说,中共当局对藏族民众的打压是应当的,因为藏族人信仰佛教,所以这是上帝借政府的力量来警告这些异教徒,这是一种表面上的原教旨主义,实质上的怯懦和冷酷;再比如,有基督徒说,一旦台湾有风吹草动,就支持中央政府对台湾动武,因为国家统一不容破坏的,这是“爱国”(其实是“爱党”超过了爱教会和爱真理)。在这些反面,教会如何教导会友作出正确的判断呢?

金明日:基督教不能回避政治,不能闻政治而色变。基督教是弥赛亚宗教,弥赛亚的核心就是拯救世界,而不像佛教那样离开这个世界去独自修炼。弥赛亚宗教在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出了鲜明的政治观点。

我们需要做的是寻找上帝的旨意,谋求他人的利益,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整天都在考虑自己的得失,如何如主祷文所说“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最不愿看到的是便是人类失去良心,这良心是上帝安放在人身体之内的。基督徒应当成为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当其他人都放弃良心的时候,基督徒仍然不放弃良心。基督徒没有权利绝望。基督徒必须出于基督精神为民族尽责。

余杰:近二十年来,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将信仰带入公共领域,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特别的祝福,这一现象,在北京尤其明显。对于已受洗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有教会生活和没有教会生活,其生命状态有极大的差异;到教会中是例行公事、走马观花,还是真正委身下来、谦卑服事,其生命状态亦有极大的差异。而他们生命状态的差异,直接影响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发言和表现。教会如何吸引受洗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对他们进行“全人”式的牧养?

金明日:近年来,我也注意到有大批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的、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加入城市教会,使得教会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而且在质量上有了提升,能够更加深刻地去思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这样的形而上的问题。

在教会里,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样的,但牧师确实应当更多地关注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特别是在灵性的成长上帮助他们。锡安教会里有你的朋友经济学者张大军,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王东成,他们都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都是很好的弟兄。我跟他们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家一起读经祷告。他们经常将他们的文章和人文社科方面的一些文章发给我看,我也从中了解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动态。传道人自身的素养要提高,无论在神学上,还是在其他知识领域,这样才能给予到教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以充足的灵粮。

杨恒均:谁能回答钱学森最后的提问?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产党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党,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温家宝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温家宝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温家宝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温家宝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温家宝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国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权,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

杨恒均 2009-11-1

傅国涌: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唐德刚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1996年9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两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所得,对祖国历史,和对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先生与1922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忧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地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千千万万的中文读者记住了唐德刚这个名字,大约主要是因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实,作为史家,他真正的功业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专业,《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都已成为这个领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我有时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这些通俗性历史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业余”之作,属于无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经营。

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说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如果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不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口述历史绝对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口述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顾维钧是一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顾维钧回忆录》的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当他离开当时哥大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就没有《李宗仁回忆录》那样可读了。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个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经意之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科打诨,淡笑戏谑,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多年前,唐德刚曾用“以一人敌一国”来评价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刘绍唐。以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几乎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拥有“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些人,希腊、罗马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这些人,乃至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斯宾格勒,以及写下《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威廉·夏洛伊,……他们凭借自己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都活在时光之流中,不可磨灭。生于20世纪、殁于21世纪的唐德刚,因着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树,因着他脍炙人口的历史作品,更因着融汇了他生命情怀的“三峡史观”,注定也要进入这个“以一人敌一国”的精神谱系。

●唐德刚

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家圩,德刚幼时在私塾念书,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黄彰健等人同学;此一时期的中大历史系有“沙坪坝的黄金时代”之说,柳诒征、朱希祖、缪凤林、郭廷以、向达、沈刚伯、贺昌群、白寿彝、韩儒林等史学家皆执教于此;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讲授《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