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里如一的国度
飞机掠过了莽莽苍苍的丰沙里原始森林、战争年代血流成河的查尔平原和烟波浩渺的南俄湖，下午两点多钟，我们降落在老挝首都万象西郊的万岱国际机场。我们的东南亚考察开始了。
万岱机场的规模比我国多数省会的机场还小，大约与喀什、延安这类地方机场差不多大。走出机场往东不到一公里就进入了万象市区。除了旅游者喜欢描述的异国情调外，一般人到了这里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是个穷国，一个“欠发达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穷得表里如一，不像一些非洲国家那样，一方面老百姓穷得饥荒不断，野有饿殍，另一方面首都的许多“形象工程”却宏伟得令发达国家都自叹不如。
老挝百姓的生活其实不像外人乍看上去那么差。但是首都万象的市容，不要说与一些国家的首都不能相比，就是与河对岸的泰国边城廊开（泰国70多个府城中规模居中的一个）也差得很远。1975年老挝革命成功至今也34年了，万象只是人口增加不少，主要市区并没有多大改观，没有进行过成片的“旧城改造”，也看不出规划“新城”的痕迹。没有工业区，没有在前苏联等地常见的大片火柴盒式国有宿舍楼群，除了城东北的凯山·丰威汉大道上的新总理府、革命纪念馆、凯山·丰威汉博物馆等仅有的几座“形象大厦”（规模也一般）外，全城看不到连片的新市区。主席府、文化宫等政治性建筑都零散分布于老城区中，不显山不露水。
万象的市政设施可以说是相当落后，没有地铁，没有高速公路（全国也没有），没有立交桥，去年建桥连通对岸泰国廊开的几公里铁路也是全国唯一的，号称“结束了老挝无铁路的历史”，但这条口岸线路主要用于与泰国的进出口运输，并未开通客运。街上出售的万象市区地图上，连每个红绿灯路口都一一标出，就像北京地图标出各个立交桥一样——万象多数路口没有红绿灯，正如北京多数路口并无立交桥。万象市区沿湄公河延伸10余公里，但河岸多是自然状态的土岸，有防洪堤的地段也是土筑，没有衬砌河岸。滨河马路也是一边民居一边土岸的普通道路，没有其他国家的河畔都市常见的河滨公园或顺岸景观大道。当然，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在开始改变，我们来时，市中心的一小段河岸正在铺砌花砖，建设河滨绿化带。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私车普遍，公交呈现衰落，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城市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公交系统。万象这个城市却很特别，她的人口也有60万之多，居民汽车拥有量很低，但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公交系统。市内可以看到一些闲置未用的公交站棚，据说原来曾试办公交，因乘客少，经营不善，都关张了。如今万象除了两条郊区公共汽车线路（一条通往北郊的国立大学，一条通往东南郊的泰老边境口岸）外，没有别的市内公交。出租车只在机场等少数地点可以叫到。居民出行，除了骑自家的摩托车或者步行外，唯一的选择是在大街小巷穿行自如的“突突”（tuk－tuk）车，即一种使用摩托发动机的机动三轮车。它像中国城市的出租车那样属于公司所有，司机租用，统一管理。万象街头的“突突”是一大文化景观，这种车虽简陋，却装饰花哨，灵活便捷，易于绕过拥堵路段，而且服务态度还好，虽然不打表，但在民风淳朴、人人信佛的老挝，司机很少“宰客”，价格十分低廉，即便远至郊区如泰老大桥，返程往往空驶，却也不加价。这种“穷人的士”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中国很早就取消了它，我认为这如同许多城市禁止小排量汽车一样，是一种追求豪华“形象”而不顾穷人的“超前”规定。不过，虽然许多国家有这种交通方式，但还是将其设为公交系统的辅助，像老挝这样在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将它作为几乎唯一的公交方式的国家，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万象市内路况不佳，因此也有交通拥堵现象，但是并非因为汽车多，而是牛车、马车、行人摩托与汽车混杂的情况下发生的“穷国式拥堵”。在通往老挝最高级别的部队医院“103医院”附近的有农贸市场的路上，我们就被大群拉货板车堵过20分钟。
老挝自从“革新开放”（越南对改革开放的称呼，老挝跟着叫）后2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也算相当快，但并没有出现以国内资金来大兴土木的情况。比较大的工程不是外国援建，就是外国投资。前面提到的万岱国际机场由日本援建，至今也是日方在经营，湄公河上的泰老大桥是澳大利亚援建的，给万象供电的老挝目前已建成的最大水电站南俄河1级也是日本援建，市中心的国家文化宫是中国援建的，万象最高建筑、也是迄今唯一十层以上的大楼、湄公河畔的“同善岛大酒店”是华商投资的，最近最著名的就是后面还要提到的“东南亚运动会”场馆群，那也是中国投资的。这给人的印象是，老挝本国新增的经济财富都流散在民间了。
悠哉佛国
万象城内，在一片片参差不齐的民房和低层商住楼中，唯有小乘佛教的庙宇金碧辉煌，而且数量很多，成为最抢眼的风景，也是老挝吸引游客、展现异国情调和历史传统的重要文化遗产和观光资源。据说万象过去有多达150多所寺庙，多年之前宗教曾受到政府打压，关闭了不少。革新时期宗教复兴，现在仍有佛寺60多座。雨季里来到万象，看着空又中满城雕梁画栋、金瓦白墙、翘脊高耸、重椽相叠、飞檐流光、群龛溢彩的古刹新宇，梵音缭绕，佛相庄严，不由人想起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与许多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一样，佛寺在这里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文化教育中心，过去甚至是唯一的教育中心。时至今日，万象的许多小学仍然设在寺庙内，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不少佛教胜地名闻遐迩。城东北的塔銮，在老语的“齐头式地名”中意谓“皇家之塔”，建于1566年，是全国最大的塔銮寺（瓦塔銮）所在，也是老挝历代国王与顶级高僧的骨灰安放之地，老挝国徽上绘有它的图形，可谓国宝。该寺群塔簇拥，主塔高耸，各塔皆通体贴金，光耀十里之外，规模仅次于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城中心的塔丹（黑塔），是万象城内留下的年代最久且未经重建的古迹，为暹罗征服老挝时所建。据说是因为老挝人以被暹罗征服为耻，现在这里并不是重要景点，也没有维修，显得很颓败（说来也怪，对于法国殖民那一段他们的感觉很不同，虽然老挝也抗法，但法国风情在这里仍处处可见，殖民时期的法式建筑也受到珍视）。塔銮和玉佛寺、西萨寺要买门票，并不贵，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寺庙，包括许多很有价值的寺庙都可以免费参观。
旅游业现在也是老挝的支柱产业了，而且无论从数字看，还是从街上随处可见的外国“驴友”、市区到处分布的民居旅馆（称为GH）看，这个行业也的确比较兴旺。但是这里的旅游没有国内那样浓烈的商业气味。无论卖票的还是免费开放的地方，都没有熙熙攘攘的景象，更没有摊档云集、成群小贩追着游人兜售物件的景观。老挝也有许多旅行社，但主要业务似乎以接待自助游为主，街上到处可见外国“背包客”，或独行侠，或出双入对，三三两两，却没有看到国内那种导游一手执旗、一手吹哨，带着一大队游客鱼贯而行的场面，各商店也看不到导游带队导购的情景。旅游是休闲而不是“赶集”，只有在这里才体会到了。
老挝的困难也体现在文化上。这里基本教育还是普及的，学校建筑按老挝的发展水平看应该说很不错，万象的学童都穿着校服，精神不错。但图书就不敢恭维了，整个万象没有像样的书店，一些私营小书店书籍很少，而且价格奇贵，一张万象地图开价折合人民币达三四十元，以一般老挝人的收入，买书真是太奢侈了。可以理解的是：由于老挝是小国，老文书籍发行量很小，出书成本就很高，所以这里的书店大量卖的是泰国书（泰老语言相近，懂泰文的老挝人很多），而且以二手书居多。
为何没有“柏林墙”？
差不多从一进万象城，我们就能看到街道两旁凡是“公家”的建筑物都竖着旗杆，挂着两面旗：老挝国旗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党旗。很多国家都有国旗遍挂的习惯，但党旗也与国旗遍挂，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也只在老挝见到。在国内除了党务机关，党旗一般只有在入党仪式上才出现。而这里不但公家建筑并树二旗，许多商店、民居也都挂着二旗，甚至一些大排档、修车铺也插着两面小旗。
执政党的影响力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党博物馆（凯山·丰威汉博物馆）与人民军博物馆都比“国家博物馆”更大而且气派；最好的医院不是国立医院，而是军队的103医院；党政建筑都是围墙设岗，不能任人进出。
老挝的社会问题还是很突出的。与老挝人交谈，他们都叹息特权严重，官僚颟顸，吏治腐败。他们说，老挝政府官员工资极低，折合人民币约仅一两百元，但很多“斗食小吏”却都有豪华洋楼，高档私车，还呼奴使婢，不知他们钱从何来，如此等等。
这样一个十分贫穷而且问题丛生的国家，与对岸的泰国形成鲜明对比。泰国当然也有一大堆弊病。但是要论贫富，两国的差距绝对要比东欧剧变前东西德的差异大得多。那时西德人均收入是东德的3倍，可是泰国人均收入在1997年危机前曾9倍于老挝。这些年泰国有点自乱方寸，老挝却由于基数低，增长得较快，不过现在泰国人的平均收入也要比老挝人多6倍。泰国这个指标比中国还高不少，而老挝却比中国低得多。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方面，泰国的水平也明显高于老挝。往来泰老两国间，泰境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车行如梭，一入老境，就变成人、畜、机动车杂行的小路；湄公界河上，这边的边城小镇都比那边的首都省会繁华许多。一边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一边是破旧城区，市井萧索。对比之鲜明，实有甚于当年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德国。
如果两国文化差异或地理屏障大些还好说，偏偏泰老又是近得不能再近。从地图上看，版图狭长的老挝横亘于越南与泰国之间，但实际上老越边界是“东南亚屋脊”长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而老泰边界却是湄公河，一衣带水。此河纵贯老挝南北千余公里，除了上寮的琅勃拉邦附近与下寮的巴色附近两小段外，大部分都是界河。而老挝本是山国，全境九成是山地，只有沿湄公河一线平畴，故而全国大部分人口都聚集在河边，也就是密集在边界上。首都万象与第二大城市沙湾拿吉都滨临界河，分别与泰国城市廊开、穆达汉隔河相望，两边差异可以说历历在目。
泰老之间
而泰老两边的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又十分相似，与越南则相差甚远。过去很多书都说老挝有三大族群，即老龙族、老松族与老听族。实际上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三个称呼在老挝语中本是地域之分，而非族群之分：“老龙”指水边的人，“老听”指半山腰的人，“老松”指山顶的人，均为多族的组合。“老听”主要是克木族，“老松”中最多的是苗族，而“老龙”占全国人口的70%，一般就代表了老挝，它包括老族和“普泰”。“普”（布）是壮泰语支诸语言中“人”的意思，我当年在滇黔桂交界地区当下乡知青，那里的壮族都自称“布依”，与邻近的贵州布依族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汉人则被称为“布哈”（“客人”）。所以“普泰”实际上就是“泰人”，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是一回事。而老族（又译“佬族”或“寮族”）共有2400多万，只有七分之一在老挝，称为这个小国的主体民族，其余的绝大多数都在泰国，占泰国人口的35%，是泰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泰东北19府即所谓“伊森地区”的主要居民。而伊森地区对老挝而言就是湄公河对岸。换句话说，泰、老实际上都是两国的跨国民族，而且两族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泰国境内。
这两个民族本身也十分相似，老挝国内把他们统称“老龙”的确是有来由的。首先，二者语言不仅同属一系（汉藏语系），而且同属一族（壮侗语族）一支（壮泰语支）。早就有人说，中国广西的壮语与泰语相似。老语介于壮泰之间，与泰语就更相似。我离开壮乡毕竟已经30年，原来熟悉的壮语已经生疏，加上壮、老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所以通常语速的老挝话听不大懂，但仔细分析一个个词汇，却大都与壮语差不多。泰语和老语自然更是如此。而越南语（中国叫“京语”）则是汉藏语系中一种语族未定的独特语言，越南语言学家甚至否认它属于汉藏语系，说是应该属于南亚语系，如果是那样，它与上述各语种的差别就大了。其次，泰、老两族的文字更为相似，老挝寺庙中较古老的老文“多坦”（“经文”），形体和拼写均类似旧傣仂文（古泰文，现在西双版纳傣族仍用），而现在通行的“多老”（“老文”），形体和拼写都近似当代泰文。无怪乎老挝书店都卖泰版书。而越南文与泰、老文字就截然不同。我国的壮族与老族虽然语言相近，文字却毫无相同之处。古壮文是类似汉字的方块字，新壮文则是20世纪50年代搞的拉丁化拼音字。这与宗教文化背景有关。泰、老两族都笃信从印度南传的小乘佛教，文字也是从印度的梵文字母演变而来。而壮族与越南人都受中华文明影响，佛教也是汉传佛教（仅指越南北方，越南南方有高棉等少数民族带来的南传佛教），所以古代文字是汉字式的，现代文字则是“西方化”的。
宗教、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民俗，泰老也多有相似：两者都隆重地过“宋干节”（泼水节），传统上都用佛历，建筑风格、饮食习惯与一些风俗禁忌也相当类似。
老挝人与泰人历史上长期恩怨纠结，与越南倒没有多少关系。法国人来了才把泰、老分开，而把老、越拉到了一起。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原来的老挝古国已经解体，分裂为数部，均为暹罗（泰国）的藩属。法国势力从越南渗入后，1893年以武力迫使暹罗签订《法暹曼谷条约》，把湄公河以东划归法属印度支那。而大多数老族人居住的湄公河以西仍属于暹罗。所以这个条约划定的边界既不是文化界线，也不是民族界线，仅仅就是政治势力范围而已。
稳定之谜
既然湄公河两岸民族、文化差异很小，两边如今贫富差异这么大，为什么没有出现老挝人跑到泰国的潮流，就像柏林墙建成前的东西德一样？
泰老边界当然不像美国与加拿大边界或欧盟各国间边界那样不设防，但也绝不如是逃亡者无法逾越的天堑。老挝人民军有一支500多人的“内河部队”，在湄公河上设有8个基地，主要就是用于控制边界的。但对于上千公里河道，这支小部队并不能严密封锁，事实上也很少听说它在抓捕偷渡者方面有什么作为。湄公河洪枯流量相差悬殊，枯水期很多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两国居民不经官方口岸而私自来往的事并不稀奇。没有发生大逃亡，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逃亡的动力。在万象到沙湾拿吉的湄公界河上多年前一直有长途客轮航线，后来停航了，因为一些“第三国公民”借助这条航线上的船驶近泰国河岸时入水逃亡的事时有发生。但是老挝人却很少这样做。
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小乘佛教使人安贫乐道，不慕繁华。这也许有点道理。但是缅甸与老挝同样都虔信小乘佛教，也同样贫穷（老挝可能更穷），在泰国的缅甸逃亡者却多达百万计，成为国际关注的严重问题，而老挝逃亡者却很少见，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这又怎么解释？
有人说，想逃的老挝人1975年已经逃了。这也可算是一说。老挝主要城市背靠界河，逃亡比较容易，因此1975年老挝内战时，不少反对“巴特寮”（今天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人士就过河到了泰国。不过那时普通老挝人并没有大量出逃。在老挝，一些山地少数民族，主要是“老松”中的苗族曾与现政府关系紧张，但是老挝的主体民族，无论老族还是普泰，出走的很少。
潇洒的贫困？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应当是老挝人生活压力很小。我自己对此有些体会。想当年我在广西插队的壮乡，从货币收入来讲也是穷得一塌糊涂，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几分钱，除去实物，强劳力一年的分红钱才十几元。但是我所在的田林县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县，人均生存空间很大，而且那里是亚热带丛林地区，植被茂盛，生态甚佳，据说传统时代即使遭灾颗粒未收，靠采集渔猎也能生存。我们刚去时当地山民甚至都不种菜，做饭时支起火塘到寨子附近林中采些竹笋野菜什么的就下锅。当然那也是穷日子。但是后来我到西北工作，看到那里一些苦旱山区，用货币收入来衡量与我们田林也差不多，然而那不毛之地草都长不起来，人口却高度密集，饮水、烧柴都困难之极，庄稼一旦歉收，不逃荒就没法活。这才感到那货币收入有时并不能说明一切，这里的贫穷和我们那里的贫穷不是一回事。后来改革潮起，这里的农民群起外出打工。而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当年插队的寨子，看到那里其实变化不大，依旧贫困，但却没有什么人外出挣钱。因为家乡虽穷，但没什么生存压力。
老挝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这个国家有点像我们那个滇黔桂之交的山区。它的面积与广西相当，人口却不到广西的八分之一。如果与泰国境内老族聚居的伊森地区相比，老挝的面积比伊森地区大了40％，人口却只有其28.8％，人口密度为其五分之一。老挝也是个热带丛林之国，温暖湿润，光、热、水、土充足，植被茂密，生存资源丰富。虽然山林多耕地少，但人口更少。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这么少的人在这里讨生活还是相当容易的。只要没有战乱，这里就犹如汉人所谓的世外桃源，藏人所谓的香格里拉，西人所谓的伊甸园，有点“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味道。
老挝人虽然钱少，但基本可以说是丰衣足食。论气候，老挝水稻可以三熟，但农民只种一季，他们不吃杂粮，甚至不吃籼米，而只吃生长期长、产量低而口感好的糯米。肉奶消费不多，但喜欢吃鱼，菜蔬水果不一而足。老挝周边邻国如越南、柬埔寨与缅甸，历史上都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但老挝从来没有。老挝农民还有个习惯与我当年插队的壮族山寨相同，那就是特别爱干净，比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还怕脏，种的是“卫生田”，除牛粪（据说那“不很臭，还能忍受”）外，不施别的粪肥，尤忌人粪尿。老挝农村也有类似壮山的习惯，“没有厕所，但决不能在田间方便”是很多“游客须知”都强调的禁忌。由于欠发达的老挝化肥施用量不大，田地产量不是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农民的丰衣足食。
万象城市虽破旧，饮食水准还颇高，到处是高中低各档食肆，挤满食客。老挝餐和中、泰、韩、马（来）各国馆子就不说了，法国西餐尤其出色。据友人说，万象的法餐馆比北京还正宗，毕竟曾做过法国殖民地。老挝作为热带国家是咖啡出口国，虽然量不多但品质甚佳。老挝工业很少，但“老挝啤酒”算是个明星企业，这家公司私有化以后越来越火，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在东南亚已成名牌。西餐、咖啡、啤酒在万象并非只有外国游客消费，老挝人还是主要顾客。在这些方面，老挝人还是颇为“西化”的。万象私车不多，但摩托普及，自行车较少。公交与出租汽车的不兴，主要就是被私家摩托排挤的。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老挝人付出得也少。他们对未来预期稳定，工作时间较短。农村只种一季，城里人也很“潇洒”——不少国人说是懒散，但是曾有学术研究指出：热带地区原住民由于自然原因，代谢损耗大，体力活动持续能力较低，印度、印尼、拉美都有这个特点。中资公司的朋友曾提到：他们曾用提高小时工资的办法鼓励老挝雇员加班，没想到雇员反而因此缩短了工时，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怎样挣最多的钱，而是为了挣到够用的钱应该劳动多久。小时工资高了，他们自然就可以少干一些了。这种现象在马克斯·韦伯的书中曾经提到。他认为“利润最大化”是“新教伦理”的观念，而天主教伦理则倾向于“闲暇最大化”，但是这种说法说服力应该很有限，因为在老挝并不存在这样的宗教上的区别。
老挝人看泰国
事实上老挝人不仅没有大量往国外跑，老挝农民也没有大量往城里跑。老挝没有户籍制，但农民并没有因此大量涌进城市。万象1975年时人口近30万，如今也不过60万。万象没有大兴工业、大量招工固然是个原因。但是万象对于“非正规就业”并不严格管制，街头摊贩到处可见，却也没有因此导致“城市爆炸”、社会失序，见不到大片的“贫民窟”。万象当然不是可以到处乱建棚户的，但除了重要公共区域外，通常不需要政府来管。民间社区可以调节这种事。万象城里各村（他们城里与乡下的基层社区称呼相同，犹如日本城乡都叫“町”，老挝华人也把这里的社区与乡下一样译作“村”），都是熟人社会。外来人摆摊设点、收破烂修五金什么的，只要大家需要就会容留。
老挝农民没有大量往城里跑，和老挝人没有大量往国外跑是同样道理。反观湄公河对岸，伊森地区人口密度是这边的五倍，虽然收入高，但生存竞争和生活压力都比这边大。而伊森地区比老挝虽然富得多，在泰国仍算贫困地区，人们不是与对岸比，而是与曼谷等泰国其他地区比，这样一比心里并不舒服。所以“伊森人”（泰国对当地老族的称呼）到曼谷等地打工的倒是很多。在这边的同族看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令人羡慕。我们认识一个富有的老挝生意人，他每个礼拜天都跑曼谷去消费，但绝不常住。“那里太闹，”他说。我们也问过一位老挝的穷人，他曾在伊森地区打工。“整天忙碌，没意思，”他说。我以为，这一穷一富的两个老挝人的感觉很有代表性。
老挝人对于泰国还有一种有趣的情绪。老、泰不仅文化相近，历史上应该说他们受泰国的影响也是长期的，相对而言，泰国传统上文化比老挝发达，对老挝文明有正面影响，但泰人势力也比老挝大，对老挝有欺压，尤其是18世纪后老挝长期沦为泰国的藩属。而法国的殖民时代从1893年《法暹条约》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也就60年。但是很多老挝人尊法而蔑泰。他们也抗法，但且抗且敬，而对泰国他们则且拒且厌。
“不折腾”的老挝革命
老挝在历史上没有像一些邻国一样陷入大饥荒。这或许与老挝革命的特点有关。
如前所述，1893年《法暹条约》后老挝摆脱泰国的宗主权，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版图，而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心在越南。从此越南对老挝的影响超过了泰国。从法属印度支那独立出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起源于越南人主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越南与柬埔寨两国的早期共产主义先驱都是留法的，然后在本国发展，越南的胡志明、孙德胜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都是如此。而老挝的几代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不是像苏发努冯那样的挂名的），从凯山·丰威汉、坎代·西番敦直到现在的朱马里·赛雅颂，都是越南培养的（凯山还有一半越南血统），他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是军队司令、带兵的人。这两个特点，前一个使老挝革命具有更多的从越南输入的性质，难以深入本土社会，后一个使他们不像一些知识分子型的职业革命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对凯山就有这种评价。
老挝革命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越南军队打下来的，只是一种军事胜利。而老挝人民革命党自身力量不大，据说1975年掌权时党员也不过千余人，而且几乎都在军中，地方上近于空白。老、越、柬三国的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革命彻底胜利前共产党即使在自己的控制区也是“地下”的，柬埔寨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越南劳动党（南方抗美时期是越党的南方局）都不公开，实际领袖（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老挝的凯山和南越的阮文灵）也躲在幕后，出面活动的只是外围统战组织，如柬埔寨的“流亡政府”、老挝爱国阵线和越南的“越盟”（抗法时期）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抗美时期），以及它们的挂名领袖（西哈努克亲王、苏发努冯亲王、阮友寿律师等）。历史较久实力较强的越共、柬共倒还罢了，本来力量很小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在这种条件下更难扩大影响。因此虽然在1975年后，随着老挝政权更迭，外交上也唯越南马首是瞻，但“社会革命”难以深入，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凝聚力并未破坏。
1975年革命胜利后，老挝乡土社会受到的实际冲击仍然有限。1978年老挝推行集体化曾导致一些恶果，但在尚未发展成饥荒前当局就发觉不妙，于是知难而退，也很快放弃了其他强行改造社会的尝试。当时越南的“革新开放”尚未开始，一些老挝人自豪地说，他们走在了越南人的前面。戈尔巴乔夫也有类似的回忆。但现在看来，所谓走在越南前面，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比越南多做了些事情，毋宁说相反，他们比越南少做了些事情。
如前所述，那时老挝人民革命党人数还很少，后来他们大力发展组织，如今据说已有党员8万人。但是这些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放弃“阶级斗争”政策后入党的，思想不是很激进。老挝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残酷内斗或血腥清洗，虽然也曾有过排挤苏发努冯亲王之类的现象，但他也不过是靠边站而已。老挝还允许党员信教，8万党员绝大多数仍是小乘佛教信徒，受佛教影响很大。与传统时代一样，政府中也有腐败，但不会为某种狂想去“折腾”老百姓，不会随便拿百姓做试验品去组装“新社会”。有人可以自己建豪宅，但不会强拆老百姓的陋居而将其赶走。他们可以自己钻营肥差，但不会取缔老百姓的“非正规就业”。
“弱政府”？
实际上，老挝政府在很多方面对社会的控制不强。比如，中资公司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必须自己与当地百姓打交道，办理购地和安置事宜。老挝政府是不会替你搞征地拆迁，再以此来“招商引资”的。“他们是弱政府，”一个朋友说。“村里的事都是长老说了算，他们并不管什么国家需要。那些长老只考虑本地人的利益，他们不听政府的。跟他们讨价还价很费劲。”我们知道，传统老挝乡村都有个长老会，由各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负责筹资维修本村寺庙（老挝几乎村村有佛寺）和其他村中公共事务。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的意志如何贯彻呢？“村里设有专门的政府代表，他负责办理政府交代的事。”但另一位朋友接着话说：据他所知，实际上此人通常就是长老会召集人的儿子或者他指定的族人，因此还是要听长老的。
老挝与中国一样，投资项目需要先提出可行性报告，再经一系列政府部门审批。但国内的可行性报告就是论证国家如何需要，项目本身又如何有效益。政府如果认可，通过审批决定上马，就会给你安排用地。但在老挝却是反过来的。可行性报告除了论证国家需要和项目效益外，还要说明用地是否已经解决，并把投资者自己与当地百姓草签的购地安置合同作为可行性报告的附件上呈，才能进入政府审批程序。也就是说，当地百姓如果不同意，可行性报告根本就递不上去。
老挝革命前就与越南、柬埔寨有个不同：后两国基本上就是亲美执政者与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双方对立，而老挝则是“左中右三方”：左派是亲越的“巴特寮”，右派是亲美的所谓“沙湾拿吉集团”，而以富马亲王为首的王国政府则是名义上中立的。尽管印度支那战争升级后“中立派”已经分化，万象当局实际上为右派所把持，但王国政府与富马首相的“中立”形式并未取消。战争结束时右派逃走，富马政府是以开门迎接的方式向“巴特寮”移交政权的，很多上层人物，包括一些未参加右派的旧贵族并未逃亡。新政权最初对他们比较客气，不久当然就翻了脸，把他们都抓到“革命老区”、全国最穷的桑怒省去劳动改造，富马亲王据说就死在了桑怒。
但是如前所述，老挝这段“激进”时期很短，“革新”以后就让这些人返回了城市，有趣的是却发还了他们的财产。于是这些人（现在当然基本上已是其后代）又成了富人。而且与那些新近出现的暴发户相比，一般老挝人对这些“传统富人”的认可程度还要高些。我们在老挝听到不少人骂贪官污吏，却没有听到什么人骂他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由于万象写字楼极少，中资公司通常都租用这类富人的别墅小楼来办公。其中一家中资办事处是前王国政府万象警察局长出租的，气派的西式洋楼有罗马式柱廊，清一色红木装修，豪华了得。此老当年也被抓到桑怒劳改过，历劫不死，回来还是个人物。据说他这类小楼有好几栋，一栋自住，其余出租。他自己既不经商，更无多少的头衔，仅凭出租这几所私宅就过得很阔绰，经常跑曼谷去购物，在当地也俨然是社会名流，很受尊敬。
的确，在党旗遍挂的万象，另一套象征符号也比比皆是。众多的寺庙、佛像就不用说了，万象街道以当代人物命名的只有城东北的凯山·丰威汉大道，但以历代国王、高僧命名的则随处可见，如法昂大道、三森泰大街、纳塔提拉大街等等。万象街头的国王塑像也很多。最大的塔銮广场上有纳塔提拉王像，西边从机场入城处竖着法昂王像，东边从老泰口岸入城，则三森泰王像在迎接着你（图：法昂王像）。而当代领袖只有凯山·丰威汉的一座塑像在其纪念馆内。万象“革新”初期曾经“去红色”，例如把国徽中的镰刀锤子图形换成了塔銮的图形。近年来政府又开始重视红色象征资源，把沙湾拿吉市改名凯山·丰威汉市（凯山出生在该地），但几年过去，除了市政府牌子外好像哪里都还是旧名，刚出的交通时刻表和旅行指南、地图上也还是印的沙湾拿吉，老挝人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新地名。革命前“巴特寮”挂名领导、“红色亲王”苏发努冯在革命后备受冷落，近年来又重新宣传他，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年初万象命名了苏发努冯路，但9月间我们到这里时，路牌仍没变。
老挝很老，老挝不老
总之，老挝人好像对“旧事物”很习惯，而对“新东西”不太理会。不能绝对地说这好还是不好。把“传统社会”说得花团锦簇与抹得一团漆黑都是荒唐的。今天老挝仍有很多问题，老百姓埋怨腐败，而既然“革命”的变化有限，这腐败恐怕也还要从“传统”上寻根。老挝的经济增长说不上是奇迹，由于很难大规模征地拆迁，万象也没怎么“旧貌换新颜”。“革新”20年来老挝年均经济增长6%左右，虽不如中国快，但与泰国的差距还是在缓慢地缩短。老挝粮食产量在集体化时一度跌到60万吨，革新不久的1985年就增加到了154万吨，2000年已经达到244万吨，保证了人民丰衣足食。老挝经济增长很少转化为“形象”投资，但人民消费明显在改善。国际上有评论把老挝形容为“温和仁慈的威权体制”。老挝人生活安定，虽然贫富阶层分化明显，但没有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今国际上一些人在宣传“不丹模式”，据说不丹国家很小（比老挝还小），很不发达（应该比老挝更不发达），但“人文指数”却甚高，人民的“幸福感”很强，很快乐也很自豪。我没有去过不丹，但看看老挝，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是可能的。在老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是由衷的。街上很多人都穿民族服装，这并非政府提倡。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老挝与泰国的语言、文字、信仰、寺庙建筑风格、饮食习惯都很相像。可是你对老挝人这样说，他会很严肃地否认，并郑重地告诉你老挝与泰国不同在哪里，而且肯定是老挝的更好。他们对民族独特性的骄傲，绝不是装腔作势给人看的。
当然，不能说旧的东西就不需要改变。老挝人不想跑到泰国，但他们其实还是以泰国的富裕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安贫乐道，那些丧失了所有政治资本只是保留了财富的旧贵族怎么会还有社会地位？人们向往更好的生活，因此也要求不同程度地改变现状。人们追求富裕，追求新奇——但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希望被人以“进步”的名义来折腾，不希望被大人物当成试验“新药方”的小白鼠。同样的道理，当他们有新的追求时，也不希望被当作献祭品摆上一些冠冕堂皇的祭坛。老挝农民未必想要挤进城市，但他们出现在城里时，也不会遭到歧视和驱赶。他们可能喜欢进步或者喜欢保守，但没人愿意“被进步”或“被保守”。从这个角度讲，老挝人的“保守”或许同时就是他们“进步”的表现。老挝很老，但老挝又不老，甚至很新潮，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