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赫塔·穆勒。

10月8日，瑞典学院宣布，罗马尼亚裔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坦诚，展示出无家可归者的景象”而获得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在引起全世界媒体高度关注的同时，也一如既往激起老调重弹般的批评：指责该奖过于冷门以及政治化倾向。对于后者，不免让人费解—难道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原本是剔除政治因素之后的产物？政治当然是文学的重要因素—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的话。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有一贯的清晰的内在信念和气质，这么多年来它一直鼓励一种有社会担当的、艺术叙事不妥协的、前瞻性的文学。作为嗅觉一向迟钝的中国出版社和读者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诺奖指引下去出版和阅读那些早该进入视野的好作品。

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10月8日揭晓，由生于罗马尼亚的德语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夺得，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奥兹(Amos Oz)反而大热倒灶。很多人说，这几年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标准越来越难估计，人们纷纷对评委会作出各种揣测，例如一向青睐反西方文明作品的恩达尔(Horace Engdahl)于今年6月离任，由历史学家恩隆德(Peter Englund)接手，加上今年是柏林围墙倒下20周年，所以对于独裁体制下的文学作品特别感兴趣。恩隆德走马上任时，曾批判恩达尔的欧洲中心观，但许多热门人选却没有获奖。当然，也有人认为选出穆勒并不代表欧洲中心观，因为穆勒刚刚出版的《呼吸钟摆》(Atemschaukel)，在德国掀起热潮，而且正如恩隆德说的，她的作品“有种十分独特的风格”。

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下

委员会的评语道出这种独特风格：“她透过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坦诚，展示出无家可归者的景象。”其中“无家可归者的景象”(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不单取自赫塔.穆勒一篇小说的名称，更恰当地说明女作家的写作题材，她的写作题材多为童年成长的罗马尼亚乡村，她的文字纤细而准确，不带过多的修辞和感情，没有高亢的呐喊或悲哀的呻吟，只用客观直接的语言，仿佛抽离的视角中，叙述却充满受压抑的弦外之音，一向涉猎东欧文学的读者，对这种反讽笔触不会感到陌生。穆勒曾获克莱斯特奖(Kleist-Preis)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Literary Award)，这次获得世界级作家最高荣誉后，一时激动非常地说：“我十分惊讶，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关于获奖，我现在说不出更多的话。”另一个激动非常的人，应该是出版穆勒作品的Hanser Verlag，因为《呼吸钟摆》的成功，连带把穆勒其他作品，也引入畅销文学作品之列。

穆勒一直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下。1953年，她在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省(Banat)的乡村尼茨基村(Nitzkydorf)出生，在那夹杂着匈牙利人和斯瓦本日耳曼人的边境省份，穆勒属于一个讲德语的家庭，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党卫军军官。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处于共产党统治下，在特兰斯瓦尼亚、巴纳特地区的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受种族主义政策歧视。齐奥塞斯库设立臭名昭著的“安全部”(Securitate)，即秘密警察，迫害少数民族。早于1973年至1976年间，她在最具异见精神的蒂米什瓦拉大学修读德国与罗马尼亚文学期间，已对当时政权深感不满，并私底下与其他德语年轻作家互相交流，这些作家在1972年至1975年间，以其名称“巴纳特行动小组”(Aktionsgruppe Banat)为秘密警察所监视。1977年至1979年，穆勒在机械工厂担任翻译期间，秘密警察曾强迫她充当线人，因不肯合作而被革职，只得任教于幼儿园和当私人德语教师以糊口，但秘密警察依然没放过她，除经常滋扰她，还发出死亡威胁。根据穆勒的说法，她自己以及许多德语作家的名字一直在“巴纳特行动小组”名单中，犹太人被称为“犹太民族主义者”，匈牙利人被认定为“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Hungarian Irredentists)，而德语民族则成了“德国民族及法西斯主义者”。

1982年，她出版处女作《低地》(Niederungen)，旋即被罗马尼亚当局审查删减。当局要求删去“箱子”这个词汇，因为那令人联想到“逃亡”。她对此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1984年，她将《低地》的未删减本偷送到德国出版，大受欢迎，同时也在罗马尼亚发表了《沉重的探戈》，1986年发表《狐狸曾经是猎人》 和《今天，如果我不想见面》，还有《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鸡》，前两部小说后来分别在1989年和2001年译成英文，名为《护照》及《约会》。

穆勒一直不能容忍罗马尼亚政权对他们的迫害，故在1987年偕同丈夫小说家华格纳(Richard Wagner)出走德国柏林，但在罗马尼亚的经历令她难以忘怀：“对我而言，最压迫、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便是生活在独裁时期罗马尼亚的那段时间。生活在数百公里外的德国，无法抹去我过往的记忆。”德国的自由空气，让她得以全情写出以自身经历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两年后，东欧兴起民主化浪潮，该年圣诞节，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下台，随后被审讯及处决。独裁统治的结束，并未令穆勒释怀。她在2009年7月23日《时代报》(Die Zeit)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在独裁者倒台后还没有解散，它依然存在，因为40%前秘密警察职员仍在今日的罗马尼亚情报局(SRI)工作，古老的秘密警察档案留存到他们手中。今日罗马尼亚看似开放、民主，但对于以往与旧政权妥协的行径，今日大部分罗马尼亚人装作失忆，令穆勒感到愤怒。

另一起事件也反映出穆勒的硬朗个性。1990年两德合并后，东西德笔会也合并，有些与特务有关系的东德作家，“既不认罪，也不曾解释发生过什么”，但被特务骚扰的往事却记忆犹新，于是她毅然退出了德国笔会。

德国媒体的欢呼

赫塔.穆勒获奖，令德国媒体雀跃。10月8日，乌尔里希.巴隆(Ulrich Baron)在《镜报》评论中，发表题为“一个新中欧的希望”的文章，作者肯定穆勒的作品“为跨越国界的正义作申辩，所以向她颁发诺奖是一次正确而重要的决定”。当然，作者也指出，委员会本来考虑秘密人选菲利普.罗斯及其他候选人，然而也因为穆勒的新书在德国成为畅销书，才选了她。

许多德国作家均认同此结果，但这结果也的确令他们大跌眼镜，也有评论家以惯常的嘲弄态度，响应这次颁奖。1999年获得诺奖的君特.格拉斯，就说这个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并说穆勒是一个“很优秀的罗马尼亚女作家”，虽然他在这几年间偏向以色列作家奥兹。德国书商交易协会主席戈特弗里德.霍内费尔德(Gottfried Honnefelder)认为，穆勒是“我们拥有的其中一股巨大、有力而坚定的声音”，而《呼吸钟摆》则是她的“巨作”。德意志语言及诗歌学院(Deutschen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主席赖歇尔特(Klaus Reichert)，则指出穆勒是“德语文学中一股重要的声音”。文化部长纽曼(Bernd Neumann)则称赞她是“拥有巨大诗歌力量的女作家”。

一向以刻薄著称的德国文坛“教皇”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几年来一直看好同为犹太人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然而这次结果难免令他感到酸溜溜，故仅以精简的一句“我不会讨论赫塔，再见！”回答记者的问题。女评论家海登·赖赫(Elke Heidenreich)，甚至劝穆勒去换新发型。作家暨文学评论家卡拉谢克(Hellmuth Karasek)说：“我的心愿永远如一，那就是菲利普.罗斯应该得奖，但那心愿却再一次无法实现。”

然而对德国一般媒体来说，穆勒得奖实在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自1999年以来，他们已经等了十年，现在终于有一位德国作家可以收获世界文学的殊荣，德国《地区报》在文化版上刊登了《赫塔.穆勒﹕独裁统治和陌生感的经历》(Herta Müller: Erfahrung mit Diktatur und Fremdheit)，将这位诺奖得主称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

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明白，在喝彩声背后，穆勒得奖只是一种运气。而事实上，这种运气与穆勒成长背景所带给她的使命感格格不入，哈特维格(Ina Hartwig)在德国法兰克福电视台网站上发表一篇关于穆勒得奖的文章，名为《语言的奇迹》(Das Wunder der Sprache)，篇首语写道：“对于住在柏林的诺奖得主赫塔.穆勒来说，在独裁统治前后写成的作品是关于独裁者的重要著作。斯德哥尔摩对这些作品的推崇恰巧引起极大的赞赏。”作者精辟地解释道，“发生在她生命中的语言奇迹，即使完全改写了她一生，也不会在她的传记中占一席位。她对语言的运用属于一种传统、一种‘奥匈帝国’的传统，属于一片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俄语、乌克兰语、意底绪语及德语曾经并靠存在的景观里。”哈特维格将穆勒的语言奇迹与成长，和德语诗人策兰相提并论。

其他国家媒体的复杂反应

相较于德国，其他国家的媒体就显出不欣赏的态度，英国《时报》以冷嘲热讽的方式，质疑诺贝尔奖得主的文学价值：“请问耶利内克、凯尔泰斯和希姆博尔斯卡有何共通之处？他们都获得了诺奖。请问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格雷恩.格林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没有。”法国《费加罗报》以委员会不把诺奖颁给知名作家菲利普.罗斯、马利欧.巴尔加斯—略萨、富恩特斯、奥兹等人，而感到又一次失望。

相比起来，罗马尼亚因为穆勒的德国背景，以及她以德语写作批判罗马尼亚独裁者的作品，故没有那么大反应。曾经批判齐奥塞斯库的作家戈马(Paul Goma)说，这次诺贝尔文学奖与罗马尼亚无关，因为穆勒不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或巴纳特省公民。记者克.杜托.波普斯库(Cristian Tudor Popescu)认为穆勒是基于其德语背景及政治参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凭她反对独裁者的声音，不如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就像曼德拉。哲学家普列苏(Andrei Plesu)则持平地说，罗马尼亚作家从来没有获得诺奖，如今穆勒虽是德语作家，却来自罗马尼亚，她的名字定必在罗马尼亚及东欧文学史上占一席位。

无论人们怎样讨论，在这些纷扰的声浪背后，穆勒仍然平静地生活，即使诺贝尔奖激起了千层浪，但她一点也没有变，巴纳特省仍是老样子，尼茨基村也一样，而她依然是那个无家可归者，依然为阴暗的记忆写作，向自己作见证。她的朋友说她是个刚直不屈的女子，这一点可在她的言行中看到。她获奖后开记者会，并且说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你可将纳粹政权、集中营、军事独裁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独裁算在内。很多人都遭他们迫害，许多生命都给毁掉。”她感觉自己为被迫害而死的挚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穆勒作品：对抗极权的暴虐

穆勒以《低地》(Niederungen，英译Nadirs)这部短篇小说集初试啼声，在1984年由西柏林的红书出版(Rotbuch Verlag)发行，那是作者对抗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岁月。这些短篇小说以《低地》为主，这篇故事展现罗马尼亚乡村世界中令人绝望的真实环境，透过一个小孩的眼睛，见证农民的残忍个性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匮乏，从而反映出这个政权的暴虐，而那个小孩就是她自己。从《低地》开始，穆勒就运用一种独白的声音，诉说她在这片灰暗乡间成长的经历。

《今天，如果我不想见面》在讲述一个没有姓名的制衣厂年轻女工乘车到一个罗马尼亚城市里，她必须定期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原因是她在一件运往意大利的男装外套上，塞进一张写了“嫁给我”字句及地址的字条。东窗事发后，她被控以在工厂卖淫并失去了工作，负责私人盘问的阿尔布少校(Major Albu)，却告诉她这比被控“叛国罪”好多了，少校也要求她随时接受传召。问话的内容涉及她的过去，包括她的第一个男人保罗、工厂女伴莉莉(Lilli)的死，还有她公公的过去。原来这个年轻女子也有许多“不堪回首”的心事，女伴莉莉想逃亡到外国，结果失败被枪杀，她的父亲在外面搞女人，丈夫贪好杯中物，每项细节都足以把她推向深渊。这部小说无不呼应着秘密警察对穆勒的骚扰，但一如女作家本人，书中年轻女主角没有因为被盯上而气馁，反而更清醒地、全神贯注地应对盘问。小说充满诗性的语言，并透过层层盘问，慢慢堆积起主角的记忆。

《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鸡》源自一句罗马尼亚的谚语，当时作者正准备移民柏林，与书中的温迪什一家(die Familie Windisch)类似。这家人也在申请移民，温迪什先生日复一日地数算年月日，然而他们所住的乡村人口逐渐减少，所以他们必须继续等待，不能离开，直到女儿爱玛莉娅(Amalie)“出卖”自己的身体，一家人才获得出外许可证。这部小说与《低地》等早期作品类似，都以巴纳特省日耳曼乡村风俗为题材。乡村的警察、牧师与告密者互相勾结，他们统统垂涎少女的美色，这些描写也招来其他罗马尼亚德裔公民的激烈批评。

在西柏林安顿以后，穆勒又写出《单腿行者》(Reisende in einem Bein)。这部小说细腻而紧凑，主题是流亡外国。书中主角依莲妮(Irene)从一个不知名的东欧集团国家流亡到西德以逃避政治迫害，她首先住在西柏林一间移民收容所，然后在一间佚名的公寓单位住下，她陷入与三个男人的四角关系，并竭力保持清醒。这三个男人当中包括比她小十岁的学生法兰兹，法兰兹的朋友社会学家斯蒂芬，还有斯蒂芬的朋友托马斯，一个情感永远处于危机的同性恋者。作者揪心的字句，表达出依莲妮对故土的眷念，和小说中对柏林街道不带情感的描写成一强烈对比。《单腿行者》展现出作者处于人生过渡期的内心挣扎。

经历旺盛的创作高峰后，穆勒开始写一些非小说体裁作品，例如2003年出版的《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便是，这是一本夹杂自传性文章、论文和演讲词的文集。编辑茜比儿.克拉默(Sibylle Cramer)也坚称，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穆勒以一种多元、多变的抽象方式，在这本传记里书写她在语言中生活的一生。书中描述她在农村环境长大，名词都与实物相关联。但穆勒也不无惊讶地发现，词与实物之“无人地带”及对实物的重新命名。对于克拉默和标题文章《国王鞠躬》中的作者来说，那就是诗歌的起源。在独裁统治下，言说与沉默之间的差异，体现于对事物采取“争取、对抗、背叛”(“Verfolgung, Widerstand, Verrat”)的态度。穆勒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像策兰一样，在极权统治扭曲语言的现况下，选择以冷峻、超现实的诗性语言，表达对现实环境的不安感。

然而在穆勒作品当中，最抢风头的应该是她在本年8月发表的《呼吸钟摆》(Atemschaukel)，这部小说甫出版便获得了德国书奖，法兰克福报评为“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及令人谦恭的小说，也许是这个秋季最令人难忘的读物”。故事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时，主人公是个17岁的男孩，他被送到乌克兰劳改营。在斯大林统治岁月，这些曾在“二战”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尽非人的对待，《呼吸钟摆》就以大角度描画了这个悲惨的年代。《呼吸钟摆》比早期作品较多着墨于罗马尼亚裔德国公民对纳粹主义的崇拜。或许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它比其他作品在德国更受欢迎。

本文所讲的上访人是指那些采取走访形式的信访人。这个群体的庞大反映着中国社会深层的矛盾，昭示着社情民意。如何妥善解决上访问题，考验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水准。诚如前国家信访局长所言：“（上访）80%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但也无可否认其中确实有极少数上访人他们所反映的问题不那么有道理，甚至没有道理。如何处理好上访群体中的极少数？当然首先要避免简单化与扩大化，即把普遍的上访都视同极少数来抹黑、打压；其次必须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中立公信鉴定机构，以准确区分、定性极少数；再次对确定的极少数也应该分清原委，求得在不侵害人权前提下的化解之道。多年来的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对上访问题采取“硬”的打压与“软”的赎买，都是掩盖矛盾、推延问题的抱薪救火与扬汤止沸之法，是无益于解决问题的。要想根本解决中国的上访问题，显然不是个简单信访的存废之争，而是必须结束人治、建立法治，使社会有独立于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利之外的中立公信裁决机制，同时重建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弥合日益割裂的社会两极对抗，扼阻江河日下的社会堕落与腐化，以值从人心上修复社会行止准则，消解上访的社会心理基础。唯有这种制度建设与价值重建的内外合力，才能最终根本解开中国的上访难题。

一、中国目前上访状况

中国上访问题近年来颇受国际国内关注，同时也深深困扰着中国各级政府，甚至在一些地区的某些时期，应对上访成为当地政府的首要工作。如何解决中国的上访问题？这成为近年来学界与政府共同探讨的热点话题。

为什么上访问题如此牵动各方神经？从表面看有如下几方面原因：其一、上访群体人数之多——每年数以千万计，行业之广——几乎囊括社会各个行业，涉及面宽——几乎全国各县市甚至乡镇都能看到上访者的身影；其二、中国政府为了促成地方各级政府解决上访问题，出台了一系列考评地方政绩的政策，大大拉紧了各级政府的神经；其三、中国近年的一些重大活动及会议（如奥运、人大与政协两会、中央全会、60年庆典等等）与一些例行节假日（如五一、十一等），中央有关方面为了维护北京的“稳定与祥和”，临时性要求各级政府将各地上访人员严加控制，以致使中国大地掀起一波波截访大潮。

要想认清中国的上访问题，首先当然要认清上访群体的状况，即不仅要对上访群体的冤情、人员结构的普遍情况把握，同时也要对其中小数特别的上访人进行认真分析，以期找出解决之道。

1、上访群体总体状况

中国目前的上访群体状况：据原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5年3月人大会上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时透露“单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本身，2004年所办理的信访案件人次，就比前一年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办理的群众信访案件，达到了422万件人次，比前一年上升6.2%”；另据《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在《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一文中披露：“官方统计，中国去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考虑到其中许多都是群体性（如征地、企业转制、复转军人、民办教师等等）诉求中的代表上访，这1000万件背后蕴含的人数，可以想见应是数千万计。

庞大上访群体诉求状况：据2003年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接受《半月谈》杂志采访时指出：“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者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周占顺先生的四个百分之八十是较客观地反映出上访群体的诉求状况的。只是后面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这几年基层通过努力，化解了一些问题，进而出现目前有的基层参与信访的工作人员认为“现在信访问题属于基层应该解决的可能只有10%，而绝大部分问题（如复转军人、离退休人员待遇、民办教师、大型国企转制、买断工龄等等）是应该且只有中央才能解决的”。不过，不论中央还是地方应该解决，都说明目前中国公民信访反映的绝大多数问题是应该解决而没有得到解决的。

上访群体诉求性质：从目前信访群体的诉求来看，可以归结为：1、参与类。即对一些事关切身生活与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权力出现的问题的监督性信访，如环境污染、官员赎职等等举报、维权；2、求决类。即对事关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希望上级部门主持公道的信访，如大量的侵权事件的上访就属此类；3、诉讼类。即对法院判决不服而引起的向上级的信访。

上访群体主要组成：征地、拆迁类（指不愿征地、拆迁或没有得到合理补偿而引起的上访），企业转制类（工人没有得到合理安置与补偿），买断工龄类，复转军人安置类，民办教师待遇类（指多年从事教育，后被辞退而没有得到相应补偿的），离退休干部与职工待遇类（随着社会发展没有得到相应待遇改善而上访），环境污染类（因经济发展而带来地方环境污染，民众生活、生产受到影响），历史遗留问题类（60年来历次政治运动所伤害到的人，如反右、四清、文革等等的上访），个体涉法、涉诉类，举报各种腐败赎职类，等等。

上访依法情况：应该说绝大多数上访者都是依照《国家信访条例》中的程序而逐级向上反映的，但其中也确有极小数访民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而越级上访。造成越级上访当然与上访者本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情有关，但同时更多的应该是上访人不懂得应该如何走上访程序，对此地方相关部门也应该承担没有很好指导公民寻求依法解决问题的路径的责任。

2、上访群体中的特殊状况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上访群体中的小数个别情况，这也是引起对上访群体较大争议的方面。

从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先生的四个百分之八十，我们可以看到上访群体中绝大多数是有理的，他们所反映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却没有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百分之二十是不那么有道理，甚至没有道理的。这百分之二十的构成较复杂，其中以上访人主观诉求而没有现实政策、法规依据的居多。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上访群体中，应该承认的确存在精神偏执型的人与以上访为业从中获得一定利益的人，即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或称“特殊上访人”。

所谓极端上访人，就是那种上访诉求一再提升，由最初的诉求得到部分解决甚至全部解决后，随之他又找出某种新理由而提出新的诉求，并且一次次在不断上访中将诉求提高，使得地方政府屡屡无法根本性解决问题。通常这种上访人精神上存在偏执情况，对上访形成一种精神依赖，因而变成了一种极端性上访。

所谓上访专业户，就是以上访为业，通过自己上访而掌握的一些律法知识与上访经验，为其他上访人提供代理性服务，从中收取钱财以维持自己上访的人。

这些极端上访人（或叫偏执型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应该是上访群体中的极小数，当然具体究竟多少，可能无人统计，但估计不到上访群体的百分之一。因为如果有百分之一，全国上访群体以最保守的估计在1000万人以上，那么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就应该在10万人以上。而全国有3000多个区县，这样平均每个区县就有30多个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如果是这样，很多区县的工作将可能陷入瘫痪中，但中国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所以中国不可能有10万以上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据多年关注上访群体的人士分析，这种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大概占上访群体的千分之一二，也就是全国各区县平均大概有那么3——6个人。

3、如何理性认识特殊上访人

对于上访群体中的小数成员，我们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对偏执型极端上访人我们应该认识到：首先，极端上访人的偏执性精神问题必须由中立公正的权威医疗机构来鉴定，而不能由地方政府参与截访的相关机构来鉴定；其次，要弄清极端上访人究竟是先有偏执性精神问题，还是因权利受到侵害后，在上访中反复受挫而导致精神问题？也就是偏执性精神问题是在权利侵害前存在，还是权利侵害后产生？如果权利被侵害后产生，那么责任应该要权利侵害方承担； 再次，极端上访人不断变换提高的诉求是否有政策法律依据？是完全无理的要求还是不断发现新的权利受到侵害而应该得到补偿的依据？也就是说，有的不断变换与提高的诉求是因为不断发现了新的权利被侵害与救济点，从而变换诉求是一种正当权利维护的不断提高，是有法律政策依据的，因此这种变换是合理的。当然也有完全没有政策法律依据的诉求，这其中包括完全无理而没有政策法律依据的诉求，与有理但缺乏现实法律政策依据的诉求。

对上访专业户应该认识到：首先，上访专业户给其他上访人提供法律与上访经验上的帮助，这本身是正当的，客观上会帮助上访人有效解决问题。这种工作事实上就是充当了上访法律咨询服务的角色，事实上会让上访人少走弯路，使上访的诉求更合理而易于解决；其次，上访专业户在付出劳动后收取相应的一些钱财，只要是以劳取酬，不存在欺诈行为，那也原本无可非议；再次，上访专业户本身也有问题需要上访解决，他与专业代理上访服务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不能算是纯粹商业行为，而只是以上访顺便提供些服务，又以服务所获来维系上访开支。当然上访专业户也与纯粹上访人或群体上访（复转军人、民办教师、转制工人等）代表是不一样的。纯粹上访人只为自己的权利问题而上访，而群体上访代表却背负着某地区某行业某群体的共同诉求，是该群体推选出来的维权代表。

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之所以要特别加以分析，是因为近年来政府与民间对此存在较大争议。政府截访部门与一批学者以这群特殊的上访人存在为理由，有将整个上访群体特殊化的趋势。如今年3月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老上访户99%以上有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论断，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存在将特殊人群普遍化、扩大化，进而事实上抹黑整个上访群体的嫌疑。同时各地政府也相应出台了一些重点打击偏执型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的文件，使一些普通上访人被殃及。所以在此我们有必要特别强调，上访群体中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是极小数，而他们的情况也应该理性分析，对其造成的原因，诉求的合理性与上访行为的合法性要具体分析，切忌一刀切。尤其要警惕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控制上访群体而将大多数贴上偏执型极端上访或上访专业户的标签，以期通过简单粗暴的关押、软禁、劳教、判刑的手段，来达到暂时控制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样做虽然可以暂时控制、延缓矛盾，但客观上会制造更大的矛盾，为今后解决问题增加困难，是一种抱薪救火的处理方式。如何依法理性解决上访群体中这些偏执型极端上访人与上访专业户的问题？后面将有进一步探讨。
（未完待续）

北京发生商贩刺杀城管队长身亡事件、上海发生杨佳单刀闯进警局连刺六名警员身亡事件、杭州发生商贩暴力袭击城管事件，几乎都是执法机构和底层弱势群体的尖锐冲突事件，本来为民热情服务的管理者，却成了被服务的被管理者的对立面，加剧了社会矛盾。在互联网上，网民对城管批评一边倒，讽刺城管是“合法的黑社会”，是“当代土匪”，而城管背后的政府，也成为了网民攻击的对象，认为问题出在城管，根子却在政府。为什么政府让城管成为“麻烦制造者”，难道政府仅仅从中渔利，而完全不顾因而导致丧失公信力的败局？

通过我与城管接触，认为应该政府应该有很多检讨的地方。客观地说，城管是一个难差使，苦差使，每天都要与各地的小商贩打交道，与市民打交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执法时又常常因为查扣、没收外来农民工小商贩的商品和经营工具（他们惟一的生产、生活资料），什么卖羊肉串的，卖西瓜的，路旁摆摊的，往往都在街面上占道经营，在人口密集处流动，城管在执法时很容易引起群众围观，你一言，我一语，一旦城管动作粗暴、群众指责，再有一些类似泄愤式或对政府不满的火星冒出来，有人不耐烦，有暴力倾向的苗头，往往会把小事酿成大事，最后很容易使城管当众陷入尴尬，必须求援警察，但警察来了又被误认为是帮城管的，最后也有可能没能化解矛盾，而是火上浇油，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双输。毕竟城管不能抓人，被打被骂也是常事，甚至个人家庭生活也在威胁和恐惧中，无论商贩和民众怎么骂，也不能动手，尤其是面对粗口，如果肚量不大简直一天也忍耐不下去。所以，城管是难差使，他们不是坐别的政府部门诸如发改委、交通、建设等厅局办公室的闲职人员，他们执法时需要冒着一定的风险。

风险的大背景就是这个社会法治不彰，价值观混乱，人心浮躁，贫富差距明显，底层民众的辛苦在网络的扩散下往往被放大、聚焦，被政府经常指为“不明真相人员”的围观民众很容易无目的、无利益诉求而卷入，甚至引发某个人因一点鸡毛小事而走极端。自上海发生杨佳走极端袭警事件以来，类似的极端案件一直不断，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网络及论坛找到并成为热点，触目惊心，不言而喻小商贩是受害一方，但执法人员的安全性也无法保障。执法人员被攻击，很容易令人错误地以为执法人员本身缺乏合法性，比如类似城管是“土匪”、“合法的黑社会”之类的指责和“网络称谓”，所以一旦舆论引导不当，商贩以城管为敌，类似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执法工作的主动变成被动，政府城市管理往往要付出代价。

应该说，城管的职能是必须的，但又是一个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的机构，政府的形象却又往往受城管连累，若有当事人依法问责城管，最后是政府部门坐在法庭的被告席，政府当被告是好事，但政府若不吸取城管负面影响的教训，政府很容易坐上火山口。或城管把商贩逼到火山爆发的临界点，政府最后收拾后果，也要付出惨重的成本。

我最近直面某地城管的工作，通过观察，了解到政府部门对城管下达指令、摊派或罚款指标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群众对城管确实也有理解不够的地方，比如人性化不够，忍耐不够，法规不健全，执法不公，自由裁量权随意性太大，查扣小商贩确实是政府安排给他们的日常工作，按照现在的小商贩的对策，以城管的人力（一些地方的城管很难招聘到满意的协管人员，无奈聘用了外地的农民工，由农民工来管理农民工，矛盾更为加剧）、有限的编制和经费根本就管不好马路上的商贩市场，你来我走，你走我来，鸡飞狗跳，城管疲于奔命，有时候只有借助与工商、公安联合执法才能产生效果，但又不是每天联合执法，更多时候是无奈地被商贩牵着鼻子走，或者睁只眼闭只眼。城管若不是具有查扣经营物品或者经营工具的权力，若不罚款，小商贩根本就把你当作纸老虎，城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城管的性质是行政执法，代表政府，但在政府序列，名声确实有点不大好，人员素质方面也有欠缺的地方，这就是城管的负面形象。本来，城管可以和商贩和谐，比如给流动商贩划出一定的经营范围，比如每天规定某个时段可以自由经营。政府应该既要考虑到城管的实际，又要考虑到商贩摆摊的实际，都是为了民生，为什么要让政府的城管做得如此糟糕呢？本来，任何社会都有对政府的反对和不满，而小商贩的不满是对政府的，但政府的相关制度、相关工作没有做好，对小商贩的利益、权利缺乏保障，小商贩往往就把对政府的不满发泄到城管头上，政府图简单有效，可具体到每一个小商贩，每一个城管，他们多数都沦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有了持久的矛盾，有了尖锐对立，必然都会发生严重的冲突，甚至引起社会混乱，导致政局不稳。

我承认，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各种利益阶层并存，但多元必然会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分离或冲突，具体说城管与商贩，政府的城管成为利益一方，商贩成为利益另一方，城管一方可以找到政府作为代言人，而商贩一方却处于因不相信政府或政府已经为城管代言而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因为中国民间组织很难在政府的同意下孕育而生，他们找不到社会组织的代言人，比如民众自行结社成立代言维权组织很难得到官方批准，这样相互就容易接下积怨，彼此会有持续不断的冲突，最后先是消解城管的合法性，甚至也可能挑战并在葬送政府的合法性。

一个合理的社会，必然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民众选票的制约，法治的制约，民意的制约，立法和修改法律的制约，这样才避免权力因太集中、太霸道而被民众所不相信。一个掌握社会权力的政府，不需要一个人或一个党派说了算，需要法律说了算，需要与民众沟通对话，要习惯接受民众监督，习惯接受民众的质询、监督、参与、批评和建议。否则，各自为政，利益至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好的法律也会在实施过程中走形，异化，有时候和尚能把好经念成坏经，有时候和尚又把坏经念成好经，政府能够制造矛盾，却不能有效化解矛盾，这个政府就无法找到出路。城管的结局是怎样，政府的结局也可能是怎样。

对于城管工作，我认为城管不是商贩的敌人，商贩也不是城管的敌人，我坚决反对人民对付城管使用暴力，同时也反对商贩对城管使用暴力，非暴力一定是今天乃至今后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今天在舆论的批评下，城管工作人员穿上制服形象不佳，说弱势群体也可以，但他能脱下衣服也是普通人，为什么不能善待呢？不要把城管当成即将引爆的火药桶，当然城管需要改进的也必须要改进，城管要求舆论善待，城管也要善待商贩，善待民意。当我听到某警察对小商贩的一句评价，也觉得有道理，“我相信你们商贩不是坏人，是坏人的话你就去偷去抢了，谁还会做买卖？”这话比较实际、客观，小商贩要生存，政府要估计民生，能否把他们当成一个好人，一个公民，给他提供一个切实的权利保障，一个制度化的良好环境。政府光靠城管去抓、去压、去吓唬、去赶商贩，多年下来是否奏效？既然选择看明显是效果甚差，为什么不和谐他们呢？既要城市管理，又要商贩和谐，难度又在哪里？政府不能只管“屁股决定脑袋”了，政府一旦制度性失误，受害的不仅仅是商贩，城管，还有害这个国家的民生。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一套套侦破盗窃案的手段无论多么高超，你问题是你如何使那些案件减少发生，那些犯罪分子减少发生。一套套约束官员贪腐的法律条文无论多么有效，但如果贪腐官员发生频率依然持续高升，是否需要检讨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应对，如何切实解决呢？

这个社会，非黑即白的那一套简单判断已经用不上了，更多时候是有黑有白，又有灰，甚至半百半灰，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政府应该充分考虑社会的多元性，不同利益不同人群并存，考虑到法律及政策的独立性和局限性，社会民间组织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不同人群的创造性，结合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务，用足民智，多管齐下，对症下药，我相信公民社会与宪政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尊重和保护不同群体的诉求和利益，一定会减少矛盾，而且富有成效，把可以预见的矛盾化解，把未发生的矛盾摆出来，这个时候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和谐与稳定。不过，从今天城管的遭遇看，走到这一步仍然很漫长，政府应该做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做好。

2006年，我曾经在柏林住过3天，3天时间里，基本只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柏林墙。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沿着柏林墙遗迹不停地走，走过大街，跨过河流，有心的柏林人给了我们很大方便，原柏林墙沿线都留有足可辨认的痕迹——不过，还是推得太干净了，只保留了很小的一段。我很喜欢保留那段墙体上各国艺术家的涂鸦，但还是想，多保留一些，会更好，它能让我们的子孙知道，柏林人曾经过的什么日子。

毫不意外，那年回到中国后，最受朋友们欢迎的礼物是价格从3.5欧元到6.5欧元不等的柏林墙碎片。

柏林墙倒了，到今年整整20年，纪念日也很快到来，相信柏林人已经想好了如何庆祝这个日子。

无论如何，我乐于看到柏林墙的倒掉，这有我的一份贡献——20年前的5月份，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读书，和很多同学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如果没有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抗争，柏林墙也终究会倒掉的，但速度至少会慢一些。我没想让柏林人感谢我，但就是高兴。

昨天（2009年10月15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法兰克福书展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到了很多中国问题，比如“截访”（jie fang，很难翻译，大致意思是很多受了冤枉的人，到北京上访，而他所在的地区政府会派专人阻截他，免得他到了北京，惹出祸来，影响“稳定”，最终影响当地官员的仕途），比如擦边球（ca bian qiu，指一些勇敢的编辑记者发表有可能令政府不快的稿件，以试探政府能承受的底线，我的同事中，就有过线被投入监狱的先例），也提到了另外一堵墙，那就是GFW（GREAT FIREWALL）。它不是人们熟知的GREAT WALL，而是一种网络技术，利用软件阻隔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用户登录政府不喜欢的网站。Great wall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建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北方民族的入侵，而GREAT FIREWALL的历史不超过十年，关闭的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2008奥运会期间，GFW曾经短暂而有限地开放）。从GREAT WALL到GREAT FIREWALL，中国走回了历史。

1963年6月23日，美国人肯尼迪站在柏林墙边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

我对任何政治人物的承诺、激情都抱有怀疑态度，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但肯尼迪“Ich bin ein Berliner”的说法还是足够打动我——可惜的是，面对着比柏林墙更坚固的GFW，目前为止，我还没听到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人说出“我是中国人”。欧洲的总统总理首相们更热衷的是和中国做生意，赚取钞票；德国许多作家、汉学家，则忙着和中国官方代表团的御用文人插科打诨；欧洲很多普通人看到的是中国商品的低价格“优势”抢了他们的饭碗，从马德里到莫斯科，莫不如此——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更能体现出肯尼迪“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的涵义，中国的产品很多来自“血汗工厂”，那里的工人缺乏基本保障，工资低到欧洲人难以想像，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价格低廉，这更像是巧妙的报复：你不关注他们的人权状况，他们就会让你失业。

墙，悲观地说，人人之间都有一堵墙，语言、教育程度、种族、国籍等等，都是建造隔离墙的材料，但主动造墙隔断人民之间的交流，曾经的德国人和现在中国人做得最为极致，区别不过是德国人用的是石头，中国人用的是数字而已。

《大国沉沦》封面

受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的委托，我着手为刘晓波先生编辑这本政论文集。就在编辑的过程中，中共当局宣布正式逮捕刘晓波先生。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尤为沉重。因为这样的编辑工作，本应由作者亲自完成，此前刘晓波先生出版的所有作品，都是他自己编辑完成的。而由我来为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先生完成这项工作，我深感不配，亦深感荣幸。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族，我从来没有多少幸福感，相反却有十足的耻辱感。因为有刘晓波先生和那么多靠着良知的引导而生活的同胞身陷于囚牢之中，而下流人却悠然上升。如今，刘晓波先生被羁押的北京市看守所，就在离我家仅仅一箭之遥的地方，他在放风的时候，甚至可以望见我家的楼宇。他失去了自由，我却仍然享有自由，我为此而感到羞愧。同时，我更为与刘晓波先生身处同一时代及国族之中而感到巨大的光荣，正是因着他和身边的一群朋友的存在，中国才不至于像圣经中那些邪恶之城一样，因为连一个义人也找不出来，而被上帝所毁灭。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之前，只有十六岁的我，在六四的枪声中读到刘晓波的文字时的激动与震撼——那是一本当局在六四镇压之后炮制的《刘晓波其人其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即达五万册。该书的前言说：“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除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之外，编辑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入刘晓波的几篇文章“立此存照”。然而，那几篇出自刘晓波之手的酣畅淋漓的文章却吸引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差不多每一行都被我用红笔勾画出来。如今，中共当局真该如学者余世存所建议的那样，重版该书，继续对刘晓波的批判。可惜，胡锦涛连这样做的勇气都没有。此时此刻，我也不禁想起十年之前，第一次与刘晓波会面的时候，刘霞在一旁看着我们两个口吃者吃力地交谈，一边观察一边窃笑——那时，我初出茅庐，书商对我的“包装”，使用了当年人们形容刘晓波的那个褒贬交错的词语“黑马”，而当我与真正的“黑马”见面的时候，许多话却无从说起。但从此以后，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尽管自古以来先知在故乡都是不受欢迎的，但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和哪个国族，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以折磨和羞辱先知为“志业”。正像艺术家高氏兄弟为刘晓波画的那幅巨大的肖像一样，只有隔着相当的距离，你才能看出刘晓波的脸庞与神色，一旦走近去看，便是模糊一片。刘晓波的价值并不为同胞们所知，刘晓波的存在更是激起了独裁者的仇恨。本来根本没有人想颠覆他们的政权，他们却日夜杯弓蛇影，坐立不安：你不是试图搜集四川大地震中死难学生的名单吗，这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你不是试图为死于有毒奶粉的孩子的家长提供法律援助吗，这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你不是试图帮助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农民兄弟讨一个“说法”吗，这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你不是试图揭露无数的母亲被计生人员强迫堕胎的惨剧吗，这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怎么像一个纸糊的房子那样无比脆弱呢？

中共当局投资数亿拍摄了一部自我歌功颂德的电影《建国大业》，却将“刘晓波”当作互联网上重点屏蔽的词语。据说，大肆羞辱国民党的《建国大业》，将在台湾的院线同步上映。这个消息并不让我吃惊。这些年来，最爱中国的，不是中国的百姓，而是台湾的明星、商人、文人和政客。在台湾早已过气的李敖，在中国被奉若上宾，终于找到了他的“第二春”，戏子的本性总是去讨好强者。而台商在中国可以雇佣奴隶劳工，可以包养二奶，日子过得比在台湾滋润千百倍，当然“乐不思台”了。戏子和商人如此，政客又怎么会有原则呢？连战、宋楚瑜等明日黄花式的政客，也争先恐后地登陆了——“老大哥”派发的棒棒糖很甜很甜啊，连祭拜祖坟都由中共来买单呢，反正中共不用向纳税人汇报国家财政是如何开支的。在“连爷爷”、“吴伯伯”之后，会不会再有一个“马叔叔”呢？既然反攻大陆已成遥不可及的春梦，那么退而求其次，当个南唐李后主也不错，卧榻之旁，就容我安睡一会儿吧！如今，全世界不都在争先恐后地向中共献媚吗：法国总统萨科齐因为会见达赖喇嘛，而在中共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美国总统奥巴马被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额，舍弃人权外交而对华绥靖……这是大势所趋，识时务为俊杰啊。君不见，“北京共识”隐然取代“华盛顿共识”，上海合作组织似乎要挑战北约组织；君不见，在辉煌的奥运会之后，是更为辉煌的六十年庆典的阅兵式，这是怎样一种万国归心的大国气象啊。

可惜，这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国，这是一个外表崛起、精神沉沦的大国，刘晓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在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是制度腐败的奇迹、社会不公的奇迹、道德沦丧的奇迹、挥霍未来的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和人权成本极为高昂的奇迹，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奇迹。”这个时代，与时俱进者多，扛起闸门者少。当讨好中共变成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的时候，刘晓波却如同二十年前那样，矢志不渝地站在批判中共的最前线。他用上千篇评论文章，揭穿了“大国崛起”背后的真相乃是“大国沉沦”。如今，中共当局对刘晓波的审讯围绕这些文章展开，这些文章能成为罪证吗？相信每一个认真阅读过这本文集的读者都会有公正的答案。刘晓波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这样一个恐龙般张牙舞爪的大帝国，对国内民众肆意施暴，对国际社会则输出“精神鸦片”。对此，学者秦晖分析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此种与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精神鸦片”，比金三角和中南美洲流出的毒品更加可怕。这一创造了“中国崛起”奇迹的“中国模式”，正在如同癌细胞般大肆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坑了近百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让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积累的时代去了”。

乌云有时确实会遮住太阳的光芒。然而，这个世界上偏偏就是有像刘晓波这样不识时务的人。他从不自我英雄化，而以一颗平常心来从事自己所选择的事业，不管旁观者是掌声还是唾沫。二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地螳臂挡车，一如既往地如索尔仁尼琴那样“牛犊顶橡树”，一如既往地如堂吉诃德那样冲向风车，一如既往地如西西弗斯那样推着石头上山。六四屠城前夕，人们纷纷逃离中国，唯有他毅然中断在美国讲学的计划，只身返回危城，在天安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并冒着生命危险与戒严部队谈判，终于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发生。此后二十年，他被剥夺教职和在国内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长期遭受秘密警察的监控和骚扰，先后四度入狱，却一直奋笔疾书。二十年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及时发表振聋发聩之评论。在他的笔下，没有任何“敏感”的领域。如同当年的梁启超一样，他毅然放弃创作“传世之作”的个人雄心，转而写作一篇篇看似短命的“觉世之作”。其政论作品，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论述之深，当今华人世界无人可及，堪称“第一政论家”。写作《红楼梦》或《管锥篇》，是许多文人学士的人生愿景，但对刘晓波来说，既然生活在一个人权受到践踏的时代和国族之中，此种选择便过于奢侈和贵族化。他并不是缺乏写作《红楼梦》或《管锥篇》的才华，不写乃是出于“不忍”——“不忍”旁观天安门母亲的眼泪，“不忍”坐视孙志刚们的灾难，他决定为天安门母亲和孙志刚们写作。即便在身陷牢狱的时刻，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始终“在场”。当作家和学者们普遍被招安而与权贵共舞之时，他的存在越发彰显出精神标杆的意义。

刘晓波不仅坐而论道，且起而行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他便起草和组织了多份人权呼吁书，直至最近一份导致中共再度对他下黑手的《零八宪章》。他关怀天安门母亲群体，帮助许多受迫害的维权人士和他们的家人，虽然多年来只有在海外发表文章的微薄的稿费收入，但他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永远比对自己慷慨大方，他帮助的许多人甚至都是从未谋面的人。刘晓波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他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多年担任会长、理事，为之付出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其中有不少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杂事以及中国人特有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协调工作。我做副会长配合他的工作的时候，几度因为他人的恶意攻击而灰心丧气。他便勉励我说，这就是做公共知识分子需要付出的代价，即便是恶意的辱骂也要有相当的心理承受力；一个作家不能只是将个人的写作看得无比重要，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的中国，需要有一批人为公共事务付出时间和精力。正是在刘晓波的领导之下，独立中文笔会在短短几年间便发展成为中文世界里最积极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NGO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共对公民结社自由的限制。

刘晓波是中国最具独立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独立”二字，知易行难。如鲁迅所说，不做官的帮忙和帮闲，不做商的帮忙和帮闲，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但不做大众的帮忙和帮闲，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许多异议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都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梦想，都有充当英雄豪杰和救世主的情结，为此不惜扭曲自我以迎合群众，期待群众拥戴为王。他们从《易经》中算出共产党垮台的日子，以“影子总统”和“影子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封官许愿。而经历了当年广场运动的刘晓波，深知“广场效应”之迷思，深味激进主义之危害，更对权力对人性的戕害有清醒认知，故而一边批判拒绝改革的中共当局，直陈权力与体制之不公不义；一边毫不留情地指斥那些鼓吹暴力革命、将百姓的生命当作炮灰以达成个人野心的“草莽皇帝”——此种人士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层出不穷。如果说中国有一个“反对派”的话，刘晓波乃是其中少数将仇恨化为仁爱的人，这种仁爱甚至扩展到那些监视他、骚扰他的秘密警察身上。刘晓波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朋友家做客，特务跟踪他到楼下。他与朋友聊天聊了很久，忽然接到特务打来的电话：“刘老师，我憋了半天尿，楼下找不到公共厕所，你能让我上楼来用一下厕所吗？”刘晓波征求主人的同意之后，遂让这名可怜的特务上来使用了卫生间。是的，受迫害者不能将自己降低到加害者的道德水准上、甚至用“以毒攻毒”来自诩；受迫害者而应当以人格的力量唤起加害者内在的良知。

刘晓波在今天的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晚清时的梁启超。学者邵建在《看晚清三方角力》一文中指出：在梁氏等人看来，革命既然诉诸暴力，即使成功，国家也会陷入长期的内乱和争斗，收拾动乱的人，必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正是辛亥以后的情形：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历史轨迹被梁氏不幸而言中。所以，梁氏在反革命的同时，力推君主立宪，不是推翻清政府，而是以开议会的方式改造它。但他面对的困境是：不在于他反革命，也不在于孙文闹革命，而在于清政府天天制造革命。他两面作战，一边与同盟会战，阐释自己为什么反革命；一边与清政府战，斥责其不断制造革命。最终，还是未能让中国避免暴力革命。一九三六年，中国的内乱方兴未艾，外敌虎视眈眈，梁启超已去世多年。一位笔名叫素痴的读者在《大公报》上缅怀梁氏，认为梁启超对流血的恐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但他的悯世之心又“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于是，两边陈词，既劝革命党放弃暴力，又劝清政府彻底改革。结果，两边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致局势日下。这位素痴先生已是三十年后读梁氏此论，不禁“太息痛恨于盖世雄文的浪掷”。近年来，刘晓波既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乃至系狱，也遭到海内外激进分子和野心家的攻击与辱骂，简直就是梁启超当年遭遇的翻版。那么，今天的中国会重蹈清末的覆辙吗？

我没有那么悲观。今天的中国，很多地方与清末又大不一样。全球化的突飞猛进，让中国无法像过去那样闭关锁国；信息时代悄然来临，中国网民的人数已达三亿多，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城市化的推进、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民间舆论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挡之趋势。刘晓波虽然被当局关押，他的文字却通过网络启蒙了千千万万饥渴慕义的心灵（仅在国内需要“翻墙”才能上去的博讯新闻网上，刘晓波个人文集中七百多篇文章的点击率，就高达四百多万，是一百多名海内外异议作家中点击率最高的）；刘晓波虽然暂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和文字无时不刻地在形塑着中国未来之走向，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以文字改变一个时代的风气与人心，功劳最大的当推梁启超与刘晓波二人。当年，胡适之曾经这样评价梁启超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梁氏以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文字，带动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国族的启蒙运动，胡适之的这番表彰并不为过。但胡适之将梁氏与革命牵扯在一起，恐怕是对其最大的误读。而我坚信，从梁启超到刘晓波的思想谱系和文字生涯，贯穿始终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权的坚守和对同胞的大爱。文字是有力量的，尤其是背后有道义和良知支撑的文字，对这一点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否则掌权者为何害怕梁启超和刘晓波们呢？在此意义上，我们若要衡量刘晓波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进步的贡献，不妨套用并稍稍改动那句诗——“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初稿

八月二十日定稿

中纪委官员曾透露，在全国各地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这个数据虽然很令人伤心，却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贪财好色是一对孪生兄弟。依我看，也许是有的贪官污吏善于隐藏，这个数据就算是100％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来掀起的打黑风暴可谓是深得民心，不计其数的黑社会成员被绳之以法不算，众多的“保护伞”也纷纷落马。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蔚然成风，衡量一个地方大员是否真心实意地打黑，一个重要的标尺便是，看他在抓捕黑道成员的时候是否同时打他们的“保护伞”。越是庞大的黑社会组织越是和官员、警察有勾结，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因为没有人提供保护，他们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

贪官必有情妇已经成为了官场定律，他们的情妇不但有一般的美女，甚至还有明星美女。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涉黑案即将进入诉讼程序，文强主动讲述了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他说，但凡有女明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10月20日《扬子晚报》）

文强贪财好色自不必说，而在当下的女明星当中，又有几个是洁身自好的呢？很多女明星之所以能成为女明星，就是因为主动向官员献身才得以星光熠熠，因为官员掌握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他们稍微活动一下远比自己努力的效果要好。明星殷桃被大嘴宋祖德爆为文强情妇，虽然殷桃出来“辟谣”了，但很多人都觉得这种“辟谣”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反正我是宁可信其有的。

按照文强自己的供述，很明显，和他有染的女明星远不止一个，这些女明星当中，也许有一些确实是受到了文强的恐吓才和文强一夜风流的，但我坚信，更多都是出于自愿或半推半就。表面上看，是文强玩弄了她们，而她们却会在私下里偷笑，认为是自己玩弄了文强。文强从和女明星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女明星同样也会因为文强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而沾沾自喜。所以说，文强和这些女明星是半斤八两，相互玩弄和相互利用，谁都不干净。

媒体还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文强有一个长期情人，那便是原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现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据说，陈光明曾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第五届“中国十大女杰”等光荣称号。看来，很多位高权重的女警官也是靠傍文强这样的上司而官运亨通的。陈光明因为傍上文强而屡获殊荣，那些不算是很红的女明星，谁又不希望能和文强巫山云雨呢？

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因为贪污受贿而幡然落马，当时曾引起深圳官场以及商界的恐慌，最后甚至还延烧到了娱乐圈，媒体不断传出女明星和许宗衡有染的消息，包括刘璇、周迅、黄奕、瞿颖等，但最后，这些明星全都出来撇清了和许宗衡的关系。一些空穴来风的东西就能让这些女明星成为世人的焦点，如果她们中谁被证实真的和许宗衡有关系，岂不是更加的大红大紫？

文强的妻子在得知文强的供述之后，痛骂文强是个畜生，我要说，文强的妻子骂得好，不过，我要告诉她的是，那些让她戴上“绿帽子”的女明星同样也是畜生。

2009年10月22日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0月21日奥地利林兹讯）国际笔会第75届代表大会今天在奥地利的林兹正式开幕，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第一副会长潘嘉伟、会员权益秘书禤素莱和国际笔会理事杨炼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独立中文笔会参与提名的加拿大笔会前会长、著名作家约翰·拉尔森顿·索罗（John Ralston Saul）在大会上当选为会长，接替已任职六年的伊利??格鲁沙（Ji??í Gru??a）。格鲁沙先生为捷克著名前异议作家和《七七宪章》签署者之一，民主变革后曾出任驻奥地利大使、教育部长等职，现任维也纳外交学院院长。

现年62岁的索罗先生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学博士，曾获智利巴勃罗·聂鲁达奖（Pablo Neruda medal）, 意大利国际文学奖（Premio Letterario Internazionale）、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Chevalier des Arts etdes Lettres de France）等。索罗先生的妻子伍冰枝是曾任加拿大总督的华裔政治家，因此他一向在关注全世界作家的言论自由时也特别关注中国作家的困难处境，今年曾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零八宪章》讨论会，呼吁释放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

索罗先生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说：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重要和历史最悠久的言论自由和文学组织。全世界大约一千作家在监狱或危险中有待我们去帮助。我们不得不发明新的办法来扭转威权控制的上升趋势。

“对言论自由的威胁正在一些新的方向扩张，特别伴随911后世界的民粹主义的上升。

“此外，数百种少数民族和土著语言文化处于灭绝危险。这是言论自由的最终剥夺。”

有一条迟来的新闻或许多少使对于暴力拆迁感到恐惧的人感到某种安慰。去年5月14日，辽宁本溪棚户区拆迁建高档别墅的拆迁出了人命。本来是可以协商解决的事情，某地产公司还是祭出了黑社会样貌的手段，找人在上午8点闯入居民张剑家中围殴这家“钉子户”。然后注定要载入中国拆迁历史的一幕发生：张剑从床下掏出水果刀刺死了一人后逃跑，到当年6月16日，才在家属与律师的陪同下于北京自首。
　　
　　今年9月4日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剑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张剑走出羁押了他400多天的看守所，重新获得自由（《中国青年报》10月19日报道）——按照一般的规律，这种缓刑的意思基本上说就是当事人不会再进监狱的表示，而这个判决也被视作在现行法律之下，对于舆论以及社会正义的一种妥协。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事大致就是到此为止，张剑应该不会再去监狱服刑了。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判决，多少让人看到了某种希望。但这个希望是不是真的能够变成某种我们能够遵循的典型判例，则实在是不好妄言。
　　
　　在我看来，之所以暴力拆迁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倒不是在于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对于拆迁户的权益没有合理的保证，而是从根本上说，有些理念的不到位使之这些规定并未构成合法保护自己财产的基础。我们知道，如果一件东西的产权非常明晰的属于你，你怎么保护都是不过分的。前段时间东莞有人飞车劫夺某位女士放在副驾驶位子上的皮包，该女士发动汽车追撞此人致其死亡。最终的结果完全没有悬念：正当防卫、无罪释放。皮包确认无误是个人的私产，有人当场抢夺的话，估计谁也不会认为这位女士的做法不当。
　　
　　但同样的情况为什么在遭遇暴力拆迁的时候就有了不同？一堆人冲到你的家中围殴、恐吓，为什么你没有权利在受到伤害而不及报警的时候弄翻几个？或者说弄翻之后还要承受缓刑这种有罪的说法？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房屋的产权并不清晰，并不是说你的房子是你完全能做主的，它至少是个双重的产权。土地是为国有，房产是为私产，但房子总不能是空中楼阁吧？所以，很多时候私人产权的保护就很难到位，大家也就不把这东西当做真正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神圣领域，这也自然谈不到理直气壮的用任何手段保护自己的财产了。
　　
　　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某人有能力、有勇气保护自己的财产，他所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过于高昂。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当事人既然已经自首，还要在看守所里羁押了400余天。这种长时间的羁押不能保释本身就是一种惩罚，还不说后来这个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此案当中，本来应该补充侦查一个月的期限，竟然超期到了四个月的时间。任何合理保护自己财产的人都会心中掂量一下，这种惨胜的代价是否能够支付得起。
　　
　　如果真的不想因为拆迁而导致过度暴力，“住宅防卫权”是否无限就不应该还有什么讨论的余地。比之其他不可见的权利，自己的住宅不受侵犯应该是更根本的权利。当百姓拥有了这个权利，即使不去使用它，也等于是具有了强烈的威慑力。相对更动土地属性来说，这种技术性的认可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能让普通百姓与政府一起，遏制非法的财产侵夺。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在极权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百年中，任何人都不能够否认，它在价值问题上和民主社会的对立；在权力问题上它对本国，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侵略性危害。

极权主义国家带来的这个危害是根本的，无论是在三十年代，五十、六十年代；在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和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充满扩张性的时候，还是在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它充满危机的时候都是如此。人们不会忘记在七十年代的缓和后期，苏联对于阿富汗的入侵，一九八九年中共在天安门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的血腥镇压。

然而极权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与民众的这种对立，并不是永远表现为对抗与冷战的形式，不是互不交往，或者任何交往都首先是剑拔弩张。而恰相反，由于人类事务的多重性，复杂性，即便是在尖锐对立的时候，双方也还有其他形式的接触和交流。例如三十年代初期的英国与希特勒德国，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时期的西方与共产党国家，七十年代初期的缓和。所以我们不能下判断，法兰克福书展应该还是不应该选择中国作为主宾国，但是，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否选择中国作为主宾国，法兰克福书展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书展，它不能从事或者支持损害任何人的基本价值和权利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书展选择中国作为主宾国，书展方应该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极权专制国家，它的出版事业不仅没有自由，而且是建立在对于民众对于自由和人权的追求，对于言论自由的追求的镇压之上的。为此，书展举办方就有义务承担选择了一个专制国家作为主宾国所带来的责任，也就是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责任。这个责任涉及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书展上宣扬、交流的中国出版业的作品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品。

它的作品无非是三种：

1.宣扬专制政府成就及其文化的作品，

2.宣扬专制对于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镇压，

3.一般的文化传统生活。

对此，书展公司就有义务为那些平行于专制政府的作品提供条件、方便展出他们追求自由和人权，抵制揭露专制政府的谎言的作品。事实上，他们不仅必须提供不同价值的追求良性展示、竞争的条件，而且有义务为对抗提供方便。

第二，中国政府的新闻署、出版机构利用这个书展推进对于国内异议人士，追求自由和人权、民主的民众及知识分子的镇压和排斥，利用这个书展继续围剿被他们迫害流亡到海外的知识分子、作家。

对于中国政府的新闻署、出版机构在国外推行国内政策的这种做法，书展公司以及德国及国际社会则面临的是有义务、有责任在基本宪法，商业法的基础上给以有力的抵抗，甚至回击。书展公司，以及德国的有关参与单位，如果不能够做到这点，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德国的土地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中国民众、知识分子对于人权和自由的追求。

人们无法要求和约束中国新闻署等官方机构如何做，但是人们能够利用民主社会的法律和舆论要求、约束甚至惩罚那些损害了中国国内民众，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的民主社会中的团体和人士。也就是人们对书展公司有要求并且迫使他们这样做的权利。

事实上，不仅在上述价值等原则问题上，书展公司等有义务尊重一切人的人权和自由，而且书展公司应该明白，他们从中国政府方的经济来往中赚取的钱财，是建立在对于中国民众自由与人权的剥夺的基础上的财富，是建立在对于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压制，垄断出版业的基础上的。书展公司有义务从这些“不干净”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回馈给中国民众，和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对于人权和民主的追求事业。因为这些钱中有着中国民众的血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企业，尤其是从事涉及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企业及单位必循遵循的价值底线。

德国有着和专制国家打交道的经验。例如在七十年代后的缓和中，在和东德共产党贸易往来，经济援助中，西德始终没有忘记东德追求自由的民众，他们利用经济往来赎买了大批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民众，从而鼓励帮助了追求自由与人权的民众。中国民众也是人，中国人对于自由和民主，对于言论自由的追求也是人类追求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法兰克福书展，以及德国的其它企业，乃至德国政府的一些部门，在和中国共产党政府打交道中，如果不能够遵循当年和东德政府打交道的原则和立场，乃至方法，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地对中国民众的欺骗和背叛，对于国际社会推崇的言论自由的嘲弄。

2009-9-29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