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袁伟民给了薄熙来沉重一击

正当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大造声势,企图转移人们对其家人以权谋私,海外享乐的视线之时,近日,一本记述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长达47年体育人生经历的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在江苏省南京市首发,它和国内第一个披露薄瓜瓜艳照的《扬州晚报》一样,在同一个省份出笼,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响。我认为它之所以广受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是因为其透露了一些复杂而微妙的官场现象。

香港的《亚洲周刊》说,此书披露了鲜为人知的诸多体坛事件,如悉尼奥运会前夕铁腕处理“马家军”兴奋剂事件等,还说,袁伟民强调,出这本书只为还原历史,“有些话,我不说出来,就没人说真话了”。他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5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在书中讲述了当年体育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作出思考。他说:“我退下来后,许多人来找我谈写书的事,直到08年我才答应,冷静了5年,思考总结。这本书是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完稿的,书中引用了我很多口述,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要出书就一定要讲真话。”

然而我认为,与其说他在思考了多年,不如说是在观察等待了很久,显然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胡锦涛为首的团派以国庆大阅兵稳定了大局,袁伟民和出版社才敢出版这本书讲真话,马家军的“兴奋剂丑闻”才能旧事重提,中共太子党薄熙来一惯弄虚作假的本质才能近一步充分暴露。

大家知道,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马家军”,却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销声匿迹,《亚洲周刊》的驻中国特派员江迅评论说,《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首度揭开历史真相。组团去悉尼参赛之初,国内对于运动员兴奋剂检验的情况很不乐观,有不少教练和运动员鋌而走险。在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结果,让袁伟民及体育总局高层触目惊心,“马家军”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承阳性、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有使用的嫌疑。体育总局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都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

然而,这样的弄虚作假并不使我惊奇,也不会使大连新闻界的知情者感到诧异,因为自从大连人王军霞奥运夺冠之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一直在明目张胆地支持和纵容马家军造假,他不仅在大连开发区为马俊仁提供了办公楼和宿舍,在海边为他个人提供了豪华别墅,而且还拨出巨额专款和人员予以支持,并对其唆使弟子服用兴奋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当作家赵瑜揭露了马家军的内幕丑闻之后,还指使自己的太太谷开来大造舆论,在《东北之窗》杂志刊出《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企图状告和搞臭赵瑜,并派警察秘密监控抓捕作家下狱未果。90年代后期根据我的口述,香港《前哨》杂志发表了《马俊仁与谷开来的一场闹剧》一文,详细披露了事实真相,曾成为薄熙来整我入狱的疑证之一。谷开来还找“枪手”在香港的某杂志发表文章替其遮羞。

香港《亚洲周刊》还说,袁伟民在书中描述道,当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收到某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该省运动员再作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机会。省的多位主要负责人一再给袁伟民打电话,沟通求情,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的要求。袁伟民明白,“能不能重查”是和兴奋剂斗争的常识问题。国际上之所以使用“飞行检查”(突然到达)的办法,是因为现代科学发达,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后,可以再使用“掩盖剂”迅速消除兴奋剂的痕迹。一旦通过检查,拿到奥运通行证后,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带著这些“危险品”去悉尼,中国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更大,国际影响会更坏,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都会被赔进去。

袁伟民在书中欲言又止,显得意味深长。我想他拷问良心讲真话,之所以还有所保留,应为目前上层的内斗还没有明确的结果使然。我知道,这个袁伟民不便讲出的大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据辽宁省和北京新闻界知情人士透露,当时薄熙来不仅写了求情信,而且还找国务院领导给国家体育总局施加压力,最后还恼羞成怒地责骂袁伟民是混蛋。但袁伟民不怕,他是通天的人物,他不仅和江泽民有交往,而且与胡锦涛个人关系融洽,自然也不给薄熙来放在眼里。

袁伟民的确是一个硬汉,他在书中回忆说:“国际上规定,运动员不能拒绝事先未知晓的飞行检查,如拒绝,则作为阳性处理。现在我经过突然检查,查出你有问题了,然后又高抬贵手同意再重新检查一次,这不就是放过你了吗?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我不同意。”袁伟民坚持不重新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比赛。面临诸多压力,袁伟民说:“大不了从悉尼回来后我不干这个局长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国家体育总局不仅对中国的参赛运动员进行了“飞行血检”,而且还宣布决定,以后所有血检超标者不得参加奥运会。从此死于“兴奋剂丑闻”的马家军就风流云散了。

其实,早在这之前,马家军服用药物提高田径运动速度的传闻,当地记者多有耳闻,我本人就多次去开发区采访,只是因为十分重视本市运动员成绩的薄熙来,明确下令“谁敢把事情捅出去,我就砸他的饭碗”,于是媒体集体失语罢了。1998年,作家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引起轰动。该书大胆披露了红极一时的马家军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秘闻,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拂去铅华光环的马家军,这本书也成为中国体育报道史上最具刚性与力度的作品之一。然而,与读者见面的《马家军调查》却是一个可怜的“残本”,原文第14章被编辑全部删掉了,这一章节的题目就是“药物重创马家军”,可见其多么具有预见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薄熙来和马俊仁当时能够接受我和赵瑜所做的媒体批评,就可以避免这次丑闻事件的发生,然而,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是一边做坏事,一边掩盖真相,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他们自认为过去可以被大家遗忘,两面派可以屡试不爽。但时隔9年,当袁伟民的新书爆出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马家军“兴奋剂丑闻”后,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次浮出水面,而《马家军调查》当年被删除、至今未曝光的章节恰好与马家军的兴奋剂问题有关。对此,近日《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赵瑜,他明确告诉记者,自己当年所写的马家军服用兴奋剂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他还说,袁伟民也是这样。

但是,在薄熙来的支持下,当时马俊仁不仅不承认给队员服用了兴奋剂,态度强硬拒绝认错,而且还说,他是用自己发明的“秘方”帮助队员缓解疲劳,用特殊的训练方法迅速提高成绩的。并将所谓“鳖精秘方”转让给有关厂家,大发横财。有关方面还拍摄电视连续剧《双霞齐飞》,予以鼓吹。于是从大连开始,很快国内兴起了一股人人喝“中华鳖精”的热潮,一时间“鳖精”生产厂家遍地开花,只是后来经由央视《焦点访谈》深入调查,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糖精”,根本没有“鳖精”,加以曝光,才使荒唐的神话逐渐破灭。我的问题是,假如当年没有薄熙来这样的高层官员的包庇配合,马俊仁不可能独自瞒过国人,瞒过世界,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申办北京奥运会的需要和袁伟民的力阻,马俊仁极有可能会如愿以偿率领大连的弟子们亮相悉尼,那么,在国际标准的严格监测下,他们必将给国家丢脸,使中国蒙羞。所以,由此我们应该懂得了,有些人总是爱打着集体与人民利益的旗号,干着损害国家利益与形象的勾当,还把自己装扮成“英雄”。薄熙来就是这样一个好大喜功惯于做假的两面派。

俗话说,温故才能知今。现在,政坛上演技高超的“戏子”薄熙来于重庆正在展示“唱红打黑”的生动画面,国内媒体一片欢呼,以至网上出现了“薄熙来万岁”的口号,但如果他当上了国家的“新核心”,就会立刻恢复残酷镇压人民,维护太子党既得利益,建立新的黑社会的真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讲,袁伟民的大作和《亚洲周刊》的推介文章都恰逢其时,十分耐人寻味。不论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江苏出版社合作有何动机,有无背景,但袁伟民无情地给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薄熙来以沉重的一击,则是不争的事实。下一步能不能真正揭开马家军服用“兴奋剂丑闻”的幕后黑手,则有待观察。

2009年10月20日于多伦多

刘  荻:常熟国保强行购买本人T恤纪实

2009年9月25日至10月11日,本人为躲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遂与江棋生夫妇和刘霞女士一同前往江南旅游。

9月26日早上,我们一抵达苏州,就发现有当地国保开车跟随,共三辆。9月28日下午,我们抵达此次旅行的第二站,江棋生先生的老家常熟。

10月2日上午,江先生开车送我们到常熟著名的尚湖风景区游览,一路上有国保陪同。因为衣服送洗,本人身穿一件上面印有08宪章LOGO和“CHARTER 08”字样的T恤,国保并未对此提出异议。

吃完午饭,江棋生夫妇回家休息,刘霞在国保的陪同下去喝咖啡(刘霞后来认为国保是故意支开她),我回酒店休息。忽然有人按门铃,声称是常熟市公安局的,开门后进来两男一女,女警察出示了警证。

他们说我的T恤有问题不能穿,我说我的衣服都送洗了,争论一番之后,他们离开。刘霞回酒店之后,我把发生的事告诉她,过一会酒店送来了我们早上送洗的衣服,刘霞说衣服本应明天才送来,这肯定是国保去催的结果。

晚上跟江棋生夫妇一起吃饭,没有再穿08宪章T恤。吃完饭去沃尔玛超市买了几件衣服。国保又邀请刘霞去喝咖啡,刘霞拒绝。晚上在酒店休息,三名国保再次出现,要拿走我的08宪章T恤,还带来一件T恤,企图强行跟我交换。我说宪章T恤我可以不穿,但是你们不能拿走。

僵持过程中,刘霞给江棋生和莫少平律师打了电话。莫律师要求警察出示证件,依然只有那位女警察出示了警证。莫律师建议我们不要硬顶,但是他们要拿走衣服,必须开出扣押或罚没物品清单。国保则说要正式手续的话可以带我到派出所去办。莫律师说要带人走也需要有手续。国保则拿出了空白传唤条。正在争论的时候,江棋生赶到酒店,跟国保交涉。他们用当地方言交谈,我和刘霞听不懂,只能看他们比画,好象在看哑剧。其中江棋生为了证明T恤上没有什么会引起旁人注意的内容,甚至把T恤交到国保手里让他们看,然后再从国保手中拿回,国保并未阻止,这说明常熟国保还是有一定素质的。

因为在江先生的老家,我们不想给他添麻烦,所以愿意让步。刘霞要求警察把他们企图强行交换给我的T恤拿来看看。我们发现该T恤不仅不是纯棉的,而且上面印有美女头像,我们一致认为该T恤无论男女都穿不出去。我对国保说,如果你们不是要用暴力来抢走我的T恤,我可以认为你们非常想要购买它,那就要给出令我满意的价格。我要求国保写一张欠条,第二天和我一起去买一件满意的给我。国保跟上级通话后,同意第二天跟我去买一件,但是不肯写欠条,只肯用人格向江先生保证。我们只好再次让步,同意他们先拿走08宪章T恤。

第二天下午,国保跟我们到华联商厦,我挑了一套PLAYBOY的衣服,他们付款后郑重代表常熟警方把这套衣服送给我。

陈破空:不看好马英九兼任党主席

十月中旬,马英九复任国民党主席。身兼总统与主席的马,被台湾蓝营称为迈向“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若就台湾内部而言,马兼任党主席,风险极大。不仅面临国家治理,还面对党务治理,双重责任。任何一方面的失误,马都将承担后果,面对责难。

首先就面对年底县市长选举。八八风灾后患,三名国民党立委因贿选失去资格的阴影,部分蓝营人士脱党参选的困扰,都让国民党方面处于不妙境地。马英九如果输掉这一战,则可谓出师不利,声望必连带受挫。

据早前释放的信息,马兼任主席,意义不在台湾内部,而在两岸之间。具体而言,是为两岸“马胡会”铺路。意即,作为国民党党魁的马英九,与作为共产党党魁的胡锦涛,可以党对党的名义,展开和谈。

然而,内部的异议,将牵制马对外走向。毕竟,台湾是一个民主体,不仅有蓝绿两大阵营,互相制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两岸和谈的最大障碍,在于两岸制度差异。设若两岸都是一党专政,国民党自然无所顾忌,进退由己;设若两岸都是民主政体,和谈更是水到渠成。

马英九复任党主席之后,对岸的共产党一日发来三封电报,一封以共产党名义,致电国民党;两封以胡锦涛个人名义,致电连战、吴伯雄(均留任国民党荣誉主席)。三封电报,三层用意:发电给国民党中央,表达北京急欲展开“国共和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意图;发电给连战、吴伯雄,显示北京对蓝营亲共人士的拉拢与嘉奖;不发电给马英九,中南海深意,或“照顾”马在台行事余地,或对马“察其言观其行”。

国民党“十八全会”,对两岸关系走向表示乐观,认为:“一年多来,台湾海峡从一个杀戮战场变成一个和平繁荣的大道,降低了双方紧张。”然而,两岸紧张,首要原因,不在于“台独”(台湾独立),而在于“共独”(共产党独裁)。作为一个多元民主社会,台独意识或台独政党的出现,自有其内外成因,再自然不过。共产党容不得大陆的异己力量,还容不得台湾的异己力量,不是通过自身民主改革、柔性诉求,予以感召,而是妄凭武力优势、喊打喊杀,予以恐吓。这,才是两岸紧张和危机的根本由来。

因果倒置,逻辑混乱,是当前国民党亲共人士的致命伤。正如在中国大陆,学生和平请愿,呼吁民主,中共不予回应,反以坦克和机枪血洗。部分糊涂人,非但不谴责中共罪行,反而责怪学生“闹事”。同样地因果倒置,逻辑混乱。

即便台湾独派人士,也并没有排除两岸统一的选项,甚至还有“先独后统”的说法。相比之下,“台独”不可畏,“共独”才可怕。“共独”不仅威胁、打压台湾,更威胁、打压、迫害、残杀中国大陆民众。豺狼本性,至今毫无收敛。

国民党执政,谋求两岸和谈。如果包括谈民主,这样的和谈,值得鼓励。以台湾民主成就,促进中国变革,让两岸民众受惠,何乐而不为?如果仅仅是谈经济,则值得警觉。中共盘踞大陆,经前三十年破坏、后三十年“松绑”,先后将大陆民众扭曲为政治怪兽和经济动物。心灵荼毒,更甚于生灵涂炭,恐百年难愈。如两岸和谈,意义仅仅在于经济,中国民众被中共恶意刻画的“经济动物”身份,必更形固定;中共苦心经营的巨大“动物山庄”,必更形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台湾是它的一部分;那么,中华民国政府为何不坚称,大陆是它的一部分?从历史沿革而言,后者才更具合法性。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曾统治过台湾,而中华民国政府曾经统治过大陆。实力不分大小,重在合理合法。君不见,曾窃据阿富汗国土95%的塔利班崩溃之日,就是曾退守该国国土5%的北方联盟荣归之时。

在台湾部分亲共人士看来,中国大陆,仿如台湾的经济生命线。但历史上,台湾实现经济起飞,完成现代化,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不曾依靠中国大陆。如今,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表面上,台湾的最大出口市场是中国大陆,但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台湾产品,多半又转口到欧美国家。这证明,欧美,才是台湾最大的或终极的出口市场。况且,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多半也是依靠外资和外贸,换言之,也主要依托于欧美日市场。台湾何不直接面对欧美日?

仰人鼻息,必受制于人。高雄市因播放反映热比娅生平的电影,遭到中共以限制大陆观光客的手段报复,表明:中共图谋以经济手段,损害台湾民主价值和文化自由;沦为“经济动物”的大陆观光客,实为中共手上的政治牌。

2009-10-20

杨恒均:世界各国打黑靠的是什么?

重庆打黑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身在国外时被问到怎么看还可以支支吾吾,但回到大陆就无法回避了,无论是在聚会上还是饭桌上,重庆打黑已经成为茶余饭后的必谈话题。我这个标榜独立思考的博主如果继续顾左右而言它的话,就是耍滑头了……

 

综合回国后听到的一些议论,主要分两大类:打得好,早该打了,重庆薄书记顺应民意,一举粉碎黑社会,大快人心,薄书记不能只在重庆打黑,最好能够在全国都打,薄书记也不能只是重庆的薄书记……这是一类看法,这类以广大网友为主力,体制内部份有识之士呐喊助威,加上大量的左派们,以及个别右派。

 

第二类则以右派、自由派为主,加上体制内那些掌握了一定权力的“沉默大多数”,当然也包括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他们出发点不同,但都认为重庆打黑玩过了,体制内的感到这种搞法太离谱,打破了潜规则和现存的社会“和谐”的框架;右派们自然地联想到红卫兵打砸抢、没收财产、无法无天的严打;独立思考者则信誓旦旦地声称“这是他们(当局)用来剥夺民间和个人资产的一贯做法”……

 

也许我以偏概全了,但大致也就如此。读者不难从我尖刻的描述中看出,我并不愿意选边站。我不能选边站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资讯不足。例如,仅仅从重庆突然打黑的动机上,就众说纷纭,有说是权力斗争,有说跟个人有关,最近又传出是深受黑社会之害的老百姓恳求政府出手(这也说不通,群众一直让你反腐败,你犯了吗?人民一直提要求官员们公布财产的诉求,你们公布了吗?)……对于这么大的政府行为、法律行动,动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既然连动机都没有搞清楚,我如何选边站?

 

可是,不能选边站,却并不是说我没有立场。在打黑这件事上,我不选边站,但我选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什么立场呢?那就是不管你是打黑风暴还是打黑行动又或者是打黑运动,不管你是重庆的打黑,还是全国的打黑,都要在法治的原则之下,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还有一个观点,要想真正打掉黑社会,必须是以法治和民主的手段,缺一不可!

 

这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是“民主小贩”杨恒均从世界各地贩卖倒买回来的,为啥这样说?因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都经历了黑社会猖獗的时期,从美国到意大利,从香港到台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某个阶段(我不相信人均GDP决定论,但各国黑社会猖獗时期还真都是和当今中国人均GDP相差无几的时候)——例如美国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意大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黑社会一度猖獗得一塌糊涂,弄得民众怨声载道。但后来人家都比较成功的打击了黑社会。当然在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虽然也有黑社会,但除了在电影里还耀武扬威、特牛逼、特酷之外,真实的生存状态则大多像老鼠一样处于地下和阴暗的角落里。

 

中国大陆总是自豪地声称走了一条有特色的路,其实大家都清楚,不管好的坏的,人家经历过的,我们都屁颠屁颠地忠实地重复着,就连这黑社会,我们现在也走到了人家上个世纪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的那个水平。什么水平?就是黑社会渗入主流社会,警察和土匪不分你我,打击黑社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说到这里,老读者一定可以发现老杨头葫芦里卖的什么狗皮膏药了,但杨氏博文得有自己的套路,所以,老杨头还是要自问自答:那么,美国、意大利、香港和台湾是如何打击黑社会的?

 

很简单,就是靠法治和民主——在民主监督下,真正实现相对独立于权力的法律,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黑社会自然无法生存了。打击黑社会不是靠个人魅力,不是靠群众运动,更不是靠心血来潮的“严打”。任何打击黑社会的行动都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无论是手段和量刑标准,都不能越过法律框架。

 

也许有网友要问,天啊,你知道黑社会多可恨,你知道黑社会的保护伞多么令人憎?你竟然要对他们讲法律?他们在玩弄法律啊……不错,黑社会犯罪其实和普通犯罪大同小异,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和执法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借关系躲避甚至玩弄法律,但我们不能玩弄法律。而且,我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不比任何人少,但对付他们必须要讲法律,否则,政府和黑社会无异。不讲法律而只讲自己那一套的就是黑社会,不管你是打着什么招牌。

 

黑社会可怕,可怕在他们罔顾法律,搞自己的一套黑社会规则,你不依他,不听他的,他就对付你,甚至买凶杀掉你。从这里我们看出,他们最可怕之处就是蔑视法律,对不对?这样说来的话,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是无法无天的社会——就是蔑视法律的不再是一小撮黑社会,而是堂堂正正的国家政权和法律机构!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黑社会是什么?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法律被践踏得最厉害,民众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显然,不是今天的重庆,而是几十年前的重庆,改革开放前的重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很好,没有黑社会。是吗?你问问当时有多少人生活在无法无天的恐惧中?你问一下多少家庭被戴着红袖章的“黑社会” 分子抄掉?你去统计一下,多少人未通过法律程序屈打成招,要么屈辱地活着,要么被活活打死?请问,这不是“黑社会”又是什么社会?

 

我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每每看到报道某地中学生因为害怕黑社会组织,上学放学都胆战心惊,我就想起自己当时读小学时的那段经历和感受。因为爷爷有30亩地父亲是臭老九(老师)而经常受到一些流氓学生的欺负,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不同的是,现在的学生家长可以报警求助,还可以在媒体上呼吁,我们那时呢,人家拿着毛主席语录(当时的红段子)来欺负你啊。当然,相比较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折磨致死,死的时候竟然想要找一本宪法保护自己,我显然是幸存者——我们都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黑社会”活着走了出来。

 

有人说重庆出了一个薄青天,大家越来越相信他,觉得就算再过激一些,甚至适当超越法律的界限,只要是为民除害,都应该举双手赞成。可是,薄书记搞的这些总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重庆,那时薄书记和我都还小,他是红卫兵,我是红小兵……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法律就是法律,千万不要因为对付你痛恨的人,就可以随意扭曲法律,就可以“从严”,因为,历史无数次的证明,那些扭曲法律让你痛快的人,那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让你感到是“大救星”的人,到后来几乎都会扭曲法律,甚至抛弃法律来对付你,让你从痛快变成痛苦,让民众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我想忠告善良的民众一句:他们今天扭曲法律对付坏人,明天可能就会扭曲法律对付你,以及更多的他们认为是坏人的“坏人”。

 

所以,我的结论是,不管法律是否完善,是否被一些人任意玩弄,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信赖和依赖的依然是法律,而不是包青天、薄青天。在重庆打黑中,我认为独立思考的人士,媒体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最应该关注的是: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是否知法犯法。就我浮光掠影地看,好像是有的,例如,不停有人把审讯的一些细节通过媒体透露出来,请问这符合保护公民隐私的法律规章吗?是否存在故意透露细节来哗众取宠?并借机掩盖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是否有人要舆论审判嫌疑犯以给自己壮胆?

 

我在海外时看到一个报道,说重庆抓了一个官员,那官员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取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接下来我就看到有网友说,一定要用一切办法让他说出来。我听后很震惊,我们办案,应该是有了一定的证据才抓人的,而且,对于这类犯罪,只要有确凿的证据,并不需要他“供认不讳”才能定罪的。可是,我们的执法人员一般怎么做?先关几天,折磨几天,最后都“供认不讳”了,皆大欢喜了。这实在是可悲之极,听说只要抓了,就应该供认,否则抓人的人就没法交代了,于是就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就有嫌疑犯被折磨致死的,或受不了跳楼的。

 

写到这里,又有朋友要抱怨了,你说的我们都懂,如果是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无话可说,可是中国……是的,我理解你,相信我。因为如果中国真像我说的那样已经是一个法治的社会,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急不躁、按部就班地打掉那些黑社会和他们的保护伞,谁还愿意搞引起如此多争议的严打?谁愿意发动舆论和群众去搞这种运动一样的法律行动?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否则看完这篇文章的读者还是会说我各打五十大板,不知所谓。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在资讯不那么明确的时候,既不能断然否定顺应民意的重庆打黑,更不能失去冷静的头脑,对这种打黑一片欢呼声。

 

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重庆打黑看全国到底有多黑,以及如何更好地打黑。对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或者什么派也没有,面对重庆打黑,我们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怎么会有这么多黑社会?为什么打黑打到最后就是在打政府里的贪污腐败分子?为什么黑社会和政府里有权有势的人成了难兄难弟?这种现象难道只是重庆一个地方才有?广东的黑社会没有残害民众?上海的黑社会没有政府高官特别是政法干部的保护伞?

 

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了答案之后就不应该回避下一个问题:怎么办?请薄书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红段子,还是请他到北京负责全国打黑呢?薄书记的红段子换不来红社会,那么,你相信这样打黑之后我们的世界就真能够变成像薄书记红段子里歌颂的那种红社会?

 

话说回来,薄书记黑,有人有意见;薄书记不打黑,难道大家就没有意见?难道我们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没有薄书记打黑,不但重庆的那些黑社会和他们的保护伞会继续为害乡里,而且,我们也许永远都不知道“和谐社会”原来就是黑社会与我们“和谐”相处的社会……

 

地上其实早就有路,你偏要走歧路;河上其实早就有桥,你硬要去摸石头过河。从全世界范围看,有效打击和遏制黑社会的办法早就有了。那个办法才是让“黑社会”最感到恐惧的,也正因为如此,最大的“黑社会”才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实行那种办法。

 

那种办法在各国稍微有些差异,但内核却是一致的:法治和民主监督!……在美国和意大利是靠完善民主监督机制,靠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在香港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之下的廉政公署,在台湾,黑社会的大小则是和公民社会成反比的……

 

杨恒均 2009-10-20

张辉:论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陈卫:赵紫阳:悲剧时代的伟人

现实由过去造成,未来则是现在的结果。中国的未来走向何处,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现实的把握。

 

中国的问题实际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这一目标其实在八十年代就是许多人追求的。虽然那一波冲击已经过去,但是当时的许多东西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的平台。

 

赵紫阳无疑是了解八十年代的关键人物。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他对中国当时的政策无疑有最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在“六四”事件中他固执己见被当局封杀,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他的成就、他的经历和他的思想对每一个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来说,不光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的珍宝总是在沙砾中若隐若现,难于把握。特别对于中共官员来说,他们的思想经常以组织形式出现,他们的谈话也充斥着党八股的陈腐气息,人们不知道哪些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哪些是上面的精神。

 

赵紫阳的名字在“六四”事件后成为中国的禁区,他的一切痕迹被当局有意抹去,这是中国官方的一贯做法,他们希望人们忘记政治上被他们判处死刑的异己。这一典型的鸵鸟做法违背了历史以真实记录的最高原则,实际是以政治利益强奸公民意志、剥夺公众知情权的野蛮行为。

 

但是,历史的审判官并不是高高在上者,历史一直在进行漫长的公开审判,审判员就是以良心为标准的广大人民。历史象一面镜子,虽然还是那些人物,但人们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赵紫阳虽然被逐出权力的中心,被禁足在富强胡同六号,但是在他的老部下的劝说和支持下,他完成了一部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作为改革的设计者亲诉经历和思路,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另外作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惯例基本就是闭口不言,留下一大堆谜团让后人去猜测,但赵紫阳这本录音回忆打破了这个僵局,让我们可以直接去倾听他的辩解。赵紫阳的朋友们和同事实际也注意到对赵紫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的重大意义,他们以邮件通讯的方式组成了一本《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这两本书今年得以面世,使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赵紫阳这个时代的巨人和那个时代。

 

一、赵紫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和实践者

 

文革末期赵紫阳到四川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他抛弃了“以粮为纲”的错误的农村工作路线,提出“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让农民种两季作物,主攻中稻加一季小麦,比只追求形式的两季水稻加一季小麦或油菜的三季作物产量还要高;他根据川北地区丘陵地貌特点让农民重点种红薯大大提高了产量,很大程度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赵紫阳在四川和万里在安徽搞的包产到户取得巨大成功,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多年来在四川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对赵紫阳的最大赞扬。

 

赵紫阳于1980年到中央后主持了一系列的改革,对企业他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责任制增强了企业的活力,通过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培育出体制外的企业,他重新解释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著名论断,并且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为中国的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这一正确的道路扫清了障碍。他创造性的提出建立了经济特区,使其作为经济转变的中间站和排头兵,他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后来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被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其实对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思路和规划,这一切都是赵紫阳在工作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所以麦克法夸尔称赵紫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实际的评价,这个称谓是只顾共产党江山不解决实际问题不顾中华民族大业的邓小平担当不起的。

 

二、赵紫阳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中国不缺乏具有水平和勇气的人,但是他们却在政治斗争中早早的被淘汰了。我们不得不说,具有智慧负责任的政治家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中国的稀缺资源。赵紫阳是一个另类,他不但成功的进入了权力中心,而且在充满了陷阱的漩涡中作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赵紫阳基本上是在泥沼中前进的。他本人长期接受的是马克思的教条,他周围都是在政治斗争中善于阴谋诡计和满脑子意识形态东西的人。他当时虽然没有从本质上抛弃共运,但他有最朴实的理念,他认为必须在实际生活中给人民带来好处才是他真正的理想,他希望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一切工作中他贯穿了这一想法,教条从来就没有束缚住他。考虑到他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他的表现更让人惊叹。我们只有用他具有非凡的直觉和极度负责来解释这一切。

 

他认识到前进中的阻力,他在进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时从来就没有在政治方面触动他的反对者,他力图将改革显得更加没有政治意义,实际这些措施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专制。他在几乎所有改革中都采用了逐步推进的办法,试图将反对和震荡降到最低。

 

包括陈云这样的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李先念、王震这样的不顾一切企图回到毛时代的人,都在赵紫阳进行实行改革的时代不得不对赵紫阳的改革有限的支持,或者没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实际赵紫阳在他这个级别一直是孤军奋战,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改革只是排除了一些干扰,或者说邓小平只是将赵紫阳当成实现他富国强民的工具。赵紫阳面对的是经历了“文革”和一直抱有陈腐的理论教条的人。弗里德曼称赵紫阳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对赵紫阳立足事实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处方的由衷赞扬。

 

三、赵紫阳是一个负责任顾大局的人

 

赵紫阳在两本书中都深刻的反思了1988年价格闯关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一切都是正确的。他做任何决定都试图吸取更多人的智慧。

 

在导致他下台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承认多数人要求改革和反对腐败的热情是正确的,为此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化解“四。二六”社论的不良影响。针对有传言他的孩子参与“官倒”他主动要求对自己孩子为首的一些传言进行审查。他认为由于“四.二六”社论的错误定性导致学生游行事态扩大,由于邓小平的态度不好改变主动要求承担这个责任,这在以推卸责任成风的共产党内简直就是一个另类。

 

在决定戒严后他大义凛然坚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对家人说:“这样坐牢也是可能的,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六四”事件后,共产党派了王任重等中共要人对赵紫阳说服,只要赵紫阳作出检讨就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但赵紫阳不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为这几斗米折腰,为此揭穿了共产党企图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栽赃陷害的险恶用心,他求得了良心的安宁,但这是用余生的自由作为代价。

 

四、赵紫阳艰难的实行政治改革

 

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逐步认识到只实行经济改革是跛足的改革,为此他曾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他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等,他在十三大明确提出“党政分开”、差额选举、扩大参与等政改主张,并成功的将极左人物邓力群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他提出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但是这一改革由于“六四”事件被无限期终止了。

 

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本文也没有能力说清楚一切。

 

赵紫阳在软禁中很显然对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看法,他不再受邓小平的教条束缚,他认为人类社会还找不到比议会制度更好的制度,他认为中国必须开放党禁言禁,实现多党竞争,说明他已不再局限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对民主制度实现了飞跃。当然他认为由于中共的地位目前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中共,这也是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历史潮流的巨大作用的局限,不过这不是他觉得共产党专制是应该的,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现实或者是过渡措施,这跟邓小平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这个新专制主义的历史和法治的倒退有本质的不同。

 

在邓小平这个“婆婆”之下,赵紫阳(包括在他之前被罢黜的胡耀邦)实际并不是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而是一个大秘书长。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做出这样的成就是多么难。

 

胡耀邦、赵紫阳跟陈云、李鹏之类的有一个关键区别:胡赵的人民和敌人是有明确的对象,那些不起眼的甚至是犯了所谓错误的人在他们心中都是人民,所以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家错案,赵紫阳对邓小平点名的自由化人物进行保护,坚持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包括对八九民运他也认为学生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应该处理那些打砸抢的人。而李鹏等的人民则是抽象的概念,在他们心中人民是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只要社会出现任何问题就是敌人在作祟,就要使用他们的专政工具。

 

赵紫阳大力实行经济改革,并卓有成效,他同时没有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邓小平的限制下他只能在政治制度的边缘迂回,但是他却企图将这种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到更深入的地步,不可否认,这些改革继续下去中国会更加富强,社会将以自由换取一些民主。不得不说赵紫阳是一个可怕的政治家,这些行动下去中国将会失去很多对民主渴望的声音,中国的专制体制将有一个更长的喘息时间。赵紫阳本身将成为挽救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这个机会由于赵紫阳绝不肯违背良心做这个机器的螺丝钉而永远消失了。

 

赵紫阳以自己决不妥协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象胡耀邦一样,这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成全了他,他获得了完全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他不再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作为自己的标签,他将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儿子被载入史册。

 

在没有外物纷扰之下的谈话展现出一代政治家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最后我想引用麦克法夸尔作为本文的总结: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我对此深信不疑。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简体图文版)

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她呕心沥血,酝酿十年,闭门400天,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之后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转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一些人物的真实经历,梳理60年前的历史伤痛,讲述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至今60年的历史。书的开头讲述一位24岁的应美君,在1949年1月的兵荒马乱中,为了跟担任宪兵队长的丈夫龙槐生相聚,抱着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涉江渡海来到台湾。龙槐生和美君来台后生下的女儿,就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代表战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龙应台为了写这本书,探访了多位走过战乱年代的外省、本省老兵,希望再现一个真实的“一九四九”。书中由许多无名人物的叙事构成主线,以个人情感和命运为主轴,展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为了真实再现这段历史,龙应台拜访了许多长辈,包括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因为身为日军俘虏营监视员而在战后被判刑10年的柯景星、参与接收台湾的70军成员林精武、加入国军后又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东卑南族陈清山和吴阿吉;还有马英九总统的母亲秦厚修、作家白先勇等人;他们在1949年时所遭遇的故事,都成了龙应台笔下的生动题材。

“打开伤痛记忆的黑盒子”,抚平历史创伤,就是这本书的期待。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到她的这本新作,后人要从前人的悲惨历史中深切认识战争的悲痛,希望两岸对历史有一些共识,而不是像60年来那样互相捂住历史的盖子。如果不是这样,为了某种政治原因而封杀她的书,大陆人民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台湾,更不用说了解台湾历史的伤痕。龙应台说,一九四九年,不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胜败,而是“国家的悲剧”。

谈到1949年以来的台湾历史,龙应台说,外省人1949年来到台湾和本省人共同生活,组成命运共同体,但彼此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感脉络,不懂对方的伤痛;60年过去了,记忆的黑盒子还是没有打开,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只有将记忆的黑盒子打开,才能避免伤痛转化成政治上的斗争。

龙应台回顾说:“我们共同生活了60年,相儒以沫,你走在街上、进入电梯,进入高铁车厢里,每天挤在一起的人,你其实60年来从没问过身边那个人,他心里最痛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竟然凑合着过了60年,而没有真正把整个边缘化的盖子打开过?我想说的是,你心里的伤痛,如果没有打开过,它永远不会治疗好,然后它就会恶化,转化成政治斗争。”

龙应台的这段话说得好。我想,这不仅仅是对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说得的,也应该是对两岸人民说的,尤其是对大陆人民说的。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李大同:弱智的庆典

国庆大典

国家领导人聚集在天安门城楼上看阅兵。

耗资巨大却僵化无趣的十一庆典终于过去了。虽有预计,但还是为活动的弱智而惊讶。

坦率讲,活动中最让笔者震惊的图片,是十一当天,满铺红地毯的观礼台上,遍地都是随手扔掉的矿泉水瓶和烟盒,这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精英们的基础文明。

最令人作呕的场面,无过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万岁”巨幅标语的群众方阵,以及看着自己巨幅画像从眼前经过的党政要人了。马屁精们还有新创意:图音并茂。

毛思想万岁?!

中共建政60年,为何毛泽东的阴魂要如此张扬?这是笔者如何都无法理解的。不需要什么史学家,只要稍有常识,或有亲身经历,都会将中共执政划为前后两个30年。

前30年是毛时代;后30年是邓时代。邓之后的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

而这两个30年则是水火不容的。

毛30年,充斥着专制帝王和空想家的胡作非为。消灭了民间社会,民主党派、知识和工商精英,甚至消灭了执政党内有良心的同僚,将中国拖到崩溃边缘,非正常死亡人数几千万,超过战争时代。

毛还活着,人民就不堪忍受。1976年的天安门运动,矛头直指毛泽东。

所谓“毛思想”是什么货色呢?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与人斗,其乐无穷”。哪有思想可言,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农民乌托邦加帝王权术的大杂烩还想万岁?

水火不容

真正了解毛泽东思想危害的是邓小平,他推动改革开放,政治经济上都彻底抛弃毛思想。

邓小平

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政治经济上都彻底抛弃毛思想。

毛会同意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毛会同意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户吗?粗列几条,就可以清楚“毛思想”与今日中国是多么格格不入。

有人说,毕竟中共江山是毛打下来的,否定毛就否定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如果建政60年还这样说,只能说是冥顽不灵,执政合法性岂能由暴力夺权来永久决定?!问题在于,被中国社会发展早已证明是错误的、被抛弃的东西,执政当局今天却要像祖宗排位一样供起来,令人无法理解地弱智和不合时宜。

效法纳粹

与坚持“毛思想万岁”一样,当局对阅兵、游行这种庆典早已过时毫无感觉。从纳粹德国和苏联学来的这套,内核与表现方式都是对领袖山呼万岁。

庆典始终伴随着恐惧,安保超过奥运标准,节前超市不许卖刀,直到10月6日,进入天坛公园还要安检,带孩子母亲身上的水果刀一律被扣。这叫国泰民安、和谐社会?!

号称与《东方红》媲美的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耐着性子看几分钟就无法忍受。后来才知,领导创作的是某中央常委,怪不得如此之弱智!

什么时候执政党知道自己不能做、做不好什么,都交给民间办,那中国就进步了。

别了,弱智的60周年庆典。70周年时会怎样?走着瞧吧。

王小山:法兰克福书展观感之三——余华,或者别人

歌德大学,余华在和100个左右的听众对话,这个当年的牙医完全脱胎换骨了,语言便当,风趣幽默,如果不当作家,也可以做一个到处演讲赚取外快的人。当然,如果不是作家的话,也没人愿意听他的话了。——我知道,这是废话,但我对余华有特别的感情,有一年时间,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在北京租房,天冷,没办法,我们读诗歌和余华的小说,取暖。

余华的小说,以残酷著称,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另外两个字,“强烈”,什么强烈?他没说,我的感觉是,黑暗势力的强烈,他的小说大半以悲剧结尾,甚至有展览苦难博取同情之嫌。但他自己的说法更像是一个玩笑,歌德大学教室里贴了很多中国作家的照片,只有余华照片的背景完全是红色,他称这个为“强烈”,而不具体说明究竟是什么“强烈”。

在红色中国,一个以描述黑暗,或者说悲惨世界的作家走红,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中国的进步,比如说,早上30年,余华也是不可以在中国存在的。而现在,中国政府,最多是封杀他的电影。

有读者问余华,对他做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在中国大陆无法上演怎么看,他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否还能在中国拍成电影?余华说了一段话,颇有意思:他说,当年我很佩服张艺谋,他总是说,如果你小说中的这个细节拍出来的话,电影局的审查一定通不过,如果那个细节拍出来的话,也一定通不过……我就想,他怎么对电影局的想法那么熟悉。后来,按照张艺谋说的,电影拍出来了,还是被电影局禁了。所以,我现在不佩服张艺谋了。至于《许三观卖血记》,很多电影商来购买版权,我都没卖,因为我不想听到类似当年张艺谋的那种话了。

我的理解是,《许三观卖血记》怎么拍,也不会被允许公映,索性不拍算了。

张艺谋正是在拍余华《活着》未获得公演之后,才有了巨大转变的,从那之后,他的所有作品都变成了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阐释,比如《一个都不能少》、《英雄》等等——我甚至懒得指责张艺谋了,好歹一个做过真正艺术家的人,不得不屈从于世俗势力,也有可能是无可奈何的。但他最后成了中共御用导演,完全按照既定话语形态,无条件合作,又让人很难同情了。

前面说过,余华曾经做过牙医,按他自己的说法,为了获得文化馆清闲的工作而去写小说,最初有功利目的,这不难理解,谁都想得到一个最清闲而又能保证生活质量的工作。但长时间写作之后,余华发现自己的人生完整了,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可以在小说中获得——白日梦是成为作家的基本条件,我理解,这是一种逃避。

在中国,很多人都在寻找逃避的机会,比如很多人出国,到美国去,到欧洲去,更多无法出国的人,也在创造各种机会,让自己从现实中逃开。写小说当然是很好的办法,仅仅从这点出发,我对余华羡慕之极。我认识的人中,因为这一点而羡慕小说家的,大有人在。

余华是这样,别人也是这样,他比别人多的,是才华,所以,他成功了——不是说他成功地赚到很多钱,拥有很大的名声,而是说他成功地逃离了现实。

许知远:柏林墙与深圳河

突然间,年轻的士兵开始奔跑,然后纵身一跃。这是1961年8月15日凌晨的柏林,墙的修建已进行到第3天,它足有165公里长,将这座欧洲伟大城市拦腰截断。它的修建者是东德政府,为了制止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

被截断的不仅仅是空间,还有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康拉德?舒曼19岁,是负责保卫这座迅速建成的长墙的很多士兵中的一员,他来自Riesa地区的Leutewitz,属于东德,苏联帝国的控制范围。历史的潮流注定要深刻的改变他的一生,他3岁时希特勒自杀,而在他4岁那年,丘吉尔发表那著名的铁幕演讲——世界被一分为二,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象征。

“过来,过来”,那边的人一直在喊。这座围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或许康拉德?舒曼自己也说不清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大步跃过铁蒺藜的行动,震惊了所有人,而摄影师彼得?列宾正好在场,他抓住了这一瞬间——头戴钢盔、肩负长枪的东德士兵飞过了藩篱。这座墙后来被称作柏林墙,而清晨的这一瞬间则变成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在冷战气氛高涨的年代,它被解读为“投奔自由”。

在2009年6月16日的《曼谷邮报》上,我又看到了康拉德?舒曼的形象。不是那张著名的黑白照片,而是一座雕像,似乎是钢材料。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人们用这座雕像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刻——19岁青年的一跃是自由的宣言。

当事人的命运不像照片一样,不能定格在最灿烂的一刻,“自由之路”则充满了苦涩。康拉德?舒曼被一辆待命的西德警车接走,并随后获取了在西德自由居住的权利,是西方世界自我证明的一个活生生的标准。他定居在属于西德的巴伐利亚地区,在小镇Günzburg遇到了后来的妻子。

但柏林墙的阴影并未随之消失。在之后的岁月里,舒曼一定不断听说过很多像他一样的逃亡者的故事,但大多数命运不佳。他们被警察拦截、被枪击、被电网击倒……柏林墙从原来的2米加高到3米,观察塔楼上的探照灯在夜晚格外闪亮。他肯定也担心仍身在东德的家人与朋友,不知他们会因自己的鲁莽,而遭受何种牵连。

“只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后,我才感到真正的自由”,舒曼后来说。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很少去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似乎巴伐利亚比他的出生地,更像是他真正的家乡。抑郁症也一直困扰着他,1998年的6月20日,他吊死了自己。

2003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柏林。柏林墙是游客必达之地,就像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北京的长城,它是最明确的身份认证。

哪里是柏林墙?警察必定对这样的问题再熟悉和厌倦不过了,他熟练的指着地上的白线,手指一直向远方延伸过去,还指明这里就是当年约翰?肯尼迪发表演讲的地方。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没找到方向,对于这座墙的历史也并不十分明了,或许也无法猜想165公里的长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了保留下的一小段柏林墙,上面尽是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涂鸭,还有一截铁丝网,旁边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黑白照片,他们倒在了奔向自由的途中。从柏林墙建立后,很多人采用不同方式来跃过它:跳楼、挖地道种种,在后来看到的一份调查中显示了这样一列数字:5043人成功了,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还有260人受伤……

这次柏林之行,没激起我太多的感受,我是一个典型的游客,随着旅游手册到来,还带回了两块碎石作纪念——它们很可能是1989年愤怒和欢乐的人们砸下的。欧洲人与美国人或许能更强烈的意识到柏林墙的含义,因为这里饱含他们的悲剧和胜利。而对我来说,它仍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有点抽象、过度诠释。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它倒塌的1989年,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除去北京春夏之交的喧哗与躁动,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还发明了万维网,它随即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时代。一种新的情绪也正到来,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商业与技术才是;地缘的划分也不再重要,全球正在被连接到一起,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清除,人们将分享相似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探讨也将暂告段落,历史已经终结,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政治上的民主制,相辅相成,大获全胜……

我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柏林墙,像是已经终结的冷战,笨拙、陈旧、悲伤、不合时宜……但真的如此吗?

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样是第一次,对它的感受却要强烈得多。从湿漉漉的空气到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

它与中国大陆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后来,我乘火车从广州前往香港,罗湖站两边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乱、肮脏、像是一个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则秩序、整洁,混凝土也学会了如何与绿树相处。

如今,香港与广州之间自由来往,深圳像是另一个新兴的香港,至少在外观上如此。但是,仅仅40年前,这里仍像是亚洲的柏林墙,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着很多类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广东地区发生了三次逃港风潮。

逃亡是由本能驱动的,这些难民没有政治目的,只想获得基本的安全。大饥荒和各种政治斗争,让他们不断的铤而走险,很多人从深圳游水过来,一些偷渡者表现出他们在匮乏条件下的创造力,他们在麻袋里放满了乒乓球,作为救生圈。他们中很多人的逃亡经历,是被遣返,再结伴到来,只要有恒心,他们总能最终到达香港市区。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动发生一年后的1962年,香港迎来了历史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在半年的时间内,超过三十万人涌入了这个拥挤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了这一景象:“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走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在本地民兵的护送下,推倒栅栏,走过来了。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一位叫刘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难民经历。他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长大,因为父母经营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划为“黑五类”。1963年,16岁的他躲在一艘渔船底层偷渡到香港。在爬到“资本主义”的岸上后,香港的灯光给了他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别明亮。”

这些从“社会主义”来到“资本主义”的难民,成为了香港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记得约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墙边的演讲了,甚至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它——它不是冷战宣传的一部分吗?

同样,也很少有人会再去认真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国日渐强盛,它的荣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独特性。至于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剧,它是历史早已翻过的一页,没有太多品味的余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所有昔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正遭遇质疑。随着悲剧的淡忘,就连“自由”、“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也开始被忽略和嘲讽。进而,历史感的消退开始流行。柏林墙与深圳河,这欧洲与亚洲的两个小小的路标,提醒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