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思想解放运动，有赖于不拘泥于教条，不屈服于左倾权力的理论家的呐喊和论证，有赖于思想开明的高层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但最根本的是要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最终决定事情成败的，还是亿万人民群众。

思想解放就是从神回到人，从神话回到人间常识，从外在的、远离人的目的回归人本身。

如果要问“思想解放何以可能？”回答是：这没有什么高深和神秘的地方，只要我们忠于生活，忠于我们的本性，就做得到。解放思想和科学发明、发现不一样，不是依靠高智商去揭示世界的奥秘，它只是要求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偶像和权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话和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要求回到常识，如果我们处在常识和常理被歪曲的情况中，我们需要的只是纯真和勇气，而不是高深的知识和智慧，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孩一样不假思索的高叫“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裳！”

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就是从人之外的状况，从非人的状况回到人自身，马克思曾经说过：“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理论界在破除“两个凡是”和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惊世骇俗，并不说明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在认识上有多难，只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愚昧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人性丧失到多么可悲的地步。

人们一般认为，从“两个凡是”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拨乱反正，是回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中可以这么说，但一般而言，我们不是回归某一种特定的主义或意识形态，而是回归到经验和常识。古往今来，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工匠、农夫各色人等总是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修正自己的想法，总是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或吸取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有成语“吃一堑，长一智”。如果一定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依靠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才能取得胜利，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们怎么过日子呢，军事家怎么指挥打仗，商人怎么做生意赚钱呢？

思想解放也是启蒙。人类的不幸在于，总是有人——多半是有权有势的人——要蒙蔽人，与此同时，人们总是不甘心受蒙蔽，要扫除思想的障碍。在谈到思想解放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大哲学家康德关于启蒙的话：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在民间，思想解放早已开始，甚至完成

记得《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是在大学校园内读到这篇文章的，当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只觉得它讲的不过是常识常理。

虽然在官方正式拉开思想解放的大幕时心情平静，但在这之前，我对思想解放已经有所体验和期待。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大串连”来到北京，目的是“学习、交流革命经验”，但所见所闻却使人感到惊讶和充满疑问。北京的许多大字报都转抄了林彪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又离我们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泽东著作。”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狂热，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很厉害，但我还是感到这些过头话有些气味不正。到了这年底，读到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个学生写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批判林彪的说法，引起了共鸣，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我已经知道他们因为这封信被抓捕。

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针对的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我这一代人在早几年已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曾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林副统帅接班人地位”的下乡知识青年发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亲自树立的副统帅吗？”“不是说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我们痛苦地、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毛主席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他可能犯错误，其实他已经犯了错误。

在这之前，使我真正震动的思想解放是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喊出这样的口号：“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只有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思想变化，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才可以解释1978年的思想解放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说进行的那么顺利。其实，斗争和阻力只是在上层。

我们需要回到和考察思想解放的原点

改革到底应该怎样搞，思想怎样才算是解放？在对改革和思想解放进行回顾、总结、反思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到了当时的起点，想想我们的初衷。

在“四人帮”被抓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道理应该在思想、路线上有一个彻底转变，但在中国，左的思想和习惯非常强大，按照旧思路，最大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所以当时官方的看法是，既然“四人帮”是坏蛋，那么他们当然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按毛泽东的说法，说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旧意识形态的是叶剑英元帅。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他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李维汉向邓小平进言，主张思想战线上要反对封建主义。他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邓小平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

这说明当时党内有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共识，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思想发展没有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反资本主义”往往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当时全国有一种共识，就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说透，彻底清除文革和之前一切左的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在思想解放和批左方面走得更远，于是形成思想上的欠债，一直影响到到现在。有人近年来说：“小平同志说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主要应该反左。现在，来反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思想战线应该是反右。”左的东西在中国永远是有恃无恐的。

思想解放和改革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是在30年前启动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是：党内和理论队伍内部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没有解决，一般认为思想的分野是改革与保守，最高层领导和下层群众是要改革开放的，而许多干部因为因循守旧，怕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而保守。但从90年代起，公开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主张不明显了，原因一是改革发展壮大了，二是许多原来不太支持改革的人发现，改革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使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大大增加了。放权让利使他们的权力受到的监督和约束少了，由于行政审批制和价格双轨制，寻租活动和权钱交易的机会增多了。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相反，一般群众承受了改革的代价，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他们的改革梦想破灭了。现在，再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问题变成“要什么样的改革”。

反思改革很有必要，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人群主导的改革与改革的初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一致。在反思和总结改革时，我们要不断回到原点，问一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还是单纯的经济增量和经济效益？现在，我们需要破除对于GDP和“短期出政绩”的迷信。

我们必须重视“改革的民意基础”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早已过了开初的舆论动员阶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们策划和操作的事情。固然，以为国家大事要靠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策划，脱离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实际，但是，以为国家大事与人民群众无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往往没有必要、没有能力像专家、官员那样制定建设和治理的计划、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评价这些计划、方案的优劣利弊，有权利决定它们的取舍。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拆迁、征地、收费、建设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说明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长期的，一定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30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只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我们需要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扩大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

今后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它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如果说，30年前的思想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那么以后的思想解放能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原载时代周报 某某庆特刊 见报有删节，本站所刊为全文。

秋风萧瑟，洪波浪涌，今年的诺奖又次第揭晓，中国仍然站在零起跑线上，翘首远望，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面。

诺奖，诺奖，你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无情无义？你是哪家的白雪公主，这么孤傲冷漠？盼诺奖，想诺奖，已经成了中国官民人等的心结心病。今年教师节前夕，日理万机的总理温家宝竟然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听课，一听就是5节，然后发表了感慨良深的讲话。我作为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读了温总理的讲话，看到他对中学教育工作那么情深意长，对于中学各门知识广泛深厚，对于课程的点评入木三分，实在是敬佩。他毕竟是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总理啊，哪里用得着管中学教学！中国大多数的教育局长、中学校长可能都难以具备他那样的热情、知识和真知灼见。

其实温家宝关心中学教育的目的，是心怀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从基础教育抓起，走向获得诺奖之路！请读他的一段讲话。他说：

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的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首相布朗作了一次科技报告，他一开始就讲，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值得自豪的。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科技，是人才和人的智慧。

温总理所谓的“杰出人才”其实就是诺奖获得者。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已经崛起的泱泱大国，特别是中共建政已经60年，什么都可以大吹大擂胡吹海聊，唯独这个诺奖却总是花落别家，可望不可即。英国一个剑桥大学就拥有80余位诺奖获得者，中国以举国之力也得不到一个。这叫总理在外交场合，多没有面子！

说起这位导弹大师钱学森先生，他为了中国的经济腾飞、科学技术事业的崛起，确实是煞费心机。大跃进的时候，他计算了一下叶面光合作用，说一亩地可以产多少万斤粮，给伟大领袖以科学支持，结果毛泽东心花怒放，发动全国大跃进，遍地都放出了一万斤、十万斤的高产卫星田。最后的结果就不必说了。

文革后，有一段时间，全国掀起气功热。鼎力支持的高层领导人，就身为国家科委负责人的钱老。他对人体特异功能特别感兴趣。他认为物理、化学那些玩意儿中国玩不起，这人体特异功能可是中国的民族特色、看家本领，只要破解它的奥秘，可以走捷径，一步登天，捞几个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就不在话下了。于是钱老使劲鼓气，这气功那气功，像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后来却被一伙人泼了冷水，定为“伪科学”，再后来，官方定为“邪教”，予以取缔。钱老的这个梦想又化为泡影！

钱老啊钱老，你在美国生活过工作过，然后回到中国又将近60年，毛时代，毛后30年，你都是处在高层，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共的政治制度，你都身历其境，感同身受。你对于“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不出几句一针见血的答案。你问谁呀？以前，你总是想走捷径，找旁门左道，那是时代使然。现在，你就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吗？那么，请问钱老：“为什么诺奖的得主最近几十年来总是集中在美国呢？”他们有什么诀窍？你不能介绍几招？

说起学校教育，当然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条件、前提，当然是如温总理所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那么，中国的大中小学教育比起美国来，是否就差之又差吗？如果这样，最近二三十年来，几十上百万到美国上学就职的中国人，他们的处境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60年来，我从中学读到大学，然后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我退休已经十多年。我深知，现在我的后辈同行们在做素质教育方面，比我们好得多。在“树立先进理念，冲破传统束缚，改革办学体制”（温家宝语）方面也非同日可比。我敢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起美国来，或许不足之处很不少，却也不是差之又差。但是，中国人就是无法望诺奖项背。原因何在？

武汉长江商报上有廖保平的文章《创造的自由比获诺奖更重要》说了一些很中肯的话。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拿不了诺贝尔奖，是学校教育的沦落。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们不能单纯指望学校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整个民族的文化和制度恐怕都应该进行反思。当一个孩子在家里就被告知要‘听话’，唯唯诺诺，进了学校很难有创造力；一个在学校里稍为培养了一点创造精神的人，出到社会要乖乖听任种种权力的无端训导，也会抹杀创造力。”事实上，经过共产党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精髓就是弥漫在家庭和社会的“唯唯诺诺”至上精神。

廖保平提到“唯唯诺诺”这个词，特别唤起了我的记忆。

反右时候，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郑介农（1935——1969），就是因为他在校报《新山大》（1957年6月5日）上发表了杂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打成极右分子，而且后来在监狱中，被罗织罪名处以死刑。在该文中他揭露批评了生活中的许多不正常风气，极力张扬独立人格和宁折不弯的气概。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之语，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按照司马迁的意思，千万人众口一词的奉承恭维、顺从附和、随波逐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听话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谏诤，说真话，说实话。郑介农是一位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俊杰之才。那时，报纸刊物奇少，1956年他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也谈李后主词》，令老师青睐，令同学艳羡。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那真是谁也不敢和他轻易“商榷”的权威，可是郑介农写了《与郭沫若先生论曹植》，收到该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转呈郭沫若。郭看了原稿后，复函表示“同意该文某些观点”，但是《文学遗憾》的主编陈翔鹤没有发表该文，而是将该文和郭沫若的复函一并退给了郑介农。1957年，郑介农为参加文化部、作家协会、电影事业管理局、团中央等4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电影文学剧本评奖，他创作了电影剧本《红楼梦》（上、下集）。他还写了论文《论林黛玉及其典型意义》，山大校刊《文史哲》起先表示要发表，但因为涉及批评某些人的观点几经推脱推延而未发。但是随后他就陷身于政治灾难。

中共执政以来，以反胡风和反右为转捩点，从此走上了专制政治的不归之路。一个头脑不能自由思想，嘴巴不能自由说话，双手不能自由写作的国家，一个只允许千士万士唯唯诺诺，禁绝一士谔谔的国家，一个没有宪法承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一个千方百计“封网”截断信息自由交流的国家，一个至今对于“异议人士”动辄打压监控判刑的国家，怎么能够期望出现只有自由创造才能获得的诺贝尔奖的人才呢？

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出现大师级的科学家？原因就在此。至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更是乏善可陈。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最近说，60年来，这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原始性的贡献可以供后人参考”，是一针见血的针砭。

敝人有幸处身在被媒体美称为“人权校长”徐显明治下的山东大学附中，可是在这个举国欢庆建国60年的日子里，却受到3位便衣警察的“站岗”保护。我以一个76岁、刚刚丧偶、身患癌症的垂死之躯，能够跑出去干什么“颠覆”之事呢？给我站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杀鸡吓猴，叫那些中年的青年的教师们知道：你们可不要“乱说乱动”，不要到海外网站发表文章，不要……，不要……，李某人就是你们的榜样！！！我从50年前的右派分子变身为现在是“前右派人员”，待遇也更上一层楼。院子里的朋友问：三个人给你站岗，你老算哪一级干部？

“人权校长”可奈何？！他只能纸上谈人权，纵横驰骋，头头是道。

因此，温家宝总理最后说“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应该是美学教育的内容”实在是真知灼见，岂但“美学教育”要如此，整个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都要做到“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可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执政党，何时开放言禁，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呢？何时宣布：反右运动不是正确的必要的，而是错误的违宪的？没有这一条前提，诺奖恐怕还得望，望，望！

（2009-10-13山东大学附中）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英籍华人科学家高锟因对光纤技术的原创性贡献，而获二○○九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杨振宁先生在庆祝会上说：“高锟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是香港中文大学、全香港乃至所有华人都非常高兴的事情。”

光纤信号传输技术不仅为网络通讯，而且还为医用内窥镜技术奠定了基础，今天无论是电话网络，还是诊病求医，高锟先生的发明无处不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颁奖，实际是世界人民对高锟的感激，因此也就远远超越了杨振宁指出的高锟得奖之于华人社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意义。

诺贝尔奖分物理、化学、医学、和平、文学、经济六类，从一九○一年以来，全世界已经有几百人获得这个人类公认的最高奖赏。但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高行健、崔琦、朱棣文、高锟等八人，这之于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来说，贡献未免太小了，而今年高锟金榜题名，总算还为中国人争得了一点面子。

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杨振宁对新华社记者说：“很多年来很多人再三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本土上还没有出现过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我一直回答说，这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做最有贡献的科技研究工作需要有很多条件。资金是重要的一个，中国正在高速地追赶上去。另一个条件是，需要有传统，……我觉得在二十年内，中国本土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杨振宁向来讲话的宗旨是要使中国政府高兴，他也知道有中国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奖时统统持有外国国籍，而且除法文翻译出身的高行健外，其余统统是在西方得到博士学位、在西方从事研究工作而有成就的学者。因此杨振宁不止一次讲，未来二十年内一定会有本土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不惜从高等教育说起，二○○六年他说：“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

那年国内有一篇评论说：“（杨振宁）为我国的高教体制叫好，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住着清华的别墅，在现有体制下安享晚年，就屁股决定了脑袋……我们并不需要为现有高教体制大唱赞歌的‘喜鹊’──有教育部大言不惭就足够了──我们缺少的恰是对着现有体制不留情面、鸹噪不已的‘乌鸦’……作为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杨振宁最有资格做这样一只‘乌鸦’。因此，杨振宁先生，收拾起你的‘喜鹊音’吧，我们需要你的‘乌鸦嘴’”。

杨振宁是极具天份的学者，一九四六年他从昆明来到纽约，到处寻找费米，最后在芝加哥大学课堂里见到这位天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十年后，他就与李政道分享了当年诺贝尔物理奖，事后他曾经总结自己的成功原因，大概是说自己在物理学最好的时代，得到了最好的课题和最好的导师。杨振宁没有提到为什么费米也来到美国？美国又为什么能让敌国意大利的科学家参与原子弹的研究？事实上，只有在制度优越人才荟萃的美国，他才能遇到费米，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杨振宁知道为自己牟利的最好的办法，是用美国功名来为中国共产党当一只“喜鹊”，高锟得奖又为“喜鹊”制造了一次鹊跃的机会，至于二十年后中国究竟是不是洪水滔天？八十七岁的杨振宁是管不了的了。

二○○九年十月十一日

以色列老英雄沙龙的亲密私人顾问乌瑞-丹在《阿里尔-沙龙：近距离写真》一书的序言中说：“在以色列，创造历史比撰写历史容易。”的确，在别处想进入史册的人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而无法成功，而在以色列，好像无论做什么，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丹青留名，乃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或者至少被人说成这样。

毫无疑问，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所谈论的并不只是发生的事件，我们所谈论的是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关注、记忆和叙述。因此，“创造历史”和“撰写历史 ”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创造历史”之所以容易，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撰写历史”不那么困难。这块土地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放大效果：本来是块弹丸之地，却不成比例地受到整个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关注；本来是影响有限的本地事件，却无缘无故引起各方巨大的反响和回应；本来是可以时过境迁的陈年老账，却无休无止地被人翻出来清理结算。正如马克?吐温笔下描述的约旦河：在以色列，那条河不过九十英里长，百老汇马路那么宽而已；然而万里之外，在美国主日学校的教育下，他从童年起的印象就是那条河至少四千英里长、三十五英里宽。因此，写以色列，无论你采取什么体裁，历史也好，新闻也好，纪实文学也好，归根结底都比别处更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更有可能引人关注，即使你以为你所撰写的是生活小事。

“容易受到关注”、“容易遇到有历史意义的焦点问题 ”，这是写作以色列题材的优势，但这优势也就到此为止，剩下的全是挑战。这挑战当然有来自题材本身的问题，比如，以色列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色列宗教问题的艰深性和敏感性、以色列与犹太思维方式的独特性，等等。然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写作者自身，具体来说，这种挑战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场问题。对大多数人而言，以巴问题其实是个难度很高的话题－－很少有人到当地真正考察过那里的情况，很少有人认真读过犹太与阿拉伯文明的典籍资料，也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那里的现代历史。然而很多人谈起这个话题来却往往慷慨激昂，滔滔不绝。我曾经遇到一位先生大谈以色列如何不民主，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投票权，等等。交流了几句，才明白他根本不知道以色列境内住着一百多万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享有跟犹太人一样的所有民主权利。他以为只有约旦河西岸与迦沙地带才有巴勒斯坦人。这个例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以巴问题的窘境：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少立场；而且习惯于用立场代替一切，站在权力话语所预设的立场上高谈阔论，听起来头头是道，其实跟以巴之间的现实没什么关系。

第二、标签问题。这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有联系，但涉及的范围却更大，不仅普通不明真相者常常深陷其中，很多住在当地的新闻或专业人士往往也不能幸免，连累很多媒体对当地情况的报道被标签遮盖了真相。以巴问题常见的标签有“侵略 ”、“占领”、“屠杀”、“难民”、“恐怖主义”、“美国偏袒”等等。标签的问题在于它们简化了以巴冲突现实里纷繁复杂的关系，给旁人带上有色眼镜，而且严重限制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能力。几年前，我跟一位学者辩论“黑九月事件” 问题，他举出了当年约旦国王侯赛因通过英国向以色列美国求援的事情，以此来证明黑九月事件跟美国的关系。随后他就免战牌高挂，拒绝再讨论下去。按照他的逻辑，“美国”是个坏标签，一旦把这个标签给侯赛因贴上，事情就结束了，就没必要再讨论下去了。所以侯赛因听任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叙利亚侵略军蹂躏自己的国家是对的，因为那两家跟美国没有联系；而他联合美国以色列保卫自己的国家则是错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坏标签。这是一个标签阻断了人们的思考能力的典型例子，当然这个例子里的问题比较外露，但实际上，很多有关以巴问题的言论或报道都不同层次地存在这样的标签限制思维的问题。

第三、丧失公正和公平。普通人按照自己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言论并没有什么大错，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媒体的问题。美国新闻学重镇学者利昂?纳尔孙?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一书中曾指出“有时候，主编会觉得报纸是他个人的财产，他觉得怎么合适就可以怎么干，用来散布符合他的观点的宣传，用来传递他认为公众应该接受的半真半假的信息和被歪曲的事实，这样的态度和不懂生意一样缺乏专业素养……在报纸与公众的所有关系中都需要对公正和公平有充分认识。”这种新闻媒体必须遵守的“公正和公平”即使是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中也很难做得完满，在以巴冲突这样充满了权力话语的问题上自然就更难实现。问题在于，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在其它问题上尚能对公正和公平有所认识，碰上以巴问题就顺理成章地站到了“受压迫者”、“弱者”的标签一边，其报道也就成为一种宣传，而且不认为有什么不对。早就有人指出媒体即使是在最细微的词汇选择方面也不能保持公正，比如，以色列平民被恐怖分子炸死，便被说成是“以色列人”，如果是士兵则一定要说是以色列军人；而巴勒斯坦人如果被炸死则被称为“巴勒斯坦平民”，未成年则称“巴勒斯坦儿童”，无论是否参加恐怖组织的活动。一个比词汇选择更严重的情况是进行“反社会”或者“反人类”的报道，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几年前在耶路撒冷发生恐怖炸弹袭击之后，不去采访遇难者的家属，却去渲染恐怖分子的家庭和他的“事迹”。利昂?纳尔孙?弗林特在分析某家报纸报道一场死刑判决后罪犯宣称“我准备好了，我不怕死”时，指出这样的报道是“反社会”的，因为它把“不怕死”这样的积极价值观赋予了罪犯，使其成为一种可以模仿的对象。如果这样的报道是“反社会的”，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那样的报道显然是在鼓励恐怖主义的发展，毫无疑问也是“反社会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大规模地因为弱者标签而偏袒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做法在很多媒体中成为一种惯例，使得类似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已经把媒体看成恐怖袭击的工具之一，他们用恐怖袭击来招引以色列的打击，把在打击中死亡的妇女儿童照片传给媒体，以此造成谴责以色列的声势，为自己捞取好处。此外，类似半岛电视台这样把恐怖主义者当作英雄来宣传的做法也明显地引起了巴勒斯坦青少年的模仿。2007年6月，当恐怖分子们在迦沙地带把屠刀架上自己骨肉同胞的脖子时，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便愤怒地谴责这些恐怖分子“只信仰一种宗教：他们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由此可见，很多媒体在以巴问题的报道上不但做不到公平与公正，甚至连自己旁观者的地位都保持不住，实际上成了促成暴力活动的一方，从而丧失了新闻媒体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良知和道义。在以巴问题上，新闻报道的良知和道义应该类似于报道反社会新闻时的准则－－不仅要做到真实准确，而且要注意自己没在煽动或帮助暴力。

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挑战的背景下，颜敏如女士的这部《拜访坏人》显示出了其不同寻常的探索精神和丰硕的成就。

定位于“传说时事”的“文学人”，敏如对于很多媒体在以巴问题上的偏颇和失误有着清楚的认识，她在书中藉着朋友G的口描述道：

‘媒体大量报道以巴纷争，却少有其他受压迫民族的消息，因为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西方记者容易生存，也因为长期以来，这些记者落入了“加害者、受害者”的圈套，沿着这条主轴分析，以“以色列强占土地，造成巴勒斯坦人生活痛苦”的角度观看每个事件……’

虽然是引用朋友的话，但是敏如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显然不比她的朋友低。因此，她在作品中采用了三个策略来维持叙述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第一个策略是深入现场，从当地人的口中去了解现实的真相。作为一个不在当地长期居住的作者，敏如两次前往以色列的旅行可以被看作是她努力摆脱自身立场干扰，而让事实自己说话的努力的一部分。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敏如的这些旅行并非游览式的走马观花，而是深入到当地的人群当中，生活之中，从她与当地人的交往当中去了解那些不可能从书本或媒体上了解的真实。有了这个策略的实施，应付第一个挑战的成功就有了基础。

第二个策略是尽量避免让自己的感觉影响文本的叙述，而把叙述权交给当地人，交给作品里的那些人物。整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敏如的语调是平稳而沉静的，很少渲染个人感情色彩，虽然在以色列这样特殊的国度里会遇到特殊的情况，也会必然有感情的上的反射，但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压抑和淡化这种感情的痕迹。比如她描写在Sde Dov机场遭遇安全检查人员不近情理的苛刻对待时，尽管我们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出她的愤怒和不满，但她并没有去宣泄自己的感情，而是保持了叙事的平稳和冷静，让自己和安全人员的对话来说明一切。而在随后描述她在基布兹的参观时，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她片刻之前那种遭遇带给她的情绪，中心仍然是她的朋友的介绍，直到在随后一段跟朋友通话的记录中，我们才看到一点“怨而不怒”的感情表达。这样一种写作策略的运用当然不是说作者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没有看法，也不是说这种看法不能从文中表露出来。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当叙述的主体是当地被采访对像而不是作者本人的时候，作者为她的事件贴标签的可能性便大大降低了。读者可以不同意，但他的思维自由并未受到限制。

第三个策略是保持叙述者的多元化和平衡感。在整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敏如尽可能让她的人物多样化的努力。我们听到以色列中间派民族主义者的评论，我们也听到极左翼活动家对政府的严厉批评和谴责，我们甚至还听到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当然，我们没听到极端暴力分子，无论是来自巴勒斯坦还是来自以色列的暴力分子的煽动和宣传。从上文所说的新闻的良知与道义问题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处理，既保持了现实的多样性状态，又没让自己成为反社会活动的工具。

这第三种策略其实可以看作敏如自己所讲的一种特殊写作方法的实现。她在前言中说：“在写作期间，心里不断有个声音推翻、反驳自己，其实是种想像中的沙盘演练。常问自己的是，如果读者对某一点提出攻击时，必须如何回应。”

在某种意义上，敏如笔下叙事者的多元性可以被看作是这种作者内心沙盘演练在人物身上的外化表现。“我”跟读者之间的辩论转化成了人物之间的对抗，而公正与公平便在这种对抗中得以保存。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以巴问题上，新闻记者或作者的良知和道义感不是由他们的自信来保证的，而恰恰是以这种对自身的怀疑精神和盘诘手段为基础的。

描写以色列生活和现实的书籍今天已经不少，零散的文章就更多，但是绝大多数的作者基本上只关心自己要写的内容和观点，想方设法用自己的看法去影响读者。敏如是在这个题材方面少见的不仅问自己写什么，而且问自己怎么写的作者。在她的前言里，你可以看到她是怎样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并苦心寻找答案的。我们也可以从她对阿富汗问题的独特观察角度和叙述手段上看出她的探求精神。考虑到以巴和中东问题的特殊状况，可以说在这里 “怎么写”的重要性甚至压倒“写什么”，敏如抓住了这个问题，思考了这个问题，并成功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这是敏如的这部书中最让我感到有价值的地方。

在德国日渐热闹的法兰克福书展的展前研讨会上，发生了中国官方代表团无理退场的丑闻。中国仅仅是本届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Ehrengast）而已。德文原意就是贵宾。具体的意思就是每届书展都有一个国家作为主要的展览国，对于该国的出版业和文化艺术的介绍有所偏重。主宾国绝不能喧宾夺主，变成了书-展的主办国。中国官方反客为主的狂妄言行早已引起德国民众的反感：经济上有了一点发展，就在文化交流的国际平台上得意忘形，颐指气使，处处表现出一种小人得志的-恶形恶状，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太缺乏教养了。

邀请谁，不邀请谁，应该是主办方的决定，根本轮不到受邀方中国官员来指定。书展也不是官方活动，中国将参展事务全部由官方大包大揽，完全是一党专制的恶习决定的-.党国体制下的中国实际上没有任何民间团体，文联、作协、版协都是官办团体，所有文化团体都必须听命于中宣部和国务院出版总署。法兰克福女市长当场宣告，法兰克-福书展本身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平台。书展负责人也说明，受邀的作家具有不同的倾向和信仰，是“把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化产业作一次清晰明确的展示，同时也把-它的阴暗面揭露无遗”。书展的政策历来是“通过接近而推进变革”。书展主办方邀请了中国异议作家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当他们到达书展研讨会发言的时候，中国官方-代表团竟然表示抗议而退场。（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没有退）。这种愚蠢的举动只有一个意义，就是不打自招地向全德国和全世界的媒体表示，中国官方是无法容忍不同意见-的。中国人权状况恶劣，已经恶名在外，还要当场表演。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时候又从代表团中跳出来一位退休的前驻德大使梅兆荣。此公上台大放厥词，竟然向观众和-媒体高叫：“我们不是来听人教训学习民主的！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位中共官员未免太狂妄了。实在是贻笑大方。西方记者和读者都十分惊异。连邓小平都承认，-中国的民主和法制还很不完善，应该向所有国家，包括向西方国家虚心地学习。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但是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仍然很不完善，这是国内外都承认的事实-.中国的书展代表团来到西方，观摩一下西方的民主，了解人家的文化交流方式，有什么不可以？德国书展邀请不同意见的作家和诗人出席研讨会，是历年惯例，中国当局-必须尊重对方，学习的人家的民主方式。人家也没有“刻意反华”，对待巴西的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和苏联党政领导，也是这样操作的。

“那样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话说得更加蹊跷。梅兆荣说的是什么时代？当今时代，民主的雄风已经浩浩荡荡，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胆敢在世界舆论面前羞辱民主，只-有梅兆荣这样少数的异类才是例外。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分崩离析，形成新兴的民主东欧，西班牙、菲律宾、韩国、台湾纷纷成为民主国家的新典范，伊拉克、阿富汗也-开始了民主选举，尼泊尔、不丹也已经在建设民主。中共中央的理论家俞可平曾出面假惺惺赞许“民主是个好东西”。胡锦涛、温家宝出国访问也承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外交部党委应当警告梅兆荣，他的法兰克福表态很不合时宜，不符合中央精神，在国际上很不得体，严重损害中国改革开放的和谐形象。中国的确已经告别-了过去的时代，进入了学习民主的时代。每年近十万起群体反抗事件，如瓮安抗暴，杨佳刺警、邓玉娇杀官。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人权状况众目睽睽。民主正在频敲中国之-门。零八奥运的喧嚣和国庆阅兵的威势根本无法掩盖这些真情实况。

梅兆荣如此出言不逊，颇有代表性。国际上开始把中国当成了贸易伙伴，许多国际事务开始要跟中国一起商量解决。加上西方陷入金融危机，中国当局就忘乎所以起来，还-以为他们发明了什么发展模式，恨不得又要做全世界人民的导师。殊不知那不是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取得了胜利，恰恰相反，刚好是马列毛教条全面破产，人心丧尽-，中国实行了全面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取得了今天的繁荣和发展。要不是马列毛那一套几十年的折腾，中国早已不似今天这样还排名在第三世界。正是他们不肯实行民-主，跟经济制度不能配套，所以发展总是遇到障碍和瓶颈。哪些时代已经过去了？政治暴力运动的时代过去了：共产党暴力土改，杀害农村中最善于经营土地的地富阶级；-强制合营，剥夺最善于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阶级；阳谋反右，整肃文化科技界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去劳改劳教；四清文革，折腾亿万人民，将国民经济折腾到全面崩溃的边缘-.毛皇帝的时代结束了：封建帝王的朝廷多少还有廷争和讽谏，毛泽东连这些都免了。他穿着睡衣歪在中南海的卧榻上，一边是宠宦汪东兴和宠妃张玉凤，另一边是后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毛远新，十亿人民的衣食住行，乃至一出戏、一首歌，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垂帘听政的也过去了：邓小平一不满意，就在自家客厅里召开-八老会议，下令开枪杀人，废黜现任总书记，钦定下届、下下届接班人。不！六四的枪声惊醒了中国人。一部分知识分子或走出体制，或逃出国门，已经发出异议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们必须记住，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国内不注意民主的声音，小心杨佳和邓玉娇的反抗，在国外不注意民主的声音，小心海外媒体的声音！

中国的官员讲话历来不老实。这次梅兆荣矢口否认说“中国官方对于邀请异议人士完全没有干预”。当事人戴晴和贝岭对此表示不相信。北京环球时报911的报道，标题便赫然不打自招：未经中方首肯，德方擅邀异议人士，云云。德方主办人向明镜周刊透露了真情：中方威胁，如果德方不撤销对戴、贝的邀请，中方就要撤销-访问。根据中国代表团的秦晖教授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外交部发现新闻出版总署的言行太过出格，势将在国际上造成更加尴尬的局面，才先拒后放，让戴晴成行，并-派遣一名熟悉德国业务的前大使梅兆荣出面应付困局。梅兆荣既非文学作者，又非出版专家，他来干什么？昏官恶吏到处引火烧身，他是来救急灭火的。结果在研讨会上当-面撒谎。德国百姓一般认为，政客人物讲话常常不算数，大家屡见不鲜。可是梅兆荣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领导人出面抵赖，实在面目可憎。紧接着，南德意志报又揭露了-中方拒绝民间作家廖亦武先生应邀出席书展的消息。更加坐实了梅兆荣说谎。德国舆论沸腾不已。廖亦武因写六四纪念长诗《屠杀》曾被逮捕判刑，现在出版了德文的口述-历史《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获德方邀请，却反复不准出国。中国官方说的“自由，不受干扰”都是假的，恰恰不是欧洲媒体故意反华和造谣，而是中国官方贼喊捉贼，对-内压制自由作家，对外胁迫国际交流。梅兆荣分明不是什么友好文明使者，而是一名会说德语的东方专制恶棍。我相信，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在个人道德方面未必是素来-恶浊的坏人，梅兆荣曾经因同情天安门广场学生而伤心落泪。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所谓党的利益（官僚资产阶级利益）和个人特权，干部不断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实在是制度性的道德堕落，是比贪污受贿更加可悲的精神腐败。

片    名：《短暂的生命》
色    彩：彩色
语    言：粤语
所在地域：香港
导    演：罗守耀
主要演员：唐宁   邵美琪  张文慈  邓上文  吕慧仪  张兆辉  许绍雄

说到母亲，无论古今还是中外，从来都是一个神圣的词语。这是因为，母亲对子女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感情。这份爱，这份感情，很多时候是用生命来铸就。然而，面对《短暂的生命》，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母亲这个词语。这是因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母亲同样也有可能成为魔鬼。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李碧琪从小就被父亲一边抚摸一边打“手枪”——别的孩子接受的是父母的疼爱，她则惨遭性蹂躏。及至十四岁，她终于有机会摆脱父亲的折磨，认识了一个结了婚的男人，这个已婚男人对她相当“疼爱”，但很明显，这份“疼爱”是建立在对其肉体占有和欲望宣泄的基础之上的，当她怀孕后，这个当初声称要陪伴她一生一世的男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年，李碧琪便生下何曦儿成为母亲。扭曲的乱伦、虚伪的爱情、艰辛的生活、世俗的重压，使得李碧琪把内心的压抑与愤怒全部发泄到了女儿身上，动不动就对女儿施以重虐。不仅如此，新同居的男友曹勇强多次趁她“熟睡”之际，强奸何曦儿，由于害怕被男友抛弃，她被迫假装不知道。终于有一天，在一次惯常的施虐过程中，她失手把女儿打死。东
窗事发，她被警方拘捕——李碧琪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女儿来说，显然与恶魔无异。

事情到这里，应该就算完了，她承认是自己打死了女儿，期盼法院早日将她送进监狱赎罪。然而，敏感的警务处助理处长王瑞芳，怀疑曹勇强对何曦儿进行了性侵犯，要求李碧琪指证曹勇强，但李碧琪死活不肯答应。于是，在沉默而阴冷的口供室，王瑞芳对李碧琪展开一系列的违反法律乃至违反人性的逼供。劈头暴打、脱衣浇水、冷气刺激、肛门检查，所有一切都未能撬开她严密的嘴巴。万般无奈之下，王瑞芳叫人用力撑开她的眼睛，让她亲眼目睹曹勇强是如何对女儿实施强奸的录像片。面对男友变态、发指的动作，面对女儿痛苦而又绝望的表情，李碧琪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她这才同意站出来指证男友的罪恶。

影片至此，我很纳闷，作为香港警方的一名高级官员，王瑞芳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犯罪嫌疑人残酷逼供？要知道，法治完善的香港是严厉禁止警察刑讯逼供，一旦发现，轻则革职，重则被判妨碍司法公正——这个罪名，在香港属于很严重的刑事犯罪。既然如此，身为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的王瑞芳知法犯法，必然有她自己的理由。剧情继续发展，镜头转到了王瑞芳的女儿身上，观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王瑞芳在一次夜班回家，正好撞见丈夫准备对女儿实施强奸。尽管最后强奸未遂，但在女儿的心里留下了永远都难以抹去的阴影。正因为如此，李碧琪的案子，激起了王瑞芳对前夫的仇恨，进而把这一仇恨转嫁到了李碧琪身上。所以她从一个维持社会正义的执法者变成了让人胆战心惊的女恶魔。这里请不要忘记，她同时
也是一个女儿的母亲。

从此可以看出，在弱者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着社会情境的转变而从好人转变为坏人。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在心理学上统称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但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在“路西法效应”的影响下，“好人”变成“坏人”时，“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坏人”。李碧琪如此，王瑞芳也是如此。相反，李碧琪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而王瑞芳则认为自己采用恶的手段来为社会伸张正义。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情境在改变人的性格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这就是说，人性假如朝向恶的方面转化，便会无视社会制度、社会规范乃至法律的存在。反过来，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保证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只有如此，才不会给人带来一个畸形的社会情境。很多人至今不能理解当年纳粹为什么能够控制整个德国人的思想，道理也在于此，那就是纳粹动用一切宣传机器，让国人自觉或不自觉接受一种被异化了的制度，即自由被压缩为最低的专制体制。之后，在这种体制之下，塑造了一个让人朝向恶方面发展的社会情境。从而使得所有的德国人，都变得无比疯狂，变得如恶魔一样可怕——但他们自己本身却又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属于正常。

当然，《短暂的生命》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对儿童权益的保护。不仅仅是香港，在中国大陆，儿童被性侵犯的问题日益严重。有些是被自己的父亲，有些则是被学校的老师。而不久前，湖南衡阳某派出所副所长强奸未满14周岁的幼女，后将之卖给发廊卖淫的报道，更是让国人愤怒不已。所有一切都表明，我们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还远远不够。这些才是我们值得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