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独立中文笔会女作家小乔（本名李剑虹）已经流亡瑞典一年多时间，她于近日到香港，并准备由香港回中国大陆。

10月15日上午11点左右，她从香港前往深圳，在过关的途中，被边检拦住，无法入境。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在当时和小乔有简短的电话联系，但只讲了一句话就被挂断了，之后再打过去，一直显示关机。

小乔此前在中国大陆生活期间，经常遭到上海警方的骚扰。2008年4月28日上午7时，她在官方两辆车的“护送”下到浦东机场，并于10时登机前往瑞典。出国前，她一直被剥夺出境权利，上海警方允许小乔出国后曾告诉她，出去了就不许回来。

作者简介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命名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生于英国苏尔里，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

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1950年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

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史景迁著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毛泽东》、《皇帝与秀才》等。

无处安放的雪夜——读《王氏之死》

“当伟大的历史著作过时，必在艺术中获得新生！”海登。怀特的这句名言无意之中却成了史景迁作品的预言。史景迁本名Jonathan D. Spence，汉名取义著史应景从司马迁。鲁迅称司马氏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空阻不断学者上下求索之路。两千多年后的两万里之外的英裔美国学者，终于没有使司马迁的著史精神成为“绝唱”。虽然史景迁不曾承认自己是“后”学中人，可是他的作品的许多取向却往往与后现代主义暗合。不能说文史结合来书写历史著作是后现代的专利，但当时的后现代思潮肯定是影响到了史景迁。不过，史景迁还是用行动来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后现代的词语和方法。更多的是，妙笔生花的文笔和娓娓动听的故事。《王氏之死》是史景迁早期的作品，区区十几万言不仅仅讲述了一个遥远的穷乡僻壤农村故事，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饱含的学术价值。《王氏之死》可能不能算作史景迁的代表作，可是这部作品的内涵力是巨大的。我想我要阐述的和要学习的就是这种内涵。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只看这个题目我们就可以了解史景迁的写作思路了，这是一部社会史作品。我们不论孰优孰劣，在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比较中，我还是感觉到史景迁更加强烈的人文关怀。历史是人的历史，无所谓人就无所谓历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是，人民群众的称谓最终演化成了一种政治术语，并最终导致了这种史观重蹈英雄史观的老路。虽然是不同的“英雄”，但他们在强调“英雄”时是一致的。这造成了就是小人物的缺失，历史忽视了阳光下的阴影。而在这本书中，作者有意将一个中国遥远的乡村中的人物及生活呈现出来。这些人物的生活不同于达官贵人或者著名的叛乱首领，通常是被忽视的。史景迁有意把这些“阴影”暴露在阳光下，这不仅仅是作者作为史家的著史精神，而且也是他强烈的人文情怀的表征。

做历史无外乎史料与方法，史景迁在这部书中的体现出来的选取的独特视角和敏锐的想象力、细致入微的考察方法和活用文学的叙事技巧，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书的开始就是两张当时郯城县的地图，给我们一种宏观上的视觉体验。正如同出版说明中所说，这种宏观视野是个案考察的载体。当我展开阅读的时候，不像是在读一本历史著作，而是让人想起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几个似乎不相关联的事情，通过蒙太奇的效果串联起来，最终成为一个故事。如同好的电影是让人用心看，优秀的历史著作也应是用心读。史料和文学作品参错运用、互相释证的高超手法，使得这部书在阅读过程能够引人入胜。不过所谓“王氏之死”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并不是全书的主旨所在。史景迁的这种取名思路，恰同许多导演的一般，名字只是一种符号和象征，他要展现的是符号背后的一切。写中国的社会史，最大困难在史料方面，地方志和私人笔记里，虽也有不少反映社会生活的记载，但那是写作的人凭一己之兴趣和主观之选择偶然涉笔，社会史最需要的基本资料和数据，则往往阙如。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找不到类似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材料”，可供史家从容取用，从而比较完整地勾画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王氏之死》主要采取三个观察者的角度。一是做过两年郯城知县的冯可参，因过失丢官以后主持编撰了一部《郯城县志》，他“似乎要真实地保留那些凄惨的记录，而不想加以美化和粉饰”。二是继冯可参任郯城知县的黄以鸿，他十分尽职，为改善郯城的状况作过不懈的努力，致仕后写了不少回忆和笔记，总集为《福惠全书》：“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家，能够看到细微之处并力求准确”。三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史景迁发现，从蒲松龄作为“记载山东陈年旧事的人、讲故事的人和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可以补充冯可参和黄以鸿记述的不足。平常我们写论文习惯用各种档案、文献，来证明自己的功底扎实、论点确实。当然，档案文献是有其权威性的，但是其片面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官方资料势必屏蔽很多东西，而其大多都是政策文件之类，生硬呆板，很难为我们提供较全面的史料来源；其二，我们平常写文章时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例如社会舆论、伦理道德趋向等对事件本身潜移默化的映射，这需要有细腻的描写社会背景的史料，而档案史料比较孤立呆板，很难为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资料供我们分析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史景迁选取史料的方法，展现了史料利用的崭新视角。如上所述，史氏没有依赖官方资料，而是选取了三个不同的视角下的材料。虽然《郯城县志》是官方资料，但由于其撰写人的私人情绪，还是让这份资料显得细腻而趋向还原现实。其实在书中最精彩的就是作者对蒲松龄作品的利用，当然这不是孤立的利用而是结合了的运用。“虽然冯可参和黄六鸿令人惊奇地让我们接触到当地占很大比例的个人愤怒和痛苦的故事，但是他们却不想深入了解郯城人生活内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蒲松龄的作品给了作者途径和灵感，使得他能够在资料之外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

这本书在六个场景中讲述了四个故事，只有最后两个场景才是王氏的故事。在前四个场景中的三个故事中，史景迁展现了三百三十年前的郯城的方方面面。不论这种讲故事的方法阐述的内容是否符合真实的历史，但这种鸟瞰式的感性视角却是给了我们足够的思考空间。郯城县几十年来的天灾、人祸、人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乃至个体体验都相应的有所展示。每个故事又都是一桩案件，且都是黄以鸿在知县任内审理的。四桩案件分别反映郯城生活的四个侧面：一、土地耕作和税收；二、寡妇保护其子女和亡夫遗产的努力；三、地方恩怨带来的暴力；四、男女关系上的道德问题，特别是妇女的贞操问题。通过对四个故事的整合，整个郯城县的面貌就呈现出来了。王氏的故事本身是比较简单的：物质的匮乏，生活的无奈或许还有对爱情的憧憬，王氏决定与情人私奔。可是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他们要去哪里，应该去哪里？最终情人背叛了她，把她遗弃在荒野中。王氏不得已回到村里。她不敢面对丈夫，栖身于村边的小庙，不久便被人发现，丈夫把她带回家中。几个月的相安无事并不能证明什么，也不管任某是处于何种压力或者是出于什么目的，王氏被掐死在寒冷的冬夜里并被抛尸雪地，虽然这“严寒给了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巴什拉语），史景迁在描写王氏之死前的梦境是非常精彩的。这种散文诗成就的意境，更能阐释王氏作为一位年轻女人的思维活动——荷花、美丽、富裕、爱情、魔法、幻想、幻境、肮脏、恐惧。虽然作者不承认自己的后现代主义者，可在这段描写中却是在互证着后学关于诗性历史的表述。结局怎么样不是重要的，或许试图理解都是多余的。史景迁在结局中并没有更多的解析，相反只是淡淡的表述。或许我们会同情王氏，可是这种同情更让人觉得苍白无力。所以，史氏借用黄六鸿的话“她孤独的灵魂才会平静”来结束在这个结局。

讲故事就需要细节，史景迁在讲故事时在细节之处往往不是在写人物的表情、动作以及对话，而是挖掘出背后与故事相关的经济因果、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法律条文等等。虽然他更多的运用上文所述的三种资料，但通篇之中我们也能看到他所采用的《大清律》以及其他史家的研究成果。所以在文史之间，本书还是一本历史著作。

另外，史氏在运用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的方法也是令人称道的。史景迁是根据冯可参和黄以鸿的历史资料来展开故事的，但每讲到适当段落，他又总能从蒲松龄那里截取另一段故事来作呼应。两套故事蒙太奇式地剪接在一起，聊斋里的异人异事因此现了生活中常人常事的原形，正所谓“画人画鬼入木三分”，使人在感官和理性中在两种故事里来回穿梭互为一体。可以说，史景迁用冯可参和黄以鸿的史料“实证”了蒲松龄的聊斋，又用蒲松龄的聊斋“诠释”了冯可参和黄六鸿史料但是，本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即便这种缺点是相对的。第一、作者在引用的蒲松龄小说原文过多，而且是整篇引用，这往往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抵触心理，而且也会让文章略显苍白。不过，这可能是中国读者的看法。这本书是西方书市的畅销书，西方读者并不是对东方文学作品很了解的。史景迁在书中大段引用聊斋，在西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收获。第二、作者过多的运用二手资料，又刻意回避理论，这在历史著作中是不应该的，不过这亦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我们看待问题要结合事情发生的背景，作者写这本书之时，客观原因的无奈是无法让他获取更多的原始资料的。所以，他过多利用二手研究资料又是不可避免的。理论是晦涩的，如果史氏一味追求理论分析的话，他的书又不可能成为畅销的历史著作的。第三，在书中的个别细节，作者只是凭借想象力而忽视对细节根据的追求，从而使得文章缺乏说服力。如在第四章“争斗”中，作者在引用了蒲松龄的一篇关于崔猛的小说之后，写道：“在郯城县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可能是蒲松龄小说中王家的原型。”但这只是猜想，并没有史实的根据。虽然这些细节无伤大作，可毕竟是作为历史著作的硬伤存在着的。

作者之所以以王氏之死命书名，是透析着史景迁的人文关怀的。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今年8月，达赖喇嘛尊者应拉达克佛教协会与商会之邀，访问拉达克。拉达克位于印度北方的加穆和喀什米尔邦，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地理上属于青藏高原的西部。拉达克语跟藏语很接近，文字则与藏文相同，传统建筑式样与西藏完全一样，服饰、饮食和生活方式也近似。首府列城海拔三千五百多米，距西藏边界不到两百公里。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地理上来说，拉达克都是达赖喇嘛最接近故土的地方。

前些年，尊者每年夏季都会去拉达克，在他的府邸住三到四个星期，闭关数日，然后为民众讲经。在各地的访问中，达赖喇嘛在拉达克停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仅因为拉达克有8千多西藏难民，是最大的西藏流亡社区之一，也因为拉达克是印度最大的佛教地区，人口约80%信仰藏传佛教。更重要的是，自从佛教传入拉达克后，一直没有中断。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在拉达克都有传承，该地保留着不少古代寺庙，这些寺庙千百年来香火相承，至今仍是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

近年来，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的访问邀请越来越多，无法每年前来拉达克，于是他今年的访问，就成为拉达克的一件大事。8月里，高原城市列城一派节日气氛。城里到处飘扬着五色旗，无数条经幡横过街道，路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座白色煨烟炉，达赖喇嘛将要前往和路过的地点竖起彩门，上面用藏文、印地文和英文写着“欢迎”。8月9日，达赖喇嘛到达拉达克。从机场到达赖喇嘛府邸约4公里，沿途桑烟袅袅。拉达克政府的一位部长亲自驾车，各族民众穿着节日盛装，捧着鲜花、哈达和点燃的藏香，从机场一直排列到府邸的大门前。

“和平花园”

确格兰萨山谷离列城约8公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拉达克人民捐资买下谷中一块土地献给尊者，为他在此修建了一座府邸。列城人通常称之为“达赖喇嘛的宫殿”。这座“宫殿”的正式名称叫“杰维措”，拉达克语，意为“和平花园”。和平花园建于1987年，拉达克最大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就在附近。

花园占地约10英亩，有一条清澈溪水流过。进门是一条鲜花夹道的水泥路。达赖喇嘛喜爱花木，他居住的地方林木葱郁，种着很多花。和平花园里的花草树木都是当地民众义务栽种的。管家丹增喇嘛告诉我，花园里每死掉一棵树，他就补种一棵，而且把树林的范围渐渐扩大，几十年来，陆续栽了上千棵树。如今，花园里杨树成林，向日葵、金盏花、雏菊、大丽菊、红罂粟、石竹等开得鲜艳夺目。拉达克人民在昔日荒芜的山谷中，为尊者修建了一片绿州。

花园分内外两圈，外圈是客房和厨房、餐厅等附属建筑，供达赖喇嘛的亲属、工作人员和客人居住。客房旁边还有一个羊圈，这些羊有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红绳，有的头上或身上涂了红点，它们是人们敬献给达赖喇嘛的放生羊。和平花园平时只有11名工作人员，达赖喇嘛居住的内圈，只有3名常住人员管理。达赖喇嘛指示，他不在拉达克的时候，客房租给旅游者使用，以减轻民众的负担。

离客房十几米处有道铁丝网，透过铁丝网，可见一座金顶的黄色寺庙式建筑，那就是达赖喇嘛的寝所。内圈只有达赖喇嘛和他的几位近侍居住，会客室也设在内圈里。去年，拉达克佛教协会买下紧靠“和平花园”的一块地，由一位瑞士人和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共同出资，修建了八座佛塔和一座莲花生大师塔。佛塔每座高达52英尺，每座佛塔之间镶嵌大理石板，上面用藏文和英文刻着佛祖的教诲。佛塔今年上半年建成，8月13日下午，达赖喇嘛为佛塔举行了庄重的开光仪式。和平花园旁边有片很大的草地，一端有座大讲台，这里就是达赖喇嘛对民众讲经传法的地方。平时，这片草地是放生羊的牧场。

和平花园恰好在从列城去著名景点，有“小布达拉”之称的替克偕寺的途中，公路就从花园的墙边经过。达赖喇嘛不愿与民众隔绝，和平花园没有挡人视线的高墙。外墙简单朴素，是涂成白色的土坯建造的，不过一米多高，行人站在路边，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寝所的金顶。花园对面，难民定居点旁边的一座小山丘上，正在建造一座小寺庙。寺庙建成后，这个地点将可以看到和平花园的全景。绿树丛中的金顶，蓝天下的八座白色佛塔，以终年不化的雪峰为背景，风光美丽壮观。和平花园已经成为列城的一个景点。游人前往替克偕寺的途中，往往会在此短暂停留，欣赏和平花园一带的美景，感受宁静祥和的气氛。

紧张忙碌的行程

达赖喇嘛未到之前，大量来自拉达克各地各单位的邀请，以及许多个人或团体觐见的请求已经送交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有些个人和团体特意从世界各地专程前来，参加达赖喇嘛在拉达克的佛事活动，希望有机会在列城拜见他。拉达克除了两座比较大的城市之外，其他地区全是乡村，有些离城市较远的乡村还不通公路。体谅到那些地区的民众往返困难，达赖喇嘛决定乘直升飞机前往不通公路的林谢，以及交通不便的赞斯卡，为当地民众讲经。两地返回后，又要在列城讲经，并举办大型灌顶法会。法会之后，拉达克人民将为达赖喇嘛举行一场长寿法会。这样一来，时间安排就非常紧了。为了尽量满足各方的请求，他改变计划，把原定一周的闭关时间缩短为三天。

8月13日，达赖喇嘛在列城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是到市中心的列城大昭寺拜佛。大清早，列城民众就站在路边，等待达赖喇嘛的车队通过。红地毯从寺庙大门前铺到殿堂门口，两边排着身穿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院里的香炉桑烟袅袅。达赖喇嘛走进殿堂，对着佛像顶礼三拜，殿堂内的民众也与他一同跪拜礼佛。达赖喇嘛升座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回答了几个问题，随即离去，前往兰东学校，为该校新建成学生宿舍剪彩加持。

兰东学校是列城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该校建于1970年代。当时西藏难民社会尚处在相当艰难的时期，达赖喇嘛慷慨解囊，为该校捐资。建校时，兰东学校只有50多名学生，几十年来，该校已经发展成为拉达克最大的寄宿学校之一，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法座设在二楼，面对院子里数千名身穿校服的学生和盛装的民众。达赖喇嘛升座后，全体学生起立，合唱一首赞颂达赖喇嘛的歌曲。法座上的尊者面容庄肃，双手合十，低声合唱，场面十分感人。

虽然行程安排非常紧张，达赖喇嘛还是尽可能与青年和学生们见面。在拉达克期间，他去的最多的地方不是寺庙，而是学校；会见最多的不是僧侣，而是青年与学生。在列城的公开活动中，达赖喇嘛访问了五所学校，与几千名师生见面，接受青年与孩子们的致敬，同时也表达他对青年一代的期望。他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同时保持自己的信仰和民族特色，这样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列城附近有一所新建的学校，名叫文殊学校。这所学校是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出资，特别为拉达克边远地区的哈努族贫困儿童建立的。百忙之中，达赖喇嘛为这所学校新建的教室剪彩，并接受哈努族人献给他的一顶民族风格的帽子。达赖喇嘛戴上饰满花朵的帽子，引来一片笑声。他对在场的家长们说，希望他们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尽量让孩子们读书，不要荒废了孩子们的学业。

流亡半个世纪里，达赖喇嘛不仅为培养新一代的西藏青年付出心力，还在喜马拉雅山区为其他民族的儿童建立了数所学校，培养既懂得现代文化，又继承佛教基本精神的新一代。古老的佛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佛教所信仰的和平非暴力精神如何对现代社会施加影响，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如何结合，就通过这些学校的独特教育方式体现出来。这正是一位圣者的智慧。

除了学校，达赖喇嘛还应邀去军营对军人讲话。列城的穆斯林邀请达赖喇嘛去市中心的清真寺，在寺内专设的佛教式法座上，达赖喇嘛面对数百名不同信仰的民众，发表了有关宗教平等与和谐，以及宗教的社会意义和责任的演说。演说后，达赖喇嘛与在场的穆斯林和佛教徒共进印度式午餐。在公开活动之后，达赖喇嘛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团体和个人。直到访问即将结束之前，他还在和平花园附近，与拉达克政府官员与民众一同午餐。

王室与平民

历史上，拉达克曾是一个小王国，有自己的王室。19世纪，拉达克被印度征服。1947年印度独立后，拉达克成为加穆和喀什米尔邦的一部分。但是，拉达克王族至今依然存在，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拉达克王宫几度迁移，现在的王宫位于距列城约20多公里的斯多克山谷，王宫因地得名，也叫斯多克宫。

达赖喇嘛访问拉达克期间，得到王室的邀请，前往斯多克宫与王室共进午餐。中午时分，达赖喇嘛结束在心脏病基金会的访问，前往斯多克宫。在酷热的高原阳光下，车队在近似戈壁的荒原上行驶，沿途不时有民众站在路边，向他们的精神领袖致敬。斯多克宫在一座山顶上，民众在王宫门口夹道欢迎。王室成员也是佛教徒，他们躬身合十，以佛教礼节向达赖喇嘛表达敬意。

达赖喇嘛所到之处，安全保卫很严，达赖喇嘛在斯多克宫与王室午餐，属于不公开的活动，只有持特别证件的人才可以进入王宫。达赖喇嘛与王室成员共进午餐时，我注意到安全人员带着一位老妇人，来到王宫会客室外。老妇人衣着朴素，双手捧着一条黄色哈达，一声不响地站在门边。几分钟后，她的眼中泛出泪光。她悄悄抬起手臂，拭去淌下的眼泪。能够进入王宫，向达赖喇嘛敬献哈达，对这位拉达克老妇来说，显然是非同一般的大事。不知她是如何苦苦哀求王宫门外的拉达克警卫，使得他们向达赖喇嘛的安全人员报告，才能得到允许进入王宫的。不久，警卫人员把老妇带入王宫会客处。在会客室的外间，这位普通的拉达克老妇人深深弯下腰，向达赖喇嘛献上一条质料普通的哈达，而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同样深深弯下腰，双手接过哈达。

达赖喇嘛访问期间，处处可见拉达克民众对他们精神领袖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达赖喇嘛每天的日程事先并不对外公布，但是每天他经过的地方，民众总是会排列在街道两边，向他表达敬意。他的车队经过时，对面过来的车辆全部自动停在路边，驾驶人下车，合十弯腰。他所到之处，所有的安排布置，都是民众自愿奉献，地上铺的地毯、台前放置的鲜花等等，都是民众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达赖喇嘛离开拉达克之前，还特别抽时间接见了在他访问期间，在和平花园里自愿服务的厨师、妇女和执行安全保卫的士兵，并与他们合影。

法会盛况

8月21日，我去拉达克著名的阿奇寺参观。一路上，前往列城方向的车全都挤满了人。一些人背着行李站在路边，希望能搭上便车。他们是赶往列城，去参加次日达赖喇嘛讲经法会的。

达赖喇嘛在和平花园旁边的讲经场为民众讲经，这个计划在他到达拉达克之前就已经做出。尽管日程繁忙，这个计划不仅没有取消，而且还增加了一天，从原定的三个上午增加到4个上午。8月22日，从清晨6点多开始，列城到和平花园的公路上，所有的车辆都朝同一个方向行驶，甚至造成了交通堵塞。人们穿着民族服装，扶老携幼，带着遮阳伞和各种座垫，前往讲经场，在路边形成了一条彩色的人流。人流中有穿着校服的小学生，有穿军装的军人，有各种年龄的喇嘛，有手持转经筒的老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讲经场四周飘着经幡和经旗，煨着大堆的桑烟。上百名妇女在讲经场一边的草地上煮茶。讲经过程中，这些妇女就不停地为僧俗民众提供免费茶水。

快到九点时，鼓乐齐鸣，在场的人全体起立。达赖喇嘛尊者走上讲经台，向台下的僧俗民众合十致意。他升座后，没有人发出号令，在场数万民众同时顶礼伏地三拜。场面极其壮观感人。

达赖喇嘛用藏语讲述《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一部分和佛教中“空”的观念及其含义。他的讲述有拉达克语、印第语、英语和汉语翻译。讲经过程中，他打开传统的藏文经书朗读有关片断，许多带着经书的民众跟着他一同朗读。

讲经过后，达赖喇嘛举行了一场灌顶法会。法会之前，他为在场的民众授居士戒。在场不少西方人也纷纷站起来，对他顶礼三拜，表示愿意受戒，就此成为佛教徒。在此之后，他依从传统仪轨，进行了灌顶仪式。灌顶法会之后，拉达克人民举行了一个长寿法会，祈请达赖喇嘛尊者长寿永驻。

流亡五十年中，达赖喇嘛致力于探索一条适合藏民族的现代化之路。他不仅进行了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致力于宗教改革。在宗教教育方面，他参照现代教育的体制，引进一整套新的体系。童僧必须先经过12年普通教育，才能进入大学制的经学院深造。印度南方的三大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佛学中心。

在藏传佛教走向世界的同时，尊者有机会与其他宗教的很多领袖交流。他谦卑地学习其他宗教的经验，深感佛教面临着“教”与“法”的脱离，佛教在民间，佛法却在寺院。他多次告诫僧侣们，应该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学习，不要把寺院变成博物馆，要把佛法传入民间，让民众懂得提倡和平、宽容、非暴力的佛法，是佛教发展的方向，也是佛教对社会的贡献。

由于拉达克地区在佛教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尊者对这个地区抱以极大期望。拉达克地区的许多格西（藏传佛教高级学位获得者），将尊者的想法付诸实践，致力于把佛法传入民间。尊者的愿景是，从印度传向中国的佛法，将会重新传入中国，以和平非暴力的理念来净化人心，医治暴力革命造成的创伤，弥合社会的裂痕。只有这样，才能建成和谐的社会。

机舱内的惊喜

8月29日早上8点，翠鸟航空公司列城至德里的3342航班上，一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旅客安静地坐着，十分钟后，飞机就要起飞。突然，机长向乘客宣布：“女士们，先生们，达赖喇嘛尊者将乘坐本次航班前往德里。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尊者即将登机。”机舱内顿时一阵骚动，乘客们纷纷拿出相机，希望拍摄尊者登机的时刻。

几分钟后，机场工作人员在舷梯两边列队，机长走出驾驶舱，和空姐一起，站在机舱门边。达赖喇嘛轻车简从，带着一名警卫、他的贴身侍从布琼喇嘛和他的弟弟阿里仁波切，登上飞机。大家很自然地起立鼓掌，欢迎达赖喇嘛。这次航班是普通飞机，没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之分，达赖喇嘛的座位在第一排，就在舱门旁边。许多旅客拥到过道上，希望拍照或者与尊者合影。机长和空姐反复要求乘客坐下，准备起飞，但是兴奋的乘客完全不注意。这时，达赖喇嘛站起来，离开座位，从机舱前部走到后部，让大家都有拍照合影的机会。此后，乘客们才安静下来，飞机得以起飞。一小时的飞行过程中，不时有乘客拿着书、笔记本、念珠和相机，在过道上排队，请尊者签名，或请他加持。机长和空姐也抽空过来，与尊者合影。快到德里时，人们终于意识到，应该让尊者休息。短暂的时间里，尊者打开舷窗，静静地望着窗外的云海。他的下一个目的地：台湾。他将前往遭到台风袭击的灾区，抚慰痛苦中的人们。

一位没有强大军事后盾的老僧人，凭什么能让世人如此发自内心地尊崇？这就是尊者所倡导的“慈悲的力量”。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10月13日，与习近平一起出现在德国法兰克福第61届国际书展上，喜笑颜开，仿佛中国是出版最自由的国家。

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中国虽然是大国，但作家们的出版自由却被政府“集中代表”了，习近平说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感谢书展展示中国的出版成果，可他能够代表13亿人中的作为普通作家的我吗?我的出版成果能够展示在法兰克福书展吗？我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1999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后，很快被中宣部及新闻出版总署列入“禁书目录”，至今已长达十年之久。作家余杰的图书《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被禁也长达十年之久，新闻总署却至今不敢公开承认当年禁书，今天更不敢解禁。

想起去年九月，我有一次到法兰克福转机的机会，目的地是日内瓦，可是守在上海国际机场的边防阻拦了我，我甚至无法看一眼那个美丽的德国城市。现在，我更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国际书展上展示，因为我连出境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出版自由当然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此次书展上，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作为新闻署长的柳斌杰，你们感受到你们所统治的人民所承担的失去自由的痛苦了吗？

当然，这是中国特色，习近平、柳斌杰们也不能随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也不能随意见任何碰到的人，比如海外的异议作家贝岭、马建、周勍、吴弘达、巫一毛等就在书展上展示自己的作品，还有大陆著名人权作家刘晓波、诗人廖亦武的著作也在书展上展示，估计还会有被大陆政府新闻出版部门完全封杀的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所写有关国共战争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展示。同是华人，同为华文，柳斌杰可以向贝岭、马建们表示一个微笑和道一声问候吗？可以参观一下展示刘晓波、龙应台作品的展柜，甚至可以自己掏腰包购买几本他们的新书吗？

还有，国际书展，理应展示普世文明、普世价值，正如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的主席贺内菲尔德教授所言，“言论自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人权”，为什么柳斌杰作为出版自由的破坏者，为什么不在现场向禁书作者道一声迟到的歉呢？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9月初在台北出版后，恰逢大陆举行建政60周年庆典，龙应台提醒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致辞中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向人民说声“对不起”，对经历战乱的人民展现疼惜。她还说，在2011年纪念民国100年之际，马英九也应该代表政府对上一代人说声“对不起”，让他们获得最起码的尊严。现实似乎永远是幽默的，当龙应台提醒大陆领导人时，恰恰她的书被禁。这就是令人尴尬的国情，出版自由不但自己的人民不能拥有，就连统治区之外的“国统区”人民的出版自由，也无法在大陆实现。难怪廖亦武的《地震疯人院-2008.5.12四川大地震记事》要在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因为大陆新闻总署实行出版图书实行作者实名制，根本就不允许真实记录大地震真相的图书出版。

于是，我只能向柳斌杰们表示我的遗憾，请向他请教，既然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理事悠久，就请他看看别的具有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国家的展位，看看他们的文明成果，不要光把眼睛盯着自己国家的展位上几本江泽民、李岚清的英文著作，思想自由才能创造灿烂的文化，而一党专制只能扼住“文化的咽喉”，使其无法自由呼吸，更无法奢谈创造新的文明、新的文化。

据我了解，10月13日至18日的书展，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七千三百多家出版社参加并设立展台，居住在成都的独立中文会员、著名诗人、作家廖亦武，他虽是德国嘉宾，却被拦阻在自己的“祖国”，不得出境，但他的书可以冲破封锁得以书展面世，这正好可以向柳斌杰们表示抗议。还有独立中文笔会的五位系狱作家、诗人的作品一一展示，被关押在湖南常德监狱的师涛、被关押在北京看守所的刘晓波、被关押在江苏南京监狱的杨同彦（杨天水）、被关押在杭州监狱医院医治疾病的力虹、被关押在湖北监狱的杜导斌，他们的诗作将被翻成德文，以中文和德文朗诵并制作成CD。

柳斌杰们，你有兴趣吗？你可以在书展期间获得出版方赠送给媒体和感兴趣的读者的这些异议作家们的震撼人心的作品，不过不要后悔，因为你们的海关可能会将这些出版物查扣——在出版不自由的国家，不但普通民众没有自由，甚至高官柳斌杰们也没有购买和携带廖亦武、龙应台等作家的“禁书”的自由。

七年前胡锦涛上台的时候，面对著政治和改革的双重僵局。政治僵局是江泽民的势力太大，胡难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改革僵局是经济改革无法继续孤军深入，而政治和社会改革又难以突破。

胡锦涛若真想有所建树，或者选择先打破政治僵局来推动改革，或者选择先打破改革僵局来打破政治僵局，但胡锦涛却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胡锦涛选择的两大策略，一是支持经济超高速增长，一是利用北京奥运和“建国六十大庆”，大规模制造“盛世”气氛。胡锦涛可能期望，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可以争取时间，遇到打破政治僵局和改革僵局的机会，但事实是，这种充满侥幸的机会主义态度不可能打破任何重大僵局，只能积累和深化矛盾。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换来的是更严重的经济失衡，威胁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宏大的“盛世”场景，虽然给胡锦涛带来一时之“风光”，但也给中国的国际形像和胡的个人形像留下严重的“暗伤”，世界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内心的空虚和不自信。

现在，在穷尽了一切制造繁荣和热闹的机会之后，胡锦涛不得不面对他七年前就遇到的那个双重僵局，只不过局面已经变得更严重、更复杂。政治僵局拖延的结果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政治和地方治理的失控不断加剧。改革僵局拖延的结果是“官肥民瘦”，社会不公的趋势不断加剧，群体事件和上访人数剧增，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则持续下降。据罗奇估计，2009上半年中国居民消费比重已跌至35%这一惊人的历史低点。

胡锦涛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事实：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怎么办？是乖乖地提前把权力交给习近平，交给太子党，还是为自己的历史地位作最后一搏？从此次四中全会和北京庆典透露的各种信息来看，胡锦涛对提前交班心有不甘。我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胡锦涛认识到，不论他是否提前交班，他都推不掉自己对今后三年的政治责任。

有关习近平辞职的传言可能反映了中国政治的这样一个现实，那些有机会竞争最高权位的精英们都看到，胡锦涛拖延改革给他的任何继任者都带来了巨大的改革风险，因此，聪明的策略不是急于抢班，而是留在候选人俱乐部里静观事变。

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下被迫转型，赋予胡锦涛一个前所未有的打破改革僵局的政治机会，但问题是，胡锦涛完全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在过去的七年里，胡锦涛既没有选拔出一批治国良才，又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智囊班子。四中全会毫无新意的空话，说明他的身边只有奴才，没有人才。关于加强共产党建设的决定，反映了胡锦涛对于如何应对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完全不得要领。

针对胡锦涛的这一危险倾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批评。10月12日《经济观察报》发表了孙立平的文章“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孙立平指出，胡锦涛治理下的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危险趋势：“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像依稀可见，而对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为强化权力提出了新的论证”。

孙立平尖锐地向当权者提问：“是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胡锦涛的过去告诉我们，他或者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从来就没有放弃共产党一统天下的理念。因此，寄希望于胡锦涛来推动真正的改革，完全不切实际。

这是否就意味著，未来三年中国的政治和改革的僵局就完全没有被打破的可能呢？我并不这样看，相反，今后三年，中国的政治僵局和改革僵局存在著被打破的多种可能性。一种较大的可能，就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打破现在的政治和改革僵局。

薄熙来在重庆的大胆举措，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地方改革自下而上地打破僵局，引发一系列胡锦涛难以控制的局面。本周，重庆将对地方黑势力一案进行公开审理，这个事件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关注，正是因为它具有全局性的政治意义。

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昨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在开幕前，书展主办单位强烈谴责中国违反人权、限制言论及出版自由。

五团体申请示威

虽然中国被选为今年书展的主题，但在书展开幕前的记者会，书展总监布斯（ Juergen Boos）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中国：「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人权及限制思想和出版自由。」

谴责一番后，布斯就选中国为今年主题解画。他说，外界可以批评中国，可以害怕中国，但不能忽视中国，对话可促使中国转变，而书展本身「不是联合国」，「我们可以讲述冲突，但我们不能在这里解决问题。」

德国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协会会长霍讷菲尔德（ Gottfried Honnefelder）也称，希望透过这次书展，推动中国当局让中国作家、出版商，进行创作、出版的自由。出席书展的异见诗人贝岭则说，希望让参观书展的民众，除听到官方作者声音外，也能了解中国的地下文学、地下诗歌。

这次书展被外界视为中国争取思想领域发言权、打造新形象的舞台，当局派出近千人的代表团、设立面积 2,500平方米的展馆、举办超过 500个不同的研讨会及讲座。可是，德国媒体在书展开幕前夕，焦点却是中国如何审查出版物。

德国《世界报》一篇评论文章将中国与东德相比，表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历史故事不能再重演」，质疑中国作为书展主宾国的合理性。书展开幕前，德国警方接到最少五个团体，在书展期间示威的申请，当中包括支持西藏人士。为应付随时出现的示威，警方已加强保安。

德新社/法新社

内地媒体上报道说，两岸三地的影视明星、文人、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参与电影《建国大业》的演出、编导和投资。因为报名参演的明星实在太多了，分配给每个人的戏很少，他们连露脸一秒钟的机会都趋之若鹜，而且个个都号称不取分文。但是，口无遮拦的青年作家韩寒揭穿了这些人的爱国心——原来他们十有八九早已加入了外国国籍，他们像泰坦尼克号上的老鼠一样及时逃离了这艘将要沉没的大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最后一刻回来再偷吃一块奶酪。

中共恬不知耻地将“建政”夸耀为“建国”，仿佛没有他们，中国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这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历史观，是学者吴思所谓的“血酬定律”（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吃这碗饭的人就比从事生产的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

这部据说要进军奥斯卡奖的电影，究竟弘扬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大业”呢？所谓的“大业”，不过是一个更加残忍的斧头帮（共产党）战胜了另一个残忍程度稍逊一等的斧头帮（国民党）而已。正如我好友、法学家萧瀚概括的那样：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四千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建国大业》是一部斧头帮的家史，与其说“建国”，不如说“窃国”。正如窃国至今的斧头帮的首任帮主毛泽东所云，中共这个斧头帮确实有资格“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为它不仅心肠最黑（以“枪杆子”即暴力夺取政权）、脸皮最厚（以“笔杆子”即谎言维持政权），而且金钱最多（依靠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和超过十亿的奴隶劳工敛聚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既然如此，那些像苍蝇和蚊子一样的，两岸三地的明星、文人、商人和政客们当然会“奋不顾身”地叮过来。

中国至今为止的改革都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丝毫没有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社会却由于经济分配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不合理而形成了巨大的矛盾，重重的矛盾。

这些矛盾有：下岗工人问题、侵占农民利益问题、占用土地拆迁问题、知识分子要求民主问题、公民要求参政问题、公民要求言论自由问题、公民要求出版自由问题、公民要求自由结社问题、法轮功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复员军人要求待遇问题、人民要求社会保障问题、公民要求医疗保障问题、人民不满司法不公问题，等等。

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步履艰难，官民互相对立，互相不信任，已成事实，想回避也是不可能的。

近来风起云涌的维权风潮、网络上议论与关注社会事件热潮，如杨佳袭警事件、汶川地震军队作为不力事件、邓玉娇事件、严晓玲事件、中国公盟被打压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等，都引发了社会巨大的关注和广泛参与，几乎酿成全国风潮：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社会的矛盾积累。似乎已经很危险了，已经到了随时都有爆发社会大动乱的可能。

中国当局也明白中国社会现状的严重性，于是便把各地主政官员集中起来进京”学习处理突发事件”，”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工作”。

由于人民借助网络的方便，实际上已经可以广泛且方便的参与社会运动与参与社会事件，因此当局对网络恨之入骨，千方百计的想阻断信息的传播，今年新疆的7?5事件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从中国现在积累社会问题和矛盾重重来看，似乎中国当前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社会已经无法继续沿着旧有的道路再走下去了。

可是另一方面，中国又向世界展现了她可能的光明前景：

经济的初步发达，形成了有利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基础；高等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受教育程度愈来愈高；由于改革开放了三十年了，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三十年了，思考交流了三十年了，这就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华，已经被中国人发现与挖掘出来了；又有三十年的时间对外国优秀思想与文化进行引进、消化、研究、吸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参照、对比、对照、酝酿，新的思想与新的精华极有可能产生与萌发；经济的初步发达形成的物质基础，使人们有了发达与方便的交流与交往的条件，例如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变得非常方便；三十年的时间让人们充分去思考、讨论、与总结过去中国和世界的思想的和理论的各种缺陷与不足，等等，等等。类似的积累与酝酿太多、太广、太充分了。

上述的这一切大家想没想到过意味着什么吗？

让思想家来回答就是：

意味着中国人的思想与意识观念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意味着中国社会将有可能产生思想巨人与理论巨人；
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思想与文化交流与汇融的中心；
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最具思想与文化创造活力与理论创造力量的地区；
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哲学思想的革命中心；
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人类各种社会制度的比较、思考、研究、探索讨论、酝酿与创新的中心；
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人类社会制度的现实的试验与探索的实验地区――不是什么人什么组织安排中国成为这一角色的，而是事情自然而然的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是历史的演变，让中国成为这一角色的扮演者了。

这一切都说明：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中心、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革命动力与最具社会进步动力的地区。

古人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过去，西方文化、西方意识形态、西方思想在世界上占据者统治者的地位；但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变化与进展，却已经使这种情况悄悄的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近三十年的文化与思想的激荡，吸收了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全部精华，又深深挖掘了东方的文化与思想精华，已经使在当今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有象中国如今这样的思想与文化的融会贯通的实力，有如此广泛的对全人类思想与文化的掌握的广度和深度的实力！

宣昶玮之所以敢于这么大胆的讲这些，乃因为宣昶玮本人就是这一波成长起来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作者本来就处于哲学和思想的最前沿，处于思想斗争的核心地带，所以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与思想成长与思想孕育最清楚。作者的《大时代来了，中国要出思想家》一文，就说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已被国内广泛重视，甚至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引起注意了。

由于中国具有特殊的传统神秘文化与思想资源，近年来又成长起来许多的民间思想家与学者，造成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具有了出现东方大思想家的环境与能力，因此东方思想东方人文再次风靡全球，引领世界人文发展潮流，再次有了可能。

三十年前我们还没有这种底蕴；但三十年后中国竟然具有了如此的思想突破实力，这是谁也不曾想到的。

可以说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十字路口。

向前，则可能成为世界的光明与文明的领头羊的地位；向后，则改革造成的经济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政治关系不合理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问题，积累的诸多矛盾问题，都可能造成社会分裂与社会动乱，已经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确实已经很严重了。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现在就积极实行政治改革，开始实行民主化，开始实行社会政治和解，那么许多矛盾将开始逐渐得到缓解，腐败也将会得到遏止；由于社会的政治和解，则海外的民运人士肯定也支持这种民主化和政治改革――如果他们不这样，那么他们立刻就会在全世界失去人们道义上的理解与支持，而变成被人们唾弃的一群，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国内的知识分子也必将支持民主化进程，而使社会处于团结一致的状态，这样的社会与政权的稳固程度，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也破坏不了的：中国现在具有的社会崩溃与动乱的可能，就几乎被消融掉了，政治改革造成的各界团结与携手，形成了巨大的稳定力量，足可以抵挡任何分裂与引起动乱的因素与势力。

至于分配不公和遗留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则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给予逐步解决与调整。

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如果民族问题再次出现，那么这就具有企图破坏中国的民主化的性质了，人们会有这种共识的；既然这样，民族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受到大家一致的搁置对待的处置意见，如果有人一意孤行，则面对全国一致的团结，失败是必然的。因此民族问题就不会成为影响中国民主化的障碍，更不可能成为中国分裂的原因：因为受到了更多人的对政权的搁置民族问题的支持，政权变的更加强大与稳固了。

而中国的民主化也必将受到西方世界的欢迎与积极支持，因为一个民主的中国符合他们的利益，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

现在我们看啊，既然中国内部和外部都共同支持中国的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几乎没有人敢于反对：谁反对谁就成为公众与社会的敌人，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破坏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呢？

各种矛盾和不公平都被暂时搁置了，留待今后逐步处理；民族问题也被搁置，留待民主化完成后处理：由于最具有威胁力量的这些问题的被暂时搁置（这种搁置受到了民主化各个参与势力的一致同意），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撼动民主化的根基呢？可以讲中国的民主化将在非常稳步的情况下推进，几乎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不错，开会的时候大家会有激烈的争吵，甚至有会议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但那在大家共同协商和讨论之后，一切问题都会最终被解决。总之”动乱”只会发生在会议上，发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远比发生在大街上文明得多。

民主化后的中国什么样？

首先人们实现了理想，多少年来思想家教导给我们的理想，人们的心安定了，不会再有为了民主而产生的各种政治抗争。人们可以集中精力从事人类文化与人文建设工作了；

民主化的中国，社会空前大团结，社会变得稳定而和睦；

经济与政治、文化，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与建设机遇，人们全心全意的为正义为幸福而工作；

民主化了。社会变得文明与理智，民族问题自然而然得到合理的处置，即使外部国家，也会对处置结果表示赞同的。困扰中国的民族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中国多年的心腹大患消失了；

现在存在的各种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利益受到伤害的问题，遗留的各种矛盾问题，都得到了逐步的解决，人民的利益不再受到伤害，不再有各种上访事情出现，各种法律都会逐步健全，人们变得心情舒畅，生活幸福；

在民主化后的中国，在逐步健全的法制体制下，贪污腐败很少再有机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有合理的办法予以处置，社会变得清廉与清明。为官为民都各得其所；

台湾和大陆之间的问题就更好解决了：两边都是民主的体制，协商对话就可以解决一切。

一个真正强大而文明、民主而又富强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上，成为和平、民主与文明的坚强支柱力量，其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对人类文明的保障和促进作用，非同小可，中国在全世界的眼中，将变得非常重要。

这样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崛起；前述的中国当今具有的思想革命的实力、中国具有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综合交融的优势、中国具有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造的活力，就会爆发出来威力，中国将真正在世界上创造出天大的成就来，这才是东方文明领导世界潮流的可能的开始。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前途啊。

可是上述中国的这一幅美好的前景，什么样的人才不高兴看到呢？

那些当今手中掌握着各种权力，并用这些权力为自己和自己的亲朋捞取大量金钱和财富的人们会很不高兴，因为那样他们就无法利用专制独裁赋予他们的不受追究和不受限制的权力，来为自己捞取各种好处了；也无法再让他们的权力继续传给自己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了；也无法再永世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也无法再威风八面的到下面去进行各种视察，和作各种重要指示了??????

中国社会之所以政治进步缓慢，政治改革总也无法开始，就在于中国的官僚集团一直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特殊利益，这是中国现实一切重大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社会一切进步都被阻挡的原因所在。

官僚集团为了他们那一己私利，而耍尽花招，要死死堵住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切可能，特别是民主化的可能。

而为了掩盖他们的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耍尽了花招进行欺骗，什么”有中国特色”什么什么，就是他们惯用的手法；他们又怕人们揭露他们的卑鄙伎俩，怕人们的公开议论，于是便千方百计的封锁人们的言论，封锁人民浏览互联网的自由，并试图强制性的给人们的电脑装上什么软件，来限制人民的了解真相的自由。

官僚集团的所作所为，就是企图阻挡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也是要彻底的阻挡中国社会的民主与进步，把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事实上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万代的奴隶，他们又用重金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去为他们的保持专制独裁的体制进行服务，例如那些研制封锁网络的败类们。

象这样专门为专制与独裁服务的技术，竟然有知识分子参与，这在世界具有正常价值观与道德观的知识分子看来，几乎是法西斯的性质了。

真正正义的知识分子，是会谴责这种行为的。

由于中国的官僚集团死死堵住中国的民主与进步的道路，所以中国的前途就变得十分暗淡了。

现在中国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矛盾重重，随时都有发生大社会动乱的可能，这些方面我们已有全面的分析，这里就不在重复了。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是严重阻挡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道路，把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全部葬送，而仅仅为了保护住他们手中的，那能够长期继续鱼肉百姓的权力！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中国的官僚权贵集团如果继续拒绝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那就等于是拒绝我中华民族万代子孙有幸福的未来，他们是要断送我中华民族的光辉前途，断送我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与引领世界潮流！

因此，如果他们继续阻止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么他们将成为我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事情，就是这样的明明白白的摆着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即民主化何时起步，全世界的华人都睁大眼睛看着！

一、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过去

中国共产党人满怀马列主义对社会进行革新的美好理想，经过艰苦战争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党专制的政权，至今六十年。中共执政的六十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三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和”不断革命”的名义不断挑起群众运动，有效压制了一切企图向当权者进行挑战的党内外力量，最终使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权利遭到赤裸裸的掠夺，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其他社会的权利全部垄断于党国体制下，”人民”拥有一切，个人则一无所有；第二个阶段是后三十年所推行的”邓氏改革”，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对社会变革进行探索，谓之曰：”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多次阵痛之后，所谓的”邓氏改革”在事实上完全成了对前三十年掠夺成果的分赃，导致了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以党权为核心的权贵阶层。

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是党内外权贵以革命的名义掠夺，至1978年已经将中国人民的权利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各方面掠夺殆尽，亿万人民除了是个”螺丝钉”以外就什么都不是了，那么它们就不能将掠夺再继续下去了，于是不得不进行”邓式改革”；中共执政的后三十年是党内外权贵以改革的名义分赃，前三十年进行了彻底的掠夺，使一切资源与权利都收拢在权力周围，改革是要做什么呢？就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幌子走回头路，实行私有化或者是变相地实行私有化，而实际上就是权贵化和买办化，于是到了今天，脏源即将枯竭，分赃即将终了，社会变革可能就又要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中共执政六十年的过程并非如故事里讲的那样，似乎全是英明领袖们的神来之笔，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前三十年的掠夺还没有完成，或者说还有掠夺的余地，那么即使出来一百个邓小平也不能开启改革；如果后三十年的分赃还没有完成，或者分赃还有新的脏源，那么再有一千个民主分子坐穿牢底也开拓不了中国的自由之路。中国至今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本质的东西。权力社会的核心利益是当权者的利益，一切运作都是根据当权者的需要来进行的，这是认知中国社会必备的钥匙，没有这个钥匙就打不开中国社会的认知大门。

中国的问题并不比别国复杂，也不比别国神秘，问题只在于：认知中国必须拿上认知权力社会的钥匙。有一些非常精明的外国观察家用西方的视角不断在预测中国即将产生的变化，他们看到吏治腐败和社会不公，就以为中国的执政当局干不下去了，可事实总不是如他们所预测的，于是，这些人都不得不惊叹中国的神奇莫测和中共的统治能力，认为是神之又神，似乎中国除了跟着中共走就别无选择了。还有一些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也是如此，他们一次次的判断，民主的机会来了，三年以后就可以去参加竞选了，但三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预测。

中共推行”邓氏改革”三十年，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相互结盟，互相参股，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按照”邓式改革”的路线制度化地制造了一个分赃体系。中国为什么还在沿着”邓氏改革”的道路蹒跚前行？为什么还不能像那些预言家所预言的一样发生政治崩盘？就是因为这个分赃体系还有脏源并能正常运行。这就好比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所以说，认识权力社会必须以权力社会的眼睛去看待它，而认识中国还必须加上分赃体系这个眼睛。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是认知中国必不可少的两只眼睛，少一只，你将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

二、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现在

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是以最高权力为核心不断收拢权力的过程，而权力则是全部来源于对人民权利的剥夺。在农村，对官僚地主剥夺，对小地主进行剥夺，对富农剥夺，对中农剥夺，最后使中国农民全部成了当权者的佃户；在城市，对官僚资本家剥夺，对民族资本家剥夺，对城市工商业者剥夺，最后使中国市民全部成了当权者的包身工。毛的政权改造国民党旧式的官僚经济体系，号称建立了一个大而全并小而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实则这个工业体系是更加官僚的，非常脆弱与落后。当”邓氏改革”的触角伸向城市不久，这个所谓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迅速崩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份额直线下降，而”邓氏改革”的特点就是在努力维护官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意愿下进行的。

众所周知，”邓氏改革”是从农村启动的，那么为什么是从农村开始启动呢？因为从农村启动风险小，而这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即，农村的持续衰败已经使当权者无力维持对农村的统治，于是，就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力，还给农民部分权利。比如农业税，不要以为取消农业税是当权者大发慈悲，不是的，农业税之所以取消，原因有二：一是，各地抗税运动和反摊派运动风起云涌，农业税再收下去就将影响当权者统治的合法性，二是，收取农业税的财政开支已超过当权者所得的农业税，我们记得，在取消农业税的时候，农业税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只占了百分之一点多的比例，而整个乡镇政府为了收取农业税则花费了更多。

在城市进入”邓氏改革”的轨道后也延续了同样的逻辑，先是允许你搞个体户，从事小商业，后是允许你搞小生产，从事小加工，在然后又允许你搞这个，从事那个。你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经济学的道理，也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设计师”精妙的算计，这都是当权者不得不把难以控制和难以寻租的领域归还给你。当权者越改革就发现难以控制的领域越多，难以继续寻租的领域也越多，就不得不下放给社会，也叫”简政放权”和”抓大放小”。你别看当权者不断地说金融领域很重要，必须由当权者控制才能有利国计民生，可以肯定的说，如果银行也成了当权者难以控制和难以寻租的领域，当权者也会立即放手，但如果这里面还有垄断利润使当权者可以寻租，他们就绝不放手。当权力不能继续行使而不得不放弃权力，被迫把部分权利逐渐还给人民，这就是”邓氏改革”启动至今的真正内涵。

既要为权力服务，又不得不把部分权利还给人民，延续这样一个逻辑，”邓氏改革”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但这样的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中国社会又一次产生了反差巨大的分化，既得利益者阶层和庞大的不得利益者阶层又开始了尖锐的对立；（二）当权者对社会的统治能力持续下降，不得不把维护社会稳定当作最重要的事情；（三）民间社会获得了部分自由，它的独立性、权利性、团队性和抗争性在逐渐成长。”邓氏改革”的后果在权力社会中是必然的，它的趋势也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后果将酿成更大的后果。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两个人群，一个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另一个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得利益者阶层。开始，不得利益者被排除在权力寻租的体系之外，不能参与任何分赃，但是两个社会阶层还能在相互隔膜中各自前行，后来，既得利益者开始向对方悄悄下手，中国社会的两个阶层就在不知不觉中赫然对立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也是触手可及了。

三、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未来

当前中国的主流社会是一个权力分赃体系，当权者难以控制和难以寻租的领域就抛弃在分赃体系之外，于是就有了相对独立于权力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社会运动。与社会分化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治也已经决然分化了。一方面官方政治依然在冠冕堂皇；另一方面，在对立中寻求平等地位的民间政治也在茁壮成长。在”邓氏改革”之初，民间社会运动和民间政治完全是社会变革的配角，甚至是牺牲品，比如”民主*墙”一代；而在今天，民间社会运动和民间政治即将跻身社会变革的主角之一，比如”宪*章”一代。现在，官方政治和民间政治如何运动就成了影响中国未来的首要问题。中国要想重启宪政变革的大局，必须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官方政治如何开始分化，并重新开始意识形态争论，二是民间政治如何整合力量，把社会运动引向权利斗争的层面，三是民间政治如何处理与官方政治的关系，将社会变革引入良性轨道，把社会变革带来的杀伤力降到最低。

根据历史经验，只要社会上层不发生分裂，一个社会即便危机重重也不会轻易产生社会变革，这个经验放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可以借鉴。中国的权贵阶层本来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他们为了强化统治而有意地淡化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取而代之的是几近赤裸的财经分赃，引导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贪心是无限的，而脏源不是无限的，那么分赃分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由分赃不均引起内讧。当权贵阶层的内讧在体制内不能调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重新开始意识形态争论。当权贵阶层开始争吵怎么彻底修改社会体制的时候，这个社会想不变也很难了，比如晚清，比如民国。邓小平很精明，他不多搞意识形态争论，只埋头搞钱，这其实就是怕变天，他有这方面的教训和经验。

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这是中国未来必然的道路，没有别的选项，但是，中国社会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以何种方式转变，这不仅取决于官方政治的分裂，这还要取决于民间政治的有效成长，没有民间政治的压力，官方政治就其贪性而言绝不会主动开辟中国的宪政道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的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民间政治的振作与重整才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未来，对官方政治是分裂的问题，对民间政治则是整合的问题。中国民间政治经历几十年的曲折成长，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并不缺少，缺少的只是带队和跟队的人。当然，民间政治也是政治，它逃离不了政治的普遍规律，其中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权利和利益的内部分配机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说明中国的民间政治依然政治智慧和政治勇力。中国每年很多起孤立的社会运动，他们缺少的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领袖。如果有若干民间政治领袖能够解决民间政治中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有组织地使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化，中国的民间政治将活力无限。

官方政治的分裂和民间政治的整合，这还不构成中国社会安全转型的全部要件，中国社会要想安全地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还必须解决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重大问题就是民间政治将怎么对待官方政治。第一，官方政治分裂以后，民间政治必须迅速选定自己在官方政治阵营中的同盟军，以主导社会变革朝正确的方向运行；第二，民间政治掌握主动权以后必须厘清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以”天下为公”的气魄与过去的压迫者实现社会和解。

不论唱多少高调，政治的核心内容永远是不断调整利益分配。为权力服务，这是权力社会，它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赃，但只是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分赃；为权利服务，这是公民社会，它也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配，但它是权利持有者之间的分配。权力和权利，一字之差，竟然成天壤之别。我们要改变的专制社会正是权力者的社会，我们要实现的公民社会正是权利者的社会。一个自由的、有权利的和遵守法治原则的人，才能称其为现代公民；现代公民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把当权者请下神坛的社会才能称其为公民社会，这两点，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2009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