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命名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生于英国苏尔里，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
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1950年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
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史景迁著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毛泽东》、《皇帝与秀才》等。
无处安放的雪夜——读《王氏之死》
“当伟大的历史著作过时，必在艺术中获得新生！”海登。怀特的这句名言无意之中却成了史景迁作品的预言。史景迁本名Jonathan D. Spence，汉名取义著史应景从司马迁。鲁迅称司马氏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空阻不断学者上下求索之路。两千多年后的两万里之外的英裔美国学者，终于没有使司马迁的著史精神成为“绝唱”。虽然史景迁不曾承认自己是“后”学中人，可是他的作品的许多取向却往往与后现代主义暗合。不能说文史结合来书写历史著作是后现代的专利，但当时的后现代思潮肯定是影响到了史景迁。不过，史景迁还是用行动来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后现代的词语和方法。更多的是，妙笔生花的文笔和娓娓动听的故事。《王氏之死》是史景迁早期的作品，区区十几万言不仅仅讲述了一个遥远的穷乡僻壤农村故事，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饱含的学术价值。《王氏之死》可能不能算作史景迁的代表作，可是这部作品的内涵力是巨大的。我想我要阐述的和要学习的就是这种内涵。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只看这个题目我们就可以了解史景迁的写作思路了，这是一部社会史作品。我们不论孰优孰劣，在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比较中，我还是感觉到史景迁更加强烈的人文关怀。历史是人的历史，无所谓人就无所谓历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是，人民群众的称谓最终演化成了一种政治术语，并最终导致了这种史观重蹈英雄史观的老路。虽然是不同的“英雄”，但他们在强调“英雄”时是一致的。这造成了就是小人物的缺失，历史忽视了阳光下的阴影。而在这本书中，作者有意将一个中国遥远的乡村中的人物及生活呈现出来。这些人物的生活不同于达官贵人或者著名的叛乱首领，通常是被忽视的。史景迁有意把这些“阴影”暴露在阳光下，这不仅仅是作者作为史家的著史精神，而且也是他强烈的人文情怀的表征。
做历史无外乎史料与方法，史景迁在这部书中的体现出来的选取的独特视角和敏锐的想象力、细致入微的考察方法和活用文学的叙事技巧，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书的开始就是两张当时郯城县的地图，给我们一种宏观上的视觉体验。正如同出版说明中所说，这种宏观视野是个案考察的载体。当我展开阅读的时候，不像是在读一本历史著作，而是让人想起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几个似乎不相关联的事情，通过蒙太奇的效果串联起来，最终成为一个故事。如同好的电影是让人用心看，优秀的历史著作也应是用心读。史料和文学作品参错运用、互相释证的高超手法，使得这部书在阅读过程能够引人入胜。不过所谓“王氏之死”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并不是全书的主旨所在。史景迁的这种取名思路，恰同许多导演的一般，名字只是一种符号和象征，他要展现的是符号背后的一切。写中国的社会史，最大困难在史料方面，地方志和私人笔记里，虽也有不少反映社会生活的记载，但那是写作的人凭一己之兴趣和主观之选择偶然涉笔，社会史最需要的基本资料和数据，则往往阙如。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找不到类似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材料”，可供史家从容取用，从而比较完整地勾画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王氏之死》主要采取三个观察者的角度。一是做过两年郯城知县的冯可参，因过失丢官以后主持编撰了一部《郯城县志》，他“似乎要真实地保留那些凄惨的记录，而不想加以美化和粉饰”。二是继冯可参任郯城知县的黄以鸿，他十分尽职，为改善郯城的状况作过不懈的努力，致仕后写了不少回忆和笔记，总集为《福惠全书》：“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家，能够看到细微之处并力求准确”。三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史景迁发现，从蒲松龄作为“记载山东陈年旧事的人、讲故事的人和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可以补充冯可参和黄以鸿记述的不足。平常我们写论文习惯用各种档案、文献，来证明自己的功底扎实、论点确实。当然，档案文献是有其权威性的，但是其片面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官方资料势必屏蔽很多东西，而其大多都是政策文件之类，生硬呆板，很难为我们提供较全面的史料来源；其二，我们平常写文章时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例如社会舆论、伦理道德趋向等对事件本身潜移默化的映射，这需要有细腻的描写社会背景的史料，而档案史料比较孤立呆板，很难为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资料供我们分析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史景迁选取史料的方法，展现了史料利用的崭新视角。如上所述，史氏没有依赖官方资料，而是选取了三个不同的视角下的材料。虽然《郯城县志》是官方资料，但由于其撰写人的私人情绪，还是让这份资料显得细腻而趋向还原现实。其实在书中最精彩的就是作者对蒲松龄作品的利用，当然这不是孤立的利用而是结合了的运用。“虽然冯可参和黄六鸿令人惊奇地让我们接触到当地占很大比例的个人愤怒和痛苦的故事，但是他们却不想深入了解郯城人生活内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蒲松龄的作品给了作者途径和灵感，使得他能够在资料之外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
这本书在六个场景中讲述了四个故事，只有最后两个场景才是王氏的故事。在前四个场景中的三个故事中，史景迁展现了三百三十年前的郯城的方方面面。不论这种讲故事的方法阐述的内容是否符合真实的历史，但这种鸟瞰式的感性视角却是给了我们足够的思考空间。郯城县几十年来的天灾、人祸、人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乃至个体体验都相应的有所展示。每个故事又都是一桩案件，且都是黄以鸿在知县任内审理的。四桩案件分别反映郯城生活的四个侧面：一、土地耕作和税收；二、寡妇保护其子女和亡夫遗产的努力；三、地方恩怨带来的暴力；四、男女关系上的道德问题，特别是妇女的贞操问题。通过对四个故事的整合，整个郯城县的面貌就呈现出来了。王氏的故事本身是比较简单的：物质的匮乏，生活的无奈或许还有对爱情的憧憬，王氏决定与情人私奔。可是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他们要去哪里，应该去哪里？最终情人背叛了她，把她遗弃在荒野中。王氏不得已回到村里。她不敢面对丈夫，栖身于村边的小庙，不久便被人发现，丈夫把她带回家中。几个月的相安无事并不能证明什么，也不管任某是处于何种压力或者是出于什么目的，王氏被掐死在寒冷的冬夜里并被抛尸雪地，虽然这“严寒给了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巴什拉语），史景迁在描写王氏之死前的梦境是非常精彩的。这种散文诗成就的意境，更能阐释王氏作为一位年轻女人的思维活动——荷花、美丽、富裕、爱情、魔法、幻想、幻境、肮脏、恐惧。虽然作者不承认自己的后现代主义者，可在这段描写中却是在互证着后学关于诗性历史的表述。结局怎么样不是重要的，或许试图理解都是多余的。史景迁在结局中并没有更多的解析，相反只是淡淡的表述。或许我们会同情王氏，可是这种同情更让人觉得苍白无力。所以，史氏借用黄六鸿的话“她孤独的灵魂才会平静”来结束在这个结局。
讲故事就需要细节，史景迁在讲故事时在细节之处往往不是在写人物的表情、动作以及对话，而是挖掘出背后与故事相关的经济因果、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法律条文等等。虽然他更多的运用上文所述的三种资料，但通篇之中我们也能看到他所采用的《大清律》以及其他史家的研究成果。所以在文史之间，本书还是一本历史著作。
另外，史氏在运用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的方法也是令人称道的。史景迁是根据冯可参和黄以鸿的历史资料来展开故事的，但每讲到适当段落，他又总能从蒲松龄那里截取另一段故事来作呼应。两套故事蒙太奇式地剪接在一起，聊斋里的异人异事因此现了生活中常人常事的原形，正所谓“画人画鬼入木三分”，使人在感官和理性中在两种故事里来回穿梭互为一体。可以说，史景迁用冯可参和黄以鸿的史料“实证”了蒲松龄的聊斋，又用蒲松龄的聊斋“诠释”了冯可参和黄六鸿史料但是，本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即便这种缺点是相对的。第一、作者在引用的蒲松龄小说原文过多，而且是整篇引用，这往往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抵触心理，而且也会让文章略显苍白。不过，这可能是中国读者的看法。这本书是西方书市的畅销书，西方读者并不是对东方文学作品很了解的。史景迁在书中大段引用聊斋，在西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收获。第二、作者过多的运用二手资料，又刻意回避理论，这在历史著作中是不应该的，不过这亦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我们看待问题要结合事情发生的背景，作者写这本书之时，客观原因的无奈是无法让他获取更多的原始资料的。所以，他过多利用二手研究资料又是不可避免的。理论是晦涩的，如果史氏一味追求理论分析的话，他的书又不可能成为畅销的历史著作的。第三，在书中的个别细节，作者只是凭借想象力而忽视对细节根据的追求，从而使得文章缺乏说服力。如在第四章“争斗”中，作者在引用了蒲松龄的一篇关于崔猛的小说之后，写道：“在郯城县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可能是蒲松龄小说中王家的原型。”但这只是猜想，并没有史实的根据。虽然这些细节无伤大作，可毕竟是作为历史著作的硬伤存在着的。
作者之所以以王氏之死命书名，是透析着史景迁的人文关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