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学时代，我开始做起诗人之梦。

由于一位刚刚被打成“右派”的老师的指引，刚入校门，就走进了“五四时代”。我读诗，也读小说和戏剧，而诗是最使我着迷的。我读了郭沫若、冰心、冯至、艾青，接着又读了惠特曼、普希金、拜伦和雪莱……这时，诗神悄然而至。

在枯燥的课堂里，练习写诗给我带来了想象的无边的快乐。最先写“繁星”“春水”式的小诗，后来有了主题，也有了些社会内容，模仿过艾青，还写了小诗剧《狂飙三部曲》。计划中写屈原、荆轲和起义者陈胜吴广，主题是递进式的，结果只写了《毁灭》和《壮士行》，《大泽乡》没有完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口号的年代，火红的年代。三面红旗遍布全国所有的乡村和城镇，猎猎飞扬之处，留下大片废墟。我生长在乡村，目睹那里发生的一切，即使在学校的围墙之内，也能感受到逼人的灼热、贫困与荒凉。我把这些写进日记本里，有诗，也有散文和杂文。高三时，班上一名团干部发现了我写作的秘密，一天带领俄语老师，逼我把所写的几个册子全部缴交出来。为此，我多出一门新功课，每周必须接受驻校工作组审讯般的盘问，恫吓，说教，不间断地写作一种叫“思想汇报”的东西。这是特殊的写作。后来知道，许多中国人都有过这种写作。然而在当时，我，一个中学生，却无力承受这种深渊般的恐怖。

从学校毕业返乡，曾经有过一段心情轻松的时候。我制订过一部长篇小说的大纲，雄心勃勃，试图凭一支孤军攻占文学的某个高地。

然而，来不及站稳脚跟，“文化大革命”的恶浪就把我掀倒了。我成了“牛鬼蛇神”，接受批斗，在校时被查缴的文字再度成为我的罪证。接着，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后两次遭到监押和批斗，时间长达十三个月之久。那时，连同大姐作为“偷渡犯”在内，全家共有三个人被关押。惊恐、忧伤和苦痛充满每一个日子，可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未曾沮丧过。青春毕竟是一种力量。白天我照常劳动，夜晚，照常阅读和写作。

说来可笑，在境况如此不堪的时候，我仍然忠心耿耿，寄希望于“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写过一首长诗《胜利酒》，就是歌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直至1972年，我的幻想才因为事实的教训而告破灭。

不久，我做了乡村医生。而这时，文学期刊渐渐恢复过来，安逸中，又萌生了文学的幻想。我写了赞美知青农场的诗，首次在《广东文艺》杂志发表，一种表现欲跟着急剧膨胀起来，随后又寄出一篇拍马的论文，和一首数千行的长诗《中国农村在前进》。用涅克拉索夫的话说，我是用我的竖琴弹出了“不正之音”。幸好在“文革”期间，发表作品需要函调作者的政治面目，我的诗文，都因为“政审”关系，在接到留用通知之后不久退稿了。如果不是为出版机关所拒绝，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条阿世取容的写作道路上滑出多远！

在这个时候，鲁迅严峻而又温爱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于这位大先生，至今之所以一直心存感激，就因为他，而且只有他，适时地拯救了我的灵魂，在我堕落时给了我以上升的希望和振拔的力量。我反复阅读他的文本，从中发掘我所需要的思想燃料，借以照亮眼前茫昧的中国社会。几年间，共写下十余篇地下论文，但是，由于笔涉“评法反儒”、“评《水浒》”运动，文中对神圣的东西多有亵渎，而且瞿秋白也是被指为叛徒的，因此害怕被发现，特意找来一位木匠朋友为桌子制作了活动夹层，把写满的稿纸一页页藏匿起来。

除了《鲁迅论〈水浒〉》在后来发表外，其余文字都没有发表。其实，写作时就根本不曾想到发表。在这里，我找回了本来意义上的写作状态。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文字多少夹带着当时的流行语汇的痕迹，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的“地下写作”，却是一场非常有益的思想训练。

1972年至1973年间，我受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和希腊诗人巴尔尼斯诗风的影响，写过一首未完成的长诗，记录“文革”期间个人精神偶像坍毁的过程。

做编辑是从诗歌开始的。先编《花城》，后编《青年诗坛》，从中接触民刊《今天》，接触大量的大学生诗歌，感受其中的朝气；加以阅读西方的现代诗，觉得无论在理论和创作方面都有必要作出反省和改变。在理论上，我是基本上认同当时在诗坛遭到围攻的所谓“三个崛起”的观点的，可是不识时务，把相关的想法形诸文字，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在1983年第5期《青年诗坛》上。意想不到的是，随即引发广东诗歌界一群老诗人的点名批判，挟“清除精神污染”之势，颇具杀伤力。为此，出版社把我的诗集《骆驼和星》从印刷车间调回重审，删去诗两首，另外两首被砍掉尾巴，谢冕先生写的序言也被毙掉了。随后，《青年诗坛》停刊。

作为纪念之作，我写了《贝多芬》、《沉船》、《海之梦》。

1992年，诗集《梦想或忧伤》出版。至八十年代结束，我已不再写诗，挥手告别亲爱的缪斯了。

写作鲁迅的传记原是“清污”之后慰自己的寂寥的，计划写成薄薄的小册子，结果写了八十万字。

传记采用最新史料，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新见。一、订正了部分史实，像流行的关于鲁迅加入同盟会，鲁迅给陕北红军致贺信等，我以为纯属子虚乌有，所以全书不着一字。二、书中对左翼文坛复杂的人际关系做了初步的清理，对郭沫若、田汉、夏衍、茅盾、邹韬奋、周扬等人明确表示了批评性意见。值得指出的是，在《译文》问题上，鲁迅对茅盾是不满的，这种看法一直延至两个口号之争，以致左联解散前后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因为为贤者讳，在其他传记或者文学史中是被掩盖了的。三、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有所澄清，比如“两个口号”之争，学界一直把它看做内部不同意见的一般争论，甚至是一场无谓的混战；我则以为是政治原则和文艺原则的根本性分歧。由于冯雪峰的关系，鲁迅在字面上虽然同意作出某种妥协，但是实际上是反对使用源于共产国际的“国防文学”口号的，这与反对解散左联的意见前后一致，体现了鲁迅对国家权力、民众、革命等问题的一贯思想。又如，鲁迅对待“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态度，其间是有着微妙变化的，从传记中可以看出鲁迅从事理论批评的原则性和分寸感。四、“文革”结束后，茅盾撰文反对“神化”鲁迅，实际上隐含着对鲁迅伟大一面的解构。随后，即有新传出版，扩大表现鲁迅的“病态”人格。毋庸讳言，鲁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然而，他的丰富性也正好表现在这里。鲁迅的伟大是平凡的伟大，但不可以因为强调他的矛盾性、平凡性而否定他的一贯性和非凡性。五、在叙述、描写和议论中极力保持一种均衡，即风格的和谐，追求事实、思想和诗意的融合。为加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书中尝试使用内心分析的方法，个别段落借鉴意识流小说的手法，都是此前的鲁迅传记所不曾使用的。关于鲁迅，从前过多地强调外部的社会环境，而忽视内部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的孤独、苦闷、寂寞等等。外部环境又往往被等同于政治事件的叠加，而忽视周围知识社会的状况，精神氛围，人际关系，种种分裂与冲突。我特别看重分裂———统一性的瓦解，像留日学生的分裂，《新青年》的分裂，左联的分裂，兄弟和众多朋友的分裂，从不断的分裂中观察和表现鲁迅的特异性的生成。我把鲁迅当成一个伟大的矛盾统一体来处理，当成一个冲突的“场”来处理，也当成中国问题的一面“镜子”来处理。我以为，我在传记中是作了一些新的尝试的。

为写作《人间鲁迅》时所触发，曾一度萌起写胡风传的心思，试图借一个人的命运史折射知识分子与权力社会的关系，为此搜集过一点史料。恰逢舒芜《回归四五》后序发表，又看到个别反击的文字，觉得有必要把胡风集团案当做“事件”而非“案件”，置于一个时代、体制的大背景下作全面反思，便写了一篇五万字的长文《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寄由谢泳先生在《黄河》杂志发表。

文章对胡风案发生前后的文学传统、时代环境、人事关系、个人及组织行为进行了梳理，据此对同知识分子生存密切相关的一些带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作出探讨。其中，将精神损害与政治迫害并举，首次提出以“悲剧”代替“冤案”，引入被害人学理论，突出自由权利、责任和赔偿问题。本文以很大篇幅叙述并论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但也没有忽略个人的偶然性因素；同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精神气候”对一代作家的影响，指出思想个性及人格建设的重要性，实际上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认知问题。

本文发表后，全国有多家刊物转载，并由香港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

1999年，应邵燕祥先生之邀合编一散文选本，编成后，邵先生嘱作序，下笔竟不能遏止，达13万言，结果因篇幅太大做不成序文，遂起名为《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在《书屋》杂志单独发表，后收入《自制的海图》一书，2000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观察》一文以树木为喻，分“根”“干”“枝叶”及“其他”不同部分。“根”说的是体制问题，包括作协制度、出版制度、奖励制度，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及霸权话语问题。文中特别指出，意识形态与“有活力的组织”相结合所产生的改造功能是巨大的。“干”是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描述。“枝叶”为作家论，对1949年后五十年间的二十余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了分析。其中，对刘白羽、杨朔、秦牧、王蒙、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物作否定性批评，并对苇岸、筱敏、一平、刘亮程等新人相对持高度评价，结论是带颠覆性的。“其他”是有关散文理论的阐发，也可看做以上的作家论的根据。在这里，我自立了文学批评的准则，将作品质量的判断标准简化为：自由感、个人性与悲剧性；并且进一步指出：自由感带有统领性质，是它把后两者综合起来，构成和谐的审美形式。作品的价值，即取决于其中的综合分析指数。以此为基础，作品可划分为三个梯级：一般性作品；独创性作品，或称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或经典性作品。

作为精神性产品，自由是文学的生命。对自由精神的轻忽，从实质上说等于取消了文学创作与批评。因此，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

2003年前后，写成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计30万字。本书同样以自由精神立论，贯穿五十年新诗发展的历史。导论为诗歌理论，确立诗歌的特质，对诗人和作品的层级划分作一般性的论述。第一章“效应史”为中国新诗发生头三十年历史，回顾传统的形成，作为后五十年的一个参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当代诗人所遗弃、继承与创新的轨迹。书中对不同阶段的诗歌现象、诗人群体及个人，结合文本进行分析；其间随机穿插外国诗人及作品，目的在于建立参照系统，带有比较文学性质。书中对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作品作出与其他文学史反差较大的评价；对昌耀、王寅、周伦佑等为文学史所忽略的诗人，则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北岛，对海子，也随着诗人的演变和作品类别的不同而有褒贬。文学史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我认为，两者大致是趋于一致的，但也有不平衡的时候；事实证明，进步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全书各章，尤其最后一章，清楚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撰，基本上是在文学批评所建立的秩序之上进行的。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批评风气，批评家普遍缺乏一种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不是过多地接受意识形态的操纵，就是乐于贩卖各种形式主义文论，更不必说参与商业炒作与行帮主义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打破这一现存秩序，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测绘中国当代文学地图。

2008年，与肖建国先生共同主编《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多卷本），以文证史，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展示中国作家近百年来的精神变迁。我在导言中强调指出，精神的存在，决定了文学的形态、结构和品质。文中特别论述了文学气质和语言问题。沿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全文分析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几代作家的影响，描述了精神性在中国文学中长期匮缺的现象，指出学习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必要性，提出“精神还乡”的要求，即：返回人的存在上来，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

十年间，还曾断续写过一些短论，如《左右说丁玲》、《巴金的道路》、《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等，有些书评或序文大概也可以算作“作家论”一类。我力图表明：一，中国作家是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二，道德立场是衡量一个作家好坏大小的重要依据；三，对于文学来说，作家的生命气质，包括精神品质是决定性的。

“五四”八十周年前夕，《北京文学》杂志约写纪念性文学，写了《五四之死》，发表于1999年第五期。是年年底，全文改题为《五四之魂》，再由周实先生在《书屋》杂志上分两期刊出。

“死”是一个隐喻，其实就是鲁迅说的“五四失精神”的“失”字。我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礼赞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勇于破坏偶像、反叛传统、重估一切价值，争取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变革精神。文章按历史发展的线索，描述了一代人的文化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在时代嬗变中渐次丧失的过程。鲁迅较早划定精神丧失的时限，而我则沿着这个思路一直延至“文革”以后，乃达于上世纪末。

我的另一篇文章《娜拉：出走或归来》，文体不一，旨归相同。这里有权力社会的问题，也有知识社会的问题；有政治性事件的外在冲击，也有价值观念自身的冲突，有各种主义之争。本文对现代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论战及其代表性人物，坦率表明个人的批判意见；比如对以胡适为首的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对“全盘西化”论的看法，对《观察》时代的储安平的看法，对顾准的民主思想的看法，对五四与“文革”类比的看法，都有与学术界九十年代的主流观点不一致或相反对的地方。五四精神的流变史，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奋斗史、逃亡史。最后，仍然回到“知识分子与精神”问题，期待五四精神的复归。

《五四之死》有香港版，大陆版仍名为《五四之魂》，各自附加了多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入内，都是复合本而非纯粹的单行本。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还曾写过一篇几万字的阅读札记，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因是《随笔》杂志约稿，原拟分期连载的，故内容基本上分为相对独立的几部分，依次就知识分子的产生、类别、一般性质及异化等等作较为抽象的演绎。

我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三角关系，而更加看重前者；由于权力的吸附性太强，知识者的附着性也就更为突出。我认同的是，既被称为知识分子，独立性、流浪性、边缘性、批判性、革命性，都是这一社会角色所固有的。与此相反，任何依附权势，追逐时尚，附和庸众，企图进入主流及中心，或是逃避现实，漠视社会，乃至丧失正义感，都构成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背叛。《札记》以失败的宿命结束，反映了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演变的悲观主义看法。

二十年来，在写作长文的间隙，还断断续续写过一些短文，描画知识分子的肖像，主要是西方知识分子，如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米沃什、凯尔泰斯、萨特、薇依、奥威尔、萨义德等等；也写过中国的一些知识者和文化人，如陈寅恪、张中晓、顾准、李慎之、董乐山等，算是给《札记》补充了具体的案例。

《人间鲁迅》问世之后，还曾出版过两部关于鲁迅的书：《鲁迅的最后十年》和《一个人的爱与死》。

后者是论文和随笔的结集。其实，细究起来，我从来未曾写过那类结构缜密作风谨严的论文，所有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归于随笔的。像《守夜者札记》、《一个人的爱与死》自不必说，《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也都是带有片断的思考性质。文章通过哲学和文学两个视角看待鲁迅的“人学”，其中以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及表现主义文学做比较，发掘鲁迅的哲学和文学中的生命内涵，揭示其“绝望的反抗”的富于辩证色彩的个人特点。集子中还有一篇题作《五四、鲁迅与胡适》，是致李慎之先生的公开信，就相关论域的观点进行驳诘；他的观点，我以为，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是带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作，仍由谢泳先生在《黄河》刊出，随后在通往七八家出版社的途中辗转，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三年后，改由东方出版中心再版，并有韩文译本。

本书将鲁迅的人格思想，一生的精华，凝聚于上海最后十年，从中选取原材料，锲入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建构一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中国的形象；透过鲁迅的著作，就不同的界面做出描述与分析。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革命蜕变的时代，专制的时代，极端的时代。国民党“一党专政”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对知识分子来说，构成其最逼近的处境是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所受到的威胁。其中，既写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也写了左翼知识分子内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从廷臣、“诤友”、帮忙和帮闲，到反抗者、异议者、“匪类”，显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统一和分化的情形。除了文学领域以外，全书还涉及政党、宪制、国家、社会正义、自由、民主、法律、人权、主权等等问题。实际上，它并非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鲁迅传，就内容而论，已经大大游离于传主之外。出版后，有评论说它是一部“思想评论”，我以为倒是比较确当的。

在完成《人间鲁迅》之后，除了保存《鲁迅全集》和几位朋友赠阅的研究著作之外，所有相关的图书资料都被我分送他人了。原想未来的写作再也不会回到鲁迅这里来，事实证明，我始终绕不开这位巨人。就算写传记《漂泊者萧红》，从动机说，确是出于对轻视萧红的存在（无论在她生前或死后）而自以为高贵者的激愤，在意识的深处仍然同鲁迅有关，因为萧红深受鲁迅影响，作为“弱势文学”的代表，是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的。

自写作《胡风集团案》开始，断续写作有关文化批评、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字已有十多年时光，从中逐渐形成一个基本的倾向，就在于观察和分析自由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境遇。我是自由的一元论者。我以为，自由是始基性的、核心的、灵魂的概念，人权、民主、科学、革命则是次一级的概念，还有派生的更多更次一级的。我特别关注人类的极端处境，历史上处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困境，关注知识、思想、知识分子在权力社会中的反应及演变。在构成社会的多个层级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冲突是最敏感、最直接、最尖锐激烈的。古有“民不堪命”的说法，实际上，其中自觉最不堪的还是知识分子。唯知识分子有这种自觉意识，启蒙也藉此而产生。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不是由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参与或发动的。因此，不妨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的最显明的标志。

热爱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而我们所在的是“必然王国”。自由的言说一定有无上的快乐，但在曲折的表达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乐趣。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就极其出色地描写过这种乐趣，这是另一种快意，一种克服语言魔障之外的快意。然而无论如何，时至今日，终于有了告别理论回归创作的意愿。此即所谓“鸟倦飞而知还”欤？

我自知承担不起“知识分子”的角色，所以曾经对此饶舌者，恰好因为自己是一个旁观者罢了。我是一个缺乏关怀且内心荏弱的人。八年前，在《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书的自序中，我坦白说：

世间的文字大约有三种：一是独语的，二是对话的，三是宣讲的。……在三种话语形态中，我最喜欢是独语，房间里的声音。……房间与广场虽然相距甚远，但仍然不免向窗外探头探脑者，实在并非因为着意倾听所谓的“风声雨声”，说得简单点，有时竟仅仅为了打听一下远处的响动之所由来而已。

……但愿有一天，让广场众声喧哗，让人们自由诉语去，我则全然返身于独语的世界……

三十年来，写过几篇自叙性质的散文，多是乡土的独语。然而太少，念及故园，心里不免觉得沉重而又空落，总是梦想着在乡间过上一段日子，写一部乡村传，一部关于沦陷、守望与流亡的诗篇，一部悲怆交响乐。

少时读左辅《浪淘沙》，至今还能记诵，词云：“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碧桃几树隐红楼。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忠州过了又涪州，掷与巴江流到海，切莫回头！”当年气盛，心随流水，犹有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情；如今不见了芳洲，而乡梦依旧，频频回首，已经变作一种反讽了！

●六十年过去，中国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逻辑因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续.恶的历史又轻易地重覆了一次。

●五十年代初上海共产党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的主席台。

一九六一年我家从杭州迁到北京，住进景山东街西头的一个大杂院，名叫西斋，原先是京师大学堂、亦即后来北京大学的宿舍。隔街就是紫禁城后面的景山，旧称煤山，有个左侧门可进.於是天天放学之后，我都跟夥伴们到那里面去，先找个石凳写作业，然后环山追逐，或在山坡上打滚儿。这景山顶端，有个万春亭，朝南望去，整个故宫就在眼底，一览无余.那铺天盖地的黄灿灿琉璃瓦，宛如一个金色大湖。再往南端远眺，便是天安门广场，却只见纪念碑露出它的小顶冠，而万春亭的山坡，成了观礼花的最佳地段，每逢十一国庆，我们小孩子夜里就去找个树丛卧下，看那大殿群背后冲起的烟花满天缤纷。

烟花明灭，在转瞬之间，铸成了一代人的虚假观念，也燃尽了他们轻薄的理想。六十年代初，北京城里几人知晓，神州大地已是饿殍遍野？而这广场上的绚烂夜空，跟后来长安街的血光，又是一种甚么因果？而今清点这六十年，不如清点一下我自己的心智（mentality），看看在那里面积淀了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不能言明却又制约我的？我是一九四九年生人，最标准的“共和国同龄人”，也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的一代人，我们却说不明白这幻灭的滋味，因为我们从未面对过自己的“个人精神史”。

斯大林／俄罗斯

“白茫茫大地真乾净”，无疑是我们的一个来源。你刚睁开眼睛，已经没有历史了。也许使用“蒙太奇”的镜头描述，是此刻我只能做的。一九五三年我才四岁，至今记得那时的一个场面：大人们都站在院子里，仰面朝天，等待天上一架飞机驶过，那是为斯大林逝世而全中国举丧。你能说这不是一个来源吗？我们这一代人，跟已经颠覆了他们自己历史的那个俄罗斯，有太多联系，而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毫不相干。意识形态、制度建构的移植，就不去说它了，在文化上我们所能吸吮到的养分，从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等，哪一样不是来自苏联？我们读托尔斯泰多於雨果，对莎士比亚则很陌生，自然读得最多的是鲁迅，而他也只晓得东欧苏俄。《列宁在一九一八》是我们的黑白电影。我们一辈子只爱听那个“外国民歌二百首”，大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尤其苏联的最多。从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寻捕捉我辈难以言说的私人心境，更是屍陈国家话语的一座马王堆。那时既无电视MTV也无CD随身听更无iPod，但这一代人的音乐记性好得惊人，个个皆靠模仿，把歌词和歌手的唱腔学得逼真。说这是“吃狼奶”，大概过於简单化，但是标榜为“俄罗斯传统”，则是一种矫情。我们没有能力从这种“传统”中剔除民粹主义、领袖意识、政党逻辑、暴民倾向、平均观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决定论、两极化，才是要害。

东方红／温都尔汗

於是“领袖”便纠缠我们一辈子，成为难以摆脱的一种“父权”。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人大会堂里在彩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弄到一张票，看得目瞪口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一种来自朝鲜的造神“巫术”，对於北京的魅力型领袖，乃是如获至宝的，而真正的总导演是宵衣旰食的国家总理。那其实是在彩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谀、迷醉、癫狂，后来如法炮制到天安门广场，观众席里如潮水一般流传的，则是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这个彩排一直进行着，也没有随同文革而谢世，又在二○○八年夏天的“鸟巢”里再次上演。这种巫魅的仪式，对现代中国人进行了一道作旧处理，把他们变成一支支雄壮的秦俑方阵，六十年来从骊山秦始皇陵寝中陆续出土，也预先为两千年后的“全球化”世界工厂备好了庞大劳力。

话说温都尔汗的一个炸雷，把我们从批斗、武斗等种种攻击他者的野蛮之中惊醒后，记忆就被刷得一片空白。甚至塞给我们的这个幻灭，至今都是一个说不清的阴谋，而若是没有这个阴谋，我们恐怕一直要乐呵呵地呆傻下去││世上曾有哪个世代如此可怜过？於是，这样的幻灭，便不是苏醒。於是，我们还会对另一个“领袖”着迷，虽然他只不过比前一个矮了一头.他们可以再骗我们一次，实在怨不得他们，只怪我们永远不懂一个常识：他们本来就是骗子嘛。无可救药者，更在这种“政治盲瞽”已然进入遗传基因，将繁衍出一代代幼稚的“理想主义青年”，无论是“八九”学生还是“可以说不”的愤青。八九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金水桥的栏桿旁，张望那沸腾广场上的黑压压一片，心里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么才能让这些绝食的学生，和前来助威、呵护的百姓们相信，共产党是会开枪的？那是已经杀了四、五千万人之后依然存在的一个难题！

子弹费／民族魂／造神

因为人口过剩就人命不值钱？因为尊齿就得听任老人无耻？因为皇帝曾经丧权辱国就让主席凌驾一切？因为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就得服从“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学生不肯撤出广场就得开放外资大举入侵？假如这些也算争议的话，那么都要由子弹来裁决，而子弹果真呼啸而来，木樨地的饮弹者却是一声“橡皮子弹”的惨叫││无奈林昭妈妈被逼为女儿遭枪决而支付五分钱子弹费的惊人细节，仍不能惊醒这样的懵懂。可是，一旦“反右运动”的阵前主帅，摇身一变为“改革总设计师”，我们还来不及去釐清这笔帐，又要继续为他的“开放设计”，而支付江河断流、草原沙化、森林消失、食品有毒甚至延祸子孙后代的代价.

说来淒凉，我们或许是“亡国灭种”的冤大头，叫它讨了二百年的债，否则我们不必慌着强国忠党或改造民族，以至灭绝了单个的人，而人口却从四亿增长到十二亿.六十年里中国埋头生产“反革命”，几无科学发明，却精於羞辱、折磨之术的钻研，内含多项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录的话。“与人奋斗”因发达成一门哲学而“其乐无穷”，这一次我们倒是不屑於俄罗斯的“灵魂”拷问，因为我们有“民族魂”鲁迅的专利“灵魂疗救”，并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因为绍兴的阿Q穿越时间隧道，终於跟雷锋握上了手。

在这种国度里，抗议是一种“群胆文化”，悲痛才能聚众，“清明”由此变成一个“政治哀悼节气”，而“觉醒”总是在一个“好人”死了之后。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里，我躺在豫北农村冰凉的被窝里，被广播里的哀乐，催得浊泪满枕巾。其实大家都跟我一样，主要是在哭自己，只不过找到一个政治理由才哭得出来。“十里长街送总理”几乎是一个街头运动的新创造，但十三年后又去重複一次，至少是很没有想像力；而统治者更没有想像力，以为推倒前朝宫墙，扩出一个巨型广场来，它只具有万众雀跃欢呼万岁一项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间，恰好是最佳的灭神场所。

盛世／大循环／李叔同

不过，苛政不会锤炼叛逆者的智慧，毋宁只煎熬了他们的焦虑.异想天开的“民主一举成功”，大概不过是“解放全中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翻版，乃是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预期地驯化出来。即便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似乎都用错了地方，尽管这是二十世纪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议模式，无奈共产党岂有英国殖民者的“妇人之仁”？至於文革的绝食，那原本就是中南海里那个枭雄玩於股掌之上的雕虫小技。中国七个星期的浩大抗议，启动了苏东波崩溃浪潮，却在本土钩起二十年更冷酷的压制。这个更大幻灭，使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钙.而我们或许只能遗憾，那为中国异议者所能使用的抗争模式，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打造呢。

这六十年，却把俄国人巴枯宁最早预感的“黄祸”幻觉，落实成真││鸦片战争输入的西方技术与中国人的原始奴性相结合，抚育两亿五千万劳力，日工资一美元，只是没有再拖着一条辫子而已，也非亚洲四小龙同日而语，却由“新儒家”早就预备好一顶“儒家文明现代化”的桂冠，偏又叫它遇上亚洲当红而欧美衰退，於是它的胃口，就是全球订单和买断全球，加一块儿就是“全球抢烂市”，於是它便可以绑架酒色财气的神州，又赎买昏头胀脑的华尔街，迎来一个油腻腻的“盛世”。

假如历史可以“假如”──假如谭嗣同没有把光绪手诏交给袁世凯，假如陈独秀出了北洋监狱后没跟李大钊去乐亭，假如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没能从上海码头赴法留学的人群中溜掉，假如在四川阿坝的叶剑英没有截获张国焘的电报，假如胡宗南的军长刘戡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假如一九六一年彭德怀去美庐求见时毛泽东没有睡觉，假如文革中毛泽东没有特意留下邓小平的活口，假如林立果小舰队用高射炮平射击中了主席专列，假如八九年四月下旬赵紫阳不去平壤，假如五月份柴玲被人私下串线见了邓小平……这六十年会不会稍有不同呢？恐怕，它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逻辑后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续.你瞧，无论全盘西化还是“以俄为师”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居然哪儿也没去过，还是在祖先设下的历史循环圈里“鬼打墙”，设若西太后还魂於邓小平，赵紫阳就是光绪了，那么谁是袁世凯呢？恶的历史，竟如此轻易地重複了一次，而我们却不可能在六十年里，再找到梁任公的如椽大笔、陈独秀的旷世呐喊、胡适之的冰洁清醒……

忽一日，听网上飞来一支小曲：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来自上个世纪中叶的音调，好像有上千年的尘埃，却又分外的清新、悠扬.歌词的韵味，贴近千古绝唱的唐诗乐府，又很像徐志摩的散文。淒迷之处，是李叔同在《送别》无法送别的一切。轮到我们来送自己的“六十年”，则仿佛没有甚么值得送一送了。

●编者按：知名度很高的传记作家叶永烈的写作几乎长达六十年。他怎样从一名远离政治的科普作家，变成中共高层政治的纪实作家？本文记他走过毛时代到开放时代艰辛备嚐的成功之路。

●叶永烈勤於採访，足迹踏遍国内和世界各地。图为他在乌鲁木齐.（叶永烈Blog）

从一九四九年至二○○九年这六十年间，其“中点”是一九七九年。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的转捩点，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袖，中共从前三十年的封闭锁国、“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作为生活在中国内地，一名体制内的作家，我对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作家生存环境，有着不同的体验。

父亲不赞成我考新闻专业

一九五一年，十一岁的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偶然心血来潮，写了一首题为《短歌》的小诗，掷进报社门口的投稿箱。一个多星期之后，我的小诗就见报了，从此我爱上了文学.对於写作的热爱，促使我在五七年高中毕业时要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然而，我得到消息，那一年北大新闻专业只招五十名，其中的一半是“调干生”（即报社干部经组织推荐可以不经考试被录取），剩下的名额每个省连一名都摊不到，看来很难考取。我却坚持非进北大不可。於是只得退而求其次，弃文学理，报考化学系。正在遭受“反右派斗争”之苦的父亲，原本就不赞成我考新闻专业，以为政治风险太大，不如念化学实在。

他说，“学化学好呀，将来可以做做雪花膏、做做肥皂，总会有碗饭吃。”

父亲说的是大实话，所幸我选择了化学系。我一踏进北京大学，铺天盖地的就是“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那些“右派分子”大都是中文系的。从五七年之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我最初的那些作品，远离“阶级斗争”，只有用文学的笔调去描写科学，无关政治。五九年，我写出平生第一本书││科学小品集。一九六○年，二十岁的我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一九六一年，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的写作当时一帆风顺，就在於作品远离“阶级斗争”，我顶多只在“又红又专”运动中被视为“白专”罢了。

北京大学理科当时实行六年制。一九六三年，当我完成毕业论文，即将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刻，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霹雳的袭击。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紧急开展“抓反动学生”的运动。睡在我的双层铺上面的同学由於对当时“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说了一些不满的话，被打成“反动学生”，不发给毕业证书，不分配工作，送去劳动教养，从此苦难了一辈子。我当时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出版许多着作，原本很容易被圈定为“阶级斗争”的“靶子”。还好，我的作品不涉及政治，我本人早出晚归，在图书馆里埋头做功课或者写作，几乎不在宿舍，寡言少语，得以避免株连││尽管我对他被“揪出”感到震惊和同情。跟他一起同年级里总共有四位同学被打成“反动学生”。

只写儿童读物与科普作品

经历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政治运动，我越发小心，只写儿童读物、科普作品。然而，在那大灾大难的文革中，没有“安全地带”。就连《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书，也遭到上百家造反派组织组成的“工农兵大批判联络站”的“批判”，被定为“大毒草”。那种“批判”在今日看来简直是天下奇闻。例如“太阳为什么有黑子？”，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喝盐鹵为什么会死人？”，是从电影《白毛女》中杨白劳喝盐鹵自杀说起，谁知在“文革”中《白毛女》经过“改编”，杨白劳不再喝盐鹵自杀，而是成了“反抗的杨白劳”，於是《十万个为什么》就难逃“污衊贫下中农”的大帽子……我成了“大毒草”作者，不仅遭到批斗，遭到抄家，还送往杭州湾畔的“电影系统五七干校”改造、劳动整整三年。

在文革后期，我总算能够重新出书，从一九七三年至七六年十月，我出版了十本着作，全是与政治无关的童话以及科普读物。按照当时“剷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规定，出书没有稿费，只送五十册样书。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初：我的童话《来历不明的病人》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童话写一条菜青虫混进益虫医院，最后被识破真面目。在印刷厂排印时，工人贴出大字报，指斥《来历不明的病人》违反“江青同志关於『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所谓“三突出”，是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来历不明的病人》中居然让大坏蛋“菜青虫”成为“第一号人物”，怎么行呢？这本书差一点流产，经过编辑反复说明这是童话，不是“革命样板戏”，才终於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印出。

文革之后一下子红了起来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创作进入了“爆发期”。我在文革中除了得以出版的十本书之外，还有一批书稿已经完成，“躺”在抽屉里，一下子都得以出版。我在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差不多月出一书，如同喷泉一般。这些书的发行量都很大，有三部书的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其中《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三百万册。那时候恢复了稿费制──只是字数稿酬而已，然而比起文革期间分文全无已经好多了。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的正业是电影导演，我的影片也获得了“百花奖”。走出文革，我确实有着“翻身感”。我一下子“红”了起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都刊登关於我的长篇报导。许多头衔朝我“飞”来。当局有意栽培我当官，我却以为“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仍然坚守写作。我转向纯文学小说的创作。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腐蚀》，差一点获得八一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一九八三年末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迎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使我的头脑顿时清醒。我接连遭到报刊点名批判，那感觉彷彿文革又卷土重来。我在《羊城晚报》连载的长篇小说《黑影》，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准备改编为电影，却成了“清污”重点，《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刊登“批判”文章，宣称《黑影》“违背四项基本政治原则”。“清污”运动使我意识到，“左”毒不除，中国不宁。过去对政治躲之不及的我，此时却大胆地在政治领域冲锋陷阵。我放弃了小说创作，选择了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作为我的创作的主攻方向。我放弃了电影导演工作，成为专业作家。

从此我奔走於北京高干住宅区，也走访全国各地的政治人物。我所有的差旅费全部自费，因此我的写作自由度就很高──倘若要向作家协会“报销”的话，写作计划必须事先立项并获得批准。我庆倖在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访问了中国政坛诸多重要当事人，为中国当代口述历史留下上千盘珍贵录音磁带。

怎样面对严密的图书审查制度

我遭遇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作品的审查关.中国内地的图书审查制度，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到了一九九二年形成严密的制度，而且越来越严格。我当然可以像有的作家那样把作品拿到香港出版，但是我始终以为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内地读者服务。为此，我成了“报审专业户”。审查虽严，我的作品大都能够通过，在中国内地公开发行。原因有三：

一是我坚持“用事实说话”，我的纪实作品没有虚构成分，追求史实百分百准确.凡是毛泽东的话，均注明出处。凡是採访所得，均注明採访人物、时间、地点.这样审查时无懈可击；二是“只述不论”，寓见解於史实之中。很多作家喜欢在作品中大发议论，其实在内地此乃大忌，往往在审查时搁浅；三是准确把握中国内地的政策分寸，认真研究中共中央相关的决议，作品中敏感的政治问题“打擦边球”而不越红线，就连审查者也称我“对於政治敏感问题详略得当”。正因为这样，我的作品在审查之后几乎无大修改就能出版。我先后十一次出席全国书市，为当年的新作签名售书。特别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图书审查更加严格，我的一百八十二万字的《“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通过，五十万字新版“红色三部曲”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通过，均已经在全国公开发行。

一些书题材敏感只在港台出版

也有的作品本身并无问题，只是题材被列为“禁区”，如我的八十万字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报审时一看书名就被“涮”掉。我只得“迂回”，交给书商，买了青海人民出版社的书号，一下子就印了十万册。出书后三个月遭禁，当时差不多已经售光。此书经过补充、修订，再度报审，又被“涮”掉。我请另位书商买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书号，再度出版，又一次遭禁。眼下我仍在继续修订此书，也许还要第三次“迂回”──这在中国内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港台作家几乎无法理解。不管出书之后必定遭禁，但是作品毕竟到了广大读者手中。

我的三十万字的长篇政治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则只能在港台出版，连“迂回”的余地都没有，只能在内地地摊上买到盗版本。

二○○八年初，我的《真实的朝鲜》一书被出版社删去三分之一，终於得以在内地出版。出版之后由於朝鲜大使馆的“照会”，遭禁。最近，我在香港出版了该书三十万字全文版《解密朝鲜》，算是充分享受了一次“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中国毕竟在进步。就作家的生存环境而言，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最大不同是，在前三十年倘若作品遭“批判”，第一遭殃是作家本人，或戴帽，或劳改，甚至入狱；在后三十年，则第一遭殃是出版社，并不追究作家的责任。正因为这样，我的书多次遭禁，我却安然无恙。甚至我经常为《开放》等海外报刊撰稿，也平安无事。

金钟兄在“六十年大节日将至”之时，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略述两个时代（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写作的艰辛”，我遵嘱写了以上的“命题作文”，算是对这六十年创作艰辛的回顾。

九月十五日於上海“沉思斋”

六十年来有周鲸文、陆铿和李慎之在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庆典时，为中共王朝作出深刻的观察与剖析。今天的盛典不过是给一个腐败堕落的王朝作一次盛大的装修粉饰而已。戏总是要落幕的。

在鲜花、笑脸和举国媒体的众口一词中，盛典正大张旗鼓地展开。六十年来，这片大陆开满了灿烂的鲜花，男男女女都生活在甜蜜蜜之中，绝对权力充满了荣耀的光环，一切都因着它的恩赐，一切都是它的创造。它无所不能、笼罩大地，它主宰万物苍生，生杀予夺，并用一切大话、谎话和好话装饰起来。铺天盖地，日日夜夜地重複，於是形成了真理，和愚民眼中的绝对真理。

六十年庆典只是一个装修工程

一个王朝的六十年庆典越来越近了，举世罕见的阅兵式，用狭隘民族主义点燃起来的那种热情，都将铺开。王朝将骄傲地展示自己六十年来的成功、辉煌，无往不胜，一贯正确、继续正确。在绝对权力的手里，历史真的像一团柔软的麵粉，可以随意拿捏。六十年来，这个王朝犯下的罪孽，经历的曲折，那些血雨腥风，人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被鲜花遮蔽起来，都被油彩涂抹了。其实，作为一个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王朝，早已走过了高歌猛进、认定自己真理在握的时代，只剩下了装修，利益驱动之下的装修冲动。权力集团成为史上最强大的装修公司，具有超级的装修能力，什么都能装修，也把装修当作了最高的政治追求。

这是一个可以用装修命名的时代，历史被精心地装修，现实也一天天地经历着装修，政治生活中满是装修，私人生活也处处在装修，人的本性经过装修，变得面目全非，连自己也不认识了。古老的大陆在修装中悄无声息地沦陷，我禁不住产生一个问号：装修，装修，在装修中生，也将在装修中死吗？

盛典，就是要以高大全形象，展示自己的无限风光，显示统治的威严和不可挑战，同时向外部世界显摆武力、国力和人多势众，极权主义总是要通过这样的盛典才能安定自己的心，让自己相信自己的强大、稳定、永远不会垮台。总之，就是要不断以这样的仪式来自我确认，证明权力的在手。这样的盛典说到底只是一个装修工程，或者是一次小小的自慰，面朝世界的又一次意淫罢了。

六十年，很长，也很短。对於一个生命来说，六十年几乎就是一生了，六十年，一个不遵从文明规则的统治集团可以犯下多少罪行，可以奴役多少生灵，可以糟蹋多少山河，可以毁坏多少文明，可以将一个庞大的民族翻几次烙饼。在漫长的编年史中，六十年有时只能算一个零头，六十年确乎太短暂了，如果没有人民的幸福，没有值得夸耀的创造，六十年可能只是一支插曲，一个过渡时代而已。历史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它归根结底不是掌握至高权力的人任意书写的，一个腐败堕落的时代即使装修得多么漂亮，在历史中也只能是一堆糜烂和平庸。历史的审判也许会来得太晚，在一个资讯时代，在一个民族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时代，用不着等待历史的审判，就在权力致力於装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写下对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洞穿一切鲜花、谎话和大话，在可诅咒的地方击穿这个可诅咒的时代。

六十年来，不断地有人这样做了，他们留下的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提交给历史法庭的最重要的证词。这些声音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乃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屈从於骄横的权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他们在鲜花中看见骷髅，在盛世中看见腐朽，在不可一世的宏大盛典中看见衰微和淒凉。他们总在为这个民族寻出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在黑暗中也要袒露内心真实的亮光。

周鲸文一九五九年惊人的见证

一九五九年，红色王朝十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副秘书长，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八个人之一，其他七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八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欢迎，半年内重版，而且出了日文版和英文版。

周鲸文这本三十八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十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佔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得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於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一九四九年政协会议期间，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毛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这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

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 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画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於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

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於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於是在红色政权下，有很多的人想进党，而且也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於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陆铿一九八九年的深入分析

一九七九年，以敢言闻名的记者陆铿，应胡菊人之约，为《明报月刊》的「中共建政三十年专辑」写下一篇万言长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此文被称为「三十年来反共最恶毒的一篇文章」，一经刊出，即引起轰动，台湾方面认为是瞭解大陆最有说服力之作，军方及时印发给军官阅读，美国国务院都来打听作者是谁。当时，陆铿初到香港，家人都还留在大陆，心有余悸，不敢用真名，署名「陈棘荪」。还是担心遭打击报复。结果传来消息，此文被邓小平看到，说：「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陆铿回忆录回首生平，对这一幕记忆犹深。

文章说，三十年的岁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血和泪。为甚么共产党还不垮台呢？这是因为当前大陆上还没有一个成气候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可与中共抗衡的政党了……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在大陆还有不少人对邓小平存着一定的希望。陆铿对於镇压民主墙运动深感失望，北京民主墙这把火，是大陆这个弥漫着冷漠、麻木、不信任的社会主义沙漠中难得找到的一小块绿洲。……是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尚未被毛泽东毁灭的一点象徵。……这难道不正是邓大人所应该珍视的吗？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邓的局限：邓小平虽然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吸收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但他到底还是共产党人，马列主义渗透了他的灵魂。对於毛泽东的胡搞一气，他是反对的，但对於共产党的一套，他还要坚持。邓在一九八九年的抉择可以为他的判断做一个有力的注脚。

陆铿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不仅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走后门现象，和只求保官位、为自身牟利的庞大干部集团，做了深入和清晰的分析，而且看穿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其实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变革和中共坚持四个原则的矛盾。即民主和专制或曰独裁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将支配今后大陆的形势。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中共领导层。随着中共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灵活运用，矛盾将时而尖锐，时而缓和。这一判断，时隔三十年仍不失现实意义。

李慎之一九九九年的沉痛祈求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七十六岁的李慎之写下他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以及一点卑微的祈求，就是实行民主。他希望掌权者主动推行政治改革，学习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市场经济之外引入议会民主，他认为条件已经烂熟，也是中国最理想的前途。

此时，红色王朝已经褪色，如果说五十年前周鲸文出《风暴十年》时，那还是一个鲜红欲滴的时代，到三十年前陆铿写〈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时，红色已渐趋乾枯，等到十年前李慎之撰〈风雨苍黄五十年〉时，红色已变成了灰色，王朝标榜的主义已是挂羊头卖狗肉，实用主义成为时代最高亢的主旋律。

一本书，两篇文章，穿越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这三次盛典，一次次击穿了盛典的华美、堂皇和雄壮，击穿了权力用意识形态谎言和刺刀精心装饰起来的层层彩雾，击穿了皇帝的那件新衣。所以，一经问世，无不洛阳纸贵，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说出了许多国人心中想说的话，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多数人缺乏表达的机会和勇气。
历经多少年的风雨剥蚀，这些文字仍冷冰冰地挺立在那里，散发着青铜的幽光，一次次将那些以为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的人，赤裸裸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每一次的阅读，每一次的追念、回想，都是对王朝的一次鞭挞。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人心的力量。

三篇宏文标示的时空巨大变化

六十年来，从周鲸文到陆铿到李慎之，可以看到十年盛典时，将真面目揭开，呼籲民主的是一个非党人士。三十年盛典时，直面现实、说出真话的是一个出身於国民党党报、在共产党监狱里熬炼过的新闻记者。他们本来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有这样的认知并不奇怪。等到五十年盛典时，站出来的却是一生追随共产党，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他的文章打动人心的力量，重要来源是他的经历，他的体验，他在体制内部看清了历史的脉络，因而他的真话更具杀伤力和感召力。

我们还看到了时间的变化。一九五九年周鲸文的书在香港出版，在海外流传，大陆的读者看不到没有在大陆产生影响。一九七九年，陆铿的文章在香港发表，也很难传进大陆，引发巨大的共鸣。等到一九九九年，情况就不同了，借助神奇的互联网，方便的複印手段，李慎之的文章到处流传，老人为之泪下，年轻人为此激动。掌权者无可奈何。毕竟是灰色的时代了，一个体制内的反省者，可以凭良心说真话，没有因此招来莫测之祸。这是一九七九年、更是一九五九年所不能想像的。

离开李慎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日，又是整十个年头了。李慎之已在六年前告别人世。他没有看到这个灰色王朝的落幕，没有看到民主价值在中国初步确立。但是，也许他不太熟悉的一个发展出现了，那就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可以预料，在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进程中，互联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平台，因此，当局建立了庞大的网警和试图将中国互联网变为局域网的「金盾工程」，致力将自由的资讯隔离在防火墙外。

王朝时代终将让位於人的时代

令人忧虑的是，十年来，掌握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急剧膨胀，腐败已经渗入骨髓，在现行体制下已无药可救，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食利集团除了捍卫既得利益的决心之外什么也无暇顾及。面对此起彼伏的不满声音，胡萝蔔、大棒齐飞，利益收买和秘密警察、镇压机器并用，通往政治改革的窄门紧紧关闭，社会的繁华表象下处处隐藏着危机，社会的正气一天天消解。食利集团绑架了这个庞大的国家，让它无法转身，只能坐等末日的来临。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即使不计利益集团竭泽而渔，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毁坏，那本质上也是获得机会的民众自身的创造。

我不知道王朝的尽头在哪里，不知道这个王朝轰然倒塌的时日，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天总要到来，早晚而已。我坚信的是，人比王朝更宝贵，每个有血肉的生命都比一个王朝的生命更宝贵，王朝的时代必然让位於人的时代，以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定胜负，人权高於党权，这是普世文明的法则，中国绝也不可能例外，拖，只能拖一时，不可能拖永久。一个已进入装修时代的王朝，它的梦将要做尽。盛典的表演就让它去表演吧，戏总要落幕的，没有一场戏可以永远地演下去，没有一个演员会永远站在舞台上，总有曲终人散时，就像梦总要醒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为了满足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上爽一下的感觉，数十万军警、公务员和学生正在接受阅兵魔鬼训练。阅兵是极权体制的一种洗脑术。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之际，作家龙应台对两岸领导人发出呼籲，国共两党应当为六十年前那场残酷的内战以及两党在两岸的血腥统治，而向两岸深受专制荼毒的民众说一声「对不起」。可是，胡锦涛对龙应台的呼籲、对中国民间如火如荼的矛盾冲突置若罔闻，反而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地搞起了盛大的庆典。大概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春药让他感到还不过瘾，还要利用这一特殊的日子来「过把瘾就死」。

中共上台后的四次大庆典

实际上，中共纪念的不过是自己的「建政」而已，根本不是民众的「建国」。中国早已存在，中国根本不是由中共打造出来的。中共不是靠民众选举上台的，乃是靠武力夺取天下，与古代那些「成王败寇」的王朝毫无二致；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六十年，少有民众安居乐业之时，多为血雨腥风、道路以目的「红色恐怖」，仅毛时代不足三十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便超过六千万，可谓亘古未有、举世无双。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举行过四次「大庆」：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宣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只有毛一个人，那不是中国的开国大典，而是毛个人黄袍加身的登基仪式，据当过毛的秘书的李锐揭示朱德秘书说毛亲自在中共发佈口号中添加「毛主席万岁」一条，独裁者的野心毫不掩饰；第二次是一九八四年邓小平主导的三十五周年阅兵，那时邓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辅助之下，将改革开放搞得风生水起，被民众视为改革之父，北大学子游行中自发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但五年之后，邓一手导演了天安门屠杀，屠刀对准的便是向他致敬的学生；第三次是一九九九年五十周年的阅兵式，江泽民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却没有想到庆典被李慎之的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给颠覆了，「江泽民，你为何不忏悔」的追问，比飞机和坦克的轰鸣更掷地有声；第四次则是二零零九年这次规模空前的大阅兵，胡锦涛以为这是显示中国「大国崛起」的最好时机，从此走出「不争霸」的阴影，与美国平分天下，甚至夺取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奠定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不朽的历史地位。

然而，这场庆典怎么看也不像是庆典。普通人家的家长过生日，是全家幸福、快乐的时刻。而如今中共过的生日，却战战兢兢、杯弓蛇影，动用百万警察、武警、军队和保安，将偌大的京城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所有的火车和客车进京，旅客均需经过严格的盘查。如临大敌、如履薄冰。中共看似强大无比，仅是武警队伍，便超过了一个中等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共却又无比衰弱，将每一个民众都当作潜在的敌人和庆典的破坏者。离十一还有半个多月，就连我家的楼下也来了一大群便衣警察，像奥运会和六四周年那样昼夜守候，对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究竟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炫耀阅兵的魔鬼训练令人呕心

为了满足胡锦涛一个人的「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数十万军队、警察、公务员、学生和民众便不得不接受「魔鬼训练」。一九九二年，我作为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对阅兵训练的折磨深有体会。我们的阅兵式只是接受教育部副部长和陆军学院院长的检阅，远远不能与十一阅兵相提并论。即便如此，长达半个学期高强度的训练，都围绕一个多小时的阅兵而展开。那时，我：这不是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正比吗？后来我才明白，阅兵不仅仅是阅兵本身，它是专制政权统治术的一个重要环节。「魔鬼训练」名副其实：只有接受了「魔鬼训练」，一个人才会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独立、个性和自由，而沦为任由独裁者肆意玩弄与驱使的蚂蚁。

近日，中国的媒体报导了不少阅兵的「花边消息」。比如，作为压轴方队，二炮导弹方队面对「魔鬼式」训练科目，官兵高喊「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战斗口号。「四十秒不眨眼」是官兵最初遇到的一道坎。为了达到标准，他们开展「瞪眼」训练，採取「支夹子」、迎风站等办法，训练结束，每人脸上都留下两条的泪痕。现在，「四十秒不眨眼」对官兵来说是已是小菜一碟。为了「实现以标准的军姿挂枪静站四小时不动不晃」这个突破，官兵头顶小凳、脚踏砖头，还在脖子上别着钢针、嘴上叼着扑克牌，头顶烈日毒晒、脚踏热浪炙烤训练。

这些报导还炫耀说，天安门广场东西华表相距九十六米，受阅部队徒步方队通过这九十六米，时间规定为一分零六秒，而且必须不多不少正步踢出一百二十八步。每名队员的步幅和步速一致，每分钟走一百一十六步、每一步七十五公分、距地面二十五厘米，整齐划一。与徒步方队一样，装备方队通过天安门时必须整齐得像一列火车。车辆行进时间误差不能超过零点一五秒，标齐误差不能超过五公分。为了控制速度，驾驶员不能开空调和车窗。训练了一天，他们至少喝十五斤水，流十斤汗……这些报导令人噁心。不将人当人看待，这正是极权政治最邪恶的地方。

愚弄麻醉民众，为统治者造神

民主国家的国庆庆祝活动，大都带有狂欢节的色彩。我在美国参加过一次独立日的庆典，一大群老兵，身着旧军服，佩戴勳章，在林肯纪念堂前闲庭信步，普通民众随时可以加入队伍之中，也随时可以离开。这才是爱国者的嘉年华。而极权体制的阅兵仪式和群众运动，是一种最为简单便捷的洗脑术。从希特勒到斯大林的阅兵，从捷克的雄鹰体操比赛到朝鲜的阿里郎大型表演，极权主义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运动群众」，手腕如出一辙。对此，捷克作家克里玛指出，在捷共统治时代，尽管社会矛盾重重，民生困苦，怨声载道，但当局仍然乐此不彼地组织各式各样的大型集会，「最为显耀的盛典是雄鹰社体操比赛，它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举行。这次大型活动集合了好几万体操运动员同时在二十万人面前表演固定项目。」这些活动，一方面让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让他们淹没在「集体荣誉感」之中，忘记被奴役的处境、放弃其独立思考；另一方面，阅兵式是最高统治者的造神运动的一部分，独裁者的个人崇拜没有止境。

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数十万军民挥手，其感觉与当年毛泽东一样爽。但是，这种快感不过是一种错觉，他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当年齐奥赛斯库一样，从万人膜拜到万人唾弃，仅在一线之间。比齐奥赛斯库还不如，胡锦涛从来没有成为过民众之偶像。二○○○年以来，中国社会腐败程度的加剧，使得特权阶层和暴富阶层成为民众仇恨的对象，而胡锦涛正是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所以，这次用金钱和汗水堆砌成的阅兵大典，也根本无法攫取来自民众内心的效忠。将来中共瓦解的那一天，如今这些在台下接受检阅的各色人等，我相信不仅不会拼命捍卫之，反倒会人人都来挖一块砖头，「墙倒众人推」也。

胡锦涛执政以来平庸无能印象，正如克里玛对捷共覆亡前夕的描述那样：「从特权阶层中无法产生出另外一个傑出的或具有魅力的个人……政府落入毫无起色的人手中，他会迅速引导社会走向深深的衰落。我们看到在几乎全部东欧和中欧的国家中相同的现象：它们都由如此枯燥乏味的人所统治，这些人既不能拯救他们在其中拥有的一切制度，也不能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提供任何东西，因此除了纯粹的权力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影响。」是的，除了像一个木乃伊似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之外，胡锦涛还会做些什么呢？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北京家中

在一党执政的中国，反贪与内斗如同一对孪生姊妹，不断向人们展示触目惊心的所谓的反腐倡廉成果，又使人民一再大失所望。假如不了解真相与内幕，不动脑筋思索，全被充满谎言的媒体所迷惑，人们就百思不得其解：何以贪官越反越多，何以贪官前赴{腐}后继，勇往直前{钱}？何以贪官很少真心认罪伏法？何以有的贪官重罪轻判？何以贪官判刑之后不了了之？等等。从如影相随的反贪与内斗的关系上着眼观察，我们就能找到一把解开这些问题的锁钥。

据报道，从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中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反党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贪官超过2万人，其中包括前上海市委书记兼中共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原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等。今年亦有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人大财经委主委朱志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中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等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假如指责中共中央反腐力度不大，似乎也欠公平。可能世界上反腐力度最大的，也是效果最差的国家，就是中国了。显然，只有走宪政民主三权分立的道路，才能相对有效地抑制腐败。然而，中共已明确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新近结束的17届4中全会，连制度性的改良与安排的细节都没有推出，可见其虚伪而残酷的反贪与内斗的表演还将继续下去。

那么，上述官员是如何巧妙内斗的呢？拿田凤山为例吧！1999年上半年，我去黑龙江省参加省外宣工作会议时，见过省长田凤山，我以前与他非常熟悉，故交谈向来很随便，他说近期工作会有所变动，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我早已耳闻他和胡锦涛有私交，因为胡在西藏任职时，田曾一度被中组部临时抽调去那里考核干部，他给胡锦涛讲过好话，所以日后对他升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田凤山与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奇峰矛盾很深，而岳又与江泽民关系密切，江为了压抑胡锦涛的人马，就派人暗中抓住了田凤山的把柄，在2003年胡锦涛出访国外时，由曾庆红签字下令将其拘捕下狱。其实，岳书记比田凤山的贪腐还厉害！不用说别的，他儿子岳某明创办的所谓福德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作所为，当地官员人人皆知。好在待到胡站稳了脚跟，反手要整他时，他已重病缠身很快死掉了。所以，黑龙江省的新闻界人士说，老岳头死得恰到好处。

因此，当许多人羡慕高官厚禄时，我不止一次听到高干们发牢骚：高处不胜寒啊！然而，人性的弱点与党文化的毒害又使他们欲罢不能。为了保住官位与附着在其上面的物质利益，他们只有铤而走险。由于官员大都贪污受贿，反腐倡廉又便于取悦百姓，故他们内斗不止，边斗边贪，使反腐败变成了排除异己的工具，也成了党内官员新陈代谢的筹码。抓住对立面把柄的人，认为机不可失，故手段卑鄙残忍，必置于死地而后快。被整倒的人，心知肚明，并非贪腐，而是不走运，或站错了队，所以有苦难言，纷纷感叹“时不再来”。但不论怎样，他们均阳奉阴违，拒不认罪。其他的干部详知内情，也安慰自已，该贪还是要贪，只要跟对了顶头上司，便万事平安。这就是近年来反贪越反越多，他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主要原因。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省市范围内，同是共产党员，但党政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民主制度，他们从属不同的党派，互相监督，可以公开斗争，对选民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在一党执政的体系内，他们为了维护表面上的团结，一是要操纵媒体，粉饰他们的关系，强奸民意，愚弄百姓，二是要冠冕堂皇，明争暗斗，往往使用最伪善而残酷的手段，击败对手，所以刑讯逼供，枉法徇私，指鹿为马，嫁祸于人等情况，大量存在。这正是所有的贪官，不论职务多高，只要失势落马，就大都永远地销声匿迹的主要原因。台湾民主制度下的陈水扁可以在狱中写书出版，而上述的田凤山之类则彻底地消音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陈良宇，田凤山，王益等人一定过得比普通老百姓要好得多，既使在狱中也可以衣食无忧，或保外就医，因为不用胡锦涛亲自发话，自有马屁精跑腿献媚。陈良宇照样在铁窗下养尊处优，假如江泽民为首的太子党斗败了共青团派，说不定他还能东山再起。而王益也不要着急，他当过薄一波的秘书，这正是胡派抓他尾巴的真正原因，这也恰恰是其翻案的希望所在。假如薄熙来通过反贪打黑争得了民意，当上了第五代中共“新核心”，他非把胡锦涛李克强送进大牢不可，我相信他绝对有把握查出胡锦涛儿子与李克强秘书的问题，既使没有把柄，也能编个故事，让人民坚信。到那时王益案就变成了冤案。所谓的拨乱反正之后，老百姓一定还会热烈欢呼。

所以，我在狱中经常听到坐牢的贪官说，对于我们，只要不判死刑，把命保住了，判完了，一切也就都了结了。所以，判刑12年的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因为有赏识他的薄熙来关照，他在监狱里不参加劳动，不穿囚服，不吃劳改饭，太太还可以一周获准与其同居一次。而另一个受“厦门远华走私案”牵扯判刑的原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因受贿罪被判了13年刑，却只坐了一年零几个月的牢，就保外就医了。所以贪官不怕下狱，就怕死刑。创下一天受贿1，2亿元的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因为以前挥金如土，对上级与朋友出手大方，所以尽管东窗事发，但他仍然在位的同僚们，以所谓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免去了死刑。何况他父亲还当过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呢，谁能不给他面子？因此内斗既使贪官落马，又使他们侥幸逃脱。只要他们不再成为同行的竟争对手就行。

由此可见，反贪与内斗使共产党成了一锅煮不熟的烂粥。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深藏着更加贪腐的故事，每一个贪腐故事的结束，都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因此也一次次地使民心丧尽。社会上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指责它人贪腐唱高调，另一方面又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故每一次官场洗牌都伴着腥风血雨。他们由此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使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两级分化越来越大，司法公信力荡然无存，直到有一天，他们不论属于哪一派，都被人民所抛弃，永远地失去内斗的条件为止。

2009年9月29日多伦多

新疆“七五”暴力事件烟尘未落，“九三”汉人大规模上街示威事件接踵而来。这次虽然没有动刀拿棒的嚣张，但它不像枪弹、刀棒、其他金属等那样易于被检查探测到，故比那种赤裸裸的暴力来得更加令人恐惧不安！许多最近从新疆归来的旅游者纷纷透露，那里形势比人们想像的更严峻。9月3日当天，乌鲁木齐市全面戒严，准出不准进，只有新A牌照车在严查后才可以进入，进入机场火车站必须出示机票车票，否则一律免进。

“针刺伤害”——防不胜防的恐怖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海仑9月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乌鲁木齐市部分公共场所连续发生群众被不明针状物刺伤的案件。报案者有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9个民族的市民。他说，公安机关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其中刑事拘留6人，批准逮捕4人，目前案件正在全力深入侦查中。官方为了稳定情绪，还在此次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发现一例劣性传染病病原体和有毒化学物导致的相关症状，没有一例就诊者因针刺伤害导致其他疾病住院，没有一例死亡者，也没有要使用抗病毒药物预防性治疗的病例”。实际上许多被针刺伤的男女路人，都是自行前往医院救治的。

另据中国国家电视台报道，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在商场、在人们进出的各种场合，许多路人遭到一连串用注射器进行的“针扎”攻击行为，不幸中招的无辜路人甚至孩子就有476多人。现在很多大人没办法只能不上班，给孩子们当保镖。

这注射器里面究竟是什么液体？从哪里来，到底想干什么？仍然是官方“正在全力深入侦查中”的一个谜。而且，这种名为“针刺伤害”、“注射打针”的袭击行为当时迅速弥漫于乌鲁木齐市整个市区，这种前所未有的流行恐怖看起来像是一种纯粹的“反社会”行为。直到9月5日新闻发布会召开之日，也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宣布对这种“针刺伤害”事件负责或有任何一个真实的交待——“太恐怖了”，“老百姓连公车也不敢坐了”。这是来自乌鲁木齐市打出电话者的一致“声音”。因为社会上流行着“可能感染各种病毒”的传言，因此造成社会的普遍恐慌。各种各样的社会传言也开始在乌鲁木齐市民之间传播，有传言说，有人在新疆南疆偏远地区专门雇佣维族人，一人奖励5，000元对汉人实施针扎。甚至传说凶徒们已放话，“七五”暴力事件只是开始，国庆之前，还有大动作……乌鲁木齐市几天来的天气老是狂风暴雨，天色都是昏黄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在预示着什么。

王乐泉的铁幕统治

新疆这次“针刺”事件实际上还是“7.5”事件的继续。由此人们方知，乌鲁木齐市依然笼罩着一片恐怖之中。官方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专家组成的检疫小组，已飞抵乌鲁木齐，就部分群众被针管扎伤，参与当地有关部门进行的检出鉴定工作。这种针刺行为的令人恐惧之处在于，一是无法预知，防不胜防；二是罪行较轻，证据不足；三是难以控制，隐蔽性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持续了那么多天的街头针刺袭击事件，互联网上竟然一直没有走漏任何风声。如果不是这次数千名汉人走上街头，王乐泉们不知还要隐瞒多久？由此可见王乐泉控制近20年的新疆，实施的是怎样密不透风的铁幕统治！执掌新疆经年的王乐泉，经历这么多新疆骚乱后，至今仍稳坐政局。让外界耐人寻味。

65岁的王乐泉与胡锦涛最早的渊源，要追溯到80年代，王任职于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期间。1991开始，王调任新疆，先任副主席。1995年，王出任新疆第一把手。因“严打三股势力”有功，2002年被擢升为政治局委员。王主政新疆，迄今长达18年，任该区第一把手，也已长达14年，大大超过通常的10年任期。

这个眉心上长了一颗硕大肉瘤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是山东寿光人，号称“新疆王”。据新疆坊间传闻，新疆很多山东人办的大企业都是靠王乐泉扶植起来的，而王乐泉拥有被扶持企业的股份，也使王乐泉成为巨富，如果揭开财富迷宫，他无疑是中国第一贪。

这次由于受害者几乎都是非维吾尔人，所以事件激起了当地汉人的无比愤怒。据中新社称，9月3日，在乌鲁木齐光明路、北门、人民广场、人民电影院、南门等地，数千汉人民众聚集，并不断有人加入，整个南门附近被堵得水泄不通。沿街的许多店铺都已经歇业关门。游行民众高举中国国旗，打出“保护家园严惩暴徒”等标语，高呼口号。游行的民众中有年轻人、中年人，还有老人，一些学生也加入游行队伍。声讨王乐泉政府，抗议市内治安恶化，要求王乐泉下台。游行队伍中也有人亮出“打到王乐泉”的横幅标语。当游行队伍行进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门前的人民广场时，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等人亲自来到聚集现场，呼吁群众保持克制冷静。但王乐泉讲话时，部分群众情绪激动地朝主席台投掷水瓶等物。许多的老百姓，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实际上都不信任他了，都在骂，叫他滚蛋。

乌鲁木齐7月5日发生因维吾尔族人示威引发的骚乱后，当地民族关系一直紧张。外电指出，新疆压抑了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近30多年以来，王乐泉采取的“极高压”治理政策，令新疆喀什、和田、克孜勒苏等大多少数民族地区“极其贫穷”，积重难返。

现在，这个新的“新疆王”王乐泉管治新疆的15、6年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65岁的王乐泉成为历史上一枚注定该死的“死棋”——新疆的矛盾与冲突、贫穷与纷乱，60年至今任何时候没有比今天更加突兀、严峻的恐慌。而新疆一出事，王乐泉就傻乎乎地找“敌对势力”，但“敌对势力”真正能指挥新疆持久不衰的一场场“叛乱”吗？海外“敌对势力”也真能接连不断、“遥控指挥”这些叛乱吗？那要新疆现在在位的王乐泉们又干什么用？远在万千里之遥的“敌对势力”有能力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叛乱”来吗？否也！

新疆问题，祸起萧墻，实为大汉族沙文主义长期统治新疆造成的恶果。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0年来哪有一丝一毫的民族自治气味？各级党政大权，从来就是掌握在从内地派来的汉族党委书记手里，替维吾尔族人民“当家作主”。今日新疆，汉族人口经过长期有计划有组织的殖入，实际上已大大超过维吾尔族人口……。

有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新疆问题，已经是积60年之寒了。有人戏称，新疆治理，逢“王”必乱。似乎也不无道理。什么叫“逢王必乱”？且听知情者一一道来。

新疆历史的“逢王必乱”

“王”是指王震和王乐泉，“新中国”的“新疆王”。王震一九四九年十月率领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扫荡新疆境内的少族民族武装，杀得尸横遍野。用王震将军后来的话说：老子在青海、新疆一带，杀得他娘的几十年内都造不起反！杀戮之惨、之彻底，可见一斑。王胡子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很多馊主意都是幕后的邓力群出谋策划的。

1991年，名不见经传的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乐泉，一无资历、二无学历、三无能力，不知怎地，鬼使神差为“江核心”发现，竟被破格提拔为封疆大吏。名符其实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用了这个横官加昏官。王乐泉进疆工作近20年，山东汉子作风强悍，治疆用重典。虽说一天兵也没有当过，但他属于阶级斗争养育、文化大革命发迹、枭勇好斗敢打敢拼型的文革型干部。自他走马上任伊始，新疆维族汉族关系便逾来逾紧张，各种暴乱事件频发，连年不断，更是境内境外都闹起了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又叫东突厥共和国运动，成为中国境内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局势比西藏更复杂也更危险。

新疆今天的乱局，也不能归咎王乐泉一人，中共高层决策的最错也应负主要责任。中央会上会下口口声声喊了几十年的“反对大汉族主义”，骨子里施行的却是地道的大汉族主义。就拿新疆党政系统的领导干部任命来说，真正的一把手，从下面的县委书记、州（市）委书记，直到自治区党委书记，从来都是由汉族干部担任。这就是说，各级党政的真正决策权，牢牢掌控在汉族干部手里。虽说在占人口多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中，也发展了很多中共党员，培养了很多有文化有学历的干部，却无一人担任各级政权的第一把手——党委书记，顶多当到政府主席、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就到顶楼。也这就是说，决策权、发号施令权、干部任免权在由汉族干部任书记的党委手里，而维族、哈萨克族干部则只有执行的责任，党委让你干什么你才可以干什么。

维汉格局的变化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少维吾尔族少年儿童流落到了内地当小乞丐、小扒手？一时间西安、洛阳、开封、济南、武汉、长沙、南昌、广州都见得到这些深目高鼻的维族流浪儿童的身影。单是河南开封市就曾经有过数百名维族小乞丐、小扒手！且是有组织、有头目，扒到钱物要缴交给丐帮头目。有的丐帮头目竟是懂维吾尔语言的汉人。各省市的公安部门对这为数众多的维族小扒手很头痛，很棘手，只能碍于中央的民族政策，对他们又不能像对待汉族小偷那样狠抓狠揍，只能一次次去函新疆乌鲁木齐民政厅，要求派员来领人。那些维族小乞丐也被丐帮头目教唆、训练得很滑头、刁钻，被抓后明明懂汉话也装着不懂，问讯总是摇头，乌哩哇啦说维语，不肯交代他们的帮主，令公安人员毫无办法，以至陕西、河南等省市的公安部门曾经招聘懂维语的人来充当翻译。我们不妨替新疆农村那些维族父母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穷得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怎么舍得把自己十来岁的孩子送到千里万里的内地城市去当生死难卜的小乞丐、小扒？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在自吹自擂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年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却输出众多的小乞丐、小扒手，流落中原，扰乱治安，还有什么脸面标榜“大国崛起”？

60年来，汉人向新疆地区大移民，而且汉族移民的生活水平远高过本地的维族和哈萨克族民众。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新疆人口433万，94%为维吾尔族，维吾尔人就是古代的突厥人。其次是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等47个民族，汉族是少数中的少数。自新中国成立起，中央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从内地大规模向新疆移民。当然不叫移民，而叫支边。说白了，就是大量增加汉族人口，改变新疆的民族分布及人口格局。

至2007年，新疆人口2095万，其中维族人口897万，占全区人口45%；汉族人口已增至798万，占全区人口的39%！如果加上每年500万左右从内地来新疆从事“西部大开发”的各种工程的施工队伍，以及遍布全自治区的内地来的经商、务工的非常住人口，或称流动人口，则汉族人口大大超过维族人口了。

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更有数以万计的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的个体商贩，瞄准了新疆西部边境口岸巨大的贸易商机，纷纷在塔城、阿拉山口、博乐、霍尔果斯山口、伊宁、吐尔尕特山口、乌兹别里山口等地经营起商贸中心，盖宾馆，住别墅，把他们老家江、浙、闽生产的价廉质优的衣袜鞋帽、塑料用品、电饭锅电视机，源源不绝地输往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还有部份商品销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20年下来，这些江浙闽商人（也称为中国犹太商人）靠从事新疆西陲的边境贸易赚了个盆满钵满，腰缠亿万，却鲜少回馈当地社会，让土著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干瞪眼。当然他们的奉献也肯定少不了，但都是按时缴交给了当地掌握权力的汉族和维族官员。殊不知，中国当代商人无往不胜的法宝，无论在内地还是边疆，中国还是外国，就是以钱通关，舍小钱获大利。加上王乐泉主政新疆近20年，他山东老家的亲朋戚友，同学战友，侄儿外甥，一批批涌进新疆，承包大小工程，大捞特捞，形成“穷了新疆人，富了山东汉”的局面。本来，依据中央组织部的明文规定，同一名官员在同一职位上不能超过两任，亦即10年。王乐泉却已经连任4任，成为真正的“新疆王”。新疆搞成今天的严重局面，难道不正是他的“丰功伟业”？

新疆之怪物：强大的“生产建设兵团”

1949年王震率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10万官兵进驻新疆，除了清剿南疆北疆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及少数民族武装，另一重要任务是兴办军垦农场，效法古代屯田养兵，守卫边疆。1950年初，原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10万将士，在司令员杨得志将军率领下开赴新疆，加入屯田养兵，开垦边疆，守卫边疆之列。该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18兵团主力部队奉命返回华北，不久入朝作仗。朝鲜战争结束后，数十万转业军人被安置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半农半兵，仍是师、团、营、连、排、班建制，师叫总场，团叫团场，营叫分场，连就叫生产大队，排则叫生产队，班是生产小组。团场为经济核算单位，官兵实行供给制，后改为半供给半薪金制，直到1960年代才改为薪金制，按月发给农工工资，干部则套用军官级别领取高出士兵许多倍的工资加各种福利待遇。又鉴于军队是男人的世界，女兵鲜少，军委又有纪律禁止生产建设兵团官兵与当地少数民族女子恋爱结婚，以免引发民族矛盾。但这几十万被安置到新疆来搞军垦的解放军官兵总不可能不解决婚配难题。于是在1950年代，以招收女兵为名，到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等省农村，半哄半骗，陆续招收青年女子数十万人，分期分批送往新疆各个团场，以革命的名义，组织分配给了数十万官兵，以解决后顾之忧。然而至此也演出来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此是另外的话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14个农垦师，农垦师下辖185个团场。南疆北疆，凡有河流湖泊，水草丰盛的地方，必有兵团的团场。的确，经过将近60年的发展壮大，数十万官兵已经养育出第二代、第三代，有的还有了第四代，兵团人口已达280万之众。兵团在新疆是个独立系统，有自己的党委，自己的行政，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公、检、法，自己的医院、学校，自己的银行及商业等等，基本上不受新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管辖，实际上早已成为自治区中的“国中之国”。若不信，每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新疆代表团内部都是由两个分团组成，有两个党委就是明证。到了开全国体育运动大会之时，开幕式上的各省市自治区体育代表队入场时，新疆是两面旗帜、两支队伍，一支是新疆自治区代表队，另一支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人们从电视新闻上也可看到，2007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新疆也是两支文学家艺术家人马出席，各不相属，连座位都是分开的，形同路人谁不认识谁……自治区内再弄出个“自治区”，变成两个新疆。

再说热比娅这位新疆女首富。她本是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亲手树立的维族致富的先进典型，安排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一时成为了自治区标志性人物。可惜现在的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领导人，都是文革时期打打杀杀的红卫兵小将出身，现已5、60岁的人。不论后来混了读了什么学位，血液里、骨子里的红卫兵性情仍然难以去除，一遇问题习惯搞批判斗争，以斗垮、斗臭对方为能事。其实在民间，老百姓早就不信这一套了！你批什么，什么就吃香，你斗争谁，谁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总之，深究起来，当地民族矛盾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一是僵化的独裁体制亟待加快转型；二是政治经济上各民族没有实现真正平等；三是社会生态环境在不断倒退之中。有报道揭露，当地官员的贪污腐败也让汉人深恶痛绝。新疆资源丰富，中央财政投入虽与日俱增，但当地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很多煤矿以及房地产项目，背后都有当地高官的身影。今年两会前，曾有乌鲁木齐市民开车到北京，在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自焚，以抗议当地官员与黑恶势力勾结强制拆迁。由此可见，新疆官场的腐败有多深重！

所以，此次维人、汉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分别大规模走上街头，便是多年不满与愤怒的总爆发。这也给中共治疆政策提出了新质疑。新疆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关键是收服人心，不仅必须赢得当地少数民族的民心，也必须要赢得当地汉人的民心，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央似乎已两头落空了。

 

并非因为胆怯
你逃离那滴血的名利场
豺狼温情的表演
终究未能
把你塑造成迷途的羔羊

孤帆远影碧空尽
渐渐消溶的
是你寂寞的身形，还有
故国黯淡的目光
 
你守护的信念
因神州沉沦
而显示无价的高度

当宝塔山的幽灵
肆虐东方
当延河水的哀怨
翻为赤县汪洋

 
你的报警，孤单而顽强
此刻，也只能
化作一排排雪浪
空自漫卷

脚印铺满异乡
魂魄，却徘徊在彼岸
凭吊往事的荒凉
 
有一串时光
缠绕你的记忆
华发如梦啊
风筝依然飘过童年

双眸熠熠生辉
思乡曲回荡于心田
历史的光影
交织成你不老的笑颜

在缤纷的心事里
有人鼓掌
黄昏的景象，因而灿烂
如华灯初上

（2009年8月23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