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知名度很高的传记作家叶永烈的写作几乎长达六十年。他怎样从一名远离政治的科普作家，变成中共高层政治的纪实作家？本文记他走过毛时代到开放时代艰辛备嚐的成功之路。
●叶永烈勤於採访，足迹踏遍国内和世界各地。图为他在乌鲁木齐.（叶永烈Blog）
从一九四九年至二○○九年这六十年间，其“中点”是一九七九年。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的转捩点，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袖，中共从前三十年的封闭锁国、“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作为生活在中国内地，一名体制内的作家，我对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作家生存环境，有着不同的体验。
父亲不赞成我考新闻专业
一九五一年，十一岁的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偶然心血来潮，写了一首题为《短歌》的小诗，掷进报社门口的投稿箱。一个多星期之后，我的小诗就见报了，从此我爱上了文学.对於写作的热爱，促使我在五七年高中毕业时要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然而，我得到消息，那一年北大新闻专业只招五十名，其中的一半是“调干生”（即报社干部经组织推荐可以不经考试被录取），剩下的名额每个省连一名都摊不到，看来很难考取。我却坚持非进北大不可。於是只得退而求其次，弃文学理，报考化学系。正在遭受“反右派斗争”之苦的父亲，原本就不赞成我考新闻专业，以为政治风险太大，不如念化学实在。
他说，“学化学好呀，将来可以做做雪花膏、做做肥皂，总会有碗饭吃。”
父亲说的是大实话，所幸我选择了化学系。我一踏进北京大学，铺天盖地的就是“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那些“右派分子”大都是中文系的。从五七年之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我最初的那些作品，远离“阶级斗争”，只有用文学的笔调去描写科学，无关政治。五九年，我写出平生第一本书││科学小品集。一九六○年，二十岁的我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一九六一年，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的写作当时一帆风顺，就在於作品远离“阶级斗争”，我顶多只在“又红又专”运动中被视为“白专”罢了。
北京大学理科当时实行六年制。一九六三年，当我完成毕业论文，即将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刻，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霹雳的袭击。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紧急开展“抓反动学生”的运动。睡在我的双层铺上面的同学由於对当时“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说了一些不满的话，被打成“反动学生”，不发给毕业证书，不分配工作，送去劳动教养，从此苦难了一辈子。我当时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出版许多着作，原本很容易被圈定为“阶级斗争”的“靶子”。还好，我的作品不涉及政治，我本人早出晚归，在图书馆里埋头做功课或者写作，几乎不在宿舍，寡言少语，得以避免株连││尽管我对他被“揪出”感到震惊和同情。跟他一起同年级里总共有四位同学被打成“反动学生”。
只写儿童读物与科普作品
经历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政治运动，我越发小心，只写儿童读物、科普作品。然而，在那大灾大难的文革中，没有“安全地带”。就连《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书，也遭到上百家造反派组织组成的“工农兵大批判联络站”的“批判”，被定为“大毒草”。那种“批判”在今日看来简直是天下奇闻。例如“太阳为什么有黑子？”，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喝盐鹵为什么会死人？”，是从电影《白毛女》中杨白劳喝盐鹵自杀说起，谁知在“文革”中《白毛女》经过“改编”，杨白劳不再喝盐鹵自杀，而是成了“反抗的杨白劳”，於是《十万个为什么》就难逃“污衊贫下中农”的大帽子……我成了“大毒草”作者，不仅遭到批斗，遭到抄家，还送往杭州湾畔的“电影系统五七干校”改造、劳动整整三年。
在文革后期，我总算能够重新出书，从一九七三年至七六年十月，我出版了十本着作，全是与政治无关的童话以及科普读物。按照当时“剷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规定，出书没有稿费，只送五十册样书。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初：我的童话《来历不明的病人》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童话写一条菜青虫混进益虫医院，最后被识破真面目。在印刷厂排印时，工人贴出大字报，指斥《来历不明的病人》违反“江青同志关於『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所谓“三突出”，是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来历不明的病人》中居然让大坏蛋“菜青虫”成为“第一号人物”，怎么行呢？这本书差一点流产，经过编辑反复说明这是童话，不是“革命样板戏”，才终於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印出。
文革之后一下子红了起来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创作进入了“爆发期”。我在文革中除了得以出版的十本书之外，还有一批书稿已经完成，“躺”在抽屉里，一下子都得以出版。我在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差不多月出一书，如同喷泉一般。这些书的发行量都很大，有三部书的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其中《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三百万册。那时候恢复了稿费制──只是字数稿酬而已，然而比起文革期间分文全无已经好多了。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的正业是电影导演，我的影片也获得了“百花奖”。走出文革，我确实有着“翻身感”。我一下子“红”了起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都刊登关於我的长篇报导。许多头衔朝我“飞”来。当局有意栽培我当官，我却以为“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仍然坚守写作。我转向纯文学小说的创作。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腐蚀》，差一点获得八一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一九八三年末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迎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使我的头脑顿时清醒。我接连遭到报刊点名批判，那感觉彷彿文革又卷土重来。我在《羊城晚报》连载的长篇小说《黑影》，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准备改编为电影，却成了“清污”重点，《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刊登“批判”文章，宣称《黑影》“违背四项基本政治原则”。“清污”运动使我意识到，“左”毒不除，中国不宁。过去对政治躲之不及的我，此时却大胆地在政治领域冲锋陷阵。我放弃了小说创作，选择了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作为我的创作的主攻方向。我放弃了电影导演工作，成为专业作家。
从此我奔走於北京高干住宅区，也走访全国各地的政治人物。我所有的差旅费全部自费，因此我的写作自由度就很高──倘若要向作家协会“报销”的话，写作计划必须事先立项并获得批准。我庆倖在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访问了中国政坛诸多重要当事人，为中国当代口述历史留下上千盘珍贵录音磁带。
怎样面对严密的图书审查制度
我遭遇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作品的审查关.中国内地的图书审查制度，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到了一九九二年形成严密的制度，而且越来越严格。我当然可以像有的作家那样把作品拿到香港出版，但是我始终以为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内地读者服务。为此，我成了“报审专业户”。审查虽严，我的作品大都能够通过，在中国内地公开发行。原因有三：
一是我坚持“用事实说话”，我的纪实作品没有虚构成分，追求史实百分百准确.凡是毛泽东的话，均注明出处。凡是採访所得，均注明採访人物、时间、地点.这样审查时无懈可击；二是“只述不论”，寓见解於史实之中。很多作家喜欢在作品中大发议论，其实在内地此乃大忌，往往在审查时搁浅；三是准确把握中国内地的政策分寸，认真研究中共中央相关的决议，作品中敏感的政治问题“打擦边球”而不越红线，就连审查者也称我“对於政治敏感问题详略得当”。正因为这样，我的作品在审查之后几乎无大修改就能出版。我先后十一次出席全国书市，为当年的新作签名售书。特别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图书审查更加严格，我的一百八十二万字的《“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通过，五十万字新版“红色三部曲”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通过，均已经在全国公开发行。
一些书题材敏感只在港台出版
也有的作品本身并无问题，只是题材被列为“禁区”，如我的八十万字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报审时一看书名就被“涮”掉。我只得“迂回”，交给书商，买了青海人民出版社的书号，一下子就印了十万册。出书后三个月遭禁，当时差不多已经售光。此书经过补充、修订，再度报审，又被“涮”掉。我请另位书商买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书号，再度出版，又一次遭禁。眼下我仍在继续修订此书，也许还要第三次“迂回”──这在中国内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港台作家几乎无法理解。不管出书之后必定遭禁，但是作品毕竟到了广大读者手中。
我的三十万字的长篇政治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则只能在港台出版，连“迂回”的余地都没有，只能在内地地摊上买到盗版本。
二○○八年初，我的《真实的朝鲜》一书被出版社删去三分之一，终於得以在内地出版。出版之后由於朝鲜大使馆的“照会”，遭禁。最近，我在香港出版了该书三十万字全文版《解密朝鲜》，算是充分享受了一次“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中国毕竟在进步。就作家的生存环境而言，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最大不同是，在前三十年倘若作品遭“批判”，第一遭殃是作家本人，或戴帽，或劳改，甚至入狱；在后三十年，则第一遭殃是出版社，并不追究作家的责任。正因为这样，我的书多次遭禁，我却安然无恙。甚至我经常为《开放》等海外报刊撰稿，也平安无事。
金钟兄在“六十年大节日将至”之时，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略述两个时代（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写作的艰辛”，我遵嘱写了以上的“命题作文”，算是对这六十年创作艰辛的回顾。
九月十五日於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