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29日凌晨一点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去世,享年87岁。他的诗歌曾在40年代广受关注，文学史家认为他是“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据悉，绿原于今年7月被查出患白血病住入协和医院，进行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病情并无好转就转入民航总医院。在民航总医院治疗过程中伴有高烧，且引发肺部感染，经过治疗后病情好转。两个月后，经医院与家人协商后转入北京军区总医院。但进入该医院不久，绿原病情再次加重，被送进重症监护病房。28日医生报病危，29日凌晨一时经抢救无效去世。

绿原，原名刘仁甫，1922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41年8月11日，绿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新诗处女作《送报者》,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考入重庆复旦大学。

绿原的诗歌具有纯真的感情、童话似的境界，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表现手法，引起了著名文艺理论家和《七月》杂志主编胡风的关注。1942年底，胡风为绿原出版了早期代表作《童话》诗集。其中《小时候》一诗至今仍收入台湾教科书，《惊蛰》一诗，则散见于内地的许多诗歌选本。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诗人逐渐在成熟的嬗变中走向广阔的“大我”空间。他的诗继而从“童真”转向“莽汉”特色。从此，绿原以其独特时代内质的政治抒情诗成为“七月”诗派的后期代表之一。

1944年，正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的绿原，因拒绝集体加入国民党而遭到特务机关暗令通缉。抗战胜利前后，绿原写的那些抗战爱国的战斗诗篇，在进步的学生和年轻的读者中广为流传。著名诗人流沙河在自传中就提到，他当年如何“狂热地”阅读“艾青、田间、绿原的诗”。

中共建政后绿原主要从事报刊编辑、国际宣传、外国文学出版编辑和翻译等工作。曾任职《长江日报》社、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955年受“胡风事件”牵连，遭受隔查。其间自修德语。196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德语文学编辑，以刘半九的笔名译介德国古典文艺理论和作品，同时创作了不少抒情诗。另有翻译作品《浮士德》、《叔本华散文集》、《黑格尔小传》和《德国的浪漫派》等。1988年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岗位上退休。

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绿原与其他许多老诗人一起“归来”，重又泛出生命的绿色。他的诗作在新时期有更多的人生感悟，而始终如一的则是他为人民而歌的诗学理念、坚韧不拔的诗歌精神和那颗虔诚的诗心。绿原家属表示,绿原去世恰逢国庆、中秋佳节，为了不给同仁和生前好友带来诸多不便，遂决定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将择日火化。

小时候

（绿原）

小时候

我不认识字，

妈妈就是图书馆。

我读着妈妈——

有一天，

这世界太平了：

人会飞……

小麦从雪地里出来……

钱都没有用……

金子用来做房屋的砖，

钞票用来糊纸鹞，

银币用来飘水纹……

我要做一个流浪的少年，

带着一只镀金的苹果，

一只银发的蜡烛

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

旅行童话王国，

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

但是，妈妈说：

“你现在必须工作。”

六十年一甲子，天干地支一轮回。对于中共来说，「辉煌六十年」，这是值得纪念的喜庆年份。即使新疆人心惶惶、乌市街头仍然瀰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即使北京自我隔离、百万「维稳」大军将首善之都围成了一座孤独封闭的死城，似乎也无损於他们自娱自乐的喜庆气氛。

凶岁沖喜，以壮官威

凶岁沖喜，以壮官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早有预期，怕这样「十全十美」的好年份剩下不多，庆一次，就少一次。下一个十年，将党心纷扰，下一个三十年，恐民心难料。我们这个时代，最确定之事，就是一切待定，国是不明、前程未卜。下一个六十年，就到了二○六九年，那将会是什么情景呢？我们完全可以提前确定，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将不再可能是子孙后代们的「国庆」日（倒极有可能被定为国难日，或全民忆苦日）。想想将来的中华儿女，真要让我们这些六十年前为过非、作过歹的不肖祖宗们，感到由衷的羞愧。

晚清国情与今朝惊人相似

六十年党国，不堪回首。再上溯六十年，是遥远的一八八九年，那是大清帝国的晚年。世事多变，今昔国际环境已不大可比，而若以「特殊国情」论，却与当今惊人的相似。那时候，清王朝已从太平天国、撚军、新疆叛乱的「浩劫」之中拼死挣扎了出来（其惨烈程度亦如我们从文化大革命中挣扎过来一样），健步走上了同光两朝蒸蒸日上的「中兴之路」（我们现在是叫「复兴之路」）。一八八九年，似乎也是一个好年份，时值帝国「中兴」的顶峰。为了国运振作、皇权长久，当年的大清政府也曾经「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动了「只经改、不政改」的洋务自强运动（一如我们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欧风美雨驰而东，中国的近代事业就从那时悄然开张。那时候，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自强，招商引资、设局办厂，开矿炼铁、造船筑路，股市红火、钱庄兴旺，其实也是如火如荼，政绩斐然，「辉煌」得很。那般热闹光景，并不见得就比当今逊色。

然而，仅仅五年之后，经甲午一役，洋务运动现出了其虚弱的原形。从此「经济改革」一蹶不振，帝国政局也江河日下。戊戌政变，康梁远走、光绪被囚。庚子事变，联军入侵、两宫「西狩」。清政府实在是左右为难、无路可走，这才万不得已下定决心从「变器」转为「变法」、从「洋务」转为「新政」，半心半意、满不情愿地开始「仿行宪政」。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清帝国终於克服了改革道路上的重重阻力，启动了众所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可惜为时已晚，也有些被动了。

内外不谐，诸事不顺

上世纪之初起步的清廷政改，与近些年来拟议中的中共政改，其思维大体一致，路径也大体一致。都是先纠缠於「釐定官制」（现在叫做「行政体制改革」），后遇阻於「祖宗之法」与「君上大权」（现在谓之「四个坚持」、「党的领导」）。结果，改官制就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保君权就成了制度转型的屏障。「晚清新政」是内外不谐、诸事不顺，所制造出来的新麻烦，比它所能解决的老问题还要多。党争不断、权斗激烈，满汉纠纷、央地冲突，绅商失望、督抚离心，官乱於上、民变於下。「群体性事件」四处蜂起、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一触即发。一班宗室亲贵（如今我们把这一类人称作「太子党」）偏偏要咸与参政，妄图排汉官、削督抚，要关起门来搞他们的内部「宪政」（现在的名词，是叫做「党内民主」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欲以皇权对抗民权，以宫廷和官府的内部民主取代规范有序的宪政民主。在帝国「维稳」最为吃紧之际，「太子党」们竟然端出了一个由王公贵爵所主宰的「皇族内阁」。犯下了最后这一堆错误，爱新觉罗朝廷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再想要洗心革面，也就没有机会了。偌大一个大清帝国，终至无所依凭，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今红朝诸公气度逊清西太后

清朝是不时兴办什么「国庆」的。他们精心操办的最后一次帝国庆典，是慈禧太后的「七旬万寿」。也与当今的六旬国庆一样，气派无比、庄严隆重，炫权耀富、劳民伤财。不过，慈禧的生辰庆典虽然奢侈烦费，却也是做过一件好事的。借「万寿」之机，懿旨特赦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职者「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实际上，她是找了个机会为政治犯平反、与反对派和解。对於当年权大威重、一言九鼎的老太后来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在她与「戊戌案犯」之间，不仅有犯上作乱的「国恨」，还有「围园劫后」的私仇。在这一点上，当今的中南海红朝诸公远远比不上昔日西太后的气度。党国六十年大庆了，不见「六四」平反被提上议事日程，也见不到达官贵人们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息事宁人、「与民同乐」的仁心慈念。满目所见，他们尽忙着与民作恶，一门心思截访民、抓刁民、控网络、封异议去了。风霜雪雨两甲子，政治进化不过如此。

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打造责任政府日益成为现代世界各国政府宣示的目标，然而如何样的政府才是责任政府？怎样的政府才能成为责任政府？这实在是首先值得分析的问题。

应该说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正常情况下（即非战乱与短期的失控状态）运行政治权力的一切政府都是要承担责任的，现代责任政府理论认为”责任政府的出现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这一论断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也许说现代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更符合事实。本文基于正常情况下政府都要承担责任的理论前提，认为其中不同的只是政府对责任承担多少、承担方式与时效性的差别，而应该不是责任有无的差别。

人类自从有了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的政府后，大致可以从政府演进时间与责任承担关系上来将政府划分为：古代王权终极责任政府与现代民主实时责任政府。

所谓古代王权终极责任政府就是指短期责任不明显，实时责任承担性差，权力运行缺乏及时有效监督与纠错的机制，政府只能集中承担权力运行的最终责任。这种终极责任政府集中体现于人类社会专制王权时代。在专制王权时代中，主权在君，君王是国家的所有者，也同时是政府最高权力的行使者，他所推行的政制事实上很难得到及时的监督、纠错，更难以被及时的追责。但是这些政制造成的影响将最终需要权力行使者来承担，那就是专制王权的最终倾覆更替。这是终极的一种政府责任形式！

这种责任在专制王权时代通过精神领域与宗亲关系两个方面来形成对权力的约束。专制王权时代精神领域上的”君权神授”与”天谴”，说明权力虽为神授予，但同时是要得到神的管束的，如果违背天道就必将遭到惩罚。于是专制王权行使者遵循畏天使权、或敬天用权的理念，时时以天道来警惕自己。至于王权宗亲关系约束那是现实领域物质层面的一种直接约束。人类一切专制王权事实上不仅是以帝王本人身家性命为抵押，而且是以王亲九族生命为抵押。王权统治时期，专制宗亲虽然有的可尽享荣华富贵，但一旦王朝倾覆，王权更姓，那么宗族就将面临灭门之祸。这种宗亲生命的抵押是专制王权时代权力运行的终极责任，也应该是一种至今人类政府权力运行最高责任承担方式。

由于有这种精神领域的敬神与现实领域的血亲生命抵押，所以专制王权对权力运行不敢胡来。中外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权统治者都不得不勤政爱民，并且对手下的官僚严加管束。也因此，在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当出现百姓与地方官僚产生大的分歧时，尤其大批百姓起来抗议政府某官僚时，政府权力的最高掌握者–帝王就会通常采取惩治官僚以安百姓的方式。之所以出现在官僚与百姓选择上，王权的最高统治者会弃官僚而选百姓，就是因为有终极的责任在促使他不得不如此。

现代民主实时责任政府，或者叫现代责任政府，根据学者研究可以分为代议制政府与总统制政府两类。代议制政府根据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研究概括本国的责任政府制度，提出了责任政府理论，其基本观点如下：（1）议会的信任构成政府的执政资格。（2）政府一旦在议会的重大表决中失败，即视为政府丧失议会的信任，政府即应辞职，或提请国王解散议会，组织议会选举，以取信于民。（3）政府对议会负责，而负责方式主要指向议会报告工作和在丧失议会信任后辞职。（4）内阁必须团结一致，接受首相控制。（5）政府采用两种形式对议会负责，即政府集体负责制和大臣个人负责制。（6）文官不对议会负责。这种理论实质上认为，议会制政府就是责任政府，与它形成对照的是总统制政府，在总统制下，作为行政机构首脑的总统不对立法机关负责。

总统制政府根据作为总统制典型国家的美国研究发现：其宪法关于总统承担责任的理论认为，美国总统不但承担政治责任，而且还承担法律责任。汉密尔顿指出：”美国总统可以受弹劾、受审判，而且如果被判明犯有叛国、接受贿赂或其他重罪时，还得予以撤职；事后可以收到普通法律的控告和处罚。”直到依法剥夺其生命财产。这就是总统承担责任的体现。美国宪法规定的总统责任制度，体现了行政权必须对人民主权负责，行政首长必须对选民负责的思想，而这个思想正是责任政府的灵魂。它体现了各种类型的责任政府的共性，即执政机关最终和直接对选民负责。

在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上还阐述现代责任政府理论中责任政府的核心特征应该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其涵义可以狭义的理解为责任内阁制政府，即行政机关由代议机关产生并对代议机关负责的政权组织形式。而广义责任政治，则指人民能够控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使其对公共权力的行使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形式。在广义的责任政治中，责任政治的责任就形式而言又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法律责任是指责任主体因违法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政治责任则不一定要违法才构成责任后果，责任主体在政府工作中，因违反道德或政治上的约定均可以构成政治责任。政治责任主要体现在官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负的责任。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方面理解责任政治，作为责任政府，都必须迅速、有效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在行使职责过程之前，要有所交待，向公众解释这么做的理由。在完成职责后，如出现差错或损失，应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行政上的责任；选择正确的责任形式，做到罚当其责。一个政府只有在其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实现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理合法的。

比较两种现代责任政府，我们会发现它是一种实时性责任承担方式，政府权力的运行随时受到来自议会或选民的监督，政府重大决策随时要面临议会表决与选民票决。而议会制责任政府事实上也是对公民负责的方式，只是它不如总统制那么直接，而是在公民与政府间有议会作为公民代表而已。

现代责任政府是植根于主权在民理念上的政府。它明确权力来自于公民授予，权力运行的目的是服务于公民，同时权力运行接受公民监督，官员由公民选举与罢免。可见实现现代责任政府的基础或前提在民主选举，无论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通过选举来作为权力合法性的支撑。而支持选举的社会条件就是多党并存，与平等竞争。事实上多党的平等存在就是提供民主选举的必要条件，在一定程度就是为落实责任政府服务的。

由古代立足”主权在君”到现代立足”主权在民”而生发出的古代王权终极责任政府与现代民主实时责任政府，应该说都是对天下人不得不负责的政府。产生这种政府责任主要有如下几方面条件：首先是主权明确。无论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都有具体而明确的权利承担对象，也就是天下有负责人；其次有明确的行使主权的机制。王权责任政府与民主责任政府都有一套较成熟的运行机制；再次是政府受到强有力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王权政府在精神上对天的敬畏与在血亲上的对权力的抵押，使责任极其重大。民主政府则随时要接受公民的信任投票，随时面临不信任下的辞职，或遭到弹劾、受到审判等。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当代也出现了一种既非王权政府也非民主政府的政府。这种政府形式上或者口号上宣称是民主政府，也一再标榜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政权组成形式上却缺乏公民选举权力、授予权力与监督权力的机制，当然政府也会时不时提出监督权力，但无论司法还是舆论都成为政府监控的对象，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从而使主权在民理念悬置成空。同时这种政府也不是王权政府，因为它已经没有了敬畏天道与用血亲抵押的王权行使者了，也没有人愿意或者敢出来承担自己是天下的主了。如此一来天下就既不是主权在君，也不是主权在民，而是出现天下无主了。

这种天下无主的时代就必然导致谁手中有权谁就成为权力行使范围内的主，从而出现了一种权主时代。这个时代不管是打着什么样的名份，无论以专制的一党执政，还是以民主的家属执政，事实上在法理上都难以立住。当然建立在”主权在君”理论上的王权专制也早为人类所抛弃，也没有人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行王权专制了。在这种王权成为历史，而民主又没有建立的时代，政府就成了权力拥有者掠夺搜括天下，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权力者化为天下之主的工具。这时政府不会承担什么责任，甚至都不知道向谁承担责任。这是人类最特殊的时代–政府缺失责任的时代。

这个时代权力的来源仍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府靠枪建立，政府也靠枪来维持。天下从法理上不是政府的，同时政府也不属于天下，但政府却掌管着天下。虽然这个政府事实上受制于某个团伙，而某个团伙名义上却外在于政府。这样的政府只会对团伙责任，只会以团伙的宗旨为宗旨，不可能对天下的公民及其财产产生责任。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王权责任政府与民主责任政府，它们的责任都来自于权力之外的力量监督。王权责任政府的使权者通过精神领域的敬畏天命与现实领域的性命抵押，使权力行使的统治者绝大多数不敢松懈、大意。而民主责任政府则有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立法、司法、舆论，更有一套约束更替权力执掌者的选举、罢免、监督、弹劾、审判程序。这一切都是外在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力量。由是观之，一切责任政府都必须具有如下几方面因素：其一、必须有明确的主权界定。今天社会普遍认识是主权应该在民，那么现代责任政府就必须立足于主权在民，政权民授；其二、必须有严格的权力选举、罢免、监督程序，并且这种选举必须是主权所有–民的直接选举，或直接选举的代表的选举，没有普遍的主权所有者对权力的选举、罢免、监督，是不可能让权力者产生责任的；其三、有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司法审判权；其四、有揭露政府行为的新闻自由权；其五、有配合选举的平等的多党竞争。

如果一个国家设置中没有如上一套外在于权力而约束权力的程序与机制，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可能产生责任。纵使在某一时期或某个掌权者忽然要求政府责任，但那肯定是不会长久的，只会是昙花一现。可见以上几点因素是裁量一个政府能否成为责任政府的要件，离开这一切因素的任何所谓责任政府都是欺世盗名的，是虚假的！所以一切宣称要打造责任政府的国家，都应该从上面所列责任政府的要素入手，着力建立这些机制与程序，唯有如此，责任政府才能成为现实。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今日中国，那就是“荒诞”。

十一快到了。中共当局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何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一句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句话，四个定语，个个都是谎言。岂止是谎言？对照今日中国现实，简直是讽刺！假如说在毛时代还有人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在今天，连傻瓜也知道那是谎言，是欺骗。

但问题是，尽管如此，那句话依然堂而皇之地保留在现行宪法里。近些年来，共产党及其御用专家学者也常常谈起修改宪法的问题，但是从没说过要修改这几句话。这就怪了：按说撒谎是为了骗人，既然早就没人受骗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撒谎呢？要说骗人，那又是在骗谁呢？在人人都知道撒谎是撒谎的时候，还继续撒谎究竟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叫荒诞。荒诞的意思不只是极端的不真实，而且还是极端的不合情理。都说共产党骗人，这话当然对；但我要补充的是，在共产党那里，连骗人也是骗人的。一般的骗人是指望别人信以为真；共产党的欺骗却不同。举个例，我们说卖假古董者是骗人的，那是说他希望别人把假古董当成真古董一样花大价钱买回去当真的一样收藏供奉起来。可是我们说共产党的宪法是假的，是骗人的，那是不是说共产党希望人民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呢？当然不是，要是人民都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共产党就麻烦了。事实上，共产党最不希望、最害怕人民把宪法当真。可见共产党的骗人都是骗人的。

事情到这儿还没完。照理说，谎言一旦被揭穿，谎言就失效了，撒谎的人也就只好把谎言收回去了。共产党的谎言则不然。共产党明明知道它的谎言早就被揭穿了，但仍然要继续厚着脸皮撒下去。更可恶的是，它还要求民众继续装出相信的样子。注意：共产党决不是要我们当真相信它那套谎言，但是它要求我们必须对它装出相信的样子。

好比“挂羊头卖狗肉”。店家挂出羊头作招牌，但是他绝不希望顾客以为这是羊肉店，店家希望顾客知道这是狗肉店；而顾客也都知道这是狗肉店不是羊肉店，但是顾客们也并不要求店家换上狗头做招牌。这看上去很奇怪：既然店家和顾客都知道羊头是骗人的，为什么还要把羊头继续高挂在那里，这又是为了骗谁呢？其实，这里面的奥妙也很简单。因为按照中国习俗，“狗”常常是用来骂人的，吃狗肉是很不体面的。若是把狗头当招牌打出去未免太粗俗太不雅观，让店家顾客都很没面子，都很不好意思。所以他们要挂出羊头做招牌。挂羊头的目的双方都心照不宣，那就是免得让彼此都太丢脸。

共产党专制与此类似。共产专制的本质是蔑视人民。它把人民当个屁（这是深圳海事局官员林嘉祥的“名言”）。它也强迫人民知道他们只不过是个屁。不过这话它不敢公开讲出来。因为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没有人下贱到这个地步，以至于乐意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屁。你共产党要是敢在人民日报上、在CCTV上、在党的N大会议上或全国N届人大会议上公开指着人民说“你们算个屁”，那等于逼着人民都去造反。因为谁在这时还不造反，那不等于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屁吗？谁丢得起这个脸啊？所以共产党要给自己的狗肉店挂出羊头做招牌。这就给那些没有勇气反抗的人挂上了一个纸糊的面具，使他们在屈服的同时不至于太难堪。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身为当代中国人，只有公开对共产党专制说“不”，才能真正地为自己赢得人的尊严。

一

这是我一直想写的一部书。当然，还没有动笔。

我觉得我应该向很多从重要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学习，把自己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总结成册，回馈社会报答人民——不这样挣点稿费，那确实愧对党和公检法多年的培养。

很多在我赋闲之后还在关心我的老同志，经常会问——你在经历了组织上那么多铁与火的考验之后，为何还能基本心智健全的嬉皮笑脸打情骂俏？我总是很难简单地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因为并非我个人皮坚肉糙腰花倍好，而是因为我在复杂的基层遭遇中积累了一点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我们在祖国勉强安全生存的基础。

只要一想到我们的官员、警察、商人和平民，甚至维权律师，随时都有可能被请君入瓮；看到他们因为经验不足普法教育不够，很快就屈打成招然后在法庭上翻供又不被确认，而且还要在号子里和下队之后面对红黑两道的各种欺侮和训练，我就觉得我很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坐牢培训，以便他们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望他们早日自学成才。

在一个普遍不尊重宪法的国度，人民的安全感几近于零；惩罚之剑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丧钟随时为我们鸣响。因此，学习坐牢，准备坐牢，坐好监牢，成为牢头，成了各级政府和各代愤青必须普及培训和学好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伟大导师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样才会在无妄之灾骤降之时，气定神闲随遇而安。哲人云——坐牢，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纵观六十年历史，凡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无不惊慌失措瞠目结舌，无不神魂颠倒快乐至死。就像先主席刘少奇那样，事到临头，才想起高举宪法声称——我也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样的悲剧，他在民国坐牢之时犹未面对。可见每个人处于和谐社会，都应该与时俱进，才能更好的化粪为宝化险为夷。

二

在我们的伟大祖国，坐牢是一种平凡生活，我们不能拒绝。关于这一点社会特色，自古而然，只是于今为烈而已。

应该说，祖国严刑峻法之公平公正，正体现在这个方面。不信你看，死于囹圄之主席元帅将军，比例高于庶民；连先主东宫，亦不免下狱直至投缳，可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等草民又夫复何求。陈希同跳下去了，陈良宇也跳下去了，你看，这天是多么蓝的天，各族人民，你只要一直朝前走下去，你也会融化在蓝天里面。

黄光裕万金难赎，郑筱萸百死无冤；酷吏谁逃酷刑，自作还需自受。近看渝州诸君，不管红黑老大，昨日缠蟒带，今朝扛锁枷，应信天道不辜，鉴之不远也。

于是蓉城谭君江宁郭君，无私无愧，无需喊冤。只要深研坐牢常识，坐牢权当坐禅，入监等于闭关。修成金刚不坏，可破地狱阎殿。

于是，我决定把这本书写出来，贡献给所有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在贪赃枉法的时代，做一个好人很难，做一个坏人也有风险。普及坐牢知识，对每一个临渊履薄的官民，皆有可能转危为安，将伤害和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像我这样的人，平生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将坏事变为好事。经常夜半酒醉之后想，祖国六十华诞，我这样无依无靠的臣民该怎样献礼呢？有的人可以捐泪，有的人可以捐书，身体好的还可以捐精。可我身无长物，连回京面圣的权利皆被剥夺，那我只好捐一部拙著，用以普法教育提升国民的原罪素质。最后仿元帅诗句结语——

老夫喜作坐牢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谨此恭贺京华愚人节快乐。

 

期刊观察

也许，另一类“伤痕文学”，正来到我们的身边。它的层面很广，但动静不大，没有口号，没有激情，倒像是沉默的大多数，但风平浪静的后面，难保没有千军万马，难保没有咆啸嘶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多少带点血色，诉完苦情唱恩情，献身之志是愈挫愈勇，心是愈伤愈要表决心，更像是权力伤害下而非政治规范下的激情表白。

不过十几、二十年的光景，生活的俗常与庸平就已卷走了激情与理想。今日“伤痕文学”，神情郁悒沉沦，态势颓废潦倒，写来写去，不过是平常生活，却也能让人过目不忘。太平或貌似太平的日子里，很多人，要走进婚事、来到中年、身陷官僚、踏入纠纷，方知病伤、烦忧、大悲痛。这时候，困扰身心的，尽是暗伤暗痛，医来医去断不了尾，大刀板斧、小米步枪都派不上用场。如果说领袖与人民共存的岁月，是血肉模糊的亲密接触，那么，信仰蒙羞的时代，则是复杂多变的自我挣扎。前者挑战道义极限，后者接近生命本然。

中篇小说《叶小灵病史》（乔叶，《北京文学》2009年第9期），写了一个不断自我挣扎的女子。曾几何时，当个城里人，是“穷”与“农村”的最高想象，叶小灵想尽了办法，要去城里生活，中考失败，就到城里借读，大学上不了就想法子嫁到城里去，甚至操刀卖肉，折腾多年，都未能如愿，最后是城市拆迁规划打救了她，她的地盘被划进了“城”。但我们对“城”的理解与建设，从来褊狭，以为那只要堆满钱权、四个轮子、水泥钢筋、门神地主，再冠之以“文明”二字，就是“城”。“城”的修养与精神，可从不在我们的考虑论证之内。也因此，“城”先天不足，“城”伤痕累累，“城”压倒了叶小灵的理想与激情。当“城”近在咫尺，秀美如花、麻利似风的叶小灵却堕入凡尘，变得痴肥奇懒，不再做梦。先前，在村里人眼中，叶小灵有病，“梦做得不好，就是心病”，到头来看到叶小灵堕落如斯，反叹“还不如她病着呢”。叶小灵的病史至少有双重暗示：世间不乏自我挣扎的人，但要得圆满周全，却由不得人，因为前路暗淡无光，个人的奔跑永远孤独；穷与富，不具备归纳心灵的能量，但却往往成为度量人生的尺度。小说的暗示不错，语言方面亦有急智，但尾声的情理逻辑倒没处理好，病史变化比较突兀。

还有一些小说，反复诉说人怎么坏，堕落、贪欲、极端、不择手段，等等，借用主流说法，它确实不高尚不健康乃至不正确，但从另外的层面看，是不是可以由此说，人的处境何其可怜，他一定要用好强去掩饰虚弱，他一定要用坏去抗争好，他一定要用欲望去抵消无聊，如此种种，何尝不是自我挣扎的写照。

长篇小说《狠如羊》（阿宁，《花城》2009年第5期，双月刊），以一种名为“狠如羊”的男性用药起笔，小说构思运笔虽狠，但也算相对干净，作者难得节制。不干净的生活，须用干净的笔调描刻，没有对照，不会伤感。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陈冰溪、陈凡等，无时无刻地，把生活改写成烦恼、怨恨、怀疑，欺诈、圈套、贪欲扼住了他们的心神。现代社会，出于安全的考虑，男女关系的起点与终点，都需要身外辅助物，彼此无限靠近，但又须隔离，幸与不幸，也不过一步之遥，性用品象征着安全、性福、危机、利润，它的出现，怕是对人类关系最为绝妙的讽刺与劝喻。

长篇小说《风和日丽》（艾伟，《收获》2009年第5期，双月刊），叙事娴熟。时代常乖张、个人有命运，人生必须面临许许多多的让自己左摇右摆的关口，你在决定别人命运的时候，也在选择自己的心灵前途。杨小翼看到，革命与爱情，必将经历时代反复改编、吟唱，有些人，比如说那些无论时代是纹丝不动还是日新月异都与之抗争的人，终有一天，会与自己的内心相遇。

不知何时起，你、我、他，都成了陌生人。这般的隔膜，是催生寂寞、制造创伤的重要成因。但，有时候，我们也得承认，伤痕对人生，也是安慰，它唤起怜悯之心。铁凝的短篇小说《内科诊室》（《钟山》2009年第5期，双月刊），写得很巧妙。中年女子，身心都开始步入“更年”，抗困扰的能力饱受考验。忙得焦头烂额的费丽去医院体检问诊，有困扰的费丽遇到同样困扰的女医生，在诊室里，身份调换，互相诊断。你的境遇，说不定也就是我的遭遇，但彼此可能永远没有互相倾诉的机会，素昧平生，却那般相似。满心困扰却无处诉说，最是气闷无助。费丽回家后，想起女医生的神神叨叨，不觉酸楚，为自己，也为陌生人“酸楚”二字，乃小说精华，堪称龙凤之笔。

生活是我们的所有，但又不是我们的所有。“信仰生活，也许”（哈维尔）。伤痕是生活的另一副面孔。疗伤的途径，恐怕还得由“爱”来开辟。自爱，他爱，爱她。不一定得救，但总有希望。

文学期刊

不再完整

《小说月报》，2009年第9期

短篇小说《你要开车去哪里》（范小青），看上去像是爱情故事，实则讲述人生的无常际遇。子和随身佩戴的翡翠玉蝉，是前女友留下的，子和等了她许多年，车祸却夺去了她的生命。子和的太太卖了玉蝉，买回四个轮的小汽车。但值钱与无价是两个概念。有的人事离开时，会带走你生命的一部分，多少的金钱，也换不回来。时光流逝，越是回忆，越是忘记。

爱的历程

《芳草》，2009年第5期，双月刊

也许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令人不得安生。中篇小说《什么风把你吹来》（叶舟），写出一种捆绑式的生活，陈亭妃与李释堪本是同林鸟，有一天，李飞走了，陈的未来被过去绑架。要经历多少人事，要走过多少路，要排除多少的犹豫，要忘掉多少往事，才可以再爱上一个人，叶舟再现陈亭妃的艰辛心路。小说还涉笔许多西部风俗，世情把握也到位。

集体与个人

《小说选刊》，2009年第9期

中篇小说《集训》（王甜）写及大学生的集训经历。作者多少写出了集训的丰富性。比如信仰，隐藏在整齐的队伍、嘹亮的口号、不动摇的意志里。还有集体与个人的冲突，就在动作的整齐与否中。另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能就是在害羞与大胆之间试探。也有残酷，它有淘汰的机制、它有不容反驳的纪律，只有奖励与惩罚制度，才能让个人与集体达成一致。

笔墨往事

《散文》，2009年第9期

《铁笔蜡纸油印机》（刘南陔）角度特别，由铁笔入手，追溯人情变化。许多“旧社会”转过来的识字人，写得一手好字，在铁笔蜡印时代，也就能大显身手。朝夕相处，物与人之间自成默契，也生感情。直至电脑普遍使用，当事人才惊觉时空转移，物象皆非。怀旧是对时光的慨叹。几十年后，人们大概要怀念286、386电脑了。不同的青春，有不同的物质印痕。

文化期刊

杨陈之交

《书屋》，2009年第9期

《杨树达与陈寅恪的交谊》（朱发建），细数两人于长沙结缘，更于清华定交。国老儒宗，各自以学术立身，20世纪50年代以后，天南地北，遭遇坎坷，晚景凄惨，二人交谊，却成佳话。“对学术的挚爱及精神意气的相契，当是其相互推重并维持长久交谊的根本原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欲与天壤同久、与日月共光，怕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论争与抗争。

幸福指数

《随笔》，2009年第5期，双月刊

如果说真有人间天堂，不丹可列入其中，据英国学者怀特的调查显示，不丹国民的幸福指数，远超英美等国。《“现代化”与“不丹化”》（赵健伟）提到，金融海啸之后，几十位顶尖经济学家及政策官员跑到不丹去寻求幸福的途径。贪欲、不安心，在不丹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土壤，它的国王及臣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它的选择，充满智慧。

动物博物馆

《博物》，2009年9月

关于动物博物馆（刘亭文等）一文，介绍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情况。博物馆分为展示馆和标本馆，展示馆对外展出5000多样动物标本，不对外开放的标本馆，藏有超过530万样动物标本，中华蛩蠊等珍稀动物标本乃镇馆之宝。当人们震惊于造物主的伟大并折服于世间生态之奇妙时，我们是不是也该追问，每一样标本的今生前世如何？它是否还有来世？

水墨变身

《国家美术》，2009年第8期

“当代水墨”专题（图文，了了、郑重宾等）的论者认为，艺术家的水墨观念及创作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代水墨的基本色调没变，仍以黑白为主，但用材选料变了。郑重宾的“积墨系列”，多用水墨、白色丙烯、定形剂合成，效果特别。张健君的装置艺术，以老砖、石头等材料为辅，水墨冲淡为主，表现时光的流逝感。铁锈、骨胶、蛋清等，也是艺术灵感。

早年学近代史的时候，洋枪队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是打太平军的。不过，如果客观地说，洋枪队其实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起点。当年的洋枪队是归李鸿章节制的，经常混在淮军里一起行动。洋枪队在美国牛仔华尔手里，没有成什么大气候，拥有洋枪队的淮军，跟对头李秀成打仗，占不到多少便宜，可是，到了英国军官戈登执掌洋枪队的时候，局面变了，洋枪队不仅装备更好，人数更多，而且训练更加有素，开花炮的使用，更加有效，洋枪队会用仪器瞄准了，射击技术更精良。这样一来，即使人手一杆洋枪的太平军李秀成部队也有点顶不住了。战争末期，虽然由于杀降问题，戈登跟李鸿章闹翻了，后来洋枪队也解散了，但聪明的李鸿章把洋枪队的装备和大部分洋人官佐都留在了淮军里，官佐专做教练，训练士兵。从此以后，淮军不仅变成一色洋枪的装备，而且最早实行了洋操，士兵列队，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统统跟洋兵一样，口令都是英语，跟现在的香港警察一样，齐步走都得喊，left，right，left……

只是，没了戈登的洋人官佐们，水平实在有限，虽然教会了中国士兵行列式，也教会了中国士兵使用洋枪洋炮，但基本的战术却是不教的，中国的军官们，也不屑于学，用罗尔纲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练兵不练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装备精良的淮军，还是跟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一窝蜂式地拥上去，既不知道掩护侧翼，交替进攻，也不懂得火力掩护，延伸射击。

不过，在甲午之前，会洋操、使洋枪的淮军，还是很让朝廷满意，在同治九年（1870），谕令各省督抚，学习淮军，编练洋枪队。一时间，凡是在华鬼混的外国散兵游勇，都有了金饭碗，摇身一变，成了洋教官。各地驻防八旗，也有所动作。最早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驻防八旗，动作最快，到同治十三年（1874），已经组成了一支有1200人的八旗洋枪队，聘请洋人演练洋操，在操场上蹦英文单词。

虽然这支洋枪队后来又有所扩张，但扩进来的人，大抵只对增加的粮饷更热心，八旗洋枪队连洋枪都懒得摸，平日洋枪都锁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原本，在编练八旗洋枪队的时候，就没指望他们出征打仗，只是让他们当巡警，拿着洋枪，吓唬吓唬广州城里的流氓痞棍，制止一下这些人喝酒赌博之后的恶斗，连带着偷鸡摸狗。然而，等到枪发下去之后，发现这些八旗洋枪队老爷，自己就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加上连枪也不乐意扛，派出去，也至多拿着大刀长矛，因此，巡防也不甚了了了。到了最后，甚至到了上级来点校的时候，这些八旗老爷也不露面，临时雇些人来替他们扛枪站队，好在八旗老爷的风范全国上下都一样，上级即使看出名堂，也无可奈何。

到了清朝新政时期，全国统一编练新军，朝廷对八旗仍然不死心，原本打算以各地八旗洋枪队为基础，编练八旗新军，但没想到成立了二十来年的八旗洋枪队硬是枪怎么放都不知道，只好悉数解散，挑选青壮八旗另行组军。但是，直到清朝灭亡，八旗新军也没成气候。最有规模的禁卫军，练成两协（旅），结果到了袁世凯反正的时候，这两协由冯国璋统帅的八旗新军，根本没一点反抗的意思，最大的希望居然是要求冯国璋永远带领他们，不把他们遣散。禁卫军后来扩编为两个师，一直到冯国璋死都跟着他，冯国璋下野回老家，这支军队还明令归“冯前大总统”统帅，临死，冯国璋还得给他们筹措军饷。冯国璋死后，这支“直系”的嫡系部队，一声不响就归了皖系，然后在直皖战争中，一枪没放，就放下了武器，此后就消失在军阀混战中，连一个小小的战绩也没留下。

1644年入关，以十几万人横扫中国的八旗兵，虽然到了乾隆“盛世”，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毕竟在守镇江的时候，还能凭借坚固的城墙，跟来犯的英军打上一仗。没想到，这仗居然是八旗的最后一缕余辉，可爱的八旗将士，在洋人打上门来，国家面临军事变革的时候，对军事现代化一点兴趣也无，在西潮涌动中，宁可缩在军营里抱残守缺，啃着铁杆庄稼得过且过，想当然地以为，打下的江山自然就坐得住。对变革，能挡就挡，挡不住也挡，直到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抛到岸边。不止在洋枪队层级的军事变革上无动于衷，就是甲午惨败之后也不知觉悟，戊戌维新中，多数旗人都在拉变革的后腿，直到新政，也没有多大改变。

八旗的悲剧，说明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无论当初有多么勇武，最后都会归于无用，在时局急剧的变化中，无法适应变革，只会凭着优越的地位，凭借特权生活，而这特权，恰恰成了急速没落的催化剂。

李鸿章是有争议的人物。争议之一，是李鸿章的财产。

李鸿章的家财到底有多少，这大概只有李鸿章自己知道，或者李鸿章自己也不太清楚。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李鸿章的家财总该在千万以上。当然，这里的“千万”，指的是银元或银子。

给李鸿章作传的梁启超算是知情人，他给李鸿章算过一笔账，说李鸿章病死的时候，“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万余元”。容闳，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美博士，也算是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估计李鸿章死后“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容闳说的“四千万”与梁启超说的“逾千万”相差比较大，可能的原因在于梁启超说的是动产，而容闳说的包括了不动产。梁启超算的包括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的股份，还有南京、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管业”，这些都是动产。李家还有很多不动产，比如数千顷土地，在全国各地数量巨大的房地产等等，如果把这些不动产都算进去，梁启超说的就会和容闳说的靠近一些。

清末有个说法：“清代中兴功臣中最富者，惟合肥李姓为最，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李鸿章家族是否真的富可敌国不易下定论，但仅就地产而言，近年有学者翻阅李氏地产目录，得出结论说：“就地产来说，半个安徽是李家的”，“上海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由此可知合肥李氏财富之巨。

现在的问题是———李鸿章的财产从何而来？

李鸿章有贪污受贿的嫌疑，但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有人怀疑，1896年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在签署《中俄密约》（即《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时接受俄方300万卢布的贿赂。又有人说，1898年李鸿章在和俄方谈判《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50万卢布的贿赂。这些指控未必成立，李鸿章是否犯下受贿罪和出卖国家利益罪还有待更确凿的证据。但是即使所有关于李鸿章受贿的指控都成立，所涉受贿金额与其巨大的家财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因此，李鸿章如果有罪的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一条最能成立的罪名。

既非贪污受贿，正式工资又很有限，李鸿章巨额财产的来源就成了一个谜团。现今官员落马，法院判决书中常常会出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字句，人们不免惊讶，一般人的财产来源总是一清二楚的，何以官员们“巨额财产”会“来源不明”？屡见不鲜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只能说明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巨大，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灰色财富。

从组织淮军起，李鸿章手上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权力自然更大。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如清末的费行简所写的《近代名人传》所说：“创举实业，则官私糅杂，无复条理，而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所谓“虚股”，如同现下所说的“干股”（即股东不必实际出资就能占有公司一定比例份额的股份），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好处当非常可观。至于如何收受“干股”，自有盛宣怀等人为之操办，并不需要李鸿章费心劳神。

帝制中国的权力具有奇特的财富吸聚效应，李鸿章手上巨大的权力自然也难免为其带来巨大的财富。有人说，李鸿章一生为人诟病，都是受长子李经方和门徒盛宣怀所牵累，正是此二人依赖李的大权，干出无数损公肥私的事情。或许，李鸿章的巨大家财真是李经方和盛宣怀为之谋求而得，但没有李鸿章手上的巨大权力，李经方和盛宣怀也就无法为之谋求巨大的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仍是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太大所致。

在晚清，李鸿章身系国运，由此留下荣辱、褒贬不一的议论。这些议论之中，包括一副著名对联的上联：“宰相合肥天下瘦”。这句话中用得最妙的“合肥”这个词，它语带双关，既指李鸿章系安徽合肥人，又寓“合当自肥”之意。官至宰相的李鸿章手上既有巨大的权力，那么自肥就简直是势所必然的事。因此，“宰相合肥”简直就是一个帝制中国的官场定理。

李鸿章的巨大家财是难以公之于众的，所以消息灵通的梁启超和容闳都只能猜测。现今人们殷切期待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制度，并且希望由此带来反腐的光明前景。显然，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制度有利于反腐，但认为这个制度一旦实施反腐问题就迎刃而解，那就未免太过天真了。从此前已在试点的官员财产申报实践来看，财产申报往往成了合法收入的申报，对于不合法的、灰色的收入则不见踪影。此中存在的矛盾或困境显而易见：官员们正式的工资、福利等合法收入在财务部门本来有明确的记录，不需申报有关部门也掌握得一清二楚；而那些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倒是腐败的证据，但官员们显然不会自己去申报。这样，所谓的财产申报制度也就未免流于形式主义。

由于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完备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对于个人财产信息的掌握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官员们可以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秘密存入能够为之保密的银行，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熟练地运用这一办法。李经方在1933年立下一个遗嘱，其最后一条写道：“吾自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支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据估计，李经方“不计其数”的银行秘密存款，数额大约是500万英镑。这500万英镑的秘密存款也成了历史迷案，假如李经方生前被查处，这笔巨款恐怕也难以成为其贪污受贿的罪证。

由此可知，要李鸿章、李经方自己去申报、公示财产是做不到的，要查清其巨额家产的来源也难以做到。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反腐败的根本在于限制权力，而要限制权力，需要有制度化的力量，而不是靠官员的道德品质，这此都是最最基本的常识。因此，反腐败如果不从限制权力入手，而追逐一些细枝末节的技术化方案，那是舍本而逐末，腐败也难以真正被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