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顿珠诺布老人领着达瓦和我，走向他住的房间。老人住的房间在达兰萨拉老人院的主楼里，楼房建于九十年代初，很老式的样子，长方形的砖楼，走廊在正中间，光线不足，两旁的房门两两相对，令我想起大学时代的学生宿舍。
顿珠诺布老人推开一扇门，撩起门帘，走到小窗户下面的藏式小床边，脱下布鞋，坐到床上，双腿一盘，顺手从棉被上拉过一条薄毯，抖开，盖在腿上，然后对达瓦和我点点头：“坐。”
他没说坐哪儿。我们俩环顾小屋，各自找地方坐。屋子大约六平米，一面墙边放着一只装货的旧木箱，箱底朝上，毛毛糙糙的木板上面摆着碗碟茶杯热水瓶，靠门边的墙上有个凸出的壁架，里面放着酱油，醋，糖，盐等调料，另一面墙边并排放着一大一小两只藏式木箱，上面随意撂了些毛巾之类的杂物。达瓦把小箱子挪到床边，靠近老人，方便听他说话，我理了一下大木箱上的东西，把杂物堆在一角，在空出来的半只木箱上侧身坐下。
虽然已经八十九岁了，老人身体看来还很硬朗。他腰背挺直，跏趺而坐，很规范的打坐姿势。我猜想老人大约有过出家的经历。
果然没猜错。顿珠诺布老人是西藏北部那曲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牧民家庭里。家里有兄弟数人，他是最小的，刚满十一岁就被父母送到扎什伦布寺，受了沙弥戒。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喇嘛的驻锡寺，能到扎什伦布寺当喇嘛，对藏人来说，算是很有福报了。
我仔细端详老人。他面容清矍，须发雪白，头发剃得很短，高鼻梁，两道寿眉虽已雪白，但还很浓密，大耳朵，耳垂厚实。我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大耳垂是“福相”，长着这种耳垂的人是有福之人。可以想象，在身裹绛红袈裟的岁月里，顿珠诺布的庄严法相。如果没有那一连串的事件，顿珠诺布或许能够成就为一位高僧，弟子众多，广受敬仰，终老于藏地的某间寺院。
寺院生活，在外人看来或许单调无聊，但是，对自小出家的顿珠诺布来说，寺院的日子平静有序。顿珠诺布每天做着差不多的事情，洒扫庭除，点酥油灯，念经，打坐，习经，修练。佛像前的酥油灯闪闪烁烁，天长地久地亮着，照着大大小小的镀金佛像，藏地天寒，僧人以调色酥油制花，代替鲜花供佛。酥油燃尽了，虔诚的百姓会来捐献；酥油花褪色了，手巧的喇嘛会重新制作。日复一日，顿珠诺布平静地过着他从十一岁就开始的日子，直到1950年。
那年，顿珠诺布三十二岁，出家已经整整二十一年了。
在这二十一年里，西藏之外的世界天翻地覆。不过，对顿珠诺布来说，雪山之外的世界并不存在。他与他那个时代的藏人一样，对世界的全部认识，没有超过南方的邻居印度，尼泊尔和东方的邻居中国。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天旋地转，西藏很安稳。众生虽不富裕，倒也自给自足。西藏深藏在大雪山中，像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简单，懵懂地活着。
顿珠诺布压根儿不知道，当酥油灯在佛前闪烁的时候，世界陷入了战争的血海。且不说远的了，雪域的东方邻居正在跟一个叫做日本的国家打仗，日本人战败后，邻居自己人之间，“红汉人”和“白汉人”又打起来了。
可是，就算听到了一句半句的，顿珠诺布也不会特别关心那些事儿。他何必要操那份心？汉人两虎相争，逐鹿中原，那全都是汉人之间的事儿，鹿死谁手，跟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顿珠诺布有何相干？他当然更不会关心南方邻居的事儿。印度独立？独立是什么意思？印度，对藏人来说，只是佛法之源，是圣地，是若有福报，此生必去朝圣的地方。顿珠诺布没想到，日后他倒是去了印度，也去朝过圣，却是以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去的。
就在顿珠诺布念经拜佛的日子里，东方尘埃落定。“红汉人”大胜，并且挥师西进。顿珠诺布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不知道，1949年，东方的邻居已经改朝换代，还发出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的誓言。两万大军已在四川集结，血红的旗帜正步步逼近雪山，佛国上空战云密布，杀劫将临。
当时的西藏内外交困，风雨飘摇。驻锡拉萨的达赖喇嘛和临时驻锡青海塔尔寺的班禅喇嘛，是两个稚龄少年，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这两个少年将要面对的中共领袖，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周恩来。而且，当时的十世班禅喇嘛尚未获得拉萨葛厦政府的承认。他的承认要等到汉藏两方在《十七条协议》上签字之后。
顿珠诺布日日念经修练，在佛像前磕等身长头。
“红汉人”兵分四路，包围昌都。数万身经百战的将士兵临城下。面对他们的，是约八千名装备落后，从未见过现代战争的藏兵。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甚至是胜之不武的战争。
顿珠诺布每日往酥油灯里添油。一勺勺酥油顷入铜灯盏，一颗颗温暖的火苗在佛像前跳动。昏暗的灯光里，释迦牟尼佛低垂双目，悲悯地注视着匍匐在地的僧俗民众。
昌都战役，八千多藏兵不敌几万汉兵，一败涂地，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大批士兵被俘，西藏门户大开，“红汉人”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一年后，“红汉人”抬着顿珠诺布从未听说过的大幅画像进入拉萨。有人告诉顿珠诺布说，画像上的两个人，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朱德”，他这才知道，他的家乡已经被“和平解放”。
不过，历代班禅喇嘛一向跟汉人友好往来，历届汉人政府对班禅大师也相当礼遇，因此，即使邻居已经改朝换代，家乡也天翻地覆，扎什伦布寺的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顿珠诺布一如既往，念经，打坐，磕长头。今生今世，顿珠诺布别无所求，今生虔诚修练，来生脱离苦海，这就够了。北京签约，汉兵入藏，康巴战事，雪域早就不再太平，但这些事都没有让顿珠诺布放下经书。
1959年3月的一天，顿珠诺布终于放下了经书。
拉萨出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数千拉萨群众为阻止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观看文艺演出，包围了达赖喇嘛当时居住的夏宫罗布林卡。事件急剧发展，数千西藏妇女上街游行，藏人张贴标语，要求中共军队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独立。3月16日，两发炮弹击中罗布林卡，使得局势更加紧张。3月17日夜晚，达赖喇嘛易装出走。19日，罗布林卡遭到炮击。“拉萨事件”发展成“拉萨战役”，圣城拉萨腥风血雨，僧俗民众死伤无数，大批居民涌出城外，四散逃命。
雪域杀劫，佛也无能为力，众生只能以血肉之躯来承受。
2
拉萨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向西藏军区下达全面“平叛”命令。同时，按照汉地模式，西藏开始民主改革。“平叛”和“民改”给西藏的宗教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西藏的传统社会结构随之解体。当时在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外界极少知情。从1959年3月下旬开始，《纽约时报》连续报导拉萨事件以及达赖喇嘛出逃的故事，但是报导并不详细。1959年之后的报导明显少多了。那时候的西藏，已经被封闭在双重铁幕之后。
1962年5月18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喇嘛就他所见的西藏问题上书，向中共中央陈情，史称《七万言书》。这份文件现在成为西藏当时状况的权威见证，也是研究西藏近代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这份日后导致他身陷囹圄近10年之久的陈情书里，班禅喇嘛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有关宗教的。在这个问题的第三节中，班禅喇嘛谈到“关于民改后的寺庙情况”：
(1)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由于大部分寺庙没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神殿、僧舍无人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
(2)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十一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人,民改结束後住寺僧尼权且算作有七千人,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
(3)住寺僧尼的质量方面,除了扎什伦布寺稍好外,其余各寺僧尼的质量一般很低,各自寺庙僧尼中的宗教知识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大部分如上所述,在民改时由于打击等而根本难以安居,因此他们不住在寺庙,或者仅有很少一点。事实上寺庙的性质已失去了作为宗教组织的作用和意义。
(4)民改後寺庙的组织方面,随著从过去封建农奴制度而来的那些被消灭,本来很需要既是民主的而又照顾到宗教和政治二者的新的完善的组织,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在当时的状况下，顿珠诺布的选择显然不是很多。继续像从前一样修行已经不可能了，雪域已非昔日的佛国，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六世噶玛巴都已出走。顿珠诺布听说，好多地方寺院被毁，僧尼被认为是“剥削阶级”，强迫还俗。危巢之下，扎什伦布寺这颗完卵又能维持多久呢？
他还听说，各地都有僧人佛前还戒，持枪卫教，加入“雪域卫教自愿军”或者“四水六岗卫教军”，成了卫教僧兵。顿珠诺布自小出家，见蝼蚁都要绕行，虽然是为了卫教而开杀戒，对方倒下的不也是鲜活的生命？杀生害命乃大罪孽，顿珠诺布承担不起。
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不久，西藏开始“民主改革”。工作组进驻扎什伦布寺，活佛和喇嘛被当成“反动分子”遭受批斗。青年男女组成的宣传队进入寺院，展开各种令僧人们莫名其妙的政治宣传。在宗教领域内也进行了各种“改革”，包括限制僧人的人数，许多僧人被迫还俗。
危巢终于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坠落，扎什伦布寺也不再是佛国净土。喇嘛星散四方，顿珠诺布何去何从？
顿珠诺布走进经堂，站在佛像前，双手合十，举至额，嘴，胸，表示身，语，意皆与佛相合为一，然后双膝跪下，匍匐在地，双臂前伸，五体投地磕等身长头。他站起，卧下，一次又一次。
磕完头，顿珠诺布裹紧袈裟，走出大门。湛蓝的天空里，一架飞机在盘旋，藏人没见过飞机，称之为“铁鸟”。铁鸟……铁鸟！顿珠诺布突然想起那个著名的预言。铁鸟在蓝天里飞翔，铁马在大地上奔跑，藏人将星散四方……铁鸟盘旋一阵，抛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有人告诉他，那东西叫做“炸弹”，一个就能炸倒一片房子，把人炸得粉碎。此时，炸弹抛下，又有寺庙被毁，血溅佛堂……在劫难逃啊！顿珠诺布长叹一声，下了决心。
1960年的一天，四十二岁的顿珠诺布离开扎什伦布寺，独自一人踏上旅途。他决定追随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路上，他遇到来自另一座寺庙的一位喇嘛，两位喇嘛同行一阵后，又遇到一个身带残疾，行走不便的逃难者，三人结伴同行，一路躲避军队，最后，三人走进了藏北无人区。
回到纽约后，我在网上寻找有关藏北无人区的资料。资料上是这样介绍“无人区”的：
在青藏高原的中部，有一块被各国学者和专家称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这里便是藏北无人区。“无人区”地处西藏北部的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面积六十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五千米。
藏北无人区荒无人烟，那里的“居民”是各种野生动物。无人区有大片的沼泽，高山，湖泊和草原，风景非常美丽。以前曾经有些探险家去“无人区”探险，但是，由于地形复杂，缺少食物，历史上进入无人区的人很少能够生还。资料上这样介绍。
要是我面对写这份资料的人，我会告诉他：“我遇到过一个‘无人区’的生还者——顿珠诺布。”我还会告诉他，进入藏北无人区的人可不只是探险家，还有逃亡者。探险家的故事惊险浪漫，人人传颂，逃亡者的故事惊险却不浪漫，有时候，连逃亡者本人都不愿回忆，因此往往被人遗忘。事实上，当时通过无人区的藏人远远不止顿珠诺布和他的同伴们，“四水六岗卫教军”跟解放军还在无人区里打过仗呢。
顿珠诺布那时候在日喀则，从地图上来看，从日喀则往西南到定日，再从定日进入尼泊尔，这条路是传统的商道，也是现在西藏逃亡者的主要路线之一，这样走似乎更为合理。从日喀则往北，再往南，顿珠诺布兜了个大圈子，多走了好多路。他们三人为何要往北，进入无人区？是慌不择路，还是误入禁区？
当时，在老人的小房间里，达瓦为我翻译老人的话之后，我有点吃惊，特地重复了一遍，请达瓦确认。是的，他们是从北部无人区那边过来的，翻过了一座很高的山，达瓦肯定地说。“一路上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刚来，还没有占领那些边远地区，”顿珠诺布老人说，“一路上还比较顺利。”
我一边浏览网上贴出的藏北无人区风光照，一边努力想象，一个半辈子都在寺院里念经，自小没有离开过寺院的喇嘛，走过无人区，翻山越岭，从日喀则一直走到印度的情景。顿珠诺布老人说，当时他们运气不错，解放军还没有到达那些地区，他们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生命禁区”对三个逃亡者来说，不算“太大的困难”？其中一个逃亡者还身带残疾。
无人区缺少食物，不过三个逃亡者应该会背着糌粑的吧。藏人出远门，总是背着糌粑，炒熟的青稞面，用水搅拌一下就能果腹，一时找不到水，干吃也行。水不是问题，无人区里有许多湖泊。有个网站上贴了些“无人区”里湖泊的照片，湖水清浅，镶嵌在荒芜的大地上，如同碧玉。作者称那些湖泊“上天的眼泪”。多么诗意呵。佛国沦为沙场，寺庙被毁，僧人离散，杀劫遍野，二僧一俗仓惶出逃，取道“生命禁区”，逃往未知的国土――苍天有泪，应否为之抛洒？
顿珠诺布从日喀则向北，绕道无人区，躲过解放军驻扎的地区，再掉头向南。当时，“四水六岗卫教军”还在西藏南部继续抵抗，顿珠诺布出走一年前，就是这支民间武装的数百名精壮战士，护送达赖喇嘛一行，翻山越岭，安全到达印度。
老人没有告诉我，一路上到底吃了什么样的苦。我访问的每个人对路途中的磨难都是语焉不详，他们总是用“路上吃了很多苦”这几个字带过，要不就像顿珠诺布老人那样，轻描淡写地说“一路还算顺利”。
北上南下，翻山越岭，步行多日后，顿珠诺布终于来到印度。根据当时的情况来推断，顿珠诺布很可能先进入米苏玛日临时难民营。
3
1959年5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发自印度脚山的消息。消息报导说，第一批西藏难民于5月13日到达印度，进入印度政府在阿萨姆邦脚山的难民营，并告诉记者中共军队用机枪射杀民众的残暴行为。这批难民共九十一人，全部是男性，他们衣衫褴褛，在崎岖的喜马拉雅山路上步行了五周。报导还说，印度政府宣布，已经有11,500名西藏难民越过印度国境，进入中印边境的阿萨姆邦，正在前往临时难民营的途中。
这条消息仅一百六十七字，而且刊登在第三十页上。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有关西藏的故事已经结束，他们的注意力早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然而，对于逃离故土的藏人来说，他们流亡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平叛”，“大饥荒”，“社会主义改造”，使得藏民传统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外力作用下突然改变。领袖出走，社会激烈动荡，人心惶惶，导致大批藏人南逃。背井离乡的人们如同潮水一般，一波波涌入邻国尼泊尔，锡金和印度，形成了不亚于“出埃及记”的民族集体大逃亡。
《圣经·出埃及记》中，“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为六万，他们是集体出走，有组织，有目标，有领袖，离开埃及时，还领着家小，赶着牲畜，带着金银细软。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出走并非逃离，而是摆脱奴隶身份，走向祖先的土地，因此，尽管张皇仓促，毕竟心中还有几份欣喜，一怀希望。
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出西藏记”，却是一群从未见过外部世界的人们，在故土惨重的变故下，被迫抛家弃舍，背井离乡的故事。这些人本是农夫，喇嘛，牧人，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却不得不逃向那里栖身。这些难民大多数不是有组织地出逃，他们是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抛家弃舍，仓惶出走。有时候，父母用背篓背着年幼的孩子，大点的孩子跟着父母步行，一家人就这样踏上漫漫逃亡路；有的是一个村庄里的邻居们彼此约好同行；还有一个家族的亲戚们一同逃难，更多的情况是像顿珠诺布那样，大家各自逃亡，在路上偶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逃亡者们相伴同行，路上彼此照应。
“出西藏记”中的人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很多人随身只带着家传的佛像和经书。后来，流亡政府派人到难民营中搜集经书，供第一批学僧们学习。现在，这些经书和佛像大部份被政府收藏，保存在直属西藏流亡政府的西藏档案馆里。
“拉萨战役”事出突然，不仅国际社会对大批逃亡的西藏难民毫无援助的准备，印度政府也是措手不及。大宗的国际援助尚未到位，印度政府力所能及地帮助难民，但是难民人数太多，又在边远的山区，人员和物质调配都相当困难。出于人道精神，印度政府尽力援助，派飞机到西藏难民进入印度的地区，空投食品和衣物。仓惶逃亡的藏人对他们将要面临的一切，自然是既无精神准备，更无物质准备，他们不知道，当他们进入印度时，次大陆湿热的夏季即将开始。
从1959年5月中旬开始，每天都有大批西藏难民进入印度。到了6月底，难民人数已经达到将近两万。如果从1959年5月13日，第一批西藏难民到达印度那天开始算起，到6月底的一个半月之内，平均每天有四百多名难民进入印度，还不算进入尼泊尔和锡金的那些难民。这时，达赖喇嘛到达印度才两个月。印度政府仓促搭建了两座临时难民营，一所在印度和尼泊尔边界，另一座在中印边境不远的米苏玛日。
米苏玛日临时难民营离特斯普尔城约十公里。在印度神话里，大神湿婆与黑天曾在特斯普尔一带大战。在这场神话战争中，两位大神相斗，血流遍野的却是肉体凡胎的兵丁百姓，特斯普尔因此有个别名，叫做“血城”。仿佛是某种宿命，逃离战争的西藏难民，到达印度之后，第一个栖身之地就在这里。
难民们成群结队，有些骑着马，大多数人步行，从各地汇集到米苏玛日。一望无际的丛林中有片空地，一道清澈的河水流过树林。河边的沙滩上，印度政府用竹子和篾片为建筑材料，派人在两周内赶建了三百座大棚屋，作为西藏难民的临时栖身地。到了这里，难民们已是人困马乏，再也走不动一步路了。他们在棚屋边的草地上停下，或坐或卧，等待印度政府的人员前来登记。
在临时难民营里，逃亡藏人的死亡率相当高。精疲力竭的难民们好不容易逃过战争和饥荒，到达印度，却立刻面临新的危险。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杀手是印度的湿热气候。从西藏到印度，海拔一下子降低了二千多米，同时温度提高了几十度，难民们到达印度时，大多数还穿着皮袍皮靴，戴着厚毡帽。到了难民营后，他们脱下皮袍，到河里去洗澡，换上印度政府发给他们的印度式白布长袍。为了防止传染病，难民们带来的皮靴和皮袍被收集起来，堆在一起，放火烧掉。每个难民领到一个铝制饭盒，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为路上受伤的人包扎伤口，然后，大家呆在难民营里，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疾病是难民们遇到的第二个杀手。逃亡的过程中，来自各地的西藏难民常常食不果腹，加上长时间的步行，有时还要躲避追兵。到达印度后，由于紧张，疲乏，劳累和饥饿，他们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大量难民在短时间内到达难民营，设计容纳几千人的营地很快人满为患，每座棚屋里住着三十到五十名难民，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挤进一百名难民。结果造成传染病流行。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常常是老人和儿童，西藏难民也是如此。许多老人儿童逃离了战争，却无法逃离印度的气候和水土，每天都有人死去，焚骨异乡。短短几周内，就有一百六十七名儿童死亡。
1959年4月25日，达赖喇嘛召开流亡政府紧急会议，其中一项议题就是安置难民。会后，葛厦开始与印度政府联络，商讨西藏难民的安置问题。
在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达赖喇嘛谈到，1959年，为了安置西藏难民，他曾数次拜访印度总理尼赫鲁，恳求印度政府给予帮助：
“第一次是在六月时，我前往德里拜访尼赫鲁总理，会商有关西藏难民日增的问题。当时已有二万名西藏难民，而且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我恳求印度政府能将这些新来的难民安顿到气候不像达普、布哈杜尔那麽湿热的地方。这些难民穿著长袍子、厚重的靴子逃出西藏，完全不知道即将逼近的热季。”
那时候，印度独立还不到十五年，国家百废待兴。印度本身也是个穷国，大量难民突然涌进来，印度人民虽然同情他们的遭遇，经济上却帮不了太大的忙。为了解决西藏难民的生存问题，印度政府提供了一个方案。印度北部山区人烟稀少，政府正好计划在北部山区修建公路。北方喜马拉雅地区山高天寒，气候潮湿，印度南方居民不适应气候，何不让印度政府雇佣西藏难民来修路？这样既可以给西藏难民工作机会，又解决了印度政府的需要。
难民们处在走头无路的境地，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方案。1959年9月，第一批难民从临时难民营出发，被送到锡金去修路。以后的几年里，难民们一批批被送到各地的筑路营，在山区修筑公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印度北方，喜马拉雅山南的树林里，到处是流亡藏人的筑路营。筑路营的生活是流亡藏人最困难的时期。生活在高寒地区的藏人，对许多疾病，包括肺结核，天生没有免疫力。他们已经很衰弱的身体与各种病毒接触时，完全无法抵抗。肺结核，寄生虫，流行感冒之类的疾病，夺去了大量流亡藏人的生命，据说死亡率高达十分之一。但是，具体的死亡数字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正像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平叛”，“大饥荒”和“文革”这三场席卷了整个藏区的人祸中，有多少藏人死于非命。
开始筑路的几个月后，达赖喇嘛亲自去看望在筑路营中做苦力的同胞。《流亡中的自在》中有如下描述：
“……我首次访问北方各省，以後我也多次访问北方各省，西藏难民现在正在那里修筑道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儿童、女人和男人都并肩劳作：他们以前是尼师、农夫、和尚，现在都被仓促地编在一起工作。白天，他们必须忍受在大太阳下作整天的重活；晚上，他们挤小帐篷睡觉。还没有人适应这里的水土环境，纵然这里比难民营还凉爽一些，但是湿热仍然使得我们支付可怕的代价。这里空气恶臭、蚊子又多。疾病到处肆虐，这些病常常会要人命，因为这些人的体格早已经陷入衰弱状态。更糟的是，筑路工作本身就非常危险。大部分的道路工程是在险峻的山边进行，筑路时所用的炸药也会引起意外。
即使到了今天，有一些老人还是带著当年那种可怕的劳动所造成的痕迹：残废、跛足。虽然现在他们的劳动成果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但当时有些时候看来，这整个冒险的筑路工程，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一场猛烈的倾盆大雨就能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一片红泥。……”
顿珠诺布1960年到达印度时，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已经迁居达兰萨拉。他和路上遇到的其他同伴们，共十几个人，到了达兰萨拉。从时间上推算，顿珠诺布是在1960年4月之后来的。
“当时流亡政府只有十几个人，”老人说,“还在老房子里。”他说的“老房子”，是达赖喇嘛刚来达兰萨拉时，山上仅有的几座英国人盖的小屋。“达赖喇嘛住在那边的山头。”
“那边的山头”指得是达赖喇嘛刚到达兰萨拉时，居住的斯瓦格阿什拉姆府，意即“天府”。“天府”现在还在，不知道做何用途，旁边有座寺院，正对面的松林里，人们修建了一座白色佛塔，一条条五色经幡一头系在松树枝上，另一头系在佛塔顶端。
顿珠诺布被送到西姆拉附近，一个叫做查乌的地方。他被派到一个百户长的手下，领来印度政府提供的镐头铁锨。顿珠诺布翻动经书的手握着铁锨的木柄，开始干重活。筑路营的管理沿用藏人的传统方式，二、三百人一个编制，由一名百户长负责。很多藏人是全家出逃的，也是全家都在筑路营修路。男人砍树，刨树根，女人平整路面，孩子们往筐子里装石块。每天工作八个钟头，男人一天挣二个卢比，女人一个半卢比。
“那时候东西便宜，一公斤面粉半卢比，”老人说。筑路营里有印度政府派来的医生，生病或者受伤得自己花钱去看。一个男人干一天活，可以挣四公斤面粉，节省一点的话，一个礼拜还能买一点肉。自己买炉子和锅碗，单独开伙做饭。前途虽然渺茫，当下的日子还勉强过得下去。可是，当藏人去印度村庄购买食品时，不免要与印度人接触。最初的接触却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藏人从印度人那里感染各种热带传染病，筑路营里不时疾病流行。在劳累，疾病和绝望中，又一批难民倒下了。
修路的难民们全住印度政府发的帐篷里，雨季期间，就在帐篷上面盖一块塑胶布。营地跟着公路走，修好一段路，众人收拾营帐，集体搬迁，在新的地点安营扎寨，继续砍树，挖土，铺石头，填土。顿珠诺布在查乌筑路营干了一年多，又转到另外一个筑路营去。就这样，他在印度北部山区修路，前后修了差不多七年。“印度北部的公路大部分是藏人修建的，”他告诉我。
顿珠诺布没有提起他何时还俗，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在修路过程中，完全没有条件念经修行，因此，他其实并没有按照仪规正式还俗，就这样自动失去了喇嘛身份。当时有不少僧尼，就是这样失去僧人身份的。他们的绛红袈裟无声飘下，遗落在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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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五十的时候，顿珠诺布总算结束了苦力生涯，孓然一身来到达兰萨拉。我问他那是哪一年，老人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来的时候，达赖喇嘛已经搬到现在的住所。大昭寺，也就是当地印度人称为“主神庙”的大经堂尚未建好，不过地基已经平整了。
达兰萨拉刚好成立了合作社，顿珠诺布进了合作社，做裁缝。没多久，合作社来了一位老师，教大家织地毯。藏式地毯在国际市场上颇受欢迎，织地毯成为流亡藏人的一条谋生之道。藏式地毯中有一种剪绒地毯，需要用小剪刀在织好的地毯上剪出立体的图案。顿珠诺布被派去学剪绒。学了半年，他成了一把好手。于是，顿珠诺布那双翻过经书，拿过铁锨的手又操起剪刀，在合作社工作，当地毯剪绒工。
六十年代后期，在印度的帮助下，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建立了不少定居点。在南方某地，印度政府买了一块地，安置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的手工业合作社剪了三年地毯之后，顿珠诺布连同一百六十多人被安置在那个定居点。老人还记得，那个地区很丰饶，到处都长着果子。
他们到达定居点一看，所谓“定居点”，其实只是一片荒地，既无田地，也无房屋，根本无处可居。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向树林，砍树拓荒。印度南方的森林是茂密的杂木林子，与喜马拉雅山南的松树林完全不同，倒有些接近南美大陆的亚马逊丛林，只是没有水。原始丛林杂乱无章，大树，竹子，灌木，藤条彼此纠缠，林中猛兽出没。一小群来自西藏高原的流亡者，日复一日，在南印度酷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伐木砍竹，点火烧掉灌木和刨出的树根，然后平整土地，盖房子，在异国的土地上重建家园。
他们那批人都是各种手艺人，不事农业生产，希望能靠生产各种手工艺品来养活自己。他们每天的收入不到两个卢比，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后来，流亡政府又送来一些人，陆陆续续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达到好几百人，靠手工艺日子越来越难过了。眼看无法维持下去，流亡政府只好减少定居点的人口，抽调一百人去修路。早藏人社区里，调派人是采用抽签的方式，顿珠诺布抽中，又回到筑路营重操旧业。那时候，北方筑路营中的大部分藏人都已经被安置在各个定居点了，只剩下三个百户，差不多三、四百人吧，还在修路。
路修完了，再去哪儿呢？那时候，印度南方正好新成立了几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那几个定居点在西南部的卡纳塔卡邦，几乎到了印度次大陆的最南端，离阿拉伯海不远。酷热难当的地方，雪山上下来的藏人，谁都不愿意去。还是老办法：抽签。顿珠诺布又抽中了。反正没有家小拖累，去就去吧。这回，他被送到卡纳塔卡邦的洪素定居点。生在那曲，长在日喀则的前僧人顿珠诺布痛失家园之后，不得不走向南方。一路走来，海拔越走越低，顿珠诺布终于从世界屋脊走到了海平面。
洪素是个农业定居点。顿珠诺布来到定居点，举目四望，看到的是一片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顿珠诺布又一次白手起家，操起砍刀锄头铁锨，砍树，修路，盖房子，开荒种地。藏人原先大部分是牧民，不善种地，农区来的藏人多少有点农耕经验，可是在青藏高原积累的农业经验，在南印度毫无用处。前三年，难民们向印度政府贷款买种子，肥料等，播种之后却几乎颗粒无收，欠了一大笔债。还好印度政府提供他们食物，各国慈善机构也给一些资助，还不至于挨饿。三年后，他们在瑞士农业专家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科学化耕种，终于获得了好收成，渐渐地可以自给自足了。
顿珠诺布在洪素住了六年。1979年，他再次返回达兰萨拉。这时候，他已经六十一岁了，依然孤身一人，无家无业。西藏流亡政府工作人员的食堂正好需要一名帮厨，顿珠诺布就接下了这份活儿，在伙房做帮厨，一直做到1991年。
那年，达兰萨拉养老院成立，为无人照料的孤寡老人提供安度晚年之地。顿珠诺布的上司劝他退休，并且为他办理了入院手续，将他送到养老院安度晚年。七十二岁那年，在印度南来北往，漂泊了三十一年之后，顿珠诺布终于退休了。养老院在达赖喇嘛居所下方的山坡上，面对康加拉山谷，一出门就是转经道。养老院一切免费，有专职护士照顾，每个月还发一点零用钱。
“这些年里回过西藏吗？”我一开口，立刻觉得自己问了个傻问题。
“没有，”老人通过翻译回答。“全家人我是最小的，其他人现在肯定早就没了。”
“有没有家里其他人的消息？侄子，或者亲戚？”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顿珠诺布老人穿着灰色圆领衫，外面套件灰色毛背心，盘腿坐在藏式小床上。他背后的墙上挂了幅印刷的唐卡，画的顶上挂着一条哈达，泛黄的人造丝顺着画的两边垂下。小床的一头是佛龛，供着释迦牟尼佛像和达赖喇嘛照片。老人院里有座大经堂，衣食无忧的老人们每天到经堂念经。有老人往生，经堂的墙上就会挂上一幅唐卡。
告别顿珠诺布老人后，达瓦和我离开老人院。推开一扇半人高，从不上锁的小门，就是转经道。阳光下的佛塔洁白如雪，无数条五色经幡在碧蓝的天空下飘荡。佛塔后，几树桃花开得正艳，喜马拉雅雪松青翠苍劲。一头牛在佛塔后面的经幡下低头吃草，两位老妇缓慢走来，推动佛塔下面的金色经筒。眼前的一切，是那样安宁祥和。
养老院的围墙上画着一幅壁画，壁画颜色鲜亮，笔法稚拙，有儿童画的风格。壁画下放写着一行字：愿天下有情众生皆得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