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新青年》申张民主的百年错局

民主与科学是1919年《新青年》推出的两大口号,这两大口号的推出,却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语境下:”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如果这里不谈科学,为什么申张民主就一定要反对孔教呢,这两者关系是二元对立抑或势不两立的吗。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是,《新青年》以反儒的方式推进它所称道的民主,直接把整个传统文化视为民主的对立面。一个世纪以来,《新青年》以高蹈的姿态成其为一体两面之化身:一个化身是民主,另一化身就是反传统。但,这两面同时构成了世纪中国的百年错局。

质言之,《新青年》所追求的民主是有问题的,问题更在于它简单化地把传统儒家推到了民主的对立面,从而造成一个世纪的反儒潮流。退而言,即使一个世纪的反儒潮流未能简单归因于它,至少也是它开了一个世纪先例。

在《新青年》看来,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中国两千多年是君主专制,因而它成为现代民主的大敌。又由于历代专制者都批上了儒家的外衣,所以”为了倡导民主,我们必须反对儒学”(陈独秀)。其实,根据现代政治学,民主与专制不是一个范畴。《新青年》之前的梁启超说得很清楚,民主是国体问题,专制是政体问题,两者”本不相蒙”;而且民主本身就可以表现为专制,比如”民主专制”。但,对此类政治问题,号为启蒙的《新青年》自身就未豁蒙。用今天眼光看,以其反专制的方式推进民主,是为一误;把儒家和专制绑在一起批,是为再误。就后者言,反专制即使可以拿传统下刀,首先也轮不上儒文化。和儒家相比,法家才是更重要的批判对象。毕竟是法家给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充其量也只是”儒表法里”;何况儒家形成于皇权之前的先秦,先秦时代不是大一统的专制时代,反倒是政治多元性质的贵族自治时代。孔孟儒家先后奔走于各诸侯之间,恰恰是要用自己的礼治观念说服诸侯,从而推行其仁政。儒家仁政无论有多少问题,但,专制问题非但不是其主要;相反,在先秦诸子中,它反而最有可能成为现代民主的古典资源。

从刻下知识界的认知主流看,视儒家为民本主义当无问题,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都体现了儒家政治仁民爱物的一面。但,进一步,认为儒家政治具有民主主义倾向,不能不说,这还是一个有待证实并需要阐释的问题。毕竟民主与民本不是一回事。民本问题乃是就统治者来说,必须把民放在一个根本的地位来考量,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统治者何以成为统治者,亦即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从何而来,这就不是民本问题而是民主问题了。那么,儒家能够经得起这个问题的考量吗。

我个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前此,我曾行文专门提及《史记·周本纪》中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的”有民立君,将以利之”,这是指”君为民所立”。记得我在那篇文章中这样评价:”君权并非受命于天,而是获之于民。由民立君,这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古典表述。这一难能的思想何其古远,远在夏后之世,又在雅典之前,复与迩来的欧风美雨曲径暗通。”自古公亶父而下,这里可以再添一条书证,《论语·尧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其中”信则民任焉”是指统治者取信于民,民才会对其任用。从”民立君”到”民任焉”,其义一也,都是指统治者的权力取决于民。它和现代政治中的民主原则若合符契。如果不是一味求其书证,而是重在把握精神,则更不难发现儒家政治中的民主基因。比如传统政治无不强调天命,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命”即天命。但儒家的天命看似在天,其实在人,天人合一,天表人里,最终是以民的意志为转移。《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所见既然来自民之所闻,按此逻辑推衍:天立自我民立,天任自我民任,天选自我民选。于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看起来以天为上,追根究底,却是民为至上。如果不否认这就是儒家的政治思想,那么,它与现代选举民主纵有距离,但却无以构成《新青年》所认为的那种反对关系。

当然,我无意在儒家的先贤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打等号,两者的差别依然不容忽视。儒家民主是断片的,充其量它只构成现代民主的一种资源。另外,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是制度形态,古典民主还只是一种话语精神。为何我们传统中的民主话语不能在制度层面上落实,以至于有话语而无制度,甚至至今如此,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追究的问题。

《新青年》可以申张民主,但不必炮打传统文化;就像它可以反专制,但不必和儒文化过不去。这两件事《新青年》都搞错了方向,这是它在政治学上的缺陷,庶几致命。《新青年》的民主带有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性格,它反对间接形态的代议民主,主张全民运动式的直接民主。另外,它之反专制,不但反错了门头,反而正是因为它的引进–苏俄布尔什维克,方才导致本土百十年来的专制灾难,而且是极权性的。由此可见,无论张民主,还是反专制,《新青年》都误导了那个时代,而且误导了一个世纪。

问题更在于,这种误导,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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