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今天是9月23日，劳改基金会和四五行动、民间人权阵线、香港女同盟会、香港中华民会、香港记者协会、独立中文笔会、民主党国事小组、香港基督徒学会、北京之春杂志社、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范国威议员办事处、梁国雄议员办事处、关心香港前途小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美国“关注中国中心”、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香港非正规教育研究中心、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海内外民间团体的代表100多人，举着横幅、标语、刘晓波等系狱作家的画像，再一次到中国驻香港办事处示威、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及其他狱中作家，及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是仅仅为刘晓波事件，大家就第三次“光顾”中联办了。

游行队伍由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率领，到达中国驻香港办事处后，一干人马挤在非常狭小的通道里。（共产党为了破坏团体、民众的示威活动，可是费尽心机，在自己家门口，加建一个大大的花坛；结果，据风水专家说，这是中共自断命脉。）

由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宣读22个团体连署信《刘晓波被逮捕三个月要求释放刘晓波及其他狱中作家及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北京著名作家、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及联署《零八宪章》，于2009年6月23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今天刚刚满三个月，至今仍然被拘禁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他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已遭当局驳回。我们强烈要求北京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它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异见作家及维权人士。

多年来，许多作家与维权人士因发表批评国内政治制度的言论而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身陷囹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了箝制异见作家的手段，违反人类自由表达的天性，和打击人民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肯定中国人民对改善社会制度的贡献。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数据显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中国政府最常用作打击异见人士的罪名之一，38名异见作家曾因这个罪名被捕、被控或判刑，至今仍有18人系狱或被拘禁。而根据笔会搜集的数据显示，这批文字工作者全因发表不容于中央政府的意见而受累。

有关条文不单是当局制造文字狱的工具，更可能与中国《宪法》相违背。中国《宪法》第35条订明，中国公民均享有言论自由，但《刑法》第105条所指的“煽动颠覆”，定义过于含糊，令当局很容易滥用这条法例限制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甚或惩罚他们，例如其中所谓“其它方式”便完全没有界定，“煽动”一词亦没有提供量度标准，令人民难以辨别何种言论会超越官方可容忍的底线。为此，内地一些法律学者和律师曾于2003年提出废除这条恶法，我们现在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响应这个要求，停止再制造文字狱。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

1、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2、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它被以言入罪的文字工作者及维权人士；
3、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然后由独立中文笔会代表蔡咏梅、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代表柯欣欣分别用普通话和香港话朗读刘晓波夫人刘霞特别为今天这个活动而创作的新诗《无题——给晓波》：

你说话你说话你说实话
你白天说夜晚说只要醒着就说
你说呀说
你在封闭的房间里你的声音冲到外面扩散
二十年前的那场死亡重又回来
来了又去如同时间
你缺少了很多东西但亡灵们与你同在
你没有了日常生活加入亡灵们的呼喊
没有回答没有
你说话你说话你说实话
你白天说夜晚说只要醒著就说
你说呀说
你在封闭的房间里你的声音冲到外面扩散
二十年前的那个伤口还在流血
鲜红鲜红如同生命
你喜欢很多东西但更爱与亡灵们为伴
你对他们承诺与他们一起寻找真相
路上没有灯光没有
你说话你说话你说实话
你白天说夜晚说只要醒著就说
你说呀说
你在封闭的房间里你的声音冲到外面扩散
二十年前的枪声决定了你的生命
永远活在死亡里
你爱你的妻子但更骄傲她与你共度的黑暗时间
你让她随心所欲更坚持让她死后继续给你写诗
那些诗行没有声音没有

最后，游行人士把黄色丝带绑在中联办的铁栅上，就和平散去。

 
抗议活动现场－1 
 

抗议活动现场－2 
 

抗议活动现场－3
 

 
抗议活动现场－4
 

（武宜三摄影报道）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龙应台在写这本书的一年中，感觉有几千万亡魂跟她在一起，她希望两岸领导人能够对在国共内战中的亡魂举行一个追悼、说对不起的仪式。她希望打开黑盒子，真实了解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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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看完书稿后，台湾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发了个短信给龙应台，只有一句话：“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捧着短信，欣慰地说，自己的心情，朋友都懂了。

对作者来说，以零碎的个体命运串联起庞大的历史变局，并不是容易的事。在历史谜局，那是“一个小孩子进入大森林，森林里几千几百条路，每一条都有无数岔口，每一个岔口你都要做决定，往哪个方向走”；而对很多受访者个人来说，那是深藏心底、一辈子从未打开的黑盒子。

龙应台说，六十年来，对那黑盒深处的数千万亡魂，两岸的领导人都欠着一句“对不起”。一本书能做的有多少？她低声重複那句话：“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以下是龙应台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的内容：

你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是谁？

这是个複杂的问题，比如一个战役的名称，你到底要称它为“淮海战役”还是“徐蚌会战”？你到底是要称它为“解放军”还是“共军”？这本书到最后，我决定统一称为“解放军”，可每次校对，我的朋友们都会问，不是“共军”吗，你为什么称它为“解放军”？所以一个用词就已经牵扯到你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如果说这本书同时给华文世界的读者来看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读者是以台湾读者，或者香港读者以及海外的读者作为对象；第二读者是中国大陆。我希望这本书能进中国大陆，即使稍有更动。另外，我写这个书一个很核心的目的是，透过书写和研究，让我自己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我父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希望这本书，对於现在二十岁这一代的人，他们对於历史既不知道也没兴趣，我希望我能够写到打动他，以至於他会买这本书去送给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祖父祖母，而同时，他竟然会愿意，在他的祖父祖母在跟他说起过去的时候，他会坐下来听一次。

你提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该怎么理解“失败者”的意义和价值？

这本书恰巧在十月一日前出来，当大陆庆祝胜利，庆祝建国六十年的时候，对内战是否可有更深刻的反省？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台湾的领导人，在六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共内战中的亡魂有一个仪式，不是一个胜利的仪式，是一个追悼的仪式，是一个说一声对不起的仪式。另外一个层面，台湾人的“失败者”情结很深，我也想小声地提醒，如果你只有“失败者”的认知，那表示，第一，我们的长辈当年来到台湾，白手起家，过去这六十年建立起的现代台湾，你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成就，所以你还带着那个战败心理；第二，也是想提醒我们自己，这种失败以及失败后他们所创造出的新价值，是一个值得致敬的价值。它离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胜利主义越来越远，离追求个人幸福的价值越来越近，正是因为失败，你才得到这个文明的、柔软的价值。

一九四九是个庞大的题目，处理那么庞大的历史资料和细节，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感受就是，过去一年来跟几千万的亡魂在一起生活，几千万，几千万的亡魂，那感觉特别奇怪。说来奇怪，你感觉他们都在。那么多的亡魂是，比如说，你在种田的时候，一队兵来了就把你抓走了，连跟父母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你才十七岁，然后从此以后你被送到集中营，你碰破了皮，没有药，五天之内，一定死；又或者你就被日军拖到坑里活埋了；或是像林精武的回忆，他的战友就死在身边，当时大部分人去从军的时候，都会换名字，所以他说，战友死在你边的时候，你只能抱着他痛哭，你连通知他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连他的名字都是假的……几千万，几千万的人就死不瞑目了。在我整个写作的过程里头，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次，我要找一些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它就突然在某个时间出现了，就感觉特别奇怪。我从来不信教，从没烧过香，也没有任何灵异经验，但在整个过程里头，就好像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那感觉特别强烈。

这是无数漫长的痛苦的故事，你要怎样去处理这里面的理智与情感、事实跟判断？

我很记得波伏娃和萨特，这一对情人大概在四十年代在伦敦的桥上的一次争执，在那个城市看到无限美景、繁华、夕阳西下，波伏娃在自传里写道就说，马上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她就觉得，为什么萨特冷冷地站在那里.两人争执，萨特就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当你还沉醉在感动中，你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昆德拉在解释kitsch的时候也说：第一滴眼泪是感动，第二滴就是kitsch（媚俗）。这本书里涉及的亡魂，三千万都不止。但是我如果停留在那个自己在感伤、悲伤的情绪里头，我出来的文字会很差，会感动不了人。我必须超越过那个层次，才能真正把那个力量传达出来。所以我写这本书是没有眼泪的。

另外，书里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对孩子的述，所以我从头到尾说，这不是一个客观的、全貌的现实。如果你要以那个要求来对我说的话，我会说对不起，本来就不是。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写註解，去查资料，因为我不希望它又是一个漂浮的、印象式的东西，它不是。我很严格要求自己，譬如我在网站上面找到的材料，我虽然相信它是真的，但我都会请我的助理到图书馆找那个实体的东西，或是到网上去买那个书，都有实体的东西在，我才安心。我很希望很多历史学者，把我当历史的小学生来看，提出我有错的地方。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

书里你侧重写台湾，你怎么看一九四九年，对面留下来的那批人？

这是这本书没办法处理的。一九四九年，可能有三四百万人到了海外，加上他们的亲属，一个人大概要有十个亲属被连累的，四百万人对应四千万人。后来在大陆的肃清、镇反，后来所有的运动和打击，那四千万人的命运、遭遇其实也没有人好好写过.那也是一个更大的黑盒子。我甚至觉得，大陆人比台湾人还更该看这本书，如果你从历史里不得到任何一点清醒的教训的话，你是註定会去重複那些事情的。如果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你还只有大肆去庆祝这一个角度的话，你势必会去重複你的过去。

若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你最希望读者是哪些人？

所有人，而且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觉得这本书对大陆读者的意义可能还超过台湾读者，原来不太关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也应该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你。

书里有很多跟着时代浮沉，或者被时代湮没的普通人的命运.身为个人，遇到这样的大时代，他们可以做什么？

你看到这些故事里头，十三、四岁的人，都碰到了生命攸关、一辈子的决定：你到了一个火车站，南下还是北上，一辈子；到了码头，你上不上船，一辈子；你孩子带不带得走，一辈子；火车突然停的时候，你下不下车，又一辈子。乱世的时候，一个决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当不当兵，逃不逃兵……所以到最后的结论——我访问的这些人，他们切身经验得到的结论，我自己学习得到的结论——作为一个人，你从小就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一个盲目的跟随者，你要清醒地知道要思考、要追问，要了解自己在那样一个大的结构里头处於什么样的位置。任何一个以集体为主的社会，集体的意义就在於避免你自己做一些个人的决定。所以这本书试图表达的一个理念，就是你一定要思考个人跟集体的关系，是对抗或合作都是需要细细思索的。这本书试图呈现，你做不思考的螺丝钉的后果会是什么，日本人难道愿意让自己国家走上那个地步吗？德国人难道愿意吗？没有人愿意的。但如果大家都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螺丝钉的话，那部机器就往那个方向走。

在你个人的创作历程里，你怎么看待这本书的意义？

其实创作经历里，有两条线是并行的。写《野火集》的时候我也写《孩子你慢慢来》。有个说法是，从《孩子你慢慢来》到《安德烈》、到《目送》，然后从《野火集》，一直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两条线一直并行，最后彙集到这本书。并不是说先是《野火集》那种激烈、尖锐的批判，后来才变成柔情派。对我来讲，情感跟理智一开始就是同时存在，到这本书，两条河流进入大海。

（实习生周续娟、王点点协助採访）

中国大陆60年来经济领域走过了一个由中共建政初期（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期）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到经过农村集体化与城市工商业改造而化为了国有与集体所有名义下的权力”占用”时代，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尤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与企业转制，展开了一场从权力”占用”制到官僚”占有”制的转变。应该说这个至今仍在进行中的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1949年中共夺得政权后，中国经历了短期的以农村为代表的分田到户，兑现着中共革命时期宣称的”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但时间不长，仅仅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农村与城市同时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村通过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完成了土地国有与集体化的过程，而城市通过公私合营，最后达成了国营目的。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根本性就是个权力干预经济而强力消灭私有制，实现在集体与国有名义下的所有制改造过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这个改造过程就基本完成。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历经二十余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处于一个计划经济下的权力”占用”制时代。这个时代社会物资财富基本上是归权力所有者来支配。从小到社会最基层的农村集体经济，大队干部就可以决定集体经济领域的一切生产活动与物资分配。由于那个时代社会普遍物资的短缺，农村生产队在基本维持农民生存需要情况下，以余粮为主要代表的物资全部被上缴给了国家。留在集体可支配物资基本上就是队干部权力处置的范围。那些集体物资表面是以集体所有的形式存在，但事实上为生产队干部与更高一层的公社干部根据自认的需要而使用着，成为他们”占用”的对象。这种以使用、分配与处置权为代表的”占用”情况在国营与集体企业中也占据主导性地位。

这种从物资产权名义上的集体所有与全民所有，由于所有者对所有物支配权的间接性，甚至于所有者完全处于对所有物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状况，说明了当时社会没有提供起一种监督能支配所有物的管理者的杠杆，从而决定着所有物的管理者，对集体所有与全民所有名义下的所有物，具有极大的处置权，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占用”关系中。

这种”占用”关系本质上表现于”物”的所有权跟使用权、分配权与处置权的分离状态。这种分离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事实上完全失去对所有物的使用、分配与处置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完全落入了少数管理者手中。 在这里有权对”物”使用、分配与处置者并不是法定的所有者，并且从法律意义上这种使用、分配与处置权是要受到所有者的授权、监督，是由所有者决定后，再由管理者实施的。但由于社会没有提供起所有者对所有物使用、分配与处置的决策的有效渠道，从而使”物”的使用、分配与处置权完全与所有权分离开，落到了”物”的非所有人–管理者的手上。

没有法律所有关系前提的”占用”关系，是一种违法背理的关系，也是名实不符的关系。这种非法且不义的关系会直接表现于对”物”责任的缺失上，即最可能对”物”承担责任的所有者，在这种关系中变成了对”物”没有任何权力的人，而不可能长远对”物”承担责任的非”物”所有者的管理者，却长期占据着对物使用、分配与处置的权力，从而导致”物”失其主的状况。在一个物品无主状态下，该物品要么是完全无用的废弃物，无人愿为其主，或不需要什么主，要么该物品就必成为被人争抢的对象，出现人人愿为其主的状况。

在所有权与使用、分配、处置权完全背离的权力”占用”时代，会产生所有者偷窃其所有物与管理者任意处置非其所有物的怪象，进而出现社会资源高度浪费，工人、农民消极怠工，资产增值普遍呈负数。从社会发展与财富积累的角度，这种”占用”时代是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中国社会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一再濒临崩溃，民生日艰，到70年代末，社会难以为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占用”制所使。

如何摆脱社会资产所有者无权负责，而管理者不愿负责的状况，激活社会发展动力，根本性就是落实产权，让所有者真正能对所有物负责。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探索的路子。但起源于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上世纪80年代改革，主要是加强管理者对管理物的责任，而没有探讨所有者对所有物的责任。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领域所有者身份问题日益成为绕不开的课题。经济规律决定着只有所有者才会长远而持久地对所有物负责，才能最大地使用与保护好所有物。这样产权问题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的根本问题。

按理产权问题就是落实曾经一再宣称的全民与集体所有问题，让全民所有真正为民所有，让集体所有真正为组成集体的各个成员所有。应该说这种产权由名至实原本是名正言顺的事，然而中国由于处于权力”占用”制时代，权力主导着经济产权的落实，而不是所有者主导着对所有物归属的落实。由权力来将”占用”物落实给所有者，在权力的霸道与人性的罪恶双重作用下，所有物必然会被由”占用”向”占有”转变，而不会由”占用”到主动放弃”占用”归还所有者转变。

落实产权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要求，而权力”占用”主导下的产权落实，在所有者无法对所有物处置参与的情况下，”占用”关系只能自然地向”占有”关系转变。中国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由早期的探索加强管理责任，到九十年代直接落实产权，事实上就是权力主导下将”占用”物设法化为”占有”物的过程。

从经济自身发展来说，”占用”时代转化成”占有”时代是社会财富责任得到加强的一种表现，会大大激活财富增值的动能，经济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得到高速发展，社会财富会短期内呈现暴发式的增长，社会财富流转会加速，各种变换着花样而转化产权的形式会令人眼花缭乱。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表现出繁荣。

然而权力主导下”占用”向”占有”关系的转化，天然具有致命的缺陷：其一，违背正义原则。由于权力主导，所有者对所有物监督缺席，产权落实事实上就变成权力瓜分，曾经名义上的全民与集体所有，最后就变成权贵所有。通过这个转变，物的产权虽然得到明晰，但所属非人，应该的所有者彻底失去了所有物，连名义上的归属也不存在了。这种落实产权本质上就是强取豪夺，化公为私！是极端不义的。应该说正义原则是人间天道，任何时代都不可违逆。而任何对正义原则的违逆也最终必遭报应！其二、违背现行法规。这种打着落实产权旗号下的掠夺瓜分，事实上与现行法制也不相符。中国在处置产权上也出台多种政策法规，要求公开透明，让直接利益群体充分参与。但事实上中国无论企业转制，城市拆房，农村征地，那些直接利益人曾经名义上的所有者–全民与集体，都被排斥在外，成为这些事关产权落实事件中的局外人，处于完全不知情状态。这种普遍性的暗箱操作，完全背弃权力集团自己制订的法规。其三、颠覆人伦底线。中国权力主导下的产权落实，是完全丧失人性，不讲底线的掠夺。其中屡屡出现残杀抗争者，逼死无辜者的改制、强拆与征地，就是明证。这个权力主导下产权转化过程中的血腥与罪恶程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仅见。对此中国目前每年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就是活证据！

中国经济改革从”占用”到”占有”时代的变革，是不公不义、违法背理、丧尽天良的变革。它远不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所能概括的。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时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但是那是纯粹经济的行为，是在自愿与平等协商、讨价还价下达成契约的结果，而中国权力主导下的产权落实，却完全没有任何协商、平等与讨价，是赤裸裸的抢劫与杀掳。两相比较，罪恶轻重一目了然！

经济发展中的落实产权，实现物有其主，这并没有错。而通过原本该服务于社会的公权力来完成这种掠夺与瓜分下的产权明晰，那就不只是错，应该是大罪特罪！这种不公不义下的产权变革，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资源枯竭，后续乏力，整个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整体性危机与时俱增！

形成社会这种危机的直接原因：其一是掠夺瓜分下的产权变革必然导致短期经济行为。经济人不是想法通过经济行为赚钱，而是苦心孤诣于与权力勾结，用权力来瓜分，这种罪恶会深深毒害经济领域，会形成违背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强盗经济。这种经济行为必然是短视、癫狂与畸形。其二通过不公不义转化过来的产权，必然导致产权”占有”人心存恐惧，不敢在这个被他化来产权的国度作长远投资与增值的经营，他们只会选择作短暂的掠夺性”投机”，并想尽办法将不义而来的产权转移到外国，以规避可能到来的正义追讨。如此经济必然出现资产大转移下的贫血情况，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而稳定，必然是后续乏力，难以为继！其三是不公不义的产权变革，导致社会基本法理道德底线失守，社会必然沦陷入价值崩溃、不择手段的混乱状态。如此一来，社会整体性灾难就必然如影随形，难以挣脱。中国今天的状况就正处于泥淖深陷而不得自拔之中。中国今年7月发生的因企业转制而引起数万工人起来抗议，进而将管理者打死的辽宁”通钢事件”与数千工人坚持近半个月抗议的河北”林钢事件”，以及持续不断的企业转制、城市拆迁、农民征地中群体性抗争事件，就是这种灾难的注解！

中国如何从权力主导下”占用”到”占有”的经济改革泥潭中拔出身来？首先，当然就是要将权力从经济改革中超脱出来，而超脱出来至今人类摸索到的途径就是民主与宪政，即推进中国民主宪政改革，是解开权力”占用”转化到”占有”的前提。其次，清理一切产权变革中遗留的问题，弥补权利受到侵害者的损失，让产权改革成为在法制、公开、公正与利益相关人平等协商上的社会变革，告别权力的私相瓜分。

四中全会上，胡锦涛们提出了一个公布在位领导人财产的方案。

方案说，先公布县处级的财产，若干年后公布省部级的财产。再若干年后公布中央领导班子的财产。但遭到下属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掐指一算：再若干年后“中央领导班子”已经换界了，不需要公布财产了。

于是，他们提出相反的方案：先公布中央领导班子的财产，若干年后公布省部级的财产。再若干年后公布县处级的财产。

双方争执不下，突然有人提出新方案：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应优先公布老百姓的财产，并核算出老百姓中的贪污比例关系。双方转忧为喜内部一致通过严打方案。

香港的警匪片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往往是黑帮老大过生日的时刻：表面上是风风光光、八方来朝，如同一场流光溢彩的嘉年华；幕后却是仇家寻仇、敌人云集的阴谋诡计，明枪与暗箭，让主人防不胜防。那个顾盼自雄、谈笑风生的黑帮老大，其实早已风声鹤唳、杯弓蛇影，满桌子的鱼翅燕窝，一口也咽不下去。尽管布置了不计其数的保镖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家性命，威风凛凛的老大最后仍然不免死于非命，正如《无间道》中的那句名言：“出来混，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如今，过六十岁生日的中共，也如同黑帮老大一样。不，他们比黑帮老大还紧张。所有进京的火车和客车，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必须采取登记身份证件的“实名制”。所有入京的人，都需经过几道关口的严密检查，检查者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住在天安门附近、皇城根下的民众更倒霉：出入必须携带身份证件，如果忘了携带证件，便会被路口盘查的军警扣留，然后打电话给所在街道的派出所的民警，让民警来“认领”。频繁的演练必定封锁道路，使许多居民有家不能归，在此时段之内，地铁、公交、出租全都不能驶入“核心区域”。许多居民笑称，当年北平沦陷的时候，日本宪兵盘查“良民证”也没有如此仔细。

在我家门口，在“十一”之前的三个星期，便有一大群人上岗执勤了。其中，有我已经熟悉的国保便衣的面孔，从去年奥运到今年“六四”二十周年这些所谓的“敏感日子”，他们都与我如影随形；还有因为警力不足而雇佣的几名少年，一看就是附近村子里乳臭未干的无业少年，他们搬了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百无聊赖的模样，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监视我。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九月，有奥运会和残奥会，有两会和“六四”二十周年，有若干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在这些日子里，我都会失去自由或者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骚扰，在一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日子居然多达三个多月。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连美帝国主义也逐渐不放在眼里的胡锦涛，为什么会害怕我这个布衣书生呢？我手无寸铁，唯有一台小小的笔记本电脑；我百无一用，唯有写作几篇不同于“主旋律”的文字。你们过生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何要来骚扰我呢？为什么要将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每一个捍卫权利、自由与尊严的公民都当作敌人呢？

是因为恐惧，胡锦涛一直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看看九常委在中央全会上的神情，哪个脸上有发自内心的笑容呢？他们竭力假装出轻松的模样来，却如同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他们个个都高度紧张，仿佛丧钟随时将为之而鸣。他们不像是在过生日，倒像是在办丧事。这样的气氛诡异的庆典，还能有几次呢？

陕西宝鸡凤翔县的血铅事件，逐渐透露出了更多的背景消息，令人震惊。例如，当初为了建这个污染企业所使用的强制拆迁手段，最初是以微薄的补偿金引诱农民自行铲除正在生长的农作物，遭到抵制，但东岭项目是得到凤翔县县委、县政府全力支持的。

时任县长的赵晓明要求拆迁工作两个月内确保完成，原话是“不存在商量，不存在研究，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在这样伟大的决心下，凤翔县政府以抗洪救灾的名义，把全县的干部、职工、教师、医生、以及各乡镇所雇用的农民工，近15000人，调到村子里，人手一把镰刀、一顶草帽，要强砍玉米。农民们抵挡不住，便纷纷趴到玉米地里，以身体保护幼苗。还有数百人拥上了宝宁铁路，将铁路截停近一个小时。看事情闹大了，要闹出人命了，政府方面只好暂时作罢。第二天，当地干部带着现金来了，用金钱分化村民。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下，终于强占了建厂所需要的土地。

为什么当地政府有这么大的决心和干劲呢？后续的报道出来了，事情很简单，不过就是利益驱使。每年东岭新冶炼厂为凤翔县贡献2400万的财政收入，占凤翔县的总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他们是为了地方谋福利吗？不是的。这2400万的财政贡献、使我们的公仆们兴高采烈地和发达的国家官员们的工资水平接了轨。

有一篇网文算了一个帐，240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每年在被侵占的土地上，每亩为官家贡献了1万多元的财政收入。看起来也不少，但如果换一个方式算一算，这2400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财富。比如说一个县委书记一年的薪水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低于10万，那么这2400万只不过不到200个县委书记一年的薪水。如果这2400万是在一个平静的、不会造成社会危害的情况下，被创造的，那即使只用来养活几个县委书记也属正常。但问题是这2400万的收入附带的是几十万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危害。就算中国的普通民众的生命和健康不值钱，也算是一个巨大的代价了。

我非常欣赏这位网友。他不单单是简单的谴责，而是开始深入到了经济层面。说到底，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至今，绝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建立起这个认识。当然，最刺激人的是污染所带来的利益的分配，如果大致说得过去还罢了，但现实过于残忍，公仆们上了天堂，老百姓下了十八层地狱。在据说是万恶的旧社会，老百姓们还没有断子绝孙吧。健康平安、生儿育女，这不过是黎民百姓最最低下的愿望了。现在连大自然给的这一点儿最基本生存权，都被官家剥夺了。

如果不谈分配不公，仅谈收支，也是得不偿失的。且不说那么多人、特别是未成年的孩子，健康受到了终身的损害，仅仅是说钱，光是搬迁和新村建设费用，可能就高达2亿元。还有被占用、被污染的土地呢，那又值多少钱？数千亩农地，应该价值十几个亿吧。最后要彻底清除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那又是多少钱呢？

有网友悲愤地说，十年的发展所欠下的债，一百年也还不清。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子孙准备了足够的债务，让他们几代也还不清。这确实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宿命，但是我们的悲愤在于我们辛苦、我们流汗，成果却是少数人的，而造成的灾难却要有大多数无辜的、也无收获的普通人承担。

9月中旬，中共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会前传，全会的主题是民主与反腐；并盛传，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终于要建立起来。但，会议结果显示，这一制度并未出炉。

取而代之的，是轻轻带过的一句话：领导干部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就业情况要对上申报。即，不须全部申报，不须对民众公开，最多关起门来，内部了解一下。仅说“党要管党”，不提“人民管党”。而众所周知，任何官员、任何政党，如无外部制衡，所有体制内监督，形同虚设。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便是中南海的反腐剧情。反腐，不仅没有决心，简直是无心。一年前，国内报刊就披露网络民意调查：要求立法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民众，达90%；反对建立这一制度的官员，却高达97%。有官员甚至讥讽这是“馊主意”；有官员甚至反问：“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雷倒众生！

通常而言，某团体回避某个问题，意味着，该团体中的多数、乃至全部成员，都顾忌这一问题，做贼心虚，顾左右而言他。试想，当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常委，都有问题财产，配偶子女都经不起盘查；当如贾庆林、王乐泉这样的腐败大员，就高坐台上，沐猴而冠；如此“全会”，岂能真心反腐？拒绝“阳光法案”，是因为见不得阳光。仅仅因为是一个执政党，才不得不硬着头皮，空喊几句反腐口号，做做样子，冠冕堂皇。

犹记八九学潮期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曾表示：公布官员财产，我愿意带头。此言，是回应民众呼声，也是回应对赵儿子“官倒”的指控。然而，赵的这个表态，却触动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利益集团，必欲除之而后快。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有之，而号称“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至今付之阙如。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夸“先进性”的中共，当政已经60年，“六四”之后，又拖延了20年，仍然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等于自我承认：当今中共，就是腐败集团。

该次“全会”，提到“民主”，仍提“党内民主”，老生常谈，人言“换汤不换药”，中南海连汤都懒得换。即便提到“党内民主”，中南海不失强调，其目的，是“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并再度发誓“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换言之，“中共执政地位”，“压倒一切”，一旦触及中共既得利益、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什么民主，什么反腐，都要让路。

该“全会”闭幕后，中共驻港党报引用毛泽东于1945年与党外人士黄炎培的对话，黄感叹，中国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兴亡定律，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毛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显然，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是不明白“只有民主才能监督政府”这个原理；正因为明白，才反其道而用之：只要不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可为所欲为。

毛泽东后来公开承认：“我们就是要独裁”、“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类似“豪言壮语”，只差没有说出口：“我们就是要腐败”、“超过国民党一百倍”。

论“党内民主”，唱尽高调的胡温政权，不要说远逊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就连华国锋时代都比不上。今日中南海，早已背叛华胡赵时代“党政分家”、“政企分离”的改革路线，大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官黑一体，警匪一家。

该次“全会”公报中，还有所谓“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之说法，解读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只要有形式上的“党内民主”，就能封杀人民民主；只要分赃不出问题，全党不分裂，就能依靠专政工具，将各民族强制捆绑。中南海心下明白，腐败，也是“全党团结”的粘合剂，正所谓“变坏事为好事”，故要要假装反腐，不动真格。

针对当前新疆乱局，以及去年的西藏事件，公报声称：“要全面贯彻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岂不是与达赖喇嘛立场一致？如何又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公报随后强调“坚决打击民族分裂活动”，表明，面对治疆、治藏的失败业绩，中南海不检讨，不反省，仍自以为是。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丧失了反省能力的政党，虽是庞然大物，却正如黄炎培所言：最终跳不出兴亡周期定律。

现在互联网和手机上有很多段子，或者短小精悍的故事，大多很好玩，不乏恶搞，年轻人就以为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其实在各个时代都有类似的玩艺，例如我生活的六、七十年代就有很多。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为了让国人从思想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对苏联集权独裁和特务治国的本质认识，当时的某机构直接从美国引进一些恶搞苏联党政机关特别是臭名昭著的克格勃的段子。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莫斯科拥挤的车站大堂，一位老妪的脚被一个中年壮汉重重踩住了，那老妪疼得够呛，可中年壮汉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于是，那老妪抓住中年男人的风衣，要求他把脚挪开，并要求他道歉。那中年男人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有镰刀和锤子图案的证件晃了晃，老妪立即明白了，原来中年男人是克格勃。老妪赶紧松开了手，忍住被踩小脚的痛楚，恭恭敬敬地对克格勃道歉道：对不起，我不小心把脚放在了你的脚下面，对不起啊，可以请你高抬贵脚，放过我吗……

这些段子风趣幽默，翻译成中文后，立即在国人中传播，客观上帮助了普通国民消除了对“老大哥”苏联的崇拜。当然，能够恶搞的对象并不多，当时的主旋律还是“正搞”，以具有积极意义的故事引导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尤其是涉及到中外关系，更是云里雾里，莫测高深。涉及到周恩来总理幽默果断、机智聪明的小故事和段子数不胜数。其中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美贸易的。那时我还很小，好像刚刚上小学。故事是这样的：美国的鸡蛋不够了，从中国购买了满满一火车的鸡蛋。由于当时的中美没有建交，这笔生意自然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当满满一火车的鸡蛋运到美国后，那些长着鹰勾鼻子的美国人左检查，右检验，简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最后竟然宣布：中国运来的鸡蛋里发现有超标的农药成分，不符合美国食品安全标准。美国人勒令火车就地折返中国，并阴笑道，中国人如果不服气，可以不退还购买鸡蛋的美金。

外交无小事，当时中美之间没有“外交”，自然是外贸无小事。周总理听了汇报后，当即挥舞大手作出了决定，立即把美国人购买鸡蛋的美金连本带息退还给他们，同时作了另一个决定——也是这个故事的高潮。周总理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仿佛都看到他老人家站在办公室里，双手叉腰的伟岸样子。

周总理当时作出的另一个决定是：当着美国和全世界的面，把装满鸡蛋的火车直接开到太平洋边，把所有的鸡蛋倒进太平洋里……

几乎所有我认识的老师和小朋友，包括我自己，听到故事高潮的霎那间同时欢呼了、激动了、高潮了。痛快啊，痛快啊，美国佬，以为你刁难我们，看不起我们和我们的鸡蛋，就能够难住我们？我们幸亏有一个好总理啊，他不但保住了中国人民的面子，而且还无情地痛击了无耻的美帝国主义。听了这个故事，我们都仿佛看到长着鹰勾鼻子的美国佬那震惊、痛惜、后悔和难堪的表情，至少在那个时刻，我们自己都吃不到鸡蛋并且还常常饿肚子的事实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共和国有面子了，共和国的人民有面子了，我们迎头痛击了仇敌——美帝国主义……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不过，我认为有必要交待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资料。当时，我的家庭条件不算太差，但每个星期如果能够吃一到两次“蛋炒饭”，实在是幸福的事儿。我生活的那个时代，鸡蛋是属于奢侈品的。我想编写这个段子的人应该也不常常能够吃到鸡蛋，否则，他不会装了满满一火车鸡蛋。当然这个故事如果把鸡蛋换成其他的，也同样震撼，当时除了鸡蛋，吃的和穿的几乎都很稀缺。装满一火车的任何食物，哪怕是大米，都能够让我们空空如也的肚子产生幻觉。

当然，“鸡蛋”并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正如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后，谁也没去追究中美之间通火车了吗？火车能够直接开到太平洋岸边，然后把鸡蛋倒掉后扬长而去吗？当时大家的大脑都是线性思维，不会转弯，一个故事只有一个结尾，一个结尾只能产生一种思想。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你听到后能够兴奋、激动和高潮，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暂时也会忘记“缺衣少食”的现实。

不过，我之所以对这个故事记忆犹新，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鸡蛋，这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巨大的悬疑：后来大概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只要我肚子咕噜叫了，或者馋嘴想吃“蛋炒饭”了，我都会在私下里开动小脑袋琢磨：他们把那满满的一火车鸡蛋倒在哪里了？如果我能够找到的话，不但我每天都可以吃“蛋炒饭”，而且我会给我的父母、哥哥姐姐、亲戚朋友、老师每人一大包一大包鸡蛋啊……

当然，这是私下的琢磨，后来的某个时候，我会为自己丢了全中国人脸的想法感到脸红。这就是我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后来到北京工作后接触了一些老同志，从他们口中我才知道，原来我听到的那么多趣闻轶事（也就是现在的段子、短信和小故事）几乎都不是真实的，也不是“民间流传”的，而是有一些机构专门负责编写出来的，有些是为了用气球送到台湾去做宣传，而更多的则是用来满足广大的中国人民的饥饿的肚皮和更加饥饿的自尊心。

我不知道年轻人是否看懂我在说什么，毕竟他们离我们那个时代太遥远。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实在很神奇，难怪有文革中过来的人还在怀念那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整天嘴馋“蛋炒饭”的孩子听到满火车的鸡蛋被倒进大海里，竟然充满了自豪感；一个建立起来主要用来限制自己的国民冲出去的国家，却能够让全国人民都以为全世界的侵略者都想冲进来；一个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国度，几亿民众都沉浸在解放全人类的歇斯底里之中……

时代已经变了，但这类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只是“鸡蛋”可能变成了“鹅蛋”（见《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或其他什么物件。有时我忍不住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故事可以经久不衰、大行其道？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善良和愚昧？以及忽悠我们的人太强大和太狡猾？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

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我很想吃“蛋炒饭”的时候，他们用满满一火车的鸡蛋诱惑我不顾自己的肚子而忘我的去爱国，可恶的是他们；而当我长大了，如果我还去相信他们编的故事，那可恶的不是他们，而是我自己。

杨恒均2009/9/20

今年5月1日傍晚，从南京起飞的东航航班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坐在左舷窗的我透过窗口往外看，第一眼看到的是停在一旁的一架军用战斗机（松山机场以前是军用机场）。吸引我注意的是机身尾部的一方图案，那是以”青天白日”为整幅的中国国民党党旗。我凝视有顷，终于明白，自我儿时从电影和文学中获知的”国军”，果然就是国民党军。记得若干年前和朋友有过讨论，即1946-1949年国共内战时与共军相对的”国军”，到底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军队国家化。

作为一项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不应该属于党。道理很简单，军队是由国家全体纳税人供养，而不是由党费供养。即使党费可以供养，也绝不许允。如果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军队，那么，两党就不会在议会里竞争，而是在战场上开打，于是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记得当时一位老先生提出这样一条理由，国军里没有党的成分介入，比如不设置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所以国军可以看作国民政府的军队。话虽有理，但并未释疑，毕竟当年黄埔军校出来的军队就是党军，而且还有政治部。直至5月1号那天傍晚，我的眼睛又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即国军就是国民党军，因为那架战斗机机身的图案是国民党党旗而非中华民国国旗。

5月3日上午，和一位朋友相约，地点在原国民党党部大楼之前。朋友问我要不要上去看看，我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随后来到离此不远的总统府，它的前面就是”民主广场”。那天是台北的自行车节，大会的发布机构就设置在民主广场上，而且在视觉上它正堵着总统府的大门，使得局面本来就不大的总统府没有一点威严气象，倒像个喧腾的闹市–至少我那天的观感是这样。朋友领着我向总统府走去，因为那天开放。快到跟前时，一条长线拦住，一位执勤人员要我们从右侧绕过来，再进总统府。当时天近中午，太阳灼人。要绕上一圈，我便没了雅兴（本来对权力之地就无甚兴趣），和朋友掉头就走。走至广场一边，再回观这座前日本总督府的总统府时，看见总统府大门两侧各有一排中华民国国旗，每排大约五、六面，一字排开，在阳光与劲风下飒飒飘扬。当时我并未与朋友说什么，按了下快门便离开。但，今天我这里做的文字正与这国旗有关。

因为两岸隔绝，大陆的朋友在我以下的年龄对中华民国国旗一般不关心也不清楚。写此文前与朋友喝茶，说要做上这样一篇文字，坐中一位五零后出生的朋友就不清楚它模样为何。中华民国国旗由红、蓝、白三色组成，在这点上它和法国国旗颜色一样。但，颜色一样，含义并不一样。法国国旗红、蓝、白是三种颜色并列，没有其他图案，它们分别象征三种理念：自由、平等、博爱。中华民国国旗当然也有它的象征性，但它象征什么，却是由它的图案构成所决定。通常人们把中华民国国旗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其中”青天白日”是国民党的党旗（它其实和日本国旗比较接近），”满地红”则是青天白日之下的红色大地，喻指整个国土。就国旗的设计而言，它是国旗中镶嵌着党旗，而且党旗的位置在国旗的左上方，由它对整个国旗形成一种统摄，即表明中国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因此，如果可以用大陆语言转换，”青天白日满地红”也就是”党的光辉普照大地”。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华民国国旗在观念层面上的含义，一语以蔽之：党在国上。

“党在国上”用国民党当年自己的语言就是”党权高于一切”。1928年12月，由于”东北易帜”，国民党得以结束北伐，一统中国。于是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泰山顶上立了一块碑，碑面上六个擘窼大字”党权高于一切”。此碑一竖，即表明北伐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代，即”党治”或”一党专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对北洋的倒退，它打断了北洋时代断断续续的议会进程，用苏俄党治终结了英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即效取美式共和；但，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引狼入室。在苏俄操办下，创立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开一个世纪军队党化之恶例。也正是依凭黄埔党军，国民党战胜了北洋，从而在本土把一党专政制度化。

当然，中华民国还有另一面国旗，那就是1928年”东北易帜”以前的”五色旗”。作为国旗，它由辛亥革命后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未通过的则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五色旗并列着的五种颜色（红、黄、蓝、白、黑），象征着满清统治结束后的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其义甚当。然而，”东北易帜”，前此未获通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就取代了五色旗。这一取代尚缺乏程序上的完备，它是当时国民党的自作主张和一手包办。如果1928年以前的中华民国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共和的意思分明写在五色旗上），那么，”易帜”之后的青天白日，则表明这个国家业已从”民主”走向”党主”，从”共和”走向”专制”。因此，当我们从来认为北伐获胜是一次历史的进步时，非也，从制度角度，它其实是从20世纪以来的”最不坏”开始走向”更坏”和”最坏”。

我不是要在这里给国民党算旧账。国民党1980年代后期自我解严，开放党禁，于是有了民进党的崛起，然后开始政党轮替，至今为止，已经走完了一个轮回。作为一个大陆人，直到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那天起，我才对它的这一举动产生敬意。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不仅是政权的所有者变了，更重要的是政权的性质变了。从”党主”到”民主”，我深为华人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了一块真正的民主土地而高兴。这次在台十余天，我主要是感受彼岸与此不同的制度空气。我很高兴我感受到了，但我也很遗憾，我还感受到了”党治”的残余痕迹，尽管它只是符号化的。但在我看来，它是如何的刺眼。既然一个党只是全体国民中的部分，它怎么可以凌驾于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之上？党治时代，我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但问题在于，台湾现在是民治时代。台湾的全体公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国民党，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民进党。如果中华民国国旗依然是国民党”党在国上”，那么，对选择民进党的那些公民来说是否公平。同时，这其实也是对民进党的不公，如果可以仿效，民进党执政时，是否也可以把他们的党旗置诸其上。另外，台湾的军队已经不再是国民党一党私有的军队，而是国家武装；那么，那架战斗机上的国民党党旗或党徽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印记。我想，这不是一架飞机的问题，类似这种党记符号在台湾的社会生活中是否还有其他，为什么不加以清肃。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国1928年有过一次”易帜”；80年后，为彻底结束党治，包括它的一切残留，看来应该再有一次易帜。国旗中不应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影子，更不允许它居然可以”党在国上”。今天的台湾已经走出党治的阴影，像这个样子的中华民国国旗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在此，我吁请中国国民党暨马英九先生正视一下这个问题。当年蒋经国先生主动开放党禁，今天马英九先生如有此举，则是对当年蒋先生历史性举动的赓续。它更能表现出今天的国民党今非昔比，能够私以致公，自我革命。因此，这件事由国民党来做要比民进党做好得多。我这次在台北是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有关五四的一次学术会，五四那天，马英九先生与会并讲话，我便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我并不掩饰对马英九先生的欣赏，但我更欣赏的是马英九先生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法学出身。中华民族可能不缺一位能干的总统，但鉴于这个民族法治传统的先天阙失，注定更需要一位尊重法律乃至敬畏法律的总统。我很希望马英九先生在力行法治上做出表率。中华民国国旗如不”易帜”，则肯定与法治抵牾。假如有人要问，今天的台湾到底是”法治国”，还是”党治国”，别的不说，就看它的国旗吧。

请马英九先生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