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经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审议批准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持续十年的”文革“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被中共官方称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除了10年文革，就是8年（1937-1945）或者14年（1931-1945）日本侵华战争了。
10年文革就像是一条鸿沟，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拦腰截断，至今没有出版正式的中共党史，原因就是不知道怎样绕开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曾于2001年编纂出版过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有关1949至1979这30年的第五至第八章的题目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对于“十年内乱”，基本上采用了否定式的论述。
上述叶剑英讲话还用了“拨乱反正”一词，这是1977至1979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话语，后来才出现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说法。下面将要介绍的五个思想政治派别，有四个都是主张拨乱反正的，尽管他们在拨什么“乱”、反什么“正”上意见不一；只有一个派别强调一脉相承，强调60年的一贯性，强调所谓“新中国道路”。如何评价中共建政后的60年，已经成为当前思想政治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
1976年毛泽东离开人世后，华国锋、汪东兴鼓吹“两个凡是”不得人心，第一个在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是“还原派”。
文革期间，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出笼了两个政治结论（通常称为“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7年8月8日，复出后的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建国后的17年，教育和科研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会议还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上大学不再搞群众推荐。这可以认为是在实际行动上拨乱反正的一个起点。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教育部随即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写文章，最后由胡乔木定稿，发表在《人民日报》。这样一来，就把所谓的“十七年教育黑线专政论”推翻了。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篇文章一发表，引起了一串连锁反应。在这篇文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教育黑线来源于文艺黑线’。文艺界的同志看了很高兴，希望《人民日报》帮助文艺界赶快把文艺黑线推倒。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十几位作家来座谈，刊登了座谈会纪要，宣布文艺黑线专政论是错误的。稿子一见报，又惹了祸。登出的当天就来了电话，说你们《人民日报》是怎么回事，全国教育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的，怎么能推翻呢？这一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只能妥协，说现在还是以批教育黑线专政论为主，批文艺黑线专政论两天登一次。这样，第二天《人民日报》停登了一天，有人就怀疑批文艺黑线犯了错误。以后，报纸上继续登，人们就放心了。我们觉得，一家登，孤掌难鸣，就采取借花献佛的办法，转载其他报纸批文艺黑线的稿件。这样一来，批文艺黑线就批开了。以后，什么教育黑线，新闻黑线，公检法黑线，工交黑线，一个个黑线专政论都平反了。”
否定10年“动乱”，肯定17年“红线”，这样的拨乱反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在“红线”主导下孕育出“浩劫”。用叶剑英的话说，为什么“极左路线得以横行”？为什么其推行者能够“把欺骗手段同极端野蛮残暴的恐怖手段结合在一起”，“同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为敌”？
不论是参加1978年底至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4000高干大讨论的多数中共体制内人士，还是参加民主墙和民刊运动以及高校竞选运动的体制外人士，都不能接受17年“红线”论，都反对向1966年文革发动前的路线和体制“还原”。最后，邓小平和陈云压制了党内外“彻底清算毛泽东路线”的主张，在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向“非毛派”作了一些让步，把毛泽东“乱政”的起点从1966年提前至1957年。
“历史问题决议”的基调实际上是陈云定的，即所谓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决议肯定“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否定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承认“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否定了“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承认正是这一错误观点“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就是说，“还原派”实际上承认了，1949年以后中国的两次“浩劫”——“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人饿死和文革导致上亿人遭受政治迫害，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错误路线的产物。
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必须彻底抛弃给中国带来“浩劫”的祸根——毛泽东思想。然而《历史问题决议》却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为了“保旗”、“护党”，“还原派”指鹿为马，强奸了已经死去的毛泽东。中共八大以前，毛泽东积极推行“全盘苏化”，紧跟斯大林唯恐不及；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才得以发挥历史主动性，开创自己的思想，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原派”说毛泽东自己开创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把苏共二十大以前的“斯大林模式”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来顶礼膜拜，这种双重的歪曲只能在政治上暂时收效，而不可能在理论上说服人。
（二）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斯大林模式”一时走俏，但是到斯大林去世前后，该模式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以苏共二十大为标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想改革“斯大林模式”。但改革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赫鲁晓夫的改革受到苏共党内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最后他本人被迫下台。毛泽东虽然比赫鲁晓夫更具党内实力，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来进行改革，但实践证明，他推行的“双百方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模式”还不如“斯大林模式”，六七十年代还不如五十年代，这是“还原派”的结论。
到八十年代，苏联和中国再次掀起改革潮。三任党魁接连去世，把在斯大林死后读大学法律系出身的戈尔巴乔夫推上了苏共总书记的宝座，他开始搞“新思维”。中国的改革比苏联稍早一步。如果说农村家庭承包制还属于“还原”的范畴（1962年陈云、邓小平等人就支持过“包产到户”），1983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迈出了告别计划经济的第一步。尽管五十年代一手搭建计划经济体系的陈云、李先念等人反对改革，但是，在文革中经历过底层磨难的党内有良知的中坚干部（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出身的七七级、七八级大学毕业生）都坚决要求改革。邓小平则游刃于这二者之间。在整个八十年代，改革派与保守派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激烈较量。
八十年代改革派的改革信念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事实：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的东亚发展模式（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越了实行计划经济的苏东发展模式；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源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体制，“社会主义”的专制封闭体制严重扼杀创造性，已经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到八十年代末，以于光远为代表的改革派理论家所鼓吹的拨乱反正，其“正”已经不是1956年的中共八大路线。在他们看来，1983年起步的体制改革，其实质是返回30年前，接续1952年刘少奇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否定1953年毛泽东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谓“一化三改”，就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改革派的政治代表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项南、朱厚泽等人，像赫鲁晓夫一样失去了权柄，但是改革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实行市场经济——则假手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初付诸实施。
现在回过头去看，体制内改革派的主要问题，是将改革的着重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而不是放在解放和发展“人权”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肯定的“思想解放”，还没有达到人权层面。叶剑英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词中提到“广大干部和群众毫无人权保障”，却被胡乔木之流改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阉割了“人权”一词。邓小平则在1979年3月30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将“要人权”的口号称为“煽动”，随后公安机关逮捕了在民主墙和民刊运动中提出该口号的任畹町等人。在八十年代，虽然“人道主义”获得了平反（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对此有很大贡献），“人权”却一直被当局视为“反动”词汇。目中无“人”的改革，显然是在方向上有偏差的。
在八十年代，体制内改革派的拨乱反正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没有反思中共建政初期的种种举措——暴力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等；他们没有质疑中共在发动内战中的作用和用“枪杆子”颠覆行宪政府的正当性；他们没有提出中共本身的性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极权主义政党）问题与一党专政的合法性问题。
（三）
体制内改革派的理论和路线，到20世纪末，已经逐渐丧失了解释力、号召力和凝聚力。这时候，一个强烈要求反方向拨乱反正的思想政治派别开始崭露头角。
九十年代后期，几千万城市产业工人在“砸三铁”中下岗，城乡收入水平从缩小再次转向扩大，在改革受损人群中“贬邓褒毛”成为一种流行话语，这种话语的基本倾向是否定现状，其中一部分具有明确理论指向的人则主要是“新毛派”。
“新毛派”打着毛泽东的大旗，但是作为在野者，他们不可能完全追随作为统治者的毛泽东，所以需要用一个“新”字来加以区别。
我在2000年《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一文中指出：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即使“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政府”与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
“新毛派”扬弃了毛泽东对于斯大林主义和“旧政府”的眷恋。用黄章晋的话来说，“新毛派”所拥戴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毛泽东，而不是“暴君”毛泽东。在“新毛派”理论家的笔下，毛泽东是一个反“精英”、反“官僚”的民粹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既是精英中的精英，又是官僚集团的总头子。
“新毛派”与“还原派”和“改革派”背道而驰，他们既否定文革前的17年，也否定文革后的30年，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回归“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他们的榜样人物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张春桥。“新毛派”的主要问题是，由于经历过大饥荒、大批斗、上山下乡的人现在仍然是社会的主流人群，痛苦的记忆尚未抹去，很难让他们认同把文革时代作为拨乱反正的目标。
“新毛派”揭露和批判官商（包括外商）勾结，权钱交易，为了特权集团的利益出卖民族利益、瓜分民众利益，是有其积极作用的。我在30年前发表于民刊《北京之春》第7期的文章《特权不除国无宁日》中指出：少数特权者反对“文革”，是因为“文革”触动了个人的权利和地位，他们由此认识到，个人独裁不利于整个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想要建设一种政治官僚们按照等级大小安全地享有特权，而不必在独裁者下面惶惶不可终日的贵族政体。“向特权开战，既要触及几干年的封建旧体制旧传统，又要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确实要冒一点风险。但是因而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就会埋下一条长期困扰我国社会的祸根。特权不除，国无宁日，‘文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事实还会再次证明这一点。”当时，邓小平用“四个坚持”保护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特权阶层，从而酿成了今日的苦酒。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用事实来揭露种种特权行径（“揭黑幕”或“扒粪”），本身就构成一种政治监督与制衡的力量。
但是，用文革的方法来反特权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我在《难以割断的历史》（载《北京之春》1979年第4期）中指出，在文革的进程中，人民自己教育了自己，他们从生活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新权贵比旧权贵凶恶百倍，十一年还不如十七年，封建主义复活是比“资本主义复辟”更现实的危险，“只反贪官”解决不了社会弊病，迷信狂热和无政府主义不是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对手，唯有民主和法制才能给中国带来四个现代化的光辉未来。30年后，人们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中国需要全方位的公正与平等，需要人权与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平等与社会福利；用极端政治不平等的手段，维持一个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维持一个贫困线以下的经济相对平等（晚年毛泽东为少数人“走后门”开了绿灯），这不是共产主义的天堂，而是极权主义的地狱。
（四）
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出现了一个“中国模式派”（简称“中模派”）。首先，我们要将其与官方媒体上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吹大擂的御用文人区别开。二者同属于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阵营，用八十年代的话来说，就是“歌德派”。但是，后者是掌权者的文学侍从，他们的文章基本上是中共近几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阐释与申论；前者则以“帝王师”自居，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甚至具有“前卫学者”的声誉。因此，“中模派”比听命于中宣部的写手，更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中模派”要“通三统”，也就是要把60年来的“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模式”与“邓小平模式”融为一体，提炼出不同于世界主流文明的“中国模式”或曰“新中国道路”。该派代表人物之一潘维说：“中国模式是关于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这里面不需要拨乱反正，对于“存在即合理”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成功之路”就是“正确之路”，“政治伦理”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中模派”反对“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的说法，强调“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鉴于中共建政的前7年得到《历史问题决议》的肯定，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又一直受到官方媒体的吹捧，“中模派”打造“六十年‘成功之路’”的重点是放在重新评价“毛泽东模式”上。迄今为止，“中模派”还没有敢于触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这块烫手的山芋，他们的策略是从“毛泽东模式”的边缘入手。譬如说肯定“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又譬如假洋人之口肯定中央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和“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延安道路”。
“中模派”无法回避与“还原派”和“改革派”的正面交锋。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一再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诸多问题”；“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小平将“改革开放”前的问题，归咎于“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中模派”如果不同意邓小平的结论，就必须对过去60年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尤其是恩格尔系数和城市化水平的U型曲线，作出自己的解释。
“中模派”如果要对“共和国六十年”进行“整体性论述”，还必须弥合五十年代的对苏“一面倒”与七十年代的联美“一条线”；弥合毛泽东的“三个世界”与江泽民的“一个世界”——江泽民在1993年11月的APEC西雅图会议上提出应把“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世界”带入21世纪，在1997年5月16日的《中法联合声明》中表示致力于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以“迫于外部环境”来为“打摆子”外交辩护，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当苏联大使馆跟着国民政府搬迁到广州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等待与中共接洽，是毛泽东得知刘少奇与斯大林的谈判结果后，亲自决定赶走美国人，在外交上“一面倒”。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专家后，1961年，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访苏签订了购买和由苏联帮助制造米格-21（中国叫歼-7）的协议。苏共并没有与中共撕破脸，是毛泽东为了挽回在国内政治中的颓势（自己亲自“挂帅”发动“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人饿死）而孤注一掷，以“反修”名义来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主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决裂。
“新毛派”认为，由于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益没有被底层民众分享，绝大部分流入官僚特权阶层以及受到他们庇护的资本力量和黑社会，其中一部分流入洋人以及“假洋鬼子”（“裸体做官”者的妻儿家人）手中。“新毛派”的观点，与“中模派”为“盛世”“歌功颂德”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反差。
“中模派”的论敌，除了“还原派”、“改革派”、“新毛派”，自然还有“宪政派”。
（五）
始于1978年底的民主墙与民刊运动以及1980年的高校竞选运动，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宪政目标，但是当时绝大部分运动参与者的头脑中，还没有“宪政”这个概念。我本人是在1981年撰写《政府的稳定与效能初探》一文时，才首次提出要争取“宪政与法治”，实现“宪政国家”。在整个八十年代，宪政派的旗帜尚未彰显，仅是“政治体制改革”阵营的一支“急先锋”，还算不上是“主力军”。1989年“六四”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大批改革派改弦易帜，宪政派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宪政派主张彻底的拨乱反正，他们心目中的正统，既不是1956年的中共八大路线或者1952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更不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及“十六条”。至少应当回溯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该纲领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如果考虑到四十年代的国共两党均已严重感染“苏维埃模式”的病毒，更彻底的反思应当回溯到陈独秀、孙中山“以俄为师”以前，回到民国初年宋教仁和梁启超开展“议会政治”、“两党政治”的宪政道路。
这种深刻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过去的60年或者90年。我曾说过：回顾中国在20世纪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
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地位方面，过去的90年基本上是上升曲线，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均有功焉。“梁启超时代，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巴黎和会，但日本成为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中国被排除在外，使国人深感耻辱。蒋介石时代，由于全国军民的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中国得以参加开罗会议和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罗斯福称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或世界‘四警察’之一。毛泽东时代，拥有原子弹的中国虽然还不能与美苏两个核霸主平起平坐，但是‘四两拨千斤’，中国的份量放在哪边，哪边就能占据优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与尼克松握手，是苏维埃帝国从扩张到收缩，从兴盛到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邓小平时代，由于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从小于五到四到三再到第二位，这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一条曲线。”
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教育、卫生、科技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容抹煞的事实。不过，“中模派”将其视为“新中国道路”的成功，“宪政派”则将其视为中国对于“全球化”成果的分享。经济增长，科技革命，卫生普及，寿命增加，人口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性现象。“中模派”喜欢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菲律宾这些在殖民化以前尚处于部落社会的国家与中国比较，这本身就是对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已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文明的大不敬。根据麦迪森的研究，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总量上就是世界老大，19世纪末才被美国超越，文革期间才被日本超越。即使中国在2020年以前赶上美国，也不过是恢复了历史的常态。但历史告诉我们，诸如开元、乾隆那样的“盛世”，本身蕴涵着崩溃的基因；而且那种社会底层被压榨状态下的帝国“盛世”，也不是当代中国人所要追求的目标。在“中模派”为“成功”沾沾自喜的时候，“宪政派”更多看到的是发展潜力受到压抑和未来风险的增加（如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根据社科院专家的研究，由于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垄断和管制，中国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仅为人均GNP相近国家的四分之一。
以现代性的标准来衡量，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社会建设方面，过去的90年经历了严重的挫折与倒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均有过焉，其中尤以毛泽东罪孽深重。蒋经国逝世前，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算是子偿父债；他的同学邓小平，本来也有机会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启动宪政民主进程，但是他没有这个见识和魄力，白白糟蹋了历史机遇。
“宪政派”并不否认过去30年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拨乱反正。经济体制上，计划经济为主已经让位于市场经济为主；社会体制上，单位社会趋于瓦解，公民社会初现萌芽；在对于时代的整体认识上，从列宁、毛泽东乃至陈云所谓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转向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是，也有60年一脉相承的东西，这就是“新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潘维说是“人民民主”，我看漏了两个字，应当是“人民民主专政”。潘维在许多地方都把对民主的推崇称作是“新蒙昧主义”，显然他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离不开“专政”这把“刀子”。然而，尽管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一直强调要“巩固专政”，但这把“刀子”已经越来越钝化了。在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诱致力（即软实力）丧失殆尽后，毛泽东式的“专政”已经行不通了，势必要转向蒋介石式的“专政”，即从“群众专政”转向“警察专政”。“中模派”喜欢说，民主不是万能的；我要说，警察不是万能的。
“中模派”对于日益全球化的国际格局充满恐惧和敌意。他们在国内是现行秩序的“保守者”，在国际上则是现行秩序的“革命者”。潘维鼓吹要“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他们所谓的“中国模式”，与20世纪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异曲同工，都是要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分庭抗礼。如果“中模派”一时得势，其最终结局也是不难预料的。
在我看来，中国既是当下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化的大赢家。21世纪中美关系的榜样是上个世纪的美英关系，中国和平崛起的结局将是世界领导权的和平禅让。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等到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两倍以上，软实力也积蓄到一定的程度，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自然会邀请中国来担当“世界领导者”。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别人来“三顾茅庐”“敦请出山”了，中国也要仔细掂量作为国际体系主要运行者和维护者的责任、成本与利益，再决定进退取舍。
我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战略抉择》一文中指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民主化这些‘追赶现代化’的目标；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之后，才能在‘继续现代化’中发力抢跑，为解决人类的生态、世态、心态三大问题作出较大的贡献。当前，除了经济上的全球经营战略，我们还要确立三个目标：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实现宪政民主，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前提条件。中国跨越海洋，走向世界，开展全球经营的主要障碍，不是日本的潜艇，不是美国的航母，而是中国“专政”者自己布下的水雷阵。“中模派”可以不承认“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但是民主国家不会因此而削弱对于专制国家的戒心与防范。进一步拨乱反正，抛弃60年一贯制的“专政”，才能开启中国更加光明的未来。
200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