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见到家住贵州省贵阳市建筑巷的老妈妈王淑英之前，我就对其人其事，如雷贯耳了：没有很高的文化，也没有什么工作的她，十余年来，为了维护女儿的合法权利，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多次进京上访。为了上访，她与警察巧妙周旋，多次成为漏网之鱼，也多次被捉拿”归案”；为了上访，年近花甲的她才开始学习电脑操作技术，学习冗繁的法律条文；为了上访，有”访友”救助过她，也有”访友”出卖过她；还是为了上访，她曾经被警察打骂过，被软禁过，被抓进看守所过。甚至，如果不是因为她是一个为人精细加久经沙场的上访精英，她也许就被”检查”成精神病患者，如今只好呆在精神病医院，被党和政府无时不刻、无微不至地”关爱”着。
年近古稀的王淑英老人，如今仍然在为女儿，为自己等五个冤案不屈不挠地上访着。王淑英是怎么被逼上进京上访，这条万分艰难而又万分辛酸的道路的？2009年新春的一天，本人来到王淑英老人家中，就此采访了王淑英老人。
上访导火索：女儿遭遇”被离婚”
上个世纪初期，贵阳市多家媒体刊登了一个有关离婚的纠纷案件：在女方没有与男方一起来到婚姻登记机关的情况下，1993年，贵阳市某区婚姻登记机关注销了陈某及其丈夫的结婚证，即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直到约一年之后，陈某才于婚姻登记机关处知道：自己与丈夫的夫妻关系，早在一年前就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解除了。陈某的母亲，就是王淑英。王淑英和女儿认为，婚姻登记机关的行为涉嫌违法，并且，男方当时已与另一女子成婚，涉嫌重婚。
刚开始的时候，女儿与母亲一起，为了推翻这一无效行政作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一起在省城找有关部门上访。那时，母女二人想得太简单了：如此明显违反婚姻法的事情，我就不相信告不翻婚姻登记机关。
找了许多部门，找了许多相关人员，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倒越来越复杂了：连女儿单位的领导，也”提醒”女儿：你是怎么进这个单位的，还想不想要这个工作？投鼠忌器，害怕弄丢了饭碗的女儿不能不瞻前顾后，退居到维权”二线”。但是，爱女情深，性格刚毅，凡事一定要问个为什么的王淑英老人替女儿咽不下这口气，她一直坚持上民政，找法院，跑人大等，要替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直到两年后，当地民政局算是对此才有了个维持原判般的”说法”。母女二人认为，这个说法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的，为此，陈某于1995年11月将当地民政局告到了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1996年3月，法院判决下来了：民政局撤销陈某和丈夫的结婚登记的行政决定，被法院撤销。接下来，民政局还曾经发出书面决定称”表示接受，予以纠正”。但其具体”纠正”措施却是：宣布陈某与丈夫当年的结婚登记无效，对法院判决，却只字不提。
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因此得到执行。当年5月，陈某向法院提起了执行申请。申请仍然没有得到执行，愤愤不平之下，1997年，陈某以涉嫌重婚罪为由，将其夫告上了法庭。
王淑英不是一个只会喊冤叫屈的祥林嫂，她一直指望着依靠法律武器来维护女儿的合法权益。经过数年，经过多种场合的锻炼，经过无数次翻看法律资料，这时的王淑英，已经”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掌握了一定法律知识的人了。在这次自诉刑事案件中，王淑英已经从一个旁观者，从一个旁听者的角色，上升到了参与者，甚至上升到了代理人的角色。是的，在这次诉讼案件中，王淑英成了女儿的首席代理人。而且，法院的判决结果说明，王淑英这个速成加自学的代理人是非常合格的：”女婿”重婚罪名成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女儿、”女婿”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998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宣告”女婿”无罪。这个判决，也拉开了王淑英后来长达十年的，告公安、告法院等更为复杂，更为辛酸，更为残酷的为女儿、为自己的进京上访维权之路。
初次进京上访，不幸遭遇车祸
虽然拿到了当时的省里、市里等第一”大脑壳”的签字，但女儿和自己的冤情并没有得到平反昭雪。无法可想之下，王淑英老人只好到皇城告御状。
王淑英第一次进京上访，是1998年11月份。
幸好自己有个女儿住在北京，幸好女婿很是孝顺，否则，别说复杂的上访事宜，来到京城，自己住在哪里，也是个问题。
在女婿的带领之下，王淑英老人总算来到了那个看似威严，自己却又无法对它充满应有信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在此之前，王淑英老人只知道北京是中国的什么政治、经济之都，来京上访之后她才大开眼界：北京，它还是中国的上访之都。你看来这里上访的人，真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令人叹为观止。上访的门路、程序等等，王淑英老人当然一无所知，在人堆里七转八转，等她弄清楚，在这里上访得像去银行办理储蓄业务一样需要拿号等候，才有可能被召见时，一天的时间已经给浪费了。
第二天上午，登记拿号了。可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还没有叫到自己。王淑英半是嘀咕半是询问地自言自语到：莫非，要等好几天？七嘴八舌的答话让王淑英一阵头晕目眩：等几天？等几周你能被接见，都是你的运气好，我们中间，等几个月的都有。第二天，又去拿号等候。仍然没有被叫号。回女儿家中的路上，王淑英乘坐的出租车发生车祸，王淑英的脚被严重撞伤，不能上访了。一个多月后，王淑英只好拖着伤脚，回到贵阳家中。
王淑英说，宪法规定，上访是公民的权利。再说了，上访办、上访局是干什么吃的？供人上访的。这篇神奇土地上神奇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合法的上访得偷偷摸摸地进行，违法的截访则明目张胆地进行。
作为一个上访者，反截访，这是基本素质之一，否则，你就没戏–刚到京城或在路上，你就被劫持回家，甚至被投入看守所，你还上什么访？
王淑英有过很成功的反截访经历，也有过很令她沮丧的反截访失败经历。在上访中学习上访，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站起来，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王淑英的反截访经历，都是发人深思的。
自从1998年开始，王淑英经常到北京上访。2005年开始，她更是每年都要到京城上访。有时，一年要去几次。
恐怖：差点被”鉴定”成精神病人
对付王淑英这样的既执着，又有理有据的老上访户，各部门可谓伤透了脑筋。有一次，他们使出了阴招。”老太婆”不好对付，一位信访局局长采取迂回战术，他找到王淑英的女儿，以深表同情、万分关怀的口吻对她说：十多年了，你妈上访的劲头越来越十足，明显地患了精神偏执病症。这样吧，你和你弟商量商量，如果你们同意了，我们出钱，联系个精神病医院给你妈检查检查、鉴定鉴定，看看她是否患病了。有病治病，无病更好，反正，又不要花你们一分钱。
老天有眼啊，采访那天，王淑英还在心有余悸地说，她女儿刚走出信访办，就遇上自己一个当律师的同学。这位同学一听”鉴定”事宜，大吃一惊：你着人家的”药子”了，出这主意的人，他是想整死你妈啊。你要是签了字，把你妈送到精神病院去鉴定，有病无病，鉴定结果只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需要长时间隔离治疗。懂了吗？
知道此事后，王淑英第二天来到该局所在的区政府办公室，准备问个一二三。那局长确实是个老奸巨猾、心黑手辣的东西，王淑英说，他不仅不承认自己头一天说过那样的话，反而对我说：不放心我们，你自己去找地方鉴定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嘛。那一瞬间，我竟然觉得他说的似乎有道理。幸好，一个好心的书记私下里对我说：王阿姨，你自己到底没有病，难道自己还不清楚，还需要做什么鉴定？”听了此话，我心里一惊：是啊，他们的神通大着呢，我一进了任何一家精神病院，鉴定结果，肯定都是对我不利的。”王淑英心有余悸地说。
将执着的上访人鉴定成精神病患者，以便随心所欲地无限期关押起来，这样的手段信访部门会用，执法部门也会用。
2007年8月1日夜间，王淑英走在贵阳市区一座桥上时，突然被四五个穿便衣的大汉塞进路边一辆车里。王淑英不知他们是什么人，要将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就在车上不停地大声呼救。其间，副驾驶座的那个破口大骂王淑英：狗日的老母狗，你给老子闭嘴，安静下来好不好！另一个人则说：让她闹，闹得越凶越好。王淑英说，就这句话，让她听出了这伙人的险恶居心。她立即停止吵闹，安静下来。没有着装，没有佩戴工作证，也没有传唤证，直到被送到一个看守所关押起来后，她才算是知道，绑架她的，原来是警察。在看守所，王淑英保持着高度警惕，十分安静，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表现的比正常时候还”正常”。果然，她偷听到的看守所电话证实了她的猜想。关押王淑英的205号监室与看守所办公室是斜对门，中间只隔着一条不宽的过道。有一天，她听到值班电话响了。她注意一听，接电话的值班警察正哼哼哈哈地对对方说：”某局（长）啊，……啊，安静安静，……嘿，还在里面散步，甚至哼哼唱唱的，……是啊，看来不好办……”
即使如此，他们还不善罢甘休。王淑英说，几天后，他们找到她的儿子，对他说：你妈太偏执了，偏执得很不正常。为了她老人家好，你签个字，由我们出钱出力，给她做一个精神病检查。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她什么问题也没有。王淑英的儿子当即质问警察：我妈有没有精神病，需不需要去什么精神病院做鉴定，我们最清楚。她有那样的病，我和我姐放心把孩子交给她带吗？就算交给她了，她能把自己的孙子们照顾得那样周全、健康吗?一直关押了半个月，无计可施的警察们才不得不释放了王淑英。
这样的无辜关押，打骂，这对王淑英来说，也不是第一次。2005年大年初一中午，王淑英与她人走亲串戚时，也是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被警察抓到派出所，直关押到初二晚上七点半，才被放出来。其间，警察们用不堪入耳的脏话如”老母狗”、”老狗日的烂婆娘”、”老子日你家烂妈”等辱骂她。还打她的嘴巴，踢她，抓了他的头发望墙上撞等。这次，王淑英被打得头昏眼花，呕吐不止，住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院。
山羊再聪明，还是逃不出恶狼利爪
有一次，王淑英到北京上访时，被截访者发现。天下访民是一家，访民们一看不对，就走上去将截访者围的围，扯的扯，说是要给政府反映问题。等到截访者挣脱出来时，王淑英早已不知去向。躲了20多天后，王淑英还是被截访者”捉拿归案”了。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藏身之处的？过了好久，王淑英才知道，自己的这一次被抓住，是最原始的手段与高科技协作结晶：截访者用1000元钱贿赂一个急需用钱的上访者，上访者将王淑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截访者。尔后，截访者通过现代先进通讯监控设备，”挖”出了躲藏起来的王淑英。一被抓住，王淑英即遭到这伙人的拳打脚踢，直被打得遍体鳞伤，拉血尿。两天后，她被押送回到贵阳看守所关押起来。其间，有足足18天没有吃任何食物，也没有解大便。
为了躲避截访，王淑英每次进京，都不敢坐直达北京的火车，而是绕道东北或西北，与截访者玩弄着”躲猫猫”的游戏。王淑英说，2008年6月份她刚到北京的第二天，她的女儿就被抓起来了。王淑英知道，这伙人是非弄出自己的下落不可的，于是，她赶紧南下，跑到深圳躲藏起来。等截访者追到北京扑了个空，再赶到深圳时，王淑英已经”换防”到广州了。一个年近七十，身高仅1.5米,手无寸铁的老太婆，无论体力还是设备，哪是专制政权训练有素的警察的对手，在广州一个旅店，王淑英还是被抓住了。她知道，回到贵阳，她会被关到看守所。于是，她对前来抓她的派出所所长说：你得写个保证，保证回到贵阳后，不把我关进看守所，我才跟了你们回去。否则，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跟你们回去。在旅店老板作见证人的情况下，所长当即按照王淑英的意思，写了个回到贵阳后，不把王淑英投入看守所的书面保证。回到贵阳后，王淑英是没有被投入看守所，但是，她还是没有逃脱奸猾的警察们的圈套：王淑英被关押在一个野生动物研究所，给重点”保护”起来了。这一失去自由，就是整整77天之多，直到奥运会结束，才把她释放出来。
学法用法，受到”清访”组长”嘉奖”
在这次长时间软禁期间，什么中央信访督导组来贵阳”听取民意”。王淑英要求出去见督导小组，但看押她的人不同意。机不可失，无奈之下，王淑英将关押自己的房间门用床等物抵得死死的，整整绝食三天。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守者才将她带到贵州饭店，见到了督导组组长曹守晔。在三个小时的汇报当中，王淑英陈述了关于女儿和自己的五个案子。除了讲清案件来龙去脉之外，王淑英还引法据典，把上访案件所涉及的法律条款，法律适用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连那位姓曹的组长听了之后，也很有感触地叹息道：你都快七十岁的人了，但你对相关法律条款及其适用，比我们的专业队伍里好多人还熟悉，以你现在的水平，就是给上访户当个律师，一定是很称职的。
王淑英说，当时，她还以为曹是在讽刺挖苦她。后来，她听一个人说，她离开督导组后，曹组长还在教训那些人说，那位老人的精神和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对他们而言，既是学习的榜样，更是一种鞭策和警醒。
王淑英说，政府里的好多人把访民说成”刁民”，她说，这是胡说八道，她说，即使自己受到这样大的冤屈，但自己的上访始终是在宪法、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的，倒是那些法院、公安等执法者，往往知法犯法。有一次，一个警察在”审讯”王淑英时，声色俱厉地”引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某条某款规定来”镇”王淑英。王淑英听了之后，当即指出：你们这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在随意蒙我？你引用的那个条款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一款。说到这里，王淑英翻出一本行政法规，翻到她刚才提及的条款，指着划了红线的那条说：你看，这一条就是个干巴条条，下面哪来的第一、第二款？
我不能不佩服，王淑英为了有理有据地维护女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花费的精力，是同龄人，甚至是年轻人也难以做到的。她是在六十三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电脑运用技能的。就凭着这点”二指禅”功夫，王淑英打录的上访材料，有半人高。她那逼窄得仅有两三个平方的”书房”里，不仅有各种法律单行本，还有比砖头都厚重，一般是专业人士才敢去”啃”的《刑法学大全》。
面对陷阱，巧妙应对”赔偿”
对事实的珍重，对相关案件的借鉴，对法律的掌握，使得王淑英在上访过程中，避免了不少更大的伤害和损失。除了上述成功摆脱被”鉴定”成精神病患者外，还有两个较为精辟的事例。
2007年4月23日，有关人员找到王淑英的女儿，以正在改制，可能开出其工作为由，让她写一个撤回委托母亲代理自己离婚官司的权利。女儿无法，只好写了。一天，王淑英来到所在区区政府，要问个为什么。工作人员说，没有人威胁要开除其女儿的工作。至于撤回代理离婚案委托权，那是她的女儿自愿的。并说，要叫她的女儿来对质。王淑英一听，知道这是一种讹诈，甚至是绑架，以便还没有得到最后认可的事情既成事实。王淑英知道这些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立即发怒道：这个鬼姑娘，她敢来，我今天就在这里打死她。吃屎不知道臭，谁对她好，谁在害她，这样大的人，连这个也看不出来。王淑英说，其实，她当时知道，她的女儿早被他们叫到门外，等候招呼。她这样一大声呵斥，她的女儿在外面就听见了，因此没有进去，那伙人的诡计，当然也只能就功亏一篑。
2008年5月22日，公安一信访官员把王淑英叫去，与王淑英”讲和”，说，就算公安对她的两次拘留都错了，按照规定，最多赔偿王淑英7000元钱，要王淑英知道自己的处境，接受一定赔偿，息访算了。王淑英没有答应。第二天，法院及办事处又把她叫去，说只要保证不进京上访，可以给她报销一部分过去上访的车费。王淑英也没有答应。回到家后，其女儿告诉她说，法院说王淑英鼓动他人上访，法院把判王淑英刑的文号都编好了，是96号。王淑英一听，就对女儿说：”他们这是红脸白脸一起唱啊。判什么刑，吓唬我，连拘留、逮捕、起诉等程序都没有进行，就判我的刑了，拍簸箕吓麻雀子去吧！”
王淑英说，之所以不答应公安和法院的”和解”条件，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不是真正的想用赔偿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是设圈套害人。因为2006年，花溪一个上访户就是在答应了”赔偿”条件，并在赔偿书上签字后，不但没有得到赔偿，反而被定为敲诈勒索罪判了刑。有鉴于此，王淑英当时故意对和她谈判的一个主任说：你敢写个条子给我，说赔偿是你们提出的，不是我敲诈你们，你们不会以此作为犯罪事实抓我、判我，我就可以考虑赔偿事宜。完全在王淑英预料当中，那主任没有答应王淑英这一条件。再一个，王淑英说，事情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经济赔偿可以解决的。”我要的是一个明确是非的说法。”王淑英说，法院判的案子是否对的，公安对我的关押是否违法，我上访违法与否，如果没有一个了断，其他的免谈：”你法院、公安是对的，我凭什么接受赔偿；你法院、公安错了，又岂止是金钱解决得了的？再说了，我懂的，根据有关法规，刑事案件是不能私了的。”
上访者的气节和善良
围追堵截，打骂关押，动用警力、监狱对付上访者，在许许多多政府部门眼里，访民不仅是刁民，简直是罪人。但是，我在王淑英以及认识王淑英的人的口里，听到的却是一个讲理、讲法，相当善良的上访老人。
第一次进京上访遭遇车祸那次，司机积极对王淑英进行救治，背走不了路的王淑英上上下下，主动买东西看望王淑英，还说要赔偿王淑英。见出租司机经济不宽裕，人又忠厚，王淑英不等结案，以便索赔，就回贵阳养伤来了。回来之前，他对送她到火车站，前后只花了百把块钱的司机说：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需要交警部门结案了。你安心跑车，以后小心些，别再出事了。
即使是对待截访者，王淑英也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宽容。一次，在北京时，一个姓蔡的截访者拉王淑英时，王淑英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受了点轻伤。一些围观者马上给王淑英说：你出血了，别起来，看他怎么办。王淑英说，他没有按照好心人的意思那样做，立马就起来了。采访之际，王淑英是这样对我说的：躺倒耍赖，没人格。上访者有上访者的尊严，我不能让其他人说我们的闲话。有好心访民又对王淑英说，他们抱住截访者，让王淑英逃脱。王淑英说，我还没有被他找到之前，可以躲避、逃走，但我既然已经被他抓住，就不能那样做了。因为，他是受命于人，我跑了，轻者，他会遭受经济损失，重者，还会丢饭碗。他也有妻儿老小，现在找个工作又不容易，和他无冤无仇的，我不能为了自己坑害人家。在听了王淑英的诉说之后，这个截访者竟然被王淑英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了，他抱歉地对王淑英说：”对不起，我来的时候，他们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你还没完没了地上访。刚才我态度和方法都不好，请你老原谅我。”接下来，蔡不仅请王淑英等被截访的人吃饭，甚至还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陪着王淑英上访，帮她排队拿上访号等。
对于可能使用不正当手法与女儿离婚的”女婿”，王淑英的态度也很平和。她说，他们并不是要将那人送进监狱，而是要他认个错就行。他们最不服气的，是婚姻登记机关和法院明明徇私枉法了，却死不认错，还反诬她们母女无理取闹，诬告执法部门等。
可以说，王淑英的上访是得不偿失的。多年的上访，经济方面，她大受损失，身体上，她受尽了折磨，人格上，她受尽了侮辱。而上访”成绩”，也就是弄到过最高法院，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批示。还有就是夺回了代理女儿官司的权力，使得法院于去年12月份开庭重新审理其女儿官司之类，其它的，就什么也没有，看来也不会有她期望的，法院、法官，公安局、警察给她赔礼道歉的奇迹发生。但是，王淑英说，自己的上访并非毫无意义的，试想，如果谁遭遇了冤案，受到国家公权的迫害都闷声不语，那么，这些法官、警察等等，不是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无法无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