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做过一件事之后，应邀回想做这事的发端，不一定很明智，因为你握笔（如今是敲键）的时候，书和书评都出来了，读者或听众的预期（包括批评）已为作者所知。于是，写出来的，不小心就会被牵著走——这就失了真。但出版社觉得不见源头小溪，下游再汹涌也不完满。怎么办——那就来点属于花絮的小故事吧。

1990年代中，我得到一份短期研究基金，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中心（堪培拉）写三门峡。“圣诞/新年长假”来到，这个南半球大国首都反倒空了——办公室、校园、乃至一片片住宅区，显得只剩我孤身一人。应朋友之邀，来到热闹的墨尔本，给拉进一处住房：闹哄哄的一屋子人，大人小孩，花花绿绿，生疏的、熟悉的，大家走来走去互相介绍。

我和Ella找了个清净角落坐下。她原是国内一家很有声望刊物的编辑，那时正和一批同样有著大学学历和工作资质的姑娘，在饼干厂的流水线上“抓糖”——到了人家国家，只能先打工糊口。每当有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并好奇地对我这个新人瞄上两眼，她就会顺口介绍一下：“这是戴晴，在北京……”

一位从旁顺耳听见的女士停了下来：“你就是戴晴啊……嗨，你可真烦死我了。”

在海外华人群，这样的初识场面不多。我于是问：“请问哪里冒犯了？”

“不是你，你的书。真把我烦死了。我是看你们那种书的人吗？我就看琼瑶的书，看爱情小说。可我们那口儿非逼著我看你的……”

“这可真太对不住了。请问令夫君……”

“嘿，他要知道你在这儿……”她赶忙跑出去打电话，旋即转回，“立马就到！”

我于是认识了Ella的工友、北京姑娘林小燕和她的“那口儿”：“X案件”主犯、东荪先生第三孙、坐牢16年后随妻子一同去国，那时节正在墨尔本一家医院做清洁工的张鹤慈。

我们中国的人才啊！

张鹤慈胡子拉碴、双目炯炯。见面无一句寒暄，只说“让她看的是储安平那本。你在里边写到了我祖父。”

“……”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作为“反右斗争30周年”纪念文字，写《储安平与‘党天下’》的时候，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位我曾经服务的《光明日报》前总编、不改正右派储安平身上。明知《观察》特约撰稿人个个寻常非比，比如东荪先生，我的研究与著墨实在愧见这些受难人的亲属。

“我这儿有爷爷诗词手迹。没抄走的。还有还回来的。”张鹤慈沙哑著嗓子说。

面对著零散但成摞的手迹残篇，我茫茫然无所措。鹤慈直觉祖父十分了得，觉得应该让后人知道中国学界——乃至政界——有这么一个人。他表示愿全力配合写出祖父。是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不为人所知的原始素材、亲属诚恳无私……哪一个作史的人会无动于衷？

但只看《观察》，是不能算读过张东荪的。赶紧到大学图书馆补课。找《时事新报》、找《再生》、找他最后四大本……东荪先生一篇篇著作就这么匆匆复印、补读。那时候张家的人只见过鹤慈一个，没有人说起选票的事，朱振才的文章也还没有见到。我当时只觉得不读东荪先生形同近现代史白痴：怎能只知康梁？怎能只知仲甫、鲁迅？遑论忽地又快成自由派偶像的胡适。当然，“突然给灭掉”——那么早、从那么高的位置上——则一直梗在心中，觉得内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什么呢？

临回国，我在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做了一个没什么把握的介绍：对关注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洋学问家们说说这位哲学家。他们对“张东荪”三个字有点模糊印像，也知道北平的“和平解放”（以为是交战双方深明大义）和“一边倒”（以为是当时的外交政策）。白杰明没等我讲完就说：这个人物不得了，一定把他写出来。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37个清华大学2009年来渝工作的选调生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薄熙来在会上装腔作势地说，青年学子在重庆大有可为，大家要勇于迎接挑战，艰苦奋斗，在祖国的大西南干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副书记史宗恺，重庆市领导何事忠、范照兵、陈存根等人也均在座，洗耳恭听。

薄熙来讲的多么漂亮啊！37个涉世不深，天真浪漫的高材生听了，想必心情激动，精神振奋，恨不能立即在重庆以及大西南扎下根来，干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从年龄上说，与薄熙来的两个儿子相仿，既然大西北那么好，他为什么不把自已的儿子薄呱呱送到这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工作呢？

同样，我也敢下个结论，上述的胡和平，何事忠等人准保没有一个把孩子安排到大西北就业的，相反，他们的子弟大都在英美等西方国家读书，再不就是在国内大城市当官或经商，绝对不会到重庆这个火炉去缎练的！总之，他们讲这番话是专门教育与误导别人的，他自巳的孩子是心头肉，人家的孩子是出苦力的，艰苦创业的人们不包括他们。这是典型的愚民政策，是在耍两面派！也是公开而无耻的欺骗！

虽然，薄熙来在重庆塑造了全国最大的毛泽东雕像，发红色短信，读红色经典，又唱红打黑，竭力把自已装扮成毛主席的忠实的好学生，但是人们不光有耳朵，还有眼睛与大脑，下结论时要听其言观其行。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固然总体上是专制与伪善的，但他确在50年代，亲手把自已的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上，与彭德怀一同对敌作战，并死在那里。而薄熙来呢，他连毛泽东这一点虚伪的点缀性表现都没有，而是赤裸裸的厚黑学大师。早在90年代中期，他就通过大连房地产界大亨王某某的关系，先是安排薄呱呱在新加坡学习英文，由谷开来专门陪同，又辗转去了英国伦敦读哈罗公学，现在又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另一个与前妻李雪峰之女李某某所生的大儿子李某知，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也就地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因此，他不是真心实意地学习毛泽东，只不过是利用专制暴君毛泽东的余威，笼络与迷惑大大小小的中共太子党，欺骗善良的多有臣民意识的百姓，以便求其支持与拥戴，进一步升官发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已。

据重庆当地媒体报导，在这个座谈会上，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任仲泉第一个发言。他说，重庆是一座“江山之城”，历史上出了无数个革命先烈，是青年人成长成才的大舞台。选调生无论被“选”到哪里，“调”到什么岗位，都要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他还表示，扎根重庆，吃当地饭，说当地话，为当地人服务。他又说：这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大有可为！这番话我听了颇为耳熟，油然忆及1974年9月7日，我19岁时的亲身经历，当时我在大连第15中学读书，学校一个姓尹的党支部书记，传达了毛主席的英明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会大有作为。我们听了立即深信不疑，热血沸腾，举着红旗，唱着红歌，就出发了。我到达辽宁省新金县泡子乡插队落户，种田喂牛，一干就是整整四年，而尹书记呢，却偷偷地把自已的女儿安排到了一家国企，当上了“工人阶级”。直到1978年9月我考上了辽宁大学历史系，离开了农村广阔天地，在校园里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回顾过去才知道，往昔的青春年华，已经被毛泽东，尹书记这些大大小小的共产党的政治骗子，给虚伪地践踏了，美好的光阴永远不再回来。而这个时代悲剧的产生，除了专制统治者骗术的高明，还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轻信，无知与妄从。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中国一位“朦胧诗人”的名句：我不相信！

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地球村与互联网的时代，但中国共产党僵化的一党独大的体制还在苟延残喘。毛泽东死了，但中共太子党依然存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法宝未变：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谎言。谎言是对付上述轻信他们的那些年轻人的，暴力是镇压那些能够看透而不相信他们的人，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近期的言行，形象而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严峻现实。

当然，我并不一慨反对孩子们到重庆以至大西北工作，问题是，大学生们选择职业的决定，应当建立在独立思考的理性基础上，千万别被政治骗子给“忽悠”了，如同我年轻时那样妄从。眼下，经济形势不景气，国内就业困难，如能在重庆以及大西北求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也是一件好事，但愿这与薄熙来的花言巧语无关。

恰恰是薄熙来这些狡滑的贪官污吏，所起的言行不一的表率作用，使目前的中国社会进入了“表演时代”：人格分裂，谎言盛行，人们大都讲一套做一套，明里一张脸，背地另一个面目，特别是当官的，台上大讲廉洁奉公，台后大搞贪腐受贿，结果把整个社会风气搞的污秽不堪。如上述薄熙来的两面性一样，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都成了表演绝技的高超演员。我不知道，在轻信与妄从他们的年轻人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他们还能统治这个国家多久？这37个大学生该不该质问薄熙来：为什么不叫薄呱呱也到大西北创业？！

2009·9·10多伦多

明天，中共十七大四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得风气之先的中央党校的教授们，特别是党建专家们，频频向外界透露四中全会的准备信息，先期制造声势。据说这次四中全会最大的卖点是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的命题，具体说就是以推行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这些尚未出台、尚未表决的动议，据说已经在全党获得了热烈反响。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在人民网上以“十七届四中全会前瞻党内民主和执政能力建设探讨”为题进行访谈，文章的题目叫《我们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文革后的经济建设，再转到要实施党内民主，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就叫做“与时俱进”吧。

我们打开地图看一下，除了北边的朝鲜同志和南面的越南兄弟，还在和我们同乘一条“社会主义”的航船以外，周围哪个国家不是实现了民主转型？战火遍地的阿富汗举行了全民大选，日本实现了政党轮换，台湾的中华民国下台总统陈水扁夫妇的家族腐败经过司法审判他们被处以无期徒刑。可是，同志加兄弟的朝鲜越南，其实和我们是同船异梦，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有各的目的港。可以说，我们实际上是一块处在国际民主政治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孤岛，只要刮点风、起点浪，就感到惶恐不安。所以王长江教授说了一句中肯的话：“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应该说是大势所趋。”这就透露出一个私密信息：这个实行民主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潮流所迫，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实行一党专制的共产党，今天为什么要实行民主呢？从历史逻辑上需要给出一个说法。王教授确有高明的地方，这就是他善于制造谎言，伪造历史，惑世欺民。王长江说：“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专制制度，并不是说，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推翻专制统治，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发展是后来才出现的，我们的民主就和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它应该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王长江教授怎么能这样说谎呢？大家查一下《毛泽东选集》以及《毛泽东文集》，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又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此外还有这期间他发表的其它文章，中心思想都是宣布中共不但要推翻专制的国民政府，而且要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重庆《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其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见《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这充分证明，中共在发动内战之前，已经向世界作出郑重的承诺：它要建立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而且是以孙中山以及美国的林肯与罗斯福所设计的自由民主为蓝本。毛泽东是中共的党首。难道这是他骗骗老外的话，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如果我们再查一下笑蜀编辑的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那本书辑录了抗战时期和内战初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讲话以及中共机关报的社论等文章，包括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这些文章一方面是宣传共产党的民主自由理念和执政方针，另一方面则是拼命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一时之间，那些文章赢得了青年学生乃至知识分子群的好感，纷纷介入共产党，也赢得了一批一心向往自由民主的美国人和西方记者的好感，纷纷讨伐国民党。这些舆论，成了中共“统一战线”宣传上最成功的大手笔。抗战时期，美国派往中国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就是因为过于偏袒中共受到蒋介石的愤怒憎恶而迫使罗斯福总统用一纸电报，撤销了他的军职。劳苦功高的史迪威因此黯然回到美国。另一位高级文官，被称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大使馆的情报首领、新闻处长费正清，也对中共的自由民主承诺表现了深深的好感、同情与偏爱，对国民党的专制极为反感，因此回到美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整肃，但1991年他在临终前两天送稿的《中国新史》，对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大灾难大动乱有了清醒的评价。该书最后的两节是《民主运动》和《天安门大屠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八十几岁的费正清已经对“中国的独裁政体”有了认识上的大转变。

最近，网上流传的据说是万里的“老同志”讲话，对于中共背信弃义，践踏承诺的恶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说：“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

由此可知，伪造历史，篡改文献，这种违背基本学术伦理的恶习，在毛泽东，在共产党，由来已久。一个政党，一个政治家，以肆意篡改文献来证明自己的历史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下三烂的手法，为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所不齿。毛泽东是一个敝屣政治伦理、文化伦理的共产革命领袖。他昨天公开发表的讲话，今天可以按照需要删改，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是非倒置。据知情者揭露，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他本人只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功利主义哲学、痞子主义哲学。在他熏陶之下，中共的所有历史文献都是可以随意篡改的。毛泽东完全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种严谨自律的文风学风和伦理道德。例如，马恩说：《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已没有权利来加以更改。”毛泽东从来是不信这些人类社会共同认准、共同遵守的政治伦理文化伦理学术伦理。他只认邪门左道，无法无天。

王长江教授说，中共在革命之初，只考虑“如何推翻专制统治”，没有承诺过“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要等到夺权成功了“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发展是后来才出现的。”这样的天方夜谭出自中央党校的党建教研部主任之口，实在是叫人佩服！敢于这样说谎，倒是显示出中央党校教授的超级水平。六十年了，中共建国整整六十年了，我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变成了一个七十六岁的龙钟老汉。这时，终于听说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要开始“建设民主政治”了。比起那些先死者，我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幸福啊！谢天谢地，三生有幸！

不过，既然“我们实行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被迫上马，因此，这个“民主”就不是普世价值认可的“民主”。王教授说：“我们的民主就和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它应该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大家耳熟能详，关于民主，从毛泽东开始，早已经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等等表述，但是这些“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民主”已经受到群众唾弃厌恶。民主就是民主。如果非要分别出东方民主与西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那无异于马路上叫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小贩，“我是正宗僧帽老牌，假一赔十”，骗人骗钱而已。王教授偷换概念，烤出了一个新鲜大烧饼，热烘烘，香喷喷，名之曰“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大家赶快来尝来买啊！政党者，共产党也。何谓“共产党主导型民主呢”？究其实，还是“一党专权”。看来，这是旧瓶装新酒，也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反正是改了包装，换了品牌，勾兑了若干新成分，闪亮走进超市，而已，而已。

所以这样的“政党主导型民主”，用一句成语表达，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不过，中共能够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势”，顺之，趋之，仍然应该鼓掌。是否能够从“挂羊头卖狗肉”，经过10年、20年逐步进展到“挂狗头卖狗肉”呢？我们拭目以待。

（2009-9-14于山东大学附中）

陕西宝鸡凤翔县长青镇大量儿童铅中毒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三个村庄共六百多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有一百六十三人被确诊为铅中毒患者，有三个人是属于重度铅中毒。虽然当地政府已经下令污染厂家停产，但当地村民仍然指责该冶炼厂至今还在开工。

八月十六号晚上，一名叫马娇娇的女学生因为检测出血铅超标，服农药自杀。被发现以后被送到宝鸡市医院抢救，目前的情况尚不得而知。第二天十七号早晨，附近三个村庄的一千多名女村民，冲进污染源、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厂区抗议。因为男人们都外出打工了，参加抗议活动的大多是女人，还有老太太。

进入厂区之后，民众看到还有工人在活动，情绪就更加激烈了。她们把厂区的几百米围墙推倒了，还砸烂了二十几辆大货车的玻璃窗。在场的有数十名警察，站在一边观看，没有和村民发生冲突。后来，宝鸡市市长戴征社也来到现场。到中午一点多，村民们回家吃饭，自动解散了。

仔细盘点这个血铅中毒事件，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确实有可议之处。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十五号晚上，当地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检测确定，东岭冶炼公司是导致凤翔县长青镇部分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但也不排除有其它方面的因素。

这个错承认得不痛快，留了个伏笔。什么叫“其它方面的因素”呢？宝鸡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站长韩勤有是这么解释的：“其它方面的因素包括汽车尾气、家庭装修、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等。”这实在是太蔑视咱老百姓的智力了。汽车尾气严重、过度装修的城市，怎么就没大量集中地发生如此严重的血铅超标事件呢？还有，在这座冶炼厂没来之前，这一带怎么就没听说过“血铅”这个词儿呢？这是明目张胆地开脱。要是一位环境保护的外行说这话情有可原，但韩勤有先生是市一级的环保官员，这背后的故事可能就多了去了。

造成污染的东岭冶炼、其党委副书记赵卫平，也是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人物。最早的时候，赵卫平甚至矢口否认东岭冶炼是主要的污染源。政府方面虽然说了句“不排除有其它方面的因素”，但总还是说了句“东岭冶炼是主要的污染源”。后来舆论压力大了，这位党委副书记只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与东岭有一定关系。同样，这位赵卫平先生也留了个伏笔，推卸了责任。他是这么说的：“虽然企业的污染排放达到了工业排放标准，但与人居指标仍有差距。为此，向血铅超标的孩子、及其家长、和周边的老百姓，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么说话可就真想给他一句国骂了。你既然达到了工业排放标准，还表示啥“深深的歉意”啊？那是工业排放标准不叫人活，又不是你东岭冶炼的罪过。话说到这个地步，就是傻子也要怀疑政府和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勾结的关系来了。说一句听起来很极端的话，如果不是政府和污染企业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许多名扬四海、叫中国蒙羞的重大污染事件，一个也不会发生。

在这种勾结中，环保部门往往执法犯法、坐地分赃。你的地面上杜绝污染了，你还吃谁、喝谁、拿谁？这就跟如今警匪一家一个样。你把小偷、强盗、妓女、嫖客都给灭了，谁还给你进贡呢？照理说，砸厂子，恐怕不是好办法。暴力毒害心灵，而且是会有很多副作用的。但是官官相护，不砸厂子又怎么能出这口气、又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所谓官逼民反，这句老话实在是说到家了。

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不断改善和日趋紧密，孙中山的一些主张在大陆开始重新获得青睐。在中国大陆，一直有人用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论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国家主义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一些官方理论家甚至用孙中山的主张来佐证和谐社会的理论，在官方媒体上大力论证如何把”节制资本”作为构建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有力武器。

节制资本的拥护者还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中找到了许多资本必须节制的理由。有人举证说，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给人们的一个教训，是让人们懂得应该节制资本。还有人指出，看看那些频发的以宝马为代表的豪华轿车撞人事件，就知道中国的资本势力有多嚣张，不节制行吗？甚至有人对国有大电信公司和银行独占机场和火车站的贵宾室，只看贵宾卡不收钱，拒非持卡顾客于门外的做法愤愤不平。激进的人士更是”重提”马克思的老话：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温和的人士则号召人们”重温”孙中山的语录：节制资本，扶助农工。

从上面举出的金融危机、豪车撞人、认卡不收钱三个例证来看，节制资本似乎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节制谁？谁节制？

但是，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让我们再把上面三个”力证”展开来看看：关于第一个节制资本的证据：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坏账引发的。而这两家公司主要是执行政府住房政策的工具，且受政府担保，其行为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而非资本行为。这个证据告诉我们，更多是要节制公司的政府行为，而非资本行为。

关于第二个证据，豪车撞人不是资本行为，还是资本家及其富二代的非经济行为。这个证据最多告诉我们要节制资本家及其富二代的嚣张行为，而不是节制资本本身。而汽车撞人这种行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已经得到解决。难道要为穷人车撞人和富人车撞人分别制定两部不同的法律吗？

关于第三个证据，作为贵宾室占据者的中国移动、联通、各大银行和作为被占据的飞机场火车站贵宾室都是国资，都由政府直接管理经营，私人资本完全被排除在外。这个证据反映的是政府权力和国有资本的联姻，是政府与国企之间的权钱交易。如果这个例子被用来证明权力与国资的联姻应该解散，我完全同意。

在孙中山所宣扬的”节制资本”中，资本的节制者非国家与政府莫属。拥护孙中山主张的人似乎也默认孙的看法：应该用国家权力来节制资本。问题是，节制官僚资本，还是节制私人资本？如果是节制私人资本的话，我们从上面三个例子中根本看不到私人资本的影子。

也有人解释说，节制资本当然是节制以国资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最大差异就是其中包含国家权力与否。所以，节制官僚资本的本质是节制权力，而非节制资本。在中国，资本之所以常常变得格外张狂、可恶，正是因为他们常常与权力穿一条裤子，假借政治权力之威。

历史

所以，在中国，如果笼统地说，节制资本，而不指明节制官僚资本以及其中的权力，那是非常误导的。如果节制资本指的是用权力来节制权力化的资本，而目前的权力资本化正是现行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产物，这不是要让犬科动物繁殖出猫来吗？在制造权力化资本的体制下，其所能繁殖出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权力化的资本！如果主张用国家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那无异于把黄鼠狼请进鸡笼。赋予黄鼠狼节制鸡的权力，正是黄鼠狼梦寐以求的。不节制权力而只节制资本，或用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遭殃的必然是私人资本。

其实，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节制资本和消灭资本的历史。数千年的帝制时代一直重农抑商。民国之初，当中国还没有什么私人资本的时候，孙中山就高呼节制资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私人资本被节制得一干二净。直到今天，私人资本还是被节制得弱不禁风，长期软骨缺钙，只有扶着权力之墙才能勉强站起来。尽管如此，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在中国，向资本宣战的战书，一道接着一道，却少见有宣扬节制权力者。如果只向已经被权力或踩在脚下或玩于股掌之间之间的私人资本宣战，那是协助狐狸欺负鸡的勇气！到头来，节制资本反而变成维护官僚资本和权钱联姻！

不久前达赖喇嘛尊者应邀访台，受到台湾民众的热情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出席高雄法会并发表演讲：15000人的诺大会场，竟容纳了17000人！还有很多来晚的人，不得不在门外等待机会。而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却如火如荼地宣传遭到台湾民众抗议云云。似乎台湾民众个个都像红卫兵小将那样初出茅庐、不谙世事；似乎台湾民众，都成了践踏文明，靠中共豢养的流氓、无赖、黑社会老大；似乎台湾民众，都在出卖宗教信仰，推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政治；似乎，台湾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不仅在地理上，还在精神上。

于是，中国的犬儒们–从来都不懂何为宗教的精神白痴们，开始发表文章了，一如既往地从他们那一叶障目出发，曲解达赖喇嘛尊者。甚至有人自以为够开明、够另类、够尊敬地给达赖喇嘛尊者写信，声称，”您所赴灾区的信众，信天主教和基督教者多，信道教者众，信佛教以至于藏传佛教者则有限。””您完全没有必要卷入这个政治漩涡” “遭到民众从北到南、如影随形般的抗议” ……这就是体制内，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怜的现状：不去质疑中共媒体伪造新闻，还以此为论点，混沌中，为一个涂炭生灵的政权举手加额，毫不犹豫地向世界献丑。

在中共从未间断的亵渎和污辱中，达赖喇嘛尊者，始终如一地把利益众生，看作自己的责任。”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不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更适合于达赖喇嘛尊者的精神世界。在古老的西藏，虫子繁殖的季节，比丘们总是闭门禅修，避免外出踩伤那些小生命；在鸟儿归来的春天，噶夏政府甚至派出一僧一俗两位官员，前往鸟儿聚集的山南地区，散发食物，与之交谈。帮助弱者，善待一切生命，是每一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追寻。

台湾遇到这样罕见的水灾，500多人丧生，7000多人无家可归，不管哪一个党派邀请，尊者都会欣然前往（只要能得到签证）。单国玺主教在台湾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谈时提到，关爱遭受痛苦的人，是所有宗教合作的基点。事实上，每一个生命，不管是佛传、道教、还是基督教等信徒，在达赖喇嘛尊者眼中，都是一样的价值。在尊者之后，梵蒂冈枢机主教高路德，代表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探视台湾，也是对尊者的无言支持，证明：帮助台湾灾民，是每一位世界宗教领袖的责任。

遭到新闻封锁的中国人无法知道，台湾民众怀着怎样甚深的感激，奔向高雄法会。会场上，虔敬的台湾民众，和着达赖喇嘛尊者，不时地掀起潮水一样的诵经声，以及一阵阵会心的笑声……更不会知道当尊者离开台湾时，台湾民众，依依地送行于机场，流着感激和惜别的泪水……

这种如醉如痴于西藏文化和虔敬达赖喇嘛尊者的行为，是许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台湾人的精神从来也没有被红色的政权玷污过。在那片生长信仰、自由、和民主的土地上，人们承继着真正的中华文明，比如礼仪忠信、谦逊知足、同情弱者……然而，这一次达赖喇嘛尊者赴台的关怀之旅，却遭到了促统会的抗议，那种疯狂、粗暴，和对中共话语体系的运用，不仅和台湾人的习性完全相悖，简直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再现。

原来，促统会总裁，就是被美国警方逮捕，以”贩毒”罪名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潜逃中国的台湾通缉犯、黑社会成员张安乐！这就不难理解，达赖喇嘛尊者一下飞机，为什么在众多的迎接者的另一面，出现了促统会成员举着五星红旗的抗议。并且像注射了激素一样，他们全程尾随达赖喇嘛尊者，发飙耍泼，让全世界膛目结舌。还有，与中共密切往来的星云大师，公开政治化达赖喇嘛尊者的言论，活脱一个唯利是图的中共党员，完全与佛教的教义背道而驰。

但是，大慈大悲的达赖喇嘛尊者说，”他们也是人类的一份子，值得我们关怀。这些来伤害你的人，也希望得到快乐，只不过被自己的愤怒控制了，他是痛苦的，已经是自己的受害者了，看到这些，不能不产生慈悲心。”

古老的中国文明，崇尚荣辱不惊的境界。不过，通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然而，尊者的荣辱不惊，不是刻意的努力，而是观世音菩萨与生俱来的品质。在佛的世界里，从来都没有敌人。所谓的敌人，就是心灵的瑕疵。佛的每一次觉悟，都是在战胜自己的精神瑕疵中，为世人开辟了一条超越烦恼的捷径。

当佛陀还在毕波罗树下跏趺静坐，集中思索世间诸苦和解脱之道时，群魔扰乱，呼啸着投掷漫天如云的武器，有的是整座火山，有的是热雨铁丸，有的是刀轮、剑戟、炉炭，然而，当这些武器靠近佛的时候，都化为宝盖花环。所以，哪里有达赖喇嘛尊者，哪里就有和平。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在炽热地欢迎达赖喇嘛尊者的到来。事实上，这次促统会和星云的表演，不过是向世界亮出了他们自己比魔鬼还要顽固的低劣的品质。

如果说这些人就是台湾民众，或者代表台湾民众，毫无疑问，是对台湾民意的强奸！在李登辉、陈水扁时代，达赖喇嘛尊者两次访台，都没有遇到抗议，却在这一次无私的善举中，出现这样的怪事，只能说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质，不过是中共的独裁，正在绑架台湾的民主。尊者说，两岸之间，应该保持一种特殊关系。那就是应该有一个平等的关系，相互尊重和相互帮助的关系，而不是”大陆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强压弱，以大欺小，明一套，暗一套，通过黑社会，扰乱正常秩序、限制台湾自由的关系。显然，台湾的民主、文明，目前都在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而大陆人，也该到了穿过伪造新闻看见真相的时候了，六十年，实在蒙昧得太久了。

看我文章的会发现一个现象，我很少批评、讽刺那些崇拜毛泽东的人。去年，我找机会去了一趟韶山，那段时间还特意接触了很多挺崇拜毛泽东的朋友，但过后也没有写文章，一些网友感到奇怪。

我把崇拜毛泽东的人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精英，包括掌权者、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特别是有知识的人，不管是海龟还是土鳖，对于这几类人，我除了用脑子进水了，甚至用脑残这种词外，实在不愿意与他们较劲，批评他们是浪费我时间。

还有另外一类，也就是普通民众，草根，包括绝大多数的年轻朋友，对于他们崇拜毛泽东，如果我也去批评，甚至讽刺他们的话，那脑子进水的就是我，而不是他们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区别对待？让我先从中国人的“皇帝”情结谈起。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最终的依赖和信仰是什么？是皇帝。

西方历史其实也有这个现象，但由于人家除了皇帝之外，还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神，例如上帝之类的，所以，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专一，或者说，不像我们一样别无选择。既然皇帝成了唯一的终极信仰和依赖，所以，好也罢坏也罢，除了你揭竿而起发动起义推翻皇帝取而代之之外，你得把他作为一切好坏是否的标准。中国几千年也确定了一些价值观，但只要涉及政治层面的，始终没有超过“皇帝”旨意的价值观念。

于是，中国历史上基本上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为啥会这样？因为，反皇帝的除了你自己去做皇帝，否则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中国没有世外桃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一旦连皇帝也不信任了，你会过得很悲惨的。

长期以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最高理想就是一个好皇帝，一个清明的皇帝，一个微服私访，一个痛击贪官污吏的皇帝。可谁都知道，中国的贪官污吏都是皇帝的家丁，都是代表皇帝对付民众，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那好皇帝的标准是管好自己手下的贪官污吏。

怀着这种期待的老百姓愚昧吗？如果除了这个选择之外，还有更光明的大道，那我们可以说他们愚昧，甚至傻。可几千年的历史上，他们有选择吗？你能说秦朝一个期盼出一个好皇帝的老百姓是愚昧吗？如果你真那样认为的话，愚昧的是你自己。因为从秦朝开始，接下来的两千年中，除了期盼一个好皇帝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除非你意淫、幻想把鞭炮绑在椅子上飞到外太空，不过，那样的话，愚昧的还是你，不是我们的老百姓。

这篇文章不是评价毛泽东，也不是谈我对他的看法（如果想知道我对他的看法，去读我的《致命追杀》，里面至少有五万字专门写毛泽东同志的内容），而是谈有些草根民众为什么崇拜他。无论毛泽东历史功过，他在位近三十年，却从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正好满足了老百姓对皇帝的期盼：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老百姓可以和皇帝联合起来，对皇帝手下的“贪官污吏”痛快出手，批斗、侮辱、折磨、痛打，甚至最后不用判刑就可以拉出去枪毙，痛快吧？

有人说了，啊，那是好官啊，你为什么要说是“贪官污吏”。我虽然打了引号，但我想问你，既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归结为“官员”和“民众的矛盾（皇帝和民众的矛盾无法更改，自然无话可说），那么，在民众眼中，在这种皇权体制下的官员，真有现代意义上的好官？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官员是对民众负责的，他们都只对皇帝负责。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悲剧，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可问题是，人类经过了几千年，却在近两个世纪里，终于探索出了一套制度，解决了“皇帝”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是建立在人类共同总结出并认同的一些生存之道、相处之道上，这些道理被民主国家浓缩在《宪法》里，散布在民众拥抱的价值观里。无论是《宪法》，还是价值观，都是高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的！这个制度其实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

这个制度发明后，民众用来对付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依靠不再是变幻莫测的“皇帝”，而是人人都可以掌握，用来保护好人，限制坏人的《宪法》和法律。

让我们暂时还是回到毛泽东执政的年代，官员、知识分子们最痛恨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虽说全国民众都受到了损害，但相对来说，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精英受到了最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造反派们，以及一些草根，一些年轻的人，以及我们现在常常嘲笑的文盲们竟然可以随便去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家中翻箱倒柜，去抄家，去清查和没收他们的财产，还把官员和德高望重的名人们拉出来批斗，甚至还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而且，最最爽快的是，这种事在历史上只有冒着杀头危险的起义农民才能做到，现在一个无知的造反派都可以了，而且，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是最高领袖下的命令。（参阅《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有多远》）

我现在打断大家，请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历史的任何阶段，例如清朝，例如秦朝，例如隋炀帝时代，一个皇帝挥手说，同志们，你们可以随便折腾我手下的那些官老爷们，还有那些为我出谋划策如何统治你们的知识分子……你们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的农民和穷人们会拒绝这样的机会？你又会认为哪一个皇帝做错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皇帝能够切实阻止手下的官员们贪污，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实行“阳光法案”——迫使自己的官员把他们的财产公布出来。回首几千年的历史，倒是毛泽东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举（至少在普通民众眼中），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贪污几十万上百万的官员是没有地方藏赃款的。

写到这里，我也该适可而止了。我想，聪明的读者应该看出来，我为什么不讽刺和嘲笑那些崇拜毛泽东的草根民众了。虽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光明大道，彻底走出了人类陷入几千年怪圈，但对于草根民众来说，他们没有途径知道，也不能一下子明白。他们眼见为实的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但官员欺压老百姓并没有多少本质的改变，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竟然比他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大，请问，他们不崇拜毛泽东，你让他们崇拜什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毛泽东可以让他们痛快发泄一下而没有任何危险之外，还有谁？还有什么？

还有，当然还有！还有民主监督，还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适价值观，还有人权，还有高于任何权力的《宪法》……可是，这些东西都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精英，特别是知识分子们最先认识并介绍给民众的呀，所以，对于那些崇拜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们脑残。对于那些明白道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我得说，你没有权力批评那些崇拜毛泽东的草根民众和年轻人，除非你“有破有立”，除非你能够告诉他们：其实还有更加光明的路。

有人说我们在和革命赛跑，其实，我们也是在和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赛跑，如果我们跑输掉了，会有年轻人把我们打翻在地，甚至踏上一只脚，他们会恶狠狠地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把你们这些不顾民众死活的官僚和精英打翻在地的，只有毛主席，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崇拜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杨恒均 2009-9-9 （毛泽东逝世33周年）

为中共执政六十周年献礼的马屁片《建国大业》热宣之际，一份外国人纷纷前来助阵中国《建国大业》的演员国籍表在QQ群里热传开来，名单显示参演《建国大业》的大部分演员都是外国国籍。这些演员也都是明白人，赚足了钱自然会选择移民换国籍，为自己后半生为后代换个好的生存环境，然后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在中国赚钱就是了。这个国家怎么样，这个政府做了什么，公民有没有人权，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共自己为自己鼓掌喝彩的《建国大业》只会得到民间的白眼，那些马屁演员也只会留下“戏子不义”的臭名。

所谓国庆只是中共的热闹，于民间则是国殇的凄凉。传统社会里，我们只能忍受歌功颂德的精神污染；互联网时代却为我们带来了公民真正喜闻乐见的“国庆献礼片”《老妈蹄花》。这要感谢艾未未等人将中共治下成都警方对待谭作人案证人、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调查志愿者的野蛮行径及面对公民投诉时的丑态用影像记录了下来。《老妈蹄花》再次证实了中共这个流氓政权的无赖嘴脸，60年来它驯化了一批批装疯卖傻的打手，绑架了整个国家。《老妈蹄花》让世人看到了中共60年来欺骗、恐吓、折磨民众的真相，也让世人看到了互联网带给这个国家的希望。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互联网正成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巨大力量。

瓮安事件、杨佳事件、《零八宪章》事件、邓玉娇事件……近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民众抗暴事件都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互联网在改变着每个公民的生活甚至固有思想，真实多元的信息每天都通过互联网从这头迅速传到那头，我们不用再忍受中共单方面的宣传灌输、不再被封闭在谎言中。即时通讯软件、Email及最近流行的微博客如Twitter、饭否、嘀咕、叽歪、做啥等，还有专门为中国大陆网友提供便利的各种翻墙软件如自由门、无界、Hotspotshield、Tor等，使人人都轻快间参与到信息传播当中，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又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正如美国的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新著《Here Comes Everybody——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中译名为《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所宣称的互联网正创造着某种奇迹，当我们改变了沟通的方式，也就改变了社会。

中共也日益注意到了互联网的巨大威力，在它的六十年大庆即将到来之际又展开了新一轮更为猛烈严酷的互联网封锁行动，Twitter被屏蔽、饭否等微博被关闭，翻墙软件失效或速度变慢。网站的编辑也个个人人自危，小心翼翼地发布每条信息，有编辑抱怨轻则罚三万重则被辞退。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情绪每天都在网站及其员工中间感染并扩散着，可见中共控制网络之严苛。2007年维权网发布的《中国网络监控与反监控年度报告（2007）》（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807/20080710165332_9340.html）和《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710/20071010162103_5948.html）两份调研报告中就详细纰露了中共如何控制互联网。尽管如此，网友还是能想尽办法突破封锁以获得信息。

此次，艾未未的《老妈蹄花》也无一例外地遭到封锁，上传在优酷网上的视频很快被删除，幸好还可以翻墙看Youtobe上的视频。难怪互联网令中共如此头疼，因为中共再也不能像往常对付传统媒体一样得心应手，中共不愿民众知道的真相、不受中共欢迎的信息总能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老妈蹄花》的结尾很有意思，艾未未等人在成都市公安局门口拍照却遭遇警卫阻拦，什么样的国家会煞有介事地禁止公民在其政府机关门口拍照？中共究竟在怕什么？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在北京军区大门口一个举相机的动作竟招来一个手持长枪的警卫的喝止；离军区门口百米内的大街上堂而皇之地伫立一块界碑，上书：“外国人不得超越”，这滑稽的举动令我至今想来都哭笑不得。难道我们仍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吗？是的，中共60年来的统治一尘未变，依旧沿袭毛式独裁统治，我无法想象在这腐朽的政权里会有何变革力量，而我却在互联网里看到了这种力量。

重庆钉子户获得高额赔偿、厦门PX项目被叫停、《零八宪章》的传播、邓玉娇被免刑释放……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在毫无约定的前提下走到一起为达成某种目标而努力，互联网就是有这样巨大的吸引力把人们从四面八方招聚到一起。你有你的首都治安巡逻志愿者（大街小巷的红袖箍们），我有我的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调查志愿者，到底是谁侮辱了志愿者一词？你有你的小脚侦缉队（社区里无所事事的老头老太太们），我有我的网上散步、旅游团，到底谁是真正的民间力量？互联网正空前挑战着中共政权。正如2009年9月号《公民月刊》评论员文章所指出的：“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紧张到骨子里的’喜庆氛围’恰恰表明了由于政治合法性的缺失，权力阶层内心的恐惧，他们必须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和话语体系，以不断重复的方式来迷惑公众，塑造公众心理，掩盖缺乏合法性带来的恐惧感。”而互联网正日益加重中共的这种恐惧感。

有一天，改变中国的将是中国的网民。从人肉搜索殴打艾未未的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派出所所长到《老妈蹄花》的成功献映；从网上维权行动的此起彼伏到《零八宪章》的公民踊跃签名，互联网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小觑。克莱。舍基总结道：“从电子邮件被发明并最早用以支持群体内交谈开始，我们的社会性工具越来越多地让群体具有生长在一起并在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正在看到这些工具从协调进展到治理的范畴，而群体也因获得足够的力量和支持要求受到尊重。”

一个不合法的政府只能在黑暗里采取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来维持统治，一个没有正义的政府只能自欺欺人地营造“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集体狂欢氛围，一个践踏人权的政府也只能偷偷摸摸攻击网站、强行给个人电脑安装流氓软件。折腾了60年，让互联网来结束这噩梦吧！

9月7日，白宫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全美学童的开学演讲全文；9月8日，奥巴马发表演讲，他在讲词中敦促学童在学校要认真学习：“不管将来你们想做什么，我保证你们都需要教育才能达成……这不仅对你个人的生活和未来很重要，你们从教育所学到的也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奥巴马的讲话并不像保守派人士先前所指责的那样偏颇，更不是在宣传、灌输什么一己之见。有影响的共和党人对他的演说持肯定的态度，其中包括前众议院议长并共和党前领袖金里奇。前第一夫人萝拉·布什也说，她支持奥巴马对全国学童演说的决定。她表示：“美国总统有资格对学童谈话，并鼓励他们接受学校教育。”

就在奥巴马讲话的第二天，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写作课上让学生们就这一公共议题作了讨论。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奥巴马究竟作了一种什么性质的讲话？

一位学生说，她注意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称奥巴马讲话为pep talk(亲切勉励)，也就是家长或教练在孩子们体育比赛前常会说的鼓励话语。她认为，peptalk这个说法比前几天许多保守派人士所用的propaganda(宣传)要来得确切。

于是就有学生问，“亲切勉励”与“宣传”的区别何在呢？我为他们提供了一本传媒教科书关于“宣传”的定义：宣传是一种公共传媒话语形式，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所进行的不只是单纯“提供信息”，而是要把接受信息者争取到信息发送者这一边来，并接受他的观念、立场和政治主张。第二，宣传是代表某个社会政治性的体制、组织、机构、事业来传播信息的，它所代表的必然是局部的利益，但却总是以整体的名义来进行。第三，宣传是与其他思想、认知争夺同一人群对象。宣传总是有明确的或假想的“对手”，它也往往把对手的主张看成是敌对宣传。

接着，我让学生来验证一下这个定义是否有助于解释奥巴马的讲话。一位学生认为，奥巴马说，每个学生都应该为个人和国家“好好学习”，这种一般鼓励不能算是宣传，因为他并不是想把学生争取到他自己或者民主党那一边去。另一位学生说，奥巴马说话时并没有明确的或假想“对手”，这和他竞选总统时的宣传是不同的。再有一位学生说，如果教育部长邓肯要求学生“听奥巴马的话，好好学习”，那就会有在做宣传的嫌疑。立即就有一位学生接嘴说，如果奥巴马说，“好好学习，做民主党的接班人”，那就肯定无疑是在做宣传了。

大致弄清楚什么是宣传以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估宣传的作用。学生们意见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有的学生以各种洗脑式的宣传为例，认为宣传是一些愚弄、欺骗民众的谎言，例如，那些把奥巴马教育演说攻击为“宣传”、“灌输”的不实指责，那本身就是一种宣传。

还有同学认为，宣传在民主社会中还是有它的用处的，例如竞选和推动社会公共政策都需要宣传，问题是不能滥用宣传。正如他们在中学里学习到的那样，宣传，往往是利用一般人的逻辑思考缺陷和情绪弱点，用浮泛空论、简单敌我划分、恫吓手段、无凭据推理、吹嘘、谩骂等等方式来影响民众。这些话语方式本身就具有欺骗性，使得宣传成为一种貌似高尚，但实际是在谋求私利的巧妙而隐蔽的手段。

这些一年级的大学生能够对宣传有这样的认识，足见他们在中学里学习提防宣传的教育的确是有效的。法国社会学家埃吕(Jacques Ellul)曾说过，对愚民的宣传要起作用，必须对民众从小做“前宣传”的准备：“没有前宣传，直接宣传便无法奏效。”前宣传是一种悄悄进行的、不显露宣传目的的“社会准备，……就像是耕地，直接宣传是播种，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种”。前宣传就是让宣传对象先养成一些特别容易被宣传者利用的想法或素质，在各级学校实行灌输式的服从训练就会有这样的效果。美国学校没有这样训练学生，因此比较成功地防止了“前宣传”进入校园。

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匈牙利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抽出了半天时间，专程前往布达佩斯东郊的“新公墓”去拜谒纳吉的坟墓。“新公墓”是布达佩斯最大的公墓群，绵延数十公里，在去之前就有当地朋友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墓区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否则墓区太大会迷路。而我觉得，纳吉是匈牙利现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坟墓应该会非常醒目，不会难找。但当一位显然是“70后”的墓区管理人员把我们带到“1956年遇难者墓区”时，望着无数相同的没有人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墓碑、只矗立着系着国旗色丝带的木桩的标志，他也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寻找。

大家四处寻找，终于在这一片墓区的东边找到了伊姆雷·纳吉的墓，那是一块横在地上、二尺宽、四尺长的再普通不过的石碑，比我想象的要简陋得多，碑前没有雕像，没有装饰，碑上没有生卒年月，只写着“伊姆雷·纳吉，匈牙利人的总理，1956年”，简单得令人不敢相信。刚开始我还心存疑惑，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纳吉的坟墓。众所周知，1956年11月4日，当苏联坦克和重型火炮响彻布达佩斯市区时，纳吉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赫鲁晓夫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记载，1958年6月匈牙利政府“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处决了纳吉”，而墓碑上为什么写的是“1956年”呢？突然，我恍然大悟，1956这个年份就足以说明一切——在匈牙利人心中，还有比1956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吗？至于纳吉真正死于哪一年，已经不重要了，纳吉和无数1956年的无名死难者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人。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难怪有人说，了解东欧现代史有三把钥匙，第一把是“1947-1948年”，第三把是“1989年”，这两把钥匙是东欧各国共有的，至于中间的这一把，各国有不同的年份，比如波兰是“1980年”，捷克是“1968年”、匈牙利是“1956年”。这三把钥匙足以串联起东欧国家的现代历史，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三个转折点，就像考古挖掘中的“文化地层”一样，相互叠加，互为因果，每一个事件的原因都可以倒推到上一个“累积层”，或者说，每一个非正常结束的历史事件注定会成为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开端，在这一点上，不但历史事件惊人地相似，就连时间、过程等细节都像是前一次事件的重演，正是这三个“历史累积层”最后导致了1989年苏东地区大雪崩式的制度变迁。

风云突变的1947年

很多人对后两把钥匙还记忆犹新，但不清楚“1947－1948年”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年代，以及为什么说这个年代是东欧现代史上的重要一环。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都不占优势，因此当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即政治上的多党议会制和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实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加入。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9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的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的各国代表。在会上，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和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途退席；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的强硬要求和遥控指挥之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成形，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之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导致它们停止已经开始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看到东欧各国共产党的不服倾向后，苏联决定先拿南斯拉夫开刀，指责“铁托集团”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目的是“与苏联相抗衡”。接下来，苏联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堕落到出卖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要予以清算。同时，苏联打断了从1944年开始的、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认为这是“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违背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提出的无视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论”，东欧各国必须立即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日丹诺夫还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向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也必须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内部不能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不存在联合阵线式的“大左翼”，并命令东欧各国共产党在1948年上半年快速完成兼并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尽快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就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奔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土派”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做法很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唯苏联马首是瞻、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为反感。“本土派”的一些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国很有威望。二战中他们在国内从事艰难的地下斗争，对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他们希望根据本国的特点，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度的唯一标准，于是那些依仗苏联权势的“莫斯科派”就有了一张打击“本土派”的有力武器。“莫斯科派”认为东欧国家无权选择自我发展道路，必须照搬斯大林模式，不遵从苏联人的指挥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于是，在1948－1949年，东欧各国都出现了破获“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其数目之多、涉及人数之广，达到了使苏联内务部的官员超负荷工作的程度，很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本土派”的领袖都受到波及。他们或是被捕入狱，或是不经审判被处决，或是被迫流亡国外，原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均被取缔解散，残留下来的也经过大改组而名存实亡，从此听命于苏联“老子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分为两种，一是以苏、阿、匈、罗、捷克为代表的一党制，二是以波、东德和保为代表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再加上有共产党情报局、“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这样机构的管制，东欧国家在组织、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受到钳制，苏联模式被强行移植。1947年成为东欧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从而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就像提到日后的剧变，就无法回避1956年一样，提到1956年事件，也无法绕开1949年匈牙利的“拉伊科事件”。

匈牙利工人运动有它的独特性，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得多，因此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础。匈牙利工人党成立于1873年，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于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会民主党晚了40多年，1919年库恩·贝拉领导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社民党和共产党曾一度合并，5个月后政权被颠覆，两党分裂。1924年，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重建，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扶持霍尔蒂的“箭十字党”执政，共产党的活动十分困难。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匈牙利共产党也随之宣告解体，一些人以“和平党”的旗号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党员只有2000多人，另一些人跑到苏联组建了驻外的中央委员会，1944年，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与国内并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党再度合作。由于双方的价值立场相近，又有国内抗战的共同经历，于是双方于1945年成立了两党联络委员会。而跑到苏联去的拉科西等人随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合并。“莫斯科派”由于有苏联人作后盾，顺利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由1941－1944年担任国外委员会领导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拉科西·马加什出任匈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掌握社会力量的大多数，需要联合各民主力量，于是共产党提议与其他一些反法西斯党派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由在国内民主派中人望颇高的工人领袖拉伊科担任“匈牙利阵线”总书记。后来，在“匈阵”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国民大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1945年匈牙利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凡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中，小农党取得了57%的席位，社民党获得17.41%选票，共产党获得16.95%的选票，全国农民党、公民民主党瓜分了其余的选票，小农党创始人蒂尔迪·佐尔坦组建联合政府，该政府采取了“既不执行左翼政策，也不采纳右翼方针”的中派路线。1947年匈牙利修改选举法，限制右翼团体和个人参加选举，在该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2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1948年6月，在日丹诺夫的提议下，共产党兼并社民党，然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此举遭到社会党的部分党员抵制，很多人退党。此后“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团独揽大权，拉科西一人包揽了国防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匈共总书记三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按照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在党内排除异己，清洗“本土派”与兼并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1948年匈牙利开始“大清洗”，党内的“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罪名逮捕入狱，二战中在国内坚持游击战或被霍尔蒂政权监禁的“本土派”成为矛头所向。在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当其冲，另有19万人被开除出党。1949年匈牙利的党派竞选结束，其他党派消亡，一党制成形。1949年6月16日，时任“匈南友好协会”主席、外交部长、“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总书记的拉伊科突然被以“武装暴动”的罪名逮捕。拉伊科（1909-1949）是匈牙利建筑工人协会的共产党最早的组织者之一，是1935年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1941年被霍尔蒂政府监禁，1944年获释后从事共产党与工会、各工人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因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有深厚基础，拉伊科与社民党交往颇多，与社民党中的很多人私交甚笃，被社民党誉为“可以成为‘朋友’的共产党人”，因此在1944年共产党与社民党合作的过程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关键角色。拉伊科1946年任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1946年任内务部长，1948年起任外交部长。1949年9月16日匈共中央指责拉伊科是叛徒，二战时充当德国法西斯的间谍，胜利后利用“匈南协会”主席的职务充当南斯拉夫的间谍，并勾结南斯拉夫蓄谋武装推翻匈牙利人民政权。10月，拉伊科被处决，与他同时被判刑的还有一批“本土派”领导人，凡是与他交往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统统受到怀疑，被扣上“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开除出党或被捕入狱。受拉科伊案件牵连，匈牙利的“间谍反革命”案件层出不穷，定性不断升级，1951年有近50％的中央委员被撤换，20万人受到株连，100万人成为监控对象，导致冤案遍地，这破坏了法制和民主程序，降低了共产党的威信，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也成为1956年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

在从人事上清除了“本土派”的障碍以后，拉科西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照搬苏联的重、轻、农的顺序和“五年计划”发展蓝图，不顾人民生活地拼速度、拼积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匈牙利根据苏联的要求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一五计划”中搞“大跃进”，把“五年计划”中原先设定的90％的工业增长目标提高到200％，重工业增长目标则由104％提高到280％。这样的高积累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与1949年相比，1951年下降11%，1952年下降18%，1953年下降13%.高征购和强迫集体化使农业生产陷入停顿，1/10的土地抛荒，食品供应紧张，1948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的纳吉告诫说：“强行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告终。”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政治形势恶化，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渐高涨。

思想超前的改革者——纳吉·伊姆雷

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议会大厦前矗立着一座纳季·伊姆雷的雕像，头戴礼帽、手拿拐杖的纳吉站在一座桥上，双手交叉在桥的围栏上，安详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我问陪同者，为什么要塑造一个站在桥上的形象，回答是，桥是体制的象征，在匈牙利共产党人中，只有纳吉跨越了体制，走到了“桥”的中央。后来我们还在别处看到一尊雕像，是纳吉1956年10月23日在议会广场上手拿讲稿的形象据我所知，剧变后东欧国家为前共产党人塑造雕像的仅此一例。纳吉至今仍是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改革探索者，先知先觉的殉难者。

在东欧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纳吉是一个另类。这并不是指他的政治观点和1956年的举动，而是指他的“出身”。一般来讲，东欧各国的“改革派”大多出自“本土派”，但纳吉是例外。纳吉与拉科西一样，是“讲俄语的人”，是典型的“莫斯科派”，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了匈牙利“莫斯科派”当中的任何人。纳吉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共产党，并加入苏俄红军，193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在布哈林主持的“国际农学院”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移居苏联长达十几年之久。正是这段学院的研究经历，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立见解，并深受布哈林思想的影响，同时因长驻苏联，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同是“莫斯科派”，但他与拉科西只想讨好苏联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从政以来就认为，“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形式”，社会主义要想比“人民民主”时期更具有合法性，就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利益。纳吉在1944年回国担任农业部长，负责战后的土改工作，1945年11月改任内务部长，1946年由于中央认为他的性格“太宽厚，不适应内务工作”，被改任为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纳吉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匈中央全会指责纳吉“犯有布哈林倾向错误”，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事农业研究，这是纳吉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1951年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恢复，同时在政府担任副总理，兼管农业。也许是由于那个自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拉科西与苏联走得过近，完全不顾匈牙利国情和民族尊严，在国内缺乏号召力，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指定副总理纳吉出任总理。在苏联人看来，换一个同样是“莫斯科派”的温和派，可能更符合“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气氛。

1953年6月，纳吉出任总理后立即提出改革纲领。纳吉提出，匈牙利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反对片面的高速度，要全面发展，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立即下马一批大型投资项目，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允许退社，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取消拘留措施，关闭集中营，加强法制建设，设立检察院，审理违法案件，这些政策后来被统称为纳吉的“六月政策”。他之所以能够在上台伊始便在匈牙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个人的理论水平、勇于探索的精神、从匈牙利的实践出发以及对苏联经验的总结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马林科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颁布“新方针”，也在探索苏联的改革道路。纳吉的“六月政策”出台后，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护，但也使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党内派系矛盾公开化、尖锐化。

纳吉的改革政策得到了热烈欢迎。在“六月政策”的指导下，许多正在上马的大型重化企业纷纷搁置，全国有729个农业合作社解散，农贸市场开业、自留地遍地开花，背“小口袋”的个体交易者活跃起来，这种在当时看来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局面，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感到纳吉步伐迈得太大，思想太超前了，于是形成了“反击纳吉”的保守派阵营。这时拉科西趁机到处收集纳吉的“黑材料”，向莫斯科报告说，纳吉实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扰乱了国内的计划经济，使匈牙利迈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1955年2月，苏共党内斗争结束，主张改革的马林科夫失势，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于是拉科西也加大了批判纳吉的声势。1955年4月，匈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撤销纳吉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赫格居斯接任总理，8个月之后，纳吉被开除出党，这是纳吉政治上的第二次下马。纳吉随即埋头从事理论研究，在1955－1956年先后撰写了《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与伦理》、《当前的几个迫切问题》、《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等著作，而那些“六月政策”的拥护者在纳吉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

“裴多菲俱乐部”与1956年事件

1956年苏共20大《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党内再次出现改革派的呼声，这对匈牙利的党内斗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吉认为，从《秘密报告》中披露的资料看，自己的探索和施政方针是正确的，这就更坚定了他的改革决心。受苏共20大思想的鼓舞，匈牙利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和一些知识分子于1956年3月17日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这本是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其初衷是要以匈牙利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传统为目标进行思想探索，并没有组织反对派政党的考虑。但是，对拉科西集团不满的社会力量很快就在这个旗帜下聚集起来，裴多菲俱乐部成为改革派的智库与活动平台。3月30日，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数千人大会，批判拉科西的错误路线。4月，裴多菲俱乐部又举行了多场与苏共20大精神有关的研讨会，被压抑了多年的民族情绪一下释放出来，布达佩斯处在沸腾之中。

6月，也就是纳吉“六月政策”三周年纪念日时，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力达到极盛。6月27日这一天的讨论题目是“新闻和媒体”，消息发布出去以后，原定下午7点钟开始的研讨会，从四点钟开始就挤满了人群，只好在附近的公园拉高架线设立分会场。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上万名听众聚集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倾听来自党内民主派和民间思想者的声音，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新闻部副部长罗松奇·盖佐，他讲述了1955年纳吉被贬黜的经过，使会场的气氛达到高潮。人们全体起立，要求纳吉回到领导岗位，“纳吉·伊姆雷！”、“纳吉回来！”、“我们要纳吉！”、“我们相信纳吉！”的口号声与匈牙利以前的国歌《科苏特之歌》和《马赛曲》响彻布达佩斯。

1949年的拉伊科冤案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问题。裴多菲俱乐部在拉伊科案件七周年时专门组织了一场报告，由拉伊科的夫人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审判员和律师问题》的演说，她向听众讲述了拉伊科受迫害的前前后后以及自己在狱中六年的遭遇和一大批受牵连者的悲惨处境，听众无不动容。迫于形势，新上任的匈共第一书记格罗开始讨论拉伊科的平反问题，在乱坟岗里挖出拉伊科遗骸的纪录片播放以后，全国震惊。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科等四名原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布达佩斯有30万人为之送行，接下来国内平反的浪潮接连不断，悲愤情绪积聚。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登了中央政治局恢复纳吉党籍的决定，格罗认为，拉伊科已经平反，纳吉也恢复了党籍，国内的局势理应趋于平缓，便出访南斯拉夫，希望寻求铁托的支持。10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改选，与纳吉命运相同、也曾遭到罢黜的哥穆尔卡复出，当选为波兰第一书记。消息传来，匈牙利学生深受鼓舞，要求让“匈牙利的哥穆尔卡——纳吉”回到领导岗位。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中央提出十点要求，同一天布达佩斯学联也向政府提出十六点政纲，主要内容都是要求回到纳吉“六月政策”的道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对拉科西的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民族尊严，反对苏联大国主义。

10月23日示威活动继续扩大，在1948-1949年整肃中被取缔的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党也纷纷亮出旗号，要求回到议会政治的“人民民主阶段”。中午12点，布达佩斯科苏特电台播送以内务部长皮罗什名义发布的一道禁令，宣布禁止公共集会和游行，违者将受到严惩，对仿照苏联克格勃建立起来的内务部极端反感的布达佩斯高校的学生无视命令，继续沿着多瑙河岸游行示威。学生队伍举着匈牙利国旗和波兰国旗，扛着声援波兰和要求纳吉复出的横幅。因党内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出现意见分歧，同情学生的军事院校学员也加入游行队伍，内务部在下午2时宣布取消禁止游行的命令。但示威者有增无减，涌上街头的人已达20多万，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交织在一起。

傍晚时分，纳吉出现在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他说：“我向到场的人们致以热烈的致敬，我向你们民主的匈牙利青年表示崇高的敬意，以你们的热情，定会排除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将通过党内谈判和讨论问题的途径来解决目前的冲突。”随后他要求群众克制，特别强调“我们要捍卫宪法、秩序和纪律，政府将快速做出决定。”这是一个旨在平息事态的讲话，纳吉冷静的态度让对他期望值很高的游行群众感到失望，讲完之后没有人鼓掌赞同，没有人响应。纳吉请求群众一起唱国歌，唱完国歌以后纳吉就离开了现场。

晚上8点，匈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讲话，他首先否定了这场运动，并指责那些“敌人”、“资产阶级”、“暴徒”、“别有用心者”，反复强调苏联人的“解放”和无私帮助。格罗的讲话如同火上浇油，使激奋的群众无法控制，事态很快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危急情况下，匈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有纳吉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纳吉临危受命，立即被恢复了政治局委员和总理的职务。会上，前总理赫格居斯提议邀请苏军来进行军事镇压，纳吉同意实行紧急状态的戒严令，但反对使用武力镇压。

10月24日，纳吉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他呼吁群众停止战斗，停止流血，恢复秩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给政府时间。他说：“凭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我们将以我1953年6月提交议会的纲领为基础，在各个方面有系统地实行民主化。”但是这样的许诺为时已晚，纳吉复出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他的声音被淹没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暴动向全国蔓延。24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乘装甲车抵达布达佩斯，准备以武力解决匈牙利事变。而纳吉仍想做最后的努力，他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由匈牙利人来自己解决问题、平息事件。由于苏军第一次进城受阻，苏联人同意由纳吉、卡达尔等人尝试以和平手段恢复秩序，并且撤换格罗，向群众让步。

经过领导层的紧急磋商并征得苏联同意（后来证明这一同意只是缓兵之计，苏联实际上已在准备再次出兵），纳吉等人决定进行东欧前所未有的改革。已经失去社会拥护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解散，改组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由卡达尔出任第一书记。在10月底的几天里，卡达尔与作为政府首脑的纳吉似乎在合力平息事态。他们向全国宣布“10月23日事件”是“民族民主运动”、“人民爱国运动”，并表示要让苏军立即撤军、回到人民民主制度上来，举行自由选举、组织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前小农党、社民党、全国农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局势仍未能控制住。10月30日，暴动者冲进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市委书记麦泽·伊姆雷被杀。此时卡达尔在苏联暗中策动下，终于与纳吉分道扬镳，“失踪”后出现在苏军控制区，并宣布另组新政府，邀请苏军再次出兵镇压。11月1日，苏军坦克进入匈牙利境内，纳吉至此宣布与苏联决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摧毁了匈牙利人的抵抗，近万人死亡，15万人出逃。纳吉进入南斯拉夫使馆政治避难。这是他的第三次下台，这一次纳吉再也不可能再复出了。

1957年4月他被押送回国审判，1958年6月16日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和“叛国”的罪名被处决。临终前的纳吉表示：“我在一生中曾三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但是三次都被‘强大的外部势力’破坏了。”他指的是1953年的“六月政策”、1956年的复出与其后的与苏联决裂，据说他临刑前高呼“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巧合的是，七年前的6月16日也是拉伊科被以“武装暴动罪”逮捕的日子。

无法绕开的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

在苏共28大上，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了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苏联人的变革之风令东欧的民众感到欢欣鼓舞，东欧的改革力量和民主势力再次萌动起来，历史似乎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事件的起点上，只是这一次苏联的坦克再不会出现了。

1988年，纳吉的女儿同其他四位与纳吉一同遇难者的遗孀组成一个“历史公正委员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1988年6月16日，在纳吉被处决的30周年纪念日，有几百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为匈牙利事件平反，立即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如何看待“1956年事件”是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匈牙利如果不触及1956年事件，就不可能改变党的形象，就不可能与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不可能获得主动权。正如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所说的，“要变革就无法绕开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1989年1月匈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匈政府准备重新安葬纳吉和同案人，1月28日波日高伊向记者宣布，由他领导的“重新评价历史委员会”根据调查得出的结论是，“1956年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反对当时正在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统治的人民起义。”2月6日13个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发明，表示拥护“人民起义”的结论，并强调只有公正的对待历史，政府和民间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将加深政治危机，丧失国家振兴的有利时机”。2月10-11日匈共中央提前召开中央全会讨论“1956年事件”的结论问题，在这次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党内明显分为两派，最后双方协商向外公布的结论是：“1956年由于匈共领导在改革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政治性群体事件发生，10月以前是真正的人民起义，10月以后运动失去控制，一些复辟力量、社会残渣余孽混杂进来，使运动的性质发生改变。”而这时各种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双周刊杂志《信念》发出一封向社工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说：“在民族的圆桌旁，每一个想以宪法的手段达到目标的人都应有一席之地”。

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纳吉在1956年提出的“多党制、外交中立、退出华约”这些纲领性的问题再次摆在社工党面前。他们已经意识到，1956年苏军出兵的局面不可能重演了。于是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的决议，决定开放党禁。

1989年3月15日是匈牙利青年节，社工党呼吁与其他团体联合纪念这个节日，遭到拒绝。3月15日纪念活动分两处举行，官方的活动是在贝姆广场，民间的活动是在裴多菲雕像前，结果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官方的活动是凄惨暗淡，民间由31个政党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呼吁为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实行言论、新闻、宗教自由的发言接连不断，最后全场一致通过把1956年匈牙利事件高潮的10月23日定为民族节日。这一次活动证明，社工党的威信已降低到了极点。5月9日社工党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告，“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社工党对纳吉做出了迟到的评价：“纳吉。伊姆雷是1945年以后匈牙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他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象征”，“他早就认识到，要改变与匈牙利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党的政策必须体现人的价值，必须体现匈牙利的民族特点。”中央委员会根据“重新评定历史委员会”公布的全部材料得出结论，195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判决是非法的”，“政府要坚决同过去的错误、同不止一次地违反宪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56年以来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

1989年6月16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为纳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国葬”仪式。在这一天，像1956年为拉伊科举行国葬一样，30万人参加了吊唁安葬活动，只是这两个安葬日之间已经跨越了33年。匈牙利社工党的时代结束了。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