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一件事之后，应邀回想做这事的发端，不一定很明智，因为你握笔（如今是敲键）的时候，书和书评都出来了，读者或听众的预期（包括批评）已为作者所知。于是，写出来的，不小心就会被牵著走——这就失了真。但出版社觉得不见源头小溪，下游再汹涌也不完满。怎么办——那就来点属于花絮的小故事吧。
1990年代中，我得到一份短期研究基金，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中心（堪培拉）写三门峡。“圣诞/新年长假”来到，这个南半球大国首都反倒空了——办公室、校园、乃至一片片住宅区，显得只剩我孤身一人。应朋友之邀，来到热闹的墨尔本，给拉进一处住房：闹哄哄的一屋子人，大人小孩，花花绿绿，生疏的、熟悉的，大家走来走去互相介绍。
我和Ella找了个清净角落坐下。她原是国内一家很有声望刊物的编辑，那时正和一批同样有著大学学历和工作资质的姑娘，在饼干厂的流水线上“抓糖”——到了人家国家，只能先打工糊口。每当有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并好奇地对我这个新人瞄上两眼，她就会顺口介绍一下：“这是戴晴，在北京……”
一位从旁顺耳听见的女士停了下来：“你就是戴晴啊……嗨，你可真烦死我了。”
在海外华人群，这样的初识场面不多。我于是问：“请问哪里冒犯了？”
“不是你，你的书。真把我烦死了。我是看你们那种书的人吗？我就看琼瑶的书，看爱情小说。可我们那口儿非逼著我看你的……”
“这可真太对不住了。请问令夫君……”
“嘿，他要知道你在这儿……”她赶忙跑出去打电话，旋即转回，“立马就到！”
我于是认识了Ella的工友、北京姑娘林小燕和她的“那口儿”：“X案件”主犯、东荪先生第三孙、坐牢16年后随妻子一同去国，那时节正在墨尔本一家医院做清洁工的张鹤慈。
我们中国的人才啊！
张鹤慈胡子拉碴、双目炯炯。见面无一句寒暄，只说“让她看的是储安平那本。你在里边写到了我祖父。”
“……”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作为“反右斗争30周年”纪念文字，写《储安平与‘党天下’》的时候，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位我曾经服务的《光明日报》前总编、不改正右派储安平身上。明知《观察》特约撰稿人个个寻常非比，比如东荪先生，我的研究与著墨实在愧见这些受难人的亲属。
“我这儿有爷爷诗词手迹。没抄走的。还有还回来的。”张鹤慈沙哑著嗓子说。
面对著零散但成摞的手迹残篇，我茫茫然无所措。鹤慈直觉祖父十分了得，觉得应该让后人知道中国学界——乃至政界——有这么一个人。他表示愿全力配合写出祖父。是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不为人所知的原始素材、亲属诚恳无私……哪一个作史的人会无动于衷？
但只看《观察》，是不能算读过张东荪的。赶紧到大学图书馆补课。找《时事新报》、找《再生》、找他最后四大本……东荪先生一篇篇著作就这么匆匆复印、补读。那时候张家的人只见过鹤慈一个，没有人说起选票的事，朱振才的文章也还没有见到。我当时只觉得不读东荪先生形同近现代史白痴：怎能只知康梁？怎能只知仲甫、鲁迅？遑论忽地又快成自由派偶像的胡适。当然，“突然给灭掉”——那么早、从那么高的位置上——则一直梗在心中，觉得内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什么呢？
临回国，我在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做了一个没什么把握的介绍：对关注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洋学问家们说说这位哲学家。他们对“张东荪”三个字有点模糊印像，也知道北平的“和平解放”（以为是交战双方深明大义）和“一边倒”（以为是当时的外交政策）。白杰明没等我讲完就说：这个人物不得了，一定把他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