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世纪的中国命运，其实在一百年前的世纪初就被决定了。决定这一命运道路的，是在日本两个城市之间（东京与横滨）发生的一场政治论战，这就是后人称之为“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在双方的对抗中，革命话语全势获胜。于是，20世纪的历史边走边停，革命走了一百年，立宪停了一百年。在世纪革命的“洪波曲”面前，立宪如同“死水微澜”。设若当年立宪话语深获人心，以至成为时代选择；那么，罗马并非一条路，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可能是另副模样。至少，李锐老人前几年的“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何时”就不会延宕为跨世纪的吁请。

从历史这头看那头，梁启超就是一百年前的宪政开张者，正如与之同时的孙中山是一个世纪的革命开张者。当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中国留学生甚少，1900年也才只有一百左右。但，待至1905年，留学生已多达数千。梁任公的立宪话语没能拽住他们，他们基本上为革命话语裹挟而去。20世纪，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革命既然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立宪就只能被历史推到它的边缘。

立宪与革命，一南辕，一北辙，不相交集。立宪无须革命，正如革命无以立宪。由于革命是武力推翻清廷，而立宪又顶了个保皇的帽子（君主立宪），年轻人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撇开当时年轻人不论，即使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当年，梁，还是孙，依然是个问题。这里所指的革命，专指“易主”性质的暴力诉求，它的最通白的解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立宪不动枪也不易主，而是通过立法和议会来“限主”。一百年前革命与立宪就在这一“易”与一“限”之间，展开角逐。这“易/限”之别，如果可以比喻，革命就是“夺位”，立宪就是“造笼”。

自秦而清，中国政治制度始终是君主专制。孙的革命目标，除了排满的民族革命外，在政治上，是要用共和的“民主”取代专制的“君主”。但，专制的君主不会自动退位，因而要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所以，孙中山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只有革命，“主”的位子才能由“君”而“民”。此即“夺位”。“造笼”不妨采自相传为前美国总统布什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比喻的意义上，布什的笼子就是梁任公的立宪，即用宪政之笼限制君主的权力。

面对清廷的专制，革命首先强调的是“位子”，即必须推翻君主，让其下台，改朝换代。立宪不然，它无须君主退位，而是打造一个“笼子”，把它关在里面。换言之，只要有笼子，里面关的是谁——世袭的君、还是民选的元首——都不要紧；紧要的是，任何权力都必须加以笼套。这里，可以看看梁启超如何解释专制。在《开明专制论》中，梁氏首释专制之“制”，曰“制者何，发表其权力于形式，以束缚人之一部分之自由也。”制即国家制度，它是一种权力形式，用于束缚人的一部分自由（因其自由之间的互相妨害）。至于专制，则是“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即权力只是控制别人，它自己却没有任何制约，这样的制度就是专制。因此，在专制与非专制之间，梁氏的区别至简至精：“一以宪法之有无为断”。清王朝有制度无宪法，所以立宪派反复运作，逼其君主立宪。至于君位，在立宪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所谓虚君是也。这其实是一种交换，用以规避革命所造成的内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

革命不然，它的头道菜不是立宪，而是革命。先革君主的命，然后再共和立宪，这是它的路径依赖。当年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用意虽好，但共和能否解决专制，毕竟还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先旁听一下托克维尔的声音“一个国家，如果它原来是个人集权管理，并且习俗和法律也都接受这种管理，而现在它想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共和专制下，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完整的君主制更难以忍受。对此，我们可以在亚洲寻找可比照的东西。”共和专制，托克维尔说的是法国，似乎又是为日后中国建言。某种意义上，梁启超正是中国的托克维尔。他反对孙党学美式共和而主张效法英式立宪，正在于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自治传统未养成，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专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无论立宪。立宪是逼出来的，革命只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动力，它岂有为自己造笼之理。所以，关于共和专制，梁氏以法国学美国为例，指出：“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一变再变，梁氏看似说法国，所指更是革命党果如获胜之中国。是否应验，识者自识。

暌违任公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立宪与革命之争，实为上个世纪的历史开局，孰胜孰负，则可以主导一个世纪的历史走向。历史是有惯性的，革命胜则世纪为革命史，立宪胜则世纪为立宪史。幸抑不幸，在立宪与革命的对峙中，革命压倒立宪。是它成就了20世纪的历史，以至于今。今天，世纪又逢开局时，回望任公，那是那个时代中国宪政的一根脊梁。我们今天的宪政努力，不但是在脊续任公未竟之业，也需要从他那里汲取资源。

宇宙间最宝贵的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不是地球，也不是星辰，而是人的生命权和幸福权，如果你活着不如死去，太阳是否每天冉冉升起对你已经并不重要了。
                                            —艾鸽

                            
上帝：你们的祭坛上放着什么东西
答者：一堆数字
上帝：我好像闻到了一股焦糊味
答者：那是有人味特色的焰火

如果历史是一个小姑娘
我们可以任由她打扮   可惜不是
如果历史是一个妓女
我们可以不要历史   可惜不是
如果历史是手纸
我们可以扔掉它   可惜不是
如果历史仅仅是眼泪
我们可以止住它   可惜不是

历史：我全部保存在这里
尸骨 毛发 影象 魂魄
人啊 你为什么健忘
眼睛看见了不幸
嘴中却全是颂词

今年10月1日是党国60年的大庆之日，而9月中旬又要召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维权民变事件，为使”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公安、交通、宣传、卫生、气象、物价、旅游等有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行动，提早数月即加强了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管制和社会环境治理。

这场以倾国之力，塑造奥运之后另一面子工程的盛大庆典，是当权者安排的另一场政治表演和威权宣示秀，不但与真正的民意表达毫无关系，而且与其自我标榜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是格格不入相悖而行的。

为使国人较系统地了解其中原委始末，特就早已见诸公众视野的数项相关内容总结如下，以飨读者。

一、法令配套

1、赶在60周年庆典之前，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于8月27日在北京表决通过了《人民武装警察法》，并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人民网

该法律明确了武警部队”参加处置群体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职责，其中当然包括国庆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不难看出，”授权武装力量介入群体事件铸就的是一柄双刃剑”，其实际效果和未来功能变化，尚难预知。

2、近日，北京市新闻办网管处发出指令，要求各网站首页和新闻中心首页在中共建政六十年之际，必须营造和谐气氛，力推正面消息，压制负面消息，并要着力防止某一负面消息的过度堆积。为此特别指出，负面消息所占版面，不能超过全部内容的30%。网管办将逐一检查，”未能达标者，一律严肃处理”。

“群体性事件”只能使用新华社和官方原稿，只可报道事发和事后处理结果，中间过程不可触及，切不可自发延伸评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3、为确保国庆期间安全，8月19日，北京市安监局下发”关于加强加油站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规定，对于购买散装汽油的个人或单位，加油站要存留介绍信、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并详细记录购买者姓名、身份证号、购买时间、用途和购买汽油数量。对使用非制式油桶的，不得予以销售。—-法制晚报

4、”国庆之前, 《首都60周年庆祝活动群众游行病媒生物综合防制方案》出台，北京市对天安门地区进行7次统一病媒生物控制,主要是为了消杀蚊、蝇、鼠、蟑螂，重点是老鼠和蚊子。”—-北京天安门地区国庆前将七次集中灭鼠

二、安保安排

1、实施交通管制和军事管制。

“正在北京和其他敏感地区部署数万名武警，作为下个月国庆60周年安全保卫工作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称，武警部队将在北京、上海和最近发生骚乱的西藏和新疆地区保卫主要场所和街道。

已经命令武警围绕北京国庆游行核心部位，从天安门广场开始，由近及远递次往外在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和山东6个环京”护城河”地区设置了三道军事封锁线加强保安。”—-中国国庆前在敏感地区部署数万武警部队（美国之音）

 2、9月1日，中国武警部队国庆60周年安全保卫暨维稳工作誓师动员大会同时在北京、上海和新疆、西藏等地举行。

武警部队不仅将担负军乐伴奏、升国旗仪式、鸣放礼炮等重要任务，还将担负大型活动现场人员安全检查、安全警卫，处置突发事件和恐怖事件等5大类共22项重大任务，直接担负任务部队涉及北京等5个总队、3个机动师，以及直属部队、相关院校等11个单位的数万名官兵。

公安部4个月前就部署五项整治，”破大案、防大案；打团伙、打流窜、打系列；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综合整治’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因地制宜打击整治涉枪涉爆、黑恶势力、黄赌毒等区域性违法犯罪，”以迎接国庆六十年。—-中国新闻网

3、社区巡逻、值班防范、邻里守望、看护桥梁。国庆期间，首都将有近140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大街小巷，严防死守，全面投入国庆安保工作，营造人人参与、共保平安、共庆辉煌、共享和谐的浓厚氛围。—-北京将有140万民众参与国庆安保工作（ 2009-09-02  北京日报）

进入8月28日下午，奥运期间的北京城”一街一片红”的景象重演。红袖标无处不在。公交车司机也戴上红袖标，他们在混乱的路况下开车自顾不暇。还有，无业游民、下岗的、修车的……平时大街上一半的闲杂人等，此时摇身一变成了首都”安保”。今天晚上国庆演练，80万”杂牌”安保正式”闪亮登场”。

4、以铁腕手段毫不留情地清理、打压北京及各大城市中”残留”的异议人士和维权访民，或是约谈，或是发安抚费，或是言出威慑，或是遣送原籍，或是就地关押。
“北京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先生在中国政府’10.1’大庆来临前，被迫于8月31日离开京城返回到山西老家中（维权网义工高法报道）”。

北京的另一学者凌沧洲，上周就因为写文章议论国庆等时事，批评意见也为当局所不容，遭到国保警察谈话。

5、09年中，中国各级政府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原编制的基础之上，另设立了一个”维稳办公室”，意义很明确，即维护社会稳定。从字面上看出来另一层含义，即当今社会确实已经不很稳定，并且已达到政府非设立专门机构用以应对的地步了。

三、活动准备

 1、”在刚刚过去的28日周末深夜，北京举行了超越北韩、世界第一的国庆60周年方队庆彩排演练，参加演练的包括小学生。

市中心地区从周五晚上开始实施封锁直到周日，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庆典，以及有些什么活动，都实行对外保密。”

有评论认为，国庆游行人员多达10万，并且全部必须经过严格的政审过关方可参与。

2、为迎国庆进行的高强度训练，让战士们的鞋子”受累不浅”，不少惨遭”毁容”的鞋子，或者是被磨没了后跟，或者是被磨穿了鞋尖。

最忙碌的要数修鞋店。到目前为止，修鞋已经用了3.5吨钉子。—-国庆阅兵方队训练强度巨大人民网

四、延伸阅读

1、全中国似处于天下大变的前夜，从首都北京到各地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北京查《身份证》尚属”正常”，就连远处东海之隅的上海，像各地一样，为配合首都国庆大事，居然也破门入户地检查散居在城市边缘贫民窟的外来人口《身份证》和《居住证》，以图给遥远的北京”人为创造和谐盛世”气象。

2、8月中下旬曾到过天安门及周边区域，发现天安门广场已整修一新，但气氛高度紧张，所有为首都安全而设立的内容，种种隐约的不安定因素，皆能于此处找到踪迹，只不过产生了一些诡变，显得更”文明”和隐晦一些。

安保人员对进入广场者，人物皆实行机器辐射扫描，对于看似不放心的物品，则要再次勒令拥有者交出，并由安保人员亲自过目再行搜查一遍。

这一有违人权的搜包事实，正是本人亲历，而且操作还是一个冰冷如铁的女警员—-女人非要干这一强悍的行武行当，真有些难为了上帝赐于中国传统女性的贤惠、温柔、勤劳、节俭和谦让的天性美德了。

五、”题外”花絮

1、天国有喜，四海来朝

“对香港不少政商界红人来说，中共建政60年的庆典「大过天」，各种活动都要让路。访京团约有二、三百个名额，能不能跻身在名额内，而其中又有多少人可获邀阅兵，许多人认为是身份象征。

据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北京驻各国使领馆，也为60周年奔忙，投入大量金钱，搞各种庆祝活动，而各地华人中，也有不少人以能进入使领馆所设酒会，或更风光地能受邀到北京参加庆典，来炫耀其爱国地位。”
—-海外华人的两极际遇 （苹果日报）

 2、天堂与地狱的尊卑生活

党国60大庆，黑领们、金领、白领可得放假三天，外出旅行，发物发红包，甚至是提升官级的恩典，而那些身处中下的农人、工人、失业阶层，尤其是一直在首都为国庆而流汗流血做准备工作的劳动者，一到此”关键时刻”，便与08年的京奥遭遇一样被”清场”，一方面成为被党恩所”遗忘”的人类，另一方面党却念念不忘将此劣等人类、危险人群驱出京师，沦为与”高尚的人民”和”社会的精英”们无缘者。

六、国殇日里的反思

1、在全世界”猪流感”盛行，并随时有可能大规模暴发的前夜，竟为了政权的威严和稳定，而不顾大规模人员聚集可能产生的人人间相互传染的极大危险，霸王硬上弓，逆天意而行这类无聊透顶的独裁政治秀，其后果会是什么？

2、”近几年，西藏新疆持续动荡，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纸面上的盛世和谐，类似于人相食的凶年。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根本找不出半点安定团结的影子，偏又来了所谓的建国60年大庆。”

穷凶极恶地统治中国60年，得来的不是万民的臣服，反而是遍地的峰烟，风雨飘摇之际，试图以为自己盛操60大寿来壮胆量增阳寿，但这就像人们在”本命年”緾系红腰带一样，除了心理安慰，真正的有无实际作用，只有自己明白，或许自己也不知道。

3、十月一日，对有些人而言”今天是你的生日”，是”国庆”日，对中国而言，实是”国觞”日和忌日，国人有什么理由为之欢欣鼓舞，”祝福祖国”呢？那一天进行的是”阅兵”，不是”亲民”，所以此等”喜”事与百姓无关，且危机四伏，不如趁早远离的好。

4、不要说现代文明社会，就算是在古代帝制时期，每逢”大庆”，也懂得悲天悯人，也要大赦天下，以求君民同乐之意，而不是独享之尊。反观现政权每逢”大庆”，却是其精神份外敏感之时，不但难现圣王明君之宽容气魄，更反其道而行，视百姓如腹敌，视异议如喉剑，每欲尽除之而后快，于是大行抓捕杀戮之恶，使人人惊心，天下皆泣，何其无道之治!

5、如果当局能认清历史潮流，顺天应人，在最后的政治艰难时刻把握时势，将手中权力与天下人分享，使中国达到公平公正的民治状态，则不必用如此大的财政投入来”维稳”，那时的国民也会自动蜂拥上街，为重见光明而兴高采烈，为社会和谐而自掏腰包，欢天喜地疯狂庆祝一番。

这时的中国，虽无”国庆”之名，已具”国庆”之实了。

本周末在法兰克福举办的书展前期的暖身研讨会上，发生了预期的戏剧性事件。9月12日这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讨论会，德方举办单位邀请中国官方的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学者、教授，以及政府官员。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北京的作家戴晴。戴女士多年来就因反对三峡工程和维护环保和关注维权而受到来自体制内的压力。另外一位受邀的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人贝岭。然而在会前数天，中国政府得知有这两位“异议人士”参会，就向德方施压，表示“三类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异议作家、异议分子不能跟中国的代表们平起平坐。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德方不照办，事情就吹了。

笔者于周二跟北京的戴晴女士通电话，她让笔者跟德方项目负责人说明，她至今未收到正式邀请，因为德方邀请书（故意？）发到新闻出版总署去了，没有发给她个人，所以她无法去申请入德签证。笔者跟德方负责人多次联系后，明白了德方受到压力，其中有好几道坎儿，因而他们略施小计。好在德国笔会立即跟驻京的使馆沟通，戴晴女士很快得到签证并且直赴机场。一错再错的德方负责人竟然已经让汉莎航空公司将她的机票取消了，戴女士立即当场购买了新的机票，迳直飞抵法兰克福。于此同时，贝岭也从波士顿抵达。这些波折和幕后乾坤都被国际媒体追踪报道，德国书展的最高负责人博思先生被逼上梁山，只能在12日的研讨会上，将两位备受瞩目的“异议作家”安排在前面发言。

由于中国官方施压，干预德方东道主的事弄得满城风雨，这两天的会议热闹空前，而扮演主角的中国官方代表团也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作出了极为精彩的“退场”、“返场”的表演。首先在开幕词中，法兰克福市长基民党的罗特女士申明书展的精神在于言论自由，东道主邀请了客人，就不得没有担当，收到压力就收回请柬。她还赞扬戴晴和贝岭两位排除困难来参加会议。中国官方的代表脸色铁青，如坐针毯。使馆参赞赵彬和前大使梅兆荣在发言时都进行反击，认为德方对宾主国的中国代表不尊重。

当戴晴上台发言时，中国代表团的多数成员都站起来，退出会场。一时场面混乱，有点失控。戴晴和贝岭的发言其实都很温和，他们对“祖国”同行们的表现感到遗憾。于是在两位的发言完毕，以及德方的劝说和道歉（市长开幕词中的“倾向性”）之后，中国代表团又重返会场。梅兆荣这位外交官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外交形象，他不仅对戴晴的提问拒而不答，并且指出戴女士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知道他说这样毫无意义的话的用意何在。异议分子在中国本来就因为没有生存的空间而少之又少，戴晴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沉默大众，她代表的是一种追求言论和写作自由的勇气。

代表团的一位社科院的“学者”的发言，为自己的身份做了最好的注解。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听众对这位仁兄的学识没有受到多大的“教诲”，但是对于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地位却十分领教了。

这一场题目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的讨论会，本来是中国学者们表现一个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融合的良机，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人在两百年来的现代化的阵痛里的感受，他们的痛苦、失败、成功和骄傲。然而这么一批中共的官员和官方学者作家，就像大象踏进瓷器店一样，踩碎了人们美好的期待和希望。法兰克福书展的宗旨是弘扬思想、文化、出版、言论的自由，经过几年的磋商，终于下了决心邀请中国为宾主国，其用心良苦，人们以为这样做能促进提升中国的写作和出版自由，就像去年世运会在北京举行，西方以为能改善中国的人权，这不是缘木求鱼么？

书展的正式时间是10月14日至18日，届时德国笔会将和独立中文笔会每天举办一场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对话，劳改基金会也将设有摊位，台湾、香港都有展馆，西藏人和维吾尔人也将展出他们的图书。不知道那时候宾主国的中国还会拿出怎样的手段来面对这些“异类”，我们且拭目以待。

2009年9月9日下午5点左右，应电话“相邀”，我来到石家庄市桥东区国保大队（位于该市中山东路与平安北大街十字路口东行约300米路北，与中山东路办事处同楼的二层）队长李为民（电话0311—86967911）、副队长乔卫东（13930185212）见面（由于在河北电台新闻部任编辑期间积极参与六四民运，我一直被列在国安的黑名单）。

……

“老乔刚才和你谈了吧，从现在到10月10号，简单地说，就是老实点！”李为民严肃地冲我抬起手，伸出食指和拇指往一起掐了掐，“把嘴闭上，不要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也不要在网上写文章。”

我说：“你们是执法机关，可这样做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写不写是我个人的合法权利！”

“我们相信你才和你谈，10号以后你随便写。”

我表示绝不向他们保证服从。他威胁将对我采取行动，我说：“你们看着办！随便！言论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要不现在你就把我关起来。”（今年六四二十周年期间，6月2日至8日他们曾将我带到石家庄市平山县温塘镇九华山庄温泉养生会馆（见http://www.51766.com/img/sjzjhs/）软禁，请检索我的《与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一文）

“我干嘛关你？这不是让你在这儿随便说吗。”

“这是在你的办公室，我说的言论自由是在公共场合。”

……

看硬的不行，他只好用缓和的语气说：“到10号时间长吗？”

我说：“不长。”

“那干嘛不行？”

“这是原则问题，这一步要是让步后面都得让！”

……

最后我对他说：“西方有句名言：一滴墨水能唤起千百万人。你们有的只是军队警察，我的笔是以道义为后盾，看来还是有用的。”

……

临出门，他给我放了个“台阶”（不如说是挖了个“坑”、埋了个“套”）：“我相信老朱信守诺言。”我转过身看着埋高背椅里的他，做了个手势，一字一句地说：“我什么都没承诺！”

9月12日下午15点40分左右，乔卫东打电话“约我”，说有重要的事对我说。

17点47分左右，境外《希望之声》电台电话采访我，请我谈对陈水扁案一审判决的看法，我表示，这是民主制度司法独立的胜利，只要他犯了法，无论过去对民主做出过多大贡献，都应该公正地依法处理。但是大陆的司法难以独立，无法做到公平公正，所以贪官污吏难以肃清，维权和异议人士却被迫害，刘晓波等的案就是证明，同时我也将我的近况告诉记者。

6点多我到乔卫东办公室。一进门他就告诉我，领导打算让我出去“旅游”（他希望去山东长岛），但没最后确定，先跟我打个招呼，“征求”我的意见，并说我妻子可以陪我一起去（他们负责向她单位请假，不扣工资）。我明白这是变相威胁，表示拒绝，当然我知道这由不得我。

欲知后事如何请关注。

我的宅电0311—87936175小灵通0311—82972881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2009年9月12日21点于石家庄望云楼

在现有权力结构的导演下，一个规模巨大的仪式即将在北京上演。官方媒体是这样来描绘的：“千万的北京市民和祥瑞的千年古都，正以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新气象，喜迎即将到来的六十年国庆。”根据有关报道，这次官方采取的安保措施之严密甚至超过了北京奥运会，北京已经与周边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山西、山东六省区共同签署一份加强国庆安保的“护城河”工程，同时北京市政府将发动80万市民参加安保。

再浏览近期的主要网站，“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红横幅挂在网站醒目的位置，各种吹捧60年来成就，展现国力强盛的专题已呈泛滥之势。于此同时，网络封锁更加变本加厉：许多持有独立立场的网站被关闭，主要门户网站的新闻评论功能被取消，一些知名评论家的博客被取缔。似乎为了凸显舆论控制的荒诞程度，新闻办更是直接通知各大新闻网站，封杀那些专业倾向明显的平面媒体，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等的文章一律不能刊登，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可以确定的是，为了营造中共60周年喜庆氛围，党主导下的权力机器已经近乎无所不用之极。

从正常的角度，很难理解一个本应是民众积极参与庆祝的国庆仪式，当局却要采取这种视民如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极端防范措施。这种严防死守状态下的国庆仪式，还会给人们什么荣誉感吗？说实在的，普通民众真的觉得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吗？！当然在中国的政治情境中，重大仪式背后，往往包含了权力斗争、利益分配等特别的政治意图，而这种黑箱操作最怕的就是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因此采取措施压制公众的声音和参与或许也并不奇怪。

而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紧张到骨子里的“喜庆氛围”恰恰表明了由于政治合法性的缺失，权力阶层内心的恐惧，他们必须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和话语体系，以不断重复的方式来迷惑公众，塑造公众心理，掩盖缺乏合法性带来的恐惧感。在那些信息完全被封闭的地方，比如朝鲜或者古巴，这种经常举行的极权主义仪式就是对公众常态化的集体催眠。不过，由于多年以来观念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催眠仪式，已经很难再对中国公众心理形成操控。50周年大庆的时候，李慎之先生以其“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名篇引发了广泛共鸣，表达了社会独立意识的增长。即将到来的中共60周年大庆，耗资更大，动员规模更广泛，阅兵仪式更加雄伟，数十万群众照样欢呼。但是在面对一个崛起中的公民社会的时候，这种盛大仪式已经很难制造公共认同，一个日益衰败的后权威政体的尴尬已经无法掩饰。一句广为流传的嘲讽：“与其这么费事，不如把60周年大庆外包给朝鲜” 就道尽了公民社会对这种仪式的厌恶。

不过，有句俗话是，当局者迷。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在长期特定观念的灌输下，当局者自己被权力导演出来的假象所迷惑，万民敬仰的图景掩盖了真实世界中深刻的矛盾。威权体制晚期的这种结构性失灵让人惊诧，却又是非常普遍。通过次国庆仪式安排本身，也表明了威权体制在一个政治僵局中越陷越深。在历史事实上，当局颠倒黑白，掩盖了60年以来极权统治带来的灾难；在政治价值上，当局继续坚持自相矛盾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拒绝普世价值；在政治运作上，当局继续垄断权力，堵塞公民参与渠道；在政治前景上，当局继续鸵鸟主义，并打压民间对政治民主化的探寻。而作为这些矛盾的表现，中国社会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政治结构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而政治结构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也越来越严厉。

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重新塑造公民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建立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没有给定的路径，僵局的打破依赖于参与演变进程的各种力量的博弈。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的各种力量责任重大，大有可为。

2009年6月25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出席会议的11位法学界人士纷纷发言，对“三个至上”论（即近年提出的指导政法工作的“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之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作出论证。在次日《人民法院报》发表的发言摘要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知名学者是如何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地从不同角度为这个口号寻找依据的。人民大学的张志铭教授发言的标题居然使用了“互为表里，三位一体”的说法，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振民院长在发言中也用了“三位一体”一词。他是这样说的：

“三个至上”并非对立，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党的事业至上”是对人民法院的政治和精神要求，“人民利益至上”是对法院司法活动社会效果的要求，“宪法法律至上”是对人民法院的法律要求。在我国，党的事业与人民的利益是统一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就是谋求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也是人民利益的法律化。“三个至上”实际上是“一体三面”，三位一体，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其核心内容、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从不同角度对人民司法提出了要求，要求人民司法从政治上、社会效果上和法律上要做到高度、有机的统一。这也是古今中外任何司法活动都试图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人民法院报》2009年6月26日，黑体系引者标注）

了解基督教神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三位一体”（Trinity）可是一种相当玄妙的学说。早期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一些人总难以理解上帝、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因此纷争不断。一直到纪元后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才确立了统一的解释：上帝只有一个，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不过完全居于同一本体（homoousios）。这就是后世所谓“尼西亚信经”。虽然人们从《新约全书》里可以发现“三位一体”学说的权威依据，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难以作出验证的事项，所以教会宣称这属于“奥秘”的“启示”，无法用理性作出论证，只能因为信仰而接受。这样的解释当然难以消弭争议，就在尼西亚会议上，阿里乌派就不承认多数意见，坚称上帝“一位论”说，因此被宣布为异端。之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又提出基督的“二性二位说”，在431年受到以弗所会议的绝罚，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但也成就了一支小的教派即“聂斯脱利派”，边逃亡，边传教，后来居然一直传到中国，成为基督教入华的第一次，即著名的景教。

让我们从基督教神学史回到“三个至上”的讨论。也许志铭教授和振民院长并不是在神学意义上用“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的。不过，他们以及参加会议的学者们的言说风格却有着浓厚的神学色彩，全然没有法律学者应有的审慎和批判精神，因为其间容不得理性的质疑。不妨举其中一二事，略为申说。

振民院长说“三个至上”表达的是对于法院的不同侧面的要求，也就是他所说的“一体三面”。但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案件的时候，这不同的要求之间仍然会发生矛盾。姑且以不久前刚刚收场的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为例。假如（强调“假如”）按照法律的严格规定，邓玉娇应当认定为无限正当防卫，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与此同时，在网络上人声鼎沸，民情嚣嚣，但是人民的呼声并不一致，假如七成左右的网民认为应该严格按法律规定，邓玉娇不该负刑事责任，但是还有三成左右的网民认为邓玉娇毕竟杀了人，不负任何责任是不合理的。又假如地方党委认为考虑到此案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了既维护政府形象，又不至于引发更严重的危机，不要对涉案地方官员作出刑事处罚，同时需要对于邓玉娇作出既构成犯罪、又不要进行实际处罚的判决。如此一来，法院就必须协调这三种不同的要求。请问振民院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可以给我们的法官指一条路：他们该怎样判决，才能做到三个都至上，或者怎样才能达到你所谓的“从政治上、社会效果上和法律上要做到高度、有机的统一”？

说到这里，不妨顺便质疑一下西北政法大学的贾宇校长。他的发言看上去要力求避免出现法官以“三个至上”作为规避执行法律的借口：

“三个至上”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是司法人员办案的具体操作规范，这一层次定位必须明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求，也不能允许法官在办理具体案件的时候，把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视为不同的裁判标准。否则，“三个至上”在司法裁判中就可能沦为法官个人的任性，或成为个别人枉法裁判的借口，从而使司法变得不可琢磨，丧失公信力。（出处同上）

也许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贾校长的良苦用心，可是，他的用心是否符合倡议“三个至上”者的真实意图却是大可怀疑的。假如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还是一味地严格依法，只是把党的事业、人民利益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那就没有做到真正的“三个至上”。法院是做什么的？它的全部工作无非是处理案件、解决纠纷。假如不能把某种要求变成裁判规范，这种所谓要求无疑就名存实亡了。类似的策略也为韩大元教授所采用。他说什么“‘三个至上’应该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宏观的、政治层面的指导思想，不能机械地看待这一理论。如把‘三个至上’简单地视为具体审判业务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是降低了‘三个至上’的理论高度。坚持‘三个至上’，就是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在这里，贾校长以及大元院长分明是要把前两个“至上”给架空，“一脚踢到楼上去”，分明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把“三个至上”暗转为“一个至上”。他们的这种策略让我看出其中的几分狡猾，不知道最高法院邀请贾、韩二人参加这个研讨会是否是选人不当。

接下来，一个法律学者在论述涉及权力的问题时，也许需要有一种基本的假定，那就是任何权力都可能被滥用，都必须通过建立某种制衡机制防止权力越出合理的边界，导致公民权利受到损害。例如，执政党的权力问题，我们的宪法序言里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请注意，这里说得很清楚，各政党也都必须遵循宪法。如果执政党不可能违反宪法的话，宪法就没有必要如此规定。即便规定涉及政党问题，也可以说“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各政党”，但是，现行宪法没有如此规定，所以我们就必须认为，依据宪法，中国共产党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直白地说，就是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而不是平起平坐，更不是在宪法法律之上。

事实上，无论是从宪法的规定作出推演，还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观察，我们都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曾经做出过背离人民利益的决策，“文革”不就是一个殷鉴未远的例子么？当年张志新对于“文革”提出非议，结果被以“反革命罪”起诉。面对这样的起诉，法院如何判决才是符合“党的事业”或“人民利益”？那时的法院当然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又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只是“文革”后不得不平反，因为只有平反才符合“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要求。

你会说，现在的情况跟“文革”完全不一样了。1970年代末期，我们已经拨乱反正，又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国策，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还用过去的“老黄历”看执政党，不免有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了。我当然愿意承认过去三十多年间的巨大变化，但是，你如何保证执政党今后不会出现任何决策上的失误？除了整体上的问题外，所谓“党的事业”还取决于具体环境下的解释。还是以“邓玉娇案”为例，根据报道，地方党委对于案件如何判决作出决议，法院是否可以质疑说这个决定不符合整体意义上的党的要求和党的事业，因而执意按照法院党组对于党的事业的理解判决案件？自然，这样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法院党组受制于同级党委。所以，在实践中，“党的事业”大多就转换为地方党委甚至具体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跟“党的事业”之间究竟相差多远，更是无从预知的事情。奇怪的是，对于包括振民院长在内的所有参与研讨会的学者而言，如果地方党委或者地方党的领导人所作决定与党的整体事业相背离，还有，如果出现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如何解决其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问题仿佛完全不存在。想到法学家以法治为己任的庄严使命，想到法律学术需要坚持的理性准则，学者们的这种具有神学特色的言说是令人诧异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一个利益、观念甚至文化越来越趋向多元的的时代，一个政党是很难成为社会中所有利益以及观念的总代表的。须知现代的政党不过是前现代社会的不同阶层或阶级的转世投胎，它在英文里称为Party，该词词根是part，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利益群体。即便是执政党，它也难以成为全体国民利益和愿望的当然代理人，虽然它可以努力追求这样的目标。所以，那种把一党的事业等同于全体国民的利益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两者可以在某个时刻相当接近，但却永远无法重合。另一方面，人民利益也不能从一个抽象的层面去言说，城市人口与乡村农民，雇主和雇员，三鹿集团与受害消费者，都是人民，但是他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异甚至冲突的利益。那种习见的说法——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也难以成立。实际上，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立法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包括不同的政党）之间相互博弈所达成的一种妥协。重要的是，立法一旦经过既定的程序完成，所有的组织和个人就都必须遵循它们，司法机构也只能够以法律为处理案件的惟一依据和最高准则，否则“依法治国”就势必变成空言，社会最终就堕入“强权即公理”的丛林状态。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三个至上”就是一句不适当的口号，将其作为司法机关的指导思想必然——实际上已经——带来法律实施中的巨大混乱。在学界不断批评，司法界怨声载道的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不仅不迷途知返，幡然改过，反而变本加厉，还把一批本来口碑很好的学者拉来背书，玷污了学者们过去确立起来的良好声誉，是错上加错。11位学者中，除了西北政法大学的朱继萍教授，其他10位都是我熟悉和尊重的同行好友。卿本学人，奈何为此？我为他们一叹！

十一又临，今年适逢中共建政60年，当局数月前就紧锣密鼓地进行大阅兵排演，藉此对外以扬国威，对内以强化爱国热情。这是中国继去年北京奥运后的又一次狂欢大派对。中共有理由庆祝，但以这样的方式庆祝，杀气腾腾，示威多于庆祝，宣教多于娱乐，实不足取。

一，大阅兵展示的军事实力未给百姓安全感。

据报道，这次大阅兵将会展示中国目前拥有的军事武器，这些武器如何先进云云。不错，中共几十年来的军事装备，鸟枪换炮，从红缨枪变导弹，现在的中共，确实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连当年仇家日本也不敢对中军等闲视之。但，中国人会因为本国的军事力量的提升而感到安全吗？没有。相反，大量中国人像潮水一样涌到国外，不论是既得利益者，还是普通百姓，有办法的都跑到外国谋生，或换个国籍当护身符，偷渡客更是借债做包身工也要往外跑。

最近广受热议的爱国大片《建国大业》，竟有20 多位外籍明星。这些明星在国内也算是名成利就的人物，竟然个个都是外国籍，真是对爱国大片的莫大讽刺，影片的宣传效果适得其反。可见，中国的军事崛起，并未给国民带来安全感。而政府的高压政策、用坦克机枪扫平89民运，倒让国民见识了什么是军事崛起；军人持特权横行霸道，也让百姓对这些兵匪的崛起，既怕又恨。就在前不久发生的新疆骚乱，也让人对“军事崛起”的安全感大打折扣。拥有先进武器的军警，不能保护受害者，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近200人被打死，近万人受伤，这是什么逻辑？这些武器装备，该用时不用，不该用时却被滥用，这样的军事崛起，不但让人没有安全感，反而让人深感恐惧。

再看看钓鱼岛，还有中国自称拥有主权的南海诸岛、中苏边境的大片土地，中军什么时候展示过其军事崛起的实力了？没有什么军事力量时，倒打过三次烂仗：一次是“抗美援朝”，中朝军队被联合部队打回北方；另一次是打珍宝岛，可现在，珍宝岛的大半部分，包括黑瞎子岛都划到俄国，并且当局没向国民公开通报。还有一次是打越南，这是邓小平出山的手段。一来显示自己的军事权力，控制国内局势，二来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称兄道弟的红色高棉输血，结果N万中国军人成炮灰。死多少人也没公布，又是国家秘密。同是越南战争，美国把阵亡将士的名字一一刻在首府的越战纪念墙上，让游人凭吊。

前几年，牛人少将朱成虎倒是展示了一番中国的“军事实力”。他口出狂言，说“如果美国介入中共武力攻台，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军事实力被战争魔鬼把持，这哪是百姓的福气。

二，大阅兵实际上是宣示当政者的个人权力

中共建政后，前后举办过13次大阅兵，今年是第14次。每次阅兵，其实都是当政者向国人宣示个人的权力的时刻。毛泽东办过11次，之后沉寂了多年。1984年国庆35周年时，邓小平咸鱼翻生后，为了向全国昭示他才是最高权力者，办了一次大阅兵，电视上，全程只看到邓小平检阅三军，国家主席李先念影子都没有，当陪衬都没资格。1997年，植物人邓小平终于归西后，江泽民趁1999国庆50周年也办了个隆重的大阅兵，向外界昭告他是名正言顺的当权者了，不再被垂帘听政了。今年轮到胡锦涛登场了。胡锦涛对军队的掌控实际上还不如江泽民，所以，他似乎对大阅兵更是情有独钟，藉机显示他才是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今年4月中共才办过一次海上大阅兵，还邀各国军舰加入。这些外国军舰列队向胡致敬时，想必胡主席肯定百感丛生了。他连枪都没摸过，却享受了前几任都没享受过的殊（虚）荣。10月中共马不停蹄，又来一次国庆大阅兵。说不折腾的胡锦涛，其实比谁都爱折腾，地震、风灾、暴力骚乱，都影响不了他的阅兵雅兴。

三，大阅兵是政治宣传，不是普国同庆

这次游行方式元沿用的仍是极权国家的套路，将游行当作政治宣传的任务。纳粹德国、前苏联、前东德、北朝鲜，都是阅兵大国，他们整齐划一的军威，除北朝鲜，现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消失，除纳粹德国，并非被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所打垮，而是被国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所打败。

现在，除了金正日常规性地搞阅兵外，在其他地方，都难得看到那种阅兵排场了。今年十一，政治上向北朝鲜看齐的胡锦涛，倒要弥补一下这个“缺陷”。从网上视频看，今年的大阅兵，似乎是要给中国人上历史课，让人重温毛时代的风格。北京的大学生，手持花环（圈），在“东方红”的音乐伴奏下，举上举下，很有当年游行的原汁原味，让观者恍如隔世，回到从前；又仿佛精神越境，误入了北朝鲜。

此外，当局循例邀请众多“爱国侨胞”回国观礼。这些中外通吃的的“爱国”侨领，当然也会适时感恩图报，等胡锦涛、温家宝访问外国时，就代理中领馆，出面包车、包饭，组织外国的“爱共侨民”欢迎胡、温，还胡、温一个“大阅兵”的喜悦。这个“兵”，应该叫“海外红卫兵”更贴切，因为他们每次欢迎胡、温，都以对示威民众大打出手而名扬四海。

再看看民主国家的国庆，以美国为例，真的是万民同乐，普国同庆。每逢国庆，美国从首都到各县，都在庆祝，没有阅兵，没有专门为国庆而赶排的表演方队。如果有“阅兵”，那些参加者仅着军装，列队齐步走过而已。美国节日游行的表演方队，来自一些大学、中学或一些团体的乐队，或习舞者，吹拉弹唱是他们在学校的选修课，而不是专为游行而练的。参加游行时，整队拉去就行了，游行之后，他们的才艺还继续发挥，不会浪费。而中国，把国庆游行当政治任务，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去赶场完成，日后除了那副练得快要散架的筋骨，其它根本不会再用。

美国国庆日，民众都老少同乐，自带椅子、毯子，坐在草地或海滩，就欣赏舞台上的表演了，一入夜，烟花绽放，欢声阵阵。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是共产国家的大阅兵不能给与的。

四，草木皆兵的大阅兵，大煞风景

为了这次大阅兵，当局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早早就给北京清场。访民、异议人士循例被抓、被关、被赶、被监视居住，外地的不准入京。当局还将京城的老头老太组织起来，充当小脚侦查队，随时举报可疑人。另外，凡参加游行的，彻查身份，以免混入阶级敌人，吓着党国领导人。15日起，北京及周边6省市区还将实行夜间武装巡逻…… 这样风声鹤唳的国庆，不庆祝也罢了。

凡此种种，中共示威加宣传的大阅兵，与其说是举国同庆，不如说是当权者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