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日，据亲中的一家香港媒体披露，将于今年9月15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17届4中全会，将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为重要议题，以确立中共18大新一代领导集体权威的民主基础。由于此媒体的特殊背景情况，估计这应当被看做是北京高层的有意放话，以此试探香港及海内外各界对4中全会的期待与反应。我认为，就目前中共的表现与整体情况看，不会有更多新的变化与亮点，人们不必对它寄予过高的希望。

这家媒体引述中共高层人士消息透露，中共17届4中全会的议程，除了由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外，最重要是讨论通过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议题，同时也会提出高层人事安排，例如是否推选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否推选书记处书记令计划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等。

我认为，讨论通过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议题，很可能将流于形式，因为无法想像一个执政党，在社会上搞封建专制统治，而在本党范围内会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建设。不过，中共邓小平式强权人物的消失与胡温体制的弱化，可能会给党内的反对派造成一定的生存空间，但他们不论是哪个派别，做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往往是“关起门来争吵不休，打开门又团结一致”，他们最终会在明争暗斗之后，达成表面上虚假的团结。未来的中共政局将是共青团与太子党的内斗不息，共享权力，而彼此势力的消长，将以反腐肃贪为筹码，鹿死谁手，决定胜负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将有待观察。这种充满变数的情况将会持续很长时间。17届4中全会是预演，2012年18大召开将是主埸亮相，所以9月的全会将只能显示端倪与轮廓。我认为有关习近平与令计划的人事安排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显然，薄熙来也想挤进政治局常委的行列，进而在18大上再进一二把手，但似乎希望不大，一是与它人比较，他年龄偏高，二是锋芒太露，三是政敌太多，四是花架子太虚，但近日的打黑除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会为自已充分造势，但在党内得分不多，因为中共高层人士，都熟知官场内幕，对其声东击西，借钟馗打鬼的做法，并不认同。何况中共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化已很普遍，任其深入全面打下去，官员将人人自危，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我对其政治前途并不看好。

这家媒体还指出，由于17届4中全会是中共高层，为下一届代表大会进行政治、思想和组织人事准备工作而召开的，所以全会的议题及进行的人事安排，都与中共18大的各种准备工作相对接，而中共18大的政治路线如何确定、高层人事安排怎样进行，都会在4中全会上看出一些轨迹和走势。这当然不错。

然而我认为，不论预先的安排多么精细，计划不如变化大，2012年前中国很可能要出问题，中共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较大，这从瓮安事件以来发生的维权运动日趋暴力化特点可以看出。我在今年4月29日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谷季柔访问时，已预测分析了这个形势，明确提出了“中国进入了撕裂状态”的观点，尔后发生的“石首事件”与“新疆事件”，都是有力的证明。特别是从“扬佳事件”到“通钢事件”的发展过程看，社会矛盾的积累已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不满，不仅开始显现暴力化，而且由单人到群体，由弱势到强势，由汉人到少数民族，由内地到边疆，大有武昌起义般的星火燎原之势，8月11日发生的“河南林钢事件”既是新的佐证。8月20日发生的新疆“扎针事件”，9月2日至今仍未平息的乌鲁木齐人民抗议示威，再次敲响了警钟。

因此我认为，严峻的形势逼迫共产党必须改变，假如不改，社会将会动乱。动乱之后，中国将进一步走向分裂与军事独裁或军阀割据，而非民主与统一。假如共产党内能够出现赵紫阳式的领军人物，自上而下大刀阔斧而又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中国将避免震荡，和平转型，并有光明的前途。但目前还看不到这个希望。

不过，我已经注意到了，上述这篇报导的重要核心内容，其称，4中全会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方面有几个新举措，一是实行党务公开和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二是实行党内言论开放，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三是改进党内选举制度；四是加快完善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包括党代会实行年会制或常任制、党代表任期制、全委会重大问题决策制、党代会下的决策、执行、监督的分工制衡制等。当然这些变化，与中共自身以前比较，确有进步。

但我认为，这些亮点显然过于笼统，空洞与流于表象，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面对新的形势，共产党只有一条路才能自救：党内派别公开化与合法化，即象1993年8月10日的台湾国民党那样，先分离出来一个新党，与其它党派展开竟选，才会有可能重获作为。中共还必须开放党禁与报禁，提升基层民主选举的层次，实行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平反“六四”与法轮功，重启中国的民主进程，才能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新中国。总之，我不愿看到任何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成为暴力中死去的陈国军。因此我要问：17届4中全会能为人民做点什么？

2009 9 8于多伦多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最近读到刘再复在《凤凰周刊》上的一篇专访，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九八九年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刘再复吗？这是一向标榜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刘再复吗？这是曾经写下过我少年时代十分喜爱的篇章《读沧海》的刘再复吗？人为什么善变到如此程度呢？

刘再复在这篇访谈中谈及他在凤凰大讲堂上的演讲，主题为“中国贵族精神之命运”。他认为解决今日中国危机的方法之一是倡导“贵族文化”，“希望得风气之先的、已拥有许多财富的人，能由‘富’向‘贵’提升，要注意讲尊严，讲格调，讲规则，把财富用来提高社会的高级趣味”。我一向对那些动辄标榜“贵族”一词的人敬而远之。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三代以上人人都是农夫。如果说有什么人可以勉强称之为“贵族”，那就是章诒和笔下的那些人物。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香港的完整版本名为《最后的贵族》，我更喜欢后面一个名字，储安平、康同璧们的身上有着古典贵族的气质，但流氓加暴君的毛泽东岂能容得下他们的存在？

而今天中国那些一夜暴富的“富人”，多半是贪官污吏及其亲朋好友，是奴役童工的黑窑老板，是丢弃死难矿工尸体的煤矿老板，这些人哪里在乎什么格调、规则和尊严呢？与他们讨论格调、规则和尊严，岂不是与虎谋皮吗？他们是这个盗贼社会的衍生物，他们只会遵循吴思所说的最为残酷的“血酬定律”。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贵族精神，而是公民素质：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必须先有公民，才有“贵族”——“贵族”不过是公民中的精英而已，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们，哪一个不是公民，哪一个又不是贵族？一个连公民都没有的社会，如何倡导“贵族精神”呢？刘再复在此时此刻标榜贵族精神，岂不是本末倒置？刘再复为什么不敢说出中国不是公民社会的真相呢？中国不是公民社会，其根源乃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的肆意打压。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即便中国人个个都像刘再复一样学富五车、妙笔生花并具备了相当的“贵族精神”，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没有制度的变革，多几个贵族便能拯救中国吗？

当记者询问刘再复去国多年之后重回“故都”的感受时，他高谈阔论起北京的“汉唐气魄”来：“我这次在北京只有十天，只是走马观花。……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海淀、朝阳门、复兴门一带的变化，很有大国气派与气象，这可能正是鲁迅所谓的‘汉唐气魄’。这气魄不仅是城市建筑的外在气象，而且是内在的‘拿来主义’的气度。我观赏了许多大书店、大饭店、大商场、大体育场，看到世界上最时髦的品牌样式，都被北京‘拿来’了。”这番马屁，与“御用形象设计师”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大制作”异曲同工；这番谈话，作为“今上”的胡锦涛当然最爱听了。但是，鲁迅倘若知道有人居然如此歪曲他的原话，必定会怒发冲冠地从坟墓中站出来纠正之。

丑陋不堪的北京，哪里有什么“汉唐气魄”呢？那么多的老房子和老胡同被无情地摧毁，如诗如画的“城南旧事”被残酷地抹去，一个比一个大而无当的建筑却张牙舞爪地矗立起来。除了压抑个体的“大”之外，北京还剩下些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大”，对应的乃是“党国之大”，而非“人民为大”。外地人只能“暂住”在这里（尽管北京也是“祖国”的一部分），天安门上仍然悬挂着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密密麻麻的警察将这个城市中心的广场变成了祖国最大的监狱，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北京上访的访民却遭到“截访”人员的强奸……这就是今日北京的“大国气象与气派”。那么，中共究竟从西方“拿来”些什么呢？中共从西方“拿来”的只是奇形怪状的摩天大楼，而不是民主和自由——如今的北京成了西方建筑师们发挥奇思妙想的庞大的试验场。

刘再复对“故都”的变化赞不绝口，对“故国”的“进步”亦感慨万千，对当局在四川地震中的作为赞不绝口，对奥运会更是全力支持。这是一种“浪子回头金不换”吗？还是劣马才吃回头草？中国只是对统治者而言是大国，中国的国民乃是“寡民”，正如王怡所说：“大国崛起不是从卫星开始，是从邓玉娇开始。”虽然不是“荣归故里”，却仍然身份不凡的刘再复，在北京的高级酒店中享受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许多新建的高级酒店，设施和服务确实比西方国家还要奢华和周到，他却忘记了大部分的同胞是没有资格享有这一切的。读着刘再复这些矫情之极的言论，我不禁怀疑：难道这就是包遵信先生在六四回忆录《凤凰涅盘》中多次提及的那个与他并肩走上街头求民主、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吗？天安门屠杀之后将近二十年来，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死者坟头草木葱葱，生者变脸华丽转身，我早已见多了这样的场景：比如撰写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麦天枢，比如盛赞如今是“太平盛世”的甘阳。但我仍然没有想到，曾经相当敬重的刘再复，居然也是如此“觉今是而昨非”。

刘再复一方面宣扬“贵族精神”，另一方面也声称关怀底层，这是他的“两手抓，两手硬”的策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迂阔，他们个个都“过于聪明”了。刘再复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天性应是关怀底层的多数老百姓，即使国家强大得像罗马帝国，他也不会只颂扬帝国的权威，而会首先关心斗兽场中的奴隶。”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究竟谁是斗兽场中的奴隶呢？大国已经崛起，百姓依然跪着。从天安门到太石村，从汶川到瓮安，百姓的血要流到几时呢？中国要“告别革命”，不是靠几个文士的善意与醒悟，而是靠诱发革命火焰的统治者自觉地启动民主化进程。只要还有人被奴役，革命的阴影就无法告别中国。在“故都”与“故国”，作为“海外华人”的刘再复看到了那些被强迫拆迁、无家可归的民众吗？看到了那些被赶出上访村、风餐露宿的访民吗？看到了那些死于有毒奶粉的婴孩的父母欲哭无泪的脸庞了吗？他知道杨佳为何怒发冲冠、舍命相拼吗？他知道天安门母亲们十多来一直遭受的迫害与监控吗？他知道陈光诚、杜导斌、师涛以及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吗？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底层的老百姓吗？这些人难道不是斗兽场中的奴隶吗？刘再复为哪个奴隶说过一句公道话呢？

至于“故人”，早有若干“故人”先于刘再复便选择“变脸”了，而持守者的结局便如同二零零七年去世的包遵信先生一样——连身后的一次小小的追思会，也受到秘密警察们无耻的骚扰。作为“故人”，刘再复是否去过祭拜过包先生的墓地呢？是否思考过包先生持守的意义与价值呢？这位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的“今日名流”，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另一个版本的余秋雨。今天中国的文化界，多了一个九十年代的余秋雨，少了一个八十年代的刘再复，难道就是一件幸事吗？刘再复的归来，不是超人的归来，惟一的意义只是让余秋雨有了一名比之更老的“挑战者”而已。十九年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刽子手依然是刽子手，刘再复却不是刘再复了。对比刘再复的溜须拍马式的“归来”，我不禁联想起了两位俄罗斯的流亡文豪：蒲宁与索尔仁尼琴。

蒲宁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说：“自诺贝尔奖金设立以来，你们首次把奖金授给一个流亡者。”虽然流亡在海外，但他从来没有淡漠对俄罗斯的爱，对那片贫瘠的乡村和困窘的人民的爱。他不认为荣誉属于自己，荣誉属于他思念中的土地和人民。俄罗斯是蒲宁作品的主题，他的每一行字都与俄罗斯有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国籍属于这么一个奇怪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分散在全世界，发生了那种世界上任何一个奖金获得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斯德哥尔摩的决定对于在全部情感上受到如此损害和侮辱的整个俄罗斯来说，真正是民族的事件。”再没有比这个遭到祖国咒骂的流亡者更真诚的爱国者了，他比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更加爱国。虽然苏维埃政权发起了批判蒲宁的浪潮，斥责他是“一个阴险的卖国贼”，但任何一个用心读他作品的人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连政治观点与蒲宁敌对的高尔基也承认：“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如此历史地写过农村。蒲宁的《乡村》……迫使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俄国社会严肃地思考的已不是庄稼汉，也不是人民，而是俄罗斯能否存在下去这一严厉问题。”蒲宁终其一生都没有返回俄国，因为俄国已经被独裁者绑架了，他不能回去当他们的弄臣。

与蒲宁一样，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流放之后，旅居欧美多年，无论乡愁多么浓厚，他从来没有恳求过苏共当局对他网开一面、允许他回国。相反，他多次在演讲中公开表示，只要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俄罗斯就不是他的祖国，他就决不回去。直到苏联解体、苏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索尔仁尼琴才有了莼菜和鲈鱼之望。他的回归是一条荣耀之路，从西伯利亚一直到莫斯科，他一路上不断批判俄国的历史与现实，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当局和大众喜欢听的话。虽然普京给索尔仁尼琴颁发了勋章，但他对普京的威权统治并不认同，而是希望从俄罗斯古典的信仰和文化中探寻一条救赎之路。所以，他归国之后，既不受统治者的追捧，也不为民众所喜爱，比他离开的时候还要孤独。刘晓波在一篇悼念索尔仁尼琴的文章中写道：“索尔仁尼琴的文字之沉重，让供养生命的鲜血变成黑色的抗争，似乎血色的灵魂就是专门为释放一种黑色的忧郁而准备的。这种忧郁向我展示的，与其说是共产极权下异见者的勇气，不如说是思想者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其说是天才的华美文学，不如说是教徒的忏悔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就是刘再复们所缺乏的。

如果要问什么是贵族精神，我以为，在蒲宁和索尔仁尼琴身上就有真正的贵族精神；如果要问什么是流亡者的尊严，我认为，在蒲宁和索尔仁尼琴身上就有真正的流亡者的尊严。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这样的人虽然不多，却也并非一个也没有。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裔作家高行健，他曾经对我说过：“只要中国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我就不回去，我的作品也不在中国出版。”刘再复写过一系列关于高行健的评论，也常常以“高行健的朋友”自居，为什么偏偏忘记了高行健的这一立场呢？再比如华人中人文学术成就最高的余英时，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不会去大陆作‘怀旧之旅’，我就不愿填写那张申请签证的表格，一旦填写了那张表格，就说明我承认那个政权了。”在高行健和余英时的身上，便有此种贵族的精神和流亡者的尊严，刘再复为何视而不见呢？

离开还是回归，这当然是个人选择的自由。老人为了能够回家而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终身扛起黑暗的闸门，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永远一辈子承担西西弗斯的使命。但是，妥协仍然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卑躬屈膝，不能当专制政权的抬轿夫和吹鼓手。这样的人不仅会被中共看不起，也会被异议知识分子以及老百姓看不起。这样的人既没有贵族的骄傲，也没有布衣的风骨，而只能是又一个“丑陋而卑贱的中国人”的标本。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日初稿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定稿

最近，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因为股权问题爆发运动，打死新任总经理，闹出人命。青年宪政学者陈永苗君写了一篇《从通钢工人运动看国企改革的违宪性》（2009年7月27日《新世纪新闻网》），提出”今开头3天坐下来99%地否定国企改革是必要的”，并且说，”二十多年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推动其政策的过程”。陈文还回顾了在1996年和1997年中国宪法学界曾发生有关良性违宪（指国家机关的一些行为虽然违背了宪法条文，但却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争议。并指出，当时多数学者不同意良性违宪的主张，认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修改宪法等法定形式解决，不能期望法外解决，应充分利用宪法本身的机制。

我完全同意永苗上述观点。以我作为第一批改革推动者的经历来看，改革的宪法问题，早在改革之初，就非常紧张，大规模的辩论过。改革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任何改革发动之前是否应立法，修宪修法的问题法学界人士从那时就已经被提出来。我在1986年就我自己的思考，在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宪法与改革》一书，带动宪法学界的讨论。

1985年10月，中国法学会在贵阳召开宪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我在发言中就讲了改革与宪法的关系：”我们的一切改革应该在宪法的范围之内进行，  至于某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法规，如果不合适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应该勇于改革，必须加快法制建设的步伐，对现行法律和各项规定进行废、改、立，尽快改变某一些规定和做法’合理不合法’的暂时局面，一般说来，改革必须变法，历史上凡有改革都称做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等。有的同志把改革与宪法法律对立起来，如有人说，按照上面的精神进行改革，要闻风而动，迅速行动起来，不必等什么红头文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我还说，”在1982年宪法公布的两年以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做到，例如不少人还认为政策大于法律，公然以执行政策为名，违反法律另搞一套。现行婚姻法明文规定男满二十二周岁，女满二十周岁为法定婚龄，但是相当多的政府机关却都以节育晚婚为名，自己规定不许打倒法定婚龄的青年进行结婚登记。有一些人愤怒地说，究竟是政府违法，还是我们违法，这种做法有损法律的严肃性”。（于浩成：《我国宪法和改革的几个问题》，见《宪法与改革》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4页）

类似的意见在会议上十分普遍，但是中共领导是听不进去的。我在1992年10月《修改宪法的几点建议》一文中再次提出，”先改革再立法，还是先立法再改革”的问题。我说”凡有改革必先变法，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贯做法，如好几次的大变革都是如此，但是我国自1982年通过现行宪法以来的做法，却是先改革再变法，即先按照党的政策执行并在实际上允许或默认对现行宪法和法律加以突破，通过一定时间以后再根据既成事实来修改宪法和法律，予以追认。例如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两个宪法修正案之前，事实上已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与自中国建国以来存在的”政策高于法律”的情况一脉相承的，这事实上仍是党治而非法治，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树立法治权威，特别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最高权威，是极其不利的”。（于浩成著《人权与宪法》，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2年10月版，第  265页）。

宪法与改革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是不容回避的。改革之初就提了出来，后来一味回避，没有正面处理，就遗忘了。可是从源头没有解决宪法危机的改革，就会是扭曲的失败的改革。这已经是当下的改革历史所证明的。遗忘了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会不断地重新被提起。最近的通钢事件，在此说明了这一点。

不正面处理宪法与改革的冲突，说明中共领导下的改革，还是党化改革。本来改革就为了消除一党专政，建立法治，可是推动改革的方法，如果还是党化和专政化的，那么有毒之数解不出善良之果，不仅消除一党专政建立法治的目标无法达到，而且党化和专政会卷土从来。

党化改革是改革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延续。从1949年之后，中共坚持党治，党凌驾于人民、国家和政府之上，以党代政，以党的政策替代法律，他们根本不把宪法放在眼里，造成中国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毛泽东在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曾给宪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由谁来治国安邦呢，当然是统治者。在这个定义中，把宪法和法律当作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用来保障和强化他们实行一党专政的工具和手段。正像毛泽东说的，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把民主当作手段一样。他们为了目的，确实可以不择手段。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何不同的话，毛泽东是在搞法律虚无主义，他在文革中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在1959年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还要什么法律？”。在他的治理下，全国只有制定几个少数法律（如《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连最重要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在他死后，于1979年才制定的。

邓小平退了半步，搞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与法律实用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这个硬币就是党治和人治。正如他倡导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意思是说，只要共产党继续掌权，经济怎么改都行，爱他姓社姓资，也就是资本主义只能做，不能说，也就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奥秘所在。邓小平在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沾沾自喜的说，我们讲四个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可以少讲一些，但是不可以没有，现在不是用上了嘛？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昭然若揭。

当他推行改革，而这项改革与宪法法律相反的时候，他就主张”闯红灯” 或者”绕着走”。意思是造成既成事实，至于合宪性和合法性以后再说。

中共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之所以提出来改革开放，加强民主与法制，正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反思的结果，不但全国广大干部和民众在这场浩劫中历经苦难，中共大部分领导干部也深受其害，有切肤之痛。人们在复出重新掌权之初痛定思痛，甚至拨乱反正变法革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时间不畅，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除了胡耀邦、赵紫阳等党内民主改革派之外，握有实权的政治老人的邓小平、陈云等，首先考虑得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而是中共和他们自己能否继续掌权的问题。正如林彪讲过的，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则丧失了一切。他们自身在官场沉浮，如邓小平一生中三起三落，使他们更加明确对待改革的方针，即”以不变应万变”。据说邓小平私下谈话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这就难怪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加强民主方针，接着召开的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闭幕式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首要重申党的领导。并在1982年修宪时将其写入新宪法前言。

正如胡绩伟所说的，这是邓小平以”四个凡是”来反对”两个凡是”。事实上，四项基本原则地提出，就意味着政治改革被腰斩被终结，给政治改革敲响了丧钟。过去毛泽东私下承认，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相当于国民党的训政。但国民党的训政是有固定期限的，孙中山提出是五年，蒋介石后来不断找理由延长。不管如何这种被动的局面是延续不长的，最后到了蒋经国最终还政于民。可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嫌一万年太短的，是要永恒的。人民民主专政直接凭借国家包里，而不受法律约束。

事情就这样一清二楚了：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人民民主宪政可言，没有政治改革可言。政治改革就是要去掉人民民主专政，那么这里是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

下面举两个实例说明：

一、言论出版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虽然早已写入中国的四部宪法，但是今天还没有一部《新闻法》或《出版法》来保障。1979年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应该允许民办报刊和出版社。复出之后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表示支持，但被陈云一句话否决了，他说，国民党当时允许我们办刊物，不正是他们垮台的原因么。中共中央随后颁布了九号文件，决定取缔非法刊物。中宣部还为此写材料给公安部，  批判身在公安部的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出版自由。

二、早在1979年全国公安会议上讨论劳动教养、收容审查和留场就业（当时公安部门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执行的一项政策，罪犯刑满释放之后仍不能获自由还家，必须留在劳动农场工作或劳动），被批评为违宪违法，应该被取消。当时各省公安厅长大多数都不赞同取消，说如果废除这一些措施，治安管理的工作更加困难。正两种意见争议不休之际，文革之后复出重任中央政委书记的彭真即会讲话，一槌定音说，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我们一个都不能放弃。收容审查直到2003年孙志刚案件之后才被取消，而劳动教养的取消至今还没谱。

同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事实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不变的条件之下，置宪法于不顾，以最有利于权贵官僚的方式，实行经济自由化，本质上是官僚资本主义。虽然现实了经济增长，但是人民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经济增长的成本转移给人民负担，权贵官僚享受了莫大特权。改革成果落入了少数人手中，改革方案被极大扭曲和”修歪”。今天我们距离改革开放之处提出来的，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是更远而不是接近了。

改革尤其党化改革这条路，是否继续走下去，一条道走到黑，确实应该”放下屠刀，立地重新思考”一下了。改革与宪法的冲突，及其造成的政治危机，可以很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当然我承认回头路是不可能的，而且否定党化改革，也不能被妖魔化为走回头路。相反地全盘肯定党化改革，才是变相地走回头路。党化改革这条被左派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是否真是邪路，还是光明大道，今天也需要坐下来重新仔细辨别一下才好。

2009年8月13日

谢淑丽女士所著这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曾在英语国家畅销，之所以能够畅销，除了感谢这位中国通女士睿智而精彩的论述和行文之外，在更深层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日渐开放，不可逆转地融入当今全球化世界巨大背景。

然而谢淑丽女士毕竟不是中国人，无论她对中国再怎么了如指掌，她仍然是位美国人。她无法切身感受到一个中国人所需要面对的一切，无法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拥有切肤之感。从这一方面来说，这算得上是个遗憾，因为象她这样一位广泛接触中国事务且见多识广、头脑清晰的人来说，对中国的一切，无法形成一个最根源最真切的了解，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她思考和论述中国问题时的方式和方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她不是一位中国人，令她可以摆脱很多那种被自小灌输甚至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立场，站在一个更清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亦是中国了解自己国内事务的一面明镜。它可以帮助我们纠正许多视觉盲点，令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究竟是何等模样。这毫无疑问，就象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咨询一下你的邻居对你们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里，谢女士不仅告诉我们一个她眼中的中国社会和掌控这个社会的政党，究竟是何等面目。更向我们传达出一种观念：在例如美国这样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对待和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有赖于取得科学而全面的社会调查数据，只有这些采样数据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性，才可能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如果读者诸君对控制论或控制技术有所了解，那么您会恍然大悟：在一个公民社会，对待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工程师的思路。

这和我们所惯常的理解的“政治”或者“行政”理念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印象中，所有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首先有赖于一位英明的领导，然后有一群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再有大批常年辛劳不计得失的基层人员……一层层自上而下，充斥或英明果敢，或不辞辛劳，或因公忘私，甚至有舍死忘生与坏人坏事做斗争者。

当然，成年人都明白这些全是政治宣传，不客气地说是在放屁或者忽悠老百姓。一切社会问题的处理过程，都是有权阶层操控和玩弄权柄的过程，这些弄权伎俩从头至尾，都不可能和什么科学分析、数据采样沾边。两相对比，彰显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巨大鸿沟，一个是对公民负责任的，兢兢业业力图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以百姓为刍狗的，飞扬跋扈且贪婪的。民主政府通过赢得人民的选票上台，而专制政府则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选举真正的威力，并非人民拥有无比清晰的眼光，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出那些最佳人选。其威力在于任何人想要涉足国家或者地方行政和立法事务，都必须依赖于人民的选票。人民不仅可以把他选上台，更可以把他选下台。当他当选之后，若不兢兢业业地工作以取得令选民满意度成效，将被选民的选票轰下台去。

一个民权被剥夺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阿德雷·萨哈罗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断言：苏联将永远不可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因为苏联社会压制个人自由，需要的只是对长官俯首帖耳的奴才，而不需要真正充满创造力的人士；不仅如此，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对其还是一个威胁，因为其创造力往往导致其对现行社会规则的质疑，从而动摇苏共的统治权威。而美国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人们可以轻松地进行各种创新和探索并免于恐惧。因此，美国社会将永远欣欣向荣，而苏联将一天胜似一天地死气沉沉，然后终结。

萨哈罗夫所指出的不过是个基本常识，几十年后，这个常识应验了。在很多人都心目中，或者是说，在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定义中，真正的超级大国，不仅仅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只是其表面；它更应该首先是一个人权得到有力保障，文化繁荣，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如果抛开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不考虑其故土情结，都会深深地向往生活在那个国家里。苏联拥有可以和美国抗衡的核武库和常备军，生产着完全不亚于美国的战略物资，但世界上却极少有外国人心甘情愿地自愿想到苏联去定居。控制苏联的官僚机制自身僵死而又怀着深深的敌意对待自己的人民，最终这个大家伙完蛋了，当它完蛋的时候老百姓们弹冠相庆。

如果苏联和超级大国的距离是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话，那么中国的距离则是从地球到火星。谢淑丽女士称中国为“脆弱的超级大国”，谢女士拥有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是以使用了一种类似外交辞令的委婉说法。假如中国真与“超级大国”这一名词沾边的话，那么过去六十年来，这个国家充其量是一个噩梦的超级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上最严密的专制体系，这二者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噩梦制造厂，这是个非常浅显的常识。而数十年来，当权的共产党当局一直宣称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假如这个超级大国之梦实现的话，那么对于十数亿中国大众而言，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梦。

萨哈罗夫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便指出，对任何专制当局的支持，令其强大的举措，都是对其治下广大民众的犯罪。一个专制之下的国家，国家的强大与民众的幸福无关，因为专制政权总要想方设法垄断国家资源，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以维系其统治。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之下，民众无法分享到因国家强大而带来的利益，这些利益全都被专制集团侵吞，然后用来应付民众潜在的反抗。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仅仅意味着专制政权的强大而非人民的强大。在中国，经济越是发展，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这对共产党当局多年来所鼓吹的消灭剥削与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而对于专制本质而言，这样的结局只不过是共产党专制天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三十年来，共产党当局以恶性环境破坏和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维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迅速流入掌权者及与他们相勾结的商人腰包，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得真正益处。对普通民众而言，经济发展更多地带来了对他们人权的侵犯并令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近150%，然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中国的工资水平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从中获益的，是一个更加庞大而贪婪的既得利益阶层，以及天文数字一般的政府财政开支，2005年，中国政府的财政已经占据了GDP的六分之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要么被既得利益阶层分赃，要么被当权势力抽走用于对国民实行更加现代化的控制。另一个方面，这十年间，底层民众的抗议活动却逐年增涨，愈演愈烈，表明本就令人极度悲观的人权状况仍在进一步恶化。反观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十年来俄罗斯的GDP总量增长了约70%，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其民众的工资水平却增长了100%。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拥有自由选举的社会，如果官员试图对经济发展的成果分赃，将导致他们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自由的新闻媒体、免于恐惧的反对派和国家化的军队的存在，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满足选民的意愿，使选民获利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在专制国家，民众的幸福与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无关；而在民主国家，这二者却紧密相连。不同于民主国家的当政者们依赖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强大，其发展动力来源于专制者需要掌握更大的力量来控制其治下民众。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掌握在他们手中，当他们面临究竟是用这些利益来改善其治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或是用其来对民众实现更高效严密的控制时，他们一定选择后者。因此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对其民众而言并非福祉，实乃祸端。因为对他们而言，国家的强大意味着他们将生活在统治者更加强大有效的控制之中，而自己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却难以指望。

或者，我们姑且承认多年的经济增长对于当今民众而言是否真的存在积极意义，仍值得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讨论的话。但我们仍然可以断言，这种增长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不会是一种福祉。因不受任何民权的约束，一个彻底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阶层，及围绕他们获利的商人，控制着经济增长的所有方面，包括它的起因、方式和成果。而这些人却毋需对这种增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负任何责任。环境的逐年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钱权交易成为社会的潜规则导致国民整体道德水平急剧败坏。所有这些恶性代价，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毁灭性的重创。这是一个依靠官僚机制自身永远也无法解决的噩梦，越是沉迷于这个噩梦中，当这个噩梦醒来时所受到的创伤就越是深重。每一位对这个国家怀有良好愿望的人，都应该以清醒的头脑看到这个噩梦的未来，并为民权在这个国家的壮大而努力。

因此，假如中国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那对广大中国民众而言，不过是意味着他们将继续在专制之下承受煎熬。在一个专制社会之下，人民幸福或不幸的程度，取决于专制者的统治强度及人民自身热爱自由的程度。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极度不幸的。如今，我们的生活正渐渐远离毛时代的阴影，缓慢并逐步走向开放。其根源并非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而是后世的统治者们，乃至整个统治阶层，都在逐步丧失其权威。试想，假如毛泽东拥有与当今中国社会同等的物质资源，那必将是一个比红中国前三十年更加暗无天日的世道。在专制之下，民族主义的富强之梦，只不过是在给专制体制充电，维持其统治生命，为虎作张，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真正的国富民强，只有在一个政府的权力依赖于人民选票的社会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以实现。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集团，不仅绝对人数世界第一，人均所需奉养的官僚亦是如此。是以中国这一“超级大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僚的超级大国。谢淑丽女士在她的著作中对这一官僚集团进行了详细分析。谢女士因外交官身份，常年与这个官僚集团及附庸于其的文人、技术人员、军情人员打交道，她对这一集团的了解，远远超出一般中国人。并且，她有足够多的机会看到这个官僚集团的另一面，即它面对“洋大人”时的脸嘴。这是中国人难以获得甚至是无法获得的视角。这部著作向人们提供了两个角度来了解这一几乎控制着中国社会一切都官僚集团，第一个是“洋大人”的视角，第二个是谢女士刻意打造的官僚集团高层自身的视角。

但谢女士毕竟不是专制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她似乎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官僚集团的行为逻辑。这个集团行为的第一要旨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她在书中似乎过度高估了民意对官僚集团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因互联网民意改变当局和地方当局政策走向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并不能表明专制当局真正重视民意。不同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员们需要依赖选民，在专制集团内，任何一个个体，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向人民表明什么，而是为了向他的上司、同僚、下属表明什么。对专制集团内的官僚们而言，他们能在官僚体系内占据一席之地，需要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除了那些后台铁硬者之外，这个关系网的出现一个细微的不平衡，都有可能导致乌纱不保或者利益受损。他们的利益、政治安全甚至身家安全最大且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源于民众，而来源于他们身边的其他官僚。其他人会抓住他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在他防不胜防的时候对其发起攻击，试图取而代之，或者在切利益分赃蛋糕时挤压他的份额。民众的意愿，往往成为政敌们相互攻击的武器，尤其那些极端的，具有煽动性的意向，哪怕仅仅是一些在极少数人中传播的流言蜚语，都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

谢女士所着力描写的，那种在中国社会，民意正在改变官员政策的迹象，并非官员们真的需要眷顾民意。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官场上以民意为幌子的相互倾轧而已。而这些倾轧，在官场上各种勾心斗角的内部纷争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关心中国现状及未来的读者诸君，对此应该有比谢淑丽女士更清晰的认识，不至于产生错误判断。

另外，谢淑丽女士似乎是以过分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中共当局对经济发展的热衷。她认定中共之所以热衷于经济发展，是因为担心无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动摇他们的政权。当然，在这个以惨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为基础的狂热经济潮流里，谢女士的观点具有非常深刻的价值，但这并非造成经济狂热的根本原因，至少不是全部原因。

数十年持久不衰的经济狂热，尤其纷繁复杂的原因。译者认为，除了谢女士所着力阐述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两大同等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回溯到之前提及的官僚机制的本质。因为毋需依赖于人民，这个官僚们所做出的一切政绩，不是为了对选民有一个交代，而是要做给他们的上司、同僚和下属看。他们毋需赢得人民的支持，而仅仅需要官僚集团本身的支持。譬如一名地方官，热衷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他提供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第一，作为一名地方官，当地任何一个经济项目，都是他本人从中进行钱权交易的绝佳机会。专制体制令官员无需面临反对派的挑战、议会的制衡和公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钱权交易。因此，官僚们热衷于不停地推进一个接一个的经济项目，造成整体经济狂热增长。第二，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将利益分赃蛋糕做大。一个更大的利益分赃蛋糕，对这位官僚的同僚、上司和属下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他便能够为他周围的其他官僚也创造出分赃的机会，他在官僚集团内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使自己的仕途更加稳固顺利。基于以上两点，对于一名专制体制之下的官员，热衷于经济不仅是他个人及家族进行腐败的绝佳途径，亦是其推动政治升迁的绝佳政绩。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崩溃的同时，新的统治者不再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在毛时代，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生活围绕政治斗争旋转。毛泽东呼风唤雨，指引着全社会去斗争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他所指定的阶级敌人。上至他钦定的接班人，下至最清贫、最与世无争的出家人。如果不对这种社会生活模式进行改变，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模式，终有一天要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不再具有高度权威的统治者甚至整个统治阶层。因此，自邓小平开始，中共自上而下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生活模式，由围绕政治展开转向围绕经济展开，从而有效避免了自身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可能。在个人权威丧失的前提下，统治阶层只有通过掌制更多的社会资源，才能有效地控制其治下民众。因此，必须使经济发展，使他们的统治得以维系。红中国的最近三十年，随着统治者权威一蟹不如一蟹，政治也一代代被淡化。其中隐含着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专制者的力量越弱，人民的不幸就越轻。

尽管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深思之处，我们仍要感谢谢淑丽女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社会难得的绝佳视角。这个依靠一个因不受限制而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机制控制的脆弱超级大国，也必将给因官僚机制自身的吃屎狗本性，为自己的归天做上一场黄粱美梦。

至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二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较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1]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二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古波斯的全盛时期，我国汉代称其为安息。但随着帝国的倾覆，波斯先后被许多民族、国家征服。公元七世纪时，伊朗为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占领，伊斯兰教遂成伊朗“国教”。若细分起来，伊朗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教派。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礼仪的规范，也是俗世社会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而诸如教育、司法等领域，更是必须由神职人员掌握。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十八世纪末，伊朗东北部的土库曼人恺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近代以来便成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屡遭侵略。1801年俄国兼并格鲁吉亚；英国同伊朗三次战争导致伊朗割地赔款及承认阿富汗独立。此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十九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采矿、筑路、设立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1907年，英、俄两国签约划分了在伊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伊朗虽然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实际分别置于英、俄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若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伊朗在追求复兴强国的路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笼统、盲目的排外思潮。

与中国类似，伊朗的一些志士仁人也是为了“救亡”而提出“宪政主义”的。他们认为学习西方限制国王权力的改革是国家强大、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之策。所以，伊朗的“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缠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救亡”就很难有“启蒙”，更没有“启蒙”的进展。但正因如此，“启蒙”确又很容易被“救亡”压倒。1905—1911年，伊朗发生了“宪法革命”，穆罕默德·阿里·沙国王被迫召开议会，制定了伊朗第一部宪法。虽然有宪法，但并无人遵守，因此伊朗政治陷入混乱之中，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亦有类似之处。长期的政治混乱为军人或曰军阀夺权创造了条件。1921年，一位目不识丁但因军功显赫升至高位的哥萨克武夫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恺加王朝，自任陆军大臣，接管了政府权力，又于1923年取得首相职位。最后，他干脆在1925年以议会的名义废黜国王，自封为王，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王急欲使国家富强起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规模土地改革、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等，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伊朗邻国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进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给礼萨王印象极为深刻，他决心效仿基马尔，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组建了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一些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俗世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他终于用残酷的手段使教权屈服于王权，但为此实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整个巴列维王朝彼此间数十年的仇恨之种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具有亲德倾向的礼萨王（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强调波斯属雅立安人种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于1941年退位，将王位交与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

从小留学欧洲的巴列维国王登基时以花花公子着称，毫无政治经验，自然形同傀儡。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并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以致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W·H·沙利文写道：“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教派的严重抵抗了。”[2]此后，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3]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使伊朗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六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巨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平均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十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一百六十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二千二百五十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四十亿美元猛增至二百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九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一百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要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4]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因篇幅所限，恕不细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他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5]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不必说更加强烈。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他说，“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6].总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格外强调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传”的传统和特色。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监督的“帝国民主”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要比由下而上变革大动荡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是总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事后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他反思说，没有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因为“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7].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8]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但巴列维则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9]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10].“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11].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发展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12]这些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道：“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作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巴列维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作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1977年修改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成为他垮台的一个因素。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他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胡韦达记述说：“伊朗1977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1978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13]“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14]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15]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的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1][7][8][13]（伊朗）费·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3、47、105～145页。

[2][4][12]（美）沙利文：《出使伊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46、47页。

[3]（伊朗）巴列维：《白色革命·前言》，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6][9]（伊朗）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6～182、19～183、115～116页。

[10][15]（法）维利埃：《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9、362页。

广场活碑

马少方：从见证到抗议

—记与淑芳的重逢并向香港记者朋友致敬

读完淑芳给我发来的文稿，许多往事，奔来眼底，但支离破碎，一团乱麻。许多香港记者的名字：蔡淑芳、范卓云、罗绮萍、潘洁、罗少兰、廖美香，还有台湾《联合报》的王震邦老师，其他的一些记者朋友，只有模糊的印象，甚至有些连印象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当初接触时的场景和交流了（二十年了，请原谅我在这里公开我仅有的记忆，我害怕终有一天，连这些一起勇敢面对残暴和血腥的朋友的名字都忘记了）？？

按说，才四十五岁的人，记忆力不会衰退得如此厉害。但若是有着强迫遗忘的经历，“往事回忆乱如麻”也就可以理解了。我这里所说的强迫遗忘，是指八九年被捕入狱接受没完没了的审讯时，所採用的一种策略。那时，你必须遗忘，并且，在面对严厉的审讯时，你还要把强迫遗忘后的若干段落连接起来，以使之能应付审讯。结果，强迫遗忘后编造的事情因反复记忆反而取代了事情的真相。九二年出狱后，再想把真相还原出来，就不仅是回忆所能完成的，还必须对自编的假象进行剔除，但三年的时间不算短，加之自己被“特别管理”的身份，从未想过记日记和写回忆，一拖拖了二十年，当初应对审讯的强迫遗忘终於成了努力回忆的巨大障碍.箇中悲苦，一言难尽.

我的这个强迫遗忘的经历，是属於“主动遗忘”型，这与另一种我称之为“被动遗忘”型的社会形态大大不同。所谓“被动遗忘”，就是八九年血腥屠杀后，执政当局操纵媒体，伪饰历史乃至掩埋历史，而受众们无论是当年的参与者、见证者，还是事后出生来到这个世上的人，都有意无意地配合着执政当局绕开这段历史，或闭口不谈这段历史，好像这个历史事件真如执政当局所说的，是正确的，是不得已，甚至还有人以为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主动遗忘，是个人行为，而被动遗忘，是社会形态.主动遗忘，是对抗政府权力的一种策略，而被动遗忘则是政府权力操作下的全社会的一种共谋.

二十年了，现在，主动遗忘遭遇被动遗忘！主动遗忘者在努力回忆，力图复原事实，还原真相；而被动遗忘群体则拒绝承认遗忘，他们或是偏听偏信，从而得出事情就是这样只能如此的结论，而不认为自己是遗忘者，是掩埋历史真相的“共谋者”，也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庸众的一员.这是中国之悲？还是中国人之悲？亦或这是中国历史之悲！

淑芳不是遗忘者，她不仅是记录者、见证者、参与者，她还是反思者，而今更是以一种抗议者的形象，抗议伪饰历史、掩埋历史，也抗议平庸的遗忘。

一、迎向刀枪，参与并见证

阅读淑芳的文稿，一种巨大的忧伤伴随着强烈的责任感，迎面扑来。她的执着、坚毅、真情，把我沉睡的责任重新点燃。

我马上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前几天《明报》的记者约我写一篇香港学生到北京声援学运的文章，我虽然写了与林耀强和李兰菊相识交谈的经过，可最重要的事情却没有记起来。在读了淑芳的文章后，我记起六三晚至“六四”早晨的一些事情。是的，那天，淑芳就在我的身后，她还以她记者的职业习惯，不，应该是职业责任，就在我和梁二、杨朝晖的身后，在第二排，悄悄地举起相机，拍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让我紧张，也让我害怕，我连忙告诉她：“不要打闪光灯，千万别打闪光灯。”淑芳沉稳地回答：“没事的。”这个细节是读了淑芳的文稿才记起来的，同时我也记起了那天晚上，林耀强等香港学生也在广场。

他们作为香港市民和大学生声援大陆民运的代表，在那北京的天空已经飘满血腥味的夜晚，没有回避，更没有逃避，而是毅然走向广场，走进和平抗议的学生队伍。他们选择了与无私无畏为伍，与正义尊严并肩。是的，我最后离开纪念碑到广场北侧第一排之前，在绝食四君子的帐篷前见过林耀强，我让他回北京饭店去，我说他不该呆在这里，他应该回到北京饭店去。但林耀强的回答是：“应该在这里，必须在这里，因为我们也是学生，也是黄皮肤、黑眼睛，也是龙的传人！”那是一九八九年，他和淑芳的身份是：香港市民。可是他的回答却是那样沉稳、镇定、坚决.我不该遗忘这个珍贵的细节，但我的确是遗忘了，是主动遗

忘还是被动遗忘，说不清楚。

去年我有幸去了趟香港（零七年前一直申请不到护照和身份，理由是：莫须有），当我的双脚终於迈进香港那一边，就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找到淑芳。九二年出狱后，在北京以及深圳，还是见过几位当年广场上认识的香港记者，我每次都向她们打听淑芳的消息，她们只是告诉我，淑芳已经不做记者了，甚至已经不在香港了，找不到。十多年，一直没有淑芳的消息，但冥冥中，我总觉得我们还会见面，一定会见面。这是一种共同经历了生死之后的莫名其妙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十多年过去了，她的样子已不十分清晰，但那晚，她在我的身后紧张地按下快门的情景，我怎么也忘不掉。那晚，我们用胸膛直面刺刀；那晚，我们一起被迫接受枪弹射击纪念碑的事实；那晚，我们一起高唱《国际歌》；那晚，我们一起害怕，一起流泪，一起愤怒，一起觉醒。那晚，我们共同经历了与巨大的恐惧一起生长的更加感人的大无畏。那晚，我们一起承受了“刀枪武装的恐怖驱散了以激情与正义为盾的大无畏”的悲怆？？我们会就此失散而不复相见吗？我不相信，所以，我的双脚一踏上香港的土地，我就相信，我们一定会见

面。

终於找到了，马上电话联系，我终於听到了那个已经二十年没有听到的声音。在赴约的汽车上、地铁里，我一直在努力回忆，我们是哪一天认识的？在什么地方？但我只记那一晚的场景，别的都很模糊。那一幕因罪恶太放肆、激情太无辜、正义太无助因而印象太深刻。别的事情，大概由於强迫遗忘和被迫遗忘的共同作用，一点都清晰不起来。一路上我都在想，二十年后的见面，能让二十年前的许多事情复活吗？二十年前的那些日子里的激情、紧张、愤怒、恐惧，还能真实地重现吗？甚至，我们能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毫不犹豫地相认吗？

的确有一段寻找的过程，但很快我们还是彼此认出了对方。

二十年了，淑芳黑发里的白发已经不少，就像她说我的那句：也有白发了。岂止是也有白发了，应该说是到处白发，离满是白发不远了。二十年，当年那个二十五岁激情洋溢的马少方，已经四十四岁，额头满是岁月的沧桑了。

那天，我们俩在香港的中文大学校园里静坐、散步，咖啡亭里，林荫道上，淑芳不仅关切地询问我监狱里情形：有没有受皮肉之苦？三年的一千多个日夜都是怎样熬过来的？还问我出狱后这十多年都怎么过的，有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我向她讲述如何对付审讯，如何因江苏九一年发大水而坐水牢的情形（我於九一年四月被押回江苏镇江第二监狱服刑至九二年六月），也向她讲述九二年出狱后坐家牢（九三年被监控在家乡，证件被没收，严禁外出）、多次软禁、多次失去工作、一次被抄家、无数次莫名其妙地被约谈、长期被监听、跟踪，甚至还有恐吓等等。淑芳为我的遭遇而忧伤、愤怒，我心怀感激，却又害怕她问起当年的一些事情，毕竟我是主动遗忘和被动遗忘的双料“病人”，我不愿意被淑芳看出我的遗忘病。淑芳好像明白我的心思似的，她只慢慢地讲些她知道的事情，然后这二十年后的会面，就重新又把我带回二十年前的场景：彩旗飘扬，口号惊天，歌声昂奋，斗志感人。那是一条久久不能忘怀的长长的队伍，那是已然觉醒但还未充分意识的中国公民的队伍？？那个队伍的旁边，一直有那些个子不高，身背记者包，手举相机的香港记者？？蔡淑芳、范卓云、罗绮萍、罗少兰、潘洁、廖美香，还有台湾记者王震邦？？她们，正是她们，用她们职业的责任以及甘为中国人的承担精神，为中国大陆年轻学子的勇敢无畏和激情豪放留下了敢於行动敢於言说的声音、文字和身影。她们，那一群从客观採访终而积极汇入其中的香港记者，不仅及时记录下整个运动的历程，更在记录之余，用她们的勇敢和无畏行动，书写了她们的民主意识和自由精神！九三年，我在王丹家还翻过一本由这群可敬可佩的香港记者联合写作出版的《人民不会忘记》的书，王丹答应送我一本，可惜随着他於九四年的第二次被捕，家被抄，原本应该属於我的一本《人民不会忘记》，终於只是脑海里的一个记忆。去年赴港时与淑芳、卓云姐等见面，她们说“六四”二十周年，将重印此书。这当是这个勇敢的记者群体对执政当局掩埋历史真相的抗议.这抗议於淑芳来说，是持续地延续了二十年，在我被淑芳带动着拒绝遗忘努力回忆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在我们二十年前面对屠杀而能战胜恐惧的勇气里，有着她们输入的大无畏精神！我要向她们致敬！

二、直面奴性的忧郁

和淑芳在香港校园自由的空气里呼吸，淑芳的真情渐渐掩不住她的忧伤，我感觉到了淑芳的忧郁，一种经历过巨大的希望又终而失望才能有的忧郁.

我没有隐瞒我的感受，而是直接问淑芳，为什么，岁月催生了你忧郁？从淑芳的回答里，我听出了这样的回答：岂止是催生，完全是助长.

淑芳说她难忘那些日子里的队伍、旗帜、口号，五四集会、五一三绝食、“六四”屠杀？？淑芳在讲述她的记忆，我则强烈的感受到横亘在她心中的挥之不去的那情那景。而我呢？当年是被她採访的人，她是旁观者，我在风暴中，而今她的见证却把我的遗忘映衬成懦弱，一种拒绝承担、乞求恩赐、只要手中有财哪管正义公理的可怜虫的样子。

我便努力地拒绝，暗示她，你只是记者，一个见证者，一个以客观、真实为特点的职业.淑芳时而用言说时而用动作做回答。她在告诉我：作为记者，她本该以客观的态度、旁观者的姿态来面对那长长的队伍，但恰恰是那饱满的激情，无私的姿态，无畏的生命，感染她，冲撞她。她在撕裂自己，採访时，她是见证者，记录者；而一当她停下笔，她就抑制不住地走进那队伍，拉住那只手。她说，那种坦诚的理想主义，像电流一样，刹那间就涌满全身。她说：那是一个感人的巨大的氛围，那也是一个面对政府的无耻行径由不得不愤怒的奇特的场。正义被谎言玩弄，正直被蔑视扭曲，公理被迫需要论证，而无论怎样论证也不被强权认可。勇气是从未见过的可怜，惊天的气势完全可以被视而不见。你下跪吧，即使跪断所有人的腿，那代表权力的身影只是远远的一个背影，只要没看见，便肯定没发生。你绝食吧，哪怕救护车的悲鸣，每隔几秒钟就哀嚎，并汇成怒吼，只要不去听，便什么事也没发生。即使不得已面对了这个只要是人就会被感染被惊醒的场面，当权者的假惺惺也终於遮不住随之而来的恶狠狠。淑芳说，这些都被记录在案了，但记录者若是只管记录，只为历史留下证据，而完全无视这奇特场域里罪恶对正义的强奸，这披着记录工作外衣的人，难道可以逃脱强奸的罪责吗？面对杀人，你不是只管拍下证据，然后若无其事地任罪恶得逞，而是首先要敢於挺身而出，扼制罪恶。

我在听她说陪她行的时候，一直在想，在她瘦小的身体里，哪来的如此澎湃、汹涌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我不得不和她讲述一个我九二年出狱后亲身经历的事。那次我拜访一个朋友，他和我讲起“六四”屠杀后全社会大清查的事，他说：对於是否上街游行，大家一概回答，没有；对於问及都是谁上街游行了，大家一概回答，不知道。我问他，你上街游行了吗？他说，当然了，那种情形，能不加入吗？我说：就像大清查的紧张气氛下，能不如此回答吗？他默然。

淑芳也默然了。我又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有人说与文革一样，是学生闹事。别的不说，就拿我这个朋友事后清查时的行为，八九学运和十年浩劫，这两件事除了都是年轻人的身影一致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其他相同之处了。十年浩劫，清查一来，不少人忙着出卖，而八九年哪怕已经坦克上街，机枪平射，人们还是没有被吓倒，拒绝合作。但仅仅不被吓倒、拒绝合作就够吗？承担精神呢？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性觉醒了，但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化运动掉的承担精神和责任意识，依旧踪迹罕见。难怪有人会说：杀二十万保二十

年稳定。人没杀到二十万，而二十年的稳定差不多快实现了。

这种现状怎么理解？

我没有注意淑芳情绪的变化，只按着自己的思绪，继续谈八九年以来我所亲历和听说的一些事实。我以为，中共三十年来的改革政策，只是个跛足改革。八九年运动中，大部分人认为，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甚至是经济改革的全面失败。九二年我重入社会后，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官僚腐败迅速转化为全社会腐败。再后来，不少知识人在经改大潮中获利颇丰，而与之相应的思潮是：只要不断的私有化，民主将水到渠成，更有甚者，政治体制是否民主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社会要自由，特别是经济要自由。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可谓不快，大、中、小型城市面积整体上扩充出不止一倍，光土地的一次转让金，粗算一下都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每个人都在这转型中获得公正对待了吗？恐怕只是少部分人在这转型中获得暴利，而大部分人在这改革中，铁饭碗没了，基本保障也没了。整个中国社会一边是猛建高楼大厦，狂建公路铁路，现代民用通信网路恐怕也是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但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专案却才刚刚起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口抗通胀的能力极差？？

淑芳问：整个问题在哪里？六四事件在这个巨大变化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的未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淑芳问话的急切，已完全不是一个记者的身份。的确，她现在已不是记者了，她是一个香港普通市民，但她仍急切地想知道大陆的未来，并且她还不是从香港的未来而关心大陆，她更主要是心系大陆自身的未来走向。听了我上面的描述，她的脚步放缓，脸色更显忧郁，我的心情也不自觉地跟着沉重起来。我原本是想通过我的言说缓解一下淑芳忧郁的心情，却不曾想反而是加重了她的不快。但我的确无法立即找出一些说法来宽她的心，也

无法向她描述一个灿烂的未来。我只能说出我真实的感受。

我告诉淑芳，我无法回答她的一系列问题，我只有一些非常个人化的认识.在我看来，在存在着巨大国有资产的情况下，只经革不政改，所谓的市场经济方向，则是加速被强化了权力与金钱的勾结，这是由巨大国有资产这个钱袋子决定的。

在集权专制制度的权力体系制约下，利用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只能加速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因为金钱与权力勾结，效率最高，而权力与金钱勾结，亦同样是权力的当下兑现最合算。

特别吊诡的是：越是反腐败的运动声势大，腐败的涉及面也越广，大概掌权者在反腐败的声势中，越来越感觉到权力不迅速借市场兑现为金钱，权力随时会过期作废.而另一方面的助力，恐怕与四九年以来的整个中共统治历程有关.

只有一点是让人感到欣慰，毕竟三十年经济改革，社会体系重新在整个国土上出现.有了社会，人们的生活空间相较於毛泽东时代是大大扩展了，或许时间还没到，如今大陆的社会肌体整体上是病态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希望的萌芽，特别是互联网的全新通信技术，新闻封锁、警察治理的成本都越来越大，诸多社会邪恶现象时不时在互联网上曝光，相关犯罪官僚被迫受到制裁。不过，越来越显声势的民间维权运动，或许是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仅仅是就事论事的利益诉求，故而声势虽越来越大，但实际的社会力量却还没有形成的迹象。这里既有集权当局的统治术的作用，也有国民性的问题.不能不谈国民性，大陆的每一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乡村人，其成长过程中都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二是学校，三是大众媒体，四是亲身经历的自我教育。前三方面的教育往往决定了第四方面。这方面非常複杂，简单地说，传统在家庭教育中起到极重要的作用，学校教育事实上是集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作用，而大众媒体则是极典型的歌颂装置。这三大教育体系型塑和生产着一代代中国人，且强大的束缚了人的自我教育。这导致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真正的公民社会难产，没有公民教育，就没有公民，当然谈不上公民社会。要害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在宪政共和体系内通常是强大的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力量，而在集权专制社会，公民力量则可以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国大陆甚至连生长一点公民社会的空间都没有。这或许也是不少知识人担心中国当下就搞民主政治改革必然带来天下大乱的原因吧，这种担心正好可以被集权体制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统治目标利用。其实，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真正的宪政民主，对於中国来说，是一条道路，而不是理想中国社会的前提。中国一天不走上宪政改革之路，就只能在集权专制体系下，继续着权富勾结的转型，直到某一日，大厦轰然倒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个人有限体验的感性认识，不是预言。

淑芳停下脚步，而天空又突然阴沉，甚至还飘下了雨滴，阵阵微寒也迎面而来。她提议到她家去坐坐。在去她家的汽车上，我才发现，二十年重逢本该有的喜悦已经一扫而空了，她内心的忧郁好像在集聚，而脸上终於有了一丝无奈。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能和她说些我此次赴港的一些良好感受，并且说，香港、台湾的存在还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三、震憾於尘封的见证

淑芳住在香港一个偏僻的村落，那是她租住的一间小屋，从情形看好像还是与人合租。小屋拥挤不说，屋内也没什么家用电器，甚至连一张读书人的书桌都没有。看到淑芳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却二十年不变地心系八九民运，不平於当年无辜的冤魂，忧伤於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与她对照，我内疚，心虚？？而随后淑芳从小屋的角落处吃力地拖出一个黑色大箱，急切地在我面前打开这尘封了多年的史实仓库，我内心的惭愧在快迅地翻阅上千张照片无数的传单和大量淑芳当日的文稿时，也达到了顶峰，继而是被这些资料感染，遗忘终於被制服，而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

我翻阅着已经有些发黄的照片，许多已经遗忘的面孔重又鲜活起来。而当我翻阅淑芳那件签满了人名的T恤时，我突然看到了“吴向东”三个字，我立即记起这是个“六四”死难者，淑芳听说后脸色更加沉重。她绝没有想到她收藏的这件T恤却可能留下了“吴向东”最后的字迹，这件被收藏了二十年的衣服，太沉重因而也太珍贵了。我捧着这件T恤，脑海里重又出现“六四”下午德胜门边面对的那个九岁孩子的屍体.我的鼻子有些酸，但泪水却没有了，八九年已经把泪水流乾了。五月十七日，中央戏剧学院几名同学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宣佈绝食绝水，他们僵直地躺在烈日下，一动不动，他们在横陈绝望的时候，也横陈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可最后是“六四”屠杀弥漫出的更大的绝望。吴向东作为死难者，在他生前於淑芳的这件T恤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绝不会想到他将被屠杀而告别这个人世，甚至二十年了，冤魂还无处安息，更别说以无辜牺牲者的

姿态去控诉.

在上千张八九年纪实照片里，我也看到了“六四”凌晨淑芳在我们的身后拍下的照片。那是枪弹击中纪念碑而发出的火光的照片。被枪击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沉默着、矗立着，只将他巨大的愤怒迎向罪恶的子弹，只在暗夜中迸发出尊严的光芒。尽管这尊严的光芒在暗夜中遇风而灭，可淑芳的相机捕捉了这个光芒，记录了这个光芒，於是，这光芒开始不朽。

我还在淑芳保留的资料里，读到我尊敬的包遵信老师的一封信，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包遵信老师托人转交给淑芳的一封信。那封信记录了淑芳对遭受牢狱之灾的包遵信老师的真诚的关怀，以及包遵信老师对淑芳的真诚致谢.包遵信老师已於零七年不幸辞世，淑芳问我一些包老师生前的事情，言语中对包老师的辞世很是痛心。是的，正如年逾八旬的于浩成老师在包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含着眼泪说的，包先生是很多朋友的精神导师，甚至是很多中国人的精神导师。包老师用他的智慧、思想、热情以及辛勤的工作，启蒙了几乎整整一代中国人，但他的最后的告别，大陆没有哪怕一张大众媒体向国人公告。虽然送他的那天，还是有很多他的朋友和敬仰他的人，不惧权力机关的阻拦，来到送别现场，但仍有很多人被强行阻拦而不能亲自送包先生一程。这就是集权体制对待一个国家的良心的做

法，扼杀的做法。他们不仅枪杀无辜的生命，他们还顽固地扼杀良心。

说到包老师，也就说到赵公紫阳。我不仅和刘晓波、张祖桦、张显扬老师一起参与了包老师的葬礼，我也曾在包老师的及时通知下，以一个当年学运积极参加者的身份，亲临赵公家门，在赵公遗像前三鞠躬，并写下“盖棺不定论，何时有晴天”的輓联。可惜我很快被权力机关秘密软禁一周，而最终没能参加赵公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没能在赵公紫阳的遗体前三鞠躬。我遗憾，终生遗憾！我以为，赵公紫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公民。

淑芳耐心的听着我的讲述，她的尘封的记忆好像也一下子打开了。她问我当年逃出北京的情况，又说当年她最想救出的人中，有我，但很快她就知悉我在广州投案。她好像一直不想说投案这个词.我却坦诚地告诉她，虽说当年我是以抗议被通缉的名义走进广州白云山派出所的，但老实说，见到通缉令上有我的名字，我的确非常紧张、害怕、恐慌。我不是个坚强的人，我的性格中懦弱的成分偏大，因此，名义上是抗议，实际上还是主动走进，用“投案”一说，未尝不可。但说自首，则是当局的刻意宣传了，这也是集权体制惯用的伎俩，不值一驳.我负责地对淑芳说，在那些严厉审讯的日子里，我承认了所有我做的事情，但没有出卖一个朋友。我虽懦弱，但绝不无耻.淑芳笑了，笑得真诚，笑意里满是安慰。淑芳的笑意里仿佛在说：敢用胸膛直面刺刀的人，不能算懦弱。

但我瞭解我自己，懦弱就是懦弱，而勇於承担又是另一回事。我告诉淑芳，在最后的法庭审判中，我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且高声地告诉法庭，“我无案可投，更无首可自”。法庭大概是想我在庭上能利用“主动投案”的情节，乞求其宽大处理的，但我让他们失望了。所以最后的判决书上虽有“投案”一词，但具体判决却没有惯例的“从轻处理”一说，我笑着对淑芳说：我是争取到了“罪有应得”的。

那天与淑芳见面，淑芳还给我阅读了她写的一部关於八九年的话剧剧本。时间关系，我当时未能认真阅读，但粗读之下，已经被那高昂的责任深深打动。我虽一时间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可从淑芳的写作中，我真切地目睹了一个香港记者从见证者到参与者再到抗议者的英姿。这英姿的代价，她想过吗？我不敢问，甚至一想到要问，心底的内疚又涌遍全身。淑芳好像明白了我的困窘，她提议我们到不远处的湖边去走走，大自然里，或许那记忆的痛楚会得到释放。

当淑芳把我带到那个村落旁的湖边时，天空正是黄昏时分，湖水倒映着晚霞的别样风景，湖水平静，晚霞凝重，那是一种告别的场景，甚至更可以说是一种退场，一次谢幕。谁在退场？谁在谢幕？而当夜幕终於降临的时候，谁又能说这不是铺陈的埋葬。但谁被埋葬？又或许谁在埋葬谁？

晚霞中的淑芳，个子不高，但努力地挺直身躯.她背负了二十年的沉重的历史，何时有机会放下？这本不该由一个香港女记者去承担的重压，淑芳不仅承担了，而且承担了这么久，并且还肩负着这个重压，以坚定的抗议暴政抗议遗忘的方式，把香港市民关心中国人的命运的情怀，铸造成一个真正中国公民追求宪政共和制度的莫大勇气。

在我告别淑芳的时候，淑芳说：“不，绝不是我一个人，我也绝不再忧郁，我要把这些资料公佈於众，绝不让其再尘封。还原真相，相信真相的力量，相信真相下觉醒的公民的力量。”

二零零九年五月

作者简介

马少方，1964年生，江苏江都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北高联”常委，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一起守护在纪念碑周围至4日凌晨撤离.“六四”后遭通缉逮捕判刑3年。现居大陆。

一、 崩溃背景下开始的无奈改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力衰退、经济崩溃的贫困化现实面前，中国社会全国上下举目皆公的国有体制，终于走到了不改变已经无以为生的尴尬境地。

被动局势下进行的是一种被动式的改革，在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精心修筑而树立起来的公有制僵化观念，这道抵制市场化改革的坚固堤坝面前，这种被动无奈的国企改革，变得格外艰难与复杂，加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操作对民众利益的背弃，就决定了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一个充满了坎坷、危机与斗争的冲突过程，最终沦为一场失去社会正义性的政策性掠夺悲剧。

太湖电机厂是安徽省太湖县的一家机电企业，这家由60年代初期的几家小型农机厂合并发展起来的国有机电企业，占地面积4.73万平方米，拥有职工500多人，总资产2300多万元，年产电机能力18万千瓦。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太湖县规模最大的国有工厂，从生产到经营都得到地方政府大包大揽的全力支持，在国家财力的无条件扶持下，上演过一段没有效益却红火鼎盛的虚假繁华。

一个在僵化的经济体制下生存的企业，一旦失去天上掉馅饼式的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真实面目就暴露无余。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化，太湖电机厂这类国有中小企业，开始失去国家财力的无限度支持，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的真实内幕开始得到曝光。

到90年代中期，太湖电机厂已经亏损一千多万元，负债达两千多万元。到1999年初，这个一度被美化为太湖县利税大户的所谓“龙头企业”，累计亏损迅速达到1300多元，总负债2843万元——都是国家提供的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123%；但是企业的在外债权却有近千万元，这些资金因为长期被客户占用或其他原因而一直无法收回。

在经历了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剥离经营、租赁经营等多次劳民伤财的反复折腾后，进入1999年后，太湖电机厂这个所谓县级龙头企业或利税大户的谎言，不得不在全面停产并拖欠职工四个月工资福利的巨大亏空中，大白于天下，不得已而由地方政府派驻改制工作组，对企业实施强制破产的改制改革。

面对一个已经瘫痪近大半年的国有老大难企业，除了关门破产让职工走人以外，政府派驻到企业的改制工作组，似乎没有解决问题的其他选择余地。一方面，企业已经陷入全面瘫痪的局面，“职工的养老、失业保险、工资和各项企业费用均无法支付，企业即将全面陷入停水、停电、关门的境地……职工生活无着。”

失去生活来源的职工，多次聚集到县政府上访，要求解决生存问题。群情激愤下的抗议浪潮，对地方政府造成的影响恶劣，已经危机地方政局稳定，严重影响到政府机关的正常运做；另一方面，太湖县政府当时着手改制的国有企业，还包括另外一个规模与电机厂差不多大的太湖县造纸厂，根据政府的改制思路，两家企业改制所需的买断职工工龄的费用缺口达到一千多万元，而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当时的全部财政资金，也仅就只有一千多万元，据说后来这笔改制费用还是经市政府协调，到一个兄弟县临时去挪借来应急的。

在这种情况下，太湖县改制工作组得到的是县委县政府的死命令：“钱只有这么多，但两个厂的改制工作必须无条件迅速完成。”太湖电机厂2000年7月上报政府的改制方案显示，仅对这一家企业实施改革所需要的费用就达到1100万元，按照政府的实际能力，只能拿出不足一半的改制费用。

资金有限，而两个企业的职工为生存问题进行的抗争与上访矛盾也日益激烈。

在没有提供必要的过度性适应过程或事前准备的条件下，强制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个牵动数千人命运的改革，其难度可以想象，其匆忙草率与不合理操作的改革结局，注定只能是一个完成任务式的过场，结果的缺乏公平也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国有企业国退民进这样巨大的社会改革，太湖县政府派驻到企业的改制工作组，是从政府各部门和公检法挑选的精兵强将，这个由来自各个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的“政府改制工作组”，承担的是一场改变人们思想观念的近乎改朝换代式的挑战。职工们的情绪是可以想象的，工厂经过了停产瘫痪的破败性转变，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副衰落的萧条、凌乱、死寂景象，工厂被一种末世的绝望情绪所笼罩。

人们失去了多少年来一直雷打不动的铁饭碗固定收入，生活无着，等米下锅；特别是双职工家庭，一家老小嗷嗷待脯，头疼脑热、人情礼节、孩子上学、老人病痛等等，一切开支都在等待瘫痪的工厂给他们一个交代；

但工厂已经不再开工，据说是银行不再贷款；我们这些被伟大正确的党所依靠的领导阶级就这样被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抛弃了吗？抛弃战无不胜的党主要的组成力量，工厂当然就搞不好了，这似乎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但想不到的是党竟然也会抛弃我们，也会在经济管理中走错路？这些多年来一直享受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工人弟兄，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收入依靠，而政府却似乎束手无策，一直无动于衷；

派驻的改制工作组竟然说要对这些多少年来的“主人”、“领导一切”的阶级，实行买断工龄的改革，用几百元一个月的廉价标准，买断大家一年的工龄价值，将“老大哥”们打发回家，然后将企业卖给私人去经营，就这样改制？凭什么打发我们回家？工作组能拿国家工资，为什么我们国有职工就不能享受固定的工资待遇？还想骗我们自己出钱买这个破烂企业！谁愿意出钱去卖这些坛坛罐罐的烂工厂？万一搞不好还怎么得了？国家搞不好就想摔包袱了事，我们老百姓还有那个本事去逞能？算了吧，我们还是应该找政府，想轻易让我们失业，没那道理。

这就是中国国企职工典型的“国有情节”心理，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不需要独立思维和经营主张的经济环境中，他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意识已经锈蚀、僵化而严重缺失生存的变化和适应能力。

没有理由指责这些从潜意识里崇拜党国的朴实的国企职工。无论是国有企业体制的形成，还是长期接受的一党政治教育，他们都是将“公有制”视为唯一光荣正确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形式；现在国退民进的这种私有化改制，在广大的国企职工看来，显然是对社会主义大公无私原则的离经叛道。

在这种深入人们骨髓的国企情节的驱使下，将不满和怨气归结为政府责任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人们开始三五成群或一拨一拨地找政府解决问题。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喝茶聊天的工作人员和焦头烂额的县领导，开始体会到群众“不明真相”、“不理智”地骚扰和围攻的激烈情绪。

在1999年太湖县政府对太湖县电机厂和太湖县造纸厂两家国有龙头企业进行的改制中，当时的太湖县委书记郑春林、县长钱沙泉两位主要领导人，所承受的压力显然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两个改制企业的职工多次群起响应包围县委县政府大楼，将县委书记县长或其他当事领导堵在办公室里，不准出入，不给上厕所，不让下班回家，政府被群情激愤的职工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无法出入，政府工作一度陷入瘫痪……

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集团职工，围殴企业经理陈国军致死的情景；8月中旬河南林钢事件中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董章印，遭工人们软禁近90小时不得脱身的群众抗争场景，又清晰地再现在我们眼前，但这些国企职工的抗争风暴早已不是新鲜事，它只是十多年前那场仓惶的国企改制中，受到剥夺的民众被迫抗争场景的再现而已。

二、掠夺性的改制操作

中国社会的国企改革，不是建立在对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理性客观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主动选择，更不是建立在维护社会公平原则上的社会变革，而是在国有经济模式走到崩溃边缘后，无奈选择的一种仓惶应付的被动退却。

对民众实行政策性掠夺的国企改革本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绝大多数国企职工遭到的贫困化剥夺，以及国有资产遭到大肆侵吞与蚕食的合法化操作，实质是国家权力在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从根本上忽视民众权益，完全背离社会公平性原则的一场社会悲剧。

人们将国有企业衰落倒闭的责任，归结为国有经济体制的腐败和政府权力的失职，这是中国社会的公有化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被证明失败的自然反映。广大的国有职工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在面临被彻底剥夺的命运转折关头，群起响应起来围攻政府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在国家政策对民众利益进行公然剥夺的强制改革下，地方政府在国企改革的掠夺过程中，直接处在民情激愤的火山口上，政府领导焦头滥额如坐针毡，却无法从这个巨大的社会矛盾中解脱出来。这种尖锐的社会对抗，是当年几乎所有进行国企改革的地方领导，都经历过的一次“炼狱”式的考验。

而直接面对这样一种激烈的社会矛盾的责任，是政府派驻到各个企业的改制工作组。每天面对改革企业的职工们要吃饭要生存的汹汹民情，面对人们或理性的争执，或激动的对抗，甚至愤怒的不理智冲动；面对清算、评估、资产出售等等千头万绪的改制事务，当年那些具体肩负国企改制任务的工作组及其工作人员，深切体会和承受了这场缺乏对国有职工政策性公平待遇，所带来的国企改革的沉重与艰难。

在一个经济面临崩溃国力衰竭的中国社会，虽然政府买断国企职工身份的价格只有一年年区区几百元人民币，但要一次性买断几十人、几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国企职工的廉价工龄，累积起来进行一次性兑现，这笔突然钻出来的“改制费用”，显然超过了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进驻企业的改制工作组，一方面要象当年太湖县政府派驻到太湖电机厂的改制工作组一样，面对“钱只有这么多，但改制必须搞好而且要尽快完成”的硬任务指标，帮助政府迅速从受到群众围攻的动荡局势中解脱出来，维持日常的权力运做；另一方面这些改制工作人员，每天要面对的是群情激愤的国企职工的抗议与质询，引导愤怒的人们正视企业破产改制的残酷现实，说服这些受到贫穷化剥夺的人们，接受一个面临生存无依的被失业下岗的痛苦现实。

作为中国社会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1999年太湖县政府对太湖电机厂的改制，是一场剥夺大众利益的艰难的改革攻坚战，这场改制从一开始就遭到太湖电机厂职工的强烈抵制。但是企业经营陷入瘫痪的现实，已然摆在职工们面前，改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被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搞得一穷二白的人们，确实已经没有婆婆妈妈的时间，去同政府认真纠缠一个公平合理的结局。

“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目标下的进行的改革，最现实的需要就是赶走绝大部分职工，通过减员增效的措施直接使生产经营重新复活过来。忽视社会大众的改制措施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与冲突，原本是一道摆在改制工作组面前决定任务能否完成而难以逾越的关卡，但嗷嗷待脯的国有职工需要面对的生存现实，却成为改制行动中突破人们僵化的思想防线的重要契机。国企职工等米下锅的无奈处境，竟然成为了中国社会推进国企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口，这无论是对原有的国有经济体制的覆灭，还是对轰轰烈烈进行的国企改革，都是一种莫大的揭露与嘲讽。

进驻国有企业以后，面对嗷嗷待脯、群情激愤的国企职工，被迫站在一片萧条破败的企业废墟之前的改制工作组，他们采取的基本工作模式，大多是以职工们的生存问题为要挟，以思想攻关为辅助，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在软硬兼施的思想攻关同时，不容置疑地推进资产清理、评估作价和破产出售，最后在破产企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经营实体。

要迅速完成改制任务，落实资产处置是最关键的环节。原来被宣扬得多么红火多么兴旺多么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到了真正清算要拿出资金购买职工工龄时，却连一个职工每年区区几百元的廉价工龄费也支付不起。改制所需的驱赶职工的费用，一半以上需要政府的财政资金解决，一部分则必须依靠对企业资产的变现去实现。

而面对一个突然走上末路的国有工厂，绝大部分职工心理，根本无法接受一个自己出钱购置资产进行经营、几乎是收拾烂摊子一般的现实。因此，虽然改制工作组根据现实情况，对国有资产的评估作价，低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还是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站出来，参与自筹资金的购买活动。

在太湖县政府1999年对太湖电机厂进行的改制中，除了一栋占地3999平方米的电机大楼，早已在经营中抵押给银行，作为经营资金被企业“吃”光，另外有一座电机仓库也因为已经抵押给银行，而无法变卖出售以外，太湖电机厂所有的国有资产全部被评估作价。为了鼓励购买，所有资产都以远远低于实际价值的大幅折扣进行处理。

库存的成品电机、半成品、材料均按80%折扣并除去税收计价处理，材料仓库132万元积压库存材料仅按20%的价格幅度出售，许多大型的机械加工设备的作价水平，甚至还不到实际价值的20%；改制方案对厂房处理的价格就更加低廉：330平方米的农机分厂标价13.2万元，1200平方米的铸造分厂标价48万元，国道旁边约1200平方米的上下两层微电机厂房标价5万元，400平方米的大修分厂标价14万元，这些厂房的作价水平连地皮钱都远远不够，何况还是一些具备基础生产能力的厂房设施。

这是上报给政府的改制方案，后来实际实施的出售价格，比这个方案的价格水平更加低廉。

在这种出售资产的过程中，所谓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早被抛到九霄云外而成为了一句笑话。当然这是出于改制的现实需要，不这样操作就无法筹集到买断职工工龄的必要资金，买不断工龄就无法使用政府强权将这些国有职工赶出工厂大门；引发职工围攻政府的国有企业舞台需要迅速撤除，同样需要在低价抛售中以摧枯拉朽的摧毁性速度保证这种拆除，这也是斩断人们对国企依赖心理的一个最有效办法。

这种局势，就决定了必然会有极少数人成为这种连卖带送的资产处置中，发国难财的爆发户，他们从原来与大家一样的贫穷困苦，一跃而成为了所谓“创业能人”、“企业家”。但98%以上的职工却在一夜之间沦为无依无靠的穷人，从一贯的所谓“领导阶级”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虽然眼看那些购买资产的人一夜暴富，心里不是滋味，但事情总是在到了一切成为现实后，国企职工们才发现，这种购买原来是一次有巨大油水可捞的合法侵占，是在国企改革的社会动荡中，对国有资产和国有职工进行巧取豪夺的一次合法掠夺。

这场所谓建立市场经济次序的改革，是以政府对广大国企职工利益的严重忽视与剥夺为基础，与五十年代那场化私为公的掠夺式改造运动相反，而进行的又一场没有反抗余地的掠夺式“改造”场景的操作与再现。

这场国企改革，是一次以推进市场化经济为名，而以国企职工的剩余价值和未来命运，为实质剥夺内容的政策性掠夺操作。

三、 国企改革的政策性掠夺本质

（一）

疾卷中国大地的国企改革，中国政府提出的指导原则是“维持现有生产能力，转换企业性质，转换职工身份”。

一方面要将所有职工全部买断国企身份，实行全员下岗的“转换职工身份”改革，另一方面要在 “转换国有企业性质”的前提下，实现“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的改革目标，这种改革思路，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绝大部分国有职工，必然要在这次改革中遭遇贫困化命运。

任何一种社会变革，如果背离社会大众的利益，视群体利益为革命或掠夺对象，就必然将自己置于强大的社会反抗力量的对立面，这种所谓的改革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也是在用行动者或改革的自身前途作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赌注，他们的行为注定会成为一场艰难的赌博性的攻坚战。

面对这场改变经济模式的国企改制，地方政府实际上同样处在一种被动的无奈之中，他们没有政策决定权却有维持社会稳定的责任，因而他们的改制压力，绝大部分来自于急于熄灭广大职工为求生存而掀起的反抗怒潮的需要，他们全部的努力几乎都是为了急欲从群众的生存抗争中脱身，完成一个在“置换职工身份”的前提下，“维持原有生产能力”的改制。因而这场缺乏国家政策明确指导而忽视群众利益，没有给受到改制冲击的职工，解决就业、经营、创业等生存过度或经营出路的改革，在各地政府穷于应付群众的抵抗浪潮，而匆忙推进的应付差使式的行政下，从改革之初就注定了，它只能是一场制造剥夺与不公的社会对抗的悲剧。

无奈、被迫和社会动荡下的国企改制，表面看起来对国有资产的拍卖是公开公平地进行的，那些顺应改制潮流敢于第一批吃螃蟹购买国有资产的人，似乎是有创业眼光才抓住了廉价吃进国有资产的购买机会，而在这种改制中被剥夺迨尽的绝大多数职工，也似乎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僵化观念、缺乏自主创新的大锅饭思维，才导致他们放弃了一个财富机遇。但实际的情形，却有着比这种表面看起来无奈、自然的合法假象，要复杂得多的政策性掠夺因素在操纵和起作用。

维持现有生产能力，说穿了就是国民生产的表面红火假象必须得到维持，落实到地方官员的行政中，就是要坚决维护GDP——即一些社会学者称之为“鸡的屁”数据的虚假繁荣，否则，乌纱帽或者升官晋级就要受到影响。在这种思维下，象太湖电机厂这类国有企业的改制，在资产处置问题上，就必须按照确保“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的目标，这个保持地方经济政绩的宗旨实施操作。

“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的改革思路，是建立在不给国企改制改变僵化思维应有的缓冲过度，尽快将不参与或没有能力参与购买国有资产的绝大多数职工，赶出政府坚决维护的GDP政绩运行环节，拒绝让作为社会财富创造的社会大众以探索、组合、适应的必要时间，只允许政府权力摸着石头过河，却要一夜之间让职工完全失业的政策基础上的掠夺思维。

这种保证GDP的改制思路，决定了国企改革中两个基本的操作原则，一、改制后取代替改制前的国有企业而承担“现有”生产经营任务的民营企业，在维持GDP的虚高生产数据，也即保持政府出于维持自己的“政绩”需要的所谓“鸡的屁”水平的先决条件下，参与对国有企业生产或经营能力购买的企业或自然人，将可以与早先的国有企业一样，一如既往地享受政府给予的大力扶持，甚至可能是建立在违法作假的操作基础上的政策性倾斜。

同时，这个出于维持政绩需要而进行的维持“鸡的屁”改制操作，决定着政府在处置资产出售中，必须确保对没有参与国有资产购买的其他民营企业，或无法参与购买国有经营条件的国有职工，实行不公平的剥夺与抛弃，让参与到这次改制中的经营者轻松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样才能确保“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的改制目标的顺利实现；

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在这场改制中以极端低廉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活动，无论在购买对象还是在购买程序上，都必须作到确保购买者与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或权力关系。这样，无论在保证现有生产能力，还是保证官员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利益方面，才能达到皆大欢喜的双赢结局。

正是在这种地方政府追求“鸡的屁”政绩，官员个人谋求仕途升迁的利益需要，决定了的国企改制的掠夺性操作，导致了以太湖电机厂为缩影的国企改制，无论在对国有资产的盘存清算、评估作价，还是出售出租中，都严重偏离资产的实际价值，而且必然要实现让极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的资产份额，代替早前的国有企业掌握生产资料或经营能力，从而使这些人一夜暴富成为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而98%的国企下岗职工却由此失去生存依托，变得一贫如洗的公然掠夺与严重不公现象。

那些真正具有经营思维和创业魄力，但经营方向已经逾越他们早前在国有企业的工作行业，而准备进入其他行业的创业者；那些自身的能力和兴趣决定了他们后来的道路已经没有必要参与这种改制中的资产购买的人们；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大部分职工；那些思想还暂时停滞在国有情节的幻梦中而没有来得及清醒过来的人们；那些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进行仔细的分析并说明购买价值或前途的人们，等等，这些占国企职工98%的社会大多数人群，在这次低价抛售的国有资产处置中，他们的应有权益和经济利益遭到严重剥夺，糊涂、僵化、保守绝不是指责他们遭遇剥夺的的借口与理由，“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的改制原则，必然要建立在剥夺大多数而暴富极少数的操作原则上，这些遭遇剥夺的人们，在改制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遭到剥夺的不公平命运。

（二）

这场轰轰烈烈的所谓国企改革，从根本上就没有将民众的生存出路问题视为改制工作的应有组成部分，没有考虑给几十年来一直被大锅饭或“国有情节”的僵化思维，以必要的转变过度或者一个必须的适应缓冲过程，为突然失去饭碗而被陷入到重大命运转折中的广大国企失业职工，提供应有的就业或创业的基础条件，没有为必然跳出原来的企业行业的大多数人群一个公平享有国资出售的应有机会，没有让整个改制行为建立在公平的原则基础上进行操作，从而使国企改革沦为违背社会大众利益和公平正义的一种残酷的掠夺运动。

相反，这场匆匆忙忙的所谓国企改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将绝大部分职工打发下岗，最本质的结果就是要匆匆忙忙完成一个“置换职工身份”的所谓改制任务，而具体的操作是通过政府强制，以每年500元左右的失业安置费，买断职工工龄价值。

在当年太湖县政府对太湖电机厂实施的国企改制中，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掠夺事实是，700多万元的国有企业货款债权，遭到以法人代表为首的企业留守人员无法无天的私自放弃。

不可否认，少数货款债权随着一些国有企业的彻底倒闭而化为了乌有。但多数国有企业在国退民进的改制中，实际的经济实体并没有真正消失，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经营实体只是改换了产权所有者，这些资产或落入这些新的企业主人之手，或象太湖电机厂一样，作为后来取代原有国有企业而重新继续运行的新经济实体，在同原来的那些债务单位继续发生业务往来中作为铺底资金或业务条件，为转换产权后的企业创造利润，甚至可能经过经营者的适当处理被其直接侵占与回收。

国企改制中这些对国有资产合法化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肆侵吞或蚕食，同对绝大数职工利益的剥夺损害，不是简单的经济犯罪，也不是孤立的社会不公平个案，而是国家在国企改制中严重忽视社会群体利益的政策性掠夺。

在政府权力支撑下，这种掠夺行为无法追究具体掠夺者的个体责任，也无法追究领导者的行政责任，因为一切都是在政府公权力支持下发生的合法行为。而那些指挥和操作了这场掠夺性改制的政府领导者和工作人员，即使他们清廉无私地对国有职工的被剥夺遭遇充满同情，他们实际上也只能成为这场假借市场化改革名义的帮凶，而沦为愧对那些惨遭剥夺的国企职工的政策工具。

政策或正义性迷失下进行的国企改革，造成经济改革矛盾演变成激烈的社会冲突，最终使政府的公权力性质遭到严重质疑，或公权力性质得到一次清晰的暴露，造成民众对社会不公现实的绝望和难以和解的对抗情绪。而来自于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抗争，也绝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

历史会验证，这种严重侵害社会大众的改革，在体制内无法进行法律维权和行政追责的绝望中，现实的社会权力已经将自己置于受到剥夺的社会力量的包围之中，随时面临翻牌甚至遭到以打碎体制的暴力形式进行的清算风险。

国有企业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性腐败与掠夺内幕，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体制在社会治理中，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的自私、狭隘、粗暴和野蛮性质，暴露出这种政治体制缺乏主动应变能力，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变化，却往往在专制的行政作风下轻易违背自己权为民所用的执政宗旨，追求建立在社会不公平基础上的虚假繁华，走上背离民众利益的特权方向，表现出腐败却强硬、无力却专横、缺乏自信却表现霸道的外强中干的政治体制本质。

一、冯亦代其人

把一些高级统战对象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们心里究竟服不服，还会不会进行新的“破坏”活动，这是上面很不放心的事。所以必须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就有必要在一些大“右派”身边安插耳目。已经知道的一例是冯亦代。

冯亦代原来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和北京市人大代表。他1939年在香港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1941年在重庆参与创办古今出版社、美学出版社；1945年在上海创办《世界晨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他不是共产党员，便不能担任社办公室的主任，只能以副主任的名义代理主任。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在劫难逃。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以“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为题刊出长篇材料，宣布已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有四项：其一是动员他们社里民盟支部的成员“带头鸣放”，说“今后鸣放是盟的中心工作”，鼓励平时“心怀不满”的人向党“进攻”。其二是攻击“肃反”运动，说“肃反是凭主观、宗派、教条主义办事”，为“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喊冤，动员他们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其三是攻击党员领导干部，说师哲实行家长式统治。其四是到社外各处“点火”，曾几次到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去“煽动”。《人民日报》这篇材料不但公布了冯亦代这些“现行”的“右派”罪行，还利用其档案材料宣布其历史罪恶，例如说他参加过青红帮，与帮会把头、军统特务结拜过把兄弟，还参加过国民党。有了这些材料，也就足够划他为“右派分子”了。

冯亦代留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悔余日录》[1].这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以悔恨的心情写的一本日记，其时间从1958年7月15日开始，到1962年4月18日为止，将近4年。下文摘引这本日记中的材料时，在引文后面的括号里用6个数字表示日期。

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诚地认罪悔罪，决心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

例如，日记中说：“我衷心感谢党给我的援救，没有这次反右，我的发展如何，不能预料，但自绝于人民一途则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参加革命以来不努力改造自己，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罪恶之被揭露是迟早间事，越迟危害越大，后果更不堪设想了，现在悬崖勒马，及早回头，真是祸中得福。”（580731）

“我深自痛恨去年的向党疯狂进攻，从而自绝于人民。我今日所得的处理完全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我还是感激党的，因为党给我的宽大处理，使我还能在工作中向人民赎罪，因此我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好好工作。”（580818）

“由于我在过去九年来思想不进步，甚至堕落成为右派，今日就成为社会的罪人，这个教训是显明的，不改造自己，真不得了。”（580918）

当时《北京日报》发表了社论“共产党员应有什么样的志愿”，提出了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号召。冯亦代把社论中的一段话抄在日记本上，“以帮助我的随时反省”。在这一年的除夕，他在日记中自励说：“亦代，努力呀，又是一年了，你赎了多少罪？你立场改变了多少？你自我改造了多少？必须永远保持住党给你的清醒的头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为人民真正地忠实地服务”。（581231）

经过“反右”这一思想炼狱之行，翻译家冯亦代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二、冯亦代被招募为线人之后的日常工作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冯亦代就被某机关招募为“秘密保卫工作者”了。“反右”之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划“右”之后，他继续以这个身份在上层“右派分子”中活动，以帮助这个机关随时了解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言论、交往和行动。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他被安插到章伯钧家里卧底的事。在他这本日记中出现的“右派”分子，有章伯钧、李健生夫妇，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浦熙修、陈铭德与邓季惺夫妇，以及储安平、丁聪、吴祖光、黄苗子、董乐山、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钱端升等许多人。而他的重点工作对象是住在地安门的章伯钧。

除了章伯钧、李健生夫妇之外，上级还交给他“几个对象”（601130），其中之一便是住在大佛寺的刘某。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刘某，于是“有关部门”就给冯创造条件，将他们两个人同时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而且安排住在同一间房。冯在日记里记下了到社会主义学院报到的事：“到校时已十时，报到手续很简单，就是写一个名字。我分配在第八组，组里大都是民盟的成员，住在二十七号，和刘同室，他已先搬来，可惜人不在，否则倒可以先识庐山真面目了。”（600508）可想而知，冯亦代必定利用这个“同学”机会，努力去接近刘，后来果然与刘交上了“朋友”。以后冯就经常去大佛寺刘寓登门拜访了。刘某大约也把他看做知己，多次请他到大同酒家吃饭。

有一次，社会主义学院安排一些人到武汉去参观，冯亦代当然要一起去，以便了解他人此行中的动向。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之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学院里决定三月一日去武汉，但今天下午临时知道这个对象因病不能去了，我把情况向老刘同志（朱正注：此老刘乃冯亦代特殊任务的直接上司，与冯所监视的刘某同姓。）作了汇报，我觉得为了工作我也不该去，晚上和他见了一面，决定了几个方案，请领导上去考虑。一夜没有睡好，必须使自己的行动不露丝毫的马脚，以免危害工作。”（600228）“清晨和老刘通了个电话，领导上批准了第一策，即去了又回。”（600229）于是，冯亦代便照这个命令办理。他随着大队动身，再让妻子郑安娜发电报叫他回来。果然不露丝毫的马脚。

这位刘某原来也是要去武汉的，而且已将这次旅行的计划告诉了他的一位住在郑州的亲戚，答应顺道带一包食品（在1960年那年月，食品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啊！）给那人。可是他因病不能去了，就只好拜托冯亦代帮忙。此事在冯亦代的日记里有记载：“刘某托带物件，我在站外等到六时半，不见来，即入站，大队已上车，站台上空无一人，急得不得了，刘妻已将东西带到月台上。我真是庸人自扰，考虑得不周全，幸而没有误车。”（600301）“列车原定五时许到达郑州，为了给刘某送物，心牵挂着，睡得很不好。结果列车误点，到七时多才到郑州，刘戚已来，即将食物包交付。”（600302）

不知道这刘某乃何许人，既然被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应该是一位有一定档次的比较高层的统战人士吧。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他，可知刘某不是文化界的头面人物。他或者是个旧官吏、旧军人吧。显而易见的是，某机关很不放心他，所以设法在他身边安上个耳目。冯亦代接受了这任务，时常去他家。比如，“五时去刘家，在他家吃晚饭，一直坐到九时才回来。”（600202）“下午四时后去看刘某，一同到大同酒家吃晚饭，到九时才回家。”（600314）“16日晚和刘夫妇在大同酒家吃晚饭，18日，晚与刘夫妇去莫斯科餐厅吃晚饭。”（600320）“上午去大佛寺看刘某。同至大同酒家午饭。”（600827）“上午找刘某，同去北海画舫斋看北京市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会，好字无多，郭老的字越写越怪了。中午与老刘同志通了一个电话。下午再找刘某，和他家人在大同酒家吃晚饭。九时回。”（600831）中午冯将上午与刘谈话的内容向领导上汇报了，领导上很感兴趣，要求再作一些补充。于是冯下午又去找刘某，谈话回来，连夜写成书面材料，第二天“清晨送了封信给老刘”（600901）。“晚上去大佛寺看刘某，谈了一个多钟头，谈不出什么来，还是那里去吃一顿的老一套。如何深入下去呢？应该更好地考虑考虑。”（601028）“去大佛寺找刘某。后又去二道栅栏。”（601107）这二道栅栏似乎便是某机关的所在地，冯去此地大概是汇报刚才谈话的内容吧。“下午去看刘某，他又吐血了，这老头儿这样吐下去可不是事情！我对于自己工作进行缓慢感到心焦。”（610518）“晚八时去看老刘，对于工作他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应该在家里所给的范围内，灵活运用，其次则是对一些人如刘就必须提高警惕，见缝插针，一直追下去，他也给了具体的指标，要在三季度内完成LL的方面。”（610726）看来领导上要求他从刘某那里挖掘出某项材料的任务还很不容易完成。

冯亦代在章伯钧家的工作看来也是很有成效的。章诒和在“卧底”一文中描述了冯亦代是怎样走进他们家的：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走近他，问：”亦代，你好吗？“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那里去呢？“母亲又问：”安娜呢？“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2]

冯亦代就这样成了章伯钧家的座上客，大约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被招募并指派赴章伯钧家承担卧底的任务。从冯亦代的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例如，“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时半才离开，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制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590321）显然，这天他在章家共进午餐之后，又一同欣赏了主人珍贵的藏品。又如，“接到章的电话，上他家去吃午饭，二时回。”（590504）“上午十时去章家，一直坐到五时才回来，中间还在沙发上打了一个多钟点的午睡，真是奇怪的生活。”（590509）“上午和小愚去故宫看敦煌艺术展览，十分精彩。”（600903）“小愚”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家里的名字。“小愚已经来过电话，约同去看京剧四团的《满江红》，戏演得十分精彩，导演的手法，尤其值得称赞。”（600910）“下午去地安门（指章伯钧、李健生家），即在章家吃晚饭，借得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下册回，并归还刻本《随园诗话》一部。”（600927）“晚上李（健生）章（伯钧）请看北昆剧院的《吴越春秋》，并不如我理想的好。”（610506）“晚上去看小愚，她们明天去海拉尔，托带信一封致李。”（610810）“晚去李（健生）章（伯钧）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611224）“晚去地安门，喝咖啡。昨晚和他们去长安（剧院）看甬剧‘天要落雨娘要嫁’，……。”（620414）

三、线人的工作技巧和两面嘴脸

在从事线人的“特殊工作”后，冯亦代不断得到上级的指导。一位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工作中要放得开，不要畏首畏尾，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没有顾虑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缓冲机会，和家里多商量，同时要使工作更为深入。”（600123）这里的“家”指的是某特殊机关。还有一次，上级和他“谈了工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方以进步面目出现时，也要从中发现问题，因为谈话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实的思想，我以前总觉得一听了正面话之后，工作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惟一能说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从任何一句话，一种思想的表现中去发现问题，之内开动脑筋，深入地去思索，才会得到结果。这一点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极大，也就是给我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600403）“做工作一定要抓住一个时期的特征，特别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敌人所不喜欢的，咒骂的，正是我们做对了的地方。同时在工作中，必须每次挂好下一次的钩，不能造成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印象，也不要每次必有所获，而且要从生活上去接近，真正做到‘朋友’的关系。这些指示都是正确的，必须记住，而且要善于运用。”（600508）

冯亦代是聪明人，想来会在“特殊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巧。比如，他很可能常对章伯钧说一些章愿意听的话，不然，章就不会频繁地要冯去吃饭喝酒、看戏、借书。可事实上冯亦代心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例如，他一次与章在社会主义学院相遇的时候，冯在日记中说写道，章“见了我寒暄一番，说‘都怪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581216）“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590218）“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590424）“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600126）“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600902）

冯亦代对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是敌视和鄙视的。他在日记中说：罗隆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581213）：“谭惕吾这一类的预备带着花岗岩脑子进坟墓的人”（590204）：“张志和很糟，他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区别清楚。老油子是做不得的，对自己没有好处。”（590223）；李景汉“一脑子资产阶级的教养阻碍了他，虽说是社会问题的所谓调查专家，那真是钻在云雾里看人间，若有所得，实则莫名其妙。”（590303）：“下午看了李景汉，关于他写的那本北京附近农村调查，我提出了意见，全书的基本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事实上就是反动的立场。不用阶级分析，不提党的领导，抽象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缺点方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质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590323）

冯亦代每次从章家出来，都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及时向某机关汇报。冯的困难是，监视对象常常漫无条理地瞎谈，又不能当场作记录，而事后追记又怕记不清楚。冯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590210）“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590303）

这样的工作也真难为冯亦代了。幸亏他是个长于驱遣文字的著名作家，这些特殊任务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因此还多次受到上级表扬。这也怪那时技术条件落后，50年后的今天，录音机只有打火机一般大小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提到：“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有批评性的看法和忧心忡忡。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一九五八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它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3]章伯钧（或者还包括罗隆基）说的这些话，或许有一些就是冯亦代从他听到的大量废话中筛选出来的吧。至于龙云和于学忠他们，大约身边安插了另外的线人。

为了提高自己的特殊工作的专业水平，冯亦代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他在日记中写道：“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590406）“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600131）“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610313）

冯亦代是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右派分子”群中活动的。1960年初，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为了便于继续从事特殊工作，上级考虑，是否暂时不公开宣布为好。据冯日记的记载：“下午四时和老杨及老刘同志见了面。领导上因为我学习就要完了，回社去工作，考虑到我的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只要对工作有好处，公不公开不成问题，但领导上却想得十分周到，想到我和群众的关系，生活的问题等，要我在各方面做好工作，使一旦公开不会在工作上发生影响，同时可以更有利于工作。对于党的这样亲切的关怀，我真是说不出的感谢。”（600702）可是，冯亦代公开的工作单位（出版社）却不知道有关部门有如此复杂的考虑，“报完账到中国文学编辑部，何路同志说：办公室已经通知你已经摘帽子了，我忘记告诉大家了。于是她就打电话通知编辑部。我听了不免呆了一下，连忙回家打电话给老刘，把情况告诉他。晚上和老刘见了面，把情况研究了一下。”（601008）

冯亦代的特殊工作中包含这样一项，每当中共有重要文件出台，或者发生了国际国内什么大事，冯就得去收集其监视对象的反应。例如，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文件中说：“今明两年城市粮食的供应标准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于必须保证出口，还可能有所减少。同时，由于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应标准因而有所降低。”[4]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穿衣吃饭的大事，估计到那些监视对象会发议论，于是上级就来布置任务了。“和老刘同志在14日见了面，他谈到党中央关于节约粮食和棉织品的决定。老刘同志要我今后对党的政策一定要有深的体会认识，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做好保卫党的工作，一方面有了更高的认识，便不会为落后的意见所动摇。”（600817）“下午三时去看老刘同志。领导上因为我经常接触反面人物，怕我对精简节约的党的政策立场有所模糊或动摇，所以特别由老刘同志给予我指示，要我首先搞通自己思想，然后才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归纳几点如下：1、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立场里认识精简节约；2、必须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长远利益来看待今天的节衣缩食；3、响应党的号召，对自己是个锻炼和考验，必须和自我改造结合起来；4、对革命事业的美好前途，大好形势，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暂时的困难也必须有充分的认识；5、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看问题必须看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经得住生活的考验。同时还指出今年有九亿亩的灾荒，所以思想上必须有所认识和准备，立场绝不能动摇。谈了约二小时。”（600925）冯亦代不但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指示，而且身体力行照着做了，甚至在听到这些指示之前就已经如此做了。例如，在“大跃进”期间，报纸上那些农业“高产卫星”，他都信以为真：“报上载早稻亩产已经出现了一万五千多斤的，这样的产量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但仔细想想，也是一条最普遍的实例，那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580801）1959年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相信了会议《公报》和报纸上那些强词夺理的武断宣传，像《公报》中说的“在今年内，在工农业主要产品方面，提前完成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完成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5]他在日记中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从而保证了五年计划提前三年完成，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是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毛主席指示要高举三面红旗，我则体会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总路线的重要意义。”（600122）当这“三面红旗”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之后，冯亦代在日记里是如此写道：“对于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正因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才克服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620101）用他的这个颠倒了的是非标准去衡量，一定可以从监视对象以及其他人群中收集到不少“反动”言论吧。

1960年11月10日到12月1日，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了一个“莫斯科声明”。多年后，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在一本书里详细记录了中共和苏共两党在三个星期的会议期间激烈的争斗，最后各党签字的“莫斯科声明”，其实是中、苏双方反复讨价还价又互相让步才达成的一个“妥协的产物”。如果硬要说这个会议有“划时代”之处，那就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从此彻底分裂，中苏日益对立。[6]不过，冯亦代对莫斯科会议的实情一无所知。他在日记中说：“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声明今天发表了，是个划时代的文件，也是今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里面闪耀着毛主席思想的光辉，读了十分兴奋。”（601206）冯亦代带着这样的观点去收集被监视者的看法了：“昨天去了地安门，和C（指章伯钧）谈了最近的国际形势。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确是有一整套的东西，因为立场不同，一样的事物看法就绝对不同，我们说《莫斯科声明》很好，是给帝国主义者一个打击，是给民族主义运动指出一个斗争的方向，但是从他看来却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是谁的世界？是资产阶级的，今晚似乎听了一场秋蝉的哀鸣，存在决定意识，原不是什么可以稀奇的。但有了一面镜子，却使我随时得知有所警惕。”（601218）

四、冯亦代：一个线人的自豪

冯亦代很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写道：“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600803）这时，他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600817），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601207）。“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610819）“我想今后的时间应当这样安排，首先是家里的工作，其次是盟，有多余的时间，就是文学，包括翻译和研究两方面。”（610920）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盟”指中国民主同盟，这时他已经调到民盟当专职干部了：“家里”指他所服务的某机关，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报机构的通例，即“组织如家庭”；不知底细的公众只知道冯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而在他本人心中，却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文学排在最末的位置。

某机关也很重视做冯妻郑安娜的工作，让她完全赞成并支持丈夫干这一行。冯的日记里有如此记载：“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覆辙’。”（590131）“晚上在全聚德吃饭，老王、老彭、老刘三位，还有安娜，我喝了许多茅台，虽知多饮不好，但在这样一个欢欣的时机，组织的鼓励，同志们的亲切的帮助，我又怎能不开怀畅饮。结果是大吐而归。但我的心情很好。”（600123）次日的日记又写到郑安娜：“特别是昨晚上的一顿饭，席上同志们的话，对她的帮助很大。”我“把这事安娜谈了，她倒是同意我去搞更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她说这样更可以多得锻炼，更可以得到提高，更有利于改造，当然她还是从一方面看的，但这还是正确的。首先应该是工作第一，保卫党的工作第一。”（601120）“下午和老杨老刘二同志见了面。老杨同志给了我一番指示，要谦虚谨慎，要在工作中提高自己，从对知识分子的透视中来提高对特殊对象的工作水平。晚上和他们及安娜在全聚德吃饭是给我们过年的。对于党给我和安娜的关怀，心里十分感动。”（601229）“晚上张家胜同志和老刘同志找我和安娜在全聚德吃饭，喝大曲，微醺，回家即睡。”（610819）看来，冯家两夫妻倒是同心同德地干起了这份“特殊工作”来了。

当然，某机关不会让冯亦代这样的线人无偿工作。冯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610807）笔者当然不知道冯那一次领取了多少经费。不过，我倒宁愿以为，他未必是为了这些钱才来干这份特殊工作的；他是完全相信了那些说教，认罪悔罪，才这样努力立功赎罪的吧。

看了冯的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编者注：本文所有标题均为本刊编辑部制作。

【注释】[1]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此书属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之一。

[2]章诒和，“卧底”，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

[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1至52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5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31页。

[6]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419页。

感谢《民主中国》发表拙文「改良主义的误区」，该文质疑邵建先生「清末的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文中提出的改良主义观点。后来觉得当今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但误解了改良，更误解了革命，所以再写此文希望能澄清对革命的误解。当下中国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但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如果仍一厢情愿地幻想改良，抗拒革命，势必令民主化走入歧途，令中共的独裁专制得以延续，国家民族继续受害，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笔者看，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显然是对革命有所误解，所以笔者不辞劣拙，写了「革命不是革人命」(以下简称「革文」)等几篇致施化先生的文章，希望他能改变观点(笔者以前也曾经持类似施先生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但后来事实让我改变了，请参阅拙文「中国民主化和零八宪章」)，我想在这里和他讨论其大作「我主张尽量不用”革命”这个词汇」(以下简称「施文」)。

一，「革命」不是「革人命」，是指旧事物旧制度的根本改变

施先生一直认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杀人，流血，「革人命」，这是对「革命」的误解。中国古代「革命」一词出自「汤武革命」，因王者自称「受命于天」，所以老百姓就把「王者易姓、改朝换代」看作是「天命的变革」，简称为「革命」，并非是杀人「革人命」的意思。 「革」是变，「命」是天命。现代「革命」一词则来自日本对英文Revolution翻译，显然已经和中国古代所说的「革命」一词含意大不相同。有关现代「革命」一词的含义，经过很多争论，应该说已有定论。拙作「革文」曾引用1902年梁启超先生著名的「释革」一文，虽然现时很多权威学者指出该文正表现了梁矛盾的心情，但既然梁文说「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所以笔者觉得，尽管梁先生心情矛盾，此时的他还是倾向于革命的。

有关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的区别，「释革」文中说：「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则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蕰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这个定义今天仍然适用。众所公认，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从目的而言，革命是彻底改变旧事物旧制度；改良是对旧事物旧制度修修补补；从过程而言，革命是旧事物旧制度急剧迅速的改变；改良则是缓慢渐进的改变。从发动以及参与的力量而言：革命是从下而上发动的，所有社会各阶层均可参与；改良是从上而下进行的，可能只局限于部分统治阶层以及社会精英。

施文一开始就说他主张用「革政」一词来代替「革命」，「主要原因只是因为”革命”一词的词义不清，容易被人误解和利用。一百年来中国人原地兜了一个大圈，就和滥用”革命”一词，脱不开干系。」殊不知，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章太炎接受梁启超的邀请，担任《时务报》撰述时，就在《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说：「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以革命挽革命。」为什么「革政」这一名词未能被接受被使用并流传下来？就是因为「革命」和「改良」已经囊括了事物变化所有两种不同方式，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第三种方式(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实际上也是「改良」；奥巴马总统的「改变」(Change)则比改革改良更轻微)

二，革命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

在政治范畴里，同一种改变社会和社会制度的方法，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

就拿革命来说，首先要看这种革命是否有必要？如果社会制度确需改变，而执政者亦愿意改变，改良行得通，就不需要革命；反之，革命就属必要。

比如说清朝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丧权辱国，与世界民主潮流严重脱节，而清王朝不愿意放弃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 (他的所谓「君主立宪」，其实是假「立宪」真专制，笔者其它拙文已详述，在此不赘) 因此，辛亥革命就很有必要。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军政大权操纵在北洋军阀手里，不但出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更延续了屈辱的外交和腐败的内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占地为王，暗杀宋教仁，驱逐国民党议员，完全没有和平议政的可能，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以有限暴力达到建立民主共和的目的，就是必要的，正面的革命。相反，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共产党却在后方湖南广东捣乱，毛泽东大搞「土地革命」，滥杀地主富农。而北伐军中许多中上层军官都出身于地主富农阶级，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共产党却在后方杀他们的父母兄妹(毛泽东在湘南搞烧杀抢，甚至连贫下中农都起来反抗，杀了不少共产党)。须知当时中国民主共和主要的敌人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所以，毛泽东当时的「土地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不必要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即使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也主张「革命阶段论」，反对毛泽东的「一次革命」、「不断革命」)。不但如此，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也完全不必要。因为1946年国民政府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经有了实现的条件，诚意邀请包括共产党在内各党各派参与共同制宪，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建设一个民主共和新中国。可惜毛泽东共产党以一党之私，凌驾于社稷苍生之上，以为经八年的积聚，已经有了暴力颠覆国民政府的力量，蓄意发动内战，武装夺取政权。因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必的。至于说共产党统治大陆六十年，不断地进行这种那种「社会主义革命」，死人无数，更完全错误，完全没有必要。

其次要看革命的目标，如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就是好的革命，相反，如果是将社会拉向后退，则是坏的革命。

比较百年来中国发生的两场大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革命，两种不同革命的区别一目了然：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新制度，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轨，目标完全正确，这是好的革命；毛共的共产革命，目标是推翻正在艰苦创建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是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比君主专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将社会拉向后退，因此，这种革命是坏的革命。

最后还要看革命的手段，如果是非暴力不流血，或者尽可能地将其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就是好的革命；如果相反，蓄意使用暴力，毫无必要地驱使人民流血牺牲，那就是坏的革命。

比如说，近代苏联东欧的颜色革命，就是非暴力的社会革命，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又达到了民主宪政的目标，就是好的革命。类似于他们的中国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将暴力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是好的革命。相反，毛泽东共产党蓄意使用暴力，毫不顾及人民生命财产，为一党之私不惜发动内战，牺牲数百万人民的生命：「土地革命」期间烧杀枪，造成赤地千里（如江西苏区白区之间，方圆数百里无人烟）；「抗日战争」期间却消极抗战，积极发展，任由日寇攻城略寨杀害同胞，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解放战争」期间残忍地用老百姓的生命去为他的「革命」牺牲（如长春围城，不放百姓出城，活活饿死数十万人）更不用说夺权后六十年杀死、整死、饿死和斗死数千万人，这种革命就是反动的，坏的革命。

三，对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的革命，我们应该积极支持

很明显，对于好的必要的革命我们都应该支持。况且，时代不同了，毛泽东式的全面内战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发生，即使有人想当毛泽东，也没有多少人愿当炮灰杀自己的同胞了。当今世界的革命趋势是颜色革命，苏联东欧就是成功的榜样；台湾则是改良和颜色革命相结合的成功榜样。所以，对革命我们起码应抱欢迎的态度，而不是像施先生改良主义那样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这样，就站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客观上助长了专制统治，让极权暴政得意延续，国家人民继续受害；对于坏的不必要的革命，当然我们应该反对，最起码应抱抵制和不参与的态度，坏的革命就不能祸国殃民。果如是，不但毛共反人性的共产革命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各种「肃反镇反」、「反右」、「三面红旗」、「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也搞不起来，几千万同胞不至于枉死；相反，自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共和历程则会早已成功，不至于延后了几十年才在台湾实现。

说到这里，施先生「一百年来中国人原地兜了一个大圈，就和滥用”革命”一词，脱不开干系。」一说就有了答案。一百年来中国人之所以求民主而不得，不是因为「革命」，而是因为没有分清好革命和坏革命，让坏的革命破坏了好的革命。是因为很多人上当受骗或者胡里胡涂地参与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土地革命」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坏革命，客观上成了历史倒退的帮凶；也因为至今许多人仍然对改良主义（例如中共的「经济改革」）抱有幻想，还未意识到独裁专制、反民主自由、反人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彻底改变，因而反对一切革命，主张在这个失败的已被历史证明错误的制度上修修补补，客观上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值得警醒和觉悟的地方。

写于2009年8月20日-8月24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