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活碑
马少方：从见证到抗议
—记与淑芳的重逢并向香港记者朋友致敬
读完淑芳给我发来的文稿，许多往事，奔来眼底，但支离破碎，一团乱麻。许多香港记者的名字：蔡淑芳、范卓云、罗绮萍、潘洁、罗少兰、廖美香，还有台湾《联合报》的王震邦老师，其他的一些记者朋友，只有模糊的印象，甚至有些连印象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当初接触时的场景和交流了（二十年了，请原谅我在这里公开我仅有的记忆，我害怕终有一天，连这些一起勇敢面对残暴和血腥的朋友的名字都忘记了）？？
按说，才四十五岁的人，记忆力不会衰退得如此厉害。但若是有着强迫遗忘的经历，“往事回忆乱如麻”也就可以理解了。我这里所说的强迫遗忘，是指八九年被捕入狱接受没完没了的审讯时，所採用的一种策略。那时，你必须遗忘，并且，在面对严厉的审讯时，你还要把强迫遗忘后的若干段落连接起来，以使之能应付审讯。结果，强迫遗忘后编造的事情因反复记忆反而取代了事情的真相。九二年出狱后，再想把真相还原出来，就不仅是回忆所能完成的，还必须对自编的假象进行剔除，但三年的时间不算短，加之自己被“特别管理”的身份，从未想过记日记和写回忆，一拖拖了二十年，当初应对审讯的强迫遗忘终於成了努力回忆的巨大障碍.箇中悲苦，一言难尽.
我的这个强迫遗忘的经历，是属於“主动遗忘”型，这与另一种我称之为“被动遗忘”型的社会形态大大不同。所谓“被动遗忘”，就是八九年血腥屠杀后，执政当局操纵媒体，伪饰历史乃至掩埋历史，而受众们无论是当年的参与者、见证者，还是事后出生来到这个世上的人，都有意无意地配合着执政当局绕开这段历史，或闭口不谈这段历史，好像这个历史事件真如执政当局所说的，是正确的，是不得已，甚至还有人以为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主动遗忘，是个人行为，而被动遗忘，是社会形态.主动遗忘，是对抗政府权力的一种策略，而被动遗忘则是政府权力操作下的全社会的一种共谋.
二十年了，现在，主动遗忘遭遇被动遗忘！主动遗忘者在努力回忆，力图复原事实，还原真相；而被动遗忘群体则拒绝承认遗忘，他们或是偏听偏信，从而得出事情就是这样只能如此的结论，而不认为自己是遗忘者，是掩埋历史真相的“共谋者”，也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庸众的一员.这是中国之悲？还是中国人之悲？亦或这是中国历史之悲！
淑芳不是遗忘者，她不仅是记录者、见证者、参与者，她还是反思者，而今更是以一种抗议者的形象，抗议伪饰历史、掩埋历史，也抗议平庸的遗忘。
一、迎向刀枪，参与并见证
阅读淑芳的文稿，一种巨大的忧伤伴随着强烈的责任感，迎面扑来。她的执着、坚毅、真情，把我沉睡的责任重新点燃。
我马上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前几天《明报》的记者约我写一篇香港学生到北京声援学运的文章，我虽然写了与林耀强和李兰菊相识交谈的经过，可最重要的事情却没有记起来。在读了淑芳的文章后，我记起六三晚至“六四”早晨的一些事情。是的，那天，淑芳就在我的身后，她还以她记者的职业习惯，不，应该是职业责任，就在我和梁二、杨朝晖的身后，在第二排，悄悄地举起相机，拍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让我紧张，也让我害怕，我连忙告诉她：“不要打闪光灯，千万别打闪光灯。”淑芳沉稳地回答：“没事的。”这个细节是读了淑芳的文稿才记起来的，同时我也记起了那天晚上，林耀强等香港学生也在广场。
他们作为香港市民和大学生声援大陆民运的代表，在那北京的天空已经飘满血腥味的夜晚，没有回避，更没有逃避，而是毅然走向广场，走进和平抗议的学生队伍。他们选择了与无私无畏为伍，与正义尊严并肩。是的，我最后离开纪念碑到广场北侧第一排之前，在绝食四君子的帐篷前见过林耀强，我让他回北京饭店去，我说他不该呆在这里，他应该回到北京饭店去。但林耀强的回答是：“应该在这里，必须在这里，因为我们也是学生，也是黄皮肤、黑眼睛，也是龙的传人！”那是一九八九年，他和淑芳的身份是：香港市民。可是他的回答却是那样沉稳、镇定、坚决.我不该遗忘这个珍贵的细节，但我的确是遗忘了，是主动遗
忘还是被动遗忘，说不清楚。
去年我有幸去了趟香港（零七年前一直申请不到护照和身份，理由是：莫须有），当我的双脚终於迈进香港那一边，就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找到淑芳。九二年出狱后，在北京以及深圳，还是见过几位当年广场上认识的香港记者，我每次都向她们打听淑芳的消息，她们只是告诉我，淑芳已经不做记者了，甚至已经不在香港了，找不到。十多年，一直没有淑芳的消息，但冥冥中，我总觉得我们还会见面，一定会见面。这是一种共同经历了生死之后的莫名其妙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十多年过去了，她的样子已不十分清晰，但那晚，她在我的身后紧张地按下快门的情景，我怎么也忘不掉。那晚，我们用胸膛直面刺刀；那晚，我们一起被迫接受枪弹射击纪念碑的事实；那晚，我们一起高唱《国际歌》；那晚，我们一起害怕，一起流泪，一起愤怒，一起觉醒。那晚，我们共同经历了与巨大的恐惧一起生长的更加感人的大无畏。那晚，我们一起承受了“刀枪武装的恐怖驱散了以激情与正义为盾的大无畏”的悲怆？？我们会就此失散而不复相见吗？我不相信，所以，我的双脚一踏上香港的土地，我就相信，我们一定会见
面。
终於找到了，马上电话联系，我终於听到了那个已经二十年没有听到的声音。在赴约的汽车上、地铁里，我一直在努力回忆，我们是哪一天认识的？在什么地方？但我只记那一晚的场景，别的都很模糊。那一幕因罪恶太放肆、激情太无辜、正义太无助因而印象太深刻。别的事情，大概由於强迫遗忘和被迫遗忘的共同作用，一点都清晰不起来。一路上我都在想，二十年后的见面，能让二十年前的许多事情复活吗？二十年前的那些日子里的激情、紧张、愤怒、恐惧，还能真实地重现吗？甚至，我们能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毫不犹豫地相认吗？
的确有一段寻找的过程，但很快我们还是彼此认出了对方。
二十年了，淑芳黑发里的白发已经不少，就像她说我的那句：也有白发了。岂止是也有白发了，应该说是到处白发，离满是白发不远了。二十年，当年那个二十五岁激情洋溢的马少方，已经四十四岁，额头满是岁月的沧桑了。
那天，我们俩在香港的中文大学校园里静坐、散步，咖啡亭里，林荫道上，淑芳不仅关切地询问我监狱里情形：有没有受皮肉之苦？三年的一千多个日夜都是怎样熬过来的？还问我出狱后这十多年都怎么过的，有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我向她讲述如何对付审讯，如何因江苏九一年发大水而坐水牢的情形（我於九一年四月被押回江苏镇江第二监狱服刑至九二年六月），也向她讲述九二年出狱后坐家牢（九三年被监控在家乡，证件被没收，严禁外出）、多次软禁、多次失去工作、一次被抄家、无数次莫名其妙地被约谈、长期被监听、跟踪，甚至还有恐吓等等。淑芳为我的遭遇而忧伤、愤怒，我心怀感激，却又害怕她问起当年的一些事情，毕竟我是主动遗忘和被动遗忘的双料“病人”，我不愿意被淑芳看出我的遗忘病。淑芳好像明白我的心思似的，她只慢慢地讲些她知道的事情，然后这二十年后的会面，就重新又把我带回二十年前的场景：彩旗飘扬，口号惊天，歌声昂奋，斗志感人。那是一条久久不能忘怀的长长的队伍，那是已然觉醒但还未充分意识的中国公民的队伍？？那个队伍的旁边，一直有那些个子不高，身背记者包，手举相机的香港记者？？蔡淑芳、范卓云、罗绮萍、罗少兰、潘洁、廖美香，还有台湾记者王震邦？？她们，正是她们，用她们职业的责任以及甘为中国人的承担精神，为中国大陆年轻学子的勇敢无畏和激情豪放留下了敢於行动敢於言说的声音、文字和身影。她们，那一群从客观採访终而积极汇入其中的香港记者，不仅及时记录下整个运动的历程，更在记录之余，用她们的勇敢和无畏行动，书写了她们的民主意识和自由精神！九三年，我在王丹家还翻过一本由这群可敬可佩的香港记者联合写作出版的《人民不会忘记》的书，王丹答应送我一本，可惜随着他於九四年的第二次被捕，家被抄，原本应该属於我的一本《人民不会忘记》，终於只是脑海里的一个记忆。去年赴港时与淑芳、卓云姐等见面，她们说“六四”二十周年，将重印此书。这当是这个勇敢的记者群体对执政当局掩埋历史真相的抗议.这抗议於淑芳来说，是持续地延续了二十年，在我被淑芳带动着拒绝遗忘努力回忆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在我们二十年前面对屠杀而能战胜恐惧的勇气里，有着她们输入的大无畏精神！我要向她们致敬！
二、直面奴性的忧郁
和淑芳在香港校园自由的空气里呼吸，淑芳的真情渐渐掩不住她的忧伤，我感觉到了淑芳的忧郁，一种经历过巨大的希望又终而失望才能有的忧郁.
我没有隐瞒我的感受，而是直接问淑芳，为什么，岁月催生了你忧郁？从淑芳的回答里，我听出了这样的回答：岂止是催生，完全是助长.
淑芳说她难忘那些日子里的队伍、旗帜、口号，五四集会、五一三绝食、“六四”屠杀？？淑芳在讲述她的记忆，我则强烈的感受到横亘在她心中的挥之不去的那情那景。而我呢？当年是被她採访的人，她是旁观者，我在风暴中，而今她的见证却把我的遗忘映衬成懦弱，一种拒绝承担、乞求恩赐、只要手中有财哪管正义公理的可怜虫的样子。
我便努力地拒绝，暗示她，你只是记者，一个见证者，一个以客观、真实为特点的职业.淑芳时而用言说时而用动作做回答。她在告诉我：作为记者，她本该以客观的态度、旁观者的姿态来面对那长长的队伍，但恰恰是那饱满的激情，无私的姿态，无畏的生命，感染她，冲撞她。她在撕裂自己，採访时，她是见证者，记录者；而一当她停下笔，她就抑制不住地走进那队伍，拉住那只手。她说，那种坦诚的理想主义，像电流一样，刹那间就涌满全身。她说：那是一个感人的巨大的氛围，那也是一个面对政府的无耻行径由不得不愤怒的奇特的场。正义被谎言玩弄，正直被蔑视扭曲，公理被迫需要论证，而无论怎样论证也不被强权认可。勇气是从未见过的可怜，惊天的气势完全可以被视而不见。你下跪吧，即使跪断所有人的腿，那代表权力的身影只是远远的一个背影，只要没看见，便肯定没发生。你绝食吧，哪怕救护车的悲鸣，每隔几秒钟就哀嚎，并汇成怒吼，只要不去听，便什么事也没发生。即使不得已面对了这个只要是人就会被感染被惊醒的场面，当权者的假惺惺也终於遮不住随之而来的恶狠狠。淑芳说，这些都被记录在案了，但记录者若是只管记录，只为历史留下证据，而完全无视这奇特场域里罪恶对正义的强奸，这披着记录工作外衣的人，难道可以逃脱强奸的罪责吗？面对杀人，你不是只管拍下证据，然后若无其事地任罪恶得逞，而是首先要敢於挺身而出，扼制罪恶。
我在听她说陪她行的时候，一直在想，在她瘦小的身体里，哪来的如此澎湃、汹涌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我不得不和她讲述一个我九二年出狱后亲身经历的事。那次我拜访一个朋友，他和我讲起“六四”屠杀后全社会大清查的事，他说：对於是否上街游行，大家一概回答，没有；对於问及都是谁上街游行了，大家一概回答，不知道。我问他，你上街游行了吗？他说，当然了，那种情形，能不加入吗？我说：就像大清查的紧张气氛下，能不如此回答吗？他默然。
淑芳也默然了。我又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有人说与文革一样，是学生闹事。别的不说，就拿我这个朋友事后清查时的行为，八九学运和十年浩劫，这两件事除了都是年轻人的身影一致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其他相同之处了。十年浩劫，清查一来，不少人忙着出卖，而八九年哪怕已经坦克上街，机枪平射，人们还是没有被吓倒，拒绝合作。但仅仅不被吓倒、拒绝合作就够吗？承担精神呢？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性觉醒了，但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化运动掉的承担精神和责任意识，依旧踪迹罕见。难怪有人会说：杀二十万保二十
年稳定。人没杀到二十万，而二十年的稳定差不多快实现了。
这种现状怎么理解？
我没有注意淑芳情绪的变化，只按着自己的思绪，继续谈八九年以来我所亲历和听说的一些事实。我以为，中共三十年来的改革政策，只是个跛足改革。八九年运动中，大部分人认为，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甚至是经济改革的全面失败。九二年我重入社会后，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官僚腐败迅速转化为全社会腐败。再后来，不少知识人在经改大潮中获利颇丰，而与之相应的思潮是：只要不断的私有化，民主将水到渠成，更有甚者，政治体制是否民主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社会要自由，特别是经济要自由。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可谓不快，大、中、小型城市面积整体上扩充出不止一倍，光土地的一次转让金，粗算一下都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每个人都在这转型中获得公正对待了吗？恐怕只是少部分人在这转型中获得暴利，而大部分人在这改革中，铁饭碗没了，基本保障也没了。整个中国社会一边是猛建高楼大厦，狂建公路铁路，现代民用通信网路恐怕也是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但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专案却才刚刚起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口抗通胀的能力极差？？
淑芳问：整个问题在哪里？六四事件在这个巨大变化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的未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淑芳问话的急切，已完全不是一个记者的身份。的确，她现在已不是记者了，她是一个香港普通市民，但她仍急切地想知道大陆的未来，并且她还不是从香港的未来而关心大陆，她更主要是心系大陆自身的未来走向。听了我上面的描述，她的脚步放缓，脸色更显忧郁，我的心情也不自觉地跟着沉重起来。我原本是想通过我的言说缓解一下淑芳忧郁的心情，却不曾想反而是加重了她的不快。但我的确无法立即找出一些说法来宽她的心，也
无法向她描述一个灿烂的未来。我只能说出我真实的感受。
我告诉淑芳，我无法回答她的一系列问题，我只有一些非常个人化的认识.在我看来，在存在着巨大国有资产的情况下，只经革不政改，所谓的市场经济方向，则是加速被强化了权力与金钱的勾结，这是由巨大国有资产这个钱袋子决定的。
在集权专制制度的权力体系制约下，利用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只能加速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因为金钱与权力勾结，效率最高，而权力与金钱勾结，亦同样是权力的当下兑现最合算。
特别吊诡的是：越是反腐败的运动声势大，腐败的涉及面也越广，大概掌权者在反腐败的声势中，越来越感觉到权力不迅速借市场兑现为金钱，权力随时会过期作废.而另一方面的助力，恐怕与四九年以来的整个中共统治历程有关.
只有一点是让人感到欣慰，毕竟三十年经济改革，社会体系重新在整个国土上出现.有了社会，人们的生活空间相较於毛泽东时代是大大扩展了，或许时间还没到，如今大陆的社会肌体整体上是病态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希望的萌芽，特别是互联网的全新通信技术，新闻封锁、警察治理的成本都越来越大，诸多社会邪恶现象时不时在互联网上曝光，相关犯罪官僚被迫受到制裁。不过，越来越显声势的民间维权运动，或许是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仅仅是就事论事的利益诉求，故而声势虽越来越大，但实际的社会力量却还没有形成的迹象。这里既有集权当局的统治术的作用，也有国民性的问题.不能不谈国民性，大陆的每一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乡村人，其成长过程中都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二是学校，三是大众媒体，四是亲身经历的自我教育。前三方面的教育往往决定了第四方面。这方面非常複杂，简单地说，传统在家庭教育中起到极重要的作用，学校教育事实上是集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作用，而大众媒体则是极典型的歌颂装置。这三大教育体系型塑和生产着一代代中国人，且强大的束缚了人的自我教育。这导致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真正的公民社会难产，没有公民教育，就没有公民，当然谈不上公民社会。要害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在宪政共和体系内通常是强大的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力量，而在集权专制社会，公民力量则可以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国大陆甚至连生长一点公民社会的空间都没有。这或许也是不少知识人担心中国当下就搞民主政治改革必然带来天下大乱的原因吧，这种担心正好可以被集权体制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统治目标利用。其实，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真正的宪政民主，对於中国来说，是一条道路，而不是理想中国社会的前提。中国一天不走上宪政改革之路，就只能在集权专制体系下，继续着权富勾结的转型，直到某一日，大厦轰然倒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个人有限体验的感性认识，不是预言。
淑芳停下脚步，而天空又突然阴沉，甚至还飘下了雨滴，阵阵微寒也迎面而来。她提议到她家去坐坐。在去她家的汽车上，我才发现，二十年重逢本该有的喜悦已经一扫而空了，她内心的忧郁好像在集聚，而脸上终於有了一丝无奈。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能和她说些我此次赴港的一些良好感受，并且说，香港、台湾的存在还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三、震憾於尘封的见证
淑芳住在香港一个偏僻的村落，那是她租住的一间小屋，从情形看好像还是与人合租。小屋拥挤不说，屋内也没什么家用电器，甚至连一张读书人的书桌都没有。看到淑芳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却二十年不变地心系八九民运，不平於当年无辜的冤魂，忧伤於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与她对照，我内疚，心虚？？而随后淑芳从小屋的角落处吃力地拖出一个黑色大箱，急切地在我面前打开这尘封了多年的史实仓库，我内心的惭愧在快迅地翻阅上千张照片无数的传单和大量淑芳当日的文稿时，也达到了顶峰，继而是被这些资料感染，遗忘终於被制服，而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
我翻阅着已经有些发黄的照片，许多已经遗忘的面孔重又鲜活起来。而当我翻阅淑芳那件签满了人名的T恤时，我突然看到了“吴向东”三个字，我立即记起这是个“六四”死难者，淑芳听说后脸色更加沉重。她绝没有想到她收藏的这件T恤却可能留下了“吴向东”最后的字迹，这件被收藏了二十年的衣服，太沉重因而也太珍贵了。我捧着这件T恤，脑海里重又出现“六四”下午德胜门边面对的那个九岁孩子的屍体.我的鼻子有些酸，但泪水却没有了，八九年已经把泪水流乾了。五月十七日，中央戏剧学院几名同学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宣佈绝食绝水，他们僵直地躺在烈日下，一动不动，他们在横陈绝望的时候，也横陈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可最后是“六四”屠杀弥漫出的更大的绝望。吴向东作为死难者，在他生前於淑芳的这件T恤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绝不会想到他将被屠杀而告别这个人世，甚至二十年了，冤魂还无处安息，更别说以无辜牺牲者的
姿态去控诉.
在上千张八九年纪实照片里，我也看到了“六四”凌晨淑芳在我们的身后拍下的照片。那是枪弹击中纪念碑而发出的火光的照片。被枪击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沉默着、矗立着，只将他巨大的愤怒迎向罪恶的子弹，只在暗夜中迸发出尊严的光芒。尽管这尊严的光芒在暗夜中遇风而灭，可淑芳的相机捕捉了这个光芒，记录了这个光芒，於是，这光芒开始不朽。
我还在淑芳保留的资料里，读到我尊敬的包遵信老师的一封信，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包遵信老师托人转交给淑芳的一封信。那封信记录了淑芳对遭受牢狱之灾的包遵信老师的真诚的关怀，以及包遵信老师对淑芳的真诚致谢.包遵信老师已於零七年不幸辞世，淑芳问我一些包老师生前的事情，言语中对包老师的辞世很是痛心。是的，正如年逾八旬的于浩成老师在包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含着眼泪说的，包先生是很多朋友的精神导师，甚至是很多中国人的精神导师。包老师用他的智慧、思想、热情以及辛勤的工作，启蒙了几乎整整一代中国人，但他的最后的告别，大陆没有哪怕一张大众媒体向国人公告。虽然送他的那天，还是有很多他的朋友和敬仰他的人，不惧权力机关的阻拦，来到送别现场，但仍有很多人被强行阻拦而不能亲自送包先生一程。这就是集权体制对待一个国家的良心的做
法，扼杀的做法。他们不仅枪杀无辜的生命，他们还顽固地扼杀良心。
说到包老师，也就说到赵公紫阳。我不仅和刘晓波、张祖桦、张显扬老师一起参与了包老师的葬礼，我也曾在包老师的及时通知下，以一个当年学运积极参加者的身份，亲临赵公家门，在赵公遗像前三鞠躬，并写下“盖棺不定论，何时有晴天”的輓联。可惜我很快被权力机关秘密软禁一周，而最终没能参加赵公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没能在赵公紫阳的遗体前三鞠躬。我遗憾，终生遗憾！我以为，赵公紫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公民。
淑芳耐心的听着我的讲述，她的尘封的记忆好像也一下子打开了。她问我当年逃出北京的情况，又说当年她最想救出的人中，有我，但很快她就知悉我在广州投案。她好像一直不想说投案这个词.我却坦诚地告诉她，虽说当年我是以抗议被通缉的名义走进广州白云山派出所的，但老实说，见到通缉令上有我的名字，我的确非常紧张、害怕、恐慌。我不是个坚强的人，我的性格中懦弱的成分偏大，因此，名义上是抗议，实际上还是主动走进，用“投案”一说，未尝不可。但说自首，则是当局的刻意宣传了，这也是集权体制惯用的伎俩，不值一驳.我负责地对淑芳说，在那些严厉审讯的日子里，我承认了所有我做的事情，但没有出卖一个朋友。我虽懦弱，但绝不无耻.淑芳笑了，笑得真诚，笑意里满是安慰。淑芳的笑意里仿佛在说：敢用胸膛直面刺刀的人，不能算懦弱。
但我瞭解我自己，懦弱就是懦弱，而勇於承担又是另一回事。我告诉淑芳，在最后的法庭审判中，我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且高声地告诉法庭，“我无案可投，更无首可自”。法庭大概是想我在庭上能利用“主动投案”的情节，乞求其宽大处理的，但我让他们失望了。所以最后的判决书上虽有“投案”一词，但具体判决却没有惯例的“从轻处理”一说，我笑着对淑芳说：我是争取到了“罪有应得”的。
那天与淑芳见面，淑芳还给我阅读了她写的一部关於八九年的话剧剧本。时间关系，我当时未能认真阅读，但粗读之下，已经被那高昂的责任深深打动。我虽一时间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可从淑芳的写作中，我真切地目睹了一个香港记者从见证者到参与者再到抗议者的英姿。这英姿的代价，她想过吗？我不敢问，甚至一想到要问，心底的内疚又涌遍全身。淑芳好像明白了我的困窘，她提议我们到不远处的湖边去走走，大自然里，或许那记忆的痛楚会得到释放。
当淑芳把我带到那个村落旁的湖边时，天空正是黄昏时分，湖水倒映着晚霞的别样风景，湖水平静，晚霞凝重，那是一种告别的场景，甚至更可以说是一种退场，一次谢幕。谁在退场？谁在谢幕？而当夜幕终於降临的时候，谁又能说这不是铺陈的埋葬。但谁被埋葬？又或许谁在埋葬谁？
晚霞中的淑芳，个子不高，但努力地挺直身躯.她背负了二十年的沉重的历史，何时有机会放下？这本不该由一个香港女记者去承担的重压，淑芳不仅承担了，而且承担了这么久，并且还肩负着这个重压，以坚定的抗议暴政抗议遗忘的方式，把香港市民关心中国人的命运的情怀，铸造成一个真正中国公民追求宪政共和制度的莫大勇气。
在我告别淑芳的时候，淑芳说：“不，绝不是我一个人，我也绝不再忧郁，我要把这些资料公佈於众，绝不让其再尘封。还原真相，相信真相的力量，相信真相下觉醒的公民的力量。”
二零零九年五月
作者简介
马少方，1964年生，江苏江都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北高联”常委，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一起守护在纪念碑周围至4日凌晨撤离.“六四”后遭通缉逮捕判刑3年。现居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