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异见作家刘晓波被指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持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一名前司法部长致函中国最高法院，指案件对中国司法发展至关重要，要求日后旁听刘晓波的审讯。此外，看守所已批准刘晓波下周与律师会见。（姬励思报道）

美国前司法部长迪克．松伯克，在写给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在信中表示，他知道有关刘晓波的调查仍在进行中，但如果案件开庭审理，他希望获准和其他国际的法律专家，一起参与旁听。

他表示，他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司法进展，曾经以律师的私人身份，访问过中国，与一些法官和律师见面，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对他个人和许多关注中国司法制度问题的法律界人士而言，刘晓波案件至关重要，能参与旁听，是了解中国司法程序，及了解刘晓波个人状态的一个好机会。他相信让国外的律师旁听，有助案件公平审理。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有国际法律人士关注案件感到高兴，认为有助增加案件的透明度。虽然当局批准国际社会人士旁听的机会不大，但她相信有关的举动可引起海内外更多人的关注。她说：我当然是欢迎，至少可以增加透明度，同时带出讯息，有更多的关注。要是他们能来，可让他们看看中国的法律是怎样以言入罪。

刘霞说，她刚于周五为刘晓波送上一些生活用品，刘晓波要求家人稍后为他送上一些书籍。刘霞估计所方开始容许刘晓波看书。(sb:他要的床褥等东西，我今天给他送过去了，他写了张纸条，想要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里的七本书，看守的人叫我抄下来，那就现在可能容许他看一些书吧。)

刘晓波的律师尚宝军表示，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同意，下周会前往看守所见刘晓波。他对有美国法律人士有意旁听案件亦表示欢迎。他说：我们跟那个预审约了下周去会见一下，他让我下周一再联系，决定具体的日期。他们当然希望越多人来旁听越好。

记者曾致电最高法院，但电话无人接听。

要求旁听刘晓波案件的美国前司法部长迪克．松伯克，现为律师。他于1988至1991年间，担任里根政府及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

刘晓波与其他民主人士起草了《零八宪章》”， 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该宪章去年12初在网上发表后获得极大的回响，但刘晓波就在宪章发表前夕被国保从住所带走，被监视居住近七个月后，于今年6月底被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刘晓波曾因参与89民运被捕入狱，其后又因呼吁平反六四，于1996年被处以劳教三年。

(2009年8月12日 周三)  美国前司法部长迪克．松伯克先生请求中国当局给与他和其他法律同行旁听于2009年6月23日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逮捕的知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刘晓波的审判。

在致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的信件中，松伯克先生说，“对我个人和许多跟进中国司法的法律界人士来说，刘晓波案件至关重要”。

在另一个评论中，松伯克先生也提到了对公盟许志永先生的拘捕以及对那些接手人权案件的律师的打压。他说，作为期待中国法治进展的他和所有同行来说，许志永先生被拘捕和维权律师被剥夺律师执照，被骚扰甚至被关押等事件是值得严重关注的事件。

刘晓波自从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发表前夕，一直被拘押至今。《零八宪章》是一份要求在中国落实民主和人权的呼吁，在2008年12月10日正式发表。

松伯克先生曾任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在1979年到1987年，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州州长，在1992年—1993年，是联合国负责行政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

信件原文：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

抄送：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先生

尊敬的王胜俊先生：

我为了自去年12月8日开始就被监视居住并在2009年6月23日因为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罪被宣布逮捕的刘晓波先生的法律诉讼进展事情给您写信，我理解有关刘晓波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迄今为止尚无判决。如果这个案件审判开庭，我希望能得到您的允许，和其他一些国际上的法律专家一起参与旁听。

许多年以来，我个人都非常关注中国司法进展，我曾经以律师的私人身份访问过中国并和一些法官和律师见面，对他们的敬业精神我表示钦佩。对我个人和许多跟进中国司法的法律界人士来说，刘晓波案件至关重要，能亲眼目睹他案件的审判是我了解中国司法程序和见证刘晓波个人状态的一个机会。

我个人简历如下，1988年—1991年之间，我曾任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我自从1958年开始开始从事律师实践，是宾夕法尼亚和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律师协会的成员。在1979年到1987年，我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州州长，在1992年—1993年，我是联合国负责行政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我现在是在北京和上海拥有代表处的K&L GATES 合伙律师行的律师。

我希望您能惠予我的请求。我相信，如果刘晓波先生被审判，那能让国外的律师旁听审判，将有益正义。

谨致!

迪克.松伯克

二十年前，1989年的盛夏，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于8月19日这一天自由开放了三小时，任由人们越界，结果这历史性的三小时改写了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它让柏林墙坍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联共产帝国分崩离析，国际政治重新洗牌。

那一年的6月27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两位外长已经象征性地将两个边界的铁丝网剪了个大窟窿，匈牙利一方更是已经决心要把决堤之口敞开。一场叫做“泛欧野餐”（Pan European Picnic）的怪诞主意在六月间一个夏夜的晚宴上诞生了。这场晚会有奥匈两国社会和民间人士参加，晚餐后奥匈帝国和匈牙利王国末代皇帝的长子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做了一场政治性的演讲，里面提到了柏林墙。当时东欧阵营的情况恶劣，经济衰退、政治高压不说，像罗马尼亚这样政经都已经穷途末路的小国家，政府竟敢狰狞地镇压人民，于6月间在边境扎起了新的铁丝网，为铁幕一词添加了新的注脚。哈布斯堡的演讲完毕，一名叫做Ferenc Meszaros 的当地居民很情绪化地提出了他的匪夷所思的想法：应当选择一天，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举办欧洲人的野餐大会，一边是自由的奥地利人， 一边是铁丝网后面的社会主义人民，中间烧起营火，用这样的姿态来表达人们向往自由的强烈愿望。当时在场的人都乐开了，大家大笑一场也就做鸟兽散了。 但是意念一进入脑际，就要开花发芽。这往后的几周内，匈牙利的四个反对党、欧洲联邦统一运动组织和哈布斯堡家族联合起来，联系国际媒体、跟边境的警卫进行法律的交涉，同时还进行各种后勤的准备工作。由于奥匈双方政府都已经有“破境”的意愿和上述6月27日的“剪网”行动，因此上层决定“网开一面”。

“野餐”的时间和地点都定了：1989年8月19日下午三点至六点在索普隆(Sopron)边境，敬邀大家来聚会，轻松走一遭。宣传单在各地散发了,西欧各大媒体也都报道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25家各国大使馆也都纷纷贴出“野餐”的告示。当时的东德虽然跟西方相比是个落后颓败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共产阵营中还算是富裕的,不少东德人都到兄弟国家匈牙利来度假。他们一听说奥匈边境将开放，莫不暗中雀跃，但是心中依然半信半疑。于是在这历史性的8月19日,有大约600多名东德人, 抱着侥幸一试的心理，轻装简行，涌向边境“野餐”定点索普隆，没想到这一回居然梦想成真，边境敞开，没有警卫、没有警犬、没有铁丝网，竟然一步跨出铁幕，径直到达自由的奥地利境内。奥国这边小城的市长一看见涌进来的“难民”，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抓起电话给当地所有的饭店、旅馆打电话，交代他们接待客人，由市长买单。同时他立即通知维也纳的西德使馆，预告将有大批“异国同胞”会来申请政治庇护。

历史往往是由一些默默无名的、有魄力和勇气的人所主导的。参与运作这次“泛欧野餐”的奥匈两国人士，虽然也留名史册，但是并没有成为英雄，他们的名字大多不为人知，但是这些人确实塑造了世纪末的不仅是欧洲、也是国际的历史，让一大片共产专制统领的地区改制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度，为二十世纪的尾声留下一个欢愉美妙的音符。

二十年前那关键性的三小时真如同科学家解释“蝴蝶效应”一样：某处上空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扰动了空气，一段时间后可能导致遥远地方发生一场暴风雨，也就是说在原初状况下的动力系统里，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泛欧野餐”那几百人的漫步过境，立即刺激了几千几万名东德人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他们纷纷出走到社会主义国家，然后投奔那里的西德使馆。几周之后，潮水一般的难民迫使几个国家全面开放边境，接着发生了东德人自己创新的所谓“莱比锡周一大游行”，该市每星期一晚间都万人空巷，市民全部都上街游行示威，非常平和有秩序，但是人人心中的热情和勇气都在持续上升。接着其它城市也纷纷效尤。可以说那个秋天，整个东德都燃烧起来了。同时，每天依然有数以万计的东德人出境，投奔西德。几周下来，东德的整个社会瘫痪，民心士气向着西德那边，东德共党政府不再有任何公信力和拘束力。面对如此骤然的变局，西德社会发动民众在自己的家中接待逃亡的东德人。笔者当时住在波鸿，就到该市设立的东德难民中心去采访，并且将两位年轻的工人带回家中，让他们免费住在我家底层分开的一个空的一居室，他们住了大约半年，东西德决定统一，局势稳定之后，其中一人又返回东德，另一人有了女朋友于是也搬出去另立门户。

东德总书记何内克是个食古不化、死不肯改革的老派共产党人，因病于10月退下，由克伦兹接任总书记，沙博夫斯基任政治局常委，这两人都知道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东德人的逃亡潮。后者于11月9日在国际性的记者发布会上宣布中央关于公民旅行自由的决定：“允許個人出境，不必說明任何理由…可以通過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的所有邊境檢查站出境。”他在记者的追问下说：此项决定“立即执行”。消息一出，几分钟之内，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向柏林墙，警戒士兵其实没有接到可以开境的通知，即便接到也不可能不经检查就放人。但是人流如决堤，士兵们面对现实，放下了手中的枪支，这座象征冷战、封锁、禁闭、奴役的墙在人们的奔放的意念和激情之下坍塌了。

蝴蝶效应接着又推到了苏联帝国和解放了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一幕幕生动地在人们的眼前演出。二十年河东河西，作为中国人，经历了八九民运惨遭中共政权的血腥镇压，看到几个月之后苏联东欧的巨变，怎么能不伤痛无奈、百感交集呢。蝴蝶效应是个科学动力现象，但是它的发端和产生的连锁效应里面有着必然性，看似偶然，其实背后有成熟的社会条件，蝴蝶效应的结果却又是个未知数。1989年中国和欧洲群众的和平示威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这自然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欧亚文化、传统、价值观、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归纳性的总呈现。

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又跟二十年前大有区别，人们心中应当有谱，周遭环境中处处潜伏着可以产生蝴蝶效应的因子，不管是“草泥马”、（艾未未提出的）伸中指、某些日子大家穿同一颜色的衣服、一同到官府重镇去散步（或“野餐”？）、按时全民点蜡烛，反正集体的和平行动就是星星之火。但是有识之士必须比群众有远见和谋略，今天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杀狗官、倒政权，真正的问题是“蝴蝶效应”之后怎么办？

(图：奥地利匈牙利两个外长1989年6月将两个边境铁丝网绞开)

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谈到古籍之罕品时说：“宋版书自来为人珍贵者，一《汉书》、一《文选》、一《杜诗》，均为元赵文敏公松雪斋故物。”这三部宋刻书籍至今已鲜为人知了，但自北宋初年刊印问世后，在人间辗转流传，其中存世最久的长达八百余年，历尽世间坎坷。围绕这些秘册精椠，不知多少藏书家为其竞折腰，为了这些书，演绎了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这在中国藏书史上实为罕见，令人感悟到古籍存世实在不易。

一

这三部书均刊印于北宋真宗时期，系宫内府根据当时所存的善本书中多方校勘、抉择众长定稿雕板，采用仿南唐所造之澄心堂纸印刷而成。其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箔光润，为一时之甲”。其字体系以当时盛行的颜真卿体书写镌刻，字大如钱。书原藏于宋皇室，历经战乱遂流入民间，至元初为书画家赵子昂所得。当时，这些书虽已问世达二百八十年，但仍完好如新，这在当时已不容易了，所以赵子昂虽藏书万卷，独对此宋版菁华倍加珍爱，视为镇库之宝。北宋初年版的书经历了数代遍及全国的战乱后，别说至元代，即使到了南宋时也很稀罕了。这里有个例子可以印证，南宋藏书家陈振孙（1183-约1261），为官多年，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毕生致力于购书、藏书，其书多达五万余卷。史载：“一日他因事出访，于途中遇卖书者，觅得五代开运丙午年（946）刻印之《九经字样》，弥足珍贵，为其平生所藏最古之书，乃终身引为幸事。”公元946年系北宋开国之前十四年，距陈振孙出生也不过二百三十七年，按他的见识不可谓不广，其觅书之条件也绝非常人可比拟，但北宋前的书他已绝难见到。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的书到了元代是何等珍罕。

赵子昂得到这三部书后，在每部书后面的空页上均以小楷恭题跋文，为实现“子孙永藏、不得变卖”的心愿，赵特别在《两汉书》牒文前页亲手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自画像，这是赵子昂惟一的传世肖像。但不知何故，赵去世后，其藏书并未能由后代藏得太久，三部书均先后流入民间，成为藏书家所竞相追逐的目标。

赵子昂（1254-1322），名孟頫，以字行，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入元后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死后谥文敏。家富藏书，尝曰：“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卷。”他善绘画，书法尤精，行书、小楷笔法圆转遒丽、炉火纯青已臻化境，人称“赵体”，后人以能一睹其真迹为快事。赵去世后，其楷体字成了元代刻书所盛行字体。《书林清话》卷二曰：“元一代，官私刻本皆尚赵松雪字，此则元体字所滥觞也。”其书法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至元代，北宋初年刊印之书已鲜有觅得，这些由赵子昂亲手画跋之书，除了学术方面的价值外，也不啻为艺术珍品，正所谓“展卷尽可怡神，披翻自能豁目”。世间绝难再得，其价值不可估量。

二

三部书出了赵府就分道扬镳了。先说《两汉书》，这原是赵子昂最看重者。《两汉书》是《汉书》与《后汉书》的合称。《汉书》，东汉时由班彪收集素材动笔撰写，彪去世，由子班固承父志，根据《史记》的体例辑古钩沉、征引考订撰成初稿，班固遭冤狱而死，后又由妹班昭和马续续貂，终成一部一百二十卷的鸿篇巨制。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后汉书》系南朝（宋）范晔集各家著作之长所撰成的纪传体东汉史，原本仅有纪传，范晔本作《十志》，书未成，不幸在四十八岁那年牵涉到一件宫廷内变事件而被杀。北宋初年此书与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相配而成《后汉书》。对于史籍，历来的版本以北宋最为珍贵，这是因为，至汉代才产生了纸，最初的《汉书》是以手写的形式问世的，至唐代才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因此可以认为北宋初年，将《汉书》与《后汉书》相合璧所雕印的《两汉书》是最初的印刷版本，这种版本很少存在手写本的接力传抄所难免的讹谬脱漏，故距原著的面貌最近，在学术上具权威性，且印量稀少、质量精良，后刻之书实难比肩。因此，到赵子昂时，他所藏的《两汉书》版本就弥足珍贵了。

三

《两汉书》藏于赵府多少年现已无考，现在已知元亡后于明代中期为吴郡陆完所得。

陆完（1458-1526），字全卿，号水村，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化二十二年（1487）进士，授御史。正德三年擢右佥都御史。五年，迁兵部侍郎。七年，陆完受命镇压刘六、刘七造反，追至通州（今江苏南通）击败二刘。明年，进兵部尚书。正德十年，改吏部尚书。摆脱了繁忙的军务后，陆在家乡吴郡着意于造园并广积藏书，其藏书楼名为“五美堂”，《两汉书》位列五美之首。但这部《两汉书》在他手中并未藏得太久，其祸起于宁王（朱辰濠）的叛乱。陆完为人品德欠佳，早年以贿权阉刘瑾得以官升右佥都御史。宁王于谋划反叛期间，在朝中的陆完等人帮助下恢复了已被削夺的护卫军。正德九年七月初一，宁王起兵反叛，一个多月后即被平定。此时的陆完正在吏部尚书任上，因受宁王案牵连，被搜得陆完与宁王往来书信，乃被逮下狱，时年六十一岁。宁王同党多被处磔刑，陆未处死算是侥幸，但家产被抄，所藏书籍多数流入民间、书肆。至嘉靖中，《两汉书》由太仓王世贞访知，以一庄园的代价从一书商手中购得。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有句：“得一奇书失一庄，团焦犹恋旧青箱”即述其事。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戏曲理论家、藏书家，为“嘉靖七子”之一。他自幼成长于翰墨诗书、钟鸣鼎食之家，父亲王抒官居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王世贞自幼聪慧，“书过目终身不忘”，十九岁中举，二十二岁中进士，从此宦途顺利。在他的青年时代是有足够的条件与财力来购置书籍的。在为官时以觅访秘籍为乐趣。一次偶从一书贾处见到了赵子昂题跋的《两汉书》即志在必得，书贾索价甚巨，乃商定以一庄园相易，一时传为佳话。王得书后视若掌珍，在赵子昂跋文后增题曰：“班、范二《汉书》桑皮纸白洁如玉，四傍宽广，字大如钱者，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奚潘流渖，盖有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而其人也自宝惜，四百年来而手若未触者。”由此文可窥见此书的版本出源及其面目的一鳞半爪。王世贞家有别墅“弇山园”，园广七十余亩，有东弇、中弇及西弇山峰，时号“东南第一名园”。遗址在今太仓城厢镇长春村制药厂一带。王于园中凉风堂后建藏书楼“小酉馆”，藏书达三万多卷。另建“藏经阁”藏经学之书，建“尔雅楼”藏宋椠元刻，而于“九友斋”专藏宋本精善，得《两汉书》后，即为该斋之镇库之宝。王世贞与“天一阁”主人范钦为同时代人，世贞在青年时代即与年长他二十岁的范钦为忘年交。史载两人甚为友善，“相互抄读所藏，又增益之”。这两位当时名闻海内之藏书大家，其藏书命运之迥异实有天壤之别。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王世贞之藏书甚至未能存至第二代，而范钦却以他异于常人的眼光与远见，借助于宗族礼教，以遗嘱的形式将藏书的责任交给子孙，后代像接力赛一样地将天一阁藏书保存下来，因而创造出世界独一无二的私家藏书史上的奇迹。

在王世贞三十四岁那年，正当仕途如日中天、门庭鼎盛之际，家中突发巨变。此前他父亲王抒出任蓟辽总督镇守北边。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王抒因误失军机导致敌军由潘家口南下，虽罪不当死，但因严蒿素与王抒父子不合，判王抒斩刑。自此，王世贞家境由盛而衰。中年后王世贞无意于宦途，专心致意于学术研究，看来这与家庭变故不无关系。其藏书也未能保存得太久，若干年后王的大半藏书亡失，《两汉书》也流出王宅。由“新安富人”顾光禄以一豪宅的代价购得，后又卖给安徽藏书家黄尚宝。至明万历四十五年前后，该书为钱谦益以一千二百两黄金的代价购得。

四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探花，后为东林文坛之宗主，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著有《初学集》、《有学集》及《投笔集》存世。人们对他并不陌生，这位传奇人物的名字是与“秦淮八艳”中的柳如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学者兼藏书家，他爱书是出了名的。史载，大凡他要读而所缺之书，必千方百计借得善本、孤本在家转抄，抄毕装帧时，书的内页均附有自刻印的书牌，上有“常熟钱牧斋谦益绛云楼钞本”字样。这些书世称“钱钞本”。他早年曾兼购刘风、钱允治、杨仪、赵琦美四家藏书，更不惜重金购置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于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中年筑拂水山房存其书。经重加缮治、区分类聚，积书七十三大柜，共十万余卷，所收多宋刻秘册精椠，论数量历来为私人藏家所罕见。据《牧斋遗事》云：“大江以南藏书之富，莫过于钱。”他读书尤看重版本，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曰：“于书无不读，凡读过之书，皆能言旧刻如何，新版如何，中间差别如何，验之纤悉不爽。”谦益曾在书楼中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

钱谦益购得《两汉书》后，即抄录一部供阅读、校勘之用，原书则置于特制的木橱存之于拂水山房。在收藏了二十余年后至崇祯十六年（1643），将此书售给了浙江四明谢象山。

钱对《两汉书》原已视之如命，何以竟从他自己手中售出？其原因与他异乎常人的性格不无关系。钱谦益家财富、交游广，其藏书如同他的财富一样，聚得快，散得也快。他的宋刻珍籍中若有复品，可以无偿地赠与同好而不吝惜，其性格之豪爽在藏书家中实为少见。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记叙了钱谦益以巨资促成冒襄与董小宛结合，并致书冒襄之父说情，冒、董才得以同返如皋的一段史实，钱性格之豪爽由此可知。

钱谦益出售《两汉书》的直接原因是经济上的暂时困难。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因床头金尽，在万般无奈之际将《两汉书》以一千两黄金价售于四明谢象山。”进一步的详细原因未说明。谢象山，名三宾，象山为字，号寒翁。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爱藏书，擅画山水，室名“竹景庵”。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崇祯本《古今考》三十八卷卷首题字有“明四明谢三宾象山定”字样。近年偶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书中对钱谦益售书一事有一些考证材料。谢三宾是被陈寅恪认为“人品卑劣”的四明才子。钱谦益早年典试浙江时，谢为钱所录取，后来却与恩师钱谦益争夺柳如是，但如是不喜三宾。崇祯十三年（1640），二十三岁的柳如是嫁给五十九岁的钱谦益为侧室，以后谢三宾始终怀恨于心。崇祯十六年，钱扩建园林，将主楼名为绛云楼，取“真诰绛云仙姥下降”之意，作为读书、藏书之处，楼将建成，但钱财已耗尽，不得不忍痛割爱出售一些藏书，但谢三宾指名要购《两汉书》，终于这部北宋精椠以一千两黄金的代价由谢三宾购得。“三宾虽不能夺回如是，但买得情敌深爱之书，可聊以快意自解”（《柳如是别传》，第四百二十六页）。

这次出售《两汉书》之决定其实是钱谦益的一念之差，以后对书的思念几乎未停止过。至清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因家人不慎，蜡烛误落纸堆引起大火将楼烧毁，钱谦益曾著有《绛云楼书目》四卷传世，其中所录之书大半毁于此，《两汉书》抄本也毁于此难。

这次大火人们谓之“江左图籍之大厄”。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就将藏书毁于火称之为“绛云之炬，武英殿之灾”。看来如当初未售出《两汉书》也未必能躲过“绛云之炬”。绛云楼之灾毁去藏书大半，平生数十年所藏竟然遽尔灰飞烟灭，其刺激之深可想而知，这时他已六十八岁了，于是，决意尽早将焚后余书付托一可靠之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遂将大部分余书赠与从子钱曾。《书林清话》卷十曰：“绛云火后，其书多归从子曾。”钱曾（1629-1701）字遵王，常熟人，少时随钱谦益治学、蓄书，深得谦益器重，自建述古堂藏书，著有《交芦判春集》、《读书敏求记》等书存世。绛云之炬究竟毁去多少书呢？据史载，绛云未烬之先，共藏书三千九百余部。火灾后，钱谦益将其烬余书籍及诗文稿悉付钱曾收藏。钱谦益晚年到钱曾述古堂观藏书时对钱曾说，这些书“殆可当绛云楼之什三矣”。由此推算，当年绛云之炬之毁藏书当在七成以上，且其中宋刻孤本不可多得者甚多。尽管他的藏书几乎散尽，但到他晚年所念念不忘的主要还是《两汉书》。

《两汉书》离开钱府前夕，这位钱公如丧考妣，心中痛苦万分，在书后增空页作跋称：“以千金从徽人赎出，收藏二十余年，今年鬻之四明谢象山，床头黄金尽，平生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其失魂落魄之态实令人同情。

南唐后主李煜这位文学皇帝在位时，令他整日宵旰忧劳的并非国家政事，而是诗词书画。自亡国降宋后，其爱妻小周后被宋廷封为郑国夫人，常被赵光义召进宫中陪宴侍寝，这使李煜蒙受奇耻大辱，但又无可奈何。他的一首传世之佳作《相见欢》就是在此心境下写成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无力护花的心境跃然纸上。钱谦益将失书后的心境与李后主亡国又失小周后的心境相比拟，局外人听来未免夸张了。

五

《两汉书》离家前夕，钱谦益掩卷唏嘘，几至流涕，又在书后补作一跋曰：“景山李维柱，书法模颜鲁公，常语余：”若得赵文敏家《汉书》，每日焚香礼拜，死后当以殉葬。‘余深愧其言。“《两汉书》如刀刻斧凿般镌铭于记忆中，无法消蚀，从此也就不能再见一册颜体宋刻本，每见此，就勾起心病，痛苦万分。谢三宾得书后也未能久存，不久又易手。至顺治十五年（1658），钱谦益已是七十六岁的老翁了，偶游武林名胜，在藏书家司马府上又见到了该书，回想由昔年的钟鸣鼎食之家到今天的玄酒瓠脯之困境；曾是富甲江左之藏书，如今已鸿稀鳞绝，令人恍若隔世、悲怜不胜。他将此事的经过书跋于《初学集》中：”……今年游武林，坦公司马携以见视……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失《两汉书》之痛，就这样陪伴了他的余生。

司马家得《两汉书》后居然也珍藏了一百二十年。其中有个插曲，王士祯《分甘余话》云：“赵承旨家前、后《汉书》……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师，索价甚高。真定梁苍岩大司马酬以五百金，不售携去。”大凡世间藏品，其价值若珍贵到“国宝”的地步，则决非靠个人之力所能永存了，《两汉书》的命运当然逃脱不了此历史规律。至清代政权巩固后，朝廷即开始注意图书的收集、整理工作。康熙年间，在武英殿设修书处，专司翻刻古籍图书，并向全国广泛地征集善本、孤本。

乾隆九年（1744），皇帝下旨征集天下图书珍籍，早已闻名遐迩、众目睽睽之赵氏遗书当然在劫难逃，一纸诏书调入内廷没商量，就这样《两汉书》轻易地成了乾隆的掌中物。司马家也只能眼泪往肚里落，除了愧对祖宗，又奈何得谁。幸亏钱谦益当初卖了，否则即使当年能逃过了“绛云之火”，如将书传之子孙，那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钱谦益降清后，在柳如是的影响下，转而从事抗清，并有所行动。钱谦益晚年所著的《投笔集》，其反清证据在书中比比皆是，这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钱死后，至乾隆三十四年，皇帝以钱谦益的著作多有“诋毁本朝”之语，乃明令查禁，并发上谕，对钱一番痛骂：“……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尤为可鄙可耻。”可见，乾隆如发现《两汉书》尚存于钱家，征集此书的手段绝不会是一纸措辞客气的诏书了。

乾隆九年，乾隆帝得《两汉书》后在书中题跋曰：“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与《两汉书》同时征集入宫的还有那部当年同时从赵子昂府上所流出的《文选》，四百余年历经人间沧桑，均完整无缺地在宫中相遇，真乃人间奇事。

《两汉书》与《文选》在清宫被藏于武英殿历时不足半个世纪，至嘉庆二年（1797），武英殿发生火灾，所藏珍籍大半毁之于火，这两部宝书未得幸免，此实我国文化之一大浩劫。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谈到藏书法则时对《两汉书》有幸逃过了当年的“绛云之炬”却毁于“武英殿之灾”而叹息：“绛云之炬，武英殿之灾，此太平时至可痛心之事也。”

六

三部宋版书出了赵子昂府第后的去向，历来为藏书家所关注，但有关史籍中记载得较多的是其中的《两汉书》，其次是《文选》了。

《文选》由梁武帝的太子萧统主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选集，共收录了周代至南朝梁时七百年间的文学作品共七百余篇，因原文绝大多数已亡佚，故《文选》对后世影响甚大。到了唐、宋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在唐代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对《文选》的研究和注释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文选学”。赵子昂所藏的刊本，在当时无疑距原著的面貌较近，其学术价值无法估量。关于这部《文选》的真面目，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载：文选二十三卷后有吴兴（赵子昂为吴兴人）小楷书跋云：“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澄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识。”（按：此句有误，疑为至大二年（1309），因至正二年（1342）赵子昂已去世。）

今天所能确认的是，此《文选》一书在明万历甲戌年（1574）由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朱大韶所藏。朱大韶，字象元，一作象玄，号文石。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室名有“文园”、“横经阁”等。叶德辉之《藏书十约》一书中说，古人得一图书珍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或论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该书流传世间数百年，书中留下了甚多的名人题跋。其中明代王世贞题跋云：“余所见宋本《文选》，亡虑数种，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旧为赵承旨所宝，往见于同年生朱太史（按：即朱大韶）家，云得之徐太宰所。几欲夺之，义不可而止。”明万历甲戌年，王穉登书曰：“此本纸墨锓摹，并出良工之手，正与琅琊长公所藏《汉书》绝相类。《汉书》有赵魏公小像，此书有公手书，流传至今仅三百年，而卷帙宛然。今归朱司成象玄。出示谛赏，此本视《汉书》亦犹蜀得其龙，吴得其虎矣。”又有明末董其昌跋：“北宋人学书竞习颜体，故摹刻者亦以此相尚。其镌手于整齐之中寓流动之致，洵能不负佳书。至于纸质如玉，墨光如漆，无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为上品。”看来此部《文选》刊印的年代与规格与《汉书》是相近的，由此也可窥见《文选》出赵府后的大致经历。至于《杜诗》一书在何处，则鲜有人知了。乾隆帝得二书后，在《文选》书后题跋曰：“此书董其昌所称与《汉书》、《杜诗》鼎足海内者。纸润如玉，南唐澄心堂法也。字迹精妙，北宋人笔意。《汉书》见在大内，与为连璧，不知《杜诗》落何处矣。”据《天禄琳琅书目》一书所载，当年武英殿所藏之宋版书之珍品甚多，但经乾隆帝有此评价者也不多见，可知此两部书实乃古籍珍品中之菁华。由此也可推断《杜诗》一书自出赵府后大概并未存世太久，早已灰飞烟灭了。

这三部宋版书的经历给后人留下的感悟实在太多，“书籍”这一人类文化之重要载体，存世为何如此之难。近读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书中对我国古籍毁于天灾人祸之惨剧多有描述，不时发出锥心的感叹，当提起清初钱谦益绛云楼及嘉庆年武英殿之火灾时，曾诗曰：“绛云未逐劫灰红，江左图书日正中。一自新宫三日哭，闲翻贝叶唱宗风。”自古至今，收藏品类别众多，但存世之难当首推书籍。且不说天灾难防，历来时局变化，朝代更迭，首先遭难的非图书莫属。就拿《昭明文选》来说，别说明版五臣注版本早如凤毛麟角，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扫叶山房的石印版本，在目前也已罕见了，成了珍本，又何能指望千年古籍保存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一大憾事。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在政治学领域的影响大约可以和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相媲美。他的《利维坦》被公认为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性作品。

一

1588年4月5日，霍布斯出生在英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关于霍布斯母亲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而霍布斯的父亲则是当地一位有文化的乡村牧师，并曾于1587年被牛津大学录取过。但他脾气暴躁、不好相处。在霍布斯十六岁时，他因避祸而离家出走，并最终不知所终。此后，霍布斯主要靠其叔父弗朗西斯抚养。弗朗西斯曾做过地方议会的议员、市政官，同时，他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霍布斯十四岁的时候，被牛津大学录取。但他对学校的课程并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喜欢在寒冷的早晨拿粘鸟剂去捕捉那些饥饿的小鸟，或者到附近的书店徜徉，琢磨天体运行、世界地图，幻想着有一天去探索那些神秘的未知领域。霍布斯于1608年2月从牛津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先后担任卡文迪什等贵族家族的家庭教师达二十八年之久。正是在这一职位上，他有机会三次游历欧洲大陆国家，有机会结识培根、笛卡儿、伽利略等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并大约在1621年至1625年期间，担任过培根的秘书。此后一直到霍布斯逝世的这一比较漫长的时间里，霍布斯主要从事研究著述工作。

大约在1630年，霍布斯对几何学在无可怀疑的基础上探讨事物之间联系的方法产生了兴趣。他设想，如果把自己关于人的本性的见解当作几何学上的公理那样作为推论的起点，那么关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原理就都可以按照几何学的方法准确无误地、令人信服地推演出来，从而用于指导人类的生活。1636年，霍布斯因感觉的成因问题专程前往意大利拜访了伽利略，与他讨论了有关运动的各种问题。霍布斯认为，伽利略打开了“宇宙哲学的大门”。

几何学给霍布斯以方法的启示，而伽利略关于机械运动的原理又给他以指导思想，于是，从这时霍布斯开始了《哲学原理》的写作，并在此后的岁月里，陆续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其中包括《论公民》（1642年）、《利维坦》（1651年）、《论物体》（1655年）、《论人》（1658年）。这些著作的完成，使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构建。此后，作为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霍布斯没有写出更重要的作品。

霍布斯生活于英国政治、宗教激烈斗争的革命年代。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在政治上倡导社会契约论，主张“君权人授”，但又提出绝对王权论，主张王权高于教权，结果他既不受教会所代表的神权论一方待见，也不受国王一方所代表的世俗权力喜欢。并且，在1640年他已经痛苦地感觉到无法立足，于是只能逃亡到法国。在1646年，他在法国接触到同样流亡的保王党人，后来更担任了流亡的王子（后来的英王查理二世）的教师。

《利维坦》的出版轰动了当时的欧洲，霍布斯得到了远远超出当时所有其他思想家的赞美和批评。在该书中，他全力攻击罗马天主教并批判“教权高于王权论”和“教皇无过论”，这使得他与许多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关系决裂，从而不得不向革命派的英国政府求取保护，并于1652年回到英国归顺克伦威尔。后来，王政复辟时又受宠于国王。但在恢复天主教和排挤国教的宗教纷争中，《利维坦》被视为无神论异端而遭查禁。

霍布斯以研究古典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自娱自乐，八十四岁时发表了笔调活泼、幽默的拉丁文诗体自传。1675年，霍布斯将荷马的《奥德赛》译成英文，第二年又翻译了《伊利亚特》。这两个译本，直到今天依旧是英语世界里的经典。

1679年12月4日，终身未婚的霍布斯去世。

二

霍布斯被公认为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生活和写作的十七世纪，正是世俗文明渐渐突破了中世纪宗教文明的藩篱而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启蒙运动勃兴时期。在思想领域中，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受到了笛卡儿、培根为代表的怀疑主义哲学的全面批判。英国在十七世纪初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妥协而建立起延续至今的君主立宪国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霍布斯所思考的，乃是冲决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罗网之后将形成的国家是什么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这一思考的成果就是《利维坦》。

“利维坦”（Leviathan）一词，源出希伯来文Livyathan，意思是“盘曲”。在《圣经·约伯记》中，利维坦是指一种形似埃及鳄鱼的海怪。犹太的神话故事说，上帝在创造世界的第五天创造了两个怪物：居住在陆地上的比希莫特和居住在大海里的利维坦。犹太教宣传说，在弥赛亚降临之日，天堂的宴会上将用象征埃及法老的鳄鱼即利维坦来做佳肴，这暗示对埃及法老的报复和惩罚。

霍布斯本人对为什么用“利维坦”来做他最重要的一部书的名字没有做任何说明。在《利维坦》这部书的“引言”里，霍布斯把国家比作“利维坦”：它的身体由所有的人民所组成，它在身形和力量上远远大于自然人，它是一个人造之“人”，其象征意义表示一个仅次于上帝或者在人间替代上帝的巨大权力。

人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凌驾于每一个个人之上的庞然大物？霍布斯在《利维坦》着重从分析人的特性出发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他确认人的能力都是差不多的：即使一个人体力、脑力都比另一个人好，但将这个人的体力和脑力加起来，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一个人可以得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东西，而其他人却不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东西的程度。由这种能力平等，人们自然也就产生了结果平等的愿望。而当结果不能平等时，彼此便会相互仇视，并力图消灭或征服对方，于是人们便处在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中了。霍布斯把这种状态称为“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将不但产生不了工业、农业，也不会有艺术和文学，当然也就形不成人类社会。最糟糕的是，这种状态下的人们因为人人都有所谓的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所以他们人人都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在这里，没有是非、公正等价值观念，也没有财产、治权、领地以及“你的”和“我的”之分。霍布斯正确且深刻地说，你也许不同意，暴力与欺诈在战争中乃是两种最主要的美德；但你一定应该知道，公正与背义是属于群居的人的品质，而不是属于独处者的品质。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不仅是对于远古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设想，而且凡是没有国家权力或国家权力软弱无力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状态。换句话说，所谓“自然状态”也就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

而要从这种悲惨的状况中超拔出来，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而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乃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奋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性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霍布斯说，这种和平条件在其他场合下也称为自然法。它是人类的理性所发现的一般法则。霍布斯把这些法则进行了归纳，其中，第一条是寻求并信守和平。第二条是要人放弃或转让其天赋人权，目的依旧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权利的放弃或相互转让要以契约的方式进行，或者干脆说契约乃是实现和平的方式。因此，第三条自然法就是人要遵守契约，这是正义的源泉和开端。此外，还有其他十七条自然法。而所有这些自然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遵守这些自然法，就必定使人们回到人自为战的自然状态。于是，霍布斯设计了一个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任何违反自然法的行为都不值得或不可能的权力。通过相互契约，把大家的权利交给一个人，或者由一些人所组成的议会，把大家的意志变成一个意志。这个被人们授予最高权力的人或议会就叫做国家。霍布斯说，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它是人间的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以臣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所建立起来的利维坦的首要目的是保卫和平，而利维坦要承担起保卫和平的责任自然就需要有一系列的权力。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二部分“论国家”里，从国家－臣民的关系出发描述了利维坦应该有的特性。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说，霍布斯第一个回答了现代国家应该如何构建的问题。这是他的重要贡献。

霍布斯系统地论证了国家应该有的权力有命令权、决定权、立法权、司法权、宣战媾和权、任命权、赏罚权，且国家的上述权力只能由主权者实施，不能分割。霍布斯进而指出，国家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权力不同，而在于权力的运作、继承方式不同，如民主制及贵族制国家由议会决定继承权问题，君主制国家一般以公开的言论、遗嘱、习惯或按血统来继承权力，而那些基于武力建立起来的宗法管辖权和专制管辖权与基于契约建立的国家的权力和结果完全相同。霍布斯认为主权者的权力在任何一种主权形式下都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它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它不能有另外一个挑战者，如上帝或其他任何个人。霍布斯以为，只有这样，人们之间才可能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诚然，这种权力会产生很多恶果，但所有这些恶果，与没有这种权力所导致的战争状态比较起来，都是比较轻的恶果。

霍布斯详细论证了主权者通过任命官员行使经济、军事、司法等的管理职能，通过获得与分配生活物资来维持国家的生存。他说，主权者应当分别、单独向那些不是为了谋取私利的人征求治国意见；国家统治臣民的主要手段是法律；而法官在解释法律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正确理解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此外，人们往往由于理解的缺陷、推理错误或激情迸发而犯罪，罪行的轻重程度应依据犯罪的恶性程度、危害结果及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综合考虑。所有的罪行都能够通过证据证明而得以免除或宽恕，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生命受到死亡、饥饿等威胁的情况下犯罪，也可以免除罪行。国家对罪犯实施惩罚的权力来自于类似于人的自我保护的需要，而不是臣民根据契约所赋予的。国家为了保全全体臣民，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行使这一权力。但惩罚无辜则违背了自然法。

与国家所享有的这些权力相对应的则是臣民的权利。霍布斯论证了人们保留的没有让渡给国家的权利，如自卫权、反抗权、不得自证其罪权、自由组织社团权等，乃是天赋的权利。

霍布斯还论证了国家建立后所可能面临的威胁，如保卫和平与国家防卫的力量不足、被错误的理论所指导、国家权力可以分割、垄断、野心家、城市过大、领土扩张欲等。他坚决地说，主权者的职责是保证国家基本权利的完整性，不能转让或放弃任何一项权利。主权者应教导人民认识到这些基本权利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同时，主权者还应该对各等级的人平等地执法、制订好的法律、正确地执行赏罚、选拔优秀的参议员等。而臣民对于主权者的服从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它以主权者的命令不违反自然法，即公平、正义、仁慈、谦卑等为前提。霍布斯总结说，臣民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与国家签下的社会契约，但霍布斯也讨论到了当利维坦无法再保护其臣民时，该契约便宣告无效。

三

有学者说，我们的文明史仅仅可以提供少量著作可以在广度与成就方面与《利维坦》相提并论，而在以英文写成的政治哲学著作中，《利维坦》也许是惟一的杰作。这种评论，也许有个人偏好的成分，但霍布斯这本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政治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却是公认的。

第一，《利维坦》的发表，标志着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自然法传统的断裂。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古典政治学家那里，自然法是指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具有约束力的秩序，是一种客观的“法则与尺度”。但从霍布斯开始，古代的这种自然法传统断裂了。在霍布斯以后，自然法主要指一系列“自然权利”，且这些权利是主观上声称的，是“我”的权利，它不仅不依赖于法律而存在，且恰恰相反，该有什么法，不该有什么法，都依赖于“我”的这项权利。或者换句话说，权利从此成为法律、秩序或义务的渊源。

第二，《利维坦》的发表，也标志着近代政治哲学的开端。古典政治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善的生活，而善恶的标准可以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但霍布斯以为，万事万物本无善恶之分，善、恶完全是个人的一种主观评价，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关于善恶的共同准则。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古希腊以来的追求“善”，转变成了追求“和平”。这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霍布斯本人正是由于这样的贡献，而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父。

第三，霍布斯揭示了民族国家的别种形成路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认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是城邦的一分子，只要是人就不可能脱离政治，就不可能孤独地生活。这意味着作为城邦的一分子，个人对城邦负有一定的义务。这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一种整体主义的有机体的观点。但霍布斯不是这样描述的。他说人生来就是一种具有自利倾向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城邦动物，他原本可以想咋活就咋活地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但不幸的是当每一个人都这样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时候，因为他们之间的能力相差无几，所以他们便处于人自为战的战争状态之中了。为了能够寻求并保持和平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理性就必然要求人们以社会契约的形式，转让个人的部分权利去构建一个国家。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霍布斯的阐释中，个人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社会是个人的一种派生物。社会、国家和政府是个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而形成的人为的机构。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城邦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的话，那么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则是一个“联合体”（association）。他由此开创了一种民族国家形成的新的路径，即“联合体”模式。

时至今日，那些以共同体模式构建的国家用政治的方法把所有的人员纳入到该共同体中，以共同体为本位，倡导大家爱国，并可以为国家而战、为国家而死。这些是今天的社群主义者所主张的。而以联合体模式形成的国家，它以个人主义为本位，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必具有美德；它倡导商业自由，追求建立一种商业社会，国家只需要为商业社会提供最基本的秩序，所谓“小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守夜人”等。这些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而无论社群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它们都主张国家的必不可少，国家是一种不得不有的恶。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人，他必须以牺牲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来谋求国家对自己的庇护。

裴春芳辑校

编者按：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大家，一生著述宏富。2002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达32卷之多，但仍有不少文字散佚在外。如沈从文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