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3日上街，纯系偶然。前一天晚上，我和大学时代的哥们——北师大中文系的L君和北大分校法律系的C君，一起在L君位于石景山古城的家里洗印照片——他家有临时的暗房和全套的放大设备。那时，虽然彩照已经相当普及，但我们还是喜欢拍黑白照片。怎么说呢？倒没想扮“酷”，就是觉得这次学运声势浩大，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会被写进历史，最适合用黑白照片来表现。所以就买了很多卷黑白胶卷，那种国产的“公元”、“世纪”、“乐凯”什么的，很便宜。那时我刚从日本“游学”一年回来，手里有台“美能达X-700”全手动单反相机，带变焦头的那种的，乌黑，端在手里，沉甸甸的，令许多朋友羡慕不已。4月中旬，学潮一起，我基本上走到哪，都带着心爱的相机，书包里永远装着几卷黑白胶卷。每隔几周，就去L家印一批片子，然后哥几个一边抽烟，一边鉴赏“老照片”，陶醉于某种“见证”历史的虚幻感觉中。
洗印照片是件费功夫的活，一干就是一宿。那天也是，干到后半夜，凌晨才睡。中午，L的母亲做好饭，叫我们起来吃。我们狼吞虎咽扒拉几口，就出发了，目的地当然是天安门。两天没去了，觉得应该过去看看。同时，那两天，氛围似乎有些诡异。戒严令颁布了十几天，反戒严游行也搞了好几次，大家都觉得戒严没戏，但又觉得中央既然宣布了戒严，总不能就这么拖着，这不是党的习惯路数。特别是进入6月以后，各种风声频传，小道消息越来越多，瞬息万变，空气明显外松内紧。
从古城坐地铁，木樨地下车，我们决定沿长安街往广场方向走。因为我家当时住在军事博物馆一带，所以，我对地铁很熟。当我们轻车熟路从位于长安街南侧的出口冒出地面的时候，街头已经有很多人，多到出站都困难的程度。在木樨地和玉渊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一大群人围着一辆吉普车理论着什么。走近些，看到有头缠白布条的学生拿着话筒在演讲，旁边站着几个军人，耷拉着脑袋，臊么耷眼的样子，围观的群众不时发出激愤的呼喊，“没收他们的武器！”、“把他们送公安局去！”、“让他们老实交代到底要干什么！”，等等。听了几分钟，才明白事情的原委：原来，明明是军用车辆的吉普，却挂了个民用车辆的牌子，偏偏在交通指挥岗（那些日子里，城市似乎是学生的，繁华路段指挥交通的清一色是大学生，交通警全面下课）附近，撞了一辆自行车。指挥交通的学生“交警”前去解决问题时，该车居然发动引擎试图逃遁，被众人制止。后来发现，车里坐着的居然是头戴钢盔的军人，而且还带着武器！
一时间，人越聚越多，马路很快就被人流挤得水泄不通，交通完全瘫痪了。我们觉得兹事体大，那几个军人显然有任务在身。而且，他们从西往东行驶，明显是去广场方向。难道真的要“清场”不成？我们想，别恋栈，赶紧去广场是真的。于是分开人群，继续往前赶路。
路越走越难走，到处是人，时不时有学生和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在路边演讲，有的声泪俱下，诉说军人在什么什么地方殴打学生，被殴学生生命垂危；还有的说在哪里哪里，军人开枪，有多少学生和市民受伤，等等。而且，越往前走，信息越多、越集中，时不时有骑车的学生，或坐在缓慢行驶的机动车里的学生对人群喊话。内容大体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报告哪一带军人进驻并开枪，请大家奋起，设立路障，阻止军人进城镇压学运之类。我们边观察，边把各种信息加以归纳、分析，不约而同达成了一点共识，那就是清场会马上实施，可能就在今天。这样想着，不觉加快了脚步。
但依然到处是人，越是接近天安门，路越难走，交通已完全瘫痪。如此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六部口时，天已擦黑，算来我们已徒步走了四、五个钟头。到西单附近，就更热闹了，传言也更多。有的说，军队已经从地下通道集结到了人民大会堂里面，就等一声令下，便会出动、清场；还有的说，从通县方面杀过来的队伍，在建国门开了杀戒……回想起来，那天的情况的确很混乱，各种消息接踵而至，纵横错综，有的有因果联系，有的则相互矛盾，信息中枢好像已经失灵，确有种大事即将发生前的神秘气氛。
二
我们一边自西向东走，一边把各种传言在脑子里加工、发酵，想象了许多极端的状况。就这样，怀着一丝隐隐的恐惧、更多的好奇及“见证历史”的强烈冲动，一路到了广场。一进广场，看到表面上的情况跟平时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只是比以前多了许多人，群众和工人明显增多，有些则公开打出了“敢死队”的旗号，像“首钢敢死队”、“工人敢死队”等。
在学潮后期，许多海外援助的资金、设备为开始广场“输血”，所以学生方面的组织化程度已大大提高，今非昔比：五颜六色的帐篷、大功率音响设备，交通工具就更不用说。后来经常有摇滚乐团慰问演出，崔健、魏华等摇滚歌星都曾上场献艺，鼓舞斗志。“高自联”、“工自联”的高音喇叭连续播放着各种消息，随时报道京城各地公安干警、军队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情况，号召广大市民、社会各界联合起来，拿起武器，保卫天安门，捍卫民主。
但晚上6点半左右，广场的主音响系统（分布在广场四周和长安街两侧的华灯柱，其两侧各悬挂一个长方形音箱，无数个音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音响系统）突然开始广播《紧急通告》，它一发音，顿时显出了其高品质、高分贝，“高自联”、“工自联”的声音顿时被淹没掉了。一个熟悉的央视“新闻联播”男主播的庄严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通告一遍一遍地重播，空气中涌动着骚动不安的气息，但人没有减少。后来才知道，其实这时，包括我们刚刚过来的路上，木樨地、复兴门、六部口、新街口、人大、三元桥等主要进城路口，已经打了起来，戒严部队正从各个方向向广场集结。广场，就像一个麻袋，被一点一点收紧。但身在此中，反而懵然不知。
但紧张的空气无处不在。此时，绝食虽已停止，但广场上不时有救护车呼啸而过；由个体户的摩托车组成的“飞虎队”结队驶过，坐在后座上的人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旗帜；“高自联”的宣传车开得比较慢，车上有学生拿话筒演讲，其他的人则向人群做出“V”字的手势。大约10点左右，一辆装甲车从东向西飞驰驶进广场。我们当时就站在金水桥西侧百十来米的马路边上，听见某种异样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抬头望去，装甲车已开到了眼前。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装甲车，没想到这庞然大物居然能开得如此之快，钢铁履带在广场的石铺地面上磨擦出刺耳的声响，驶过之处，坚硬的路面泛起白烟——那是石板被压碎的粉末。
冷不丁突然遭遇真刀真枪的装甲车，刚才还半信半疑的传言瞬间被证实：戒严部队的确是进城了，广场被包围了。但为什么是一辆？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先头部队、试探、挑衅，等等。我们的判断比较倾向于后一种，即“挑衅”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几天，军人与学生、市民间的仇恨已接近燃点，一触即发。那种戒严令刚颁布时，军车进城受阻，士兵在车上一困就是一整天，市民争相送饭送水的“军民鱼水”的“和谐”早已不再。事实上，进京部队军人被洗脑之彻底，超乎我们的想象。鉴于首都新闻媒体有过一段集体“转向”，据说他们只能看《人民日报》一种报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心积聚的对“动乱分子”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感觉，几个小时后，当与他们面对面，被“礼送”出广场的时候，再次得到了确认。是的，他们恨我们。我们在他们眼里，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精英”，根本就是一群祸国殃民、十恶不赦的“动乱分子”，理应被铲除、镇压。
当装甲车朝我们呼啸驶来的时候，队伍中有人高喊，“烧掉它！”然后有人朝它投掷瓶子，玻璃瓶撞到车体，腾起一团火，原来是“燃烧瓶”。更有猛人在路边拿着棍子候着，等它驶到眼前时，突然伸到它的履带中去，车戛然而止，就地打转，然后又是几个燃烧瓶投了上去，车体着了。“把当兵的拎出来！”、“揍死他！”群情激愤的声音此起彼伏。待车熄火后，有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和学生爬上车顶，掀开“王八盖子”，一个头戴钢盔的士兵被拎了出来。人太多，看不清他的脸。又是一片“揍他！”、“打死他！”的声音。但同时，更多的人说，不要伤害他，他是无罪的。我发现，这样说的，大多是像我们一样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觉得这个大兵很挑衅，胆敢驾驶装甲车冲撞人群，但我们并不恨他，觉得他只是一个无辜的炮灰。但是，如果他被群殴致伤，甚至丢掉性命的话，我们的手上便会沾血。这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应该说，在潜意识中除了对暴力的拒斥外，还有某种源于恐惧的东西。好在那个士兵被几个学生保护着，离开了现场，送到了哪里，便不得而知了。
这个镜头，对我们的刺激很深，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浑身战栗的感觉——这是我们那天在广场所见识的最初的暴力。几乎在同时，头顶上扩音器里传出的《紧急通告》突然变了调子：“……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的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我看了下手表：凌晨1：30。随后，这个通告被反复播放，长达3小时之久。
我操，反革命，还暴乱……大家都知道这种“规格”的升级意味着什么，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我和L、C二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达成了两点共识：一、不能撤，应留在现场；二、为安全起见，应找到我们学校的队伍。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去人多的地方。同时，我们约定，万一谁走散，或失踪了的话，其他的人应立即联系家里和学校，以资寻找下落。最后，哥仨互相搂着肩膀，互道珍重，我看见了他们俩眼中的泪光，想必我自个也一样。
三
轮番广播的《紧急通告》，起到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人迅速“蒸发”了。半个小时前，还有十数万人的广场上，只剩下几千人。学潮以来，动辄四、五十，乃至上百万人的游行、集会，我们不知经历了多少次，从来没有这样快就走空的时候。我观察四周，剩下的绝大多数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也有一些市民。都是一些死磕的主，我在心里说。
剩下的几千名学生，集结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那里不仅是广场的地理中心，高光朝上打，显得很亮，而且是“高自联”的权力中心，广播站的大喇叭就架设在纪念碑顶部下端三分之一高度的地方。我忘记了为什么没去纪念碑方向（也许是单纯的行走距离的缘故），而是到了历史博物馆前的一小群人中。这是广场的红十字会所在地，几辆救护车停在那，有北京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还有一些是协和医大和北医的学生、研究生，这些人大多穿着白大褂。也有不少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大学生，大约有百十来人。我看见有人躺在担架上，头上缠着绷带，有医护人员在做着处理。也有刚刚结束绝食的学生，虚弱地躺在行军床上。我们席地而坐，静观事态的发展，很少说话，默默地抽烟。我们中午出来，走了约20公里，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动，腹中空空，早饿过了劲，人有些疲倦。那天白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的感觉。到下半夜，微风乍起，夜凉如水。哥仨中午就出来，没想到夜不归宿，自然没准备行头，每个人都只穿了一件衬衫，加上肚里没底，感觉更冷。看到有情侣依偎在一起，男生把衣服披在女生的身上，也想起了自己的女友，内心泛起感动。人群中，我还看到我们系的一名女生，是我的学长，名字叫不出，人很漂亮，舞跳得特好，所以很有名。我以为她不认识我，所以没打招呼。
那时还没有手机，通信联系靠BP机和有线电话。依然是各种消息都有。从半夜开始，广场四周的夜空中，不断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时断时续，但一直到我们撤离广场，始终都没断过。因为声源较远，加上缺乏感性认识，我直到翌日回到家里，才知道那是就枪声。因为在广场上，我们听说，军人使的是教练弹，无声而不致命。虽然后来又听到与此矛盾的说法，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彻夜不停响彻夜空的背景音跟枪声联系起来。现在想来，人在广场，其实很闭塞，对那一夜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反而是隔膜的。
在一遍一遍滚动播放的《紧急通告》的间歇，从纪念碑方面“高自联”的喇叭传来的广播中，我们知道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建、周舵、高新）代表学生跟戒严部队进行谈判，为学生的“和平撤离”做了最后的努力。我记得刘晓波最后在广播中说（大意）：“现在，整个北京已开始流血，血已经流得够多，足以唤醒人民。我们相信同学们是不怕死的，我们也像你们一样不怕死。为此，我们希望同学们全部和平撤离广场，为中国的未来保存民主的种子。我们撤离广场一定要坚持非暴力的原则，请同学们立即把棍棒、瓶子等可以作为武器的东西送交到纪念碑上来。同时，一定要将手中的枪收缴上来，避免走火……历史一定会记住我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听着刘晓波那熟悉的、因有些口吃而显得节奏舒缓的、但绝对掷地有声的声音，我在心里说：好样的，晓波，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突然，声音中断了。抬眼望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侧（即历史博物馆方向）墙面、悬挂高音喇叭的地方突然起了一片白色的烟雾，然后就看见喇叭笔直地坠落下来。因为我们在历史博物馆前，看处于高光下的纪念碑非常清楚，加上那时年轻，视力好，这一幕看在眼里，没齿难忘。我想，一定有神射手从历史博物馆或更远处的公安部大楼的楼顶上，瞄准了“高自联”的喇叭，实施了这一记点射。我操，厉害，把好莱坞的绝活都用上了，我在心里说。喇叭被端掉，等于“高自联”的权力中枢瘫痪了。纪念碑那边的声音，完全传不过来，四野阒寂无声，连呼吸的声音都分外刺耳。
紧接着，灯灭了。不是一盏两盏，是整个广场的灯全部同时熄灭了。我操，要镇压了！我和坐在旁边的朋友的手本能地握在了一起。我清楚地记得熄灯的那一瞬间，我内心的恐惧到达了顶点，心脏仿佛要跳出喉咙的感觉。我第一次知道，如此偌大的广场，如果没有照明，居然能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开始的时候，没人敢点烟，怕成为子弹的目标。我们就那样在黑暗中等着，恐惧地等着，等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待了会儿，有人点燃了香烟。然后有人开始小声唱歌，好像是《龙的传人》之类的民谣。好在我的手表有夜光功能，确认了一下，熄灯时正好是凌晨4点。
此时，我们觉得，今夜选择来广场，在广场又没呆在纪念碑前，而是在历史博物馆前，完全是一场赌博。客观上我们可能是最安全的，但这种安全是以成为聋子、瞎子为代价的：离开了“高自联”广播，我们是聋子；熄灯以后，我们成了瞎子。我们想要“见证”的，虽然离我们只有咫尺之遥，我们却不知道。但上帝保佑，我们是安全的。我们的头顶上，有红十字会的“人道”旗帜在飘扬。
几乎是熄灯的同时，广场的大功率广播系统播出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请求……”随后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撤离现场；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知，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纪念碑方向有人点起了篝火，继而合唱《国际歌》的声音飘了过来。我们也跟着唱了起来。后来知道，篝火是学生用被子、帆布帐篷点燃的，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再也用不着，也带不走了。除国际歌的声音和远处响了一宿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以外，空气中还有一种闷响，有点像工厂里机床的轰鸣似的，由远而近。我们开始觉得纳闷，但很快就知道了答案。
四点三十分，广场再度华灯齐放，一个亮丽的世界！短暂习惯了黑暗的视网膜，一时反应不及，只觉得真他妈亮。等我们眯起眼睛细看究竟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满广场的坦克，从北往南缓缓推进，数不清有多少辆，比电视上看到的历次国庆大阅兵上的还要多得多！坦克边上，有士兵，斜背着枪，手里拿着棍子，挑开障碍物，朝前开路。真机巴是天兵天将啊。他们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难道是从故宫、天安门，从金水桥上开过来的吗？我的第一个反应，那故宫皇家紫禁城里原装的砖漫地面可就完蛋了……
视野所及，我看见坦克推倒了24小时前刚刚竣工的“民主女神”像；大兵用火把点燃了帐篷，然后举起自行车扔进火堆；坦克缓缓推进，纪念碑前的人群一点一点后退……我们从远处看着，泪流满面，在心里说：别了，学潮，同学们，保重。
四
忘了这是我们在广场度过的第几夜，这一夜，很冷很冷。当对面巍峨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的天际线开始泛白的时候，纪念碑前的大约两千名学生已撤出广场——清场大功告成。这时，还不到早晨6点。
我们，以神圣的红十字的名义，居然在广场一直待到最后一刻，可以说见证了波澜壮阔的89学潮的收场。大约6点一刻左右，我们中两名穿白大褂的医生负责人被要求“过去谈判”。10分钟后回来，向我们通报说：“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我们作为红十字人员和平撤离。待会儿，会有军官带我们走，请同学们排成一字纵队离开。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不要喊口号、做过激的手势。有时，沉默也是一种力量。”医生，我同意你的话，沉默也是一种力量，更何况，现在我们只有这种力量，我在心里附议道。
6点30分，被要求排成一字长队的我们在一名戒严部队长官的带领下，从历史博物馆前一条由戒严部队官兵组成的人墙中穿过，由北往南，撤出了天安门广场。这里，我必须描述一下这最后的一幕：
左右两排戒严官兵，给我们留了一条通道，勉强可供一人走过。官兵们身着迷彩军服，军服的长袖一直挽到快到腋下。头戴钢盔，斜背冲锋枪，每个人的右手拿着一件“长物”：有的是撬杠，有的是铁管，铁管头上还带着水龙头；有的是木棒，手握的地方用刀子削成合手的形状，另一端的头上，则嵌着四五棵铁钉，钉子从一侧钉入，寸把长的钉子尖就那么支楞着……我操，全机巴是致人死命的家伙啊，够狠！我注意到他们看我们的目光，这些多数跟我们差不多大的青年，表情凶狠，目光狰狞，向我们的脸射出愤怒的火。我再次从他们的目光中确认了当局向他们灌输的仇恨。
这样的一条大约五、六十米的绿色“胡同”，对我们来说仿佛是时空隧道，永远都走不出去的感觉。我们泣不成声，低着头，尽量回避那些凶狠的目光及其射出的仇恨。前面说过的我的学长，那位漂亮的姐姐，已经哭成了泪人。我当时觉得，走出这条隧道，中国会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从极近的距离，看着乌黑的冲锋枪管，看着他们手中致命的水龙头和长钉，在心中发誓：我与这个政权不共戴天。
五
当时，撤出广场的通道，只有从历史博物馆前到正阳门东侧，一直到前门八大胡同方向的一条路。我们沿着这条路徒步往前走，一直走到前三门大街，才被允许往西拐。我们哥仨学校在西边，家也在西边，只能往西走。
路上的情景，就不赘述了。一方面我们饥饿、疲惫到了极点，没力气说话；另一方面，经历了巨大的恐怖，好像人刚从彼岸被拉回来，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国家的绝望及对自身前途的担忧，实在不知说什么好，我们三个人之间也没话，跟路人也几乎不打招呼。可虽说如此，我们脸上的气质和身上的特征，依然表明我们的身份是大学生，所以一路有太多好心的市民向我们打招呼，嘘寒问暖，表达对流氓政府的痛恨。但这些似乎对我们都不重要了，我们只想早一分钟回到家，见到爸爸、妈妈，亲人、女友。
前三门大街，好像经历了一场巷战。扭曲的护栏，横躺的隔离墩，被烧毁、还在冒着烟的公共汽车，电线杆上的标语……完全是一派劫后的地狱风景。街边的高层建筑住宅，窗户开着，人们把头伸出窗外，就那么沉默地望着。大约走到宣武门的时候，见有挂着清华牌子的大轿车，沿着扭曲的护栏，绕着形形色色的路障，边接学生，边往前开。我们对司机亮了下手里的学生证，便上了车。车上稀稀拉拉地坐了几个学生，似乎哪个学校的都有，个个都像我们一样疲惫、肮脏、垂头丧气。
校车从复兴门上长安街，然后从三里河路回清华。我因家住军博，就在木樨地下了车。L、C二君也一起下车，准备乘地铁回家。我们无言地在木樨地握手、告别。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经过木樨地地铁站的时候，空气中有明显的火药味。我看见地铁站的落地玻璃上累累的弹孔，路边的电线杆上用红漆写的标语：大兵屠城，人民遭殃。从昨天离开这里到现在，还不到24小时，所发生的一切却惶然隔世。
火速回家。父母居然都没有上班，在北外读书的妹妹也回来了。我从小到大，很少跟父母亲人有身体接触，但一进家门，全家人都过来和我拥抱。后来我知道，我家附近的木樨地是最激烈的战场，枪声大作，夙夜未宁，这放大了他们的恐怖感。前一天晚上，父亲曾乘单位的车，去古城的L君家找我，听L的母亲说我们仨去了广场，人险些不支。从古城穿越那一宿最危险的几个路段（古城路、八宝山路、五棵松路、公主坟路、复兴路），冒着枪林弹雨，好歹回到家，给一位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被告知：“晚上十二点前回不来的话，就难说了”。我在广场“见证”历史，亲人在家中担心我的安危。此前还是一头青丝的家父，一夜之间，鬓染白霜！
正是家父，今年春节过后，竟一病沉疴，撒手人寰。这生老病死的惨痛现实，在从侧面提醒我昔日的浪荡学子，今天背负着生活重负的中年男人，这种角色转换和代际更替的残酷事实的同时，也让我想起18年前那个夜凉如水的春夜，在同一个城市寻子而不得的众多的为人父母者。
“真真意难平。我们还活着，他们却死了。”刘小枫在一篇纪念苏比波集中营的文章中，如此写道，某种意义上，也道出了我对死于18年前的那些同龄人的沉痛得无以复加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冤魂，祝他们在天之灵平安。
2007年6月3日凌晨
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