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儿女长街行，天垂挥纱巾。
   一步一串泪，满目皆是云。
   手牵未名湖，善恶有倒影。
   古有先贤者，今有学子名。
   充耳黄河怨，涛高低旋吟，
   犹有长江哭，凄婉走荒岭。
   雏鹰出青翠，翱翔入飞鸣。
   莫道路有虎，我辈不畏秦。
  
   儿女长街行，地动总相迎。
   一步一回头，父母再叮咛。
   夜寒须添暖，腹饥知水饮。
   为民请个愿，早日返书亭。
   乡老不识字，倾尽囊中银。
   只待学成归，僻壤也脱贫。
   一幕月光下，两处眷恋心。
   望穿横断山，夜夜目不暝。
  
   儿女长街行，人涌欢声频。
   一步一跌匍，盈盈精力尽。
   何不变龙羽，飘曳献与君。
   何不成凤凰，浴火再生灵。
   思官对句话，愁煞亿万民。
   忍看成新鬼，呼笛救不停。
   不信人道灭，把歌比母亲。
   坦然投怀抱，以身试真情。

外国人写的论述民主的书，翻译成中文的已经有好几种了，这里我郑重向读者推荐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的《民主论：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力量》（The Case for Democracy ：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and Terror）。和其他论述民主的书不一样，这本《民主论》的作者夏兰斯基并非西方大学里的教授，而是一位来自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和我们中国人相似的生活经验，因此他的书格外值得我们中国人重视。

夏兰斯基曾是前苏联的犹太人，数学家，多年来和萨哈诺夫共同为人权与民主呼吁，1977年被捕，以“间谍罪”判处3年监禁10年劳改，1986年在美国总统里根的帮助下获释，移居以色列，在历届内阁中担任要职。这本《民主论：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力量》出版于2004年，颇受重视。美国总统小布什称之为“伟大著作”，并广为推荐。

读夏兰斯基的《民主论》，我发现作者的很多观点都和我们中国的异议人士不谋而合，所见略同。首先，夏兰斯基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他干脆用言论自由来定义自由社会。夏兰斯基宣称，一个社会算不算自由社会，就看它有没有言论自由。夏兰斯基说：“如果人们拥有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权利，并免于被逮捕、监禁或者身体伤害的恐惧，那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诚然，有言论自由不等于就有一切。但正如夏兰斯基所说，祇要持有异议成为可能，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就将会是安全的。

那么，怎样确定一个社会有没有言论自由呢？夏兰斯基提出“城镇广场测试”：如果一个人可以走到城镇广场中央表达他或她的观点而免于被逮捕、监禁或身体伤害的恐惧， 那么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否则就是一个恐惧社会。这个测试标准很妙：简单、明晰，很有说服力，很容易操作或者说很容易想像。

夏兰斯基指出，“自由社会”的对立面是“恐惧社会”。这就和我喜欢引用的“数人头”和“砍人头”一样，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

谈到人权，夏兰斯基也对现在流行的人权概念不满意，因为它过于宽泛。他批评联合国人权宣言，“谈到了所有的事情，也可以说，什么也没说”。我先前也讲过，现在流行的人权概念，把很多属于福利的东西也说成了权利。这不是对人权概念的发展，而是对人权概念的滥用，滥用的结果祇能是贬值。

《民主论》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民主国家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专制政权。作者对很多民主政权热衷于对专制政权姑息迁就和一味做生意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在导论里，作者写到了在1975年他们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的一家住宅里举行的模拟审判：苏联人民诉基辛格，其罪行是背叛自由，支持所谓“缓和”的绥靖政策。我们知道，基辛格是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所谓现实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民主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时应当基于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不应当引入什么道德原则。他们希望有稳定的国际秩序。于是，在稳定的名义下，“专制者被拥抱，独裁者被纵容，暴君被奉为上宾”。夏兰斯基的这些批评，想来一定会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引起共鸣。

夏兰斯基坚决主张，民主国家要对专制政权施加压力，促进那些国家的民主化。首先，民主国家要相信自由民主是普适价值，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甘愿生活在压迫与恐惧之中。其次，作者指出，专制政权具有好战的天性，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为专制政权是通过对自己人民的控制来保住权力的。这种控制不可避免地要求加强压迫。为了给这种压迫找出理由和保持内部稳定，专制政权必须在外部寻找和制造敌人。民主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人民的鼓舞和示范，因此就被专制统治者视为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很难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感谢云南诗人、独立作家笔会成员欧阳小戎，把夏兰斯基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我希望这样一本好书能早日出版。我相信，我们中国的读者，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可以从这本书获取很多教益与启示。

 

20年前的6月4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
那座高耸的纪念碑
在人民心中轰然倒地
——上面沾满了鲜红的血迹

回想中国几十年来
在阴影笼罩之下
到处弥漫着恐怖暴力的气息
甚至连情人间的卿卿我我
也夹杂告密的潜意识

于是才有了觉醒
有了重新“起来”的渴望
于是才有千千万万的人
从四方八面走来
集聚在五四青年站立过的地方

然而天安门后面的宫灯
依旧忽明忽灭
死而不僵的老佛爷
还紧握暴虐的权杖
忽悠着国家的未来

过去祇有阅兵式时
才开过这里的坦克装甲车
豁然露出了狰狞
顷刻间偌大一个广场
顿时成了屠场……

那座“贞节牌坊”似的纪念碑
已经名存实亡
另一座纪念碑矗立在人民心里
上面的碑文上写着：        
为民主、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2009.5.14至2009-5-16）

正义和法律已在巴东县消失，这里原本就没有正义和法制，恩施州和湖北省配合对网民和媒体记者的围剿拉开大幕，赤裸裸凶狠狠，这又岂止是巴东和湖北。 这座处于长江三峡边缘山区县域发生的一切，用偏僻愚昧无法解释，也难以让人信服。倘若邓玉娇案发生在北京，发生在上海，发生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与 巴东相异，权力者的处置手段将会惊人的一致。

湖北地方政府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包揽当地媒体、安排讼师，全面庇护巴东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组织当地媒体和网络五毛展开全方位反击，混淆黑白，搅乱视听，全 然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嚣张张狂架势：你们能拿我怎么样。他们挑战法制正义的野蛮昭然若揭“我不相信制服不了两亿网络屁民的网上监督”“邓女不是精神 病也要把她弄成精神病人”

邓玉娇先前被捆绑在恩施优抚医院连续5天被精神病人殴打，巴东政府控制并藏匿邓玉娇母亲和邓玉娇的朋友等知情者，政府通报公然违反司法程序解除委托律师指 定政府律师两夏律师已撤离，周莉等四名外地女性网友在宾馆被断水断电半夜3点检查身份证件被警察绑架至今失去音信，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 毅被政府人员殴打没收采访设备写检查，巴东县新闻发言人撒谎称打记者是村民所为为何却让俩记者写保证书，唯一一条湖北宜昌至巴东近道水路被封锁盘查所有可 疑的外来者……巴东县的国界拉起了“警戒线”，俨然成为“国中国”。

这些野蛮强横流氓的做派，如果不是通过现场网友和媒体报道，你不会相信发生在眼前，不会相信发生在这个被称为和谐的社会，恍若是在解放前，抑或是在中世 纪，抑或是在朝鲜。巴东今天所做的一切，将加深许多人对政府和法律的理解。这种不真实感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被一把小刀迅疾刺破，让人一时无法感知背后隐 藏的黑恶和丑陋。

巴东事实上已沦落为一个信息孤岛，将只会发出一个错误的声音。权力蛮横地封锁了真相。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和荆楚网很好地被更高一级的地方权力者选择，他们都是以“社会公器”的名义来欺骗人民。

笔者要特别提醒的是，以笔者10年记者从业经验判断，自从邓玉娇“监视居住”以来，湖北境内媒体开足马力采访邓玉娇爷爷和邓母。从这些媒 体报道来看，邓爷和邓母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法律知识丰富，特别是他们使用的都是普通话话语系统，但是我们知道，以他们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准、生活阅历和 生存环境，不足以达到这个高水平（非歧视他们），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湖北媒体记者代替邓玉娇亲属在说话，并不是他们真实意愿的表达，或者说亲属被湖 北记者误导，给社会公众传递的不是真实信息。湖北媒体立场与湖北官方立场惊人的一致。另外，大家再想一想，为什么最早进入现场采访的外省媒体南方都市报、 广州日报、新京报和财经，无法获得采访邓爷和邓母的机会？可见被当地警方匿藏的邓玉娇家人，在当地官方安排下，只准接受湖北媒体采访。由此传递的信息并非 真实的，但足以误导外界。

湖北官方和媒体的目的是：邓玉娇有罪，必须受到惩罚；转嫁对强奸犯黄德智的注意力。

巴东地方政府动用的政治、司法和行政资源不可谓不大，乃至动用了流氓地痞黑社会对付敢为的媒体记者，只为一个弱小女子的怒刀一挥。这一刀刺穿了虚饰的强大，让人们真切地看到当地政府原来没穿内裤。他们虚弱、恐惧，他们害怕小女子正义反抗的示范效应。

权力集体要公开报复制裁邓玉娇，他们采用的卑劣手段哪怕用法律遮丑布稍微遮挡的心思都没有。他们靠革命起家，太清楚如何对付一个新的反抗者。

一切都在他们掌控之中，他们的自信来自他们对手中掌控暴力的绝对迷恋。暴力不仅意味着刀枪流血等显性暴力，在现代社会更多地体现为掠夺占有经济资源、司法 腐败政治腐败制度腐败、操控媒体垄断舆情、警察黑社会化等隐性暴力。每一个参与其间者，都成为这个强大造假系统的有效零件。他们丧失了良知和正义。当你联 想到遥远的漂亮城市、繁忙的公路和如潮的人流，再想象王府井、南京路和北京路，奥运会世博会，足以让你产生错觉，野山关镇属于中国吗？巴东是中国的吗？湖 北是中国的吗？这分明是一个个无法无天的独立王国。这不光是流氓无赖统治下的朝鲜才会发生的平常个例，它们就神奇地出现在中国人的眼前与身边。它们从来都 是真实的存在，存在了几千年，演变了60年。

当法律成为禁忌时，巴东的溃烂将会象H1N1病毒在湖北蔓延，向全国扩散。所不同的是，有人乐意制造并为毒素的扩散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体会到了权力带来的 快感和控制一切的自信，和隐性暴力摧毁正义的能量。没错，这是一次权力体验，正像强奸能带来意外快感，变态的权力也需要变态的体验。

如果说邓玉娇在第一次遭遇强奸时还有正当反抗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她将在法庭被权力再次蹂躏强暴而没有任何能力反抗。

黑夜里依然有光，黑夜终有尽头。

我们依然大声呼吁：立刻无罪释放邓玉娇！！

最后，我有一个议题供读者朋友思考：为什么一个弱小女子让湖北地方政府如此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

《北京植物人》封面

旅居伦敦的中国作家马建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小说《北京植物人》继去年推出外文版本后，在六四20周年纪念前夕出版发行了中文版。

《北京植物人》的英、法文版本在去年6月4号前出版，今年4月获得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国际言论自由监察机构颁发的“言论自由奖”。

近日，《北京植物人》中文版于六四20周年前夕在香港、美国等地面世。

*让更多人反思六四*

谈到此时此刻出版此书的目的，作者马建说：“因为是20周年嘛。20周年，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吧。中文版能够推出来，让更多人去反思六四这段历史。如果是中国人的话，你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

《北京植物人》讲述了北京大学生戴伟在1989年军队镇压争民主、反腐败的爱国运动中中弹受伤成为植物人的故事。10年之后，当戴伟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植物人的社会，而他是唯一一个带着记忆的活人。

《北京植物人》法文版

马建说：“当时中国人的那种热情、那种理想都被坦克开到北京来给压平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带着一种政治恐惧活着。这种恐惧让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麻木。”

1989年4月，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出现学潮，且愈演愈烈，形成了从新闻记者到中央机关干部、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要求自由、呼吁改革的民主运动。当时人在香港的马建十分兴奋，立即前往北京。他说：“完全没有料到在共产党的中国竟然能够有一百多万人站起来说他们要民主、要自由。这是非常壮观的一页，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马建在天安门广场待了一个多月，目睹了学生抗议绝食和北京市民围堵戒严部队的场面，采访了当时的风云人物方励之、周舵、刘晓波等人，还拍了许多照片。

5月底，马建匆匆离开北京，去青岛看望摔伤住院并已成为植物人的哥哥。在病房里，他听到了戒严部队在北京开枪镇压学生和市民的消息。

他说：“当时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惧，人们都在逃亡，都在烧毁自己写过的东西，每个人的思想都要马上面对着要清洗。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里面，植物人恰恰是唯一躲在自己肉里面不被清洗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当共产党要把所有人的记忆都从脑子里面拿走的时候，植物人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保护了起来。”

*呼吁当局尽早解决六四问题*

作家马建

这段经历和由此而产生的思考促使马建创作了《北京植物人》。小说中，主人公戴伟的同学和朋友，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坦克碾去双腿，有的则被压成肉酱。他自己也被枪弹击中，成为植物人。

马建说，直到今天，当局还在掩盖真相。他说：“20年了，他们还像是罪犯一样悄悄地掩盖着。Beijing Coma(北京植物人)，还有马建，这几天你会发现，所有的网上都已经给消掉了。它就警告你：这个词犯法，我们不给你显示。”

马建呼吁当局尽早解决六四问题。他认为，政府其实知道自己有罪，所以每年最怕过六四。他说，如果共产党不解决六四问题的话，老百姓总是处在一种压抑状态，那么每一天都会像“六四”。

据亚洲周刊报导，六四事件20年来临之际，包括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在内的一大批六四读物先后在海外出版，但是中国大陆官方始终讳莫如深，有关部门依旧加强控制言论和出版的措施，以求平稳度过六四。

关键词：中国，马建，北京植物人，六四，八九民运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今天是2009年5月25日，离”六四”国殇二十周年纪念日还有整整十天。可是，相关纪念活动却已经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时，邓小平之”杀二十万人，保中国二十年稳定”曾广为流传。”六四”屠杀之后，一方面为了掩盖谎言，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所谓的”稳定”，中共当局试图将民间所有关于”六四”的记忆全部抹去。

然而，中共当局二十年来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有关”六四”屠杀的民间记忆，不仅没有被抹去，反而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在今年这个”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年，一系列恢复民间记忆的纪念行动因此展开。

早在今年元旦，一组有关”六四”的《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1989, Recall of Memory）的20集短片，就被制作出来，原计划每周播放一集。到目前为止，已经播放了十一集。先后播放的分别是：”总论”、”天安门母亲”、”赵紫阳：历史的丰碑”、”刘晓波：守望良知的六四黑手”、”流亡者的牧歌”、”王丹：守护八九学生的理想”、”包遵信：当代中国启蒙旗帜的重要旗手”、”陈子明：中国民间运动全方位的探索者”、”万润南：从民间企业家到民主活动家”、”高瑜：用笔呼唤正义与真相的独立记者”、”张祖桦：英雄曲与蓝莲花”。

制作者原本希望这组短片能够，”让我们召唤记忆，让我们面对历史也面对未来！”可以说，这样的目的却是达到了。当我一集一集地看这组短片时，内心对每一个参加”六四”民主运动的学生与民众充满着敬意，更对”天安门母亲”、赵紫阳、刘晓波、王丹、包遵信、陈子明、万润南、高瑜、张祖桦等人充满着敬意；而且，泪水还不断地在眼睛里打转，为中国这块苦难的大地悲伤。

除了这组短片之外，海外人士还拍摄了《历史的震憾–天安门事件实录》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分为”精致完美版”和”简易袖珍版”两个版本。其”简易袖珍版”已于昨天，即6月24日正式发行。而且，早在2008年11月，一首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歌曲–《一起去》就已经广为传唱。

而二十年来坚持要求”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的”天安门母亲”，则于2月26日，即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向两会代表发出《请拿出勇气，冲破禁区，直面”六四”》的公开信，再一次要求”直面二十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按照事实真相解决’六四’事件。”

这样的公开信，”天安门母亲”已经写了十五次之多。从1995年以来，她们每年都要向全国”两会”写这样的信。虽然这些公开信杳无音信，被中共当局漠然视之。可是，在中共这种极权主义制度下，她们已经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坚持了十五年，本身就难得可贵。她们的这种行动，不仅使她们自身能够保持住对”六四”的记忆，而且让更多的民众因此了解到”六四”真相，唤起了民众对”六四”的记忆。

她们经过二十年来的努力，已经收集到189人的死难者名单，其中有确切死亡地点的为134人，有确切死亡医院的有110人。她们曾在2008年发布了《六四天安门惨案死难者遇难地点示意图》与《六四天安门惨案死难者死亡医院示意图》。

为了祭奠这些死难者，”天安门母亲”在八天前，即2009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对此，”天安门母亲”在其《在京难属举行”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奠》的新闻稿中描述说：”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大厅中央上方写着’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左右两方分别悬挂着’追寻真相是天安门母亲的权力’、’坚持正义是茫茫黑夜中的希望’两幅挽联。横幅下面则是一张大白布幔上面整整齐齐挂着67张遇难者的照片。这些照片的下方，由一个60朵白玫瑰和40朵红玫瑰组成的’心’字形的祭坛。祭坛周围又撒满了红白两色玫瑰花瓣，祭坛的前方有黄白色烛光摆成’89 64’的字样。整个祭坛的四周，被百余只星星点点的烛光包围着。”

其祭文这样说：”作为你们的亲人，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面对你们的遗像，举行追思悼念。我们唯一可以告慰你们的，是在强权和高压面前，你们的亲人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我们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维护了做人的尊严，但愿这能让你们的灵魂得到慰藉。”不错，这确实是”天安门母亲”二十年来行动的自我写照。

正是”天安门母亲”们在强权和高压面前，”没有畏惧，没有退缩”的精神激励着国内人士。为此，5月10日，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等人，在北京举行”2009o北京o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Article/wq/200905/20090518123246.shtml）。

在此之前，由于组织这个研讨会，莫之许（赵晖）曾于3月19日被传唤、抄家，其手机、笔记本电脑被抄走。可是，中共当局这样抄家行动，依然没能阻止研讨会的召开。由于这一天正好是母亲节，所以会议一开始，全体与会者就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

这次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六四”事件真相以及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这是”六四”屠杀之后，首次在国内公开举行的研讨会，说明国内人士已经不再恐惧与退缩，敢于公开挑战中共当局之谎言。可以说，其意义与作用非同小可。

在国内，对中共当局之谎言发起挑战的，不仅仅这次研讨会，还有江棋生撰写、维权网协助，并于5月19日在维权网发布的《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11621_15481.html）。

这样一份民间报告，对”六四”屠杀撒谎的中共当局，当然知道其份量。因此，他们分别于今年3月31日与5月15日，两次对江棋生进行传唤与抄家，先后抄走四台电脑与报告的手稿。可是，依旧还是没能成功阻挠报告的问世。这份报告不仅翔实记录20年之前的6月3号晚上以及6月4号清晨，中共当局在首都北京的屠杀过程，而且描述了中共当局事后之”大抓捕、大清查”所导致的人权灾难；同时也写到了”天安门母亲”以及”六四良心犯”。

而在此之前，旅居西班牙的作家黄河清，则在纵览中国（www.chinainperspective.com）发表《六四底层列传》。这是首次对普通民众在”六四”前后之表现和遭遇进行的记录。总计504人、10个群体约2000人的故事。他们被虐杀的故事，实在让人触目心惊。

此外，还有位于海外的”六四纪念委员会”于4月27日，公布的《”六o四”事件民间白皮书》。这本由美国非羊书屋出版的书说是，基于现披露出来的中共官方社论﹑公告和报告，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文章，报纸报道以及音像等史料对”六四”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做出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的报告。

无论是《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六四底层列传》，还是《”六o四”事件民间白皮书》，其目的都是为了唤起国人之”六四”记忆。

有了上面的一首歌、一组短片、一部纪录片、一次研讨会、三份民间报告，这些与往年对”六四”的纪念相比，就已经是前所未有了。

然而，不仅如此，更给”六四”二十周年带来惊喜地是，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密回忆录于5月14日出版。其英文版叫《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日志》（Prisoner of the State：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而中文版叫《改革的历程》。

早在今年年初的1月17日，即赵紫阳去世四周年之时，人们就试图通过纪念赵紫阳来纪念”六四”。现在这本揭露”六四”悲剧内幕之书，在”六四”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出版，无疑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因此，香港和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抢登回忆录的片段和摘要。而有关回忆录新闻则占据了各大报纸、杂志、电视、电台和网站头条。

由于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的逝世是”六四”民主运动的导火索。因此，其逝世二十周年时，人们又借助于纪念他来纪念”六四”。不仅如此，为了纪念胡耀邦，李锐、胡绩伟、谢韬、何方、钟沛璋、辛子陵、杜光等12位中共元老还联合撰写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这又成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一份新书大礼。

同样是中共元老张万舒，也于5月19日向”六四”二十周年献上一份新书大礼–《历史的大爆炸》。由于张万舒在”六四”期间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因此他提供了不少内幕消息。如：1989年6月3日面对屠杀时，新华社社长穆青说：”今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而副社长郭超人则说：”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夜！”

而另一份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新书大礼，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博树。他于4月26日在香港由晨钟书局，出版了《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这本书的扉页题有”谨以本书纪念1989中国公民维宪爱国运动20周年”。

除了以上这些大礼，海外的民主人士还组织了”六四公民行”的行动，并分别于5月4日和17日召开了”全球纪念六四20周年网络大会”。香港人士则发起”民主风筝行动”。

对六四二十周年进行纪念的，还有台湾总统马英九。他已经宣布将发表有关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新闻稿。甚至，一向不关注大陆民主化进程的民进党也改变其态度，宣布将在今天，即5月25日，提出敦促中国平反”六四”的提案。

对”六四”二十周年进行纪念的一首歌、一组短片、一部纪录片、一次研讨会、三份民间报告、四部新书以及一系列行动，将促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六四”屠杀这一国殇。

应克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对当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称自己是中共第二代的领导核心。邓小平理论被中共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指导思想。梳理与评析他主导中国10余年中的思想与对实践所带来的伤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总 述

在国人的思想中，邓小平的名字是与”改革开放”相联系的。在他在世之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说扬名天下，广为称颂，成为他政治生涯上光辉的巅峰。这种与历史不实的现象的形成是神化邓的政治操作与虚张宣传的结果。邓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固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享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冕未免难副其实。他不能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航者与第一推手。更为重要的，他以非程序化的方式即政变方式先后废黜了改革开放的两位领航人–胡耀邦与赵紫阳，导致改革变异、停顿，乃至倒退。他制造了六四血案，断送了政治体制改革，扼杀了民主、自由与人权，致使个人专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新开张，使中国至今仍在专制极权体制下生活。

2008年8月，华国锋去世。邓的复出是以排斥华国锋为前提的。可是历史不会忘记，是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时期与叶剑英等人联手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结束了毛的灾难性时代，实现了毛时代到非毛时代的和平过渡，为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很难设想，有”四人帮”挡道，能有邓的复出和大批冤案的平反，能否定”文革”和消除对毛的神化，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即使”四人帮”覆灭4年之后，邓还说”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9页，以下凡《邓选》引文只注卷数与页码）。应当承认，果断地粉碎”四人帮”之大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胡耀邦所提出与践行的结束批邓，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工作重心的转移这四项重大举措都是在华国锋主政时期所为；而当邓小平控制全局之后，胡耀邦虽然当上了总书记，反处处受制，最后被迫下台。这段历史值得深思。

邓主政之后推行了某些非毛化的政策，这是因为毛统治中国27年所留下的是一个国衰民穷，政治、经济危机深陷，民怨鼎沸的烂摊子；面对危局、乱局，任何一个新政者上台后都必须改弦易辙，改善现状，缓解矛盾，以稳定政局，获取新政的合法性。但是邓的非毛化新政带有极大的党派私利的局限性。邓小平出于自利的需要否定了”文革”，批评毛的晚年错误，却捍卫毛的历史地位，提出所谓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否定”两个凡是”，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继承了毛的极权衣钵；他提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国外先进科技与管理经 验，却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他主张市场经济、开放私人资本，却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维护一党自利的特权体制；他鉴于自身（包括高干群体）的遭遇对毛的个人 专制极权有所反思，但当民众呼唤自由、民主，揭露专制与腐败时，却一再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对89民运竟毫不手软地施以血腥屠杀。由此可见，邓所推行的理论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色彩。

对邓的理论作出概括是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对此很满意。所以，即使两年后发生了”六四”事件邓还特地表态：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恰恰是邓小平理论的局限性所在。就”一个中心”而言，将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虽适应当时社会脱贫、安定的需要，却没有将中国驶入现代化的主航道，也没有触及当代中国极权体制弊端的要害。因为，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历史经验，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轨迹，从毛泽东极权统治的基本教训这些视角加以思考，中国的问题，或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穷，更重要的是几千年顽固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循环往复；特别是引进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之后，毛式的现代专制极权统治对社会的破坏力与对人性的杀伤力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皇朝所难以企及的。

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最渴望的是什么呢？这一点从1976年天安门的”四五运动”，1977年启动的对几千万起冤假错案的平反，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所彰显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稍后，还有1979年为期三个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当时，从民间到党内汇合成一股潮流，共同对毛式的极权统治发起挑战：反现代迷信，反个人专制，喊出了民主、自由的心声。由此可见，中国虽然需要摆脱贫穷，但更需要挣脱专制统治的镣铐，”走出几千年专制再生的循环”（樊百华，2007年）。由此看来，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意义，应予重新评价。将这次全会说成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是一种迷信，它束缚了国人的思想，迷糊了中国今后走向。事实是，这次会议是对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来风雷激荡的历史转变的保守收场。这一点，从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即将召开时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的精神实质可以为证。邓小平也因此假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题铺展他的改革蓝图，醉心于发展经济，一心一意搞建设，不触及极权体制，更反对结束”专制再生的循环”，对自由、民主大加挞伐，大开杀戒！他给人民的只是比以前生活得好一些，却严重地遏制了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社会的迈进。

“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早在提出之初，笔者就认为是一个互为悖论的命题。改革，只能以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国家的民主与法治，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为目标；而”四项基本原则”，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足以证明，是导致中国专制、贫困、封闭、愚昧的根源，因此，这些原则恰恰是改革所要一一加以攻克的堡垒。如果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改革就要受到种种限制，就会陷入种种困惑，改革进程中由于不可避免会触动四项基本原则而产生种种摩擦、纷争，乃至挫折与悲剧。近30年改革史以及改革的变异都证明并还将证明这一点。”两个基本点”是彼此并立的关系吗？否！是改革开放统帅四项基本原则吗？也否！通读邓小平这一时期的讲话，了解他在这一时期对若干重大问题发表的指令乃至不惜采取极端的做法，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改革开放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3-332页），要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而决不允许动摇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一言以蔽之，邓将改革锁定在极权体制的桎梏之中，这就是邓氏改革模式。如此，等待着改革的是漫漫的长夜，或变异，或夭折，或无限期的拖延。

（未完待续）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89年民运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发生的两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了解二者有那一些共同点，后者与前者的继承关系，以及不同之处，对于认识当代中国以及今后走向是十分必要的。

九十年前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是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开始的。160年前的1848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曾国藩惊呼中国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

此为起点。中间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国人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洋务派提出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政治文化还是优越于西方的。正如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伦理以及经世大法，此不必学，但取西人制造之术，补我不逮，足以。这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了鸦片战争，堂堂的天国大朝竟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败，于是“中体西用”也逐渐被扬弃。国人认识到中国不但军事、技术不如人，政治体制也落后了，必须“变法改制”才行，因此才有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曾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以失败告终。康梁和光绪帝在《中国》仿效日本，也搞了一场“明治维新”的梦想破灭。但国人要求变革的努力并未止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在20世纪初获得成功，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然而，辛亥革命只将一个满清皇帝赶下了台。孙中山还不得不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中国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统治，其落后也如旧。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讲》，《孙中山全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2页），于是乃有五四运动的兴起。在这个时候，国人不但从器物和制度上感觉不足，而且在思想文化上，比西方先进国家相差甚远。正如梁启超所说，革命成功即将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颓废思返，总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率》，《饮冰室全集.文集》第1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两个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爱国主义民主运动，其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这一场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斗争爆发于5月4日。北京大学等各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申讨国务总理曹汝霖，外交部长章宗祥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卖国行为，直至冲入曹氏住宅，火烧赵家楼，痛殴在场的章宗祥。学生领袖多人被捕。这场爱国英勇行动震惊了全国和世界，于是五四运动乃遐迩闻名，名垂史册。另外一个是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早在“五四”的前四年。即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以及蔡元培于1916年就任北大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其旗手是陈独秀和胡适。骨干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这一次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批判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也就是政治上走欧美之路，在思想上融入世界思想主流正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人权、民主、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远，人们认为其在中国思想历史上的地位，堪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相比，毫无逊色。

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走上了一条错路。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7月1日），中国思想界分裂了，五四先贤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除了胡适、周作人等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后成为共产党员或者同路人。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还担任了中共首任总书记，直到他临终前，才觉悟到自己误入歧途并回到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

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历史有时会对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走进一个房间，却错误地走进另外一个房间。五四运动以来的九十年，无论前三十年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政，还是后来六十年中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党专政，都是对五四运动的背叛和倒退，而后者则比前者走得更远。仅就人民享有的自由权利这一点作比较，正如储安平所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自由还是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为有没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还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于1966年到1976年发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把他的残暴专制统治推向了登峰造极，成为一场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1976年9月9日现代秦始皇毛泽东死去，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三十年，被中共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其前十年，胡耀邦、赵紫阳先后任中共总书记，但实权掌握在军委主席邓小平手中。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党内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奋起批判“四人帮”罪行，反思文革的教训，提出政治和经济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要求。1979年初，中央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打破了言论禁区，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自由发表政见。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一时出现了六十年前五四运动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最初似乎有意支持改革的邓小平，从维持并巩固中央专制政权的考虑出发，坚持党的领导，宣布民办刊物和民间社团非法，下令取缔并逮捕魏京生等人。同时在理论务虚会上闭幕式讲话中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实际上为政治改革关了大门。其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反复斗争，改革派中箭落马。

1987年初改革派领袖胡耀邦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两年之后1989年4月15日含冤而病逝。对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赶下台，拥护改革的广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群众深感不满，悼念胡耀邦中提出反冤案、反贪污腐败、反特权等口号，纷纷上街，举行游行示威。当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本邓小平旨意发表，恶名昭著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给大学生扣上“动乱帽子”。正是中共当局蛮横无理的态度，激怒了全国广大的民众，于是爆发了长达几十天之久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当局被人民怒火和正义行动吓得惊慌失措，一方面把不同意对民众动武的改革派领袖赵紫阳非法软禁，另一方面调动军队进城，并下令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开枪，造成六四屠城的惨案。

为了面向国内外有所交待，于是给无辜受害的民众，扣上“反革命暴乱”的帽子。随后一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被捕判刑，逃到国外的则遭到通缉，禁止他们再入国门。这个大冤案至今一直没有得到平反，连迹象也没有。

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了乃是中共籍以维持专制统治的两大手段，在文革中充任“副统帅”的林彪曾经总结说，枪杆子、笔杆子，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都要靠这两杆子。中共一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思想文化的动向严加掌控。在国内的六四事件和国际上的苏东波之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破了产，他们乞灵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最后一根稻草，以此宣示其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当纪念“五四”的时候，总是将“五四”精神归结为爱国主义，片面强调其反帝爱国的一面，有意冲淡甚至完全忽略其思想启蒙倡导民主自由的一面。与此同时，为了抵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具有的普世价值的思想意识的传入并发挥影响，中共及其御用学者和文人又以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为名，大搞尊孔读经，大谈帝王宫廷戏，“吾皇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有些地方小学生向老师行跪拜之礼。。。。。等等封建复辟闹剧竟然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堂而皇之一再演出，其实是毫不足怪。我早在1989年1月28日《新启蒙论丛》新书发布会上讲过：“这本论丛为什么叫‘新启蒙呢’？如果说五四时期那一次思想启蒙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启蒙，新就新在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专制主义”，由此亦可看出，时至今日，重新启蒙仍然是何等必要和重要。

今天，在我们纪念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的时候，不能不痛感时光似乎在倒流。在过去的九十年中，中国实际上走了一个“之”字形。人们一觉醒来，惊讶的发现自己又走回来了。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当前的出路正是要把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许还应象有人说的那样，再加上费女士，把他们一起起请回来。我想起在“六四”前几天的天安门广场上看到过万人丛中刚刚矗立起来的女神的石像。但几天后石像就在“六四”那天黑暗的黎明时分被冲进广场的坦克撞倒，压成粉块了。后来到美国纽约哈德逊河口拜见过她的本尊，又在旧金山、洛杉矶两市看到过流亡人士矗立在那里的石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将女神迎回到广场。

自由、民主万岁！

2009年5月14日

著名的小品演员赵本山曾经参加过十几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他在近日作客贵州卫视《论道》节目时，直言春晚节目审查内幕，称审查节目的人“青着脸，不快乐”，“一个挺乐的节目每审一遍就少乐一些，审十遍就被毙掉了”，在场的观众报以长时间的掌声。（5月30日《华商报》）

赵本山“炮轰”春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4年1月央视现场直播首届CCTV喜剧小品大赛上，赵本山就因两位弟子演出的尺度问题，在全国亿万观众的注视下批评央视不尊重演员。虽然表面上赵本山对央视的火气很大，但事实上赵本山却是每年都赖着脸皮上春晚，之前曾有媒体数度传出赵本山可能被央视封杀的消息，但一次也不曾实现。

如今，赵本山再次让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央视领导层及春晚导演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照笔者分析，赵本山又是在故伎重演，希望将自己推到央视的对立面，从而赢得“粉丝”的支持，以至于让央视不得不对他手下留情。很多人都知道“狼来了”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有些伎俩用的次数多了就不再管用，可悲的是，赵本山的每一次故伎重演都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不说是国人的悲哀。

笔者在孩提时代就能从春晚上看到赵本山的演出，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喜欢，赵本山中途似乎还有几年没有上春晚，当时很多人可能对他还有些怀念。没想到赵本山最终又重出江湖，每一年都在春晚上露脸，实乃风光无限。因为有了春晚这个大平台施展拳脚，赵本山如今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赵本山乐开了花。

虽然赵本山在这些年屡屡“炮轰”央视春晚，但遗憾的是，即使他“炮轰”的火力再猛，还是舍不得春晚这个大舞台，每一年的除夕之夜都会上去秀上几把，好让观众觉得自己还宝刀未老、活力依然。2009年的春晚，赵本山不仅照常出马，而且还带上了不男不女的弟子小沈阳，师徒二人在台上一唱一和，可谓赚足了观众的笑脸和掌声。

相信只要不是瞎子，每一个中国人都看过春晚，而且还有不少人对春晚有着深深的感情，因为春晚的横空出世毕竟给曾经精神文化生活单调的中国人带来了不少欢乐。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娱乐节目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可是，春晚在这些年除了演播场所越来越奢华之外，实质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庸俗。之前，笔者每一年都是必看春晚，但如今却已经是不看春晚好多年了。

春晚以前的主持人是赵忠祥和倪萍，后来大概是因为二人人老珠黄，所以朱军和周涛才得以上位。朱军和周涛在视觉上当然给人的感觉比之前的两位要好得多，但他们并不能改变春晚的原有局面，他们主持下的春晚在品质上没有任何长劲，声望反倒每况愈下，如今的收视率大不如以往。奇怪的是，央视自己所做的调查表明，春晚的收视率似乎非常高，实在是恬不知耻和自欺欺人。

赵本山作为春晚的主打明星，之前那么多年对春晚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也许没有赵本山春晚就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大概央视早就知晓赵本山的吸引力，于是每一年都邀请赵本山隆重登场，希望借赵本山的影响力来提升央视春晚的人气。赵本山和春晚谁也离不开谁，春晚要靠赵本山提升人气，而赵本山则要靠春晚提升名气。

如果要是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谁要是问笔者对春晚的感受，笔者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两个字“精彩”，但在如今，答语只能换成“庸俗”。整一个春晚大舞台，几乎被庸俗的节目充斥着，而赵本山则是制造这种庸俗的罪魁祸首。赵本山的节目也许赢得了经久不息和震耳欲聋的掌声，但对春晚的整体品质却是极大的伤害。赵本山每一年的节目都是些哗众取宠的东西，有时候甚至还夹杂着荤段子，在他看来，这也许不失为迎合观众的最好招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对娱乐节目有更高的要求，诸如赵本山这样的低俗明星充斥着的春晚舞台在如今只会不断地降低春晚的支持率。春晚大搞节目审查，这原本并无可厚非，只是，如果最终的审查结果是将高雅的节目拒之门外，而将低俗的节目一概笑纳，即使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在有品位的人眼中，它也只不过是一场新版的下里巴人。

看一看春晚的舞台，一个又一个的人肉道具都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彷佛观众都是智障者，在数年前，春晚甚至还打出了“盛世大联欢”的标语。在春晚歌舞升平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却是不尽人意，春晚已然成为了粉饰太平和溜须拍马的大舞台。从纽约“海归”回清华大学教书（后愤而辞职）的画家陈丹青在谈到北京奥运会时说：“这个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是出于政治目的。”此语用于春晚也颇为合适，央视对娱乐节目的审查都这般严厉，对其他节目的审查严厉程度就更不用说了。

赵本山的节目既迎合了低俗的中国观众，又迎合了央视，如今对央视春晚的“炮轰”似乎又迎合了那些对春晚持负面印象的观众。不过，笔者倒认为赵本山这种表现是作秀之举，赵本山倘若真的有骨气，就不要再上春晚。可想而知，他只要身体状况正常，是断然不会放弃上春晚的机会的，他和春晚实际上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2009年5月30日

 

维权网CHRD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网站：http://crd-net.org 信箱: [email protected]  

推动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

 

              铭记六四历史，结束人权侵害，寻求公正解决

“六四”过去二十年了，但是对于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而言，却依然如同发生在昨日。“六四”是一个结——一个良知之结、一个历史之结、一个中国人心中难以挥去的痛苦之结。

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永远铭记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这是一场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争取自由民主、反对专制腐败”的爱国民主运动。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和民众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他们呐喊出长期被独裁者压抑的声音和对民主自由的强烈渴求。这充满正义、理性和勇气的自由之声感动了中国人并震撼了整个世界。同时，全世界也都目睹了八九学生和千万民众面对恐吓与暴力屠杀是何等的理性、何等的勇敢、何等的义无反顾。

刺穿心肺的六四枪声击碎了善良的中国人的梦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首都北京竟然发生了如此践踏人性的残忍杀戮，夺去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的和平抗议者的生命。“六四”屠杀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的一块界碑——为民主而献身的中国公民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而刽子手们也把自己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调动应该保卫人民的军队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并且是养育他们的人民，这不但是对中国宪法的悍然践踏，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价值的肆意蹂躏。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残暴屠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六四”屠杀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的难以抚平的创伤和耻辱。

“六四”后的二十年来，因血腥杀戮和权贵资本主义恶性发展带来的道德崩颓、官场腐败、贫富差距现象日甚一日，片面的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社会公正和真正的稳定，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依然无法得到根本保证。“六四”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人类的良知就将一日不可能平静，社会正义就无法得以实现。匡正历史是良知和正义的呼唤。没有良知和道义感的个人是行尸走肉，没有正义的国家和社会不可能得到持久的和平和稳定，而这样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赢得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更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文明国度之林。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虽然二十年已经过去，但切不要以为时间可以抹去一切。对于历史而言，在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自欺欺人和愚弄人民决非长久之计。背负“六四”屠杀者的罪名，中共当局将继续面对国际国内追究罪责的诉求和压力。“六四”受难者、伤残者、被囚禁者一日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当局就继续在侵犯他们的人权，加重自身的罪责。

值此“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基于历史、现实和未来，我们向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以下七项建议：

1、重新评价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纠正一切歪曲历史的错误结论，立即停止所谓“反革命暴乱”和“六四暴徒”之类的说法，结束对参与八九民运人士及其家属的歧视和非人道待遇；

2、抚恤死难者家属，与“天安门母亲”死难者亲属群体进行真诚对话，给予她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

3、立即释放所有仍在狱中的“六四囚犯”，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生活安置并给他们以及已释放的“六四囚犯”以合理的经济补偿，停止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4、对于因“六四”事件遭受到其它不公正对待（如开除公职、停学停教、降薪降职等等）的所有中国公民实行彻底平反，并给予国家赔偿；

5、对于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中国同胞，立即解除入境限制，欢迎他们回到祖国；

6、成立由政府、“天安门母亲”、六四受难者、法律界、知识界等各界人士组成“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厘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

7、在历史真相基础上，依法追究六四屠杀决策人和主要执行人的法律责任，实现社会正义。

我们强烈呼吁中共当局尽快拿出良知与勇气面对历史，给国人一个满意的交代，给世界一个满意的回答。二十年了，“六四”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只有本着公正原则解开“六四”之结，我们才有可能推动中国社会向民主自由社会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转型正义。

我们也希望每个中国公民秉持良知和道义，为推动落实上诉述求，为杜绝“六四”屠杀这样的人权灾难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重演，为根治政治腐败，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而以各自的方式不懈地做出努力！

200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