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克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对当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称自己是中共第二代的领导核心。邓小平理论被中共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指导思想。梳理与评析他主导中国10余年中的思想与对实践所带来的伤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总 述
在国人的思想中，邓小平的名字是与”改革开放”相联系的。在他在世之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说扬名天下，广为称颂，成为他政治生涯上光辉的巅峰。这种与历史不实的现象的形成是神化邓的政治操作与虚张宣传的结果。邓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固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享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冕未免难副其实。他不能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航者与第一推手。更为重要的，他以非程序化的方式即政变方式先后废黜了改革开放的两位领航人–胡耀邦与赵紫阳，导致改革变异、停顿，乃至倒退。他制造了六四血案，断送了政治体制改革，扼杀了民主、自由与人权，致使个人专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新开张，使中国至今仍在专制极权体制下生活。
2008年8月，华国锋去世。邓的复出是以排斥华国锋为前提的。可是历史不会忘记，是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时期与叶剑英等人联手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结束了毛的灾难性时代，实现了毛时代到非毛时代的和平过渡，为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很难设想，有”四人帮”挡道，能有邓的复出和大批冤案的平反，能否定”文革”和消除对毛的神化，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即使”四人帮”覆灭4年之后，邓还说”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9页，以下凡《邓选》引文只注卷数与页码）。应当承认，果断地粉碎”四人帮”之大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胡耀邦所提出与践行的结束批邓，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工作重心的转移这四项重大举措都是在华国锋主政时期所为；而当邓小平控制全局之后，胡耀邦虽然当上了总书记，反处处受制，最后被迫下台。这段历史值得深思。
邓主政之后推行了某些非毛化的政策，这是因为毛统治中国27年所留下的是一个国衰民穷，政治、经济危机深陷，民怨鼎沸的烂摊子；面对危局、乱局，任何一个新政者上台后都必须改弦易辙，改善现状，缓解矛盾，以稳定政局，获取新政的合法性。但是邓的非毛化新政带有极大的党派私利的局限性。邓小平出于自利的需要否定了”文革”，批评毛的晚年错误，却捍卫毛的历史地位，提出所谓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否定”两个凡是”，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继承了毛的极权衣钵；他提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国外先进科技与管理经 验，却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他主张市场经济、开放私人资本，却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维护一党自利的特权体制；他鉴于自身（包括高干群体）的遭遇对毛的个人 专制极权有所反思，但当民众呼唤自由、民主，揭露专制与腐败时，却一再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对89民运竟毫不手软地施以血腥屠杀。由此可见，邓所推行的理论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色彩。
对邓的理论作出概括是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对此很满意。所以，即使两年后发生了”六四”事件邓还特地表态：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恰恰是邓小平理论的局限性所在。就”一个中心”而言，将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虽适应当时社会脱贫、安定的需要，却没有将中国驶入现代化的主航道，也没有触及当代中国极权体制弊端的要害。因为，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历史经验，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轨迹，从毛泽东极权统治的基本教训这些视角加以思考，中国的问题，或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穷，更重要的是几千年顽固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循环往复；特别是引进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之后，毛式的现代专制极权统治对社会的破坏力与对人性的杀伤力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皇朝所难以企及的。
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最渴望的是什么呢？这一点从1976年天安门的”四五运动”，1977年启动的对几千万起冤假错案的平反，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所彰显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稍后，还有1979年为期三个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当时，从民间到党内汇合成一股潮流，共同对毛式的极权统治发起挑战：反现代迷信，反个人专制，喊出了民主、自由的心声。由此可见，中国虽然需要摆脱贫穷，但更需要挣脱专制统治的镣铐，”走出几千年专制再生的循环”（樊百华，2007年）。由此看来，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意义，应予重新评价。将这次全会说成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是一种迷信，它束缚了国人的思想，迷糊了中国今后走向。事实是，这次会议是对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来风雷激荡的历史转变的保守收场。这一点，从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即将召开时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的精神实质可以为证。邓小平也因此假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题铺展他的改革蓝图，醉心于发展经济，一心一意搞建设，不触及极权体制，更反对结束”专制再生的循环”，对自由、民主大加挞伐，大开杀戒！他给人民的只是比以前生活得好一些，却严重地遏制了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社会的迈进。
“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早在提出之初，笔者就认为是一个互为悖论的命题。改革，只能以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国家的民主与法治，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为目标；而”四项基本原则”，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足以证明，是导致中国专制、贫困、封闭、愚昧的根源，因此，这些原则恰恰是改革所要一一加以攻克的堡垒。如果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改革就要受到种种限制，就会陷入种种困惑，改革进程中由于不可避免会触动四项基本原则而产生种种摩擦、纷争，乃至挫折与悲剧。近30年改革史以及改革的变异都证明并还将证明这一点。”两个基本点”是彼此并立的关系吗？否！是改革开放统帅四项基本原则吗？也否！通读邓小平这一时期的讲话，了解他在这一时期对若干重大问题发表的指令乃至不惜采取极端的做法，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改革开放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3-332页），要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而决不允许动摇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一言以蔽之，邓将改革锁定在极权体制的桎梏之中，这就是邓氏改革模式。如此，等待着改革的是漫漫的长夜，或变异，或夭折，或无限期的拖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