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6月3日早晨9时，高瑜被秘密绑架；同日中午，曹思源被秘密绑架。这充分说明，”六四”黑手在发动军事政变和反人民”暴乱”之前，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切断最高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高瑜和曹思源，则荣幸地被当局塑造成中国式院外活动家的样板。

首先祝贺高瑜大姐有关八九民运的文章结集出版。我和高瑜曾是《经济学周报》的同仁。何家栋先生是当时的《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也是我和高瑜共同的良师益友。本来应该由何先生来写这篇序，可惜他已经在两年多前离开了我们。借此机会，再次缅怀何先生的思想业绩以及他对高瑜和我这一代人的启迪帮助。在这篇序中，想要谈谈我所知道的《经济学周报》和我所知道的高瑜。

我早已听闻高瑜的大名，与她接触却比较晚。何家栋先生和王军涛、张伦先后成为高瑜的密友时，我还没有和她见过面。是在高瑜来《经济学周报》以后，我才与她建立工作上的联系。现在，老朋友有的去世，有的亡命海外，我和高瑜在历经劫难之后，已经成为老战友和好朋友。

杰出女记者

1949年以前，中国新闻界颇有一些著名的女记者，但是到1949年以后，这些昔日的艳丽花朵就纷纷凋谢了。1980年代以后，高瑜可以说是中国女记者中的第一人。

高瑜1980年调到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专稿部的主要任务是采写专访，这十分符合高瑜的性格与兴趣。她先是采访文化和学术名流，以后逐渐转向采访政治人物，并开始撰写深度的时政分析文章。

高瑜首次专访的对象是八十岁的作家冰心和她的丈夫、七十九岁的社会学家吴文藻。这篇专访顺利通过审稿，很快在《北美时报》和香港《镜报》杂志同时刊出，高瑜的名字也第一次为海外知晓。此后，她陆续采访了巴金、夏衍、曹禺、赵丹等著名作家、艺术家，还有一批科学家、学者；以及两位特殊人士：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和林彪的独生女儿林豆豆，造成了相当的轰动。高层政界人士，她采访过陆定一严慰冰夫妇、万里、方毅、谷牧等。她的关注点逐渐聚焦于一些政治敏感人物：刘宾雁、吴祖光、张显扬、郭罗基……。接下来，她就注意到了王军涛和我这一辈人。

高瑜加盟《经济学周报》后，特约了胡绩伟的三篇专稿《树立民主的权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加紧新闻立法，保护新闻自由》和邵燕祥的三篇专稿《中国需要皇帝吗？》、《久违了，王力先生》、《为新权威主义补充几条证据》；自己撰写了七篇文章：五篇报道和两篇对话。五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于光远说：经济发生困难时特别要警惕回潮》、《新权威主义 是’精灵’，还是’老鼠’？》，《苏绍智谈深化改革的障碍》，《九十年代是政治改革的年代 严家其提出建立”政治责任制”》，《童大林说：”人类在新启蒙中” 中国的危机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在第二篇报道中，高瑜指出：”‘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至少有三点难以和’旧权威’划清界限。其一，强调的都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是强人政治；其二，主张民主要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之后才能发展和繁荣，无视民主具有发育人的潜能，最大调动人的积极性，实际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作用；其三，主张民主实行必须在训练之后，否则在一个民族没有民主素质情况下一搞就乱，否定民主只有在民主之中训练和孕育的基本事实，包括’五四’、’中共夺取政权’和’四五’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事实。”

长篇对话，是高瑜喜欢采用的一种深度报道方式。早在1986年底，她就安排了邓朴方拜会当代文豪、如今也成为残疾人的巴金先生，用摄影机摄下了白发对黑发的一组珍贵镜头，然后写下了一篇《巴金与邓朴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发表在《镜报》月刊1987年1月号。高瑜在《经济学周报》发表的对话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中国不容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 温元凯：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站在今天说话——夏衍 秦晓鹰关于”五四”的对话》。两篇对话都分为上下篇，分两期用整版篇幅刊出。

在夏秦对话中，九十高龄的夏衍先生说：”今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那时候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五四’一方面是爱国主义运动，一方面是人的解放。后来我们把这些口号都还给资产阶级了；实际上共产主义者正是要讲平等，要讲自由，要讲博爱。……文化大革命就是讲神道、兽道嘛。””忽视人权、蔑视人权是公众的不幸，也是政府腐败的原因。””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功能，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科学和民主上。……过去讲的资本主义那一套实际已经不存在了。’相对贫困’已经没有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现象也没有了。”六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说出这些话，简直是振聋发聩。

比夏秦对话影响更大的是严温对话。”六四”后《经济学周报》被取缔的直接原因就是高瑜采写的这篇对话。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陈希同的点名批判，正好从反面说明了高瑜文章以及《经济学周报》的影响力。

香港记者韦晓燕女士曾以细腻的笔触写下了她对高瑜的近距离观察：

十一月她被调到著名的《经济学周报》担任副总编辑，我借公干去京特意看望她。那天上午，正赶上她在写稿，她只给我冲了一壶茶，端了盘水果就坐到书桌前了。只见她的笔在纸上旋动，阳光照在笔上，一闪一闪的发亮，好一幅废寝忘食图。中午，她的大笔己落成，封好信袋，电话通知了编辑部来取稿。她才对我说从整理录音到动笔写稿已三十几个小时没睡觉，此时她不想饱餐，只想饱睡。事后，我才知道她那天完成的，就是轰动海内外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这是在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光远倡导，由戈阳组织召集的另一次’北京饭店会议’上，她利用会议休息期间，对严家其和温元凯进行的一次采访。这篇’对话”六四’之后，被陈希同点名为’动乱暴乱’的政治纲领，以笔者之见通篇励治，无一言言乱。”

好文章是记者敏锐眼光与辛勤劳作的结晶，高瑜奉献给世人的每一篇杰作，无不凝结着她的智慧与心血。

院外活动家

1989年4月号的《镜报》月刊上，刊登了高瑜采写的全国政协委员、《镜报》主编徐四民和五位青年学者3月22日晚的座谈纪要。文中所说的五位青年学者，就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务委员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刘卫华。在座谈中，我说：”对正在由自发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知识分子，仅仅小恩小惠来收买，给个局长、部长当当是不行的，而且参政方式只开后门（靠亲友、秘书等关系得以打个小报告）也是不行的。要开前门，要容纳具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是进行公开讨论”.陈小平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具体政策提建议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就人大本身改造提出问题、建议，能解决规则问题就更重要。””‘人大’自身的改造，是建设民主政制的必要环节。……人大和政协应成立俱乐部和专家小组，应拨给经费以长期研究、提出专家方案。对’两会’的改造，要采取渐进式，要通过一次次技术性改造。把中国转向民主制，既需要思想、观念等这样大的准备，也需要对具体的运作规则具体方案，以至很小的技术性措施进行改造，这样实行七条、八条之后，整个国家的体制就会改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有望实现。”高瑜给这篇纪要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题目：《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

《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再次引用了这句话。《经济学周报》的评论员文章指出：”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但是，在政府自身处于分裂的情况下，就必须由最高权力机关来决策。”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

将民主引向人民大会堂，意味着促进议会政治的形成。议会政治活动分为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1977年至1989年间，在这些方面都曾经有过可贵的尝试。

先说说院内活动。早在1977年11月，郭罗基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市第七届人代会上，以北大的”揭批查”为实例，批评以吴德为首的北京市委。当时中国最高掌权者华国锋对此表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结果人代会延期五天，组织对他的围攻。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经过于光远等理论务虚会派的推动，北京代表团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成为”共和国第一质询案”.1981年2月，在北京市海淀区第七届人代会上，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陈子明、北京大学胡平、中国人民大学韩宇红、北京师范大学李世取、北京钢铁学院李讯、中央民族学院罗维庆等学生代表联合其他代表共11人提出议案，要求将由我起草的《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和议事规则（草案）》以及《对<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和议事规则（草案）>的说明》印发各位代表；并将该草案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邓小平、陈云等人用先开党员预备会再开代表会的方法，把这种院内活动打压了下去，直到1988年才得以复苏。这次扮演挑战者角色的是刚刚从台湾回来的人大常委、前立法委员黄顺兴，他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大会的举手表决中投下了”第一张反对票”，并提出如下提案：一、设秘密投票点；二、要改变人大委员长不是常委中产生而是由中共指定；三、要改变国家三个最重要的职务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的等额选举。

再说说院外活动。1988年4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社会学部兼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理事长丁望、主任陈子明、副主任白桦、李依萍）对1172名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涉及代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等的意见和态度，并对他们自身的政治认知和议政能力进行了测量。调查结果的分析数据表明：人民代表的政治认知和议政能力颇不足，作为人民代表的角色感尚差，但对人民代表的职能有较清楚的认识。人民代表所关心的主要是：党风、物价、社会风气和教育。《人日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香港《文汇报》等报道了这次调查。这次调查既是对人民代表的一种了解，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政治启发。在掌握了全国人民代表的通讯地址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准备系统地向他们发送宣传材料。1989年3、4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李曙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陈子明、陈小平），首钢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于浩成、张宗厚）等，就民间修宪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宣活动，并明确指出了”发展议会政治”的方向。

关于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的结合，也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在1979年初夏：一批理论务虚会派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对汪东兴中南海超标盖房提出质疑，民刊《北京之春》则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大标语和大字报予以配合。大标语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汪东兴欺骗中央动用公款七百万元营造私宅必须受到党纪国法制裁”.大字报是我为《北京之春》第七期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对法律的严峻考验》。文章”要求五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销往东兴的代表资格，要求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审查、严肃处理汪东兴的违法乱纪行为，勒令其退赔侵吞的人民财产，并将调查和处理情况公布于众”.另一个是在1989年初春：七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温元凯与陈子明、曹思源等达成口头协议，由后者向前者提供系列的议案草案及相关说明文件。

在八九民运中，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邓小平从全国调集几十万军队到北京，把坦克装甲车开上长安街，不仅仅是要镇压学生运动，更是要恐吓、威慑党政军机关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扼杀刚刚露头的议会政治萌芽。在”六四”镇压之前，与人大常委胡绩伟保持密切联系的高瑜和曹思源成为第一批被捕的知识分子，表明”六四”黑手邓小平、李鹏、陈希同之流，最害怕的就是院内活动家与院外活动家的联手，用新的”议会政治”合法性来取代旧的”老人政治”合法性。

由于高瑜经常向前《人民日报》社长、现任人大常委胡绩伟约稿，两人关系很熟，因此她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院内与院外政治联络员的角色。下面是高瑜在《浴火重生》中的自述：

5月21日是星期天，早上我与胡绩伟先生通电话，他要我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撤退，他说，只要退出广场，发表个声明也可以。我回答：”今天是星期日，能不能明天多联系几家报社一起去。”他说：”不成，我恐怕来不及了。我的儿媳医院已经在发救护包了，当然不是给学生预备的。”我答应了他，我在马路上截了一辆小面包，拿出记者证，搭车去了广场。凭记者证我只通过最外围的几道人手拉成的防线，到了纪念碑下怎么也进不去了。我遇到一个叫李亚的科技大学的学生代表，他胳膊上有张伦用钢笔签的名，可代替通行证，他带我走上纪念碑。我们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名负责人，只好到广播站广播王丹、张伦，等了近两个小时也没人回应。最后，我们还是在纪念碑上一个帐篷里，找到在旮旯里睡觉的王丹。我对他说我是代表胡绩伟先生来的，我把应该说的话都对他说了，当我说到”撤离广场”几个字，围观的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胸口，问我是干什么的，王丹挡住了他的手，指着我说：”绝对可靠。”说通了王丹，他又找来几个学生领袖，我又重复劝说了一遍。他们几个人到一旁开了个临时会议，开完后告诉我他们同意撤离广场，但要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还要由广场各高校的代表决议。他们责成王丹起草声明，这时王丹对我说：”高老师，我头痛的厉害，你就帮我起草吧。”征求王丹的意见，就叫”告全国人民书”.事关紧急，斟酌不了许多，我从地上捡起一块大字报纸，就起草起来了，具体写了多少条我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首要一条是军队不进城，广场的学生组织立即组织学生撤离广场，署名是天安门广场高校学生代表。起草完毕王丹先拿给几个负责人看，后来又通过广播，在纪念碑上召集各高校代表开会议决。经过相当的争论，最后通过了。又是李亚带我走下纪念碑，正好遇到中央工艺美院一辆面包车给广场送来一筐西红柿，李亚和我就搭这辆车一起到煤渣胡同三号《人民日报》宿舍胡绩伟先生家。李亚和车上的两个人都进去了，胡绩伟见到学生是那样热情，连声问：”王丹来了没有？王丹来了没有？”他的老伴和全家人也都迎了出来，又送面包又送水，对待学生的诚挚和亲热让我十分感动。我到里屋用白纸重新抄写上述声明，胡老就与学生们攀谈起来，宗旨就是劝学生退。我抄写好后，正好看见胡老坐在沙发上，向学生左右挥动双拳说：”敌进我退嘛！”我请胡老审阅，他在两处增加了一些文字。修改好后，胡老要求我们立刻给报社送去，他说：”我可以给《人民日报》打电话。”告别胡老一家人出来后，我考虑让《人民日报》发表有难度，就带李亚他们直奔北京饭店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程翔、刘锐绍都在，他们帮助我复印数份，我请他们发表，随后到广场把原稿和复印件交给王丹，只留下一张又送到西长安街的《科技日报》，并给孙长江副社长打了电话。我回家时，已星夜当空……

第二天（5月22日），我和何家栋应严家其的邀请到社科院参加他召集的知识界座谈会，那天到的人很多，一个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会议当中，有人来找我，是我的一个朋友画家刘光恩。原来早上我离家后，胡老即打来电话，要我把声明改写成一份同样内容的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交到人大常委会，这样上下就有个呼应。我丈夫急得不知道怎么通知我，正好刘光恩又来电话，就有劳他把胡绩伟的电话内容告诉我，刘光恩当仁不让，就赶到社科院来了。我把情况和何老交换了一下，何老表示同意，我就在会议上起草起来了，完稿后又请何老、严家其、苏绍智、李洪林看了看，他们都表示同意，但却遭到参加会议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和围攻。我必须完成胡绩伟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就和何老提前退场了。我赶到天安门，在纪念碑下只找到前一天见过的王超华。她当即表示同意并签了字，由几名学生代表把公开信交给设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口的人大常委会接待处。

胡绩伟曾对高瑜表示：”我己找到彭冲，要求由我们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学生对话解决学潮问题，彭冲已向一常委请示。”人大委员长万里当时出国访问了，彭冲是主持工作的人大副委员长。5月25日下午，高瑜接到胡绩伟的最后一个电话：”我的努力失败了，彭冲拒绝了。”

胡绩伟的另一位政治联络员是曹思源。高瑜参与的主要活动是争取人大常委与学生对话，曹思源参与的主要活动是争取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曹思源和他的研究所同仁获得胡绩伟的授权，通过上门拜访和打电话及加急电报的方式，一共获得57名全国人大常委同意联署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而人大常委一共只有135人。在此之前，5月17日已有厉以宁、江平等24名常委提出建议，5月18日已有叶笃正、冯之浚等12名常委提出建议。截至5月25日，联署者已经超过人大常委的三分之一。而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一旦召开，是有可能决定撤销戒严令和解除李鹏总理职务的，一些人大常委已经将此列为紧急会议的议题。鉴于此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才在6月2日做出”决断”（江泽民语）：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所以，”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6月3日早晨9时，高瑜被秘密绑架；同日中午，曹思源被秘密绑架。这充分说明，”六四”黑手在发动军事政变和反人民”暴乱”之前，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切断最高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高瑜和曹思源，则荣幸地被当局塑造成中国式院外活动家的样板。

人权勇士和英雄

到1990年8月29日无罪释放，高瑜被非法关押了453天。很快，她就重振精神，投入到新闻工作中。她此后的报道重点，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六四”受难者与政治犯的人权保障问题。

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曾是丁子霖的学生。她释放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六四”痛失爱子的丁子霖夫妇。此后，她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发挥了自己的一份作用。

8月30日我释放的第二天，我到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去看望丁老师和蒋老师。蒋老师先迎出来，随后走出的是泪流满面，因吃激素浑身胖肿的丁老师。几十年的师生之情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心底。丁老师嚎哭着，向我讲述了琏琏被打死的经过。我问她为什么《北京日报》报道琏琏是高三学生，丁老师愤怒地说：”那是他们造谣，他们想回避十七岁，未成年人的年龄，为此我去质问过我的同学，北京市宣传部长李志坚。”情绪稍微平静时，她批评我：”你太不注意保护自己了。”我又告诉她我介入学生运动的经过，我说：”劝学生退出广场，是我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们想阻止的就是机枪、坦克和屠杀。”我们都觉得从”六四”开始，我们师生成为有着共同苦难的人了。

以后我每月去看望丁老师一次，丁老师总是一遍又一遍向我哭诉，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应该如何帮助丁老师从悲痛之中挺立起来。琏琏火化后，骨灰在哥哥的集体宿舍里秘密存放三个月，百日之祭，父母仍然舍不得将他埋葬，而是把他接回家，安置在爸爸亲手为他制作的一个木制的纪念碑里，碑中还存放着他求学时的心爱之物，碑的正面刻着爸爸隽秀的字体的碑文：”这短暂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永恒的记忆里。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1989.9.11.”家中全部保留着琏琏的生前之物，小床、书桌、书籍都在原处放着，父母，亲人永远和这个优秀的少年厮守在一起，清明、周年忌日、冥辰、中秋、春节都要为他祭奠。琏琏的生日与亡日只差一天，因此89年6月的挂历也成为家中珍贵的纪念物，用镜框镶在墙上，2日是红框框，3日是黑框框。我想这些都应该让世人知道，但不是我来写，而是让丁老师亲手蘸着流淌的心血来写，这反而能使一颗破碎的母亲的心修复创伤。

1991年春节我问丁老师和蒋老师：”你们想不想把你们的心里话对世人倾诉？敢不敢让世人知道真情。”他们非常勇敢地回答：”敢。”很快我就得到两位老师完成的三篇文稿，一篇是对捷琏成长和死亡感人刻骨的记录，一篇是他们写给捷琏的信《让我们再亲亲你》，原件已随幼子淌着鲜血的遗体一同火化，再有，是丁子霖写的《我的话》，公开声讨了李鹏，这是”六四”死难者家属最先发出的声音，我把三篇稿子一同交给了”六四”两位最勇敢的香港记者，程翔和刘锐绍。

“六四”后他们和社长李子诵一起被迫从香港《文汇报》辞职，正艰难地办着《当代》杂志。全文发表之后，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全美”学自联”最先给丁老师和蒋老师寄来信，称：”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这种安慰胜过一切。随后，我又联系了多家香港报纸去采访丁老师和其它死难者家属。1991年4月底美国ABC找到我，我建议他们去采访丁老师，他们当然求之不得。我征求丁老师和蒋老师的意见，告诉他们”要做好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准备”.丁老师两个星期之后，给了我答复：”同意。”这个采访使全美国的母亲、全世界的母亲都听到了中国母亲丁子霖的谈话。她说：”两年来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我终于选择了生。我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安抚。但我要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结论。”全世界都开始声援她，因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是一个中国天安门母亲。ABC的采访，整个过程，每个人谈的话，每个人站的位置都被汇报给最高层，以后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将面临什么样的高压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相信，再残暴的对待也比不上失去儿子的伤痛，站起来的她能够经受一切，会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高瑜释放的时候，大部分被抓的知识分子已经释放；在她之后，又释放了刘晓波等一批知识分子。最后被当局选择为政治牺牲品的，恰恰是她在《经济学周报》的同事——我和军涛。高瑜说：”1990年底，大陆政治空气空前恶化另一显著的标志是当局要对’六四’逮捕的两名四五运动的著名知识分子陈子明、王军涛进行政治审判。陈、王都是我《经济学周报》的同事，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的代表，他们是学运高潮时中共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亲自请去做学生工作的。……何家栋总编辑和陈、王的亲属详尽地向我介绍了陈、王案情进展，我认为对我是责无旁贷。我开始陆续向海外和香港报道陈子明、王军涛和他们案情进展。1991年初庭审达到高峰，我对陈子明、王军涛法庭上对八九民主运动的辩护都有全面而详尽的报道。”高瑜为我们的审判以及狱中的待遇和斗争，为多家媒体写过报道，其篇数之多，连她自己也记不住了。

高瑜在《不能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审判他们——北京审判陈子明王军涛内幕》中大声疾呼：”（一九九○年）十一月下旬布什总统在刚结束的欧安会上取得英、法、苏三国对海湾的共识之后，用解除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裁的方式，换取了剩下的唯一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对付伊拉克问题上能够与西方合作。安理会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开，二十四日在中国外长钱其琛动身访问白宫之前，中国政府突然对王军涛、陈子明等作了审判的决定。中国利用海湾危机打出的牌是’向来不主张以军事武力解决国与国的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对话’，这与在国内用武力镇压八九民运背道而驰，但是中国政府全然不察自己暴露给全世界的矛盾形象，也丝毫不顾忌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去年上任后不久对外所做的’中国政府没有用任何法律手段惩处参加动乱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保证，现在突然要对王军涛、陈子明一批人进行审判，就是要借国际关系的转机，为重返国际舞台争回面子。王军涛、陈子明是中国当局自己选择的斡旋人，现在却要被送上审判台，这究竟是为什么？王军涛、陈子明是中国十年改革涌现出来的优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正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起着积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不能因为他们优秀而扼杀他们，不能因为他能起到别人所起不了的作用而扼杀他们，更不能因为他们讲理性，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扼杀他们。”

在江泽民执政时期，针对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曾以”人质外交”来回报。人们通常强调”人质外交”交换利益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它还有发泄愤怒的另一方面。这种两面性，在我和高瑜身上体现得最清晰。

1994年5月13日，为了满足美国克林顿政府”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当局将我”保外就医”，而当时我本人并没有提出过申请，在狱方文件的”保外就医””病因”栏写的是”皮肤瘙痒症”.1995年6月25日，为了对李登辉访美表示愤怒，当局将我重新收监，而此时我刚刚动过癌症手术，正在接受后续的治疗。1996年11月6日（北京时间），克林顿刚刚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当局又将我”保外就医”，为实现”克林顿-江泽民互访”铺下第一块垫脚石。

高瑜的遭遇几乎和我一模一样。1993年，高瑜接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务长发来的亲笔邀请函，邀请她去做访问学者。《经济学周报》的主管单位中国社科院三年没有给高瑜安排工作，而且连她的档案也不知去向了。此时，当局为了”申奥”向世界舆论和国际奥委会”送大礼”，提前释放了魏京生，对高瑜也网开一面。高瑜去找社科院，社科院这次很痛快，由办公厅和保卫局出面，迅速办理了出国手续，并且答复她”补档案十分简单，可以给办”.于是，高瑜订了9月23日飞香港的机票。但这一天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投票日，高瑜想过了这一天再走，就将机票改在10月4日。结果，中国”申奥”失败，当局有气没处撒，就拿高瑜当了出气筒，于1993年10月2日再次将她逮捕，判刑六年。等到中国开始着手第二次”申奥”时，又拿高瑜打”人质牌”，于1999年2月15日将她提前释放。

在高瑜丧失自由期间，国际社会给了她极高的荣誉。1995年2月，高瑜荣获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自由金笔奖”，也称为”世界最杰出记者奖”，每年只评一人，高瑜是第四十八个。10月，高瑜获得国际妇女报业协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该奖专门表彰那些在不寻常和危险环境底下仍有出色表现的新闻工作者。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设立了”新闻自由奖”，各国政府都推荐自己国家的记者，共有三百多候选人，国际报业组织则推荐了高瑜。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首届”新闻自由奖”颁发给了高瑜。

高瑜出狱后，于2000年5月又获得了一项国际新闻大奖。日内瓦国际新闻组织从1950年至2000年间选出了50个国家的50名新闻自由英雄。高瑜获选后，香港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新闻自由英雄，高瑜榜上有名》。高瑜在接受多家外电采访时，只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50年里遭受迫害比我严重的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5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过新闻自由，但是新闻自由同样是中国记者建设民主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和旗帜。”

“最杰出”、”自由”、”勇气”、”英雄”，这些称号高瑜当之无愧。严家祺最近写道：”高瑜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才华洋溢的、杰出的女记者，她的作品见证了当代中国历史，是她为正义、为新闻自由、为中国光明前途奋斗的历史记录。”我完全同意家祺对高瑜的评价。争取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在中国还是尚未完成的事业，前面还有荆棘和陷阱。我们会和高瑜大姐一起，手拉手，肩并肩，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艰难跋涉，直到理想的实现。

 

午后的阳光由电车窗口照射进来。周末搭车的族群，脸上多数带着从容和悠闲.在这儿有太多无需花费多少金钱就能享受的幸福和快乐。

能够在辽濶广大和其他许多地方相较起不会拥挤的城市空间放逐我的心情，是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一种最大的幸福。方便却不喧嚣，交通便捷却空气清新。

穿着长筒靴子和A型长裙的我，顶着秋天温煦的阳光和随风飞舞的落叶，由家里搭乘一小段电车，前往离家不远处的小型剧院COMO看一部在坎城影展的得奖新片SAMSON AND DELILAH 《山姆森和黛莉拉》。

这个片子实在不“好看”。

与之前我看过耗资超过一亿美金，由巴兹鲁曼（Baz Luhrmann）执导的【澳大利亚】，相较，SAMSON AND DELILAH这一部片子显得迟缓、单调、沈重。

看完电影胸口彷彿被闷闷地捶了一记。心情没有放松，反而揪结起来。

故事藉由描写两个澳洲原住民年轻人相爱的故事，反应澳大利亚原住民现在真实的存在问题.看完后我第一个感受是：这是“现在”和我同时在同一个国家一起生活的“国民”吗？

在距离Alice spring不远的沙漠土着社区虽然政府盖了一些房子给当地的土着居住，但他们大部份还是习惯住在“屋子外”，以大地为床，天空为顶。只在泥土地上铺着简陋的床垫.尽管他们对文明有所抗拒，并也延袭了许多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但暴力、药物滥用、赌博、摇滚乐、酗酒、沈溺於闻汽油………语言表述能力差、自闭、封锁……自我控管能力的缺乏使多数土着人贫穷落后，只能领政府的救济金存活。

与之前大部份拍出来的澳洲土着电影所不同的是，38岁的导演瓦立克？桑顿（Warwick Thornton）他本身就是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而非白种移民。他从小出生在土着社区，拥有土着人的身份。因此他拍的这部电影用了很多土着人习性的“生活语言”，这些语言是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一般人所不了解的，譬如土着人会用“向人丢东西”去表达一种招呼或召唤，（我本来以为是因为在生某人的气或在拒绝什么），有一幕是女主角祖母去世时，她拿刀子割自己的头发，这种方式在电影里出现了两次，第ニ次是男主角因为DELILAH失踪多日悲伤至极也以此方式表达他的痛苦和悲伤。四处流浪到城镇的两个人，以桥墩下为栖身处，从头到尾一直没有说什么话的男主角SAMSON将汽油装在宝特瓶，身无长物的他，那瓶汽油就是他随身必备的唯一“所有”，长久不开口说话的男主角SAMSON渐渐失去语言能力，反应愈来愈迟顿，一次是走在身后的女朋友被掳走、一次甚致被车撞伤了都浑浑噩噩……之前只一直跟住她，却毫无保护她的能力，当他找不着失踪的DELILAH时是一种完全的不知所措，甚致像鸵鸟一般，把自己用女主角DELILAH盖的毛毯里住，几天不吃不喝……完全拒绝去面对“外面的世界”。那个对“他”来说太複杂、太困难去溶入和抵抗的文明现代社会。导演用这样毫无矫饰的真实突显澳大利亚土着年轻人在文明的澳洲社会所存在的一种普遍样态.

导演桑顿本身是一个经历了“失去身份”的这一代土着人。当地政府‘掠夺’了他们的身份，迫使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然而他们又是被所谓文明的澳大利亚社会排拒在外，这种“无所适从”的辛酸悲伤使得他在拍这个片子时与以往的导演有不同的角度与敍述。

导演瓦立克？桑顿在接受採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关於土着孩童的故事，从影片中你可以看到他们拥有惊人的勇气以及超强的适应能力，可正是这样一群正值花季的美丽孩童却被当地的大人，被他们自己的家人甚至於整个系统忽视。”最初他打算把电影名字定为“吸汽油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 ”，回头想想，这个题目实在是有点吓人。最后在妻子的劝说下，桑顿决定把影片名字改为《赛门和黛利拉》——这两个名字在土着地区非常常见，因为那里小孩的名字大多都是由传教士决定的。

片子刚开始女主角DELILAH推着轮椅照顾她年迈而生病的祖母，片尾，她还是推着轮椅照顾她那因为吸食汽油而脑神经退化不良於行的年轻丈夫。据说，那是多数土着女人的宿命。

尽管片子刚开始两个不擅言词的年轻人同样为音乐着迷而相互吸引，然而贫困和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格格不入，沟通交流能力的欠缺，使他们连怎么明白自身的困境如何寻求帮助都茫然无措。更何况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如何困难重重？两位主角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为数不多的对话基本都是澳洲中部的土着语言。

片中有一段是女主角DELILAH由祖母那儿传承学会土着传统绘画的情节。她想用绘画谋生却不得其门而入。可是无意间他却发现画商以前从祖母那儿买来几百澳元的土着画作，在商店里竟标价至上万元。土着的艺术创作是澳大利亚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一项珍贵的宝藏与资产，然而在画商的剥削和炒作中，他们没有办法像一般生活在澳洲那些懂得文明规则的艺术家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偿。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与悲伤中，DELILAH走进教堂，她望着上帝祈求垂怜，但尾随其后的牧师却一脸冷漠，在影片中透露着的讯息似乎表达出他们是“被上帝忽视的子民”。

虽然这片子沈缓简单，但却透露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议题，澳大利亚的土着人没有能力抗拒文明的渗透和介入，他们原来世代遗留的美好文化正在一点一滴流失，而那些速食的、急功近利的、肤浅虚荣的流行文化甚致堕落沉沦的生活方式正在一步一步地腐蚀他们的精神、摧毁这古老和原始民族珍贵的资产.在政治领域中，澳洲土着族群就像一个“禁区”，他们在某种不当的“保护”中，文明社会里能够启蒙他们的东西进不去他们的生活，而一些让他们更无知更无能的“”宠溺“却迅速地使他们堕落。别有用心的土着政客们把他们当工具操弄，他们像一种不可碰触的图腾，被高高举起，然而真正的问题却日益恶化严重。

电影最后，两个既不容於他们原来出生的社区也无法在文明社会生存的两个年轻人，在荒凉辽濶的大地守着家徒四壁破陋屋子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长久吸食汽油的丈夫不良於行、反应迟顿，身为妻子的DELILAH要负起打猎、觅食、守护家园的重责。

岁月无声，大地沈厚壮濶、映照着地平线上的晚霞沈静美丽，那个破旧的收音机还播着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美梦，那个美梦要在文明社会才能实现，然而对他们而言，要“跨越”到美梦那端的桥樑在那里？

对这个世界，对他们心中的上帝他们仍旧崇敬没有怨言，那个自己用手做的简单的十字架高高悬挂在家中最显着的地方，虽然没有更多的语言来表达彼此的爱，然而他们互相扶持依偎着自然和土地，并实实在在地委身於那简单的幸福。

电影最后的镜头是他们在夕阳的余晖里相视而笑，满足於心……然而我的心却忍不住地昇起一股悲哀和苍凉……。

因为六四事件，一班学生的命运改变了，本来是黄毛小子、埋首学业的年轻人，为了反贪污、反特权、反官倒，为了国家变得更美好，有人献出生命；有人要坐牢、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在香港，也有人为了声援学运，起来组织支联会，结果本是彰显名誉地位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职衔不要了，最后连回乡的权利也被剥夺。尽管代价沉重，但他们无怨无悔。今年是六四20周年，学运领袖王丹回答了20条问题，总结这场20年前的运动。

01）20年前的民运，哪幕最令你难忘？

那是4月27日的大游行吧，就在政府发表4.26社论、把运动定性为动乱之后。那一天我在建国门的桥上看着宽阔的长安街，街上满满的全是人和旗帜，除了学生，媒体亦首次组织起来加入游行，那刻我内心感受到很大的震撼，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政府主持的游行，非但不是由政府主持，而且政府前一天才透过社论说过不许游行，规模又这样大，那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后来的很多次游行，人数可能更多，但意义不一样。当时我们就提议，要将这一天定为中国民主节，但当然没有实现。

02）如果中共当年没有选择镇压，而选择与学生对话和改革，你认为结果和中国后来的发展会有何不同？

如果那天政府没有出动军队镇压，结果必定会完全不同，中国的现会好很多。首先政治上会有很大变化，经济发展能够健康地运作，至少腐败的问题不会像今日严重。其实当年已有声音要推动政治改革，如果政府当时不是以武力镇压，这种诉求已经压不住；如果当年政府愿意与学生对话，中国就有机会走上和平的政治完善道路。

03）如果有人说，当年学生若放弃对抗式的方法，后果会截然不同，你如何回应？

没有这种可能。学生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温和理性，上千学生以生命为代价，不过为了两个要求：第一是跟政府对话，第二是修改4.26社论，激烈手段是政府开始的，学生已经温和到不可能再温和的地步，学生饿到自己要死也是要去要求政府进步，没有比这个更温和的手段，我们没有逼政府。

04）你认为六四运动是否“失败”？

如果说运动的目标是希望政府接纳学生的要求推动民主化，六四是失败了，因为国家并没有接纳。但如果是从建设公民社会的角度，则没有失败，因为它确是把公民社会往前推了一步。

05）被囚禁的日子，和谁见过面？还记得他/她对你说过什么？

那时候我只可以见家人。1990年的春节，我妈第一次到监狱见我，她跟我说了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一次，我被关了3年半。

06）回首20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那当然是死人。一场政治运动以死人作结局，作为发起者之一，我真的很遗憾。我当然亦希望回家一尽儿子的义务，但政府始终不让我回国。

07）有思乡吗？

如果思乡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今天不会很浓厚了，因为北京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不过，我还是很怀念中国的风光，譬如故宫，因为我的中学就在它附近，从前我经常到那里，对它的感觉特别强烈。当然还有北大校园。

至于精神层面，譬如说对80年代那种理想的怀念，就一直都没有变化。而家人，自从我出国后，他们都可以出国探我，一两年就会来一次。

08）离国之后，北京方面有没有直接、间接向你传话？对你有否作出过干预？

都没有。不发护照给我已经是最大的刁难，我找过他们（领事馆）要延长护照，但他们一直推搪，由2003年一直拖延至今。

09）有没有信心回家团聚？

信心当然是有的，但确实时间就很难说。一直以来，我所有的的家庭成员都非常强烈地支持我，我真的很幸运。

10）你去了美国之后，那边实践的民主跟你想像中的民主有分别吗？

也没有太大分别，那里的笑容，跟中国的笑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美国人的笑容更发自内心、更自然，在中国，你不容易见到那么多人的脸上有如此自然的笑容。在中国，若我们与政府有不同的见解，你心里总是隐隐约约的担心早晚会有事情发生，但在美国就完全没有。当然，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有它的问题，但我从来都认同民主有它的问题，所以即使亲眼见到问题，亦谈不上失望。

11）你离开之后，不断有人骂你、批评你，说你背后有美国和台湾支持，你有何回应？

第一，我觉得事实上没有很多人骂我，骂我的一定不超过10个，只是用上极多不同的笔名发表，很多都是政府任务。第二，那些批评也要讲证据，一直以来我所做的事情都对得住良心，别人的评价，我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那些恶意的、另有目的的，我都是不屑一顾，随便他们吧。这些恶意的谩骂，只会增加我的知名度，为此，我也要感谢他们。这些年来，除了首5年的奖学金，我都是靠写稿为生，我已经出了18本书，每个月也最少有6、7个专栏，足够养活自己。

12）看见昔日的战友陆续淡出，你有何感想？

我内心真的很平静，也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这绝不是空口讲白话。他们能有自己的生活，做到想做的事情，作为朋友，我真心为他们高兴。我没有一丁点失望，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民主这条路，本来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进来，不会固定只由几个人背上；即使离开了的人也不应被视为背叛，他们走自己的路对社会亦可以有很大的贡献。外人常对柴玲、李禄等作批评，他们表面是离开了，但依我所理解，他们并没有，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13）你离国已10年了，我见过有内地留学生批评你不认识“新中国”，这段日子，你是如何认识“新中国”的？

主要是互联网，亦有与人交流，我很多同学朋友都来过美国和我见面，所以我不觉得我跟中国有任何隔阂。我跟中国留学生说“草泥马”，他们根本没有听过，我敢说我对现代中国的了解比很多留学生更深刻，因为他们未必会像我一样天天花时间看内地网站，像牛博、天涯、新浪……太多了。若以为我们在国外就不了解中国，我觉得是一种成见，我的MSN名单，全都是国内的朋友，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国外。

14）看见中国崛起，在世界成为了经济大国，你有没有感到自豪？

中国今天的强大，以一个人来作比喻，就是只有肌肉，没有头脑。现在中国数来数去都是经济增长，拿不出另外一个东西，作为国民，我真的感觉不到自豪。作为国民，我认为国家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要作出贡献，不能只是靠钱。

15）中国的新一代是否太着眼经济发展或自身利益？

不觉得。我接触到的内地年轻人都并不如外界常说的一样，只关心自身利益或都站在政府一边。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他们对（当年的）历史可能不太了解，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未必会很深刻；第二，他们对民主的期待可能跟我们那一代不一样，譬如他们认为先不要乱、要慢慢来等等，不如我们当年的理想主义。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年轻人还是认同民主价值的，并不是与共产党同心同德。

16）内地年轻一代对六四历史的空白，你认为会不会阻碍他们对民主的追求？

1988年5月以前，我们对民国也是一无所知。现在没有言论自由，当然不容易知道（六四历史），但社会一旦出现改变，了解历史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一代追求民主，我不觉得一定要走回六四的道路，他们只要知道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可以，并不一定要将两代连在一起。如果他们对六四已经没有热情，但对民主依然执著，我觉得fine，历史就是要向前的，不能每一代都要背上上一代的包袱。

17）看见今天内地的新一代，你对中国未来有没有希望？

当然有希望呀。我接触到的年轻人使我对中国未来更有希望。其实网上那些所谓“愤青”的言论，要为政府辩护、说开枪是对的那种，在我私下接触的那些年轻人当中，我一句都没听过，我不会被网络上那些东西影响我的判断。在本质上，我觉得两代的年轻人其实没有太大分别，我们在88年的时候，亦曾经认为要慢慢来，但到了89年也一样变得很激动，这完全受外在环境影响，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对追求民主的表达方法，但热情一样，一旦环境开放了，最先上街冲上广场的还会是年轻人。

18）对你而言，六四已成历史了吗？抑或还在进行中？

六四还没有平反，现在还有人因为六四而关在监狱，它当然还是在进行中，我主要工作目标之一，就是争取历史公正评价。但认为六四还未过去的不止我一个，对中国（政府）来说，它也并未变成一件历史事件，你看每年政府这个时候都紧张得很，就知道政府也不当它是一件过去的事情。经过多年政府的淡化，虽然国内很多人可能觉得六四已成过去，但小部分人还在很积极地寻找真相，我每周也会收到这一类电邮，这亦是为何我还有希望。在一个国家你不可能要求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关心政治或者很理想主义，但余下的百分之十仍在，只要还有少数派，我认为就有希望。

19）在中国民主化的路上，香港还担当了什么角色？

在89年之后，香港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是加强了，因为香港还有言论自由的空间，到现在香港在中国的角色也很重要，（虽然）经济窗口的意义已经不存在，反而香港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变化的窗口，因为香港至少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在中国土地上，只有在香港能够部分贯彻言论自由，在这方面香港还有其独有的意义，若能够把余下的部分发挥好，是有可能影响国家发展的。

20）你如何想像20年后的中国？

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对于中国，最能够确定的，就是其不确定性，有可能二十年不变，亦有可能在三五年之内就发生很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中国实在太复杂了，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引起极大的变化。

影像记录：孟 浪

（独立中文笔会独家图片）

 
题记：2009年5月31日，由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发起主办的纪念“六四”20周年大游行，于下午3时半从铜锣湾维园球场出发，浩大的游行队伍于晚6时方全部抵达游行目的地——位于中环的香港政府总部。这次游行的主题是“毋忘六四，继承英烈志；薪火相传，接好民主棒。”游行结束时，游行主办方公布此次游行有8000人参加，创历史新高。警方则称，在游行集会出发前的人数为4700人。据报道，去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的纪念“六四”19周年大游行，支联会估计有990人参与游行，而警方则估计约为600人参加。

 
图一：游行前导队伍。走在前列的有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前导会标后方前排穿白衣者）、20年来第一位出现在香港纪念“六四”游行集会中的流亡学运领袖熊焱（前排右手作V胜利手势者）。

 
图二：打着“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我们工人来了！！”的游行者，表达对20年前这场全民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图三：来自“社会民主连线”的街头运动斗士、游行搞手——“长毛”梁国雄、“长须”古思尧（二人皆属左翼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抬棺（抬棺者前列，左为梁，右为古）走在游行行列中。

 

图四：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在港外籍工运组织——工人国际委员会打出”结束一党专制，支持工人斗争”的横幅，在游行集会现场做宣传。

 

图五：位于香港大学内的永久雕塑作品”国殇之柱”作者、丹麦艺术家、人权活动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5月30日由丹麦抵港拟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并
修缮他的“国殇之柱”作品，被港府拒绝入境。但与他同行的两个儿子（也均为艺术家）则被允许入境；31日出现游行集会现场，声援中国人权与民主。

 

图六：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义工们推着童车，带领她们的孩子，参加纪念“六四”惨案20周年纪念游行。

 

图七：1989年出生的新一代来参加游行——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打出“淡化六四难容忍，调查真相最要紧”的标语。

 

图八：在游行集会标语牌前，媒体记者和治安警察相安无事，各司其职。

 

图九：被香港政府指为“非法”的“民间电台”坚持抗争，要求政府开放大气电波，允许人民开设电台。图为“民间电台”创办人
阿牛（曾建成）在游行活动现场。

 

图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公开打出中国民国国旗，香港泛蓝团体“神州青年服务社”尊崇孙中山，游行横幅是”六四不平反，崛起没希望”。

 

图十一：袖手旁观的警察，“平反六四”、“支持维权”的标语旗成为他们的工作布景。

 

图十二：后”六四”世代的青年们展示各式自制的标语横幅：“我不会忘记”，“坦克战车历史的荒谬”——抗议20年前的武装屠杀。

亲身经历过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的人们，当时情境在记忆中一如昨日。不过，鲜活形象只是创伤性重大政治事件给人类记忆造成的若干特定影响之一。这篇文章将集中在关於“六四”三类人──加害者、受害者、路人──各自如何记忆、如何失於记忆、又如何有意无意改动记忆。几乎所有问题都具有道德内涵，因此我将本文命名为《记忆与伦理》。

文章摘录如下。

记忆和基於记忆的讲述

人类记忆是非常複杂的课题，至今仍未得到完全理解。大学心理系为此而开设专门课程，可是，记忆如何活动（及其活动成效）之谜仍然没有解密。记忆很少像我们在生活中通常假定的那么单纯。当然，我们不应放弃记忆。但我们应该瞭解潜意识有可能变更记忆。而记忆储存之后，又会有另一系列问题侵入。

“六四”一类叙事在重述中发生“修饰”的困境，直接出现在我个人经历中。事件发生时我在北京。我没有看到屠杀，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走上街头，我亲眼目睹了青年人自行车后座上浸透鲜血的衣衫和写着“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横幅；看到围着一辆军用吉普的愤怒人群，另一辆军车正在燃烧。我听到恸哭，听到演讲，在人民大学大门旁的临时广播站，学生们依次讲述在全城各处亲眼目睹的屠杀。那天我探访了好几位中国朋友，既是去瞭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尽力在需要时提供帮助。

我於六月九日离开北京，在香港待了两个月，然后转赴加州一个月，最后抵达位於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并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开始在这里任教。行程中的每一站，人们都问到，六月四日那天我在北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什么感觉.问啊问啊问啊。第一次回答时，大概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我的反应是直接搜寻记忆中储藏的形象──五花八门，冲突迭起，杂乱无章──并从中选择。但是，几次以后，就像是驾轻就熟，我已经知道“到哪里去”搜寻记忆。然而，知道要到哪里去的那一份轻松本身，正在将我所讲述的叙事简单化。更糟糕的，我想，是我开始注意到我的故事里有哪些方面得到听众的积极反响。无数次回答同样问题之后，我所搜寻的，逐渐不再是原始记忆素材，而是“上次我是怎么讲好这个故事的”。多年过去，恐怕大部分原始记忆印象已不知所终.而那些故事却依然健在。

可以肯定，同样问题必定也发生在别人身上，其中包括“六四”屠杀的直接目击者。目击者自始就不得不有所简化，他们的讲述在不断重复的压力下，难免流於枯燥程式。不消说，区别始终存在，直接经验流落成的呆板仍和间接印象或通

过与其他情境类比造成的套话有所不同。这两者又可以清楚地区别於统治当局谎言构成的程式化故事，而当局要的就是建立一套本质虚假的叙述。这两者同时可以区别於各种旁观者版本。

六四记忆：加害者

首先，谁是我们说的“加害者”（the perpetrators）？如果不拘泥於表面意义，对屠城负有罪责的人当中，首犯是发出攻击命令的邓小平，以及最高级别政府官员中极力推动这一行动方针的李鹏.在此意义上，所有倾向屠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那些制造类似“流氓暴徒”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等谎言的干部，都可以被视为加害者。

一般观察认为，“六四”加害者希望全世界都能忘记曾经发生在那个日子的事情。但这个回答过於简单了。在中国国内，屠城发生当时和其后数年里，加害者们所做所为恰恰与此相反。他们要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内遭清除的对立面（赵紫阳以及与去世不久的胡耀邦相关的其他人）都注意到血腥屠杀，并且好好记着它。关键在於，恐吓依赖於记忆。假若大家都很健忘，镇压就无法造成人人自危人人自审。

决定“六四”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使用坦克机枪──而不是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清场并不是因为缺乏较为良性的工具。周恩来去世后的一九七六年四月，警棍大棒足以把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数万名示威者清理出场，几乎没有生命损失。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四日，抗议示威不仅发生在北京，而且出现在上海、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济南等全国一百多个城市。中共领导人很清楚，这是社会不满的爆发，其根源比那些精英学生高喊的民主口号要深刻得多。形势亟需发出强有力警告，彻底终止所有指向统治权威的挑战。这正是屠城达到的效果。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社会情绪一直阴暗，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有所好转.但人们记得──一直到现在还牢记着──能够允许的只是经济自由，不是政治自由。后八九时代的中国，关於屠杀的记忆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合谋默契”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加害者（及其后继者）在什么情况下要人们记住，又是在什么时候要人们遗忘？这里就有分辨的必要。后八九时代的中共政权守护人要他们的政治对手记住“六四”，但却要别的人（特别是外国人）都忘记；他们要人们记住的是“官方”说法，而受害者确凿可信的证言却要被遗忘；他们无法希冀年长的人们忘记真相，但却希望这真相青年一代永远不会得知。

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象徵性领袖，丁子霖的经历，在这方面极有启发意义.丁子霖今年七十二岁，一位退休哲学教授，头脑清明活跃，身体却已见弱。然而，这位老妇人周围满是便衣警察守卫.是为她的安全守卫吗？错了，是为国家安全。确实如此。虽然有千亿元预算，千万人的军队，中共却需要在丁子霖面前保护自己。恰恰在这里，浮现出一个答案。我们不是问过，“六四”在高层人士心目中究竟有多重要吗？假如真以为“六四”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们还会做出这些行径吗？如果他们并不因丁子霖所象徵的思想可能在中国社会里存在深广共鸣而恐惧，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严密地看守她？究竟要神经质到什么程度，才必须要派出一群警察陪同一位七十二岁的妇女前往菜市场？

“六四”记忆：受害者

公平而论，任何关於“六四”受害者如何回忆的调查都应该始於──当然，只是作为一种思维实验──那些死者。由於他们的沉默而萦回不去的困扰，常常因其形影不离的共生体而更形尖利，这就是生者的沉默。那些人虽然从屠杀中生还，但却因恐惧而不说话。其恐惧产生於屠城最初的几小时，不但出自杀戮本身引起的震惊，同时也出於政府关於杀戮的官方解释正如酸雨一样瀰漫中国。谁都不会误解其中的残酷信息：六月三日至四日夜里的罪犯不是手持冲锋枪的军人，而是受到反革命分子和境外敌对势力支持的“暴徒”和“社会闲杂人员”。如果你，亲爱的公民，加入了这倒霉的一夥，你最好还是保持低调；如果你痛苦，那最好还是别出声，免得招来更多痛苦；如果我们打死了你的儿子，那是你应该向我们道歉，而不是相反。

“六四”以来二十年，倖存受害者中最不易听到的声音属於那些普通工人和北京市民（中共称之为“社会渣子”），他们曾支持学生运动，他们的名字我们很少听闻，但他们仍在沉默中哀悼着死者和伤者。禁止在公共场所谈论“六四”已经禁了这么久，到如今这禁令似乎不过是社会风景线的特色之一。禁忌初始所依据的恐惧已逐渐流失，如今人们不过是像服从红绿灯一样服从这些禁律。抗拒反倒像是违背本性，甚至很愚蠢。

这种趋於僵化的自我审查状况，使得“天安门母亲”群体格外不凡。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以及他们那个小群体里的其他成员，寻找受害者，帮助受害者，鼓励受害者寻求正义.瓦茨拉夫·哈维尔写出《无权者的权力》三十年之后，“天安门母亲”群体继续昭示着哈维尔曾经注意到的，前苏联和东欧异见人士曾拥有的那种奇特而强大的力量。

不过，“六四”受害者面对痛苦记忆时的困难远比政府压制的问题要来得深刻。人类要正视自己的苦难并将其表达并

不容易。很少有受害者会当即跳起来高呼“绝不重现（never again）”！总有人倾向於在静默中或只在私下里回想，有时则根本不要提及。普立莫·莱维（Primo Levi）是纳粹屠杀倖存者，也是关於其受害者所受苦难最有力的分析家之一。他曾报道说，事后多年，一种对受害者并不公平却相当普遍的“羞耻”感，仍然追随着他们。在回顾、检视并公开自己的记忆之前，许多纳粹大屠杀幸存者首先寻求的是能够返回正常生活的切实保证.广岛原爆灾难二十年后，大江健三郎发现一些受害者很不满於他的调查。其中一位给大江写信说：

广岛人情愿保持沉默。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创伤当作“资料”陈列，用来支持反原子弹运动或者什么其他政治斗争。我鄙视那些人，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希望沉默的情感。

大江对他称为广岛受害者的“尊严”生发出由衷尊重；并由此产生出对受害者和旁观者之间区别的强烈敏感。他注意到各种人怎样纷纷提出就受害者所受苦难的遗产应当做的不同方案。大江的结论是，无论谁在这类事情上领头，“受害者在这方面都有第一位的权利”。用同样的标准衡量，我们作为“六四”旁观者，即使敬佩丁子霖选择了记忆和行动，也应该同样尊重那些希望（如果这确实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共产党的愿望）私下承受损伤的父母亲.

“六四”记忆：旁观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到四日那天夜里，很多北京人都是旁观者，而且不少参与干涉。从广义来说，如果将播放到全世界的“六四”电视影像计算在内，那场大屠杀的目击──旁观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数亿.有几百人、至多几千人在那天夜里遭到杀害。这意味着“六四”屠杀大概在历史上所有灾害中有着最高的旁观者对受害者比率。

这一事实追问着为什么六四显得这么“不成比例”地重要。我的目的是要明确指出一个六四的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全都清楚意识到的事实──“六四”事关重大，其意义远远超出计算死伤者的人数。人们付出死伤的代价，因为它关系到对中国──而且间接地，对全世界──有标志性意义的根本问题.一个更为公正、诚实，同时也不那么贪腐的中国政府，可以在非常长远的时期里对许许多多的人意味着极大的不同。遍佈全球的目击─旁观者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那些今天仍然记着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牢记不忘。

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几位作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始自鲁迅，一直极为担忧旁观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不但几乎和加害者一样应该坚拒，而且也许更令人厌恶。鲁迅对“围观”受害者的憎恶不止限於当受害者处於挫败的场合──这种场合使鲁迅质疑为什么人类会在看到他人遭难时感到亢奋.鲁迅的憎恶同样适用於受害者被视为英雄或圣人的场合。“我们局外人，”大江健三郎在《广岛笔记》中写道，“常常希望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一位作为牺牲的圣者。”如果受害者死去，这感觉反而会加强。在死去的瞬间，受害者好像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进入了一个永恆之界。这使得我们的记忆尤为重要。──要记住那些并未死去的受害者仍在人世，如果我们以圣贤标准要求他们，那不但错误，而且不公平。创痛和凌辱通常不会使人们离圣贤标准更近，而会更远.受害者在压力下会撒谎，偷盗，欺瞒，也会出卖.旁观者没有权利期待与此不同的事实。

观众想要看到英雄在角斗中获胜的热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例如，方励之和李淑娴本属“六四”受害者，出於极不公正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连续十三个月躲避在美国外交建筑里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他们决定不向中国政府低头；在当局手里，他们的遭遇肯定会更糟。旁观者当然可以追问这一决定的后果，以及不同决定可能引发的不同后果。但是，谁──除了魏京生、徐文立、郑义，以及那些曾将自己的安全舒适搁置一边的人──有权利指责方励之缺乏英雄气概？然而，很多中国旁观者恰恰就这样做了，这是道德愚钝.生命危险不是剧场表演。渴望烈士的人应当自己去做烈士。

渴求邪恶同样会毒化道德。站在受害者一边的局外人──就“六四”而言，这包括人权活动人士、共产党的批评者（包括我本人）等等──会变得依赖於敌手。年复一年，我们对准“撒旦”，它反而继续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其受害人。每当听说又一个令人愤怒的事件发生，那消息竟会在某一层次上让我们觉得是个好消息，因为又有更多的事情要我们去做了。但这完全错误，完全是自利。正如我们本应坚持告诉世人，中共仍在继续侵犯人权，我们也应当提醒自己，这是一个纯粹的坏消息。我们必须始终期冀一个更好的时光，到那时我们将无事可做。

这些都属於旁观者作为伦理主体的複杂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旁观者如何记忆的问题.

“六四”之后未及一年，方励之仍在北京躲藏时，写下了一篇极不寻常的文章，叫做《共产党的遗忘术》，其基本思路是，中共镇压了一代又一代敢於自由思考的中国人。每一次镇压都很容易，因为后一代从来不记得前一代经历了什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十年前“民主墙”活动家们（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所知甚少。民主墙活跃分子则很少明瞭“一九五七年右派”。方励之强调说，其中反复重现的遗忘现象既不是由於中国人大脑构成有什么特殊问题，也不是因为中国文化，这是统治当局特殊控制手法的结果。

方励之的确是极有远见的。二十年后，世界大半已经忘却“六四”。比忘记屠杀更糟糕的是，人们也任由那个政治统治集团的暴力本质从记忆中消退。教科书、博物馆、媒体等等，都乾脆忽略“六四”。关於“六四”的网站遭到封杀；境外有关讨论的影视广播受到干扰.在校大学生可能隐隐约约听说过一些，但更倾向於不予理会。在那些对重大政治课题确实有自己看法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太多的人依赖的不过是年轻气盛之下沙文主义的稀薄能量。这种意识形态虽然有时会令当政者紧张，但总体来说却能与其各种目标合拍。中国青年一代精英，明显不同於以往几代人，他们基本上不惯於面对自己社会里贫穷和受欺压者的苦难.吊诡的是，他们同时显示出全然不瞭解一旦他们自己──无论出於什么原因──严重妨害了统治者的目标，那些统治者就会像对付以往一代一代人那样，力图将他们碾成齑粉。

海外旁观者对屠杀的记忆要好一些，但也没好到哪里去。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少世纪以来是一贯如此）受到他们自己利益的过滤.这类问题有两种重要表现形式，不妨称之为“金钱偏见”（money bias）和“中国自豪偏见”（China-pride bias），对六四记忆具有特殊的破坏力。

外国人中的“金钱偏见”有若干来源，比如说希望向中国出口；或者企图从廉价消费品进口当中获利；也或者想在目前尚无利可图之处准备将来的“市场分割”；再比如说（政府）想借中国政府购买债券走金融政策的捷径；或者（卸任政府官员）从商务“中国谘询”中获取收入。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激励外国观察者去记住“六四”。比尔·克林顿，托尼·布莱尔，老少乔治·布殊，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早就争辩说开放商务交往可以为中国带来政治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这确实有道理。但是，在“六四”问题上，在广泛的政治和伦理问题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已经影响着，而且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融入了其他国家精英层。

“中国自豪偏见”决不限於海外定居者。中国境内华人一直被灌输说“共产党是中国的大救星”，再加上认为西方列强已经凌辱祖国近两百年，使得许多人原宥中共的过分，认为中国政府就是民族自豪感的标杆。海外华人作为外国的少数族裔，有时成为当地非正义反华言论的攻击目标，也会将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视为“靠山”。由於他们自己并不需要生活在地方党委书记淫威之下，也没有威权统治带来的种种其他不便，任何可能令他们去批评中国政府的冲动，一定是近乎全然地出於他们与国内同胞甘苦认同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六四”屠杀那种时刻曾达致顶峰。但是，时间一长，就很难抗拒对强大中华象徵的欲求。中共也刻意培植这种欲求。“六四”屠杀时的义愤记忆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比一般记忆消退得还要快。

那么，那些“六四”屠杀仍如昨日之事一样在记忆中“惨叫”的人们呢？二十年前，他们属於世界人口主流，如今人数稀少。然而他们减少的同路者并不是唯一损失。更重大也更令人担忧的，正是那主流自身所丧失的。

今年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二十年间，围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各种评论不断出现.

动用军队屠杀和平请愿学生不得人心

我本人作为最早投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经历了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整个过程，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的第一次学生游行示威，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学生被迫撤离天安门广场。我自始至终认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动用正规军屠杀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追求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最重要的也就是探求屠杀镇压的真相。

中共当局一直极力掩盖“六四”血腥镇压的真相，严禁中国民众提及“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这说明，包括下令调动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开枪镇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邓小平，以及主要当事人杨尚昆、李鹏在内，都心知肚明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是不得人心的，是违背现代社会基本准则的暴行。

二十年来，我作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受过七年严格训练的中国文献学者，极力搜集有关“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资料，探求屠杀真相，继二○○七年五月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今年五月又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我的探求重点包括，哪些部队进京戒严、谁下达了开枪命令、哪些部队执行了开枪命令、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

20至25万军警参与北京戒严

在一九八九年，解放军总共拥有二十四个陆军集团军。其中十四个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调兵的规模大得惊人。进京部队包括：北京军区属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八集团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和第六十五集团军；渖阳军区属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四十集团军、第六十四集团军；济南军区属下的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六十七集团军；南京军区属下的第十二集团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空降兵第十五军，以及北京军区属下的炮兵第十四师、北京卫戍区属下的警卫第一师和警卫第三师、天津警备区属下的坦克第一师、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总共有二十万至二十五万的解放军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参与北京戒严行动。

这么庞大的、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北京，动用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武器装备，又有来自於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直接听命於中央军委）所下达的开枪命令，北京学生和民众的伤亡情况可想而知，血腥镇压的结果令人震惊.

屠杀主要发生的地点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六月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於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在西长安街一带和南池子南口屠杀民众的部队是第三十八集团军，在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屠杀民众的主要部队是空降兵第十五军。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至六月四日清晨五点三十分左右，我本人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经历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整个过程，亲眼目睹装甲车进入天安门广场，碾压民主女神塑像、帐篷，撞倒纪念碑北侧的一根铁旗杆，亲眼目睹第二十七集团军特遣分队军人在纪念碑底座上开枪射击绑在纪念碑上的学生广播站喇叭。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装甲车隶属於第三十八集团军步兵第一百一十二师。第二十七集团军特遣分队由三个侦察连和一个步兵连组成，带队的指挥官是该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参谋赵勇明少校。

经过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在内的有心人的多年努力，已寻找到多名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学生，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李浩成、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周德平、中国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黄新华等人。

坦克疯狂追轧学生撤退队伍

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最震撼、最残暴的事件之一，就是发生在西长安街上、新华门附近的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的六部口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五点二十分，坦克第一师接到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命令，火速率领部队前往新华门驱散民众。团长罗刚（北京人）、副团长贾振禄率领由八辆坦克组成的坦克突击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迅速驱散了新华门附近的人群，然后沿着西长安街继续往西高速行驶，一路鸣枪，施放军用瓦斯弹。六月四日清晨六点二十分左右，坦克突击队在六部口遇上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出来的学生队伍。数千名学生打着校旗，有秩序、和平地在自行车道上往西行进，准备返回位於北京市海淀区各自的校园.坦克突击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沿着自行车道快速追轧学生队伍。

当时，我和中国政法大学大约二十余名师生正打着一面校旗跟随着学生撤退队伍，处在西长安街上邮电大楼附近。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宽达七十、八十米，属於双行道，南北两边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约一二十釐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只见三辆坦克一边发射军用瓦斯弹，一边沿着自行车道从背后快速地追轧学生队伍。一时间，大街上瀰漫着淡黄色的烟雾，许多学生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乾呕不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系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过多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当场晕倒在路旁，被学生送往医院急救。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当时和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他俩不相信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就没有跟着一起奔逃。没想到一念之差，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一死一伤。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

残暴的六部口惨案

六部口惨案造成十一名学生遇难，另有许多学生受伤。“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经过多年艰辛的查寻，已找到六部口惨案的死难者五人、受伤者九人。其中十三人有姓名、年龄、所在单位和受伤部位、致死原因；有十人已确知籍贯、家庭地址；有一人不愿公佈个人资料。

五位遇难的大学生是：一、林仁富：福建省莆田市人，北京科技大学一九八九年应届毕业博士生，遇难时年仅三十岁.二、董晓军：江苏省盐城县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级学生，遇难时年仅二十岁.三、王培文：陕西省咸阳市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级学生，遇难时年仅二十一岁.四、田道民：湖北省石首市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一九八五级学生，遇难时年仅二十二岁.五、龚纪芳：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一九八八级学生，遇难时年仅十九岁.

龚纪芳先是左胳膊中弹倒地，后又吸入大量军用瓦斯弹气体造成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写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她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其实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径枪械（机枪或重机枪）发射的子弹，当时学生队伍四周并没有步行的戒严部队军人，枪弹应该是从坦克上发射的。

学生队伍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何况手无寸铁，又正处在返回校园的途中，解放军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予以残忍地追杀，是可忍孰不可忍。让历史记住制造六部口惨案的坦克部队指挥官罗刚上校、疯狂轧人的编号为“一○六”的坦克。

一些太过烂熟的民主国家如英、美等，其民主优势已过多地被人谈及，有时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还走向了反面。到是一些后发的民主国家，处于民主的“初级阶段”，与中国尚有一比。

一、两韩

专制的北韩从表面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和谐”的一个国家，整个国家还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除了由“将军”导演下的一场场狂热的政治宗教仪式之外，全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和谐”景象，看起来像纯洁无暇的纯净水一样，可真的是有点“和谐”得过了头。

俗话说：物极必反，水至清则无鱼。“和谐”到了这种程度的北韩，其政治的极度专权和黑暗已使国家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整个国家无异于一具僵尸，领袖的个人腐败也决非平民所见，经济的荒芜更不得不依靠外人的支持来渡日…..种种无情的现实证明，此类所谓“和谐”也好，“繁荣”也罢，全是“人民、民主、共和”外衣下的骗人把戏。

——认识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好坏，看清了是“前进中的倒退，还是倒退中的前进”即可。

其民族兄弟——民主的韩国，时不时有高员群殴拳脚相向，有国民上街动乱冲突，有贪腐丑闻发生，不可谓不“乱”。但这种“明争”、“明乱”是由民众的无数只眼睛和选票做裁判的，是在共有规则之下的有序整合和利益再分配，所以不论任何事情最终皆得以在司法的框架下解决，以诸方利益的相互妥协结束，而不是一家之意的体现。所以这种“明争”明显优于“专制”内部置对方于死地的“暗斗”。

韩国也有腐败，但在民主的制度下，任何腐败者皆难逃法律的制裁，包括历任国家至尊的前总统。“历数韩国转型以来的反贪腐历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卢武铉之死，决非韩国民主之败，而将是该国走向清廉政治的一个新起点。”

民主的国家中没有自己的领袖，也不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而特别地树立一个永远“伟光正”的“人间之神”。他们眼中的领导者，最好是一个可以用选票随时决定其命运的政治木偶，一个不太聪明但必须“听话的仆人”。

二、印度

印度在前不久刚刚完成了它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全民民主选举，用铁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民主“无国界，无种族，无贫富”的普世价值。

从印度的民主化现实来看，国民文化水平低，不一定就是国民民主素质低。在对最基本的“公平”层面的理解上，全人类是处于同一水平的。只要掌握了“公平”这个人类的普世道德，也就掌握了民主的核心。

穷，不是不民主的借口。因为民主就是公平的代名词，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公平，所以只有拥有了民主才可能拥有公平，才可能让穷人活得好一些，或是通过公平的竞争和努力而“变”为富人。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由此，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也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7亿人如何走出民主路 news.163.com

因为印度国民拥有了民主的自决权，才使那些穷人得以在城市的边缘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居留地，才使看不起病的穷人得以享有低廉的公费医疗，上不起学的穷孩子有一所“收容院”式的学校……

因为印度首先具备了民主的框架，才能使7亿拥有选民资格的普通人用选票来参与国家事务，决定国家走向，才能进一步培养人民的民主素养，使民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合理。

因为印度早期的殖民地式民主环境，才使得拉甘地的“和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得以成功，也使他能与路德多、曼德拉同时成为了世界性的、以和解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的精神典范。

因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国民的思想开放，才使这个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充满了活力和创新，在“改革”的路子上才能目新月异，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从目前态势看，印度的综合国力超越中国，将会是不太久远之事。

三、台湾

台湾已不存在大陆人思维定式中的那种“恐怖统治”，现在台湾各个政党和台湾人民正在全力推进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政党政治在台湾已经开始出现，这是整个中国“重建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的国民党再也不用依靠特务去秘密监控老百姓了。不但“军统”、“中统”早已成为过去，秘密抓捕、秘密关押、秘密审讯、秘密枪决、有时候还要借助黑社会对付政治异己这些见不得人的方式也早已成为过去，就是现在的台湾警察也早已经是社会的公器，不再介入政党之争了。一个政党掌握着国家政权却连公开的法律手段都不敢用，反而要靠见不得人的法外的特务手段甚至黑社会手段对付自己的老百姓，防民之心如防贼，这样的政党能有什么自信，能有什么出息？—-我们是否可以如此解国民党 林明理

最近看到由大陆媒体报道的台湾“5.17.呛马大游行”，其中有“绿营”人员突破原先设定的游行规则，欲上演“暴力呛马”时，却并没有受到台湾警察如大陆城管那样的“以暴治暴”，而是被几个警员“非常温和地抬离现场”，场面相当“温馨、详和”，说明处于“民主初级阶段”的台湾，政民互动之中的默契关系，政府正在从“主人”往“仆人”的角色上靠近。

—-真为大陆的“敌对势力”们鸣不平，要是身处台湾的话，在名正言顺从事自己欲为之事的同时，有时让 “仆人”们来一个“四人抬轿”，也是一种“享受”呢。——这种VIP级的执法待遇，对于大陆城市边缘的小摊贩们而言，尤其显得可望不可求。

台湾也有“黑金政治”，也有“阴谋政治”，有些大陆愤民在还在怒骂台湾“民主的乱象”之时，但却不能否认民主制度下司法的强硬和公正，不论他是一个前总统，还是现总统，概莫能外。当“民主小子陈阿扁”被台湾的法律无情地送上审判席的时候，当现任总统马英九被反对党“5.17.呛马”的时候，虽然他们内心是多么的“不高兴”，但在强大的法律面前也只能曲服却不能发作，更莫想甚至以“枪弹相指，坦克压身”。

“民主”的层面本身是高于“专制”的，所以就有“最坏的民主也好过最好的专制”一说。“民主政治的最大成绩，就是将总统及其权力关在了笼子里”，这是民主政治的精华所在。

根据“透明国际”的评比，台湾地区近年的公权力廉洁度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这疑是民主制度的贡献，而不是某个“英明领袖”的个人能力和恩德。

四、大陆中国

大陆中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制度专权，政治腐败，恐怖统治。从更高层面看，这一切已不仅仅是一个专制制度本身优劣的问题，而是这个本来就不被看好的制度更悲惨地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绑架了(以太子党为主)，使得整个中国包括中国人在内，皆在“以法治国”的名义下，成为了某些人的私家之物。

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就产生绝对的腐败。“中国的贪官们为所欲为，算得上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特殊材料！在贪官们看来，尊严算什么呢？需要自杀谢罪的人，心理反而是最有承受力的，自杀从来就不需要在选项之内。”

但大陆当权者必须明白，当今世界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和“党天下”时代，以武力和暴力得来的一切权益，在没有得到全体国民认可的前提下，是不具备任何合法性和财产权基础的，也绝不会长久地“独享”永年。因此，将名为“国有财产”实为“党产”或“私产”的社会财富，还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真正名符其实地归还给所有国民，是迟早要走的一条路，必须要过的一道坎。

当然，任何社会变革皆是在压力下促成的，“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面对汹涌的民意，面对滚滚的时代大潮，大陆当权者将自己从历史的罪恶中割裂开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放下包袱，轻装简从”，需要勇气，需要技术，也需要良心。当权者的勇气、良心，一定离不开全体中国人善意的帮助引导和强硬的争取施压。

只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执政道德重新唤回时，这种勇气即自然而生，良心同时涌现，现有的一切物质和政治利益一定能轻松舍弃，并与国民共享。在此基础上与全部国人进行开诚布公的对等交流和互动，功过相抵，这就是技术上最好的解决方式。至于长期受压的国人，不应该不必要也不会再去追纠红朝魔祖那些遥远的历史原罪，进行无休止的历史清算，而是要共同面对民族的未来。

今天，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和大陆的专制统治适成对照，只有当大陆结束“一党专政”、重建共和的一天，台湾海峡两岸就可以真正连接起来，使整个中国和中国任何一部分的政权更迭，不再需要凭借战争或暴力，而依靠选举和投票。这样，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强的中国、一个真正共和制的、在不同部分实行不同制度的联邦制中国，一定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法国第一第二共和的启示/严家祺

2009-5-29

1989年六月四日，一晃过去20年了。年年缅怀六四，岁岁纪念六四，萧瑟秋风今又六四。六四事件后，特别是苏东波冲击下，无论海外民运，还是西方媒体，曾经把预测中共垮台的时间，作为最时髦的一项研究，乐此不疲。

一 悲情

我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在纽约接受CNN专访时激昻亢奋地预言：“李鹏政府三天就会垮台”。悲乎！斯人已逝，当初预言没有实现，20年后仍然没有实现。20年意味着什么？在人类的生命周期中，是一代人的时间标志。现在20岁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为何物。

也就是说，不管六四对于一代为之热血沸腾的人有多么不可承受之重，现在20岁的青年人，89年后出生的“90后”一代，对这一天是没有感觉的。就好象70后对父母的知青经历了无兴趣，80后不屑了解林彪、江青何许人也。时间也在残酷地漂白着“六四”之于现实的意义，消磨着”六四人”的生命和价值。无可奈何，六四，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的悲情符号。

二 记忆

民运最喜欢引用米兰。昆德拉的一句名言：人类反抗专制的过程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过程。列宁也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这背叛。不容置疑，我们同情天安门母亲，追悼当年在广场上死难的青年学子；我们怀念紫阳、耀邦，为他们的政治遭遇不平则鸣；对于那些因思想言论而获罪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们为他们的自由鼓与呼。

然而，如果把反抗专制的记忆，等同于以暴易暴的仇恨记忆，变成制造社会冲突的催化剂，甚或同流合污于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喧嚣中，则陷入心灵毒化的歧途。君不见，某些民运人士躲在纽约的水泥丛林里高嚷着，一旦中国变了天，就会效法犹太人追捕纳粹那样，满世界追杀共产党人。呜呼，好在这些人把持中国政权的机会，十分渺茫。

86年我在耶鲁访问余英时教授，从他的“反革命”历史观中获益至深，可以说顿开茅塞、如梦初醒。教授说，（大意）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罪人是孙中山，两个小罪人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的罪过就是革命。狂人李敖也是一个“反革命”学家，他有一句名言：（纵观历史）一个“拖”字定天下。英国、日本保留了皇室，社会付出成本很低，国家便强大起来；法国、俄国、中国都革了皇室的命，社会付出的成本太高，都难免数十年的动荡。

抛开悲情，遑论六四，在中国历史上是应该有其地位的。外间评论多认为，六四事件震动华夏大地，人民不畏强权，追求西方的民主普世价值，堪称中国现代史上一次进步的绝唱；但持相反看法的史家学者们亦认为，这是一些不懂中国历史、挟洋自重的秀才造反，扰乱了改革的历史进程，堪称千古罪过。从后来的事态发展角度看，如果不是铁腕统治者邓小平力挽狂澜，92年在深圳掀起二次改革的大潮，中国很可能进入一个历史的黑暗时期，或者相反，陷入停滞和动荡时期。因此我对记忆的认知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就是时间磨灭仇恨的过程。

三 模式

记忆是历史的积淀，需要后人冷静和深入的思索。麦克斯。韦伯曾经做过一个社会学公式：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与民众参予政治的狂热成反比。这是一个天才的公式，可以洞见很多狂热的历史之谜。30年代的纳粹德国，60年代的文革中国，乃至今日的台湾、泰国，都是这一公式的最佳佐证。这也是六四悲情的一个深层次的缘故。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时代。89年六四时代，是一场从党的总书记、商界首富到街头宵小都狂热无度的运动，堪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相媲美。我们更应该庆幸的是，六四之后，中国社会沿着自身的历史惯性走向了稳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获得了巨大的积累。而非像法国大革命之后那样，进入了一个动荡的世纪，制造出第N个共和。或者像泰国那样，社会被无休止的街头示威所困扰。

对比之下，中共没有像俄国的叶利钦那样，搞什么500日跑步进入资本主义，搞得民不聊生，光头党横行、妓女输出世界；或者像东欧的几个前卫星国那样，跟着美国佬四处派兵，搞得国库亏空、财政破产。在中国，除了西方式的政治改革缺如，中国社会正在全方位地、势头迅猛地改变着、进化着，世人有目共睹。

外界未曾给予重视的是，到今年年末，一旦中国股市完成天量的国有股减持，中国的公有制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程度超过西方多数国家（瑞典、法国、美国），“中国模式”下彻底解放了生产力的国人，将迸发出无以伦比的活力；解除了公有制羁绊的股市，将一飞冲天傲视全球。而按照华尔街日报的看法，金融危机下的美国，正在慌不择路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国有化）。

中国的改革大潮，其对社会和民族的震撼力，远远超过经济本身的范畴。所谓“多难兴邦”，虽然内外危机天灾人祸频频考验着其承受力，中国政局与民心稳定，“中国模式”吸引着各国的眼球、走势稳健并富有创意。

四 警醒

20年人生易老物换星移，六四人的流亡悲情，多了些沉沦、浮躁和无奈，而鲜少思考反省、认知升华。当年的叱诧风云的六四精英们，多已光环消逝、默默无闻、随波逐流而去。所剩不多的励志者，也在民运漩涡中和形形色色政治力的牵引下，沉浮无着，每每这个时候忽被新闻界想起，像太平洋彼岸发出几许悲情之音。

看到“独立评论”推荐，前学运领袖、现为美军军牧熊炎的纪念文章《我们需要更坚定的信念》，可以洞悉民运的现况，摘录两段如下：二十年，海外民主运动的某些机构组织得到过台湾不下几千万美元的资助，但是这些钱被盗用滥用了。正如一位很知名的政论家所说，一些民运机构盗用滥用了千万的美元，而且短视到二十年过去连一个办公室也没有买下来。痛心啊！可恶啊！中饱私囊的民运蛀虫！

二十年，至少在海外，有多少人借民运的名义吃人血馒头，搞假政治庇护中饱了私囊，败坏了民运的名声。从私吞民运捐款到把捐款箱抱回家，到变基金会为私有，到扣押民运杂志经费，到各类假政治庇护，断送了民运的声誉，阻塞了民运的资源。可惜啊。朋友，警醒啊！你可以一再用记忆反抗遗忘，你不可以一再让世人失望。

在中共气数未尽的现实面前，不少六四人信仰空洞”礼失而求诸野”，成为西方世界各色宗教的信徒，佼佼者亦成为传教士，并以此糊口为生。这种境况的副产品是，把宗教视为民主的先觉要件，臆想用洋上帝去救中国。走火入魔者，自然从经书、塔罗牌、水晶球中，寻找中共的末日征兆，鼓噪一时。殊不知，华夏文明之所以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历久不衰，乃是自身的文化优势特质所决定，非外力所能征服的。

在此荐言，宗教固然可慰籍心灵，导人向善；唯搞中国政治，尚需多读孔孟，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退而求其次，像成龙学学，看看于丹的书也好啦。

五 反思

论六四的时代背景与发端，是封闭的中国一经开放，西化的政治思潮涌入而至，大凡过来人均有此认同。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西风东渐直接造成中国青年一代对西方的崇拜心理和西化的政治取向，对比之下，08年围绕西藏、救灾和奥运的几次较量，西方低劣的政治运作，直接制造了中国的ANTI-CNN的一代、抵制路易.威登的一代、鸟巢的一代，他们是70后、80后、90后，他们的政治倾向将影响中国20到30年的未来。

08年的中西方冲突加上西方自身的金融危机，已经使1919年五四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求强的传统一扫而光。西式民主固然有可取之处，已经不再是中国青年和知识界不加怀疑的选择。想靠中国的青年一代实现西化的和平演变、橘色革命，已经近乎空想。这也决定了六四的悲情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未来。

08年的三场较量（拉萨事件、地震募捐、抵制奥运），殊不论熟是熟非，让西方势力大跌眼镜的就是，不仅中国境内的青年人起而抵制西方的攻击（也许这是共产党的成功诱导），就是身在西方自由社会多年的华人和留学生，也都奋起抵制对中国的妖魔化。洛杉矶时报某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是在给你们中国人争取民主，你们竟然反对，真是费力不讨好啊！

1989年六四，我举过魏京生的大幅肖像声援国内，两万多留学生和爱国华侨参予，从纽约联合国广场向中国领事馆挺进，沿途声援时起彼伏。回味起来，那叫一个壮怀激烈；2008年4月10日，我在旧金山观看奥运圣火，竟身不由己地跟着那些20郎当岁的留学生们，摇着五星红旗呐喊“中国万岁”。我还惊奇的看到，好几个比我还老资格的前民运领袖，也在五星红旗的队伍中舞龙耍狮，不亦乐乎。这难道不值得民运反思吗？

六 问题

六四人是以政治为职志的。政治的根本问题是人心向背的问题。固然不应怪罪六四人在流亡的背景下脱离中国的实际，但是主观上对中国的变化视而不见，甚或唯恐天下不乱，则浑浑噩噩，大不可取。六四人和民运的思维方式与认知，与中国的现实差距日甚，所思所想与中国的老百姓背道而驰，这不是反共的问题，而是疏离草根大众的问题。

中国已然摆脱了文革和六四那种为了莫须有的意识形态集体狂热的历史羁绊，走向“不折腾”的、理性务实的、成熟稳健的现代社会。朋友，不要再满嘴“中共、中共”地掂记着好不好？其实今日中国，谁还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谁还把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当回事呢？什么08宪章77宪章大宪章啊、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地退党”啊，鸡同鸭讲、七不搭八！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可能给你还算客气的评价就是：“你太有才了！”

北京街上跑的出租司机在想什么？上海玻璃大厦里的白领小姐在想什么？“鸟巢一代”的莘莘学子在想什么？八千万民工在想什么？一亿多股民在想什么？两亿多网民在想什么？说具体些，常打打电话回家，问问你们退休的老爸老妈在想什么呢？听听想想，什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什么是民运的根本问题。

公允地说，在此要为六四人滞留海外鸣不平。很多朋友回国探亲发展、叶落归根的要求，多次被国家相关部门拒绝，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在此，提醒这些国家把门的官员们，对祖国有点自信好不好？让六四人、民运人回国，一点都不可怕。

他们看看中国的发展，他们参与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现状有真实的了解，是一个消弭误解、化剑为犁的捷径。况且，民运圈中早已形成这么一个潜规则，只要谁回国，通常会被“抓特务”，自然断了民运的前途或者后路，岂不是正中下怀了？

七 冰火

其实，六四人和民运人中，人才济济，不乏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他们中间，有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记者、作家，有中国国最富有的商人、企业家，有中国改革的先行者、政府智囊，有北大、清华、上海复旦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他们把民运搞到今天这种境地，不是他们不行，而是时运不济。

这些年不少民运人物回国发展，成就不菲。他们不仅在中国发财，而且利用各种机遇，实实在在地参予着中国的发展与变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边的人们。

就笔者所知一些回到国内的前民运先驱，有的直接进入了政府机构，成了金融市场监管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了演讲大师，为数百位中国的大企业掌舵者讲授现代经济学；有人成了房地产弄潮儿，名下的房产遍布北京城乡；有的成了股市弄潮儿，享受着无忧无虑的财务自由；有的成了通讯业巨子，有的成了红酒庄园的庄主。。。。。。

最有趣的是，一位博士仁兄在美国做搞股票公司一败涂地(网络泡沫所致)，迫于无奈回到国内，不旋踵就成为中国知名的”华尔街大师”，不仅出任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年薪了得，还在各大财经电视频道主持节目。人生一个转折，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的风光无限政界明星、商界巨子、文化界巨臂、理论权威、著名教授们，流亡西方20年后，大多败了家业、丢了专业。有的在加州开起出租车、有的在纽约摆地摊卖假表、有的搞政治庇护榨取新移民的钱财。当年在文学界初露锋芒的女作家，现在在纽约做手工串珠子为生；当年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导师，现在做起了华人圈里的传教士。

要声明一下，我十分敬重上述朋友自食其力、不食周粟的气节，比起那些从不明政治势力或情治单位骗钱为生的一大票职业民运人，他们多了些自尊和骨气。即便如此，这样在异国他乡混日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八 未来

20年过去了，可谓弹指一挥间。那么再过20年会怎么样呢？六四人面对的未来是：朋友（美国和台独）一天天烂下去，敌人（中共和华侨）一天天好起来。20年来的人心巨大转变，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崛起激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自豪感，不再容忍外界对中国任意妖魔化了。而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将深刻改变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各国的强弱消长，风水轮流，已经初露端倪。

华尔街日报最近撰文说：当金融危机过去后，西方国家会不习惯，中国的纽扣、玩具没有了，中国的成衣、球鞋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汽车、机床、轮船、变压器，还有飞机和银行，开始占领遭受重创的西方国家市场。

最近我在国内证交所做过一次金融危机的介绍，很多听众都不敢相信，美国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吗？怎么会有次级债这种事呢？中国的房屋市场化才十年，再幼稚也不会这么愚蠢啊？提到麦道夫、斯坦福就更为吃惊了：怎么美国也有集资诈骗啊？

过去在中国的基金经理和券商脑海里，雷曼兄弟、花旗、瑞士信贷、摩根斯坦利这些响当当的字眼，是多么神圣啊！所谓“大行评级”，动轧翻云覆雨，能让中国的股票涨跌打停板。而今的华尔街，已然成为一个恐怖的名词，不仅埋葬了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金账户，连股神巴菲特也落得个晚节不保。人们只有长吁短叹，落花流水春去也！

今日中国，仅仅07-08的一场大牛市，就产生了数百万的百万富翁和数千万的中产阶级。以股票价格计，中国人寿成了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的工商银行更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在可以遇见的未来，这样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和他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自信日盛。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过去20年间改革开放的成就，揭示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新一轮崛起。而六四人和海外民运未来，套用万润南先生的一句名言，恰如其分：“我们是打不倒的，因为我们已经躺在地上了。”

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印度正在举行全国选举。1967年印度大选时，一位英国记者去采访，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选民的冷漠与无助情绪。一圈看下来，他得出结论说，经过20年的试验，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失败了。那是印度第四次全国选举，他断言，这将是印度的最后一次全国选举。BBC的同事对此颇有感慨。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42年，印度还在举行选举。它10多亿人口里，选民超过7亿，实际去投票的人超过4亿。大选是非常复杂的，今年也出现了针对选举的暴力行为，估计还会有更多暴力发生。因为这些原因，国内有些人像42年前那位英国记者一样，认为印度的民主已经失败了。不过，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印度的民主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判断的标准是，每次大选后，选举结果都会被主要政党和绝大多数选民接受，也就是说，新上台的执政党具有法统。

对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之得失，之所以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是因为很多人把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民主制）和作为一种过程的民主（民主化）搞混淆了。

简单地说，没有民主化是不可能有民主制的，但民主化和民主制是两个概念。不久前去世的政治学大师亨廷顿，一生中最有名的著作是《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其中有个论点，对全世界的政治学研究者影响极大。他说，关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可以观察到两极相似而中间千差万别的现象。两极相似是指高度民主的国家和高度专制的国家，都相当稳定，而最不稳定的是两极中间的那些社会，即追求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国家。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人们理想中的民主制，是稳定、公平、廉洁、有效的。这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之奋斗甚至不惜牺牲的原因。而实际上，在民主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现象，同人们对民主制的理想之间，落差实在太大。从1980年代末即所谓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对民主的许多批评，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比如，民主化过程中常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常有腐败和不公行为，包括贿选和舞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黑社会势力介入选举。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情况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只要局部暴力没有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民主化就迈进了一大步；只要没有出现系统性的贿选，民主政治运作的结果基本上就被公众认可了。至于黑社会势力介入选举，也要公平看待。不推行民主化，并不等于就没有黑社会势力。一个社会里，只要有些事情是真正的主事者不愿出马亲手干，就会有黑社会的市场。

民主选举要合法地花掉大量钱财，因为有钱才能组织大型集会、买黄金时段广告等等，所以对民主花钱多的指责也很常见。但民主政治运转的成本是不是太高，必须拿它和不民主的政体运行的成本做比较。实际上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在非民主制下，浪费和贪污的公款，那种拍脑袋决策导致巨大项目失败造成的损失，等等，绝少会公开，无法全面计算。

最后，有时会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民主化过程中的分离主义势力。这一问题比前几个问题更棘手，但并非说只要有民主化就一定会出现。1967年印度大选的时候，那位英国记者认为这个国家将四分五裂，因为印度的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到现在为止，印度并没有分裂。倒是它旁边的巴基斯坦，现在面临分裂的危险。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民主化并不一定带来国家的分裂，而专制往往酝酿着分裂的种子。

民主制首先是作为一种理想而出现，但对达到理想的过程，不能看得太美好，不然，当遇到能想象和不能想象的困难，就不会理性地处理，而对困难不能以正面的、建设性的方式来对付，就易半途而废，甚至走回头路。越是缺乏民主由基层做起来的社会，就越是难把民主内化成生活方式，因而就越容易出现民主大跃进的幻想。那种以为几年内可在一个两千年没有实行过民主的国家建成民主制的想法，很有害。

民主制和民主化的关系就像造高楼。任何一栋百年基业的高楼，建造过程中都会有噪音灰尘的污染，甚至有工伤事故。建成民主制也一样，有它的代价和麻烦，要做好物质、技术和心理上的准备。

民主制是人类绝大部分所向往的。在当今世界上，敢于正面否定民主的人很少，但是，那种把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拒绝实践民主的人，还相当多

情报部门把各方要求平反六四的信息汇集到中共政治局，其中最尖锐的话就是：胡温继续维护六四结论就是犯罪。

胡锦涛想继续维护六四结论，可又不想自己背黑锅，考虑到此案历来无人认功，就开会请大家发言。

温家宝仰望着星空，流了几滴眼泪后说：“军队是人民养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老三：“同意胡锦涛的意见。”

老四：“同意老三的意见。”

老五：“同意老四的意见。”

老六：“同意老五的意见。”

老七：“同意老六的意见。”

老八：“同意老七的意见。”

老九：“同意老八的意见。”

胡锦涛最后表态：“我同意多数人的意见。我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