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纪念六四20周年的时刻，我要向读者推荐的，是Eddie Cheng的英文专着《Stand Off Tiananmen》（《天安门对峙》）。推荐的原因之一是我认识这位作者。在举世皆有意或者无意地淡忘六四的今天，他选择了这个题目作为业余研究的重心。多年以来，他收集材料，采访当事人，甚至搭建了有关六四的网站，目的祇有一个，就是为当年那场运动留下历史的记录。

成书之前，他给我书稿让我提意见。说实话，我很仔细地看了，但是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不仅仅是他的书，我也收到过封从德的《六四日记》的征求意见稿以及王有才关于六四的回忆等等，我都没有提出过什么意见。我觉得，历史已经发生，祇有任人评说；作为当事人，我必须警惕自己，不要掺杂太多个人的好恶，因此不管别人的笔下如何呈现我，我都应当尊重书写者的想法。因为，毕竟他们愿意记忆，这就是力量。

20年了，中共当局处心积虑地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记忆，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自己也深深地知道记忆的力量。这种力量表面上看起来远远不如国家机器的强大，但是它会潜藏在社会的底层，潜藏在人民的心中。这种力量，表面上看起来无法改变现实，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成为摧枯拉朽的旋风。可以说，祇要记忆存在，犯罪者就不可能安稳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Eddie的《天安门对峙》就绝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这本书，体现的是一种意志。

虽有些年头，估计不少人也还有印象，有一年春节晚会上，不知什么人，大概也是领了“任务”，为了渲染、烘托节日气氛，创作了一首歌儿，歌名好像就叫：咱们的老百姓啊，今儿呀真高兴。这首歌子让那一群年轻人在灯光闪烁的现代化舞台上一吆喝起来，青春洋溢，热血沸腾，再加上身子扭动，浑身乱颤乱抖，观众看着，就觉得那些人真是“高兴”得无以复加。

至于为什么会那么高兴，是真高兴还是假高兴，且不去管它，现在只想说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大家都是正常的生活，感觉到自己生活的好，就高兴；感觉到不好，就不高兴，若是还有什么不满，往往还要说出来。现在有了互联网，为了把自己不高兴的不满的说给大家听听，看看自己是不是应该不高兴，是不是应该不满，还会去发帖子，这一切都要算是正常的。凡保障自己的人民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都会持理解乃至保护的态度。一个正常的社会，标志之一，就是允许大家有什么说什么，不必装着揣着。且不去说什么“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个社会只要是畅所欲言，很多人也就不会在“说”上下工夫了。

然而，现在的情形，好像不是这样，有人因为总是怕“说”，于是就采取了一种“禁”的手段。可也很奇怪，越是禁，大家就越是要说，甚至还会变着戏法的说。你说这正常吗？反正我觉得不正常。如果一个国家不是禁这就是禁那，就一定有问题，当然不是被禁者有问题，而是禁者自身出了问题。只要我们愿意实事求是，就不难明白，互联网上有些恶搞，乃至出出“草泥马”这样的恶搞，其实就是不许畅所欲言的结果，就是有些人“禁”出来的。

于是又联想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害怕这害怕那，采取的也是禁，且一禁三十八年，然禁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最后迎来的是民主自由。而看咱这情形，若政治体制没有大的改革，怕是也要一直“禁”下去的；至于说是否也能禁出个民主自由新天地，自己虽不敢预测，也不作指望，可也并不太悲观……

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早就说过，自邓小平决定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世界接轨，我们必将要走“全球一体化”道路，我们必将实行民主自由。这是大势所趋，是谁也无法阻挡得住的。现在有几个显然应该打引号的大小“知识分子”在那儿反对“普世价值”，其实很可笑。那些人哪里知道，早在一百六七十年前，那位写过风行世界的《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法国的托克维尔早就认识到：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自然法则的性质。请问有些人：自然法则啊，你抗拒得了吗？

所以说，即使真要痛恨“恶搞”，首先应该检讨的也并非“恶搞”之人，而是逼人恶搞者。这样说也并非闵某人有意要信口开河，你看那水浒传里天罡地煞108，多数都是“恶搞”之人，甚至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然而中国底层人民喜欢得很。若问其故，都会来一句掷地有声的话：那是官府逼的！

2009-5-27

陕西铜川一中新校区招生只招干部子弟，消息一经披露，引来无数砖头。这消息让我感到好奇的，不是他们搞特权，而是这种原本属于潜规则的玩意，怎么能够公开化，变成学校的规定，堂而皇之地施行？难道铜川一中的领导，在此网络时代，就不怕有人给他们捅出去？事实上，像这样的不平事，几乎百分之百，是要泄露的。

当今之世，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是现实的存在。凡是有权有钱人的子女，差不多都会有个好学校上，中小学如此，甚至大学，这些年来，有名的大学贫寒子弟的比例也逐年下降。看起来好像是有只无形的手在左右一切，实际上都是有形的手在操作。一个地方的一中，无一例外是该地方教育资源最集中的所在，升学率也最高。这样的所在，平民子弟只能凭考分拼上去，但它的大门，却为两种人敞开着，一是有权者，二是有钱人，这样的人，子弟考分不够，也可以入学。学生家长手中的权力，可以折抵金钱，权足够大，则全免，不足够大，则免一部分，有钱没权的，则足额缴纳。现在，择校费是不让收了，但是考分不够的学生，钱该收还是收，择校费换个名字，改成捐款，一切OK.

这些年，中小学，尤其是高中，所谓重点校的建设（现在已经改成示范校了），始终让我感到困惑，这种严重违背教育公平原则的公立学校的存在，在政府教育部门的强力干预下，把地区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重点或者示范校，到底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实现短促突击，提高升学率呢？还是方便官宦子弟就读？我想，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不信可以做一个调查，每个地方有权势的官宦家的子弟，如果他们的父母没有早早把他们变成留学生的话，多半可以在当地的一中学生的花名册上找到他们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钱人只是一种陪衬，是学校敛钱的渠道。

一般来说，为了维持比较高的升学率，地方的一中也不大可能希望关上大门，只收权贵子弟，毕竟好的生源，是升学率的基础。但是，只要学校教育资源优厚，升学率高，而且面向权钱的大门开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合格考生挤进来，挤来挤去，平民子弟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当今重点大学贫寒子弟比例日益下降的局面。事实上，等于是由全体纳税人供养的国家公立学校的资源，被少数人占据了。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已经很触目惊心了，其严重的不公平所引发的舆论的骚动，已非一日。可是，就在这种时候，居然有这样一所一中，敢于公开跳出来，将这种不公明目张胆地亮出，制度化，的确，人们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胆气。但是，世界上的事，没有无缘无故的，铜川一中的领导，想必不是傻子，没有想到由此引发的后果，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敢这么干呢？

我跟铜川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得不到内部的消息。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此举如果不是得益的铜川党政机关的旨意的话，那么肯定是铜川一中某些领导急于表现，用特别的方式表现。反过来，说明即使网上的民意摆在哪儿了，为了官的利益，还是有人敢于冒险犯难。在某些人眼里，一个地方的首长，注定要比一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大，比全国的老百姓也大。天大地大，不如官大。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等作品，激烈地抨击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其批判力度可以说超过俄国任何一个作家。他把俄国地主身上的贪婪、冷酷、诈骗、庸俗、吹牛、撒谎等人性的丑恶品德展现在世人眼前。对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认识俄国农奴制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但果戈理的头脑里却装满了封建地主的思想。他在社会生活、道德和宗教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至死都同他那既幼稚又愚蠢的母亲一模一样。

1846年他在致妹妹的信中写道：“你应该对偷懒的农夫说，他本来能多干活，所以不多干活就是罪过。你以后对农夫说，上帝命令他们干活勤快。上帝说：”要辛苦劳动！‘因此同地主计较干活是罪过。你还要对农夫说，他们要听管家的话，要学会服从，不管谁的命令他们都得服从，即便是他们当中最坏的一个，因为没有任何权力不是来自上帝的。一句话，你这样对他们说，让他们看到，替地主干活就是侍奉上帝。“

果戈理在生活中对待奴仆也同农奴主一样。1832年果戈理回家接两个妹妹到彼得堡爱国女校读书，但路上无人照顾。果戈理的仆人亚基姆没有妻室，不然就好办了。于是果戈理和母亲马上做出决定：动身前三天把妹妹们的侍女玛特廖娜嫁给亚基姆，亚基姆有了妻室，小姐们有了女仆，皆大欢喜。他们谁又想到过亚基姆和玛特廖娜？

果戈理的一生，就是充满这样的矛盾与探求。他怀着报效国家的一腔热血从乌克兰偏僻的乡村来到彼得堡，但在彼得堡却找不到施展才华之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谋到一个缮写员的差事，从早到晚缮写一文不值的文牍。他感到时代对文学提出新的要求，着手创作反映乌克兰民族精神的作品，但又因缺乏素材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向母亲求援。他抱着为政府清除弊病的良好愿望写出《钦差大臣》，却招致政府官员的一致斥责和咒骂，只好躲到国外去。他本该接近真正理解并热爱他作品的人，但他亲近的人偏偏是前者的论敌，有的还是不共戴天的政敌。他既写出震撼俄国的《死魂灵》，又出版了招致各方面指责的《与友人书信选》，并且两者都出于报效国家的心愿。他一再表示只能写反映俄国现实的作品，却又必须躲到遥远的罗马去写。他认为大多数作家的不幸就在于没有烧毁自己的失败之作。他自己曾多次烧毁手稿，但真正的失败之作却偏偏没有烧毁。他的作品尖锐地抨击封建农奴制，但他脑子里却装满忠君思想。他极不情愿给崇拜者们朗读自己的作品，却心甘情愿给不喜欢他并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朗读自己的作品。

俄国文学史和不少论述果戈理的专著通常都说《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题材是普希金给他的。他们的根据是果戈理死后发表的《作者自白》中的一段话：“普希金对我说，具有这种窥视人并几笔便能勾勒出一个活生生人物的本领怎能不写大作品呢？这简直是罪过！他还举塞万提斯为例。塞万提斯尽管写过几篇十分卓越的中短篇小说，但如果他不写《堂吉诃德》，决不会在作家当中占据他现在所占据的位置。说完这些话，他便把自己准备写成类似史诗的作品的题材给了我。据他说，他决不会给别人。这就是《死魂灵》的题材（写《钦差大臣》的念头也是他启发的）”。但果戈理的这段话不可轻信。熟悉果戈理的人都知道他时常讲假话。何况他的话从普希金那里得到的恰恰是相反的印证呢。    果戈理在这段话里没说《钦差大臣》的题材是普希金提供给他的，只说“写《钦差大臣》的念头也是他启发的。”对《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题材的来源，俄国和苏联学者都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在帝俄时代沙皇派钦差大臣微服私访是最高统治阶层了解下情惯用的手法，果戈理不可能不知道。在他的喜剧《钦差大臣》上演之前，1827年乌克兰作家就写过一部情节与《钦差大臣》极为相似的戏剧《京城来客或县里的一场虚惊》。果戈理回家省亲时可能看过。《死魂灵》的题材也未必是普希金向他提供的，因为普希金本人有意使用这个题材。向赈济局抵押在册的死农奴，并从中牟利，当时在俄国并非罕见的事，果戈理岂能不知道。果戈理的远亲说果戈理在密尔格拉时就听说过这类事，并说“果戈理写《死魂灵》的念头是我叔叔皮温斯基启发的。”皮温斯基有5个孩子，30个农奴，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开了一家烧锅，靠卖酒贴补开销。这时来了个官吏，对他说要开烧锅非得有50个农奴不可。皮温斯基装了一车烧酒去找周围的邻居，一面请他们喝酒，一面收购他们尚未从花名册注销的死农奴。收购了五十个农奴又开起烧锅来。果戈理经常到皮温斯基家做客，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这样普通的题材为什么非说是普希金提供的不可呢？《作者自白》是在果戈理死后由他的朋友舍维廖夫发表的，连标题都是舍维廖夫加的。莫非果戈理生前没有勇气发表？

如果我们不为伟大作家隐讳的话，果戈理写这段话的用意是说明普希金对他的厚爱和他对普希金的敬仰，借以美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完成普希金的遗愿是多么光彩的事业啊！其实他们关系并不密切，交往的时间很短，总共只有四年。普希金看重果戈理的才华，并不看重他的人品。他对果戈理敬而远之。有时普希金招待客人，果戈理在座。普希金深知果戈理“偷听”的本领，心里起了戒心。但普希金是冲动型的人，讲得激动的时候，什么都忘了，等到想起果戈理在座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他思想的火花，卓越的描述，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都被果戈理“偷听”了，然后写进自己的作品中。普希金曾向家人抱怨：“这个乌克兰佬偷窃我，我却连喊都喊不出来。”

徐贲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美国加州可能破产早有先兆，2008年12月1日，州长阿诺·施瓦辛格正式宣布加州进入财政紧急状态，并要求推出经济刺激方案来解决加州入不敷出的窘境。2009年5月19日，加州选民对税收与支出进行了一次“特别表决”，一共有七项提案，包括经济危机中加州增加税收，为公立学校、保护儿童和智障人士服务的拨款，以及限制民选官员增加工资。社会服务拨款的条件是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和房产税，因此，加税成为特别表决的关键。表决结果是，仅通过限制官员增加工资一项，其余6项全部被选民否决。

在特别表决前，州政府和政治人物就已经做了大量宣传，警告破产可能对加州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选民用选票回答了官员们：如果没有钱，就请量入为出；就算破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眼看自己的州就要破产，选民们为什么见死不救？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是选民对加州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不信任政府在没有财政改革的情况下，能够只靠增税和借债来治疗加州的赤字顽疾。

不能量入为出，一直困扰加州政府的一个问题。加州3700万人口，赤字410亿美元，平均每人1208美元，为全美最高（一向财政吃紧的纽约州排在第二，不过平均每人685美元）。加州负担着全美最好的社会福利，人均支出高出全美的70%，其中一个大项就是“福利”（各种救济金），按人均算，是其它州的3倍。

此外，加州庞大的低收入移民人口使得社会服务负担沉重。上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说过，不严实的边境和福利国家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同时期美国科学院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加州政府在移民身上的支出，每个家庭必须多交1100美元的税，估计现在还要更高。

加州一方面支出庞大，另一方面增加收入却受到许多不利的限制，使得赤字问题雪上加霜。在加州，企业营运的成本比其它州都高，个税全美最高，尤其影响小企业发展。环保要求是全美最严的，油价自然也是全美居首，电气工业根本无法与其它州竞争。即使是在加州起家的大企业，许多也流失到其它地方去发展，如谷歌到俄勒岗去发展，英特尔则到得州凤凰城去建厂。

加州的房屋昂贵，使得大量居民向其它州流失。许多州都在加州登广告，以住房便宜来吸引、招聘教师和其他专门职业人士。经济学家Randal O‘Toole指出，加州对土地用于建房有严格限制，95%的人居住在5%的土地上，加州房价位居美国之冠自然不足为奇。

加州的纳税人生活费用高，纳税重，对州政府不能量入为出，只知道以加税来填补赤字窟窿早就多有不满。2003年，出现了预期为380亿美元的赤字，加州选民罢免了当时的州长戴维斯。当时，施瓦辛格是以财政改革的承诺赢得选举，成为州长，可是他的改革承诺只兑现了一年。2004年，当收入随着经济好转有所增加时，政府又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在四年间增加了340亿，也就是32%的支出。

这次，加州纳税人再度用投票的方式对政府的财政政策表示了不满。当下，许多纳税家庭感觉到经济困难的压力，政府有责任避免加重他们的负担。纳税人提醒政府有此责任，行使的是宪法权利，政府再闹穷，纳税人也还是有权不给它钱花。纳税人是政府的衣食父母，政府要用钱，得看纳税人同意不同意。只要纳税人能行使他们的公民权利，纳税人受穷而政府有钱的情况，在美国就不会发生。

在原始社会特别是母系社会，我想是没有“烈女”这个概念的。因为男女都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抗击外来的侵害也不必特别彰显“女性”的角色。只有到社会发展为男性主导，女性成为弱势者，“烈女”才可能吸引眼球。因为以弱对抗强，尤其显得刚烈。

在秦汉时期，古代礼仪对士大夫特别是贵族尚有影响。贵族阶层若硬生生地依仗权势霸占民女，那会让人瞧不起。今人读古乐府的《陌上桑》，如果了解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或许有些不解。汉代邯郸有美女罗敷，嫁给同邑一位小官王仁。罗敷出门采桑时，被赵王看见，赵王垂涎其美色。———可见那时候普通官员的含金量不高，都要让美若天仙的家眷操持农桑。赵王想方设法要将其据为己有，罗敷心知肚明，某一天进王府为赵王弹筝，并一展歌喉，唱出了那首传诵千古的《陌上桑》。她以诗明志，告诉赵王：“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权势赫赫的赵王竟没有霸王硬上弓，没有逼迫罗敷屈从。

亦有一说，认为《陌上桑》和“秋胡行”中的故事有关。秋胡事见刘向之《列女传》：秋胡娶妻五日便出外做官，五年后才回家。路上，见到一个漂亮的女子在采桑。下车对她说：“力田不如运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便要娶她为妻，女子不从。秋胡来到家里，母亲引他见其妻，正是路遇的采桑女。妻子见秋胡如此德行，便含恨投河而死。

可见当时贵族不仅仅是有权有钱，更需要有一种道德的自尊。赵王可以用权势、金钱诱之，但若强暴罗敷，就为舆论所不齿。身为贵族，更不会像个暴发户拿着金条去击打罗敷的脸。

汉以后，中国官府的权力越来越不受节制，易为滥用。官吏的普遍道德在汉以后的时代，不但没有提升，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像罗敷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靠真情表白能逃脱大官人的魔掌，恐怕很难。因为官德的普遍下降，因为社会的动荡，弱女子容易受伤害，于是社会大力提倡“烈女”。特别是主流士大夫，这些男人不是思量着如何去保护女人，而是树立种种榜样、标杆，鼓励女子为了保护贞节，要敢于自残、自杀。

这种价值观的提倡，在大儒刘向的《列女传》中初见端倪。比如《节义传》中殉楚昭王的越姬。后世修国史，都专门有《列女传》，理学越盛，列女中那些敢自残自杀保贞节的女子越多，行为也越不可思议。宋、明两代，史载的烈女就特多。如《明史》载：有一个名叫柴氏的女子，夏县孙贞之妻。崇祯四年冬，一伙流贼迫近夏县，柴氏与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时柴氏与丈夫被抓住。一贼兵捏了捏她的手，柴氏立刻用牙将这个男人捏过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个贼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块肉，结果，被贼兵用刀活活砍死。

翻看古代有关烈女的故事，我发现一个规律，多数烈女是自杀自残明志，很少是想方设法将施暴者杀掉的。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女子杀施暴的男子，难度太大，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修史者并不太提倡为自卫而杀人，反而提倡为自卫而自杀。如果女子拿起刀枪自卫，道学先生也受不了。只有替父或夫复仇而杀仇家者，才有资格载入《列女传》。大约孝道和妇道的价值在古代伦理中，高于女子本人的生命。

《新唐书·段居贞妻传》记载：豫章女谢小娥，丈夫段居贞与父同经商江湖，为强盗申兰、申春所杀。小娥乔装男子，在申家帮佣二年。伺机手刃申兰，并又报告官府抓住申春，搜得赃物甚巨，抓获同党数十人，同申春一并处死。刺史张锡盛赞小娥忠烈，免其杀人之罪。小娥回到家乡，许多人争相礼聘，一概回绝，断发为尼。

民国时期也有这样一个故事。施从滨是老资格的职业军人，1925年在战争中被孙传芳抓获。根据当时通行的法则，这样高级别的战俘不会被杀，一般会礼送回乡。但孙传芳将其斩首并示众，这当然是公然背德违法的残暴行为。其女施剑翘处心积虑要为父复仇。1935年，此时孙传芳早已下野，寓居在天津，以吃斋念佛来赎罪。施剑翘混进孙传芳念佛的佛堂，拔枪将其杀死，并留下传单，自述为父复仇。孙传芳虽然下野，但毕竟是当年权倾东南的大人物，此案自然为世瞩目。审理过程中，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通过电报、邮件等纷纷对施剑翘表示声援。——— 当时的妇女团体是真正为妇女维权的自治团体，不必看官家眼色。法庭鉴于施剑翘的为父报仇情节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这已是谋杀罪中最低的刑罚，但施剑翘并不服判，上诉到天津市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接受上诉，改判其有期徒刑7年。施剑翘仍然不服，再上诉到南京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下令将施剑翘特赦。

施剑翘乃为父复仇，在民国时期，血亲复仇已不为国法所容，她尚且能得到特赦。如果其本人为免于被强暴而自卫，杀了施暴者，恐怕连“特赦”都不需要，而是正当防卫，当庭释放。

无论是古代的烈女，还是民国的施剑翘，从她们的故事中都能读出辛酸。一个真正尊重人权，特别是女性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这类烈女故事会很少，烈女们也不需大肆旌表。

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自杀，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是颇为轰动的事件。

李赓芸自杀是因涉嫌受贿，接受讯问时被辱而起。受贿只是嫌疑，并非事实。事情的起因，是原先李赓芸任福建漳州府知府的时候，有监造战船的职责，后来升任道台，但战船还没有修好，于是留下仆人监工修造；由于修船的钱不够用，仆人便向漳州府下属的龙溪县知县朱履中借了三百银元；借钱的事当时李赓芸并不知情，后来知道了，就让仆人如数还钱，但是仆人好像没有把钱还给朱履中。之后，朱履中因贪污被查，他便向闽浙总督汪志伊、福建巡抚王绍兰控告李赓芸索贿，说他的钱都送了上司。汪志伊与李赓芸有点过节，很想借此整一整李赓芸，于是向中央报告李赓芸涉嫌受贿，应当免职查办。中央同意，汪志伊、王绍兰便指派福州知府涂以辀主持讯问。涂以辀知道汪志伊与李赓芸的关系，为了阿谀汪志伊，逼令李赓芸承认受贿一千六百银元。李赓芸不肯承认，涂以辀盛气凌人，严词训斥，辞色俱厉。李赓芸觉得大受其辱，愤激之下，留下诉冤遗书自尽。

李赓芸死后，仆人到北京告状，朝野哗然。于是中央派出专案组南下福州调查。专案组到达福州之后，被老百姓包围，他们纷纷为李赓芸诉冤，请求予以昭雪。自李赓芸死后，老百姓就自发到他家去悼念，福州的读书人还将唐代杜牧那首著名的《清明》诗改了几个字，变成“白字诗”在福州大街小巷传唱：“清明时节雨霏霏，路上行人哭布司。借问冤家何处是，路人共指汪志伊。”专案组副组长，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王引之，在他的主持下，很快水落石出，李赓芸受贿的罪名自然不能成立。最后，汪志伊、王绍兰被革职，涂以辀被发配黑龙江。

李赓芸自杀一案反映了历史上反贪的另一面。李赓芸是因涉嫌贪污而被讯问的，但他实际上是个清廉的官吏，此前在浙江当官的时候，被认为是“浙中良吏第一”，死后则家无余财，丧葬费还得朋友主持凑集。但是，他却成为反贪的对象，并且成了反贪的牺牲品。当此案越闹越大时，那个诬陷李赓芸的县令朱履中已经承认是自己“妄讦”，但是闽浙总督汪志伊却不想就此罢休，史载，“志伊怒，必穷诘之”，而福州知府涂以辀则揣摩上司意旨，借严讯李赓芸以博汪的好感。因此，在这个案件中，反贪其实只是官场争斗的工具。更进一步，反贪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廉洁者固然可以利用“反贪”来打击作为政敌的贪官，贪官也可以借“反贪”之名来整肃作为政敌的清官。

清末的岑春煊，由于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仓皇西逃的危难之机“勤王”有功而深受慈禧宠信。有这样“硬”的后台，“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在肃贪风暴之下，官员胆战心惊，人人自危，因此送岑一个外号：“官屠”。“官屠”不仅“屠”那些小官小贪，也准备“屠”大官大贪。然而，“屠”小官小贪易，“屠”大官大贪难。当时官最大，也最贪的，莫如京中当政的庆亲王奕劻。岑春煊不止一次在慈禧面前参劾奕劻“贪庸误国”。但是奕劻没有被参倒，岑春煊自己却被人伪造了一张和康有为的合影，被奕劻“密呈太后，证为交通乱党”，结果反贪不成，反被贪者挤出政坛。与岑春煊反贪相类的事史不绝书，而命运惨于岑春煊者也不鲜见，尤以明代为烈。明代刘瑾、严嵩、魏忠贤之类的大贪巨蠹“前腐后继”，不绝如缕，而反贪者则前仆后继，一批倒下，又一批起来，但大多死得很惨。

借“反贪”之名整肃政敌，典型者莫如南宋时秦桧整治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由于郑刚中不怎么听秦桧的指挥，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秦桧指使御史汪勃、余尧弼等人弹劾郑刚中，说他“妄用官钱”等等。几个月后，秦桧又指使余尧弼继续弹劾他“贿赂溢于私帑”等罪。郑被免职，秦桧继续穷追猛打，坚持要彻查郑的“贪污”罪行，派出党羽汤允恭、宋仲堪审理，严刑逼供，“掠治无全肤”，于是郑刚中“欺隐官钱”的罪行被坐实：违旨出卖度牒，收钱五十五万余缗；自设钱监铸钱，随意支用；违法领用厨食等钱一万三千余缗入己；违法私自使用公钱十二万余缗……郑刚中因此“罪大恶极”，“依法当死”。秦桧“宽宏大量”，特免其死，贬至封州安置。郑刚中到了贬所，秦之党羽赵成之“希桧意，每窘辱之”，郑终被折磨致死。直至秦桧死后，郑刚中案才得以昭雪。历史上许多大贪巨恶，如秦桧之流，他们自己卖官鬻爵、大肆纳贿，以致富可敌国，但反贪没有反到他们头上，相反“反贪”却成了他们打击异己、整肃政敌的工具。

清官值得后人尊敬，他们的死博得民间的同情，但在皇帝看来却不值得嘉许。当时中央专案组给嘉庆打报告希望旌表李赓芸，嘉庆回答说，虽然李赓芸之死是因涂以辀勒供凌逼所致，但李赓芸作为省级高官，“缘事逮问，如果实有罪愆，自当静俟国法；若此心皦然，横遭冤抑，亦应据实控诉，朝廷必为昭雪”，而李赓芸却和无知之人一样选择自杀，可见其“性情殊为褊急”，因此“不宜特予旌扬”。嘉庆的意思不过是说，有罪没罪中央自有说法，有罪应该等着国法惩治，没罪可以辩解，应该相信中央会给他清白，所以自杀是不信任组织，是不宜表扬的。单就李赓芸一案来看，嘉庆的话似乎有它的道理。但是，从郑刚中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好像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其实行不通，因为“反贪”既然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贪”的大权反为大贪所掌握，那么在这种制度不完善、权力可以被滥用以行私的情况下，程序正义如何实现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反贪”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贪，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是，司法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权力的影响。

刘刚要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我一点都不奇怪。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当然，从行规业矩看，也许他的成就可以推敲，但是，绝对是原创性的东西。今天这本小说，就是一个例证。要写1989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在我心中，刘刚一直是最合适的作者。别人可以写出感人的作品和不朽之作，但那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

一

1988年，我刚受命接手《经济学周报》，非常忙碌。北大一见如故的好友张伦到报社找我，说是向我介绍一位热心参与、并且极有能力发动事件以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北大校友。我一贯相信张伦，立即接待他们。他介绍的是刘刚。几句谈下来，我没有兴趣了。倒不是刘刚不出色，而是还没有出色到让我放下办好刚接手的报纸去与他讨论怎样推动中国进步。至今我后悔，自己做了个错误的判断。报社那些事情，本来可以交给别人去处理。而那个时候，正是刘刚这样的活动家创造历史的机会。我是性情中人，如果当时哪怕是闻到一点气息，也会舍得俗务去支持刘刚。

刘刚是个创造历史的人物，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被看清。初次见面，我就没看清。错过了一个机会，到那个伟大事件尘埃落定之后，我回顾和反思行动策略时，才发现这一点。刘刚的意志、判断力、能力和作用不易于被觉察，主要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计较成败得失，不擅于沟通表达，不齿于风光表现。我想，世人至今也不清楚。离开报社，张伦又带刘刚去见子明。子明很爽快地与刘刚建立了联系。

1989年学潮骤起，我们一直掌握事件的进展和内部的动力机制。其中，刘刚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深深地参与那些关键事件。在几次关键事件中，他是发起者和组织领导者。在学生领袖中，刘刚的特色很鲜明，这就是政治判断力、行动能力和人品。

从北大开始，刘刚就寻找和制造机会，发动学潮，并以此作为推动中国政局变化的契机。1989年学潮初起，他就有意识地让学潮成为政治变化的突破口，而不仅仅是学潮。当时，许多学生并不想学潮政治化。学潮成势后，刘刚马上尽最大努力将学潮变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尽管当时社会都认同和期盼学生作为运动的领导，但他清醒地认为，学生在政治上还没有准备好和成熟到驾驭这样大规模的复杂政局和运动。他一直力图打开运动的领导结构，让社会各界中更有经验和能力的人参与领导，影响学生。

说刘刚不关心理论，并不公道。他对涉及民主运动的各种争论是熟悉的。但是，他的主要兴趣是，采取行动策略，如何突破专制者的压制，解除人民的恐惧心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一场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他行动果断，意志坚强，胆识过人，智勇双全。

刘刚人品的最大特色是，胜不争功，败不诿过。做事时，哪里最危险、最困难，哪里就有刘刚。而分派职务、出头露脸和享受荣誉时，他从来都是拒绝。

在政治判断、行动策略和待人接物方面，我与刘刚很不同。但是，在政治行动中，让我寻找合作伙伴，我很愿意找刘刚。

二

我对刘刚的了解，开始于六四开枪后。由于多次经历，我对人们在顺势时的豪言壮语不感兴趣；也不以此去判断得失胜败和人物的优劣。刘刚曾多次指责我，在六四开枪前，我的头脑没有进入状况。这是对的，因为在有灾难紧随其后的事件中，我尽量控制自己不随波逐流，避免进入那种可能会逆转的高潮。有时，我对那种炽热的气氛还有点不安。刘刚觉得开枪后，我才真正展现自己的决断。而我也是在开枪后，才认识到刘刚的可贵。其他人与我一样。

六四惨案后，民主运动遭受剧创。和平生活中掩饰的人性此时面临真正的考验。刘刚的镇定、仗义、勇气和机警，脱颖而出，卓尔不群。在我组织和安排逃亡时，刘刚的品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还有另一面，在残酷的关头，他的沉稳冷静和不虚张声势，不与他共度艰难时刻是无法知道的。那时，流血让人们失去正常的判断。多数人恐惧地奔逃，少数人激怒下要拼命。刘刚则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

1989年对运动参与者的考验接踵而来，紧随着逃亡的是被捕、入狱、审判和服刑，刘刚的选择更是独一无二。秦城铁血汉，这是他在秦城监狱时就赢得的美名。通常，如果有人获得这种殊荣，一定会引来争议。但我敢说，有幸进过秦城监狱的人，不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甚或是警察，都不会对此有异议。他不仅自己对抗审判，而且鼓励和组织狱友去抵制审判。

在荣誉、权力、地位和获益显著时，领袖是人们角逐的目标，不论是江湖上的无底线混战，还是民主法治下的博弈。但是，当牺牲和承担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成为标准时，鲜有愿意争当领袖的人。或者说，领袖属于那些最敢于和最善于担当这些苦难的人，属于那些能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带领陷入困境的运动参与者继续坚守和维护运动价值的人。正是在这样的岁月和困境中，刘刚成为当之无愧、鲜有匹敌的领袖。秦城铁血汉的故事，不需要我讲，许多人比我更清楚。

此后，1989年运动的参与者还要面临的考验是刑满释放后的坚守和流亡。刘刚的勇气和代价广泛见诸于报刊。我要说的是他先人后己的选择。刘刚出狱后多次陷于危境 .我曾安排他出国。但是前两次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与他相似选择的还有郭海峰。为了这一点，郭海峰二度入狱被判刑。第三次，刘刚在全国通缉的情形下，才历尽千辛万苦逃离中国。

流亡之初，他拒绝荣誉，潜心思考新的战略，广泛学习新的技能。当他意识到国外的环境必须自立之后才能继续奋斗时，他选择了最困难的道路。先是整理出自己在狱中创构的经济学体系。这一原创性思路，打动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学校的经济系主任，他们愿意录取刘刚。而后，他又被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录取。为能够经济自立，刘刚选择了哥大的计算机专业。他以惊人的速度修完课程，按期毕业。然后被世界最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录用。其实，在校期间，他已经有数项发明为学校创收了。20世纪末，网络技术成为新兴经济产业，刘刚辞职下海，离开纽约去中西部参与组建新公司。但网络经济崩溃，使他陷于新的困境。他返回纽约，选择当时最热门竞争的金融行业，先考进纽约大学金融工程专业攻读学位，然后进入花旗银行作分析师，开始了新的专业生涯。

在美国适应生活后，刘刚多次策划和组织活动，支持大陆民间运动。他的每一次手笔都带来一定的冲击作用。人们对于他的这些“行为艺术”作品，有许多争议，我也不是赞同所有做法，甚至经常有激烈争论。但是，刘刚就是刘刚。他的选择，让你想起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代枭雄毛泽东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刘刚那里，民主运动不是风雅的游戏，而是行动，是突破局势、创造历史的行动。我赞同他这一点，读书越多，阅历越多，思考越多，我就越赞同他这一点。因此，即使我不赞成和加入，我总是坚定地支持他的创意和行动。因为，据我理解，民主运动与一切创造历史的行动一样，是少数人的创造性活动，常常是小概率不规则事件的后果；刘刚属于制造这类事件的人，有制造这类事件的心态和能力。

三

尽管刘刚是那种被共产党指责为“极少数”、“一小撮”的那种人，我还是觉得刘刚是运动的代表，他代表了运动的一个高度、深度和广度。他最适合写这本书，因为，撇开那些浮华的辞藻和后人加之于上的光环，运动是一种创造历史的精神和行动。刘刚是这种精神和行动的最好的典型。他不是为表演历史和解说历史而活动，而是为了创造历史而活动。你要是在历史中寻找某种审美感觉或者道德升华，你可以看别人写的，但是，如果你要真实地理解历史，理解那种不是为了说起来好听动人、而是带着刺耳声音和刺眼色彩的事件，那你要听刘刚怎样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促成了刘刚写这本书。最初，是一位西方的电影策划人找到我，希望在六四20周年时，创作一部关于六四的电影。他的重点是西方的操作。我立即想到，应该让刘刚去与他交谈。诚如刘刚所说，虽然我参与了一些创造关键事件，但我当时的心态其实并没有进入运动。祇有刘刚才能真正捕捉到那些令人不快但创造历史的细微的“阴谋事件”。于是，我向他们相互推荐。刘刚最初不愿意，因为他不喜欢舞文弄墨。后来见面后，他俩一拍即合，居然开始合作。再后来，刘刚发现那个剧本根本不能用，就提出自己写个本子。再后来，刘刚觉得，索性还是写个自传体小说。然后再将这部自传体小说展开成一部文学作品。

刘刚的每一个变化，都与我沟通过。我是看着他一步步走进创作，一步步再现自己，一步步完成一个新的创作。直到今天，我为之写序的作品诞生了。

当然，这不是自传，也不是历史。你不要计较其中的某些事件和人物的真实。但是，这是运动参与者的精神、动机和在行动中的视野和感受的真实写照。

四

正如其他伟大事件一样，参与者的动机和感受是多样而复杂的。刘刚的自传体小说，也不是对运动的唯一的理解。我们还可以有别的理解。从某种意义说，别人的理解也很珍贵，很重要。而且从教育和激励的角度看，可能更重要。我自己在流亡期间的读书和研究，就是对运动的教训和经验做新的解读和理解。那么，从理解运动的角度看，刘刚这本自传体小说有什么局限呢？

最大的局限就是，刘刚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不是为了别人的感受而写，而是为了自己的感受而作。一如既往，他不顾别人的需要，也不迁就别人的看法。这样，他的书能够达到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就有局限性。

但是，这又是刘刚的优点：坦率、真诚、无畏和坚定。他的作品也是为了创造历史而作。刘刚说，20年了，他要以此纪念那个伟大的事件，然后去开创新的未来。

六四事件20周年了，如果你想理解那场伟大的运动，你想知道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你就不能不读刘刚这本自传体小说。

（2009年4月15日，于美国新泽西）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长期以来，江棋生先生都以一个公民的自觉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致力于还原”六四”真相，关注受难群体，十年前便因呼吁纪念”六四”而遭当局迫害入狱四年。值此”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江棋生先生又向公众提交了他撰写的《中国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以下简称《民间报告》）一文，再一次用他自己的个人记忆来唤醒公众对那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的记忆。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时刻的人来说，”六四”都会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一个国家悍然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去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的时候，这个国家无异于是在向它的人民宣战，因此其行为所扼杀的就不仅仅是当场死去的数以千计的生命，也在同时践踏了所有生者的尊严。

虽然当局用一场杀戮换回来了维系其统治所需要的稳定，但在枪响之后死一般的沉寂里，死难者的亡灵从未安息，幸存者的抗争也未停止，迄今已经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或许只算得短暂的瞬间，但对人的一生来说，二十年却又显得足够漫长。当年”六四”的亲历者，活下来的无疑都是幸存者，而即使未曾亲历、只要内心认同”六四”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理念、因此与那段历史就会血脉相连的任何人，也都是侥幸躲过了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经过二十年的岁月磨砺，幸存者各自的人生都已有了不同的走向和归处，但于我们而言，有一个共同的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二十年前死在极权主义枪口之下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代我们而死的，因此活下来的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见证自己曾经亲历的那段历史？

在这二十年里，当局成功地将有关”六四”的叙述统统排除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外，并使其成为高压下的禁区，若有触及必施以种种打压，乃至陷人于囹圄之中。于是，在这样一种由国家强加给国民的恐惧下，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沉默往往意味著遗忘的开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大多数人或许已经在沉默中渐渐地淡忘了那段与今天仅仅相隔二十年的历史，以致”六四”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这段历史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作为”六四”亲历者的我们，难道不应该首先自问，在我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说出真相？

如果说二十年前的枪声扼杀的是民主与自由的希望，那么近二十年来当局对真相的遮蔽和民间的沉默，便如同一场可耻的合谋，是对死难者的二次谋杀和对所有为”六四”受过难的人的继续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天安门母亲”和其他勇敢地站出来拒绝当局谎言、揭示”六四”真相的人，无不是在用个人的一己之力还原历史，他们的记忆不仅挽救了真相，也建立起了幸存者的尊严。

幸存者最有书写历史的权力，幸存者也最应该去书写历史，还历史真相于所有的未知者。江棋生先生无疑就是这样的人中间的一个。近二十年里，即使遭遇囚禁、监控和抄家，他也照样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在为”六四”正名的道路上坚毅前行。今天这份公诸于世的《民间报告》，就是他在警方抄走其电脑、资料、银行卡以及多次被传唤的情况下写成的。

根据江棋生先生的概述，因”六四”大屠杀和随后的大抓捕、大清查而形成的受害者群体，包括”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身中枪弹的六四伤残者、六四死难者和重残者家属、被判刑或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而他之所以甘冒风险撰写和发布这份报告的用意，则在于”对六四受害者当年的蒙难和二十年来的艰辛历程给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对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言”。

在正文约两万余字的篇幅里，《民间报告》首先再现了作者所掌握的死难者当年喋血长街的情景，具体到每一个原本活生生的人、具体到每一个精确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份份大屠杀的铁证。同时，作者对”天安门母亲”群体在近二十年中所受的煎熬与所进行的艰难抗争，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回顾。事实上这二十年来正是这群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用年迈而又赢弱的身躯守护着真相，在她们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过程中，还让更多的人学会了什么是坚韧，学会了如何超越个人悲情而在制度层面上审视极权体制下一切悲剧的根源。

此外，在江棋生先生撰写的这份《民间报告》中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部分，那就是该报告用较多的篇幅描述了一大批”六四”良心犯的遭遇，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在刑满释放后的生存状况。

根据《民间报告》披露，中共当局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即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依法审判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从而制造和惩处了成千上万的”六四”良心犯。仅就江棋生先生的统计，在”六四”屠杀后的大抓捕中，北京市被抓的”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最多，之后被判刑和劳教的也最多，其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六四”良心犯有1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2人、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6人。

如今，他们中有的还在监狱中遭受折磨，其中余刑最长者是今年46岁的苗德顺。”六四”当日，苗德顺在五孔桥附近和民众一起怒烧戒严部队军车，因此在1989年8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2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此后由于他从不认罪，直到1997年才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至今，苗德顺坚持在狱中不写思想汇报不干活，经常被狱警用警棍电击，并因从未被减过刑而尚有余刑8年之久。

另外，在这些良心犯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服完长刑已经走出了监狱，却又因”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险”而”长期陷于生存的困境”：

1971年1月14日出生的孙宏，1989年6月11日被抓，1990年6月被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到1995年8月8日被改为有期徒刑18年6个月，于2007年7月7日获释。进监狱前，孙宏与外祖父同住，1996年住房拆迁时，拆迁方以孙宏正在服刑为由拒不分给住房，孙宏出狱后只得与父母及妹妹一家6口人挤在一处不足40平米的小两居室内。由于刚满18岁就进了监狱，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经验与技能，释放后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加上多年的狱中生活，使他身患高血压、颈椎病、前列腺炎等多种疾病，也无法得到治疗。目前，孙宏全靠亲属救济勉强度日，生活异常艰难；

原北京市地质仪器厂工人孙传恒，生于1970年1月7日，1989年6月因在新华门前拦截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被抓，1990年8月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孙传恒入狱后，面对监狱的种种黑暗，多次与狱警发生公开冲突，屡被关进禁闭室。自1995年至1998年的4年间，狱方剥夺了他每月与父母的见面探视权，甚至在1997年他患腹腔结核病住院期间，也未曾见上父母一面。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孙传恒除无期徒刑改有期徒刑外，没有减过一天刑，直到2006年2月获释。出狱后，他不愿拖累年近古稀且身体多病的父母，一人独自在外艰难谋生，因系刑满释放人员而长期找不到工作，于是他自己卖冷饮、雨具，也没赚到什么钱，现在只能借住在北京郊区的亲戚家中，节衣缩食，勉强度日；

原首钢电工赵锁然，1962年4月11日出生。1989年6月4日，他在八角村附近和愤怒的民众一起砸了一辆装甲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刑满释放。赵锁然在狱中待了将近18年，落下了腰腿疼病，出狱后也一直找不到工作，现每月领取低保费390元，主要靠父亲的退休金维持起码的生活；……

通过上述在《民间报告》中所提到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六四”在其遭到镇压的时候演变成了一场全民抗暴运动，因此这场运动的受难者自然就不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而包含了更多的普通百姓，一些所谓的”暴徒”甚至不是基于制度变革的理念而仅仅出于义愤，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敌人，要么被从肉体上消灭，要么就在高墙铁窗里葬送青春。孙宏、孙传恒、赵锁然这几个人在入狱时大多风华正茂，有的才刚刚成年，但到重获自由之时则都已步入了中年，且每个人身上还带着一身伤病。

任何一场历史事件，都会造就一批标志性人物，而更多的却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虽然也一样是历史事件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并且承受着同样的代价，但在很多时候他们却被忽略了和漠视了，所以这是一个迄今为之较少被提及和受到关注的群体，然而也正因为此，他们在现阶段无疑最需要得到帮助，为了能让他们顽强地生活下去。

当然，由于”六四”受害者散布全国各地，在不可能公开进行调查、大多数受害者迫于当局压力不敢开口、自身行动又时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江棋生先生的这份报告还谈不上是一份完整的记录。但是，这些不得不有的缺憾，并不影响这份《民间报告》本身的价值和在此时公布的意义。这份报告，是靠江棋生一个人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一个承载记忆的平台，却又是对所有人、首先是对受害者本人和知情者开放的平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相关记忆拿出来见证那段历史，那么必然能在揭示更多真相的同时，为还历史以正义和公道尽了一份自己的努力。

2009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