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长期以来，江棋生先生都以一个公民的自觉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致力于还原”六四”真相，关注受难群体，十年前便因呼吁纪念”六四”而遭当局迫害入狱四年。值此”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江棋生先生又向公众提交了他撰写的《中国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以下简称《民间报告》）一文，再一次用他自己的个人记忆来唤醒公众对那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的记忆。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时刻的人来说，”六四”都会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一个国家悍然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去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的时候，这个国家无异于是在向它的人民宣战，因此其行为所扼杀的就不仅仅是当场死去的数以千计的生命，也在同时践踏了所有生者的尊严。
虽然当局用一场杀戮换回来了维系其统治所需要的稳定，但在枪响之后死一般的沉寂里，死难者的亡灵从未安息，幸存者的抗争也未停止，迄今已经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或许只算得短暂的瞬间，但对人的一生来说，二十年却又显得足够漫长。当年”六四”的亲历者，活下来的无疑都是幸存者，而即使未曾亲历、只要内心认同”六四”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理念、因此与那段历史就会血脉相连的任何人，也都是侥幸躲过了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经过二十年的岁月磨砺，幸存者各自的人生都已有了不同的走向和归处，但于我们而言，有一个共同的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二十年前死在极权主义枪口之下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代我们而死的，因此活下来的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见证自己曾经亲历的那段历史？
在这二十年里，当局成功地将有关”六四”的叙述统统排除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外，并使其成为高压下的禁区，若有触及必施以种种打压，乃至陷人于囹圄之中。于是，在这样一种由国家强加给国民的恐惧下，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沉默往往意味著遗忘的开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大多数人或许已经在沉默中渐渐地淡忘了那段与今天仅仅相隔二十年的历史，以致”六四”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这段历史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作为”六四”亲历者的我们，难道不应该首先自问，在我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说出真相？
如果说二十年前的枪声扼杀的是民主与自由的希望，那么近二十年来当局对真相的遮蔽和民间的沉默，便如同一场可耻的合谋，是对死难者的二次谋杀和对所有为”六四”受过难的人的继续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天安门母亲”和其他勇敢地站出来拒绝当局谎言、揭示”六四”真相的人，无不是在用个人的一己之力还原历史，他们的记忆不仅挽救了真相，也建立起了幸存者的尊严。
幸存者最有书写历史的权力，幸存者也最应该去书写历史，还历史真相于所有的未知者。江棋生先生无疑就是这样的人中间的一个。近二十年里，即使遭遇囚禁、监控和抄家，他也照样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在为”六四”正名的道路上坚毅前行。今天这份公诸于世的《民间报告》，就是他在警方抄走其电脑、资料、银行卡以及多次被传唤的情况下写成的。
根据江棋生先生的概述，因”六四”大屠杀和随后的大抓捕、大清查而形成的受害者群体，包括”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身中枪弹的六四伤残者、六四死难者和重残者家属、被判刑或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而他之所以甘冒风险撰写和发布这份报告的用意，则在于”对六四受害者当年的蒙难和二十年来的艰辛历程给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对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言”。
在正文约两万余字的篇幅里，《民间报告》首先再现了作者所掌握的死难者当年喋血长街的情景，具体到每一个原本活生生的人、具体到每一个精确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份份大屠杀的铁证。同时，作者对”天安门母亲”群体在近二十年中所受的煎熬与所进行的艰难抗争，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回顾。事实上这二十年来正是这群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用年迈而又赢弱的身躯守护着真相，在她们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过程中，还让更多的人学会了什么是坚韧，学会了如何超越个人悲情而在制度层面上审视极权体制下一切悲剧的根源。
此外，在江棋生先生撰写的这份《民间报告》中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部分，那就是该报告用较多的篇幅描述了一大批”六四”良心犯的遭遇，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在刑满释放后的生存状况。
根据《民间报告》披露，中共当局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即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依法审判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从而制造和惩处了成千上万的”六四”良心犯。仅就江棋生先生的统计，在”六四”屠杀后的大抓捕中，北京市被抓的”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最多，之后被判刑和劳教的也最多，其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六四”良心犯有1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2人、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6人。
如今，他们中有的还在监狱中遭受折磨，其中余刑最长者是今年46岁的苗德顺。”六四”当日，苗德顺在五孔桥附近和民众一起怒烧戒严部队军车，因此在1989年8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2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此后由于他从不认罪，直到1997年才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至今，苗德顺坚持在狱中不写思想汇报不干活，经常被狱警用警棍电击，并因从未被减过刑而尚有余刑8年之久。
另外，在这些良心犯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服完长刑已经走出了监狱，却又因”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险”而”长期陷于生存的困境”：
1971年1月14日出生的孙宏，1989年6月11日被抓，1990年6月被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到1995年8月8日被改为有期徒刑18年6个月，于2007年7月7日获释。进监狱前，孙宏与外祖父同住，1996年住房拆迁时，拆迁方以孙宏正在服刑为由拒不分给住房，孙宏出狱后只得与父母及妹妹一家6口人挤在一处不足40平米的小两居室内。由于刚满18岁就进了监狱，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经验与技能，释放后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加上多年的狱中生活，使他身患高血压、颈椎病、前列腺炎等多种疾病，也无法得到治疗。目前，孙宏全靠亲属救济勉强度日，生活异常艰难；
原北京市地质仪器厂工人孙传恒，生于1970年1月7日，1989年6月因在新华门前拦截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被抓，1990年8月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孙传恒入狱后，面对监狱的种种黑暗，多次与狱警发生公开冲突，屡被关进禁闭室。自1995年至1998年的4年间，狱方剥夺了他每月与父母的见面探视权，甚至在1997年他患腹腔结核病住院期间，也未曾见上父母一面。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孙传恒除无期徒刑改有期徒刑外，没有减过一天刑，直到2006年2月获释。出狱后，他不愿拖累年近古稀且身体多病的父母，一人独自在外艰难谋生，因系刑满释放人员而长期找不到工作，于是他自己卖冷饮、雨具，也没赚到什么钱，现在只能借住在北京郊区的亲戚家中，节衣缩食，勉强度日；
原首钢电工赵锁然，1962年4月11日出生。1989年6月4日，他在八角村附近和愤怒的民众一起砸了一辆装甲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刑满释放。赵锁然在狱中待了将近18年，落下了腰腿疼病，出狱后也一直找不到工作，现每月领取低保费390元，主要靠父亲的退休金维持起码的生活；……
通过上述在《民间报告》中所提到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六四”在其遭到镇压的时候演变成了一场全民抗暴运动，因此这场运动的受难者自然就不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而包含了更多的普通百姓，一些所谓的”暴徒”甚至不是基于制度变革的理念而仅仅出于义愤，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敌人，要么被从肉体上消灭，要么就在高墙铁窗里葬送青春。孙宏、孙传恒、赵锁然这几个人在入狱时大多风华正茂，有的才刚刚成年，但到重获自由之时则都已步入了中年，且每个人身上还带着一身伤病。
任何一场历史事件，都会造就一批标志性人物，而更多的却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虽然也一样是历史事件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并且承受着同样的代价，但在很多时候他们却被忽略了和漠视了，所以这是一个迄今为之较少被提及和受到关注的群体，然而也正因为此，他们在现阶段无疑最需要得到帮助，为了能让他们顽强地生活下去。
当然，由于”六四”受害者散布全国各地，在不可能公开进行调查、大多数受害者迫于当局压力不敢开口、自身行动又时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江棋生先生的这份报告还谈不上是一份完整的记录。但是，这些不得不有的缺憾，并不影响这份《民间报告》本身的价值和在此时公布的意义。这份报告，是靠江棋生一个人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一个承载记忆的平台，却又是对所有人、首先是对受害者本人和知情者开放的平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相关记忆拿出来见证那段历史，那么必然能在揭示更多真相的同时，为还历史以正义和公道尽了一份自己的努力。
2009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