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毛泽东曾经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所以没有了腐败；毛泽东坚决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没有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大致就是这些个理由。

然而，腐败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式，却是一些左奴不愿意定义清楚的。如果腐败仅仅是弄一些钱，那倒好办。正像一些低级情绪所发泄的一样，哪怕那官员只贪污受贿一块钱，那就杀。对贪官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那倒真是痛快。可是，腐败不仅仅是钱的表现。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和今天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是有很大区别的。

和今天的社会不同。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财富多少不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象征。相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要“打倒”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拥有财富或曾经拥有财富，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不能拥有财富并不等于不能进行物质享受。因此，毛时代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

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一级工资最低，8级最牛。24级干部制却又发过来。24级最差，待遇不如普通工人，1级最牛。在24级干部制中，要升到18级以下，才能过上十分享受的日子。

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以下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通过政治尺度，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的脚底下。因此，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毛泽东曾不断提倡“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却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毛时代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无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社会美誉度，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去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比较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多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的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邪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背后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就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有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打倒却又仍有很强的势力）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人。后来邓小平一声令下让他们回城，他们一般只能在城市最不起眼、最辛苦的工作岗位讨一份工作。20世纪90年代率先失业的，又是这些人。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品被弄得十分匮乏，但工业生产的低效率和浪费十分惊人。在那个时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结果是形式主义到处都是，假话、空话、谎话到处都是，而我们赖以生活的生存环境，却遭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破坏。尤其是我们乱开荒，把大量森林、湿地毁了，也把很多自然河道、湖泊毁了。黄河断流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革命圣地”延安的延河，也在那个时代开始干涸。在那个时代，痛心事数不胜数，直到今天却还不能随便说。那个时代，不仅很腐败，而且也很荒谬。

说毛时代没有腐败，有几种人。一是成日梦想回到毛时代，回到阶级斗争状态的人，这类人可称为新复古主义派。一是跟盲目的想当然派，对毛时代未深入研究，却听信了谣言，又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一是颠倒黑白派，这号人为了证明自己很能，把什么事都反过来说。一是别有用心派，这些人为了破坏社会稳定，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局，有意通过煽动和蛊惑的方法撒布和传播谣言。在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别有用心派本不那么可怕。但在现在的中国国情下，他们这些人往往可以获得特殊的话语霸权，因而对社会危害就特别大。中国难以肃清极左余毒，就是这些别有用心派搅和的结果。

● 中共特工来港已如过江之鲫，许家屯透露有六千人之谱，他们潜入各敏感角落，大报告，小报告不断地传入大陆，而令人不知不觉.

● 许家屯六四后赴美“休息”不归.其回忆录透露在香港任新华社社长时做统战工作的秘闻。（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

最近，一位朋友和我聊起大陆的告密风波时，问我知不知道温家宝是怎样可以做到总理的？为甚么当年赵紫阳身边的人都被整下去了，惟有他不仅倖免，还能高陞为国家领导人？他是不是揭发了赵紫阳的秘密，反戈一击有功？

我说，这是一个“大胆假设，无法求证”的问题.但是，我们熟知中共不仅有监视人民的系统，也有监视党内高干的系统，有一批人专事秘密监视他人，向特定组织密报，他们的手段很多，不是盯梢跟踪那样简单，他们是告密者和告密的策划者，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告密。

毛时代告密是制度化的社会行为

在中共历史上有件出名的密闻：杨尚昆窃听毛泽东案。毛在六十年代时有专车秘密出巡之举，作为中南海的大管家，中办主任杨尚昆自然知道毛的行止。那年代毛的独裁作风正在步步高升，领导层跟不上他那些别出心裁的指示，政治局乃做出一个决定在毛的车厢内录音，以便高层紧跟领袖。不料，负责录音的士兵在六一年春某天和张玉凤开玩笑，学她在毛面前说话声，张转身报告毛，毛大怒。事发，不仅处分了许多人，而且成为文革中杨尚昆反党，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一大罪状。文革后，杨表示录音是毛本人同意的，指六一年事件中销毁大量中央领导人讲话录音带，“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此事相当离奇，证诸多位当事人的说法，可以分析，一定是毛不愿人知的私房话被录音，才会大怒。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共对於“秘密”的高度敏感。这件事不仅引人遐想，其戏剧性在於，中共擅长的控制手段“探秘”，竟然弄到了党的最高领袖身上。

一场场整肃下来，互相残杀，少不了无情廝咬，指着鼻子栽赃，面对面诬陷，背靠背揭发，那是告密的疯狂升华，告密变为集体的社会行为，虚拟的指控可以导致酷刑和虐杀││这是毛时代每个政治运动的常态.

毛之后的中国，那种疯狂失去了市场和信仰，真正的告密行为，可能更为通行和有效。如果我们将告密定义为“向权势以秘密的方式告发别人的秘密”，可以说，在毛时代这种屈服於恐惧、威胁的自保欲的选择，是很多告密者的无奈，那么，在毛后时代，更多告密行为则是出於利益的追逐。尤其在权力层，在官场，可能是一条发达的捷径。共产党高干要爬到万人之上，绝对要取得党的领袖的信任，这信任特别突出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敌斗争坚决.敢斗、心狠，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上位，就因他们敢关闭自由化的上海报纸（世界经济导报）、敢於镇压西藏骚乱，而被邓小平等元老所看重。

另方面是在内部敢於揭发异己者、离经叛道者和被党列入整肃对象者的问题，和他们划清界限，显示对当权领袖的忠诚.这方面的表现大多不为人知，属於告密范畴，是一种勾心斗角的“潜规则”。

这一明一暗的两方面，可谓中共高官晋升的不二法门，几十年来，在其间打滚挣扎，无论成败得失，相信他们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那是他们政治审查、考核的主要标准，他们对上如此，下级对他们也如此，个个心知肚明。

从冯亦代的自述，可以看到在中共统治下一个最歹毒的传统，他们可以利用权力和谎言，把任何违背人类良知乃至人性本质的行为，予以合理化、美化，甚至神圣化，大规模的杀戳，对阶级敌人不仅消灭还可以剥皮吃肉（广西文革人吃人），学生可以把老师踩在脚下，用皮带抽死……都是正义的革命行动，那么，告密只是一席人肉大宴的“小菜一碟”。过去可以革命的名义，今天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几十年来，人权、个人尊严、隐私这些起码的道德概念，全部被颠覆、被剷除，告密自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以上就中国这个极权社会而言的若干随感。正如不少朋友谈到过的，在毛时代那样惨烈的人吃人的背景下，人都变成了野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告密自然相当普遍，岂能尽述。我们在揭露告密的丑恶时，更应该清算那些赤裸裸的暴行，追究施暴的凶手。

香港的统战卧底已经无孔不入

那么，在香港这个社会感受又如何？不妨引证许家屯回忆录所记的两个小故事。这位前港共领导人说到他在任时对香港名流的统战工作。有一次他请香港政界名人罗德丞吃饭，没料到罗坐下来就单刀直入发炮：听说你们共产党很善於搞情报，我是不会为你们效劳的。一下子弄得许社长很尴尬，他连忙说误会、误会，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大家交个朋友。许家屯还提到，有人问他大陆派了六千名特工来香港，有无其事？许说，他不知情，因为派来香港工作的干部，不是都归他管的。许写道，后来他上北京开会，有机会见到分管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当面问他，有没有六千名情报人员在香港？乔石的回答是，“恐怕没有那么多吧。”

可见，香港这个“情报中心”，中共绝不会缺席，也不会示弱。回归之前，要和港英当局斗，搜集英国人的情报；回归之后，要监视港英余孽和民主派，预防变香港为反共基地。六四以来，香港又是一个“平反中心”，要掌控“反中乱港”的颠覆活动。二十年来，中共在港的统战情治活动时有所闻，工作对象涵盖各界，如曹二宝文章所示，中共派出干部已是管治香港的第二势力，其中情报统战自然是重要部份。这些人员的主要手段脱不了向上级打报告，可以是大报告、小报告，当然，也是告密。让被告者、被害者完全蒙在鼓里.而告密者、加害者可能就在同一家公司，甚至在你亲友中。

香港和西方国家一样，理论上对公务员是不作“政治审查”的，私家公司请人当然更无政治背景之考究，美国法例不准共产党员取得绿卡和入籍，但是要瞒天过海也大有人在，出神入化的谍报者更不必说.香港虽有一国两制的铁丝网，北京、广州要派个人来，那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近年来，不断传说中共之统战特工、卧底密探，已如过江之鲫，打入（或客串）香港各敏感有影响力的单位。对他们选中的人物实行人盯人式的专案监视，使这个表面上的自由之都的神经末梢都在他们的电脑软件之中，传媒老闆和公众人物，是其重点.不过，不少统战对象，也学会了与之周旋的适应性，玩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游戏，声言不合作的罗德丞便是一例。六四后，他接受中共慷慨资助，办亲中刊物，赚了一大把。

告密行为必伴以价值观的判断

行笔至此，似乎偏离了“告密”的习惯定义，此定义有其道德的规定性，相近於“出卖”“背叛”，而谍报、特工之告密则是一种专业职能，似无道德因素在内。殊不知这种告密功夫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庞大的拥有高科技与充足预算的情治系统，大牌制作占士邦○○七塑造的不正是谍报英雄么？另方面，若知亲友为恐怖份子或诈骗案犯，可否秘密举报？中国古云“大义灭亲”原是一个正面含义的成语，源於春秋时代卫国大夫派家臣将儿子石原杀死，因为石原是弑君的凶手。周公诛杀亲兄弟管叔更是儒家倡导仁义的着名典故，意谓为了更大的正义，可置亲情於不顾。中共治下盛行大义灭亲，检举光荣，只是其义非义，扭曲了古训而已。

有一个着名的例子是，林彪之女林豆豆（立衡）在林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驾机出逃苏联的当晚，亲拨周恩来电话，举报父母与弟立果叛逃，让周恩来第一时间获得准确情报採取对策，向全国下禁空令。这大约是毛时代最大的告密事件吧。究竟林豆豆此举是大义灭亲还是出卖家人？不同立场，见仁见智。忠孝难两全？可见告密有时是可以影响历史的大事。

因此，谴责告密行为，难免伴随价值观之判断。写林彪事件者不胜枚举，却不见有人谴责林豆豆之告密，即使肯定林彪者可能也视之以细微末节不为足道，而黄苗子、冯亦代之流，便成为千夫所指。故可恶之告密只能定格於此：明知被告者并非不义（如反专制之思想、自由发挥之言论、无损公益之行为）而密告之，或违心而告之，或为名利所诱而告之，而行告密者身份属良民之辈。西方视告密为大缺德，应是包含这类基本规范。

广义上，研究告密，实在涉及人类社会的多重概念、道德、忠诚、仁义、阴谋、保密、叛变、善恶、真伪……不一而足。须知，构成这大千世界的，无非两大领域：公开的与隐秘的。而学问最大、最具公众兴趣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从科学的发现、新闻的爆料到政治的突破、战争的胜败，哪一项不是探秘、解秘的结果？人类保密的本能和探秘偷窥的欲望可谓无穷无尽.作为这种历史架构中的小流派──告密者群，也就断无终止之日。

我们只能期待，社会愈公正、愈开放、愈透明，那种和悲剧相连的告密者和告密行为将会愈少。而以一个“假”字着称的共产党中国，告密的土壤会越来越肥沃，人性的丑恶与脆弱也只会有增无减，在未来民主中国解密的档案中必有可观的积累。这是毫无疑义的。向善之道何在？可以告诫我们那心灵尚未污染的下一代记住两句谚语吧：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回忆港共在毛时代的阶级斗争经历的下篇。重现当年在香港这块自由土地上，毛毒流播渗透的生动场面。令人寻思的是，港共那批从无反省的毛派份子不少竟是今日治港的骨干。

● 文革时学友社领导人叶国华（左五）曾是阶级斗争的推行者，去年和新知旧友合影。

在学友社众多的阶级斗争事件中，令我最伤感、最难忘、必须沉重地记录下来的，莫过於戏剧组的《三家村小集团事件》，一宗伤害最大也极为荒谬的案件。

张怀的戏剧才华被文革批判糟塌

学友社的戏剧组成立较早，一直由张怀当导演，於一九五六年至六六年的十年间曾有过辉煌的成绩，在香港艺坛上作过一定的贡献.在我出现在学友社之前的一九五六年，他们已经参加过青年会举办的第一、二届戏剧展览，演出了古装话剧《林沖夜奔》和《高渐离刺秦皇》共四场，观众达五千人。一九六二年又在娱乐戏院以四幕六场古装剧《钗头凤》响应《华侨日报》举办的救童助学运动义演，而这时我已是学友社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那一首陆游在怅然万状中赋出的 《钗头凤》，缠绵悱恻，对他那残缺的爱情所表达的绝望之情令人心碎，让我这个没有多少古典文学根底的香岛中学毕业生留下深刻的记忆。这是一台初具规模的剧作，小冯饰演的书生陆游清雅倜傥；小江饰演的老角唯肖唯妙；还有一众丫环老仆济济一台。唯独美中不足的是尚欠一位花旦。在社内找不到适合人选，张导演请来外援，扮演了唐慧仙一角。

不久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张怀终於在戏剧组内找到一位花旦，在六四、六五年间於大会堂演出的时装剧《郎才女貌》及四幕五场三景大型古装剧《如姬》中扮演主角，她就是跟随叶国华来社的叶淑仪.她身材高挑窈窕、五官细腻精緻、样子甜美而漂亮、举止温文尔雅，是一块可造之材。在两齣剧作中都有优雅流畅的表演，我内心充满期待。随叶国华来社的还有张绮玲和沙氏姐妹都在剧中饰演一角，加上一批青年学生，至此戏剧组可说是人强马壮，可以在艺术上再攀一层楼了。

听过张怀的一次戏剧讲座，讲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这种表演理论追求逼真，如同生活。要求演员深入角色、活在角色中，让我毕生受用。甚至早前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也能把他的现代主义戏剧理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作一比较，很有收穫。我常常喜欢坐在排练场边观看他们排戏，感受一下张怀如何像魔术师般把一群年青人训练成似模似样的演员，从中得到无限的乐趣。看着张怀古装、时装、悲剧、喜剧地在艺术上不断的探索，演员在他的悉心调教操练下正日趋成熟，我满心欢喜，常常梦想着这个戏剧组可以发展成半专业的剧团，在香港戏剧活动中出一分力。

可惜好景不常。这时毛泽东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经形成一股阴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遍神州大地。批《海瑞罢官》历史剧；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札记》等等，毛已奏起那毁灭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港澳地下党当然也惟恐紧跟不力，组织党团员和积极份子上韶山、上井岗山朝圣，不断挑动阶级斗争的神经，发动“澳门一二三”事件。学友社也不例外，领导人大姐（梁焕然）也在窥探阶级斗争动向，搜捕阶级斗争对象，终令戏剧组首当其冲，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此时张怀被严厉批判，说他所搞那一套都是封资修戏剧、是大毒草、毒害青少年。无法抵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压力，他终於投降，在六七暴动期间所组织的“文艺战斗队”中导演了一齣《主席恩情比海深》，为毛唱讚歌。在普庆戏院上演，得到上头讚赏，应工会邀请演出多场，对左仔学生影响不小。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却从此消失，而我的剧团梦也就此幻灭。

我存有张怀於一九七四年写的一封信，内中有一段他对我的感念：“说实在的，我对慕姐（即笔者）向有敬仰之情，在以往的日子里，芸芸众友之中，就算她是最瞭解我的，或者说是赏识我的，『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尽管如何批判，我还是这么说的。回忆自我离『学友』后这几年间，只有她一人是仍然一片真情地、热烈地、欢迎我回去的，其他都是虚伪的，甚至是仇恨的，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你们未走之前，我的确还有多少留恋『学友』，到今天真个是『一了百了』了！”我与张怀理念相通，惺惺相惜，可惜……

叶淑仪被叶国华冒犯真相成谜

就在《如姬》演出后不久，大姐通知我必须到戏剧组的核心组看看，他们有些不大对劲。通知我是核心组而不是核心党组，也没有说明要接关系，这一定是特殊情形下的权宜处理的方法。我茫无头绪，只好遵命前往参加他们的会议.到会一看，我呆了一阵，这里共有四人：叶淑仪、张绮玲、邓梓焕和老张。我观察和推算一下， 这四个人各自分别隶属不同的领导人，彼此没有从属关系，不知为何发展成这样的一个群龙无首、各自为政、貌合神离的畸形组合，怪不得要我来看看了。叶淑仪和张绮玲隶属叶国华领导（叶则隶属卢寿祥），他们一进学友社我便知道了。老张的幕后是大陈（欧阳成潮），是从许多蛛丝马迹中洞察出来的。邓梓焕是汉华中学超龄学生，随李绮玲来社，当时并未入党，只是积极分子，后经由柯其毅发展其入党.（除老张外其他三人现仍在为党工作）。所以我曾说，叶国华一进入学友社就领导了半个戏剧组.那时我知道在这个非正常组合中，我将无所作为，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权柄，相信领导人的心思只是要求我瞭解情况向她汇报，我开始做了一个打小报告的人物。

叶淑仪在会议中的表现，令我非常惊讶。她也是干革命的？她不像。她刁蛮任性，没有原则.不喜欢的话，会发小姐脾气，随时可以躺在床上不起，令大家拿她没法，与舞台上的她判若两人。她是怎样走上这条革命之路的呢？我担心她如何能走得通这条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

有 一天大姐告诉我，叶国华犯了严重过错，冒犯了叶女，希望我关心一下，我这才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大概是领导人的建议，他们两人都曾分别到访.叶国华虽对着我流泪认错，也没有引起我的感动。作为一个男人，欺负弱女子，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侮辱下级。人格、品德这样的基本为人之道都丧失了，还有甚么资格讲党性、讲革命、我无法接受。但是我却非常同情叶淑仪，她来见我，在我家过了一夜。因不同组织关系，我和她未能尽诉衷情，只能寄予无限的同情和安慰。我始终没有追问过那件冒犯事件，是不忍，估计她亦难於启齿.她那深深地被伤害过的忧愤的面容，我无法忘记。

因为参加六七暴动，叶淑仪没有考进中文大学，年届中年后才取得英国某大学学位。她的青春岁月就是这样白白地被地下党浪费掉，我常常挂念着她。八十年代末她来温市探望我，曾有一次敞开心扉的长谈。她对自己痛苦的遭遇并不甘心，对叶国华充满恨意，提出应该有人写下揭露的文字，令我非常鼓舞，以为她对中共政权犯下的罪行已有一定的认识.谁知我搞错了。几年后，当我托人把第一篇关於叶国华的文章传给她看的时候，她已转向不同意我的文章。原来她只恨叶国华不恨党，已重投地下党怀抱，且当上培侨中学副校长继续为党工作，令我非常失望。后来我想了一下，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她没有别的路可走，接受地下党的安抚是唯一的出路。她终於靠着党在社会上找到一个位置，安顿了自己，我还能有甚么可以说的呢？

叶淑仪领导过六七暴动期间的“巴富街中学斗委会”，其中有一位卢永泉，多年前是接替杨伟举而当上“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即民建联的总干事。有人说他现仍是民建联的大管家，值得有心人特别留意。相信他是叶女所发展的地下党员.

港共处心积虑潜入教协企图夺权

张绮玲（原名张燕萍）则是香岛中学毕业生，我对她知之不多，未曾有过单独联系.在核心组中的她是一个循规蹈矩，没有异议的人。她性格深沉不易外露， 是地下党最喜欢的一种党员，而她也是最忠心最听话，为党工作至今不变。离开学友社后，她主要从事普通话教育，并领导一个地下党组潜入“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即司徒华创办的教协.成员包括宋树材、赵善炬、罗平及张等共六人）进行窥探并意图夺权，其中赵善炬及罗平都曾当过副会长，张绮玲和赵善炬现仍是教协监事会成员.不过至今为止他们并未夺权成功。我知道在整个民主阵营中，地下党认为教协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曾经派遣过不知多少党员进入教协活动，我现在所披露的相信只是冰山的一角，今后仍会继续.此外张亦积极兼顾学友社社友的发展活动，几乎所有活动都见到她的影。

至於邓梓焕，知识水平只及小学程度，体态粗豪，是工人大老粗的样子，任职印刷厂收帐员，后在学友开办电工班。我不知道他为甚么被送来学友社这个学生团体，在这里他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他向我诉过苦，而我却爱莫能助，我也听过不少女孩子投诉他胡乱追女仔。最后由大姐作主劝服一位大龄未婚的高级知识分子灰线地下党员许配给他。这是典型的党主婚姻，我当时感到非常可怕，无法想像他们将如何相处。那位女士名罗玉燕，港大毕业，曾任教於思明中学，也许现仍在叶国华的太太陈保琼为校监的耀中国际学校任职。邓离社后一直从事党的基层工作，曾当过某地区的区议会议员.

在戏剧组的这个核心组中，我瞭解到不少情况.原来全组的组员中，除随叶国华来社的叶氏、张氏、沙氏的兄弟姊妹等一串人等之外，尚有潘氏、江氏、梁氏、和曾氏的兄弟姊妹共约十多二十人，均被学友社多彩多姿的学生活动所吸引而自动入社。核心组在暴动前讨论到阶级斗争情况时，已开始由叶女和张二人提出怀疑潘江梁三氏是阶级敌人。她们的疑点根由又是由叶国华那边传出。叶不惜一切地搜寻阶级斗争对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且看看他如何抡起那大棍子，敲打着这个戏剧组.

叶国华在学友社搜寻阶级敌人

在《如姬》一剧中饰演魏王的小潘是潘氏兄弟姊妹的大哥。传来的罪证说是小潘有意追求沙氏姊妹中的姐姐，而这位姐姐是党员，正是叶国华的人，於是引起牵连大波，认为是小潘这阶级敌人要引诱姐姐乘机打入共产党内。本来只是一件青年学生社团常见的感情事件，小潘绝没有想到自己已踏上地雷，触到叶国华的神经，入侵他的地盘势力。於是被上纲上线，打成阶级敌人，真是无中生有的冤案啊！潘氏全部兄弟姊妹同时受罪，小妹由张绮玲作主转送汉华中学就读，算是一种处理，但在汉华她也没能摆脱阶级敌人的阴影，一直受到岐视。

江氏兄弟姊妹就更加冤枉，只因大哥小江是带引小潘入社参加活动的人，於是也得株连九族同被打入另册。而根据他的作风和出身，较似国民党人就被封为“国民党特务”。在众多的受害者中，小江是我接触最多的人。他沉实稳重、乐於思考、有领袖才干。当初看他在《钗头凤》一剧中扮演老角的出色演出，我已有些惊喜，后来又看到他的一篇散文，描写狮子山的形状，很有哲理思想，留下深刻的印象，决定培养他成为骨干积极份子，已经当上常务委员会委员.他被打成阶级敌人之后，我仍关心他、探访过他。可惜彼此已有心结，互相防范，无法再有任何沟通了。

关於梁氏兄弟姊妹的罪证就更离奇。说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一位是官立中学主任，一位是官立小学校长，都表现爱国，送子女来社参加活动是有所图谋.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官校教师郭全本爱国成罪证

共产党不相信官校教师竟会有爱国的，似乎爱国是共产党的专利。

为要说服我们这些党员，地下党以英皇书院的一位教师郭全本为佐证，不断告诉我们这位郭老师上课不怕谈爱国，他够胆在这间官校内显露爱国报纸、书籍，而不受港英政府干涉，一定是港英特务，装扮爱国姿态吸引学生。官校教师爱国就成为罪证，於是把他打成反革命。

多年后，因郭全本老师过身，我看到潘铭燊的一篇文章〈大写的人〉，他说：“郭老师儒雅之余，更多流露激情。我们在班上常常感受到老师热爱祖国，崇尚中华文化。母校英皇书院特多爱国志士（例如陈毓祥先生）难道不是由於老师的薰陶吗？国家、人群需要的是老师这样不向邪恶妥协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可见， 郭全本老师的确非常爱国，而港英政府是允许他们存在的。

共产党的爱国与这些老师的爱国本质上的不同在於共产党的爱国是要引渡你去爱党，是扭曲的、是陷阱。这些老师则是有脊梁，有公义、有独立思考的爱国，是天然的、纯真的爱国。我称他们是“爱国独行侠”。共产党最怕这种人，既然无法招安收编，就索性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我记得当时有许多这样的大学生、学者、教师。梁氏兄弟姊妹的遭遇是由此而起。

所有这些情报由我及卢寿祥向大姐主持的核心党组汇报，确定潘江梁及其兄弟姊妹均为阶级敌人，故又称“三家村小集团事件”，回应北京的三家村批判。曾氏兄弟姊妹未被落案，因为他们有一个姑姐在港九工会联合会，即工联会任要职，有个红后台，正是根正苖红便免於受罪。幸好这里毕竟是自由法治的香港，任叶国华等地下党人如何胡天胡帝，也不能像大陆文革那样打人杀人、禁闭劳改。核心党组只能用隔离手法离弃他们，无论是大小型左仔大会，各种行动如游行等，都没有通知 们，更没有让他们加入“斗委会”。这十多二十位热血青年，感受到亲共舆论的渲染，革命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虽被隔离，仍自发地紧跟形势，曾经自己组织没党领导的斗委会。至此戏剧组便完完全全地被叶国华及地下党人所摧毁。

有愧於当年未为小江辩护

大约是六七暴动后，有一天，老林（梁松明，前领导人）突然到访.对我说，小江已经参加了一份刊物《青春》的工作，而老林正是这份刊物的负责人，他的专程到来 是要向我查证关於小江被打成反革命一事。他说小江工作积极，表现很好，是一个好青年，他想发展他成为党员，碍於学友社“三家村小集团”的定案而受阻。他要求我作证，重新评定小江不是阶级敌人，为他平反。我想了一下，把当时决定的经过说了一遍，却并未说出“小江不是阶级敌人”这一句老林希望我说的话。老林说： 那么你是不愿为他平反了，你知道你这样是阻碍一个青年的进步，扼杀他的前途吗？我只瞪着他，没有再说话，把个老林气得半死，拂袖而去。我始终无法知道小江最终有没有入党，狼奶的发酵使我当时没法推翻党的结论，我是对党负责不是对人负责。我错了吗？我一直思考，把这个问题带到加拿大去。

直至在加拿大这个自由 法治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多年后，我学会了“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这道理，才完全释怀。根据陶永强律师的《实用法律指南》撰述：在法庭上，被告罪名未成立之前，他是被视为无罪的。控方提出的证据必须使法官没有合理的疑问，只要法官仍有合理的存疑，被告便应判无罪，目的是保证不会误杀无辜。（编按：无罪推定是现代法治之刑事司法通行的重要原则，即“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无罪”，是国际公约确定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没有确凿证据，小江就是无罪的，可疑人物不能定罪。中国六十年运动中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案件，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我豁然开朗了。衷心地向这些潘氏、江氏、梁氏的兄弟姊妹们说一声对不起，特别是小江，我的确错了，在此恳请他的原谅。不过以现在的观点看，如果我当时真的阻碍了他的入党，那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愿他终於逃出了共产党的魔爪。

其实，我不是完全没有质疑过阶级斗争这理论的，我最终的被说服是因着《共产党宣言》的：“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及毛泽东的《矛盾论》：“社会变化主要地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这些令我当时不懂得争议的理论。既然社会发展因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而起，为推动社会前进，自然地要搞阶级斗争，要找寻阶级敌人了。但是，当中共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即所谓斗争的哲学的时候，它已由社会哲学思想僵化成教条，已经功利化，工具化，而变成政治手段，使我开始质疑。

在加国生活后，我发现这里有阶级存在，却没有斗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是剥削剩余价值，而是与无产阶级共存共享，妥协和解，达至双赢的局面。我认为，自由，这天赋的禀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

● 曹老师被她丈夫告密被楸出来后，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个老师很左，在班上执行阶级路线太过卖力还逼死一个学生、我的同学萧德群。

●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教育鼓励学生告密打小报告。

毛泽东时代告密检举可谓家常便饭，人们见怪不怪，但发生在自己的熟悉的人身上，仍然会令人相当骇然。

文革发动时，我是成都第一中学的高二学生，记得大概是“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初中班主任、教历史课的曹毓林老师，突然被揪出来关进牛棚，隔离审查，有人告密检举她是潜伏的美蒋特务，这位告密者就是她的丈夫，我们学校一位地理老师。

积极执行阶级路线逼死学生

我之所以感到相当意外和惊讶，是因为曹老师比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左得多，她当我班主任时的六十年代初，学校正在奉行阶级路线，将学生分为两等人，革干革军、工农子弟的同学即所谓出身好的同学捧上了天受到培养重用，而将所谓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全部打作另册，要她们改造思想，脱胎换骨与家庭划清界限，入团、入党、当学生干部、升学全部拒之门外。曹毓林不但执行起来很带劲，而且因为太卖力还逼死一条人命，即后来在成都教育系统通报过的当时相当轰动的萧德群事件。

萧德群与我初中同班，本来比我高一级，因生病休学一年降到我们班上，故此发育比我们这些小女生成熟（成都一中当时为女子中学），而且人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由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有种青春少女的性感味道，但在当时清教的社会气氛中，班上有的同学竟认为她“不正经”。而且萧德群的家庭出身在当时可以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父亲是被解放军杀死在战场上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母亲曾被劳改过，在一个街道生产组干活，大哥在成都地质学院读书，是个右派学生。在她之上还有三个哥哥，都因出身不好，高中初中毕业后未能升学或在家赋闲或打临时工。曹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后相当歧视萧德群，认为她思想危险，甚至做同学思想工作要大家不要与萧德群来往。

那时，我与萧德群都在学校住宿，朝夕相处，而且兴趣接近，爱读书，尤其是爱读翻译小说，比如《简爱》、《苔丝姑娘》之类，因此成了好朋友，她家离学校很近，周末或假期还经常到她家去玩。萧家年轻人多，她的哥哥和哥哥的同学常聚在一起，发一些不满现实的牢骚，或说一些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言论。在初中三年级那年，曹老师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说不通，就到我家找我父母告状，说萧德群和我及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思想落后，打击进步同学.还说若我和萧德群再混下去，早晚会出问题.父母听后大为紧张，不容商量，命令我立刻从学校搬回家住，不准再住在学校。

所谓我们打击进步同学，无非是因正值反叛年龄，有些反叛，敢於抗拒班主任的权威，对当红的干部工农子弟同学不买账，而且还公开表示讨厌争政治表现，向老师打小报告的马屁精。但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的些微反叛行为就被人上纲上线成能毁人前途的政治问题，给我们成长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

我们进入初三要毕业的那年，学校讲阶级教育的气氛越来越浓，出生不好的同学精神压力很大，从小怀抱读大学理想的萧德群已知自己无望升上高中，对前途很绝望，再加上曹老师和班上干部对她的打击，最后精神崩溃，以自杀来作出抗议.她死前几天对一个同学说：我要用鲜血来唤醒曹老师的良心。

萧德群自杀的头天晚上，学生宿舍熄了灯，生活委员王双全（军干子女）找一个与萧德群有来往的同学做思想工作，要她与萧划清界限，但被萧德群听见，与王双全大闹了一场。第二天清晨，萧德群要王双全一起到住在学校对门的曹老师家说清楚。两人走到校门口，刚好我回校撞见。萧德群面色阴沉，王双全则哭丧着脸。我向两人打招呼，均不理我。此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据后来获悉，萧德群本意可能想死在曹老师家，到曹家后坚持不走，当时可能已服药，曹觉有异，执意要萧离开.萧德群回到学校宿舍，因疼痛离忍最后上弔自杀而死。

求爱不遂萧家二哥被检举

萧德群在家中是非常受母亲和哥哥们宠爱的妹妹，愤怒的哥哥们到学校找曹老师理论，大闹一中，学校将曹老师藏匿了好一段时间.萧德群二哥在悲愤中曾在街上喊了这样的口号：“阶级路线害死人”。学校后来的说辞则是，萧德群之死与曹老师，也与阶级路线无关，解剖她屍体发现她怀了孕，而且还以流言方式暗示这个婴儿的父亲有可能就是她的二哥，两人是兄妹乱伦，是怀孕逼得萧德群走上绝路。

但我一直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因我知萧不多久前还来过月经），认定是曹老师的阶级路线造成萧德群之死，因此一直很恨这个老师。升高中后，完全视她为陌路人，不论在校园或是街上碰见她，擦身而过，我连眼角也不扫她一下，就像现在流行说法，当她完全透明。曹老师作为潜伏美蒋特务被揪出来后，我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美蒋特务怎么会去迫害一个美蒋烈士的后裔呢？她们难道不是一个营垒的人吗？曹老师到底是个甚么样的人呢？

萧德群事件还有下文，也涉及另一宗告密事件。萧德群自杀后，我班上有个同学继续与萧家来往，因为她爱上了萧家英俊的二哥。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感情得不到回报后由爱生恨，竟一封密信将萧家兄弟私下讲的不满社会现实，甚至相当“反动”的言论举报给当局，结果萧家兄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这事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即我已升读高中之后。这一事件曾在成都各中学通报，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现实材料。据说文革后萧家获得平反。

有关萧德群之死，四川作家邓贤在他的报告文学〈落日〉中亦提到，但把萧自杀的原因和时间完全搞错了。

丈夫告密但无确凿证据

曹老师被告密事件另一个令我骇然的是她丈夫。她丈夫是个弯腰驼背高瘦沉默的男子，而且性格非常内向，我们常到曹老师家，但好像从未听过他说过一句话，总是被精明干练的老婆支使着做这做那，非常窝囊。他给我们代过几节课，与他平时的罕言寡语相反，讲课的声音完全是在咆哮，口沫四溅，但语言又极之乏味，学生相当瞧他不起。

据后来参与审查曹老师的同学透露，她丈夫的告密信实际并无曹干了甚么间谍勾当的确凿证据，仅只是些疑神疑鬼的猜测，最主要无非两宗事。

她丈夫的告密信说，曹毓林和他在四九年前是南京金陵大学同学.曹是富家小姐，人漂亮，又擅交际，在学校交往均是上层人物，比如美国牧师之类，而他是清贫学生，因此两人从无交往，但是就在南京解放前夕，曹毓林突然找到他，要与他交朋友谈恋爱。他自然受宠若惊，求之不得。讲了这段姻缘后，告密信开始推理：曹老师为甚么要在解放军打下南京前嫁给他这个素无来往的穷学生？结论是，这一定是曹为了潜伏下来而利用了他交待后事。

就此告密信来说，曹毓林很难说是潜伏特务，但却有肯定是当时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异见人物，不是党的自己人。

第二个怀疑是，两人结婚生子后，曹被派到农村搞土改，他突然接到曹一封信，说万一她出了甚么事，希望他能养大孩子。告密信的推理是，这可能是曹看形势不好（当时正在肃反）怕特务身份暴露，所以写信给他。

曹老师的丈夫检举诬告她的动机是甚么？政治高压的恐惧自保？对强势妻子的多年隐忍不满？或兼而有之？曹老师后来的情况我一无所知，但肯定事过后这对夫妻的关系已很难水过无痕，相安无事了。而我对曹老师的恨也随时间逐渐淡去，说到底，她也是这个残酷反常制度下无数被扭曲的受害者之一而已。在毛泽东时代，许多所谓“有历史问题”随时会被打入深渊的人往往表现比“历史清白”的人更左更激进，甘心作毛泽东绞肉机一个杀人齿轮，以残酷打击迫害比自己境况更不如的人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以求自保。

但我也不认为曹老师完全良心丧尽，可能她早已风闻萧家兄弟的一些言行，（肯定有同学向班主任汇报告密），但除了孤立萧德群外，她并没有去检举萧家，至少还未堕落到我那位同学和她的丈夫的地步。但不知她后来对萧德群的惨死有没有过良心上的悔悟？

新书发布会：从左到右金钟,司徒华,许行

遭中国政府严禁的《零八宪章》即将在香港出版，学者称赞《零八宪章 》提出的民主诉求符合中国现状，是推动中国宪政和民主发展的现实途径。

香港民主与宪政学者在5月9号为《零八宪章 》举行新书发布会，称赞《零八宪章 》公布以来，已经得到海内外华人与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明确了推动中国宪政和民主发展的进程，是中国民主化道路的里程碑。他们说，中国当局也高度重视《零八宪章 》，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就在宪章公布前夕被拘留，迄今尚未释放。

《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 》订于5月12号在香港出版发行。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发布会上说，《零八宪章 》的出版发行只是第一步，随后就是要在大陆民间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零八宪章 》是维护人身权益的可靠保障.

司徒华说：“把零八宪章化整为零，一点一点地传播到民间去，特别是维权运动，要权益受到侵蚀的人觉得应该有一个宪章去保障他们，这样，《零八宪章 》才能够深入民间，把精神的力量化为物质的力量。”

*《零八宪章 》受到部分香港学者的高度赞扬*

学者们称赞《零八宪章 》以柔性方式表达百姓们非常强烈的诉求，符合中国的社会现状，切实可行。

香港开放出版社总编辑金钟

说，通过宪政道路去推动中国从极权体制转型为民主体制，是很多专家学者的建议，因为它切实可行，这也是《零八宪章 》的主要诉求。他说：“很多人都认定宪政民主的道路是一条最合理、成本最低、也是最可行的一条道路。”

政论家、开放杂志顾问许行先生说，很多人觉得《零八宪章 》过于温和。他认为《零八宪章 》其实并不温和，而是直指问题实质，那就是中共的“党天下”问题。他说：“就说这个是温和吗？我觉得不大温和，就是它讲到的是中共政权的本质上了。正因为中共政权是‘党天下’，所以他那个党是大过宪法，大过一系列法律，就等于说是无法无天。”

香港政治评论家程翔

香港政治评论家程翔特别提到《零八宪章 》最后一条提出的转型问题，强调社会的转型，一定是中共政体所无法承受的。他称赞大陆学者们运用相当柔性的方法来表达百姓其实非常强烈的诉求，是很聪明的办法，背后孕育着力量。他说：“表明上看，《零八宪章 》每一条都是很柔性的诉求，但是每一条柔性诉求后面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个强大力量，都可以摧毁当前的这个政权。”

*有民运人士认为《零八宪章 》应更尖锐*

也有民运人士在发布会上置疑，《零八宪章 》立场是否太过温和，并以六四已经过去20年为例，怀疑和平演变的道路可能在中国走不通。司徒华对此回应说，与其争论救国的方法，不如“各就各位，各尽所能”，因为只说不做，只能误国误民。他说：“无论改良主义也好、提倡和平非暴力也好、提倡革命也好、你去暴动也好，不要只是叫别人去做，现要自己能够做自己做的事情，只要不做坏事就好了。”

学者们说，《零八宪章 》去年12月9号公布以来，签名人数已有8千600人，谷歌中英文网上搜索已有1千694万条，已经引发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关键词：《零八宪章 》，香港，出版，学者，温和，柔性，宪政道路，诉求

● 西藏与中国历史上的关系，複杂多变，但西藏独立存在的事实没有变过，从未有自古属中国的证据。

● 09年3月10日西藏抗暴起义五十周年，全球声援西藏人民。

达赖喇嘛放弃争取西藏独立的路线，由来已久。他面对现实，承认目前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而，中共不依不饶，偏要维持达赖喇嘛等同“藏独”这个定论；又非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前一条，是强贴标籤；后一条，是强人所难.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白皮书语，未加论述），这个结论，究竟能否成立？需要从头盘点历史。

松赞至元明，西藏主权高於中国

西藏与中国的複杂历史关系，概括而言，分四阶段：

第一阶段，西元七世纪，西藏国王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空前强大，尼泊尔国王和中国（唐朝）皇帝分别献公主与松赞干布为妃（西元六四一年），以和亲政策遏制西藏扩张。如果以这种姻亲关系，来认定西藏从那时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是否也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就是西藏的一部分？况且，彼时，在西藏王宫里，尼泊尔尺尊公主的地位高於中国文成公主，那么，西藏、尼泊尔、中国，究竟谁是谁的一部分？实际情况是：那时，三国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各自为政。

西藏国王赤松德赞年代，进一步对外扩张，一度佔领中国首都长安（西元七六三年），为了换取西藏撤军，中国被迫向西藏纳贡。后来，两国立碑为界（西元七八三年），约定“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侵。”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与西藏曾有联姻关系，来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能否说，匈奴、突厥等许多与中国有过姻亲关系的西域或北地国家，“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在欧洲历史上，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国，都曾互嫁公主与对方王子（其中，有的公主甚至登上他国王后之位），能否说，其中某国“自古以来”就是另一国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西元十一世纪，蒙古灭亡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亚欧国家时，也进兵西藏，因蒙古汗王忽必烈虔信佛教，拜西藏法王八思巴为上师喇嘛（帝师），尊佛教为国教，藏蒙形成供施关系，即西藏法王为蒙古汗王的精神导师，蒙古汗王则为西藏法王及其疆域的保护者（编按：供施关系属佛学词语，指僧俗之间互为施主，俗家以财物供养寺僧，『福田』，僧侣则施教义予俗民的一种作法缘关系）。

显而易见，那时，在蒙古帝国版图上，西藏地位高於中国，西藏尚有自主权，中国则已沦亡。如果硬要说蒙古帝国（元朝）是中国人的一个朝代，那么，从那时起，东起朝鲜半岛，西达多瑙河，北至北冰洋（包括俄罗斯），南达太平洋和波斯湾（包括众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否应该去收回这些“自古就属於中国”的广大欧亚地区？

西元十四世纪，中国人推翻蒙古统治，恢复中国（建立明朝）。蒙古国退缩漠北后，蒙古与西藏供施关系依旧.而中国与西藏之间，既无互属关系，也无供施关系.至於明王朝曾对西藏各派高师赠以封号，就如今日某国政府或议会对其他国家领导人授勳一样，属於友好往来或笼络外交。实际情况是，那时，中、藏、蒙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各自为政。

达赖喇嘛的尊号，来自於蒙古汗王的赠予。一五七八年，蒙古俺答汗首赠此尊号於西藏最大教派──格鲁派大师索南嘉措。那时，蒙古与中国无关，中国已经进入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

藏满之间是供施关系非隶属关系

第三阶段，西元十七世纪，满清崛起，应满清皇帝请求，西藏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与满清皇帝结成供施关系（一六三九年），那时，中国（明朝）尚未沦亡。藏满供施关系的形成，主要出於满清抵消蒙古影响力的考虑.藏满供施关系，类似藏蒙供施关系，但藏满关系弱於藏蒙关系.满清驻藏大臣地位，等同於其他国家住西藏使节。满清皇帝和西藏达赖喇嘛互赠尊号。一六四四年起，满清灭亡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藏满供施关系依旧.

十八世纪，西藏为抵抗外寇（廊尔喀，即尼泊尔）或平息内乱，依藏满供施关系，请求满清皇帝支援，满清军队因而先后三次进入西藏，完成使命后即撤出。

满清乾隆年间，曾有关於西藏的“善后章程”，即满清皇帝对其上师达赖喇嘛的改良建议，其中有一条：建议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西藏转世活佛的继任，以金瓶抽籤来认定。但认定职责，仍属西藏政府和西藏各大喇嘛。西藏当局参考了满清皇帝的建议，但实际做法却是：有时用金瓶抽籤，有时不用。比如，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达赖喇嘛以金瓶抽籤方式认定；但第九、第十三、第十四达赖喇嘛则没有以金瓶抽籤方式认定。

近代史上，满清、尼泊尔和英国都试图介入西藏内政，或入侵，或以保护国姿态出现，分别带给西藏一定程度影响，与西藏形成特殊关系，但始终没有在实质上改变西藏的独立主权地位。

一九○八年，满清首次起念，谋夺取达赖喇嘛政权，派兵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即宣佈终结藏满供施关系，并流亡印度。一九一一年，中国人推翻满清统治，恢复中国（建立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西藏人打败其境内的满清军队，迫使清军投降并将清军全部赶走。流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旋即归国，重申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

类比蒙古情形，如果要把满清帝国（清朝）当作是中国人的一个朝代，那么，朝鲜、越南，甚至泰国、缅甸、老挝、琉球等（当时均为满清藩属国，与满清关系，远比西藏更近），“自古以来”就都属於“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以康熙年间清俄《尼布楚条约》（一六八九年）为准，其后一百多年间，俄国侵吞清朝领土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以中国名义，都必须索还。

蒙满势力伸入西藏不关主权

如果把清朝当作是中国人的一个朝代，那么，毛泽东在苏联的压力下，承认蒙古独立（从满清到中华民国，蒙古都是满清或中国的一部分），就必然被定性为汉奸行为；同理，江泽民与俄罗斯签约，划定中俄边界，正式追认俄国历史上的侵吞，更必然被定性为卖国行为。毕竟，对待历史问题，不可能持双重标准。

如果以历史上蒙古和满清势力先后伸入西藏，来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何况蒙古、满清未必等同於中国），那么，尼泊尔势力曾经伸入西藏（十八、十九世纪），能否说“西藏自古就是尼泊尔的一部分”？英国势力曾经伸入西藏（十九世纪），能否说“西藏自古就是英国的一部分”？或者，蒙古、俄国、日本等国势力先后伸入中国，能否说“中国自古就是蒙古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就是俄国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就是日本的一部分”？

话说中国人倒满复国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曾向西藏和尼泊尔两国政府致函，邀请它们加入中华民国，但遭到西藏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一致婉拒。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周边战争中，西藏均保持中立。

传言中华民国代表吴忠信曾於一九四○年“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实际情况是：吴忠信与英印、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代表地位一样，都仅仅是受邀出席典礼仪式而已。早在上一年，即一九三九年，西藏摄政王和西藏国民大会就已经确认达赖喇嘛的转世。

中共发兵西藏多国指为侵略

第四阶段，一九五○年，中共兵发西藏，这在独立自主的西藏看来，自然属於“侵略”；当时，除共产党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如印度、尼泊尔、英国、菲律宾、泰国、尼加拉瓜、爱尔兰、萨尔瓦多、美国等，都在不同场合（包括在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入侵西藏”。

中共本身对西藏的立场，前后不一，出尔反尔。一九三一年，中共在江西颁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一九三四，中共军队路经西藏境内，从藏人那里获得供给并借宿。对此，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唯一的欠债”。既然那时毛泽东承认西藏是外国，那么，他就必须承认，十几年后，中共军队“进军西藏”，实为“侵略西藏”。对待历史，不可能有双重标准；对待现实，也不可能有双重标准。

在大军压境之下，中共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十七条协定》，但几年后，中共即自毁协议，动摇西藏自治地位，导致西藏人民起义，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随即宣佈：《十七条协议》无效，西藏重回原有独立自主地位。

中共佔有西藏，使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为既成事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不再追求西藏独立。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特使，承诺：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这使达赖喇嘛感到，西藏有重获高度自治的可能，更坚定其和平对话的决心。

面对“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既成事实，各国先后改变立场，予以默认或承认.同情藏人命运，关注西藏宗教保护和人权保障，呼籲中共与达赖喇嘛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如今的这些立场，并不意味着各国“支持西藏独立”。

既然历史是如此複杂，连中国历史学家的见解都莫衷一是，何不搁置争端、求同存异？“搁置历史争端”、“面对现实”、“面向未来”、“一切向前看”，这些辞彙，原本是中共的口头禅，何不用在西藏问题上？

自二○○二年起，达赖喇嘛立场之温和，达到世人难以想像的程度：以中国宪法为准，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按理说，至此，中藏之争，大可以尘埃落定。既然内外都无“藏独”问题（内无主张、外无支持），只要中藏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精神，牵动世界的西藏问题，就迎刃而解。中南海竟钻历史牛角尖，把一个完全可解的西藏问题变得无解。

北京自恃强权，至今拒绝与达赖喇嘛展开任何实质性对话，仅玩弄拖延战术，有意堵塞中藏和平协商之路，图谋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完全扭曲西藏宗教文化习俗，让藏人完全汉化、藏区完全赤化。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中共逆天之志，能否得逞？人们可拭目以待。

过去三十年里，在大陆，最流行的意识形态命题，当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二字“真言”（或箴言）了。它被作为价值观的，也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圭臬。以下是几则与之有关的故事。

“真理”座谈会

我参加过的“真理标准”活动，只有一次，即1978年春夏之交科学院组织的一次座谈会，好像“光明日报”报导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否定“两个凡是”（凡是毛的决策，坚决维护；凡是毛的指示，始终不渝地遵循）而用的。“唯一”一词，显然是针对“凡是”两字。所以，从一开始，“真言”就是一个“政治正确”口号，而非学术的。我想，科学院座谈会不外是要与会者表态罢了。对否定“凡毛是论”，我当然是支持的。

一坐下来，发现座谈会的目的不只是表态，而是要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为“真言”背书。按定义，实践包括阶级斗争，生产劳动，科学实验三个方面。所以，“真言”的倡导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文中写有：“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瞧，科学史首先就被“真言”收编了。

在“无数事实”中，“真言”作者只提了两件，其一是：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我想，这就可能是找我参加该座谈会的原因之一。但我没有就此段“科学史”发言。当时的一闪念活思想是，意识型态学界的科学常识，真是落伍了。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早在1609年伽利略发现木卫等现象后，就逐渐得到支持。到19世纪发现海王星的时候，太阳中心说已被公认是描写太阳系的一个好坐标系，它是运动学问题。至于海王星的发现，证实的是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一个预言，是动力学问题。说海王星证实的是哥氏太阳中心说，多少是乱点了鸳鸯谱。这在所难免，不能要求圈外人士都能清楚科学史上的“鸳鸯谱”。老哥，老伽，老牛，老勒，老加等等，到底谁配谁？

再有，称哥白尼太阳中心说为真理，也觉怪怪的。物理或天文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哥白尼太阳中心观，在研究太阳系时，是个好参考系，但也不是“唯一”的。至于大到银河系，或更大体系，太阳中心参考系是不方便的（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能说的，因为，按定义，“红太阳”乃宇宙之中心）。至于牛顿力学理论，也已被相对论，量子论等超越了。学术上的落伍，也难怪。直到1970年代末，在意识型态学界，自然科学的“无数事实”大都取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在它公开发表的时候（1925年在前苏联首发），其科学内容就已落伍。

科学常识的过时，并不太重要。严重的是由“真言”衍生出来的对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虽然，以下衍生的“唯一”律不一定是“真言”原发明人直接发明的，但它们确实随同“真言”一起风行。它们是∶生产劳动是检验科学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价值观）；科学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或假定，模型等）的唯一标准（方法论和认识论）。

先谈价值观的故事。

周培源先生的“马拉车论”

1978年末，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引力和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年会。周培源先生讲了一段话：“牛顿力学不是由于生产劳动中的需要才发展起来的。十七世纪，生产劳动中的力学问题，应是马拉车，或者其他人力畜力工具的力学。虽然身为Sir的牛顿可能天天乘马车，但他从来没有研究过马拉车动力学，没有写过一篇有关论文。他研究的是行星动力学，开普勒三定律等，与生产劳动没有关系。”

“马拉车”论与广州会议主题——相对论——无关，因为马车远没有相对论速度。但与会者明白，“马拉车”论是针对“真言”的科学研究价值观∶一切自然科学都是由于生产劳动中的需要才发展起来的。“对科学发展而言，一个工厂要比二十所大学还重要。”引号中的一句，是恩格斯说的。这种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在“真言”时代，依然。但不符合“马拉车”等科学史。

周先生一番话的目的是鼓励有兴趣研究相对论等基础物理问题的年轻人，不要受“一切自然科学都是由于…”等等似是而非的干扰。如果有人问：“你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应理直气壮（至少在心里要理直气壮）回答：“没用，但有价值。”

当然，牛顿力学有实用，从简单机械到人造卫星都有。但那是后继的发展，不是牛顿的研究动机和目的。苹果砸到牛顿头上，似乎与“实用”有关，但牛顿的反应是“月亮为什么不砸下来？”仍与“实用”无关。按照剑桥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说法，牛顿“这个奇异的精灵，被撒旦所惑，深自以为用他超凡的智慧，必可窃取上帝及这大自然的全部秘密，他是哥白尼和浮士德两位合一。”与其说牛顿是被“生产劳动需要”的价值观所推动，还不如说他被神秘主义推动更准确。

“他需要再教育”

有多少物理研究是被“生产劳动实践”所推动的？统计一下一百年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项目，就有一个答案：极少极少，如果不是零的话。这是科学史答案。

科学（不是技术）研究的动机大多不是“有用”，科学的价值也不全在于“实用”。

1992年4月，我刚到University　of　Arizona教广义相对论不久。NASA的COBE实验卫星宣布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的各向异性。CNN等媒体作为重要新闻报导了。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来年的预算，有位主张削减NASA经费的议员似乎不满媒体报导，说：“CMB有什么用？”确实，直到今天，CMB和它的各向异性，没有实用。NASA经费当然也可以削减。但“有什么用？”这一问，可以大致不错地判断，该议员来自有工厂而无大学的选区。当时，一个美国同行说，“应当用你们中国的政策，送这位议员去‘再教育’。”我告诉这位同行∶“再教育”可不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怎么能叫“再教育”。

2006年，CMB的各向异性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见，这又是一例：

“没用，但有价值。”

广义相对论乃“军事工程”

再回到“再教育”年代。

1972年暑期，科学院物理所十三室的几个同事要我给他们研究组讲广义相对论。他们研究组的课题是引力波探测。引力波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预言。

我很奇怪，物理所许多“没用”的研究项目，都被文化大革命叫停了，怎么还敢明目张胆地研究引力波探测？它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嘛。我立即被他们“启蒙”：引力波探测有实用价值呀。引力波可以穿透地球传播。所以，无需间谍，直接探测来自地下的引力波，就有可能探得地球对面的美帝国主义的信息，包括军事信息。所以，潜在的军事应用大得很呢。高！高！高！如此说来，广义相对论也算是一门“潜在军事工程”课了。

理论上说，关于引力波探测的实用价值高论，句句属实，原则上没有糊弄人。果然，我上课的一个多月里，没有人敢来干扰。尽管我当时还是个“被监督改造的”人。有谁敢干扰有关探测美帝国主义的军事信息的研究项目？这就是“原则上没有糊弄”的价值。

GPS和牛刀杀鸡

其实，早在1972年，不用“原则上没有糊弄”，广义相对论也的确可以算是一门“军事工程”学了。1971年，用飞机进行原子钟实验后，已经清楚，高精度守时（timekeeping）系统必需考虑引力红移，Sagnac效应等修正。另一方面，高精度守时是精密武器系统（包括后来发展，今天仍在发展的卫星导航系统，即GPS等）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可见，广义相对论早是精密武器系统的基础之一了。不时还会听到广义相对论学界外的人士替广义相对论宣传∶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应用，已经进到寻常百姓家了，街上到处买的GPS找路器，每个都含有广义相对论呢。

反观广义相对论学界内的人士，倒不太热衷于此项宣传。原因是，就只适用于地球表面附近的GPS技术而言，广义相对论并非必不可少的。引力红移的确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结果。但是，地球表面附近的引力红移，不用时空弯曲，不用的引力场方程，即不用爱氏广义相对论的核心观念，也可以计算。用牛顿引力理论加上光量子观念就可以得到GPS用的引力红移。所以，圈内人士较少言及这种“实用”。即如，很少听到，一个玩着解牛刀的庖丁，突然大声说“我的刀能杀鸡！”

可惜，必须用爱氏广义相对论等牛刀来杀的牛，没有一头是生产劳动的需要。这些牛有：黑洞，引力波，宇宙学，高维时空，量子引力等等。当然，它们都有“原则上没有糊弄”的“实用”：黑洞——制造黑洞弹；引力波——开发引力波手机；宇宙学——暗能量用作为能源；高维时空——增加地产税，因你的房子占用的不止三维；量子引力——无中生有……。

结论：科学史上的事实，从马拉车到CMB再到黑洞，并没有证明十二字“真言”的科学价值“唯一”观。那是一个误导。为什么只有“生产劳动实践”才是科学研究价值的“唯一”所在？难道“窃取上帝及这大自然的全部秘密”本身不就是价值吗？特别，当你想当（哪怕只是精神上想当）上帝的时候。

“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也没有证明，“科学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或假定，模型等）的唯一标准”。有关这一点的新老故事，容后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