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回忆港共在毛时代的阶级斗争经历的下篇。重现当年在香港这块自由土地上，毛毒流播渗透的生动场面。令人寻思的是，港共那批从无反省的毛派份子不少竟是今日治港的骨干。
● 文革时学友社领导人叶国华（左五）曾是阶级斗争的推行者，去年和新知旧友合影。
在学友社众多的阶级斗争事件中，令我最伤感、最难忘、必须沉重地记录下来的，莫过於戏剧组的《三家村小集团事件》，一宗伤害最大也极为荒谬的案件。
张怀的戏剧才华被文革批判糟塌
学友社的戏剧组成立较早，一直由张怀当导演，於一九五六年至六六年的十年间曾有过辉煌的成绩，在香港艺坛上作过一定的贡献.在我出现在学友社之前的一九五六年，他们已经参加过青年会举办的第一、二届戏剧展览，演出了古装话剧《林沖夜奔》和《高渐离刺秦皇》共四场，观众达五千人。一九六二年又在娱乐戏院以四幕六场古装剧《钗头凤》响应《华侨日报》举办的救童助学运动义演，而这时我已是学友社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那一首陆游在怅然万状中赋出的 《钗头凤》，缠绵悱恻，对他那残缺的爱情所表达的绝望之情令人心碎，让我这个没有多少古典文学根底的香岛中学毕业生留下深刻的记忆。这是一台初具规模的剧作，小冯饰演的书生陆游清雅倜傥；小江饰演的老角唯肖唯妙；还有一众丫环老仆济济一台。唯独美中不足的是尚欠一位花旦。在社内找不到适合人选，张导演请来外援，扮演了唐慧仙一角。
不久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张怀终於在戏剧组内找到一位花旦，在六四、六五年间於大会堂演出的时装剧《郎才女貌》及四幕五场三景大型古装剧《如姬》中扮演主角，她就是跟随叶国华来社的叶淑仪.她身材高挑窈窕、五官细腻精緻、样子甜美而漂亮、举止温文尔雅，是一块可造之材。在两齣剧作中都有优雅流畅的表演，我内心充满期待。随叶国华来社的还有张绮玲和沙氏姐妹都在剧中饰演一角，加上一批青年学生，至此戏剧组可说是人强马壮，可以在艺术上再攀一层楼了。
听过张怀的一次戏剧讲座，讲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这种表演理论追求逼真，如同生活。要求演员深入角色、活在角色中，让我毕生受用。甚至早前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也能把他的现代主义戏剧理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作一比较，很有收穫。我常常喜欢坐在排练场边观看他们排戏，感受一下张怀如何像魔术师般把一群年青人训练成似模似样的演员，从中得到无限的乐趣。看着张怀古装、时装、悲剧、喜剧地在艺术上不断的探索，演员在他的悉心调教操练下正日趋成熟，我满心欢喜，常常梦想着这个戏剧组可以发展成半专业的剧团，在香港戏剧活动中出一分力。
可惜好景不常。这时毛泽东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经形成一股阴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遍神州大地。批《海瑞罢官》历史剧；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札记》等等，毛已奏起那毁灭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港澳地下党当然也惟恐紧跟不力，组织党团员和积极份子上韶山、上井岗山朝圣，不断挑动阶级斗争的神经，发动“澳门一二三”事件。学友社也不例外，领导人大姐（梁焕然）也在窥探阶级斗争动向，搜捕阶级斗争对象，终令戏剧组首当其冲，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此时张怀被严厉批判，说他所搞那一套都是封资修戏剧、是大毒草、毒害青少年。无法抵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压力，他终於投降，在六七暴动期间所组织的“文艺战斗队”中导演了一齣《主席恩情比海深》，为毛唱讚歌。在普庆戏院上演，得到上头讚赏，应工会邀请演出多场，对左仔学生影响不小。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却从此消失，而我的剧团梦也就此幻灭。
我存有张怀於一九七四年写的一封信，内中有一段他对我的感念：“说实在的，我对慕姐（即笔者）向有敬仰之情，在以往的日子里，芸芸众友之中，就算她是最瞭解我的，或者说是赏识我的，『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尽管如何批判，我还是这么说的。回忆自我离『学友』后这几年间，只有她一人是仍然一片真情地、热烈地、欢迎我回去的，其他都是虚伪的，甚至是仇恨的，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你们未走之前，我的确还有多少留恋『学友』，到今天真个是『一了百了』了！”我与张怀理念相通，惺惺相惜，可惜……
叶淑仪被叶国华冒犯真相成谜
就在《如姬》演出后不久，大姐通知我必须到戏剧组的核心组看看，他们有些不大对劲。通知我是核心组而不是核心党组，也没有说明要接关系，这一定是特殊情形下的权宜处理的方法。我茫无头绪，只好遵命前往参加他们的会议.到会一看，我呆了一阵，这里共有四人：叶淑仪、张绮玲、邓梓焕和老张。我观察和推算一下， 这四个人各自分别隶属不同的领导人，彼此没有从属关系，不知为何发展成这样的一个群龙无首、各自为政、貌合神离的畸形组合，怪不得要我来看看了。叶淑仪和张绮玲隶属叶国华领导（叶则隶属卢寿祥），他们一进学友社我便知道了。老张的幕后是大陈（欧阳成潮），是从许多蛛丝马迹中洞察出来的。邓梓焕是汉华中学超龄学生，随李绮玲来社，当时并未入党，只是积极分子，后经由柯其毅发展其入党.（除老张外其他三人现仍在为党工作）。所以我曾说，叶国华一进入学友社就领导了半个戏剧组.那时我知道在这个非正常组合中，我将无所作为，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权柄，相信领导人的心思只是要求我瞭解情况向她汇报，我开始做了一个打小报告的人物。
叶淑仪在会议中的表现，令我非常惊讶。她也是干革命的？她不像。她刁蛮任性，没有原则.不喜欢的话，会发小姐脾气，随时可以躺在床上不起，令大家拿她没法，与舞台上的她判若两人。她是怎样走上这条革命之路的呢？我担心她如何能走得通这条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
有 一天大姐告诉我，叶国华犯了严重过错，冒犯了叶女，希望我关心一下，我这才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大概是领导人的建议，他们两人都曾分别到访.叶国华虽对着我流泪认错，也没有引起我的感动。作为一个男人，欺负弱女子，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侮辱下级。人格、品德这样的基本为人之道都丧失了，还有甚么资格讲党性、讲革命、我无法接受。但是我却非常同情叶淑仪，她来见我，在我家过了一夜。因不同组织关系，我和她未能尽诉衷情，只能寄予无限的同情和安慰。我始终没有追问过那件冒犯事件，是不忍，估计她亦难於启齿.她那深深地被伤害过的忧愤的面容，我无法忘记。
因为参加六七暴动，叶淑仪没有考进中文大学，年届中年后才取得英国某大学学位。她的青春岁月就是这样白白地被地下党浪费掉，我常常挂念着她。八十年代末她来温市探望我，曾有一次敞开心扉的长谈。她对自己痛苦的遭遇并不甘心，对叶国华充满恨意，提出应该有人写下揭露的文字，令我非常鼓舞，以为她对中共政权犯下的罪行已有一定的认识.谁知我搞错了。几年后，当我托人把第一篇关於叶国华的文章传给她看的时候，她已转向不同意我的文章。原来她只恨叶国华不恨党，已重投地下党怀抱，且当上培侨中学副校长继续为党工作，令我非常失望。后来我想了一下，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她没有别的路可走，接受地下党的安抚是唯一的出路。她终於靠着党在社会上找到一个位置，安顿了自己，我还能有甚么可以说的呢？
叶淑仪领导过六七暴动期间的“巴富街中学斗委会”，其中有一位卢永泉，多年前是接替杨伟举而当上“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即民建联的总干事。有人说他现仍是民建联的大管家，值得有心人特别留意。相信他是叶女所发展的地下党员.
港共处心积虑潜入教协企图夺权
张绮玲（原名张燕萍）则是香岛中学毕业生，我对她知之不多，未曾有过单独联系.在核心组中的她是一个循规蹈矩，没有异议的人。她性格深沉不易外露， 是地下党最喜欢的一种党员，而她也是最忠心最听话，为党工作至今不变。离开学友社后，她主要从事普通话教育，并领导一个地下党组潜入“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即司徒华创办的教协.成员包括宋树材、赵善炬、罗平及张等共六人）进行窥探并意图夺权，其中赵善炬及罗平都曾当过副会长，张绮玲和赵善炬现仍是教协监事会成员.不过至今为止他们并未夺权成功。我知道在整个民主阵营中，地下党认为教协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曾经派遣过不知多少党员进入教协活动，我现在所披露的相信只是冰山的一角，今后仍会继续.此外张亦积极兼顾学友社社友的发展活动，几乎所有活动都见到她的影。
至於邓梓焕，知识水平只及小学程度，体态粗豪，是工人大老粗的样子，任职印刷厂收帐员，后在学友开办电工班。我不知道他为甚么被送来学友社这个学生团体，在这里他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他向我诉过苦，而我却爱莫能助，我也听过不少女孩子投诉他胡乱追女仔。最后由大姐作主劝服一位大龄未婚的高级知识分子灰线地下党员许配给他。这是典型的党主婚姻，我当时感到非常可怕，无法想像他们将如何相处。那位女士名罗玉燕，港大毕业，曾任教於思明中学，也许现仍在叶国华的太太陈保琼为校监的耀中国际学校任职。邓离社后一直从事党的基层工作，曾当过某地区的区议会议员.
在戏剧组的这个核心组中，我瞭解到不少情况.原来全组的组员中，除随叶国华来社的叶氏、张氏、沙氏的兄弟姊妹等一串人等之外，尚有潘氏、江氏、梁氏、和曾氏的兄弟姊妹共约十多二十人，均被学友社多彩多姿的学生活动所吸引而自动入社。核心组在暴动前讨论到阶级斗争情况时，已开始由叶女和张二人提出怀疑潘江梁三氏是阶级敌人。她们的疑点根由又是由叶国华那边传出。叶不惜一切地搜寻阶级斗争对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且看看他如何抡起那大棍子，敲打着这个戏剧组.
叶国华在学友社搜寻阶级敌人
在《如姬》一剧中饰演魏王的小潘是潘氏兄弟姊妹的大哥。传来的罪证说是小潘有意追求沙氏姊妹中的姐姐，而这位姐姐是党员，正是叶国华的人，於是引起牵连大波，认为是小潘这阶级敌人要引诱姐姐乘机打入共产党内。本来只是一件青年学生社团常见的感情事件，小潘绝没有想到自己已踏上地雷，触到叶国华的神经，入侵他的地盘势力。於是被上纲上线，打成阶级敌人，真是无中生有的冤案啊！潘氏全部兄弟姊妹同时受罪，小妹由张绮玲作主转送汉华中学就读，算是一种处理，但在汉华她也没能摆脱阶级敌人的阴影，一直受到岐视。
江氏兄弟姊妹就更加冤枉，只因大哥小江是带引小潘入社参加活动的人，於是也得株连九族同被打入另册。而根据他的作风和出身，较似国民党人就被封为“国民党特务”。在众多的受害者中，小江是我接触最多的人。他沉实稳重、乐於思考、有领袖才干。当初看他在《钗头凤》一剧中扮演老角的出色演出，我已有些惊喜，后来又看到他的一篇散文，描写狮子山的形状，很有哲理思想，留下深刻的印象，决定培养他成为骨干积极份子，已经当上常务委员会委员.他被打成阶级敌人之后，我仍关心他、探访过他。可惜彼此已有心结，互相防范，无法再有任何沟通了。
关於梁氏兄弟姊妹的罪证就更离奇。说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一位是官立中学主任，一位是官立小学校长，都表现爱国，送子女来社参加活动是有所图谋.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官校教师郭全本爱国成罪证
共产党不相信官校教师竟会有爱国的，似乎爱国是共产党的专利。
为要说服我们这些党员，地下党以英皇书院的一位教师郭全本为佐证，不断告诉我们这位郭老师上课不怕谈爱国，他够胆在这间官校内显露爱国报纸、书籍，而不受港英政府干涉，一定是港英特务，装扮爱国姿态吸引学生。官校教师爱国就成为罪证，於是把他打成反革命。
多年后，因郭全本老师过身，我看到潘铭燊的一篇文章〈大写的人〉，他说：“郭老师儒雅之余，更多流露激情。我们在班上常常感受到老师热爱祖国，崇尚中华文化。母校英皇书院特多爱国志士（例如陈毓祥先生）难道不是由於老师的薰陶吗？国家、人群需要的是老师这样不向邪恶妥协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可见， 郭全本老师的确非常爱国，而港英政府是允许他们存在的。
共产党的爱国与这些老师的爱国本质上的不同在於共产党的爱国是要引渡你去爱党，是扭曲的、是陷阱。这些老师则是有脊梁，有公义、有独立思考的爱国，是天然的、纯真的爱国。我称他们是“爱国独行侠”。共产党最怕这种人，既然无法招安收编，就索性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我记得当时有许多这样的大学生、学者、教师。梁氏兄弟姊妹的遭遇是由此而起。
所有这些情报由我及卢寿祥向大姐主持的核心党组汇报，确定潘江梁及其兄弟姊妹均为阶级敌人，故又称“三家村小集团事件”，回应北京的三家村批判。曾氏兄弟姊妹未被落案，因为他们有一个姑姐在港九工会联合会，即工联会任要职，有个红后台，正是根正苖红便免於受罪。幸好这里毕竟是自由法治的香港，任叶国华等地下党人如何胡天胡帝，也不能像大陆文革那样打人杀人、禁闭劳改。核心党组只能用隔离手法离弃他们，无论是大小型左仔大会，各种行动如游行等，都没有通知 们，更没有让他们加入“斗委会”。这十多二十位热血青年，感受到亲共舆论的渲染，革命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虽被隔离，仍自发地紧跟形势，曾经自己组织没党领导的斗委会。至此戏剧组便完完全全地被叶国华及地下党人所摧毁。
有愧於当年未为小江辩护
大约是六七暴动后，有一天，老林（梁松明，前领导人）突然到访.对我说，小江已经参加了一份刊物《青春》的工作，而老林正是这份刊物的负责人，他的专程到来 是要向我查证关於小江被打成反革命一事。他说小江工作积极，表现很好，是一个好青年，他想发展他成为党员，碍於学友社“三家村小集团”的定案而受阻。他要求我作证，重新评定小江不是阶级敌人，为他平反。我想了一下，把当时决定的经过说了一遍，却并未说出“小江不是阶级敌人”这一句老林希望我说的话。老林说： 那么你是不愿为他平反了，你知道你这样是阻碍一个青年的进步，扼杀他的前途吗？我只瞪着他，没有再说话，把个老林气得半死，拂袖而去。我始终无法知道小江最终有没有入党，狼奶的发酵使我当时没法推翻党的结论，我是对党负责不是对人负责。我错了吗？我一直思考，把这个问题带到加拿大去。
直至在加拿大这个自由 法治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多年后，我学会了“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这道理，才完全释怀。根据陶永强律师的《实用法律指南》撰述：在法庭上，被告罪名未成立之前，他是被视为无罪的。控方提出的证据必须使法官没有合理的疑问，只要法官仍有合理的存疑，被告便应判无罪，目的是保证不会误杀无辜。（编按：无罪推定是现代法治之刑事司法通行的重要原则，即“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无罪”，是国际公约确定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没有确凿证据，小江就是无罪的，可疑人物不能定罪。中国六十年运动中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案件，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我豁然开朗了。衷心地向这些潘氏、江氏、梁氏的兄弟姊妹们说一声对不起，特别是小江，我的确错了，在此恳请他的原谅。不过以现在的观点看，如果我当时真的阻碍了他的入党，那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愿他终於逃出了共产党的魔爪。
其实，我不是完全没有质疑过阶级斗争这理论的，我最终的被说服是因着《共产党宣言》的：“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及毛泽东的《矛盾论》：“社会变化主要地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这些令我当时不懂得争议的理论。既然社会发展因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而起，为推动社会前进，自然地要搞阶级斗争，要找寻阶级敌人了。但是，当中共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即所谓斗争的哲学的时候，它已由社会哲学思想僵化成教条，已经功利化，工具化，而变成政治手段，使我开始质疑。
在加国生活后，我发现这里有阶级存在，却没有斗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是剥削剩余价值，而是与无产阶级共存共享，妥协和解，达至双赢的局面。我认为，自由，这天赋的禀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