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新文化运动”混同于“五四运动”，这表明人们眼光里没有独立的文化运动，只有政治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五四运动”等同于“新文化运动”，有时还合起来叫“五四新文化运动”，汗牛充栋的文字资料里，都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混在一起。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怎么与上街抗议列强瓜分中国是一回事？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需要将两者重新区分开来。
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文化领域里的启蒙运动，目的是要以被认定为“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作为标准，以所谓“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为旗帜，改变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变革社会的传统生活习俗；集中在文字领域，要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有人还主张废除传统的方块字，建立更先进更容易普及于大众的字母文字。它发端于1915年前后，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稍后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以稍后蔡元培掌校并延聘了大批新派人士任教的新北大为摇篮。
但新文化运动刚刚展开，还远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和大众文化里，就被1919年春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所惊扰，继而被国内激发出来的空前的民族忧愤之情和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所中断。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仁人志士以西方为师学习强国之道，可是在发生老师严重欺侮学生事件之后，大家再无法接受！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其实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化启蒙运动，而是面临国家与民族的政治和外交危机的人们，起而抗争的政治救亡运动。它从大学师生的街头抗议开始，带动全国性罢课、罢工、罢市。后来，由于近邻苏俄的榜样作用，尤其是列宁与共产国际的直接支持，这一抗议运动成为后来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战争的前奏。
尽管新文化运动与后来的五四运动确有一些关联，前者本身也是在国家遭遇列强长期欺侮的客观背景的刺激下产生的，大多数人都心怀着救亡图存的目标，它对于唤醒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有积极的作用，因而为后来大规模的救亡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这种准备是仓促和表面的，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科学、民主、法律、道德观念都没有在社会结构和大众生活中建立起来，这造成了救亡运动的局限，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失败。
把新文化运动称为五四运动，这表明人们关注的焦点落在政治救亡上面，这样文化启蒙的使命便模糊了，它仅仅被看成政治运动的前奏，甚至依附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尽管这是因为当时救亡的现实要求过于迫切，抑制了长远与深刻的文化追求，但正是这种观念的混淆，掩盖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至今没有解决的文化启蒙这一根本问题。
中国的启蒙运动本来就姗姗来迟，而且社会基础薄弱，因为沉重的文化传统造成变革的被动性。
人们想当然地把新文化运动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联系起来。其实，两者有着根本的差别。
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的工商业城邦，希腊哲学家早就奠定了相应的理性文化基础，并影响到古代数学、几何学、力学、天文学，还有罗马法的建立。中世纪欧洲由农业走向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古老的理性文化基因一步步苏醒，构成启蒙运动的主线，引导着近代科学与法律的建立。
中国数千年高度成熟、异常发达的农耕文明与工商业文明是迥然不同的，两者一旦遭遇是很排斥的。即使遭到强大冲击，中国人也几乎不可能直接接受外来的工商业文明，最难改变的莫过于天地自然观念、宗法伦理观念、诗化情感境界，这些都是与农耕文明相一致的观念与价值体系。
和中国相比，我们的近邻日本却没有这么重的传统负担，他们原有的文化主要是受中国影响，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再学习另一种强势文化而已，因此他们变革一开始就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大批青年人到西方去留学，回国后便被委以重任，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被列强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人仍无法相信西方也是文明社会，顶多只承认他们在器物方面有长处，所以洋务运动只是学习西方技术，即“中体西用”。甲午战败之后的戊戌变法也只是模仿日本做些制度的改良，仍然没有精神层面的觉醒。制度改良失败之后爆发的制度革命也失败了，这才有梁启超等一些仁人志士认识到，中国必需一种全新的文化智慧，这才逐步酝酿出新文化运动。可见，启蒙在中国是被动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格格不入，是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逼迫人们正视并且接受外来文化。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在时间上没有起码的从容，本来就姗姗来迟，来得倒是很激进，什么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废除方块字，不读中国书，全盘西化、拉丁化，但基本上只是一些情绪色彩浓而争议大的口号，很容易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动摇、涣散。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兴起只有不到四年时间，蔡元培运作新北大只有两年多时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文化启蒙转为政治救亡，以后文化启蒙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中国启蒙运动在空间上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新文化在大众生活里没有深刻的根基，在“学而优而仕”的土壤里很难出现独立于政治的大学。而且中国之大，却常常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许多大学生和留学生因为职业的考虑不愿意研究无用的人文学科，大多选择实用技术专业。
因为新文化是外来的，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完全是隔阂的，需要搭起一座座沟通的桥梁，其中最基本的是要让大众脱离文盲状态，而这就足以让人伤透脑筋，因为方块汉字和文言文太难学了，不像西方拼音文字，几乎不需要特殊的努力，就可以人人很快掌握。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几年时间里，人们的焦点仅仅是改革汉字，提倡白话文，而这还大多在争论中，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当时对大众的思想启蒙远没有日程安排。
中国的文化启蒙缺乏超越力量的持久驱动，难以形成独立于政治、经济的文化组织和文化运动。
欧洲文明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奠定的文化观念，一直蕴含在主流文化体系里，罗马后期形成的基督教本来就是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结合，中世纪欧洲教会的影响力极大，甚至独立于王权之上，后期的经院哲学就是理性思维复苏的过程，它孕育了巴黎大学等文化组织，给新思想力量给庇护和支持。中世纪商业贸易和手工业及城市公社，也会自然地唤醒希腊与罗马文化，社会对律师和医师的需求分别形成了博罗尼亚和萨莱诺大学。这些大学有独立的学术传统，它们对社会精英的观念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科学和法律的思想源头无疑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大学来的。
中国虽然有也一些传承文化的民间书院、寺庙，但它们都无法走出传统农耕文化的圈子，而且它们通常远离中心城市，对主流社会的影响是间接而有限的。至于国家主办的科举考试和学术机构，完全依附于服务于政权，不具有对政治的超越性。近代国门被轰开之后，中国长期没有出现独立的大学，洋务运动中也只办了一些培养技术和翻译人才的学校。
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才有蔡元培主掌的北大成为第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蔡元培认为，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他说，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在他心目中，大学是社会的特区，文化建设的实验场，他反对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
一所大学要担当起整个中国文化启蒙的使命，是十分艰巨的。中国一直是政治本位，无论在人们观念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缺乏独立的文化空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给新北大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它对于政治和经济的超越性，却因五四时局的突变而很快走向瓦解。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一直苦口婆心劝学生回校上课。随后他出走北大，大批师生投入政治与革命的洪流中，独立于政治的新文化运动便早早落幕了。以后政府对大学的控制越来越严重，文化介入政治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在革命的洪流中，意识形态的灌输取代了启蒙；因此，与其说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革命支配启蒙。
既找不到自己的理性文化基因，又难以照搬西方的文化模式，人们便迫不及待地转入现实的政治革命中。人们相信政权是一切的焦点，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国内战争风起云涌。上层军阀间的斗争容易陷入为权力而权力的恶性循环，难以凝聚成变革的动力，下层平民倒容易形成普遍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精神，因此中国革命的前沿逐步左倾化。
这个过程中，独立的文化运动没有了，但“启蒙”似乎一直在有效地进行，只是它更加直接地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聚集民众的力量，才赢得北伐的胜利。这个过程中建立的黄埔军校是最重要的标志，它表明革命力量是通过一种文化来凝聚的，这也成为战胜各路军阀最重要的保障。随后，蒋介石取得政权后转向右翼，迫使左翼的共产党人展开独立的武装斗争。而江西红色根据地，尤其是后来毛泽东的延安学习运动，都是非常重视学习革命理论、培训革命干部。
列宁著名的“灌输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长期成为中国式“启蒙”的基本原则。但是这种革命战争中学习的革命理论，谈不上系统的理论思维，主要只是一些简单的政治立场、结论及口号，与其说是为熏陶一种新的智慧、新的人格，不如说是要灌输一种新的教条、新的信仰。这对于坚定革命理想，鼓舞革命斗志，提升革命情操，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当然，学习还包括一些实用性技术性的内容，也是直接服务于军事和政治斗争需要。
这种学习方式延续到新中国以后，虽然文化教育的普及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尤其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还是只有政治理论的灌输加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训练，这就是所谓“又红又专”的人才模式。教学就是灌输，学习就是接受，理论要求从实际出发，知识要求管用，学校要为社会建设服务，一切为了培养螺丝钉般的工具。
简单的政治灌输无法达到超越性的人格修养，单纯的专业训练培养不出独立的理性思维。我们一方面彻底卷入现代文明生活，另一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文化理念和人格支撑，我们内心是空虚的，现实里处处被动。
中国的启蒙仅仅是照搬外来文化的结论，不具备反思与创造能力，启蒙容易走向反面，形成新的迷信。
Enlighten在欧洲语言里，直观的理解也是将智慧像光明一样给予他人，但可以引申为运用理智来审视先前接受的信条和传统，而且实际上由于在基督教的文化基因里，就已经具有古希腊哲学家奠定的理性思维的要素，因此，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与其说是外力给人们灌输理性思维，不如说更多地是一个自觉和醒悟的过程，人们在更多地表现出主动性和创造性。基督教的超越精神也激励人们的求知冲动，去追求外在于人的普遍真理。
启蒙，在汉语里是去除蒙蔽的意思，具体的理解，一是让外面的智慧和真理进入自己空白的心灵，一是由此有了不受蒙昧的独立心智。但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大家的理解却更多是前者，因为西方文明横梗在我们面前，它的文化也让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只有生吞活剥地接受。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是从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出发，实际上是为传统“经世致用”的道德理想所驱动，却不是每个人自我意识的独立觉醒的过程。人们把启蒙理解为学习西方既定的真理，要获得新智慧，就必须清除传统的陈腐观念，代之以外来的先进知识，而不是独立地反思、怀疑、发现、创造。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状态已经很大程度上西方化了，传统的因素反而很稀罕了，人们更加强化了直接接受和照搬外来先进文明的观念。科学家只知道掌握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重复别人的研究过程，学者也只是拿西方各种流派与理论来表达和套用，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也都是拿西方现成模式来运用和普及。有时，人们在细节上考虑一下面临的具体条件和背景，这就是所谓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至于普遍真理、一般规律、普世价值有没有？是什么？在哪里？别人手上的这些东西根据是什么？却很少有人怀疑和探究。
一旦启蒙变成另一种外在于大众的权威的普及和推广，那么新的盲从和迷信就会产生。事实上，真正的科学和民主在今天中国虽然很缺乏，但同时它们却在人们心目却成了一种不可能怀疑的迷信。
中小学常见一个口号：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科学在汉语中成为一种绝对标准，成为真理与力量的化身，但具体落实为教科书上的知识和结论，于是人们崇尚的只是僵死的知识，而失去了怀疑、反思、探索、创造的能力。科学界的权威却垄断了巨大的资源，包括人们无条件的崇敬。与科学相关的人和物，而追求真理的过程反而消失了。中国足球踢不出国门，大家都不依不绕地骂，中国科学家这些年来世界性首创成就几乎完全没有，但大家都不敢批评，原因是科学太神秘了，一般人不敢怀疑。
同样，对于民主，大家也停留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抽象口号了，现在原来我们也期盼能够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一人一票的权利。可是民主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之上，否则就会成为少数人和集团操纵的一个工具，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充分的准备。
中国的启蒙不是从文化冲突上理解现实处境，却强化了先进与落后的价值标准，造成西方中心主义后遗症。
中国启蒙有一个历史哲学的背景——这是在国人在西方文明的连续打击之下，终于在一百年前普遍承认的：西方和中国都在统一的历史进步序列或者必然的发展规律中，西方比中国先进，而落后就要挨打。
按照这一理解，中国和西方的命运不是农耕文明与工商业文明之间的差异决定的，而是先进与落后、文明与蒙昧决定的。按照进步论的社会发展序列，中国的今天相当于西方的昨天，而西方的今天则当然是中国的明天。具体来说，中国落后的归因于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则已经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启蒙的目标就是反封建，兴科学与民主。
可是人们忘记了一个常识，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以郡县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即以中央集权制废除了分封世袭的封建制。我们喊了一百年的“反封建”，竟是反对一个早就消失了的东西！我们要反对农耕社会的专制，而这并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说成是西方两三个世纪以前存在过的封建社会，仅仅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比西方落后。这表明，一百年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自己命运的真正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请参考拙文《百年中国脑震荡》）
其实，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根本不是落后与先进的问题，中国一直是农耕文明，而西方一直是工商业文明，两者有各自的演化轨迹，无法抽象地比较。工商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就形成全球性的扩张力量，最后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抗拒它，这是才体现出它的强大。但这并不是说它的文明具有绝对的力量，更不是普世的规律和文明的终点，事实上今天它已经越来越突显它破坏性的一面：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理性至上、科学霸权、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尤其战争具有全球毁灭性。而反过来，农耕文明从自然生态里获得人的全部需要，相应的知识和追求更适合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不同的文化不是高低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人们心目中理性精神不仅在古代希腊人身上，而且在东方的中国人身上，但当他们尝试模仿中国人来提升他们的智慧时，他们只能依据一些模糊的信息，于是他们不得不尽他们最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具体化，结果他们得到的却是自己全新的一种文化。
然而，今天的我们却太容易获得别人现成的文明，包括实物、标准和知识，我们甚至不需要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只需要简单拷贝，久而久之，我们虽然在一切有形的领域里越来越接受西方人的水平，但我们内心却丧失独立的思考、判断、创新的能力，这便走到了启蒙的反面。
因此，启蒙应当是具有永恒意义的过程，它不是把一种观念、思想、原理、原则给予大众，而是让所有人自由地思想、批判、选择、创造。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已有的结论所约束、蒙蔽，因此需要不断打开心扉，接受不同的思想冲击，从而不断获得新的智慧。中国人需要启蒙，西方人也需要启蒙。农民需要启蒙，工人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也需要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