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按照传统的说法，譬如彭明《五四运动史》的说法，“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五四时期对内的国民运动，既有新文化运动，也有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梁启超说：“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然而，“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像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他指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他说出了五四时期国人中先进分子的共同想法。

当时对内的国民运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每个人努力的领域各有不同。胡适一直致力于他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反对“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的学生、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说：“我们将来最大的计划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虽然胡适、罗家伦以及陈独秀、毛泽东后来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乃至领导了政治运动，但是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最积极和最明确的新政治运动倡导者，还是梁启超。他在《〈改造〉发刊词》中指出：“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他为共学社制定的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所鼓吹的新政治，主要包括两项内容，都是他旅欧后的心得，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新潮流。现在回过头去看，其中的一项是正确的，另一项则是错误的。不论是对是错，梁启超的新政治对于20世纪的中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世界范围的民主政治从精英政治、少数人民主走向大众政治、全民民主的转折点。新西兰、芬兰、英国、丹麦、冰岛、荷兰等国的妇女相继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该修正案于1920年生效。欧美国家的这种扩大民主范围的趋势，对正在欧洲访问的梁启超影响很大。

梁启超曾经认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现在，他对于自己早年的绅权运动、精英政治思想，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民初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信奉的都是精英立宪主义而不是国民立宪主义。他说：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个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现在稍为关心政治一点的人，大概都叹息痛恨说道：‘民国十年以来，政治没有上轨道。’”“但是问什么是政治轨道，怎样才能上轨道？恐怕许多人也回答不出来。依我说，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它上轨道，除了市民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市民群众运动应从哪里做起呢？梁启超指出：“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在还没有条件进行“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时候，当然要从“特别的”国民运动入手。而本着国民运动“问题要大要普遍”的原则，“特别的”国民运动应当把要求兑现“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政治权利作为一个突破口。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国民运动、群众运动成为流行话语，并衍生出国民革命、全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新的说法，这种新说法压倒了梁启超的国民运动观，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就是从苏俄引进的阶级斗争理论。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和运动中，还是讲国民、国民觉悟、国民运动的，但是到1920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变调了。《新青年》杂志搬到上海后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说：“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在《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中说：“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这种说法成为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进而也被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所接受。
   
蒋介石在1924年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
   
鼓吹阶级战争和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到1920年代后期仍然坚持梁启超国民运动思想的，是国家主义派。1926年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
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后来中共史家撰写的历史，其实是赞同了国家主义派的预言，北伐战争的结果是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市民的群众运动、国民运动、全民革命，更加感到梁启超及其嫡派政治传人思想之可贵，也要谨防再度跌入阶级战争、阶级革命、阶级专政的陷阱。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鼓吹的新政治，一方面是以国民运动取代绅权运动，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民初党争的失望，他不是用国民运动来辅助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而是试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他在《改造》发刊词中宣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梁启超归国后发起的新政治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他认为：“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接着，他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纷纷兴起否定议会政治、鼓吹直接民主的思潮。受其影响的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不仅有梁启超，还有陈独秀、吴佩孚、孙中山等人。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他们争夺的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此时的陈独秀把立宪政治也视为“狗的运动”。“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
   
1920年4月，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他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斥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直接行动的对立面，自然是“旧式的代议政治”。
   
1920年8月，吴佩孚通电提出《国民大会大纲》，提出“国民自决主义”，由“国民公决”制宪，引起强烈反响。《晨报》、《益世报》都发表文章讨论“国民大会”应该行使的职权。各地纷纷集会，成立召集国民大会的筹备组织，如国民大会协进会、策进会、筹备会等，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处尤其热烈。国民大会的赞成者认为它“合于世界最进步之直接立法主义，及直接复议主义，并民治主义之原则”。
   
孙中山敏锐地接过了国民大会的构想，来充实他的旨在改造“旧式的代议政治”的“五权宪法”。他说：“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直接民权凡四种：一选举权，一罢官权，一创制权，一复决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直接民权通过两个设计来加以体现。一是县自治，在县的范围内国民可以直接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二是由每县一名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在全国范围内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
   
不论是吴佩孚、孙中山的国民大会，还是后来陈独秀、毛泽东的苏维埃，首先都是为了否定旧法统，重塑政权的合法性；其次是在直接民权的名义下，削弱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和监督制衡能力，推行行政主导体制。
   
胡适认为，创制、复决、罢免的民治新方式都是在代议制的民主宪政长久实行之后用来补充代议制之不足的，因此他对国民大会之类的新政治设计不感兴趣。他说：“我们此时应该从一种易知易行的代议制下手，不必高谈一些不易实行的‘直接民权’的理论。”然而，在国共两党先后主宰中国政治的情况下，他的声音微乎其微，起不了任何作用。“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定论。
   
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嫡传弟子，他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他在1935年撰写的《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中仍然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代议制正是被修正的主要内容之一。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1957年“五一九”民主运动中，始有再度呼唤议会政治的声音。直到1970年代中期，顾准才在理论上对议会政治进行了详细研究并重新予以肯定。他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独裁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九十年后反思五四时期的新政治运动，一是要肯定全民民主和国民运动，反对精英政治和阶级战争；二是要对代议政治来一个“否定之否定”。现在实行代议政治，必须抓住三个要点：第一，代议员直接选举，不能间接选举；第二，代议员专职有薪酬，不能兼职；第三，允许成立议会党团，取消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代表团制。

4月4日是清明节，在山东省城济南市区中心矗立着一座宏伟壮美的英雄山烈士陵园，山顶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这一天，春日融融，晴空气爽，也是登高赏景、极目远眺的好辰光。今年清明是假日，因此登山的人特别多，据报道当天登山的人多达5万。上午10时许，陵园已经人流如潮。从主门西门至山顶大约二、三百米，人们沿着由缓而陡的山道拾阶而上，大家说说笑笑，显示出一派和谐的景象。但不幸的是，这时在陵园内，距离大门大约50米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暴行，被打者是山东大学的75岁教授孙文广，原因是祭奠赵紫阳。他被5名彪壮的暴徒对老教授拳打脚踢，当场打断了4根肋骨。

赵紫阳是前中共总书记，去世已经5年。一个公民、老教授悼念赵紫阳犯了什么罪？就算是罪，那么等他有了“祭祀”行为，例如张贴文章、发表演说、呼喊口号等等，然后你们可以拿到“罪证”，光明磊落地“依法”起诉他，劳教或者判刑。也可以做得文明一点，比如，传唤他到派出所谈话，或者“请”上汽车去某地“旅游”。这好歹也算是政府行为。
但是数暴徒拦路行凶则是流氓团伙所为。事情之严重在于，堂堂政府
以黑社会的方式执政，以暴徒、流氓的手段来对付公民。

事件发生后，官方至今没有任何表示。我们严正要求，立刻立案侦查，调查事件真相，严惩凶手、策划人和主使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胡锦涛最得人心之处就是提出和谐社会。最近一期《炎黄春秋》发表了前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的文章。曾老91岁了，他认为，和谐社会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说， “和谐社会就是要弱化、软化，消除可能的或已有的社会矛盾，而绝不加剧和扩大社会矛盾……。”对孙文广教授的暴行，是破坏社会和谐，制造敌对的行径。孙文广不是第一挨黑打的人，在他之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名单。比如，2006年2月，广州律师唐荆陵探望郭飞雄，遭到一伙歹徒跟踪和殴打；2006年6月，湖北付先财因为三峡移民维权，遭黑打，致终生瘫痪；2006年12月，李方平、李劲松两位律师赴山东沂南处理陈光诚上诉案，路途中遭暴徒用凶器打伤；2007年9月，高智晟律师遭黑绑架，惨遭毒打，等等。

在孙文广事件之后9天，国务院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件“外宣”作品冠冕堂皇，像一袭做工精细华丽迷人的模特表演服。该计划开宗明义：“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记得共产党曾经批评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难道现在他自己也要说尽好话，做绝坏事吗？

这里所谓讲的“生存权”，其实就是猪狗的“肚子权”；而孙文广老人被打断4个肋骨，就不算在他们的“生存权”之内。看守所里“躲猫猫”事件毕竟是在大墙屏障后发生的，可是孙文广老先生哪里料想到“躲猫猫”也会发生在烈士陵园、大庭广众之下，“牢头狱霸”的黑手段是没有环境限制的，因为其后是政府的纵容和指使。一个前去烈士陵园祭祀的老人，先受到公安人员的阻拦、跟踪，然后在陵园内，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竟遭毒打，几乎丧命。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他们制造这起暴行，是并不考虑“生存权”的，他们只要“教训”孙老先生，让他听话，服从政府。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避而不谈中国宪法中的基本人权的条款。对该文件，有网民抄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数条条款，以作“无声”回应：
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中国宪法虽然承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但是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却不敢“涉及”。看来将来修订宪法的时候，还要增加一条：“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中国著名的人权法专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先生对于保障公民的“生命权”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他说：“人类社会组织国家，创设政府，并非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副权力的枷锁，而是为了更自由、更安全、更健康、更有尊严地生活，因而政府唯一正当的、合乎道德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即保护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然而，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本性和它自身所拥有的超过任何个别公民或公众团体的强制性力量，如果对国家职能机构的权限不加以严格的限定，就极易造成权力的滥用，使其触角伸向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企图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内心生活，把人变为集权国家、专制政府任意宰割、奴役的对象。”他还说：“人权所要防范和警惕的主要是来自国家和政府的侵害。”（转引自南京大学法学院编写的大学教材《人权法学》，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说得多么切中肯綮，就好像预见到孙文广今天的遭遇。但是，现在徐显明先生该如何看待他手下老教授的生命权、自由权受到如此可怕的践踏和蹂躏呢？

孙文广事件是对于人权的肆无忌惮的侵犯，也是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最好的注脚。谁能相信在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喊得震天动地的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呢？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看来这能如此。

山东省是中国的人口大省，经济强省，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产生孔子孟子这样的伟人。齐鲁文明彪炳于世，竟然发生了敢在光天化日下毒打75岁老教授的事件。目前，济南人正在为举办全运会建造华美的体育场馆，装饰亮丽的城市，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济南人，你们能够容忍吗？这是济南的耻辱，山东的耻辱 ！

孙文广事件事关和谐社会。我们希望迅速立案，侦查取证，查明凶手，缉拿归案，举行公开庭审，对台前幕后的策划者和打人凶手绳之以法，并且向世界公布结果。有关部门应该赔偿孙文广的损失。有关领导应该向孙文广道歉。

                       
                       

孙文广的新近情况:

孙文广现在身体仍然很虚弱，终日疼痛难忍，说话没有底气，但没有出现新的情况。

孙文广被打住院后，他所在的管理学院的党委书记去看过一次。山大领导方面没有表示。他从医院回家后，陵园所在的四里村派出所来了几位干警，开车带他去了被打的现场，指认现场环境。他这才看到，那个地方离开陵园大门不远，只有50米左右，但是却有一片小树丛林遮挡视线，地势也比较低凹，因此站在大门口，可能看不到。这更说明暴徒选择打人的地点，事先是有谋划的。

孙文广本人已经向济南市公安局寄出了报案书。据四里山派出所民警说：“市局已将报案书转给了他们处理。现在问题的焦点是能否查明凶手。”

我在前文中说：孙文广“除了头部面部，身上没有外伤，不露血迹，内脏也没有明显伤害，说明暴徒都是打人的行家里手，具有很高的‘打人’技巧。”近日天涯、凯迪等网站广泛流传一个帖子说：2006年6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北京城管执法局编纂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被称为“城管独门秘笈”。该书教授城管执法人员打人时要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孙文广被打的情况正与此符合。因此，我们并不能真指望缉拿凶手归案，因为凶手和策划者正是济南公安部门。

广东电视台女播音员李泳日前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称，李泳是在北京准备出境时被北京警方截获的。多年来，她与广东省第十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陈绍基等省领导关系密切，此事为业界所熟知。知情人士透露，事发前李泳先是向单位提出休假，随后又提出辞职，陈绍基案发后，李泳意识到“大难临头”，于是便密谋潜逃。（4月28日西安日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普天之下，有几个男人不希望找个美女为妻的？只是很多人的条件有限，虽然对美女梦寐以求，但最终还是找了个和自己的期望值有距离的人相伴终身。能够找到美女为妻的普通老百姓注定是凤毛麟角，而对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来说，找美女为妻和找美女做情妇可谓是轻而易举。很多时候，他们不用主动去追求，自然会有美女送货上门，并且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网上的资料显示，生于1976年的李泳是东北人，至今未婚。身高168厘米的李泳被人称为“美女主播”，从吉林电视台调入广东电视台后，由于外貌靓丽、涉及的范畴全面、表现出众，近年成为广东电视台的王牌主播。有消息人士称，由于李泳后台强硬，在台内“能量很大”，几乎无人敢得罪她。在日常生活中，李泳给人的财富印象明显与其正常收入不相称。业界同行反映，李泳驾最开始是驶的奔驰，后来觉得奔驰不过瘾又换成了陆虎。

自从媒体曝出美女主播李咏落网的消息之后，有关她的报道以及她本人的靓照在网络上风传，看了其照片的网民无不惊叹她的靓丽容颜和美女气质。一个堂堂的省级电视台当红女主播，可以说名和利都不比一般人欠缺，但她却不去找一个好男人嫁掉，而是偏偏要去傍一个年纪相差甚远且劣迹斑斑的贪官，李泳的这种选择让很多网民称之为“犯贱”。

常言道：“知足常乐”，而李泳则是一个不知足的典型，虽然可以凭借自己在电视台的工作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她却仍然不满足，于是想方设法地和位高权重的贪官陈绍基接近，最后不仅仅堕落为陈绍基的女人，而且还参与到了陈绍基的违法活动当中。新闻媒体和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应该以践行舆论监督为天职，而李泳则义无反顾地卷入到了陈绍基的腐败圈子，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才子配佳人，这在过去是人们认为的最佳婚姻模式，但在当下，不少漂亮女人最为看重的却是男人的金钱和地位。很多诸如李泳这样的女人都被金钱和权势冲昏了头脑，仗着长相出众的资本，丝毫不顾及自己作为女人应该拥有的尊严，只要能捞到金钱或者地位上的好处，就毫不犹豫地对有些富豪和官员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女人希望找个有钱有地位的男人为夫也许是绝大多数女人的理想，但太过于刻意地去追求则在人格上使自己陷入到弱势的境地。李泳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名声，去找个优秀的男子完全不在话下，但他最终选择的却是陈绍基这样的有妇之夫，两人的关系虽然见不得光，但从李泳的日常表现来看，她似乎并不觉得那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她在生活上的奢华程度让人看到了这个外面美丽的女人内心的癫狂和肮脏。

据媒体报道，陈绍基落马主要是因为牵涉黄光裕案，随着有关部门调查的不断深入，和此案有密切关系的官员以及女人还将不断浮出水面，李泳能有今天完全是自作自受，其她有着和李泳相似倾向的女人当以此为鉴。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先前所拥有的荣华富贵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等待她的必然是明晃晃的镣铐。

2009年5月5日

上世纪五○年代中期，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家曾从杭州北部的湖墅德胜桥迁到杭州南部江干区的凤山门居住，为时大约三年。因为我父母从来随二姐而居，当时二姐精神病初癒，教育局遂调她到凤山门小学任教，父母亲即随她迁居於此。

我准备暑期参加高考，我随二姐住凤山门小学的教师宿舍里，父母亲与小鲁、小枚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这一带是冷街，极少商铺，我们所居是老屋后院一个小房。居停主人是一位老母亲与三个中年女儿同住，除老三有丈夫及领养的一个女儿外，大姐、二姐均属寡居，没有孩子，后来大姐亦领养了一个女儿，约三、四岁，小名老虎，真的像小老虎那么健壮有生气。但在我们搬离她家不久，一次偶然去拜访，得知那两个养女竟都已死於急病，那是后话。

母女四人靠给茶厂捡茶为生，茶忙时都在大屋楼下简陋的空间中进行，楼下并不隔间.杭州每年四次茶期，春茶二次，夏、秋各一次，她们从茶厂领来成茶，倒在大圆竹匾内，四人围坐挑捡，一片一片，室内充溢了茶香。我母亲的煤炉灶也安在此。楼上是卧室。母女四人轮流操办伙食，老母也自食其力无人奉养，其中以二姐最懦弱无助，三姐丈夫做生意有活钱，大姐也跑外码头，打工，唯二姐死守家中，神情沮丧，衣着陈旧，一脸苦相。这样的破落人家，平头百姓，是江干区最典型的居民。

杭州俗称腰鼓城，南北长，东西窄（东临钱塘江，西临西湖），在城之中段，自西而东横亘一条山脉，将城市分成南北两半，这条山脉，巖峦曲折，树木幽森，给杭城凭添了多少风光，让文人墨客留下了多少吟咏，它和西湖同样的不朽。

这条山脉各段名称各异，自西湖南山南屏山起（山上有莲花峰，张岱有文记载），然后玉皇山（山顶有玉皇寺，山下有八卦田），万松岭（山多松树，有万松书院），栖霞山（上有栖霞古寺及元贯云石酸斋遗迹），凤山（南宋故宫所在，山若凤凰展翅欲飞，宋时山道圈入禁苑），将台山（顶平可练兵，宋时有校场），清平山、云居山……东端止处方称吴山，在城市中心，春秋时这里是吴头楚尾，吴越间的界山。南宋初金主亮南侵，扬言欲立马吴山，即指此山。山之巅有江湖汇观亭，北望西湖如镜，南望钱江如带。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住宿吴山，他在诗中写道可於枕上听涛声曾在山寺寻桂子。南宋时行宫选址在凤山南麓，宫外建成御街，坊巷雁列。

凤山既为宫邸，群山南麓则均成达官贵人的府苑，古时是杭州天堂的中心，极尽人间繁华.宋亡后，元末张士诚筑城，在吴山尽处筑城门，截凤山及群山南麓於城外，於是昔日帝王州渐次冷落。至清时在西湖之滨建旗下营、繁华中心遂渐移至西湖之滨.凤山旧苑与群山南麓的精緻府苑也渐次衰败，湮没，沦为市井平民的聚居处。群山南麓滨钱塘江，属江干区，千年的冷落所形成的贫穷，与湖滨的时尚富丽成为强烈的反差。在南麓贵族府苑的断壁残垣中，贫民窟内时时能发现精美的残雕，陋巷中会有匠心独具的假山，一条宰相府第的旧甬道变成了小巷，在简陋的民居中，会见到一所旧佛寺，一座倾斜的宝塔。许许多多饱含辉煌历史的巷街名：元宝街、十五奎巷、丁衙巷、严官巷、茶啾弄、四牌楼巷。似穿着锦缎的破衣，捧着金饭碗讨饭，是江干历史的写照。

一、邵庭雪

我得到一份工作，在吴山南麓元宝心四牌楼小学当代课教师，担任全校的音乐课和低年级的数学课.四牌楼为旧地名，原牌楼建筑於何时，拆毁於何时不得而知，现今只留有一个地名。学校门口倒有一座石碑坊，坚实高耸作为校门，上爬一株百年淩霄花，春日花开，淩空而放，千朵万朵灿烂异常。

吴山脚下小小的学校，几间平房。音乐教室却建在半山，是一间土房，隔着操场，远离其他教室。音乐教室内只一架风琴，数十只小凳子，教室没有门，有木窗，可俯瞰操场，倚山是土墙。我佈置音乐教室，扫除尘土，瓶插山花，还请我哥周昌穀帮助，他当时任教於浙江美院，他为我绘制音乐家头像，有贝多芬、莫扎特、聂耳、冼星海等，大幅的水墨画，贴满了土墙一面。我哥后来成为名画家，若有人先知，这几幅大画恐早会被人盗去。

校中有些图书，我边读边整理，使之井井有条.音乐、美术是副课，教师第一节都没有课.我与美术教师邵庭雪其间成为了好朋友。邵庭雪浙江桐卢人，早年毕业於杭州师范学校，是我的先后校友，当时我20岁，邵庭雪约三十多岁.她的丈夫姓严，毕业於浙江大学地理系，有子二，长名麦野，次名菽野，都在四牌楼小学读书，麦野肖母清秀颀长，菽野肖父，粗壮黝黑。邵庭雪原是优秀的语文教师，因患肺病，照顾她身体，仅担承美术课.上午一、二节课，办公室内仅我们二人，我们无话不谈，互相欣赏，我喜欢她的简静稳重，洁身自好，她则欣赏我的好学不倦，率真朝气。我虽是一名代课教师，可是我尽心尽意愉快认真的上好每一堂课，我为学生排练了《小小画家》、《小白兔》等歌剧，在比赛中得到了名次。

清晨，我从凤山门沿群山南麓东行，到吴山“元宝心”下，沿途经过许多小巷，这条路应该是唐时白居易所经之路，白居易居吴山时，他有万松岭夜归诗：“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沧海桑田钱塘的沙堤已更行更远，涛声已不可闻，昔日的秋涛路已在闹市中了。

万松岭在我家近侧，山坡多菜地，凡芥菜白菜收成后，留下肥硕的菜根，我与母亲就荷锄往掘，制成霉菜根，不费分文，又美味可口。我每日带一盒配以霉菜根的盒饭至学校，学校有小食堂，但总有人拿肉食和我交换霉菜吃。那时生活清苦，心情却是愉快的。当年暑假，我高考成功，进了福建音专。告别了四碑楼小学，但是我与邵庭雪的友谊却一直延续.尤其在五七年“反右”斗争运动后，我在学校被划为右派，从此与邵庭雪更为休戚相关了。原来邵庭雪的丈夫严先生亦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僻远的山区去了，家庭重担落在邵庭雪身上。她本来多愁善感，此时忧丈夫忧儿子一脸的苦愁，我后来结婚育女，随陈朗西出阳关，文革后陈朗身陷囹圄，我每次巅沛流离的返回杭州，此时能与走动相互慰藉，倾诉苦难的朋友中也只有邵庭雪了。

她也以为只有我对她的劝慰能听得进，因为我的处境比她还差。“文革”开始，严先生遭隔离，儿子麦野、菽野在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运动中，兄弟双双去了金华农村，二名学习十分出色的青年，因为父亲的牵连，困守穷乡，每日劳苦所得，只二角钱，邵庭雪没有背景，儿子回城升学都是奢望。后来麦野学了木匠，菽野亦学了其他手艺。邵庭雪始终仍住校内简易的宿舍里，多少个日日夜夜，在吴山脚下我们相对共度无望的岁月。

二、夏月霄

经过“文革”初期的动荡，我自外地飘流回到杭州，那时杭州的家已经破碎，二哥牛棚在押，服苦役，连消息都不易探听，二姐打为右派五七年后即下乡在杭郊，大哥“劳改”刑满后也在西湖茶场受监督劳动，母亲依二姐住在龙坞.我在彷徨求生，但一有稍暇，即到吴山南麓四牌楼小学看望邵庭雪。庭雪为我介绍了新来的教师夏月霄，在同事中只有夏月霄同情她，为她分忧，排难.

夏月霄也是我杭州师范的先后校友，是在我毕业后她才入学的，年龄也比我小几岁.她与我一见如故，对我的苦难处境深表同情，尽力想帮助我。首先，凡我进城办事，打工，跑户口，都住在她宿舍里，她管吃管住，此外还设法为我寻找求生的机会，不放过一丝可能。她有一个好出身，她出身於永康县一个贫农家庭，有一块当时最响亮的硬牌子，像柴大官人的“护身铁卷”，能庇护罪犯，所以能保护於我了。

夏月霄浙江永康农家女，父母生有姐妹两人，姐姐是西施式的美人，长成后被过境的国民党高官看准，娶去为妻，定居南京，欲培养妹妹，从小夏月霄随姐居住南京，曾经锦衣玉食，但好景不长，她姐姐不知何故服毒自杀了，於是月霄被送归永康故里，因为生活的骤变，她由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变为皮肤焦黑，面目全非的孩子，（月霄有很周正的五官，可是皮肤粗糙类似苦柑皮）。月霄在家乡读到初中毕业，由乡村保送至杭州师范读书。家乡的父母亲因缺少劳力，在月霄外出读书工作期间，曾经螟蛉一子，娶妻生子，然这位义哥是个哑吧。后来父母双亡，月霄没有力量回老家，她与哑吧哥哥并没有谋过面。

月霄於杭州师范毕业后，在杭州任小学教师，经同事介绍，结识一位姓吴的复员军人，军人杭州人氏，那时户口制度严格，在外地当兵，复员时只能借助婚姻才能返回杭州。他与夏月霄匆匆的草率结婚，顺利的在杭州落户，还担任了煤炭部门的领导工作。生有一子名叫吴傑，婚姻维持了数年，约在孩子四、五岁时，军人向月霄提出离婚，他对月霄并没有爱情，只有利用，在目的达到后，弃她而去。而且他还通过关节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作为母亲月霄竟然不能亲抚其子。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让她前夫又利用了。

月霄在生活安定后，曾给老家的哑吧哥哥寄去了一封信，寻找亲情，不料半年之后方有回音，原来哑吧义哥也早死了，剩下寡嫂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几个侄儿侄女，而且寡嫂已经转嫁到了余杭，这封回信即从余杭农村寄来的。既然与杭州相近，月霄赶到余杭农村与寡嫂相认，从此在经济上不断接济她们，而且领回一个小侄女来杭抚养，分担寡嫂的负担。离婚时前夫以月霄有一养女为由，争得了儿子的抚养权。从此月霄很难见到亲生儿子，她若知道儿子在哪个小学读书，就到那个学校去看他，很快的儿子就被转学，月霄又寻到新学校，如此儿子被转学多次，由此成绩低劣，身体嬴弱，小小年纪落下胃病。有时儿子也会主动回母亲处，申言不回去了，月霄就安排儿子就医，为他补习功课.过不了二、三天，前夫打上门来索子，邻居也出来相帮夏月霄，演绎一出出“夺子”的戏。

这样的事每隔数月就上演一次。我与夏月霄结识时，她即时时陷於有关夺儿的纷争中。儿子机灵但病态.在儿子十三、四岁时，前夫想与一位护士再婚，护士带有一女，提出条件，如不送走儿子，不与吴某结婚。前夫无奈，终於同意送儿子回月霄处。当时同事邻里都纵容月霄不要接受孩子，让前夫的再婚不成。但是月霄爱怜有病的儿子，接纳了孩子。她卖掉能卖的东西，积钱为孩子将养身体，她不管到哪位朋友家，都带着孩子，由此我时时得见吴傑。吴傑后来读书勤奋，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待母至孝，在母亲病危时尽心服侍。

月霄前夫在即将再婚时，发现得了癌症。临终之时，求与月霄再见一面，月霄到医院看望了他。他在枕上对她瞌头，说了些惭愧感戴的话。月霄不幸的婚姻史也因此结束，她赢得了儿子。

月霄一度调到江干区少年体育学校任教师，少体校给学生分发服装和球鞋，她就将换下的旧衣旧鞋拿来给我的孩子穿。

暑假，杭州大热，四牌楼小学在吴山南麓，地处阴凉且有一口好井水，我的三个孩子加之老母，有一个暑假就住在她的校舍里，在她的庇护下度过一个夏天。

一九七○年冬，在我从西北返杭不久时，她和邵庭雪为我找到一条生路，谋求学习裁剪成衣，师傅即是四牌楼小学的学生家长，名叫陈芝芬的。

三、陈芝芬

陈芝芬宁波人，出身资产阶级，中共执政后家庭难逃厄运.五○年代初，她尚在高中念书，遭受到家庭变故后，她只身来到杭州求出路，曾经过艰苦的奋斗，安身在别人家的楼梯底下。后来终於学习了裁剪，因为聪慧，努力，成为一名裁剪师，找了一个好丈夫，是一名工厂的职工。

在上世纪五○年代政策尚稍为宽松阶段，她在吴山脚下的鼓楼上开办了裁剪学校，大多招收农村妇女，培养了多名成衣能手。她在四牌楼小学近处丁衙巷买了私人房子，生有一子。这一所裁剪学校曾远近闻名。但在文革伊始，政策收紧，不准私人办学，宣告关闭.陈芝芬本人也被安排到街道办的工厂当了一名会计。有人曾私下向她学习裁剪，被人发觉上告，陈芝芬曾受罚关押。私人授课在当时是犯法的。陈芝芬的儿子曾是邵庭雪班上的学生，他们对邵庭雪非常关爱。所以当邵、夏二位老师向她介绍我这个落魄者，向其学习裁剪时，她非常矛盾，迫於上头压力，与丈夫的反对，她不敢收受我，但又不能拂二位老师的情意，又同情我，故在她丈夫出差外地，将多日不归时，她即让邵、夏通知於我，那时我正从动荡不定中，暂居於郊区转塘镇一户农家的茅舍里，我安排了孩子，赶到吴山南麓四牌楼夏月霄处。

从此开始学艺生涯，均在晚上夜深人静，保证无人串门时进行，一次讲授二、三个小时，一个月的课程，陈芝芬为我紧缩成数次。然后由母亲和乾爹方炳森帮助凭票买了一辆缝纫机，我边学边做，很快掌握了裁剪技巧，在农村为人成衣，但不能收现金。收现金属资本主义行为，要打压的。我是收实物的，青菜，红薯，什么都可交换，而且由农民随意出手，我不计多少。从此我不再冻馁，有时还挑了缝纫机到我二姐村里，帮她成衣补衣，还帮她换取食物。

陈芝芬长我几岁，生得细皮白肉，体态丰盈，不像受过苦的人，像一位大家闺秀，她态度从容谈吐不俗。她讲授裁剪方法，简明扼要，从裁西裤开始，如何丈量，计划布料，条理分明，不愧是裁剪学校的教师。她说农妇没有文化，要教到她们懂行真不容易。学裁剪最高阶段是裁剪中山装，不久我也学会。她常笑说，如果学生都像我一样，她肯定没有饭吃，我在芝芬家学艺，都是趁她丈夫不在家时，有时太晚了，我就留宿她家，与她抵足而眠，靠在床头夜话，由学艺成了知己。有时吃宵夜，芝芬喜饮酒，尤其喜以喜蛋（即孵不出小鸡的蛋）下酒，卤了滋味鲜美，二人边饮边闲话。某次她拿出小块金子赠我，芝芬说，这些金子当今兑换无门，留着无益，我居乡间或许有货郎担专来收宝也未定，何不拿去等待机会。我不能收受如此重厚，辞谢了。但我对她的感激之情延续终生。

我在吴山结下的友情如此深重。我出国前，月霄因病去世，然不知邵庭雪和陈芝芬如今老健否。

日前四川作家廖亦武欲出境前往澳大利亚参加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奖而在广西、云南出境处被禁止出境。
 
廖亦武先生去年关于“5.12”大地震的记实文学——《大地震记事》，日前在台湾成书出版，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将本届文化奖授予该书作者廖亦武先生。原定本月在澳大利亚召开颁奖会议，特邀廖亦武先生出席。为避免麻烦，廖先生准备出境前去越南及东南亚旅游，再展转前往澳洲。4月底他在前往广西、云南通往越南的口岸时，被海关阻止，并在云南海关被出示了《阻止出境决定书》。廖先生只好放弃出境，返回四川。随后给朋友们发出：“很想念你们，很想念澳洲，很想念自由！”，表达着自己的痛苦与无奈。
 
廖亦武先生此前也多次被阻止出境，曾为此还向四川出入境管理方面提起过行政诉讼，要求追查中国有关方面对异议人士禁止出境的黑名单，但没被有关方面受理。这次廖亦武先生再次被无端禁止出境，公民的出入境权利再次遭到侵犯。
 
中国当局如此肆意剥夺公民的出入境权利，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三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秘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气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络起来。一九九○年夏天，我们在首尔 * 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韩国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礼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们谈人权；再者呢，他狡猾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首尔，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黏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首尔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待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凯鲁亚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他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像，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二

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给盖瑞?施奈德打了个电话。盖瑞的声音很平静。他告诉我最后几天艾伦在医院的情况。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三五个月可活。艾伦最后在电话里对他说：“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他家里挂着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纳堡（Ann Arbor）有个喇嘛庙，住持是达赖喇嘛的表弟，艾伦的师傅。在喇嘛教里他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喇嘛的攻击。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这是我有生头一回。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艾伦是贵宾，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而坐。听众四五十，多是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住持方头大耳，一脸福相。他先介绍了艾伦和我，然后开始讲道。那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讲的都是为人之道，浅显易懂，毫不枯燥。艾伦正襟危坐，双目半闭。

东方宗教有一种宽厚的力量，息事宁人。再说对像艾伦这样西方的造反者来说，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传统挑战。而艾伦在东方又恰恰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块粗犷而神秘，充满再生能力的土地与文化结合起来。

艾伦的眼睛里有一种真正的疯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只眼看你，用另一只眼想心事。他送我一本他的摄影集。在这些黑白照片里，你可以感到他两只眼睛的双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们，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涣散，即使笑也显得很疲倦。在艾伦试图固定那一瞬间的同时，焦点显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只想心事的眼睛。声音沉寂，色彩褪尽，他让人体验到消失的力量，一种真正的悲哀。有一张是艾伦的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盘腿坐着，面对浴室的镜子，相机搁在两腿中间。他秃顶两边的浓发翘起，目光如炬。这张照片摄于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伦是我的摄影老师。一九九○年在首尔，他见我用傻瓜相机拍照，就嘲笑说：“傻瓜相机把人变成了儍瓜。”他建议我买一个他那样的手动的Olympus微型相机。他告诉我，这种相机轻便小巧，便于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获得你想获得的效果。但现在已不生产了，只能买到二手货。他警告说，千万不要用闪光灯，那会破坏空间感，把景物压成平面。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胶片解决曝光不足的问题。第二年春天在纽约重逢，我真买到了一个那样的相机。艾伦问我在哪儿买的。这位二手货专家在手里把玩着，对新旧程度和价钱表示满意。接着他教我怎样利用光线，以及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夹紧双臂，屏住呼吸，就这样——咔哒咔哒，他给我拍了两张。

艾伦总是照顾那些穷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计们。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接济诗人科尔索（Gregory Corso），买他的画，给他生活费。我在艾伦的公寓里见过科尔索。他到之前，艾伦指着墙上几幅科尔索的画，一脸骄傲。科尔索很健硕，衣着随便，像纽约街头的建筑工人。我们坐在方桌前喝茶。艾伦找来我的诗集，科尔索突然请我读一首我的诗，这在诗人之间是个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诗，读了，科尔索咕噜了几句，好像是赞叹。艾伦坐在我们之间，不吭声，像个证人。然后他请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路上科尔索跟艾伦要钱买烟，艾伦父亲般半信半疑，跟着他一起去烟摊，似乎怕他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艾伦极推崇科尔索的诗歌才能，建议我把它们翻成中文。他专门带我到书店，买了本科尔索的诗选《思想场》（Mind Field）送给我，并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品一一标出。我与朋友合作译了几首，发表在杂志上。艾伦很兴奋，让我马上寄一本，由他转给科尔索。

走在街上，艾伦常常会被认出来，有人就近在书店买本诗集，请他签名。他只要有时间，会几笔勾出有星星和蛇神陪衬的佛像，佛爷还会发出哈的一声，不知是祈祷，还是愤怒。艾伦对我说：“我签得太多了。有一天我死了，每个签名也就值两块钱吧？”两年前，艾伦以一百万美元的高价，把他全部手稿和来往信件卖给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成了一大新闻。艾伦告诉我，如果把他的每张纸片都算上，平均最多才值一块钱。再说这笔钱缴税后只剩六十万，他打算在附近买个大点儿的单元，把他的继母接过来。

艾伦曾在安纳堡搞过一次捐款朗诵会，四千张票一抢而空。这件事让我鼓起勇气跟艾伦商量，作为我们的顾问，他能不能也为一直入不敷出的杂志帮个忙。艾伦痛快地答应了，并建议除了施耐德，应再加上佛林盖第（Lawrence Ferlinghetti）和迈可勒（Michael McClure）。朗诵会订于去年十月初，那时“垮掉一代”的干将云集旧金山，举办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想到艾伦病了，没有医生的许可不能出门。盖瑞转达了艾伦的歉意，并告诉我，医生认为他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会死去。

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的姿势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他给我看过刚刚解密的五十年前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报告。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此刻，我端着杯酒，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厅游荡。我来参加美国笔会中心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捐款晚宴。在客人名单上有艾伦，但他九天前死了。我感到那么孤独，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想认识什么人。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

凤凰卫视2009年5月2日《世纪大讲堂》节目：陈平原 对话五四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90年前，五四运动爆发，90年的岁月中有多少人物、多少事件、多少探索都铭刻着五四的印记，此时此刻我们身在北大，也将以北大作为追忆的核心，来了解那场运动发生前后社会的环境与学术氛围，学者的激情和他们的热血，以及各种思想发展的脉络。而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

陈平原博士是广东潮州人，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曾经在多所国际知名的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足迹遍布欧、亚、美洲。十多年来他的学术足迹更是涉及小说史，学术史与教育史。而不论研究的课题是什么，陈平原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努力维护学术的纯正，为了学术的纯正，他不仅反对曲学阿世，而且反对借学术而发牢骚，但同时不忘学者的人间情怀，把自己的学术织进了历史运行的经纬。

陈平原著作颇丰，并主编人文与学术集刊，治学之余，他还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王鲁湘：陈平原先生比我长两岁，在我们这一批学者中间，平原先生是一个被人们评价叫做温润如玉的一个学者，那么陈平原先生也曾经说过，他对五四的研究几乎成了他的专业，甚至成了他的人生，那么在您的学术的这种研究随着不断地深入，您的收获越来越多，包括你人生的积淀也越来越深厚，你对于五四的感触，是不是也有一种与日俱增或者是有一种与时俱进的一些新的收获和新的体验呢？

陈：因为五四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所以我特别担心人家问我，你用一句话给我概括什么叫五四，所以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很难，就好像你要我说什么叫北大精神一样。

陈：也是很难。但我可以给你讲一大堆故事，然后最后告诉你这就是北大，这就是五四。而且我们从1919年的那个五四运动刚过去不到半个月，罗家伦先生写文章《五四精神》的时候就再三地说，五四精神是什么，我们有大量的关于五四精神是什么这样的论述，我反而更愿意追踪这个论述的来龙去脉，看我们的五四这个历史运动语言精神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告诉你说这就是五四。

王鲁湘：北大中文系上个月主办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在从提交的论文看，这些学者们对五四的研究有什么一些新的看法吗？

陈：论文我们现在有700多页，然后里面涉及的论题太多了，当然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其实背后的情怀是说，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反省五四不是今天才有的，始终，一方面是有一批人不断在维护五四，阐述五四的精神，当然另一方面，五四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一个分界点，所以，对现代中国有意见的人，很多人也愿意借批评五四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相对来说，这十年对五四的批评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包括我来这里做演讲，其实背后有这么一个思路，就是我们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五四，为什么现在的一些批评不负责任。

陈：而且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澄清，而且我愿意倾听各种各样的批评的声音，反省我自己，还有我们这代人对于五四的想象。

王鲁湘：您刚才一再地强调就是，与其谈对五四精神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了解，还不如就是还原五四当时的历史事实，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考虑，您曾经带着你的学生，依据一些历史的资料，重构了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这样一个全过程。那么您在研究五四的这样一个运动的时候，为什么特别这样关注历史的细节呢？

陈：其实几年前我有一本书，叫《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我带着学生回到现场，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用的是孙伏原话，大概意思是说，五四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现在只剩下概念而没有实感，随着冰心那一代人的去世，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对当年的五四运动和当时的历史氛围有直接的了解的那些人，我们只能通过历史资料，通过场景，通过图片，甚至通过实物来模拟地进入那个现场，所以我会特别看重这一点，这能保证我们不要陷入在一大堆概念的纠缠里面去。

从1919到2009，人们怎样为五四增加新的内容？追怀与困惑，重构与阐释，90年间的认知与评论留下多少历史的印记？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政治抗议，一场伟大的运动还将如何影响中国人？

陈：能在北大跟大家讲五四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关于五四的纪念、追怀、重构、阐释，基本上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凡是在中国念过小学、中学、大学的，一般来说都对五四有很深的记忆，这个记忆是真是假，我不管，但起码我们一遍一遍地被大家去说，整个现代中国史和五四的关系非常密切。好，我想说的是，知道了不等于真的理解，我们每代人都跟五四在对话，一次次的纪念和阐释中，其实隐含了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困惑、追求和对历史、对未来的想象。诸位知道，说五四运动不仅仅是5月4日北京三千学生在天安门东郊民巷等等这一个经历，而是隐含了我们所说的文学革命、思想启蒙和政治抗议，这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种关于五四的想象，日后经过一代代中国人的不断的阐发、对话，以后加入了自己时代的一些意义，以至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五四可以说是常说常新的五四，这里面有很多意义的转移，甚至一些扭曲和变形。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过度阐释的地方，但能不能在实现跟五四的对话中实现一代人的创造性的转化，就看我们自己的心智和能力。

现代人谈五四最容易陷入的一个陷阱就是说，五四那代人不讲理，而且太激进了，骂人、打人，还放火，这种批评今天在好多地方可以听得见。

其实历史阴晴、风雨、雷电，都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价值，某种意义上今天被大家妖魔化了的文化断裂和所谓连续性、文化保守等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所有的，现在中国的进程，正是在这种抗争、连续、蜕变之中不断地成长。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复杂性远非今天的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为了说明问题，我引了当年1916级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俞平伯1979年写的一组诗，就是纪念五四的，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尽成三。

后面加了个括弧说，当时北大中文系，当时叫中文门，邦中同学办了三种杂志，而且这三种杂志日后都是影响非常深远的。《新潮》只是其中之一，他自己说，参加了《新潮》只是其中之一，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以昌明国粹相标榜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努力介入现代社会改革的那个《国民》。

三个杂志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三个杂志都是北大国文门1916级的学生们所主持的，当然还有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但是国文门的学生是主力。我想说明一个问题，一般学生尚且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是很不现实的，正是这种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多元共存，让我们理解那个众生喧哗的时代。

同样的五四，不同的叙述，争论的背后是怎样的时代风云？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思想，五四的历史该如何正确重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五四的记忆日渐模糊，但另一方面，创造性的叙述越来越多，所有的追忆阐释，我们知道需要时间，需要记忆，同时也需要听众，反过来，听众的需求影响了叙述者的情绪和发展的路线。我们今天的五四叙述，其实是不同政治立场的老人们，五四老人们，以及他们的后学们逐渐构建起来的。刚才我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码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三个层面。同时我还想说一句话，同样谈五四，老师和学生是不一样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他们对五四的想象和学生辈的，比如说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俞平伯等等，老师和学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在北大念书的学生和在外地游想的学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老师那里是追怀北大的时候，偶尔涉及五四，在学生这里是讨论五四，偶尔讨论到怀念我们的母校，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以最具可读性的学生们对于自己年轻生活的追忆来作为我进入讨论的口子。

作为五四，5月4日天安门游行的主体的北大学生，日后不断地回忆他们那个光辉的瞬间，中间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北大，比如说冯友兰。冯友兰说，很遗憾，火烧赵家楼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没赶得上。另外的人呢，火烧赵家楼以后四个月才进入北大，比如说章廷谦，之后也不断地回想北大当年的生活，但是最后加一句，很遗憾，我来晚了。

走早了来晚了，他们谈北大的时候和正当时的北大人是不一样的。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当时北大因为蔡元培来了以后，整个学校风貌大变，新思潮涌起，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当时的刊物，左派的叫《新潮》，中间派的叫《国民》，右派的叫《国故》，然后章廷谦进了北大以后，说我看了很多很多杂志，比如说我会提到《新青年》、《新潮》、《新生活》、《少年中国》等等，凭良心说，我就不喜欢《国故》。问题是不管是不是喜欢《国故》，为什么不提《国民》，因为《国民》是日后逐渐上升为一个主导性的杂志。

在我们的回忆录中，在北大哲学门念书的同学叫顾颉刚，顾颉刚当年住在傅斯年同一个宿舍，他日后写回忆录回忆说，当年我们学生们办刊物，傅斯年他办了《新潮》，我们的另外一批同学，当时的国文系的学生们，比如说那个张煊、罗常培他们办《国故》，当然新文化运动日后发展，五四运动起来了，《国故》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人是郑天挺，是北大国文门1917级的学生，日后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晚年写回忆录，口述回忆录的时候说，当年我们在同学里面各自埋头读书，有三个杂志对我们有影响，《新潮》、《国民》、《国故》。可大家请注意，这个回忆录是晚年去世之前口述，他儿子帮他写下来的。换句话说，他是经由一代代人的叙述、追忆，然后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国民》很重要，所以才有这个叙述。如果50年代、40年代写，大概就不会这样。

当初《国民》关注的其实不是国民。1919年，《神州日报》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有新旧两派在斗，新的是陈独秀、胡适的学生，旧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学生，斗什么，他们在斗中国文化该往哪走，新的是《新潮》，旧的是《国故》，两派势均力敌、各有其主，两个杂志旗鼓相当，说的是《新潮》和《国故》，同样没有我们所说的《国民》。原因是《国民》当年在学校里面影响不大，他们不仅仅是北大学生，还有很多外面的学生参加进来，还有当时大家关注的是思想文化，而《国民》更多的是希望介入社会改革。

当事人傅斯年怎么看，《新潮》的主编傅斯年在即将离开北大，到英国留学的时候，他写一篇文章说，《新潮的回顾与前瞻》，讲经过五四运动，我们重新反省，我们《新潮》杂志的成绩和未来，然后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足，我们周边还有什么杂志，他举了很多杂志，比如《新青年》《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连毛泽东的《湘江评论》都提到了，就是没有《国民》。换一句话来说，《国民》在当时的人的眼中，是不太重要，或者很少人关注的。

可是对于一般人这么漠视《国民》这种偏见，1916级北大国文门的同学，也是《国民》的编辑许德珩很不满意，也很不高兴，1958年他写一篇文章〈回忆国民杂志社〉，特别强调我们杂志筹办比《新潮》还早，只不过《新潮》得到胡适的帮助，所以它出版比较快，最后我们两个杂志同样在1919年的1月1号出来，其实他们背后有校方的支持，我们是学生自己做的，所以他有点不满意，到了1979年，已经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先生写五四运动60周年，特别强调当年我们的杂志《国民》杂志的意义很有影响，至于《新潮》，《新潮》有意义，但是他们的主办人后来全部倒退，走向反动，至于《国故》，那都是一个反派的角色等等。这有点接近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而这恐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是长期的周瑜情结。

很长时间里面，《新潮》、《国民》互相在竞争，谁为主流，这是一个必须谈的问题。晚年许德珩先生应北大的邀请写回忆录，越写越长，最后完成一本书，叫做《为了民主与科学》，其中提到了五四运动部分依旧表彰《国民》，批评傅斯年和罗家伦，而且说了一段话，说当年我们和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故意不干，比如说他们提倡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偏用文言文来写作。然后，当然说我们的刊物是全国性的，他们是学校里面，我们是全国性的，全国性，我们当时懂白话的人不多，因此我们用文言，当然五四以后，我们也改为白话了。很长时间里面保持一种竞争的状态，《国民》的这批学生们和《新潮》的那批学生们，是保持一个很紧张的竞争状态。

到了1989年，那一年已经99岁的许德珩先生写了纪念五四，大概受时局的影响，对以往的观点略有修正，除了强调《国民》的意义以外，也强调了《新潮》还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提倡白话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因此他们在历史上有意义，当然后面加了个尾巴，还是有问题。真正的有社会影响的是我们的《国民》。至于《国故》，他们提倡固有的中国学术，当时的听众接受者很少。但是最后这段话很重要，说虽然这样，我们三个杂志鼎足而立，反映了当时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他们在五四运动前一段时间里面，各自为政，互不相盟，真正是自由发展。当时一般人认为《新潮》和《国故》，一个新一个旧，思想对立，互相批判，而《国民》处在中间状态，这和冯友兰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可是五四运动后，《国民》同仁更为积极，加上日渐走向现实政治，而《新潮》的人很多加入国民党，《国民》的人很多接近共产党，在整个历史叙述中，左中右的排列到了今天逐渐改变为很多人理解的《国民》是左，《新潮》是中，《国故》是右。

好，回到这我必须理解说，这一段历史很大程度是当事人的叙述完成的，关于五四的历史建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当事人在五四运动结束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开始学五四运动史，当五四运动那一年，我们就开始出一本五四那本资料集的书，以后每年都纪念，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事件还没落幕，我们已经开始给它历史定位，然后一年一年到今年90年，我们还在说故事。在这里面当事人的叙述很重要，这里面涉及到两批人，这两批人，他们的追怀、纪念、阐释都因应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以及海峡两岸的时事的展开。从南京到重庆、到台北的傅斯年、杨亮功、成舍我，以及其他人，还有在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郑天挺这些人，两批人，他们的五四叙述完全不一样，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阐述五四精神等等，在很长时间里面，起码在半个多世纪里面，一直是争论不休，而这背后是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好在这些人大都延续青年时代的梦想和追求，即便是有很多很多论争，基本上也都守住理性的边界。可以这么说，这些好胜的同学少年，事隔多年，不断穿越历史时空，以永远的五四对话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我们知道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确定五四为青年节以后，我们每年都纪念，这个时候台湾的以及国民政府他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相对的陌生的，那些到了台湾的五四老人，他们怎么办？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日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到了台湾以后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1943年在5月4号，在重庆《中央日报》，这是国民党的党报，那里面再三说，我们必须理解五四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全盘的检讨以及积极地介绍西方文化，我觉得到今天还有意义，以前五四有不虞之誉，就是它的名声太大了，大到有点超过实际，现在又遭逢不虞之毁，很多人批评五四，两者都不应该。1943年5月4号，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大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关系，因此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他们很被动，这里面的五四的老人们出来说话了，当年五四那么夸耀是不合适的，今天你们来抵制五四也不应该的。

另外一个罗家伦，罗家伦介入政治更深，留学回来以后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日后到台湾以后更是任党史，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以及国史馆的馆长等等，我们知道罗家伦，我们五四运动命名可以说是罗家伦的命名，因为1919年5月26号他就开始写《五四运动的精神》这篇文章，第二年他又开始写《我们学生运动成功失败的总结》，那里面特别强调一点，用黑体字印出来，我们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什么，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这个思路当然是胡适的思路，也是《新潮》同仁的基本思路，这与政治革命为主的《国民》是不一样的。

50年到了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国民政府谈五四是一个禁忌，而罗家伦写文章说五四的真精神，讲五四运动不是背后有政党政团在指挥，没有的，基本上是学生们的自发的爱国热情起来的，然后反过来批评国民政府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刚刚定都南京，好几年内，我们还是纪念五四的，可是后来复古的风气越来越浓，而且害怕的狂潮，怕学生们又上街，怕赤色狂潮。我们禁止纪念五四，罗家伦说这是大大地失策了，另外两个人也是北大国文门的学生，他们怎么看。

成舍我，是北大国文门1917级的学生，著名的近代报人，办了很多杂志、报纸，这位先生到了台北以后继续办报，现在的世新大学就是他办的。196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综合体，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现代中国。但是到了台湾以后，台湾政府不敢纪念五四，但又不敢完全地忽略五四，于是就给五四定为文艺节，他说文艺节，这个名头下五四的纪念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作为五四老人我再说一句话，我们的五四不仅仅限于文艺，更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社会运动。

历史狂涛中，谁被记忆，谁被遗忘？五四的丰富多彩该怎样理解？五四的历史场景该如何重构？五四老人们给了我们怎样的感动？

说这些问题我想回到关于三个杂志。当年鼎足而立的《新潮》、《国民》、《国故》，今天所有的追忆文章只有《新潮》和《国民》，《国故》哪去了？《国故》为什么不被追忆？除了这个杂志被定位于反对新文化，成了一个反派的角色，当事人即使参加也不愿意说。第二个，当年《国故》的同仁绝大部分日后没有很好的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他们今天，包括我所说的四个当时的创办人，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和张煊等等这四个人，我来查他的传记材料，基本上查不到，他们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狂涛之中。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表现，正因为这个运动，这个杂志被定位为反派，因此两者相辅相成，导致过了若干年，20年、30年、60年、90年，90年后的今天，关于《新潮》的追忆很多，关于《国民》的叙述也很多，唯独没有关于《国故》的详细的资料保留下来。其实不能说《国故》那些人的说法毫无道理，今天的叙述把它纯粹作为一个反派来论述是有问题的。

其实新文化运动包括正方也包括反方，包括提倡新文化的也包括反对新文化的，这才构成了完整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中的提倡新文化的和质疑新文化的，同样是《新青年》的同仁。同样道理，1917、18年代的，一直到1919年，这几年的北京大学里面的思潮涌动，不能只叙述《新潮》和《国民》而完全忽略了《国故》。《国故》那种追求保存固有的中国文化，接受西洋文明，目的是为了保存固有的中华文化，所谓（倡明国粹），日后在具体实施中碰到一些障碍，但不等于他们的努力毫无意义。可是今天关于《国故》的所有论述，主要人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一是被遗忘了，即使是参加了《国故》的人，日后也不愿意说，比如罗长培。罗长培是当年的《国故》里面一个人物，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一个人物，他负责文读，等于是秘书方面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学国文门1916级的学生，日后我列了他五六篇文章，他50年代以后，40年代，到美国教了书以后回来，50年以后进入新政府，后来当中国科学院的语言所的所长，帮助制定语言政策等等，也是政协委员等等，所以他每年也有责任要来回忆五四，回忆的时候，他只字未提《国故》的事情。到了写自传，照样不会提到这件事情，换一句话来说，罗长培先生，他日后不会追忆到当年他参加的那个《国故》杂志，他追忆什么，追忆40年，他在西南联大和闻一多一起发起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以及他的开幕词等等这些。换一句话来说，谈五四他不会谈《国故》。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自有其合理性，对于当事人来说，被抛离主流，抛离主流，长期不得志，即使你有业绩，也不会被注意，但是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理解五四的丰富性，警惕成王败寇那种思维模式和历史书写。五四是不是激进？五四当然激进，不激进怎么能冲破各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禁锢和牢笼。不过我想提醒诸位等人，五四运动中，并非只有激进一派，不管政治、思想、社会、文化都不仅仅是激进，有中庸的，有保守的等等，所谓左中右，这个论述都有，其实都有，当然不涉及具体内容，我用三个词来概括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生喧哗，第三是声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每一种力量都有生存的空间，而且得到很好的开展。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千载难逢的。不过经由一系列的对话和洗涤，有些东西留下来了，有些东西遗忘了消除了，就好像我说的五四中间的《国故》被我们作为派定一个反派的角色，而彻底地遗忘了，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要追问的是，本来是五光十色的北大学生，日后何以以激进著称，历史选择什么道路不完全由当事人的意愿决定，还包括日后不断的追怀和叙述，就举这个例子，《国故》不被叙述了，所以你会觉得北大的学生很激进，假如《国故》被叙述了，你就知道北大学生不仅有激进，还有保守。说这些是因为今天所说的左中右那个论述，我以为明显的是政治思维，换一种思路，我会关注思想的那个《新潮》以及侧重政治的《国民》以及承前学术的《国故》，是各有其追求的，各有其发展空间的。当然你可以说，思想中有中外之别，学术有新旧之分，政治更是有国共之别和之争，但是一般同学如此分歧，日后分道扬镳也属正常，正因为过去的五四叙述过于侧重政治史，所以我会提醒大家把学术史，把思想史带进来，五四并不那么激进，它有各种各样的层面可以发展。

人生路上如何不断和五四对话，五四运动的意义我们日渐强调，五四运动的印象我们日渐淡漠，这是不应该的，我们需要理解，需要场景，一代代的年轻人才能够重新记得五四。

说到这，我希望谈三个人，希望他们引起大家的兴趣。一个是1916级北大国文门学生杨振生，他是被捕学生之一，32个学生之一，日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教育学、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去哈佛攻读就业心理，回国以后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山东大学的校长，青岛大学的校长等等，然后长期在大学教书，他最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理解新文学和新思想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从28年主持清华大学的筹备，主持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开始，杨振生一直努力推进新文学在大学里面的位置，包括聘朱自清，包括请沈丛文，包括编各种各样的读本，在大学里面有意识地推进新文学，今天叫现代文学的教授传播的是杨振生先生，所以他会在文章里面特别提到关于新文学的意义。1954年，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我们当年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之间的争斗的时候，用一个文学家的敏感，给我们描述一下下面这段话，我想念一下，让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有文学趣味的当年的作家、日后的教育家，他来回忆五四的当年的学生的情况。

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且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礼尚》的小自著，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声朗诵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的古文，在另一角是几个人在讨论，走出傀儡之家之后他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厌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目光。前面说了，学生中出版《新潮》、《国民》，同时也出版与之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一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同学们怀里还揣着小刀子。这就是当年五四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尤其是国文门的学生的情况。

说完这个，我想再介绍一下许德恒。刚才我说了，这是当年被捕的学生之一，日后留法回来参加政治运动。大概1931年重新被聘到北大，从1932年起，北大每次举行这种纪念五四活动，经常可以看得见许教授的身影，在上面大声疾呼，那个时候的30年代的纪念五四是有风险的，军警林立，而经常会报道这里有一个许德恒教授慷慨激昂，现在是有一篇还说，振臂宣呼，口沫飞溅，谈五四。这位先生40年代他是跟另外的北大的学生潘树等等，办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继承发扬五四精神，45年又改为九三学社，46年的5月4号，93学社正式成立，他是理事长，日后是九三学社的主席，日后进入中国政界，成为副委员长等等的。从1931年、32年起到1989年他去世前一年止，许德恒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谈五四，可以说就像书名体现的，许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青年时代的梦想，为了民主与科学，因此对于五四历史的追忆，不见得十分真切，对于五四精神的阐释或许有偏差，但终其一生，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这一点让人感动。

当然当事人对于五四的追怀和阐释，既可爱也可疑，其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会隐含了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和个人趣味，可也正是这种不断的对话，保证了五四的理想性，代有传人，就像傅斯年那样，理解五四本身的局限性。局限性是什么？热情，但有点浅薄，真诚，但有点偏执，这个局限性，但是当有人刻意地抹杀五四的意义的时候，挺身而出，捍卫五四的精神遗产，那就是刚才我说的1943年写的文章，说我从来不谈五四，因为我是当事人，我怕人家说你在吹牛，本来我不谈，可是今天我又非谈不可，因为今天五四的弱点被放大了，被指摘了，因此很多人力图忘记五四，这个时候出来，我要提醒大家，五四无法遗忘。

几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那本书里面，导言里面说了一段话，我再念一下，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本身早已舍弃，但经由一代代学仁的追问、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来说，五四便扮演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我说这是一种必要的思想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王鲁湘：陈平原教授在演讲中间着重地围绕着俞平伯先生的那两句诗，就是同学少年多好事，一般刊物尽成三，然后把对整个五四运动的场景的建构，浓缩在以北京大学当时国学门的1916、17、18这三届学生，他们的当年以及后来的人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入五四的可以说是很好的渠道，可以把我们，其实很容易也很亲切地带到了90年前的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我特别注意到，陈平原先生在结束演讲的时候，对五四运动不得不进行几句评价的时候，就是提到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那我们知道，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也绝对不会只有一个立场，甚至也绝对不会只有一种主张，因此我们对于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的叙述，往往就会是复杂、丰富、多角度的，而且往往是常议常青。这就使我想起了很著名的所谓克罗奇的一句话，叫做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我们看五四的时候会发现，包括一个当事人在不同的时间对五四的追忆，都会有强烈的当下的选择性，所以历史叙述的当下性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我们会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想象出来的，我们现在假如我们不像陈平原教授一样，去深入到当事人的所有的那种几乎是像日记式的那种地毯式的搜索，那么我们这些人，现在我们所有的人在谈五四的时候，这个五四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陈：那个所谓克罗奇的思路，以及现在的很多论述，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你能回到历史吗？你能回到历史现场吗？人不能两次同时进入同一条河流，你能回到历史吗？是的，我们没办法回到那个真正的现场，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然后模拟地进入那个现场。这里面学术，包括训练能够帮助我们借助各种途径来达成这个目标，但我不敢说回到的就一定是那个立场，现场，我们只可能是尽可能地接近我们所设想着的现有的资料所呈现出来的，以及我们这代人的心智所能达到的那个现场。

陈：在这后面，你说的，确实日后的叙述都带有当下的色彩，其实我今年提交给我们的国际会议的文章，就讲五四的言说历史，我选择了1949、59、69、79、89几年，10年纪念的时候，主要的中国报刊，尤其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什么，这些报刊怎么谈五四，你会发现每一次谈五四，都跟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有关系，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历史叙述都会带上这种所谓风光，一个时代的风光必不可少地会渗透到你的论述里面来，但是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说对于启蒙的论述，你反对也行，赞成也行，对白话文的想象，你怎么看待都可以，对于爱国主义的解释，所有这些问题你会发现，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1959年，那个时候刚好是西藏叛乱，我们平叛，说59年的五四纪念特别强调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1979年，我们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五四纪念特别强调说我们要眼光对外，我们不能局限在自己的那种闭关自守，你会发现每个时代的五四论述，说得都有道理，说眼光对外，我们要开放，我们要思想，那是五四的那种世界视野，你要是说维护祖国统一，那五四抗争也是为了主权，所以每一次论述，你不能说跟五四没关系，是有关系，但都带上了一个时代的烙印。

王鲁湘：对。这使我想起了1989年《中国青年报》也邀我写了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那篇文章带有1989年当下的显著的那样一个环境的影响。

陈：我搜查过了1989年的文章，后来发现1989年的时候，日报和刊物是不一样的，日报受当下的影响。因为那个《中国青年报》，1月份就开始征稿，然后就说我们每月都有专栏，意思每个月他们提前发牌，他们反而不体现4月份、5月份的北京的状态。

五四的历史意义如何正确解读？90年后，五四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历史与时代的选择该如何看待？先辈与今人该怎样比较？

王鲁湘：那么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的时候，胡适先生曾经在一次演讲中间说，大概北京大学当时有一批学生办了一个刊物，特别是一批高材生，像傅斯年什么办的《新潮》，胡适先生对《新潮》刊物很激赏，他认为这一帮学生办的刊物里头的这个文章，甚至比老师办的《新青年》还要成熟，见解还要深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陈：这是当伯乐的立场出来的，才会有这个论述，因为今天你去看一下《新潮》，《新潮》有锐气，但并不成熟，你可以想象，一个最大的年纪的三年级的学生，好多是二年级、一年级，甚至有预科生，早年的北京大学是三年预科，三年本科，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其实几年后，傅斯年自己就说了，我们其实不成熟，我们有勇气，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有勇气，但我们不成熟，为什么胡适会有那么高的评价，因为有一个问题，当年傅斯年是国文系的，胡适是在哲学系讲哲学史，顾杰刚听了胡适的课以后说，他离经叛道，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道理，请国文系的傅斯年来听一听，傅斯年去听了以后说，这个人学问不太大，但是路子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能拆他的台，我们要给他捧台，所以胡适日后说特别感激，他事后才知道，当年居然有这么多人，一个27岁的人回到北京大学当教授，面对了这些成熟的学生，是很危险的，而有这么多人帮助他站住了北大的教授这个台，所以他后来再三说，傅斯年是有才气、有霸气，而且有行政能力的那种人物，但是你刚才所说的，又说《新潮》比《新青年》在思想还成熟，我不觉得。

王鲁湘：那么您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很多参加五四的各路精英，在日后不断地在追忆五四，反思着五四。这种思考的话，有时候随着时代的不同，你会发现它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立场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是吧？可是后来就是五四运动被中国共产党捧到了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位置上以后，您觉得这样一个政治决策，就是延安时期的这样一个政治决定，对于后来的五四的阐释有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陈：有，包括日后的每年纪念五四的青年节的纪念，以及5周年，10周年的不断的纪念，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对于五四的过分的强调，有时候会导致一些不好的效果，我称为过度阐释，历史有其局限性，换句话来说，学历史的人都明白，我们主要目的是理解历史、阐释历史，我们不能够用历史来改变当下，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灵感，获得精神的力量，但是假如把历史事件、历史学说，以及历史人物直接地套用在现实改革里面，是不恰当的。

王鲁湘：这里有一位凤凰网的网友，叫做”斯人已去”.他向陈教授提一个问题。他说陈教授，是否感觉到如今的学子比任何时期都更理性和自由？他理性、自由打了引号啊。因为这些中国学子的理想是升上来，或者走出去，也就是进入官与商的队伍。那么经济大潮中，中国的大学里，还能出现类似于像傅斯年和俞平伯这样的人物吗？

陈：其实人物不人物，有时候是时事造英雄。

陈：你现在没有时事的话，你不能就说我们的学生不行。在别的领域里面，他刚才所说的，升上来、走出去，而不能判断说从政的学生或者出国留学的学生就没有大志向，我们不敢这么说，或许机会有了，时间到了，他们会有很好的表现。我在北大教书这么多年，经常不断地听到学生们这么说，从我以下是另外一代人，几乎是这样的，过两年三年都说，这下面的，下一代人完全不一样了，我说没那么严重。

王鲁湘：两年就有代沟啊。

陈：两年就有代沟，三年就另外一个时代，然后到五年就没法对话，我说没那回事，历史放长远来看，20年、30年一瞬间，改革开放30年，有头有尾，会有变化，我们之间会有差异，但是要说特别了不起的鸿沟，不见得。所以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当然会有激愤之词，你想激将，要他们更好地表现出来，但是有时候势逼人强。所以我不敢以这个来批评我们的学生。

提问1：陈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在90年代之后，有什么现实意义？

陈：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承担对于今天当然还有很好的启迪的作用，这里面包括老师也包括学生，刚才我说的，像五四那代人的老师和学生表现略有不同，他们互相之间，比如说北大的教授们，他们发挥了很好的铁肩担道义，妙手绣文章那样的功能和作用。可以这么说，随着社会进入一个，我们说经济社会以后，我们各自的取向、趣味跟那个时候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种精神能否普遍得到认可，我不敢说，但是以我在北大的教学的经验，学生中这一类的热情依旧，你要是看，比如说我说很明显的，我们国家认可的、政府认可的、鼓励的一些政治，工作的时候，包括我们所说的奥运会期间的学生们的志愿者，也包括地震的时候学生们的表现，也包括老师们的表现，诸如此类，在现有条件下他们都能呈现出他们的热忱和那种承担的意思，所以不要埋怨那些人整天厌世，随时他们可能脱下他们的外套，走进你所需要的那个岗位。

提问2：听了陈老师的演讲，我觉得自己对五四也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有人说五四以后中国的历史是丢弃传统的，是一个被，就是两种西方思想所统治的这种历史，那么其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二就是西方经济理论，那么我想问一下陈老师，您对这样一个说法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呢？

陈：总的来说，19世纪后半期起到今天为止，这160年间，西学大潮席卷中国，这是一个大势，我想我们不用怎么研究也能明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经济大潮，包括你说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在当下会有作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个问题，你不能抱怨，说为什么是你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不能说五四的那代人完全地抛弃了传统，我做了一个讨论研究，其实你会发现，二三十年代以后，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文化有投入巨大的热情做研究，而且有大成果的很多是五四的时候的新文化人，你回头去想一想，从老师一辈的，胡适啊，鲁迅啊，老学生一辈的，像傅斯年、俞平伯、顾杰刚等等，其实批判反省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批判没有反省，整天接受、整天维护，他走不出来，刚才我说，为什么《国故》的反而表现不如《新潮》的，将来我说的《新潮》的同仁很多人是做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他们有成绩，他们走过了这一场批判的洗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没有经过洗礼的《国故》来说反而是一个遗憾，所以我说的第一个问题，五四那代人，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当然偏激、失误，没问题，但是大的方向不应该被否定，更不应该被作为20世纪的今天，中国因为经济发展起来，大家自信心起来以后，反过头来批评他们当初的举措，当然我可以明白说，确实五四以后，这90年间我们对传统的理解有偏差，但这不完全是五四新文化人的责任，日后很多，比如说政治家，比如说普通百姓，我们也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应该说的，不应该说为什么你们占主流，我们应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主流。这样的论述会更合适一点。

提问3：陈老师给我们从中文系办了几个杂志，给我们完全展示了整个五四的一个全貌，我也想从中文系的几个杂志入手来请陈老师评价一下90年来五四的发展。那么我想从最近的一些《北大青年》，就《北大青年》发表了一篇06级本科生的一篇文章，就是《五四精神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这位同学他从课本上读到了陈独秀谈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说五四精神是对不满现实的一种反叛，他的解决方案是要从理性化和五四理论，从理论到实践，五四的精神要从小事做起，谈这个，这是《北大青年》。那么我正好看到了陈庚先生对《北大青年》，最近一期《北大青年》那个题词，陈庚先生这个题词，正好我在57年的《红楼》第一期也看到，他这个题词就是，原词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聆听红楼的钟声，再一个，年轻人要保持一个诗人般的年轻的心，最前面的，我就想起了《红楼》这本杂志，然后又想起了傅斯年他们办的《新潮》杂志，有人说这么个观点，就是从57年以后，5.19以后，57年的5.19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四精神已经丧失了那种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昨天我正好在看陈寅恪先生的文集，他的文集的题目就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请问陈教授，就是关于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陈：关于这些杂志之间，五四青年，北大现在办的一个学生刊物，我没看，所以我不敢说这位同学的文章写得怎么样，至于你点这几个杂志之间的联系，你可以说它们都在回应五四的那个精神，中间我知道你想表达的，以及57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的某种意义上的失落，想谈这个问题，然后以这几个杂志来谈的话，串不大起来，但是我同意你的思路就是，57年以后的，就是反右以后的大学校园里面，存在了某种缺陷，但是我记得胡适有一句话，60年代他在台北的时候，人家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怎么说都行，因为你是大人物，你有言论自由，我们没有言论自由，然后胡适说，我的言论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且是一点一滴打出来的，不是人家恩赐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政治对书生的情怀会有某种限制，而我们的工作不是抱怨，用我们的力量一步一步，一点一滴拓展我们的思考、表达的空间，这是我想说的话。

王鲁湘：就是那个北大同学在那个刊物上的发的文章，一点一滴做起，可能也包括胡适的这个意思，一点一滴地去争取。

提问4：陈老师刚刚提到，就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启蒙，文化的革命，以及政治的抗议，很显然就是当代的中国仍然还要继续进行着那个思想的启蒙跟文化的革命，那我想请问陈老师就是，当今的中国思想启蒙以及文化革命的方向是什么？

陈：这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呀，同学，你让我指方向，是很。

提问4：您认为呢？

陈：因为，是，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相信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那个趣味，我对那些指方向那个工作不太感冒，而且我觉得那有点像《人民日报》社论，不是我说的口吻，我要在课堂上这么说，学生会笑我的，说你在这里飞手指方向，学生们根本不理你，所以也许你要跟我讨论具体问题还好，你要让我来指明思想革命应该往哪走，或者是文学革命应该，下面应该怎么办，我可能没办法实现你的那个目标，所以能否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回答了，好不好？

提问5：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说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毛泽东他作为五四青年一代，他其实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思想政治以及文化运动的一种集合，在毛泽东心里，他受到这个五四运动影响之后，他一直在想到就是在完成了这种社会革命之后，还再要在每个人心中，在每个人脑子里完成一种思想革命，所以他在，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他想着这个他的革命并没有进行到底，万里长征才进行了第一步，他要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思想，就是在那个人的思想上来一个整个一个革命性的颠覆，所以他发动，利用他掌握的这种政治权力，他发动了他心里想象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文化革命，那我想请问，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您认为那个新文化，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陈：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年谈得比较多，好多学者们已经做了研究，我大概没办法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我想说两点，第一点是，五四，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现代中国史上一次锻炼，或者是对于以往的进程一个背叛，这点是有共同之处的，但是两个运动或者两次锻炼各自的方向不太一样，各自的用来打倒此前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那个武器也不一样，这一点的话，今天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很难再把五四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就是我说用来打倒那个以往的道德是什么道德，用来打倒前面的文化的是什么文化，这一点有很大的不一样。而我特别感慨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现在不是你一个人谈，这几年有好多人在谈，而且好多人在反驳，而我反过来想解释一个问题是，或许我们年轻一代对文化大革命太陌生，所以我说的是，五四是可以允许你一说再说不断说的话题，而文革现在还不是一个允许或者鼓励你认真探究的一个领域，这样以后就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说在流行，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我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的能量正面反面来看，我们都必须认真地面对，跟五四认真对话，也跟文革认真对话，可现在没有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平台和管道，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展开对于文革的敲打、诘问和阐释，所以就会不均等的两个对象，一个从过去十天就开始不断说说说，说了90年的一个对象，一个是已经结束了，66年到今天，30多年。这个进程我们没有很好地清理，没有很好清理的话，就会有一大堆的说不清楚似是而非，假如你要找口号的话，我很容易找，在哪个朝代，哪个时期，我都能找到一些相似的口号拼接在一起，说是不是这两个是一样，而这样的拼接意义不大，所以我说的是，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于文革的很好的阐释和论述和传播。就是这样。

王鲁湘：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一座高峰，当岁月将五四运动与我们时间越拉越远时，追忆五四，尤其是追忆它实实在在的内容，就变得格外地重要，因为沉入历史，才会更好地理解今天和想象未来。

采访时间_2009年3月16日

采访地点_北京海淀区皂君庙被采访者_资中筠

资中筠，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主要学术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翻译多部文学作品，2004被中国译协评为“资深翻译家”。

美国没有很激进的改革，总是在妥协中前进的，这样就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实际上所有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要走向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找到一条道路要保障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变，同时又要缓解由于资本过度膨胀而引起的社会矛盾。

美国政府干预经济从垄断开始

主持人：奥巴马上台后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国内主流媒体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不行了，美国也走国有化道路了，也就等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资中筠：现在所谓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政府干预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在概念上是非常混乱的。我们应该回顾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使这些问题得到澄清。

美国立国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美国人要求独立，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政府课税太重，不合理。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发言权我就不能纳税。你要叫我纳税，我就得有代表参加讨论如何纳税、这个钱怎么花。后来慢慢的这个理念形成了美国后来的立国之本。美国《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就包括发财致富，因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开始，完全是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

主持人：那么美国政府是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干预经济了呢？

资中筠：其实只要有了政府，就找不到那种完全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了。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早是一点一点开始的。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也就是19世纪的后期，在扫除了发展的障碍以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随之就有好多好多大财团出现了，财富高度集中，贫富悬殊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化，好多社会问题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有识之士感觉到完全放任自流、不受约束的经济造成资本恶性膨胀，是难以为继的，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加以遏制。

主持人：首先遏制的是什么？

资中筠：垄断。如果不加以遏制，垄断就会无限制的发展，恶性膨胀，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一般的市民老百姓都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垄断。1890年美国制订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是第一部反垄断法，但是还不太完备，常常有空子可钻。所以到20世纪初，美国又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改变政府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浪潮，后来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

进步主义运动

主持人：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

资中筠：老罗斯福政府集中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就是反垄断，通过了比原来的谢尔曼法更严厉的反垄断法律，拆分了几个财团，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美孚石油公司。第二、把企业置于政府法规监管之下。政府最先介入的是食品，国会通过了《纯洁食品与药品法》和《肉类视察法》，以后类似的法规就更多了。这样，政府就有权进驻工厂检查其质量和生产过程，检查的东西包括一切日用商品。第三、改革税制，就是逐步推动实施累进税。原来美国的税是非常轻的，企业和富人纳税也是很少的。后来为了社会公平，有些州率先立法，然后全国立法推动实施累进税，收入越高，纳税的比例就越高。但是纳税的起点和税率，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改变，所以国会经常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税制的问题。第四、币制改革。后来的威尔逊总统时期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政府对于金融就有了调控的权力。第五、劳工福利问题。早期，劳资纠纷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劳工完全受市场决定，政府管不着。结果劳资矛盾越来越尖锐，工人经常罢工，罢工又经常引起流血冲突。老罗斯福政府有一次历史性的干预煤矿工人大罢工，逼资本家让步，劳方也作一定的妥协。从此逐步出台最低工资，最低福利，劳动条件等法规，安全保障这些方面的规定也出来了。第六，资源保护。有些人一直以为环境保护的问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注意的，其实从20年代起，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资源保护的问题。那个时候空气、水污染还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砍伐、开发矿产导致森林、湿地的流失。那时对水土保护等运动就已经开始。

主持人：对于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企业家来说，难道不会抵制吗？

资中筠：当然有，在20世纪初期的这一系列改革，也是政府跟大财团博弈的过程，政府限制他们无法无天的膨胀，允许它利己但不许它太损人，政府这样做主要是着眼于全国老百姓的福利。政府的这些做法都受到很大的抵制，甚至有时把总统告上法庭。但是后来慢慢的资方也都接受了，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观念改变的过程，逐渐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是合理合法的，不但不违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有助于推动公平条件下自由竞争。这也为小罗斯福实施“新政”做了铺垫，

罗斯福“新政”

主持人：1929年“大萧条”以后，小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也有阻力。

资中筠：理论界认为政府是可以干预经济的，而且也已经制订了这样一些法律，因此危机到来时，小罗斯福新政出台阻力就会比较小一点。1929年的大萧条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人们总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与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要好很多。当时发生那样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前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经济，但是远远不够，社会没有安全阀，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非常恐慌，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人们没有一点希望。小罗斯福上台后就开始以非常大的力度来进行政府干预，在开始的100天里大刀阔斧的通过了好多法律进行改革，其中包括：金融改革。先让银行放假一礼拜，然后政府出资收购了大概有6000家银行的股票，这些银行都成了政府控股的银行。所以美国政府出资、注资收购一些企业老早就有，并不是现在美国忽然“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实行“国有化”了。以后情况好转，又卖给私人。还有以工代赈。就是政府搞一些大的工程，雇佣好多工人。这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而且把好多不熟练工人培训成了熟练工人。

主持人：这是个影响很大的措施，但是我们对此容易有片面的理解，一提到小罗斯福的新政，认为就是政府搞大工程。

资中筠：这只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有好多其他的措施。例如，对欠债的人进行救济。过去法律只保护债权人，现在政府出台了一些法律，保护那些还不起债的人，使他不至于流落街头，不至于完全没饭吃；联邦储备银行保证一些普通老百姓在银行倒闭后还能拿到部分存款，使得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所以小罗斯福政府一方面出资收购大银行大企业，一方面对一般的老百姓提供这样的一些保障。这样社会就不恐慌了。此外，小罗斯福开始通过法律，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将劳资争议纳入了法律的轨道。这些措施就把工人阶级给“招安”了。因为工人阶级原来是体制外的一个反社会力量，工人总是觉得自己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在不是了，工人成为参加博弈的各个利益集团里的一方。这样一来美国社会矛盾就大大缓解了。

主持人：工人阶级被“招安”了，知识分子呢？西方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社会的批判力量啊。

资中筠：罗斯福政府用的知识分子是最多的，他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咨询委员会，使得当时在2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改革理论家在30年代的时候就能在献计献策方面提供很大的用处。这些知识分子派别很多，他们的意见也常常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小罗斯福是一个很有胸怀的政治家，能够容纳各方面的意见。所谓“思想库”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出来的，有好多在野的知识分子并不进入政府工作，但是他可以提出思想然后被政府所采纳。本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批判力量，现在小罗斯福把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吸收进来了，这个社会就大大的稳定了。

美国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

主持人：看来，美国的改革是渐进的。

资中筠：美国没有很激进的改革，总是在妥协中前进的，这样就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实际上所有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而且是要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出来了。所以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找到一条道路要保障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变，同时又要缓解由于资本过度膨胀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政府干预经济就起这个作用。美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讲自由市场的，但是没有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是完全放任自流不受政府监管的。

主持人：现在好多批判自由市场经济的文章和说法，一提自由市场经济就与“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等同起来。

资中筠：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故意的歪曲。一些人硬说自由市场经济失败了，我们不应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好像我们一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政府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不是这样，而且现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经济。政府绝对要管的，就看它怎么去管。政府一管不是等于所有的东西都国有化了，都收归国有，把私营的都变国营的这才叫政府管了。我觉得这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歪曲。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法律加以调控，所以只有管的好与管的坏的问题，没有完全不管的问题。但是市场还应该是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的，不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的。如果用行政命令来决定市场，绝对搞不好。如果什么时候改革限制了竞争，那就错了，那就是倒退了，那就有害无益。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反垄断就是因为垄断危害了自由竞争。实际上，美国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更健康的运作，市场主体能够更公平的自由竞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事事都拿美国说事。在美国，贪婪的载体是大财团大金融家，而我们贪婪的载体是握有权力的权势集团。所以，中国和美国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途径也不一样。

主持人：现在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现在一些人常常拿美国做榜样，说你看美国也国有化了，他们也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样看来，反证出我们原来的体制还比较好。

资中筠：这种逻辑和概念有很大的误区。第一，它把自由市场经济当作绝对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经济。第二，把政府干预等同于国有化，国有化又等同于社会主义，他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又等同于我们原来的那种高度计划的、大锅饭铁饭碗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圈转过来，就等于说我们还是不要改革的好。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社会主义原来是为遏制资本的过度膨胀而出现的一些思潮，实质是公平、正义。要对资本过度膨胀进行抵制，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不能说表面上的国家所有制就叫做社会主义，实际上法西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不也是国家所有制吗？所以我觉得名义上的所谓“公有制”，不能达到公平，因此不能叫做社会主义。

《南京南京》是一部离奇古怪的影片。其荒腔走板的程度，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语言。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部电影习作，而不是能够拿到观众面前的成熟影片。目前更多的讨论停留在这部影片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是需要回到影片本身，看看它自己是怎么提供的。

暂且称它为一部失忆的影片。这不是指它与当时历史的某种关系，而是指——在该片本身135分钟的长度之内，它再三忘掉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好像之前发生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显得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

如果说，在一个时间长度之内完成的影片叙事，是一个能量不断积累与不断释放的过程，积累什么便释放什么，这两方面是互相配合的、前后承接的；那么，这部影片所积累起来的东西，与它所释放的东西，主要是南辕北辙的。它所表达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内容，本身是分裂的，无法自圆其说的。

影片开头那一大段，南京城沦陷，侵略军尽显凶恶、残暴，刘烨等人高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被驱赶至滚滚长江（这其中问题先不说）。这里积累起来的是对于日本军队的仇恨愤慨，观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进入了高潮，头脑中的惨景挥之不去。这是影片本身想要告诉人们的。

紧接着进入观众眼帘的，却是另外一批毫不相干的镜头：一些年轻的日本兵在长江边上休闲娱乐，比赛跳高、互相搓背，想吃妈妈做的山药汤，还跳起了民间舞，再辅之以悠闲的日本小调，看上去像是一群前来旅游度假的大学生。当然不排除在战争期间的某些时刻，这些日本兵也可能会是有人性的，但是按照影片本身刚刚传达出来的内容和积累起来的能量，这样的衔接，可以说是自打耳光：刚才那样血腥残暴的屠杀，难道是这些年轻人完成的吗？他们看上去如此活泼、如此健康可爱，如此富有人情味。除了自打耳光外，也是自取其辱。

那个姓唐的汉奸为了自保，向日本人告密，引来了难民营的大灾难，更多的人们被杀，更多的妇女受辱。这么严重的后果，也许姓唐的开始没有想到，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发生了，所造成的破坏之大，可以说他想后悔也无法弥补，想承担也承担不了，因而是难以抹杀、无法原谅的。尽管他的女儿也因此遭祸，他的罪过仍然不能因此而抵消。而影片却处理成他由此走上新生，焕然改头换面。仿佛那么一场突然的遭袭，结果却是为了成全一个汉奸其灵魂的得救，在这之前影片所释放的与后面所承接的能量，如此不对称、不般配。

该片中拉贝先生的形象，基本上是比较难堪的。难民营里惨事不断，日本军想来就来，又是强奸又是随意搜索开枪。拉贝甚至还参与动员让一百名妇女充当慰安妇，影片没有具体说明他如何给人们带来保护。但是，这样一个人，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还要拉着他不放、依依不舍？难道是为了让他有理由对着众人下跪，表示他自感有罪？不应该设想座椅上的观众，他们人人都知道拉贝这个历史上的人物，拉贝为何人是需要通过影片的镜头，一点点交代出来的。顺便地说，该影片对于拉贝的塑造，尤其是与塑造日本人相比，多少给人恩将仇报的感觉。

尤其是那场祭祀是为了什么呢？那么长的时间，那么优美的舞蹈？这与影片其它部分所传达的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内在的还是游离在外的？影片讲述了太多中国人的死亡和蒙羞，能量的积蓄、观众的悲愤是在这里；然而经过一系列中介和转换之后，得到正式祭祀的却是将皮靴踏在别人家园上的侵略军，他们成了影片中首先需要抚慰的对象，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到底是为了什么？

影片结束时老赵与小豆子走在田野上，绽放出纯朴、憨厚、一点不带保留的微笑。但其实老赵的处境及自由，远不仅是角川的宽大为怀，更有姜老师在前面的牺牲。这位八尺大汉在卡车上一再向姜老师哀求：“救我，救我”，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给姜老师带来的危险。人在危难之际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可以理解，不可以的是，姜老师为你掉入虎口最终送掉了性命，你却转身忘得一干二净。你就这么没有记忆力？！或者仅仅是为了记住日本人的好处，让你自由了，你就有理由彻底忘掉你的同胞此前为你做过和付出的？

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都与这部影片最为根本的那个离奇古怪的立场有关：这个叫做角川的士兵，他在现场的种种错愕与困惑的表情，令他看上去更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初出茅庐的美国大兵，或者一个拿着枪的旅游者，这样的处理与当时整个历史脉络是相悖的。

不是说不能表现一个日本士兵的悔罪或拯救，但是影片花了大量笔墨用来表现日军的残暴、残忍，正面提供了南京沦陷的种种惨景，而不是侧面或零星的；角川始终也没有离开他的部队，没有脱下军装，没有拒绝服从命令或消极怠工，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与眼前的这场屠杀可以脱掉干系。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要急于让他的灵魂反转得救呢？

尤其是在南京、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不久，换一个情景也许更加令人相信一些。说到底，一个日本侵略兵灵魂的得救，难道一定需要中国人亲自插手吗？这件事情是不是交给太阳旗之下的人们更加合适？除了对于侵略者如此细微的体贴，生活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的人们，难道就没有更加要紧一些的事情可以做了吗？

类似逻辑混乱的做法，在片中比比皆是。刘烨率先从地上站起来的举动，在具体情景中应该是听从日本人的口令“起立”，去江边赴死；但是影片却将其体态、表情处理为如同听到了歌里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让人看得十分困惑，不知所云。难民营里为妓女们剪掉头发，当她们反问“你为什么不剪？”如此一来，仇恨的矛头转而针对难民营的管理者，这又有什么理由呢？我还看到有网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当高圆圆声情并茂动员别人当慰安妇，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如此伟大如此崇高，那么她自己为什么不带头去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如果今后中国电影中，继续出现拿女性的身体当作国家救赎、民族救赎或者其他救赎的工具（拯救男性），像在《色·戒》中也发生的，觉得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有效途径，我就决定以某种方式当一回访民，以此表达我对这类影片永远的抗议。不会是中国的男人们，都更加愿意躲在难民营里，以他们的姐妹们遭受蹂躏，来换取自己的安全和口粮吧？这之后再给她们加上一个崇高的美名，于是便心安理得，同时恢复了其道德外衣。

（参见：《南京南京》四位女性撑起一座城的希望

南都：你怎么看待该片里的女性？

高圆圆：当时男性往往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我们在电影里也隐约能表现出来导演的一个想法，就是女性拯救男性。）

2009年5月1日

5月3日补充：

需要进一步问《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中，是谁在抵抗？救赎谁？

是那些平民在“抵抗”。对于陆剑雄（刘烨扮演）与妓女小江（江一燕扮演）这些普通人，观众既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动机，只知道面对受死与受辱时，他们需要做到慷慨决绝、义无反顾，不能有一丝一毫人性的软弱，不能有一丝一毫对于生命与这个世界的留恋，“人性”的空间不是给他们准备的。（看来地震中的范美忠是说对了。）

在拿平民作毫无道理的牺牲这一点上，这部影片与过去旧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区别，非常僵化和仅仅停留于原地。有人提到影片中的抵抗如同“义和团的抵抗”，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方面的处理，影片没有一点重新表述的余地，毫不让步。

它的“开放”在于——给强权者（侵华士兵）和腐败者以人性的空间，提升他们的人格，让他们获得救赎。这叫做“让一部分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对待他们的处理，影片的确比此前有所改变。但是这不过是给罪恶华丽转身罢了，给为人不齿者披上人性外衣。因此，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间是为这些人度身订做的，是为特定人群服务的。

这就是这部影片“一边抵抗，一边救赎”的真相。

对平民是一种要求，对强权者是另一种要求，这种双重标准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