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曾在网路上看到新闻说，许多官员对网路有焦虑症。虽然没有看到其中的统计数字，但我相信这新闻的真实性。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官员历来没有真正的监督与约束，所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是选择性失明的另一种说法。需要你雪亮的时候，你就雪亮；需要你不明真相的时候，你就只有不明真相。也就是说，群众只是官员利用的傀儡而已，拿官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不特如此，民众看到了官员的胡作非为、贪腐污化，无处诉说，新闻媒体是官员们控制的，自然不会将官员的丑事公布出来。那些被公布出来的贪污腐化分子，固然可能是真实的，但其被公布出来的原动力，不在于有真正的监督，而在于高层的政治斗争，或者从政者丧失靠山，与民主自由的监督和庶民的胜利没有关系，反腐防贪只是他们藉此互斗的由头罢了。

官员们相信自己有本事能找到靠山，因为如何行贿与受贿就是中国做官的经典教材。他们深知就算不小心丧失一个靠山，他们还有另一个靠山，因为他们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这点经济学的投资常识，他们近乎本能地能够运用。也就是说丧失一个靠山，而自己倒楣的概率并不高。至于说变成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还是一种级别，不到一定的级别，你没有资格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来因为你无法接近高层，与他们勾连在一起；二来你还不够作牺牲品的资格，因为你的砝码不够。那么作为一般官员来讲，最害怕的就是相对自由的互联网，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要根除所有不利官员的资讯，可谓难上加难。而且资讯来源如此多样如此快捷，让不少官员有防不胜防的感觉，因为他们做的恶事太多，手上留下的把柄，为恶的蛛丝马迹亦复不少。所以他们害怕曝光，他们要尽一切办法来堵住讯息源，消灭言论自由。有的官员用保护隐私权来遮掩自己贪污腐败的为恶行径，他们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官员有许多行为不属于隐私范畴。

把批评政府混淆为颠覆国家（许多文字狱由此而来），把公布民众有权利知道的真相视为泄露国家机密（如学生死难名单的公布），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限制互联网言论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们重复老掉牙的散布谣言的罪名，即令是散布谣言，其根源也在你不公布真相，同时也不遵守政府资讯公开条例所致。不惩处不公布真相的罪恶行径，却单方面惩处谣言，这本身就是一种为恶的强盗逻辑，这样单方面的惩处是强权的典型特征，何况不公布真相是谣言得以存在的原因，不惩罚祸首却惩罚小恶，何以服众？再者，不公布真相，却在那里一再宣传“谣言止于智者”，这也是典型的愚民说辞。谣言只会止于资讯公开、真相公布、言论自由。在一个不公布真相的社会里，要建立在所有人都是智者的基础上，来制止谣言，既荒谬且不可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全由智者组成的，而那些甚少谣言或者没有谣言的社会里，端赖民众该知道的真相总是有机会被揭露出来。

写博客写帖子要登记身份，这条款本来是杭州互联网的新规定，标题似乎应该叫《杭州官员们的恐惧》才更符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证方法，我当然知道从学术上来似乎应该如此。但问题在于，中国官方现在很聪明地常用些试探性策略，来推行他们那些民众反对意见很多的举措。他们采取小股突破的方法，如先在杭州推行写博写帖子要登记资讯的策略，试探民众对这个规定的反应。如果民众不是大规模的反对，网路不是群起而攻之，甚至有人起诉这种规定违宪违反言论自由，那么官方极有可能将此地方性法规，推而扩展开来在全国加以实施，从而进一步地控制言论和互联网，从而为全国性制约言论自由和严控互联网，做出“特殊”的贡献。由于资讯不对称，由于言论自由的控制，我们不妨揣测这个更高层的官方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地方政府联手所做的一个更为严控互联网的实验。

其实哪个地方不想像杭州一样来个上网写帖写博客要登记资讯，以严控网路上相对自由的言论呢？每个地方都想像杭州一样，为什么他们不高效率地群起效尤呢？那是因为最高当轴害怕每个地方都如此会造成震荡效果。同时，与其说每个地方都像杭州一样立法——如果民众反对的声音不够大——毋宁让中国橡皮图章协会“全国人大”堂而皇之在杭州立法上来个升级版，到时法位较高，权威性更大，而且比每个地方都立法更为经济。对于个人，我们要尽量不去揣测别人的动机，对于政府，在他们资讯不公开（其实哪怕公开）的情形下，我们有揣测他们为恶的权利。他们既可以“半夜鸡叫”（有关股票印花税），也可以朝令夕改，随时为限制民众而为政府服务。也就是说，各位杭州线民今天受到的限制与侮辱，明天就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因此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我们应该用尽一切理性的办法来表达我们的不满以及对杭州网友言论自由的声援。否则明天最高当轴推广“先进的杭州经验”，全国的网路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监狱。

（一）

在结束共产极权后的波兰社会，失去全面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思想犹如脱缰之马，亚当-米奇尼克受到来自年轻一代的敌视和责备，比如与《笔记本》杂志有联系的人们，指责米奇尼克对于前共产主义者太过宽容，而对从前KOR的同事，一度出任内政部长的安东尼-马谢莱维奇则太过严厉，此时，米奇尼克已经成为波兰国家最高权力的核心成员之一，对于这些来自社会的敌视和责备，尼奇尼克的回答是：”我全部的生活都是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已。”

米奇尼克年轻时的经历却与他们截然相反，在那个年代，一般的孩子都会被教导在极权铁幕下如何小心翼翼地生活，任何不正当的想法都会被密探告发，而米奇尼克却像《笔记本》的年轻人一样，表现出对于权威的质疑，比如，在学校，米奇尼克站出来提问：”如果共产主义者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在’卡廷’（二战期间，苏联曾在卡廷附近屠杀4000名波兰军官。）发生的事情？”结果教授的反应是感到米奇尼克的提问难以置信，仿佛身边发生了一场地震，每个人都感到害怕，米奇尼克像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被赶出了教室的大门，米奇尼克的解释是：”他们（共产主义者）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的人。本质上，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们这些反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位置，而我则希望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

米奇尼克开始质疑权威的时间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国同样是”引蛇出洞”与”阳谋论”横行的年代，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告密风和政治运动充斥整个社会，极权铁幕严严实实封盖着生活的意义和历史的真相。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发生了改变，中、东欧、苏联共产体制垮台了，新兴的网络科技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以自由为内核的开放社会，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所言：”民主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民主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民主确是尊重人性和自由的机制。中国，不会永远成为例外。”然而，令西方政要们难以理解的是，共产党中国似乎并没有受到苏东波和开放社会的影响而势微，西方的压力很难形成对共产党政权决策的实质性影响。

（二）

西方的政治家们总是低估共产党官僚们维护政权的决心，正如中国向往民主的人们总是高估借助西方改变中国大陆现状的力量，他们的思路几乎如出一辙–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下思考共产党官僚们的执政思维，这是极其危险的，它使人们容易陷入一种寄希望通过共产党政权自行改变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产党政权在内政问题上总是拒绝来自西方的任何责难，而且它有能力这么做（我将试图在下面论证它）。

对于西方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贸易与人权是他们与共产党政权谈论的两个主要议题，然而，政治并不一定达到理想主义者们心目中的完美图景，政治是现实考量的。西方的政要们与共产党政权开展自由贸易的同时，希望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政权而言，仅仅希望与西方开展自由贸易，进行人权对话、落实人权意味着这个政权所享受权力的自然消失，是一条通往自杀的道路，这个道理不言而喻。09年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共产党中国的人权状况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它毫不犹豫拒绝了世界各国要求共产党政权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七个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建议更是被全面否定，包括尽快落实人权国际条约、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及政治持异见者通过和平示威表达意见的自由权利等。

事实上，绕开人权的实质性话题，西方国家与共产党政权同时又是利益共同体，自由贸易成为双方认可的共同核心利益。通过自由贸易，西方取得可观的投资回报，于其中有西方政治制度完全不具备的丰厚的低人权收益；通过自由贸易，共产党政权使西方的道德高点沦为一种伪善和自我标榜，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西方的理想主义者们指责共产党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也认同并亲自参与这个政权对于人权的剥夺，被纳入到这个极权制度权力范围的外围体系，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交换中成为这个政权实质性的拥护者。

当然，将中国民主化的责任推卸到西方身上是对西方道德绝对主义的偏执看法和自身道德懦弱的一种表现。即便西方国家与这个共产党政权不发生任何经贸往来，也难以对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事务产生实质性影响，制度赋予这个政权庞大的资金储备、外交上合纵连横的”银弹”效应、西方资本内在的利益驱动、对华实施制裁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使共产党政权在内政问题上有能力拒绝来自西方的任何责难。

在这里，我仅仅想要表达，西方自由国家在中国民主与人权的问题上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三）

以上我所讲述的，是证明这个政权本身在于以剥夺人权为基础，它并不会真正着手改善人权，同样并非外界所想象–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迫使共产党政权改变其极权的性质，然而，是什么原因迫使共产党政权认同”人权”并不得不假装去推进它、落实它？我认为，这个政权高压统治下形成的内在压力和共产党政权本身的意识形态方面迫使它这样去行动。

这个制度以剥夺人权作为其政权基础，因此，在这个制度下生存的无权者对于权利的抗争无疑是异常激烈的，正因为如此，一桩普通的维权事件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共鸣，当这样的维权事件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时，这个政权不得不考虑到其决策的调整，从而收缩其权力的底线。

从它的意识形态层面来考量，践踏人权的糟糕事情只能发生在缅甸军政府和津巴布韦这样赤裸裸的独裁国家，对于一贯以”文明”自我标榜的共产政权而言，如果被证明它的人权比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糟糕得多，（事实上，开放社会的资讯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整个极权的意识形态会因此遭遇危机和失灵，因此，从封闭社会抵制人权、到开放社会认同人权、再到假装推行人权、试图论证共产政权的人权比资本主义的人权更全面，就成为它装饰其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这是由于它先天的意识形态优越性决定的，在共产党政权中，完整的意识形态仍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它作为稳固整个权力结构的基础，权力秩序就无法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更替和运转。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出台，并非单纯出自西方国家的外部压力，也非共产党政权在人权问题上有了实质性进步，而是国内公民社会和维权力量与国际文明社会共同抗争与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要低估这种抗争的影响力，正是这种联合抗争与持续不懈地努力的造就了这种结果。

（四）

也许，用身边发生的一则小故事更能生动说明问题的实质：

我去从前所在的单位办事，在办公室遇见一位昔日的同事。

他提问：”你是不是对谁不满？”

我略微思考一下，回答：”对共产党不满。”

这位试图试探我心思的同事神色大变，像害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病，一言不发匆匆离去，当时的场景，仿佛米奇尼克年轻时在波兰学校的那一幕重现。

而这，发生在五十年后的中国。

一、医生为何拒绝病人

现在，祇要你经常留意新闻，“无钱看病等死”、“无钱看病跳河”等诸多类似于此的新鲜事总能一下触动你的神经。“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句民间口头禅更是道出了当今国人看病时的几多辛酸与无奈。

前不久多家媒体披露出这样一则消息，3月15日，温州市郊县一位17岁的男孩突发“睾丸扭转”，“命根子”垂危！温州市两大国立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竟以“没有床位”为由拒绝抢救，将其拒之门外。事情的原委是，这名叫“小立”的郊县中学男生那天一大早，下身就痛得额头冒汗，呕吐不止。其父见状大惊，赶紧将儿子送到县人民医院。B超结果显示，怀疑是睾丸扭转，但不能确诊。这家人非常担心，于是包车直接送到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救中心。诊断结果仍是：“睾丸囊肿，睾丸扭转？”。其时，小立的疼痛感丝毫不见减轻，而医生此时却告诉他们“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病人的信息也没办法输入电脑”。其父母焦急万分，马上拦了辆出租车将儿子送到附二医。接诊医生检查后诊断写为：“右睾丸扭转，无床位，转其他医院”。小立父母手足无措，祇好赶去“市三医”。经检查，小立扭转的右侧睾丸已经坏死，不得不做切除手术。原本一件可以避免的悲剧性后果，终因未能及时救治，错过了抢救时机，而导致这名男孩的命运由此被人为地改写。

事后，其父数度哽咽，不停地抹泪。他闹不明白的是，“急诊室本来就是救急的，可他们为什么就是不救急呢？”而医院冷冷的回应言犹在耳：没有床位，真没办法。

消息传出后，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宏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睾丸发生扭转，时间越短越易治疗，甚至可以用手进行矫正，但如果扭转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睾丸就很容易因缺血而变黑、坏死。

另外，去年4月1日，昆明一名贫困产妇因出现子宫破裂先兆和大出血症状，先后辗转三家医院急苦寻医，但都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被拒之门外，生命危在旦夕……险些丧命。

无独有偶，据《广州日报》报道，一外地孕妇临盆在即，苦于在广州人生地不熟且怕住院费太高，一家人决定让弟媳呆在家中待产。早上6时多，孕妇突然开始肚子痛，家里人就马上收拾好准备出来坐车去医院，可到车站招手打的时，出租车司机看到是孕妇而且出了那么多血，怕弄脏车竟拒载他们。刚好他们看到路边的长红医疗门诊部，就赶紧送进去，希望医生可以帮忙接生，但医生看到后，连门都不让他们进去，最后没有办法祇好让孕妇躺在路边，孩子就这样生了下来。一家人看着虚弱不堪的产妇和连着脐带的婴儿，心都碎了……

作为医生，应有起码的道德基石，至少不应对危急病人如此冷血。何况在情况紧急之下，任何一名“白衣天使”都有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然而，也正是有我国这样富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环境，才可以造就医生如此习惯性冷血的天然土壤来。

二、医院无权见死不救

对比一下人权比我们差“五倍”的美国吧。美国的任何一家医院如果发生医生将病人拒之门外、见死不救的情况，那就不仅仅是在道义上要受到指责的问题，而是法律不容的严重犯罪行为。为了让穷人有不被拒之门外的权益，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紧急医疗护理和劳动法》（即EMTALA），它也被形象地称为“反抛弃病人法”。该法要求：不论患者是否有支付能力或处于何种保险状态，医院的急诊部门必须为所有急诊病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检查和“稳定化”处理。医院的行为如果违反了EMTALA法，病人还可向各州的医疗保险和补助中心（CMS）投诉。同时，CMS还会把违规行为通知给检察长办公室，由检察长来决定是否对医院罚款，每起违规案例最高可罚5万美元。此外，违规的医生本人也会被处以最高5万美元的罚金，严重违规者还会被吊销行医资格。而且产科也纳入了“紧急救护部门”。据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绝大部分的医院和医生都认同EMTALA的作用，即确保没有人因为无钱治疗而被医院拒之门外。连近在咫尺的香港医院，也一直实施有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医院、医生应该先抢救、后缴费的医疗制度。这样的制度，才是体现了对人生命的尊重态度。

再如德国刑法第323条明文规定，当有人遇到危险时，每个人都必须提供救助，对于医疗工作者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是具有急救技术的特殊人群。如发生医生拒绝救治紧急病人的情况，则医生最高将获刑1年。二战后，福利已成为德国国家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之一，即政府有义务保护社会弱者。德国的急救医疗服务系统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医疗救助体系。

而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喊了多年却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大姑娘一样迟迟难以出台，至今仍没有可以行之于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医院即使发生了医疗事故或纠纷，受害者一方祇能陷入“投诉难、鉴定难、赔偿也难”的 “三难”境地：一是找医院交涉难，医院通常既不给看病历，也不承认自己有错误；二是医疗事故鉴定难，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是藉口推辞，就是一拖再拖。即使耗尽无数精力和心血，等到鉴定结果出来了，其“权威结论”也是有利于医院一方。因为这个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按惯例都是由医院和医疗部门共同组成的裙带产物。既然是“老子给儿子鉴定”，岂有不“黑箱操作”之理？所以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与肇事医院吭瀣一气，同穿一条裤子的孪生兄弟；三是投诉和起诉难。由于鉴定难，不能确定医疗事故，消费者协会和法院自然难以受理。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三、官员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与普通老百姓医疗保障严重缺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官员在看病就医上却享受着连西方国家高官也难以攀比的种种优厚倾斜政策。有些无良公务员甚至还钻国家政策的空挡，不但自己看病全额公款报销，还惠及全家。中国官员在看病就医上更是享受着全方位，立体式的医疗服务。比如，凡是有幸跻身于“两会”权贵俱乐部的人，他们看病不但不难。而且医疗机构的代理人还会想方设法巴结你，用最殷勤的服务侍候你。

难怪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敢于大放厥词道：“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此“高论”一出，当即遭到众网民的强烈“炮轰”。一时间“板砖和石块齐飞，谴责共唾沫一色。”

“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如果这句话前面都能加上“官员”两个字，那倒是十分正确。但如果曾大人在享受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好处之余，又妄想以自己的感受强加、扩大到普通民众头上，忽悠民众，推托责任，那么，迎接他的祇能是板砖和唾沫！有数据显示，中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不住院；近80%的农村人口和44.8%的城镇人口仍无任何医疗保障；一些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据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另据国务院体改办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把“看病住院”赫然列入家庭五大最担心的事项之一。就在2009年的“两会”上，民意“看病难”依然领先于“住房难、上学难”而位居“新三座大山”之首。

公开的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的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而中国却祇有2.7%.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TO排在了全球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更是被排在第188位，即倒数第四名。更为恶劣的是，本来已少得可怜的卫生投入还要被一些官员肆意挥霍。难怪普通民众感到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有限的医疗资源被无良官员肆意挥霍，费用必然转嫁到民众身上。这方面请看以下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高干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从一般的观察不难看出，公费医疗比之于公费吃喝，在量上往往大到难以比拟。

看了以上数据，你就会明白诸如广州曾大人之类的官员看病为什么会“超级便宜”了。

除此之外，各级医院还负责提供高于其名义购买力的高水准医疗服务，如北京的301高干医院就是专供那些高官“过度医疗”的五星级医院。官员们“看病全额报销，住院星级服务”。这其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和人情的奥妙。事实上，“过度医疗”已相当于一部分货币购买力。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公费医疗”向权力机关集中的时候，硕果仅存的公费医疗购买力，当然就代表了高于其货币“面值”的购买力。于是这样一来，中国许多大医院就不得不面对这个体系带来的最大尴尬：作为一个法定的非营利组织，无从向政府报销医院投资和营运的费用，却必须“侍候”那既不受患者个人开支、又不受其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需求。不但如此，一些贪官污吏还能借此途径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回报。住一次院，收到的礼品礼金，慰问金等足以抵消小病所带来的痛苦，可谓是好处多多。所以，长期以来，在中国官场有个奇怪现象，有些官员居然喜欢“生病”，动辄就住院疗养，住院疗养在一些贪官污吏眼里竟然成了敛财的良机。

很清楚，在医疗服务由国家垄断、医疗资源过渡向大医院集中的结构性体制下，在政府机关的财政预算不受纳税人监督的情况下，中国官员要看病确实不难，也绝对不贵！而底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患者，他们本身享有的医疗服务水平非常之低，一旦得上大病，能够提供治疗的机构又相距很远，因此，他们看病的现实状况，可用许多老百姓的一句生动的口头禅来概括，那就是：“小病硬抗，大病等死”。

四、医疗体制的症结何在

有人说，医生是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良心，是百姓病痛的救星。古人也说，“医者，仁者也。” 有“悬壶济世”之称的医生应当具有仁者之心去治病救人。因为人的生命祇有一次，医生的一丝毫疏忽，轻者，可使人残废，重者，就可以让人失去生命。而当一个职业，曾有“白衣天使”之称的职业，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竟成了“白衣魔鬼”的时候，就什么都完了！

其实，医生医德的沦丧，其罪根本不在于医生，而在于制度的缺失或可说是医院的潜规则使然。有道是，坏体制把人变成鬼，好体制把鬼变成人。但体制还是外在原因，道德才是内在原因。我们这个国家缺少的还有对医生医德的教育，现在医生虽多，但有医德的好医生却有如大海捞针，有医德又有医术的好医生更像是在宇宙中捞针了。

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极大地催生了医疗的腐败：药价虚高、红包回扣、天价医疗等顽症成了无法解开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死结”。所以“看病难、看病贵”就成了中国现行医疗体制中存在的、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跨世纪顽症。

归根结蒂，“看病难”的症结所在是中国中低端医疗服务机构极为欠缺，对此，现政府有必要向经济学家茅于轼取经，真正引入民资加以补充；而“看病贵”则必需用国家的财政补助来解决。一句话，中国的医疗体制祇有摧毁旧的腐朽的医疗制度，打破国家对医疗市场的垄断，解放所有民间和民族医疗，才是其根本的出路所在。

可在去年的两会上，“卫生部”的发言人还公开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答主持人时居然恬不知耻地说“公共医疗体制改革是个黑洞，不要指望政府往里投钱”。卫生部长高强也说：“医改要等到2020年”。于是两会一些代表委员们也纷纷附和并指责起老百姓来：“……如果老百姓不得病，哪来的看病贵、看病难”？这简直是昏话！你们连自己三亲六戚的医药费都用纳税人的钱报销到百分之一千了，而且光公款消费一年就花掉7000亿，怎么会没有钱投向公共医疗领域呢？

看来，在我们这个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国家，要使所有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都能让全社会平等享用，仍然是我们老百姓一个遥遥不可及的梦想。

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于2008年11月19日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操纵股价罪调查，黄光裕的突遭调查一度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和中国商界的极大震动。由于案情复杂，黄光裕至今仍然被羁押在北京的一家看守所。自从媒体在4月28日传出黄光裕自杀未遂的消息之后，黄光裕再度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黄光裕曾几度荣登中国富豪榜的首富宝座，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如今时过境迁，黄光裕已经成了人所唾骂的奸商。先前，有媒体曾对中国富豪榜上的人物所毕业的学校进行分析，里面显示黄光裕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不了解黄光裕的人也许并不会对黄光裕的所谓学历产生质疑，但据笔者了解，黄光裕实际上初中都没有毕业，《105亿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的采访调查同样证实了黄光裕的真实学历其实还不到初中。笔者曾经工作过的杂志社同事曾在2005年对黄光裕进行过专访，当时黄光裕给她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老粗”，看不出黄光裕有丝毫的名校高学历风采，而且黄光裕的访谈内容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润色才能登大雅之堂。

黄光裕虽然学历十分有限，但却练就了一身八面玲珑的好功夫，而且比较能吃苦耐劳。他在初二尚未读完的时候就和他的哥哥奔赴京城打拼，兄弟两十几年后双双成为了中国商界的顶尖人物。黄光裕的老家是广东汕头，潮汕一带的人头脑灵活、善于经商在广东本省可谓是尽人皆知。

黄光裕出学以后不在距离家乡较近的改革开放前沿地区深圳、珠海等地打工，反而跑到了相去甚远的北京，至今还是一个其他人无从明白的迷。实际上，广东地区到北京打工的人远不如其它省份的多，不仅如此，一些有狭隘地域情绪的人甚至喜欢歧视地称北方人为“北佬”。

潮汕地区在商界还真是人才辈出，潮州出了个香港首富李嘉诚，而黄光裕却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打工仔成为中国大陆的首富，黄光裕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更加奠定了潮汕商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商界的地位。李嘉诚是打拼了大半辈子才成就了他香港首富的地位，而黄光裕却能用十几年时间就成为富甲天下的第一大商人，这似乎更能说明黄光裕杰出的商业才干。

只可惜，黄光裕的这种商业才干和李嘉诚的那种商业才干性质截然不同，李嘉诚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得财富，而黄光裕则是通过对高级别官员的金钱收买而纵横商海和发家致富。李嘉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良心商人，而黄光裕则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奸商，黄光裕非法获取财富的背景给他的中国首富形象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虽然富可敌国，却真正做到了视金钱如粪土，有生之年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将全部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的决定。中国的很多商人在拥有巨额财富的背后往往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在他们看来，外国富商对金钱的淡泊态度几乎是一种不可想象和不可理解的愚昧。中国普通民众普遍的仇富心理可以说是一种正常反应，在很多商人都像黄光裕这样以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和为富不仁的当下，不仇富反而不正常。从很多人不仅仅支持袁隆平买小汽车，而且支持其买飞机的情况看，中国人的仇富思想其实是十分理性的。

黄光裕成了超级富豪，虽然有享受不尽的荣华，但心态却未能免俗，觉得初中尚未毕业的学历实在无颜面对天下苍生，于是，想方设法地去中国人民大学走过场弄了个真的假文凭。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黄光裕的简历里都赫然写着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实在是自欺欺人。当然，人民大学愿意如此轻易地让黄光裕披上名校的光环，也可以说是别有用心，也许，在该校某些领导人看来，给黄光裕一个文凭不是给黄光裕镀金，而是给自己的学校镀金。

有人做过调查，发现在中国商界有头有脸的人中，诸如黄光裕这样学历低的人还真不少，之前的赖昌星以小学毕业的学历制造出震惊中外的远华集团走私大案，而小学毕业的木匠王细牛却能骗得呼和浩特官员的数亿元巨款。足可见得，很多学历低的人还不可小觑。

以学历来衡量一个人的才干是缺乏理智的表现，但像黄光裕这样的名人，虽说学历很低，却喜欢附庸风雅。买个假文凭来协调自己看似高贵身份的人，在中国的商界和政界可以说大有人在。假文凭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弄虚作假者的人品和地位，这些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形象而刻意拔高自己学历的人，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商场和官场上弄虚作假？很多时候，弄虚作假将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伤害，三鹿集团的悲剧便是一面明亮的镜子。

2009年5月1日

刚得知33岁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身死时，我痛惜之余，首先想到的是其中并不仅仅因为丧子之痛，尽管官方媒体央广的评论只是围绕心理危机干预的角度兜圈子，没有也不敢向更深层探讨。随之而来被透露的种种迹象证实冯翔之死并不单纯：那个神秘的电话，他博客里那两篇绝笔——《很多假如》、《我只告诉您三点》……一位冯翔的好友在网文中揣测：“为什么这么些人的关心都没有挽回你的心？这么些人的爱都没有抚平你一点点的创伤？也许你另有苦衷吧！”他质疑道：“他那样厚重的内心，心理有问题？……忧郁不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冯翔的母亲更是在追悼会上哭喊：“我的儿啊！你死得冤啊！”“你站出来，你为啥要逼我儿！”

汶川地震周年了，由于非正常的传播环境，灾区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是分裂的，一面是官方宣传通过瞒与骗塑造的残缺扭曲，另一面是由民间的揭露和境外媒体报道所呈现的真相。通过代理服务器软件“翻墙”后在网上检索到的许多新闻（文字、图片或视频），在官方控制的媒体是看不到的，比如：“北川地震遇难民兵家属接受外媒采访后遭关押”，“北川政府买豪车，你的捐款在里面吗？”“北川中学施工图证实豆腐渣当局阻曝光”，“北川近五百遇难学生家长请愿，当局视校舍施工图为机密”，“地震遇难学生家长维权被指窃密”，“北川地震灾区受害学生家长示威”，“北川遇难学生家长联署省府请愿”，“ 当局要求地震遇难学生家长签字不再上访”，“北川遇难学生家长代表何洪春被公安游街示众”，“北川中学一名遇难学生家长因计划上访被软禁”，“五名地震遇难学生家长被拘留”，“北川遇难学生家长代表关押四个月取保候审被拒”，“为北川地震安置房疑甲醛超标，百余孕妇胎死腹中”……

在事实与新闻之间，本应是进行多角度报道、互相补充的独立媒体，可是在中国大陆，凌驾媒体公器之上的官方宣传部，以一党私利左右传播，官方媒体的传播在受众意识里所形成的“第二现实”，离真实的现实相去甚远。在更多的时候，专制暴力的利爪是处于收敛待机状态的，用意识形态掌控民众头脑、将叛逆消除在萌芽状态是最常用的武器，所以“宣传部”是专制制度独有的重要机器，在那里的人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像几千年专制政权一样，当权者需要知识精英为其效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一方面怀有为民济世的情结，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官方体制来实际操作，并取得官方“权威”的评价以光宗耀祖、青史留名。殊不知，在没有制约的绝对权力之下，期望为民济世无异于“与虎谋皮”。今天官方体制内尤其是身处核心部门的知识精英，继续演绎着几千年来中国知识精英的尴尬，在权力意志与自我意志的冲突中，或放弃自我，主动迎合；或委曲求全，承受人格分裂的煎熬；或选择逃离，回归相对独立的状态。当这些都无法选择，就走到了绝境。

冯翔在博客上留下许多对现实的批评文字，他张贴了许多死难者的名单，表达过对删除大地震网上纪念馆的愤怒。为官不久的年轻的他，还没有麻木，没有“适应现实”的可塑性，在有良知、有独立意识的文人与唯上是从的官员两个角色之间无法调和，他身陷最悲惨与最丑陋、最无耻的集合点，面对所谓“舆论导向”、“安抚群众”的瞒、骗、压的“维稳工作”，这个赤诚的羌族汉子，只能无奈地用生命发出无声的抗议！正如他的孪生哥哥冯飞对媒体所言：“他是一个有血有肉、不虚饰、不夸张的人。如果一个有血性的人，当他无力改变这个世界的话，他只能改变自己。”有篇评论一针见血：“震后创伤：北川为何多自杀，若有好制度自杀会减少。”由此可见，在一个非人的国度里，心理正常的人反而难以正常生存，冯翔们的自杀绝不是心理救助所能解决得了的。

纵观中共历史，伴随每一个天灾人祸，紧接着的就是因专制体制引发的“次生灾害”，冯翔只是最近的体制内遇难者之一，而那些在这一体制内或正拼命往里挤的人当中，精神或肉体正在或将要被吞噬的还有谁呢？

2009年4月29日汶川大地震周年前夕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延伸阅读：

残月苍山 青草故园（冯翔博客）http://user.qzone.qq.com/719161691/blog/1229699927

（《纽约时报记者MICHAEL WINES北京报道，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华子冈编译）刘晓波的家在京西一幢住宅楼的五楼。就在这座楼的后边，北京国保新近建起了一座保安室，二十四小时有人站岗放哨。他们这样做可不是为了保护刘霞，刘霞也从来不指望他们来保护她。保安室是让国保警察来监视刘霞的。

刘霞平日里进进出出警察们都一笔一划地记下来。每当她要出门，看守的警察就抄起电话，一眨眼的功夫一辆茶色玻璃的轿车就尾随而来，车里头有警察手持远程摄像机拍录下刘霞的一举一动。

只因嫁给了刘晓波

  
刘霞近照
 
记者最近在附近的一个茶馆里和刘霞进行了一次谈话。刘霞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惹得政府这样大惊小怪，还给她配备了保安。她对政治没有兴趣，连电脑都不会用。“我喜欢摄影，绘画，写诗，读书，做饭。”她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还喜欢喝酒。”

刘霞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她嫁给了刘晓波，这位著名作家、哲学家和民主活动人士。去年12月10日，刘晓波和其他302位中国人发表了08宪章，呼吁中国共产党放弃一党专制，建立多党制政府。

08宪章公布前两天，警方逮捕了刘先生。此后便把他关押在北郊的一座小屋里，连个窗子也没有，离市区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不让见律师，不让用纸笔。快半年了，只让刘霞和他短短地见了两次面。

书倒是可以读。最近他要的是卡夫卡的作品。 没准儿刘先生从《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让人锁在屋子里，希望眼不见，心不烦。

不光是刘先生的遭遇有点儿超现实意味，连镇压08宪章的中共当局也发现自己陷入了超现实困境。08宪章的签署者有知名知识分子，其中不乏跟中共高层联系颇多的“要人”。

08宪章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政治宣言。随着宪章的影响日益扩大，刘晓波不再是一位普通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成了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子。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刘先生和他的妻子进行压制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在处理公共关系时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08宪章要的是演变，不是革命

跟刘霞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是有政治理论家张祖桦。张先生也有贴身警察，也有一辆轿车四处尾随。当局警告他说，他的案子仍在调查之中，切不可再兴风作浪。 刘霞和张祖桦每周打一次羽毛球，这时尾随双方的轿车都静静地停在场外等待。直等到他们打完，再分头尾随他们回家。

“如果他们不实行压制，08宪章的影响力会继续增长。”张祖桦说。张祖桦曾经帮助刘先生和其他起草人修订宪章草案。“但越压制，影响力会越大。 ”

在全球20个最大的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08宪章的一些基本主张让中共领导人如坐针毡。比如：民选政府、分权制衡、军队国家化等。

08宪章明确指出：“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三年多前，刘先生和张先生以及其他七八个朋友草拟了这些主张。张先生说，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1789年人权宣言，还有台湾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运动。

按照张先生的说法，他们的目标是演变，而不是革命。宪章的大多数签署者都亲眼见证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包括刘先生在内的很多人当年都是这一运动的参加者。 “20年后，”张先生说， “我们都认为，中国将最终走向自由民主。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再采用这种牺牲性的手段。因此，如何找到一种让中国走向民主的更合适的方式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拿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就是08宪章问世的根本动因。 ”他说。

压制政策把支持者从网上逼到街头

30年前的民主墙运动曾经遭到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首要人物被判15年徒刑。30年之后，面对08宪章，当局维护权力的决心依然如铁似钢，只不过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较为小心翼翼了。

网络审查人员从互联网和聊天室清理有关08宪章的内容，涉及宪章内容的博客勒令关闭。中共高层协力出手，反击多党制和分权制衡的思潮，不过他们通常并不提及08宪章的名字，只是通称为西方国家的“腐朽思想的干扰”。

08宪章的许多原始签名者都遭到审问。一些人被撤了职，还有一位签署者被逐出北京，赶到边远的西部去。

刘晓波先生是唯一一位因签署宪章而被拘留的，官方的名称是“监视居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过按照他的律师的说法，这完全是非法羁押，秘密监禁，有关方面连一纸书面说明都拿不出，程序上已经在违法了。

张先生说，当局这样做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扼杀08宪章。 “他们做过非常精确的计算，”他说。 “假如抓了刘晓波就可以消弭宪章的影响，那么就不会再兴师动众地抓更多的人。 ”

然而， 08宪章并没有被扼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倒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张先生说， 签署者已经远远超过了8000人，人员构成也远远超出了异议人群的界限。新的一批签署者名单很快就会推出。

在北京，警察最近抄了一名男子的家，原因是他印制了一批T恤衫，正面是刘先生的头像，背面是“ 08宪章”。在河南省的南阳市，一位叫刘沙沙（刘琳娜）的炼油厂工人自己印制了100份宪章上街发放，结果被警方抓获。

“看到网上四处封堵08宪章，我实在受不了了。” 刘沙沙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不让我在网上谈，我就干脆上街去谈。 ”

──英文原载《纽约时报》

“五四”运动以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著称，但它同时也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感情高涨的起点。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

启蒙兴于“五四”，衰于抗战

其实，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不平等条约一个又一个强加于中国，为什么民族主义迟至五四才兴起？原因大致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民族主义是欧洲近代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产生的社会思潮，中国历来只有自以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民族主义是西风东渐后慢慢传到中国来的；第二，满清王朝的统治对于中国广大人民而言是异族统治，利用民族主义抵御外敌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烧身的潜在危险，满清统治者是利用严格尊奉儒家教义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所以，鸦片战争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皇权和强调“华夷之别”，即专制主义加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的民族主义与此刚好相反，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启蒙和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五四”一代人认为，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是维护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专制统治的压迫导致民愚国弱，这使得中国无力抵御外敌入侵。所以，在“五四”时期，爱国、反帝、民主、启蒙这些价值是内在统一的。

“五四”之后，上述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保持了很长时间，当然，在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政治中，民主和启蒙的色调会消退一些，但不论是国共两党，不论在北伐期间还是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爱国、反帝”等民族主义的诉求都是响亮的口号和必须抢占的道德制高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为害怕这种批判会削弱民族自信心；对不民主的、专制的体制的批判停止了，因为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抗日政权的合法性不容动摇；对蒋介石的专断压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让，因为大家觉得为了避免亡国，中国不得不有一个铁腕领袖。

在长期、艰苦的内部斗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由政党主导，表现得像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没有一般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群众性和自发性。各派都说自己爱国、对立面卖国，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英美，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苏俄。

1949年之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处于“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正面的，起领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识形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在现实生活的话语中隐匿了、消失了，只是偶尔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歌颂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飞、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义。

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在这种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盘西化”的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和“国学热”的势头。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

民族主义首先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一些学者教授其的本主张是，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将由东方文化、中国文化起主导作用，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季羡林老先生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他认为，每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全部人类历史看，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或中国文化。他论证说：“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中国的东方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符合辩证法的精神。就像中医治病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更符合辩证法。”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一厢情愿，毫无说服力。

在民间，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有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于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并且把民族主义的鼓噪和商业化考虑密切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该书的主题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进行狂热的煽动，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粗鄙性和虚伪性。有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积极，往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起劲，但同时考“托福”和GRE也积极，打破头地拼命要办签证去美国。一个北京大学的女生，洋洋自得于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该校时她起身提自以为刁难的问题，企图使美国总统难堪，但过了几年之后，她又洋洋自得嫁给了美国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定居，生的小孩当然是美国国籍。

有学者认为，对民族主义情绪应警惕，因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有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的文章在总结归纳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之后说，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主义；第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第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

还有人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认为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在题为《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他路。

在当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和传播与现代通信手段的联系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于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出现了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有关言论基本上都是发布在互联网上，所以国内和海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网络民族主义”。在2008年，因为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受到干扰和冲击而在国内爆发了一场抵制“家乐福”的运动，网络和手机在传递信息、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一小批学院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倡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是把爱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以宪政民主为前提。这是一种刚露头的呼声，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张，它把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民主、理性、启蒙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在六四2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诚恳地向国人呼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穿上白色的衣服表达纪念，表达我们对民主的向往。

我们深深理解，在今天中国严苛的现实政治环境下，任何公开的纪念六四的活动都会受到当局的禁止与打压。但是，没有一个极权政府可以禁止人民穿衣服，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能够禁止人们服装的颜色。更重要的是，如果6月4日那一天，中国到处都是穿白色衣服的人，没有任何一个独裁者敢于下令逮捕所有的白衣人。而如果，到了那一天，真的出现了白色覆盖中国的情景，那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人民用最温和的方式表达出了最强大的民意。这样的一天，将不仅仅是纪念历史，而会是创造历史的一天。

也许有人担心不会有多少人敢于响应白衣行动。我想与其抱怨和叹息，不如我们自己先穿上白衣，从自己做起。今天，你也许觉得你祇是一个人，没有影响，但是你要知道，所谓影响，就是一个人一小群人慢慢积累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思想准备，哪怕祇有一个人也要坚持，那么我保证，等你做起来之后，你一定会看到很多人也站起来了。中国现在缺少的其实不是世代的觉醒，而是那些敢于在孤独中坚持去做韧性的战斗的少数人。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今天的中国，1000个人中有一个决定“明天开始，从我做起”，那么，中国的明天就不会远了。

就让我们从白衣行动开始吧。

六四20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在此，我们向全国每一个有良知、有记忆、有情感的同胞呼吁：请在六四这一天，让我们大家都穿上白色的衣服，表达我们的哀思，表达我们的抗议。

六四不祇是六四。六四早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我们纪念六四，不祇是纪念六四的死难者，也是纪念几十年来所有死于暴政下的同胞。

六月是夏天，人们本来就经常穿白色的衣服。当局无法分清在那么多穿白衣服的人中，谁是在表示纪念六四。当局不可能单凭你穿白衣服这一点就去找你的麻烦。用穿白衣服的方式表示我们对六四的纪念，最简单，最可行，最少风险；当局也最难以压制，最难以阻止。

想想看吧，当局又能做什么呢？它能公然下令禁止人们在那一天穿白衣服吗？当然不能。或许，当局可能巧立名目，规定在六四这一天举行什么群众性的集会或庆祝活动，要求大家穿红戴绿。不过我估计这么做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六四这一天并不是什么传统的节假日，要举行集会或庆祝都师出无名。如果当局要选在这样的一天搞集会搞庆祝，实际上等于是在提醒大家这个日子不寻常，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要让白衣行动取得比较大的成效，首先一条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广泛发布信息，每一个人告诉每一个人，告诉我们的家人，告诉我们的亲戚朋友，告诉我们的左邻右舍和同学同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口头交谈、还有电话、传真、书信、传单、EMAIL、手机短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不错，在近来一段时间，当局对网络的监控比以往更严。但是，我们中国的网民称得上世界上最聪明的网民，我们一定能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打破当局的封锁，把白衣行动的信息发布出去。海外的朋友身处自由世界安全地带，更应该多多向国内发送。民运团体和人权团体应大力运用集体的力量和组织的资源。祇发一次不够，要多发几次，多多益善。临到六四前夕或当日，务必要互相提醒，免得忘了。

今年是六四20周年，当局如临大敌，早早地就开始采取了种种压制与防范措施。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就象往年一样，仍然会有一批勇敢者顶风而上，不惧高压，举行公开的纪念活动。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十几年间，一直有一些人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纪念六四，有的是在家中点起一支蜡烛，有的是绝一天食或者吃一天素，等等。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与此同时，我以为我们也需要找出一种特殊的形式，能让更多的人，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这就是白衣行动。如果有千千万万的民众，在六四这一天都穿上白色的衣服，形成一片白色的海洋，那该是何等的震撼！它必将使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受到感动。它将标志着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

诚然，由于当局的持续高压，很多当年六四的亲历者已经淡忘了六四；很多年轻的一代则对六四的真相一无所知。唯其如此。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们才更需要站出来，用一种公开的行动，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年轻的一代。我们无法预知，在六四那一天会有多少人穿上白衣服。这不要紧。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性行动不一样，白衣行动的特点是，它不会因为参与者的数量太少而使得参与的风险更大；也不会因为你周围祇有你一个人穿白衣服而使你陷入某种尴尬。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哪怕祇有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时候你很可能会发现，和你一样想一样做的人其实还多得很。

请记住：在六四这一天，让我们都穿上白色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