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4月28日，杭州一个手握权力的副市长许迈永被抓的消息曝出，我想杭州的拆迁户们、上访户们至少应该高兴一些，虽然这次被抓的官员还不多（另一个是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几乎同时被“双规”），但至少一个贪官会牵出更多贪官，更多贪官会牵出更多更多贪官。我想，民生什么的问题并非老百姓特别关心和高兴的事，只有反腐败才是让老百姓高兴的事情。
4月28日，《财经网》刊登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的照片，图片说明是：4月中旬，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因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等问题,被浙江省纪检部门带走调查。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许迈永的被查与其多年主管西溪湿地等工程项目有关。

财经网的报道有一处可圈可点之处，就是：许迈永身边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许迈永为人较低调，在本地官场扎根很深，也颇受上级一位领导重视，平日非常注意形象。

这个重视许迈永的“上级一位领导”到底是谁呢？

其实无须说明什么答案，只要学会搜索百度网就可以，把许迈永的名字一输入，问题自然就明了了（百度网会自动生成一些相关搜索热门条目：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 许迈永 王xx 杭州许迈永 许迈永 双轨 许迈永涉嫌严重违纪 副市长许迈永 王xx 许迈永被双轨 许迈永简历 许迈永老婆 )。

互联网真是一个反腐败的好东西，权力真是一个坏东西。互联网代表民意，权力代表腐败。

4月29日，我特意查了杭州出版的一些报纸，诸如《浙江日报》、《杭州日报》、《都市快报》、《钱江晚报》、《青年时报》及相关本地网站等等，发现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许迈永被抓的消息——4月28日浙江在线报道了一句话的新闻，但也很快找不到了（或许被和谐了）。而在杭州政府门户网站，许迈永副市长的大名还挂在上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敢说这里面有某委宣传部的旨意，否则这么多媒体不可能集体对此事“封口”。

既然老百姓喜欢反腐败的新闻，为什么媒体对已经发生的反腐败新闻封口呢？

不是媒体本身封口，而是权力封口。封媒体之口，也就是封民众之口。

杭州媒体不关心反腐败的新闻，不想让本地的老百姓高兴，那么互联网和外地媒体可以做到：诸如北京晚报、生活日报、武汉晚报等一些都市类报纸可以报道——异地监督。网络媒体中，财经网的报道最为详细，称许副市长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问题；其被查或与多年主管西溪湿地等工程项目有关，并强调这不是一起反腐败，而是两起反腐败：几乎就在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被中央纪委调查的同时，4月中旬，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涉嫌严重违纪，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虽然存在时间上的巧合，但许迈永与王华元案并无直接关系。许主要涉及受贿和滥用职权等问题。4月10日前后，许提出病假申请，在休假过程中被浙江省纪委调查组成员从家中直接带走。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省委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有关程序办理。4月24日，浙江省委已对许迈永的免职决定做了内部简单通报。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负责人协助调查。许迈永被带走后，态度比较配合，调查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许迈永出生于1959年2月，杭州人，早期在杭州萧山为官多年，后游走于地方政府和招商企业之间，多年担任地方国企领导。自2002年担任西湖区代区长之后，许迈永官运亨通。2008年4月，许迈永任中共杭州市委委员，杭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至今仅一年，其主要分管工作是城建，属正厅级省管干部。

　　许迈永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今年4月1日，出席了杭州市宜居城市课题会议，听取杭州市建委、市政府政研室等关于打造宜居城市课题研究有关工作和建议的汇报。

多位知情人士对财经网透露，许迈永的被查与其多年主管西溪湿地等工程项目有关。2004年1月，杭州市政府决定开始建设西溪湿地一期工程。此后，该项目遭到诸多争议和当地居民的反对，但仍进展迅速，2005年5月正式开园。2006年，西溪湿地二期工程又紧锣密鼓开工。

　　自西溪湿地项目开建以来，当地居民的举报、上访不断。2008年，西溪湿地建设过程中积累多年的问题终于露出一角，多位基层人员受查，但级别都不高，最高级别为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因此，此次调查何以直接涉及许迈永，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西溪湿地项目开建时，许迈永正担任杭州市西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2005年2月，许迈永兼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2006年4月，许迈永升任西湖区委书记和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主任。

　　2009年2月，吴少雯因在杭州西溪湿地保护工程等项目中，利用职权，单独或伙同包工头夏志玉、张建成共同收受他人钱财988.4万元，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夏志玉、张建成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1年。吴的受贿行为即发生在2003年底至2008年2月间，与许主管这一领域颇有时间上的重合。

　　许迈永在副市长任上，也是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项目负责人和杭州地铁项目负责人。2008年11月，杭州地铁发生严重塌方事故。3月29日，许迈永还参加了杭州地铁2009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并发表了讲话，要求杭州市地铁集团与相关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签订了2009年安全生产责任状。

看了以上消息，觉得反腐败到了特别阶段，不反就是等死，反就是找死，政府不是民治政府，早晚都是死，不过死后不是真死，而是洗牌，置于死地而后生，一切从新开始，或许党该亡了，但国家不会亡。

不过，在这个结果未出现之前，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反腐败就是最高兴的事情了，让反腐败来得强烈一些吧。

附参考消息：

杭州市人民政府

许迈永副市长：

　　协助负责城市规划方面工作。负责城市建设、国土资源管理、房产管理、城管行政执法、市政市容、人防（民防），公安交警、消防等方面工作。分管市建委、国土资源局、规划局、房管局、城管执法局、城管办、人防办（民防局），市钱江新城管委会（指挥部），市城建资产经营公司、地铁集团、运河综保委（集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公安消防局。

许迈永,男，1959年2月生，汉族，浙江杭州人。1977年9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职务：中共杭州市委委员，杭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兼任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工作简历：
　　1984.06-1985.10 萧山县城厢镇副镇长；
　　1985.10-1987.02 中共萧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7.02-1988.11 萧山市卫生局党委书记
　　（1985.08-1988.06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党政管理专业大专班学习）；
　　1988.11-1989.02 中共萧山市委办公室主任；
　　1989.02-1990.01 中共萧山市委办公室主任兼政研室主任；
　　1990.01-1993.01 中共萧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01-1996.05 中共萧山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6.05-1997.07 中共萧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兼杭州钱江外商台资投资区江南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1997.07-2002.06 杭州（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1995.03-1997.12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领导干部经济学专业本科班学习，1997.08-1999.04在澳大利亚梅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习，2001.09-2001.11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省管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2.06-2002.09 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代区长；
　　2002.09-2003.03 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代区长，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2003.03-2005.02 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2005.02-2006.04
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2006.04-2008.04 中共杭州市委委员，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
　　2008.04- 中共杭州市委委员，杭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兼任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许迈永被双规

摘自首席政客之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b64a00100d83b.html(2009-04-28 17:09:27)

今天各大网站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据浙江省纪委、浙江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省委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有关程序办理。

呵呵，消息格式严重抄袭日前新华网有关陈绍基、王华元接受调查的报道。

事实上，许迈永被双规发生在两周前，并且很快在杭州市及他起家的萧山传开了。据说起因是他老婆收受萧山一家百强企业开氏集团老总项兴良5000万元巨款用于炒股。

与他一起被双规的还包括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朱师均等人。据知情人称，朱师均两周前的周一（4月13日）下午正陪同省发改委主任在萧山调研，但在调研中途，杭州市纪委书记叶明亲自赶来把朱带走。

许迈永是萧山人，其仕途亦起步于萧山。1984年25岁即出任萧山县城厢镇副镇长，后来先后任中共萧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萧山市卫生局党委书记、中共萧山市委办公室主任、中共萧山市委办公室主任兼政研室主任、中共萧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萧山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

他应该沿着已经成型的私人企业路径继续发展，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荣智健下台了。比下台更严重的，当然是警方甚至比证监会提前介入，搜查高层人员的办公室，带走大量的档案和证物。我看到公开的资料似乎在说，荣公子这次是涉嫌虚假陈述，串谋欺诈。如此醒目的罪过，估计要换来牢狱之灾。所以有人就叹息，荣公子这次恐怕是麻烦大了。

在香港，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大致还是值得期待的。只是我不太明白，案情刚刚开始展开调查，为什么荣公子就被中信集团革职了呢？小道消息甚至说，荣智健是被上面拍板拿掉的，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但一个道理众所周知，一家企业曝出丑闻，查找罪责应该是第一位的工作，企业法人代表的去留问题，显然要稍晚一步，甚至是几步，而且去留的决定权，只能由企业自己说了算。

答案当然非常简单：一直以来，荣智健不过是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泰富的董事长，换句话说，中信泰富真正的老板，是国家，是政府。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只是多年来人们活在荣智健巨大的光环里，以为荣氏家族这样的表述，必然就决定了中信泰富是一家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事实上，虽然荣智健贵为董事局主席，但中信泰富(HK,0267)的第一大股东是“中信香港”，这是一家绝对意义上的大陆国有企业，而荣智健个人完全控股的“earnplex”仅拥有中信泰富2.9亿股权,他只是中信泰富的一个小股东而已。

换句话说，中信泰富在产权结构上根本不属于私人企业，这么多年来，它一直以私人企业为皮、国有企业为里，一直靠着庞大的政府关系，靠着庞大的国家资本，在市场上左腾右挪，做着并购复并购、多元复多元的生意大戏。

基于这样的产权结构，今天荣公子炒汇巨亏，拥有真正话语权的大股东拿他当祭品，于法，于理，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毕竟，中信泰富是一家重量级的红筹公司，事关红筹公司在香港的形象；同时，荣智健如此重量级的人物，人人都知道他拥有深厚的政经人脉，他已经是政府多年以来培养起来的红筹公司代言人，他的身上押着全球投资者对香港红筹公司的投资信心。所以，大局发展至此，拿掉荣智健，当然就是政府必要的步骤。

事已至此，局外人还能说一些什么呢？

我想说，这可能是荣智健企业方法论最后的挽歌。我们所了解的荣智健，1978年36岁的时候移居香港，靠着家里留在香港的100多万港币，创办爱卡电子公司，4年后卖掉，获得750万美金。1984年又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总投资120万美金，1年后豪迈上市。这个时候的荣智健，是一名真正的私人企业家，身价逼近4亿。毫无疑问他是那种真正有企业家天赋的人，荣氏家族的企业家精神在他身上释放出巨大的光芒。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沿着已经成型的私人企业路径继续发展，就像台湾的王永庆、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一样。可是荣智健没有这样做。1986年，荣智健调转方向，投身香港中信，一只脚踏在国家的船上，一只脚踏在私人企业的船上，他要把父亲遗留下来的政商结合传统发扬光大。

看到荣智健今天跌入险境，一名大致了解他的香港生意人这样跟我说，荣智健靠着国家发了多少财？地球人都知道。没有国家的支持，能有他荣氏家族财大气粗的景象么？平心而论，这个人的话不无道理。他事实上是在批评在中国生意场上一直占据主流位置的官商结合的企业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会促使企业在短时期内高速发展，富可敌国，却不能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很不幸，荣智健竟然成为这种短视的企业方法的牺牲品。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格局由此形成：一方面是中信泰富的产权不清晰，荣氏家族仅仅是一名小股东，但另一方面，荣家的核心人员，包括荣智健的儿子和女儿，却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司的管理核心。这种产权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上的二元背离，几乎就是中信泰富这些年热衷于企业并购、热衷于资本运作、热衷于炒卖外汇、热衷于赚快钱的制度性理由。

所以，我想说，中信泰富这些年的商业模式显然是事出有因，没有人能最终超越炙手可热的商业利益，荣智健下台，表明在一家国有企业内部，很少会有人站在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道德的高度从长计议，人们必然只盯住快钱，这是人性的缺陷，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制衡人性，而不是对人性的自私视而不见。荣智健的失败，事实上是国有企业模式的又一次失败。

最后，我还想说，今天荣智健的局面，可能是当年埋下了种子。熟悉历史的人们依然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那场声势浩大的公私合营运动，荣毅仁先生将荣氏家族的全部产业拱手献给了国家。现在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当年众多私人企业家的惊慌失措了，更多的商人死于非命，但是荣毅仁却奇迹般保全了自己。他选择了主动配合，带头发起上海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运动。他不但做到了上海市副市长，还成为纺织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与中共高层领导良好的关系更保护他幸免于难。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荣毅仁这样说的时候，他可能忘记了另外一个事实。由于私人企业产权被彻底破坏，中国经济陷入了两个死胡同，其一是由于没有一批私人企业的支撑，经济开始彻底成为一个空壳；其二，新政府对私人企业产权的成功破坏，为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积累了可怕的方法论前提。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如果在产权意义上加以分析，其实就是否定当年对私人企业产权的剥夺性政策，恢复个人的自由企业权利，用一批具体的私人企业弥补大而无当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虚妄的局面。

这正是1978年之后邓小平的经济思路之一。1979年，荣毅仁终于等到了邓小平的邀请，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纵观当时的格局，惟有荣毅仁既有国际上的人脉，又有家族产业的积累，同时也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也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商场上的经验和才能。他敢于冲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在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敢为人先。

《纽约时报》曾这样描写中信公司：“在外国企业领导人眼里，中国金融界巨头——中信公司——有时似乎在各个方面与中国迥然不同：资本主义，大胆放手，讲究效率，重视赢利。”邓小平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荣毅仁在资本和市场上的大作为为邓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好见证。1993年之后，他贵为国家副主席，他的儿子荣智健在香港凭借政府资源和资本运作创建中信泰富，成为中国首富。失散多年的企业产权，在荣智健手上似乎又回来了。

但问题在于，荣氏家族一手政治、一手财富的发展模式，虽然将中国传统的官商合作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但却无力改变官商合作链条中官的主导地位。荣毅仁的一生基本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幸福，但却没有在产权意义上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更好的范式，他只是在重复无数企业家走过的官商合作之路。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荣毅仁是为数极少的成功者之一，但更多的商人却跌倒在路上，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不忍卒听的声声叹息。

让荣毅仁先生无法想到的是，这一声声的叹息中，竟然出现了他的儿子荣智健的影子。

（一）

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
打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地图，在棉花胡同与护国寺大街西北角有家小人书店。从小人书店往西，过了花店，就是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那儿有令人垂涎的糖耳朵、驴打滚、艾窝窝、麻团、面茶和豆腐脑。小吃店玻璃窗下半截刷上白漆，上半截罩上雾气，人影绰绰，炸锅吱吱响，香气四溢。兜里钢蹦儿有限，我常徘徊在小吃店与小人书店之间：饥肠辘辘，头脑空空。若二者择其一，当然是后者。

小人书店店面不大，主要顾客是孩子们，功能有点儿像如今的网吧。进了店，墙上挂满编号的封面，琳琅满目，令人怦然心动。而一本本“裸书”再用牛皮纸糊成封皮，上面是手写的书名与编号。柜台明码标价：每本每日借阅两分钱，押金另计；在店内阅读仅一分钱，不收押金。

困难时期，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分小组在家做完功课放了羊，各奔东西，小人书店即去处之一。三五结伴，各借几本，资源共享。虽说店里有不准交换的明文规定，但老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贴墙是高低错落的双层长凳，深棕色油漆磨损，隐隐露出木纹。中间散放着小板凳。我们刷刷翻动书页，时而惊叹时而低声议论，交换读书心得。老式挂钟嘀嗒走动，叮当报时，提醒消逝的时光。天色暗下来，要关门了，在老板催促下，我们向结尾冲刺，不得要领。走出小人书店，仿佛从另一世界返回人间，不知哪个更真实。摸摸，兜里还剩五分钱，一激动，冲向小吃店，买个糖耳朵犒劳自己。

除了流行的《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连环画，我更喜欢地下斗争或反特的故事，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五十一号兵站》，不少是根据电影改编的。

小人书弥补了认字不全造成的阅读障碍，更重要的是娱乐性。所谓娱乐，说到底，就是满足中等智商以下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我们这帮男孩。是非曲直黑白因果，一目了然：英雄就义有青松环绕，坏人总处在阴影中；叛徒从一开始就留下破绽，最后准没好下场。

在小吃店旁阅读，多少有点儿英雄主义色彩，等于抗拒各种威胁利诱，决不做叛徒。


　（二）

从小人书到字书乃人生一大转折，好像从猿到人的进化。

我父亲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所谓业余爱好，就是杂而无当，逮啥买啥，从不挑挑拣拣。我家有个棕红色木书架，不大不小，可放两三百册书，位于外屋北墙正中（按过去是供牌位的地方，“文革”中挂着毛泽东像）左侧，可见文化在我家的重要地位。

书的排列顺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及鲁迅文集居高临下，代表正统；第二格是古文辞书，代表传统，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还有《辞源》《诗词格律》《现代汉语词典》和《俄汉大词典》；再往下一格是当代革命小说，代表道统，如《烈火金钢》《红岩》《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还有散文随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后者成了我主要的摘抄对象，那些华丽词藻镶嵌在我错别字连篇的作文中，显得过于耀眼。最底层是各种杂志，代表俗统，有《收获》《上海文学》《俄语学习》，最多的竟是电影杂志，除《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等通俗刊物，还订阅了一大堆专业杂志，如《中国电影》《电影文学》《电影艺术》《电影剧本》等。我甚至怀疑，父亲一直有写电影剧本的秘密冲动。

我的阅读兴趣刚好相反——自下而上。

首先从电影杂志开始，特别是电影剧本（包括供导演用的工作脚本），大概是由于文字简单，以对话为主，情节紧凑，画面感强，那是从小人书到字书的过渡阶段。虽说跟着一大堆专业术语——定格、闪回、淡出、长镜头、画外音、推拉摇移等，但一点儿都不碍事，就像不识五线谱照样会唱歌一样。

读剧本等于免费看电影，甚至比那更强——文字换转成画面，想象空间大多了。我后来写诗多少与此有关。依我看，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的探讨，与其说是电影理论，不如说是诗歌理论。

再上一层楼，我开始迷上革命小说。其中最激动人心的还是那些性描写。我得承认，我的性启蒙老师首推冯德英。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是最早的性启蒙读物，那些带有暴力、变态甚至乱伦的色情部分，看得我心惊肉跳，欲罢不能；由于阶级立场问题，还伴随着强烈的负罪感。我相信，我们这代人的性启蒙都多少与此有关——暴力与性，是以革命的名义潜入我们意识深处的。

读字书，为大人赞许。小小年纪，哪儿经得住夸？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母亲把我带到她所在的人民银行总行的图书馆。我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最厚的苏联小说，七百多页，坐在阅览室装模作样读起来。图书管理员大惊小怪，引来借阅者围观，好像我是外星人。在这个意义上，我真是外星人，读的是天书——硬着头皮在生字间跳来跳去，根本无法把情节串起来。

我攀登到古文，则与父亲的强权意志有关——非逼着我背诵唐宋诗词，特别是寒暑假，几乎每天一首。正是贪玩年龄，哪儿有古人的闲情逸致？窗帘飘动，我摇头晃脑背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刘禹锡《陋室铭》）

至于书架最顶端的那些书，从庄严品相到厚重程度就让人犯怵，直到“文革”写大字报才用上。读着读着，才明白父亲置于顶端的道理——高处不胜寒呵。

（三）

大约十岁那年，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从家门口到厨房的过道阁楼上，堆满大批“禁书”。

人小阁楼高，本无事，但好奇心作祟，趁家中无人，我把两把椅子摞起来，再加一高凳。要对得准，到严丝合缝的地步。那完全是杂技表演，可惜无看客，要说惟一看客是我，非要登高看个究竟。

打开阁楼门，故纸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我常逛旧书店，故纸味淡雅幽远，如焚香，召唤远道而来的灵魂。而这里，或许在暗中关得太久，故纸味要强烈一百倍，像犯人，充满敌意的侵略性，熏得我头晕。屏息凝神，渐渐适应那气味的冲击和昏暗的光线，凭直觉我立马意识到，这是个真正的宝库。

我至今还能记得其中不少书的装帧品相破损程度及独特的气味。它们来自不同的年代和区域，有着不同的旅行路线。首先是纸浆的来源——棉花稻草混合在一起，再加上各地温差湿度，吸附四季的气息和饮食风味。每本书都有生命，都有各自的年龄、籍贯和姓名。

我家阁楼的藏书大致分四类：其一，旧版的《唐宋传奇》《警世恒言》（未删节版）《封神演义》等；其二，解放前出版的各类小说，包括张恨水、郁达夫等，连茅盾也被打入冷宫，大概由于露骨的色情描写；其三，是各种三四十年代的流行画报，包括《良友画报》《妇人画报》《影艺画报》；其四，是母亲以前学医用的专业课本，包括《生理解剖学》《妇科大全》等。

显而易见，我家处于双重的文化生活中：书架是对外开放的，代表正统与主流；阁楼是隐秘封闭的，代表非法与禁忌。自从发现阁楼的秘密那天起，我也跟着过上了双重生活。

下课回家，我把椅子凳子摞起来，登高，打开阁楼门，在昏暗中摸索，抽出一本本书，先做初步判断，再运下来。读罢，在父母下班前把书放回去。

阁楼深，胳膊短，要想够到深处，就得再加个小板凳才行。稍有闪失，人仰马翻，摔得鼻青脸肿。在我早年的阅读经验中，除了公开与隐秘、正与反之分，更重要的是疼痛感。我以为，那是阅读禁书的必要代价。

从古代传奇到现代小说，性描写远比革命小说邪乎多了，原来性禁忌只不过是后来才有的。《生理解剖学》等医书涉及女人器官结构和功能，让我目瞪口呆——原来孩子是这样生下来的。与“五四”以来的上乘散文相比，刘白羽之流不过是卖假药的郎中而已。

阁楼内秩序的混乱引起父亲的疑心，他在阁楼上了把锁，但丝毫不能阻挡我深入事物内部的决心。我东翻西找，终于找到那把钥匙。

（四）

与阁楼有关的秘密阅读，始于十岁，一直持续到十七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积极参加造反的同时，我仍从阁楼偷食禁果。直到同年八月某日，大楼门口贴出某红卫兵组织公告，宣布要逐门逐户抄家，限令把所有“四旧”物品书籍在指定时间缴到居委会，不得延误，否则格杀勿论。

我们全家忙乎了三天。父亲打开阁楼，把全部藏书取下来，堆在一起。这些伴我成长的书，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待付之一炬。想象它们在火中翻卷时的形状和声音，伤感之余，我竟感到一丝窃喜。

河南的王帅案和内蒙的吴保全案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字狱。但仔细想想，这种事情，跟古代的文字狱，还是有点不一样。古代的文字狱，一般为最高统治者发动，目的是力求思想和舆论的一致。显然，大力度追索和迫害王帅和吴保全的人，没有这样高境界的追求，他们所要的，第一是信息不能外泄，第二是维持治理者的尊严，不容犯上作乱。从某种迹象上看，第一点的需求极其迫切。必须承认，我们的地方官员已经有所进步，治下臣民如果喝醉了，私下骂骂领导，多半不会招致领导的追究，只要不指着领导鼻子，公开挑衅，听见了装作没听见，也是有可能的。动用警力千里追索王帅，指使司法机关给吴保全判刑，上诉之后居然加刑，如此大动干戈，杀鸡用牛刀，无非是要在尽快的时间内，堵上信息外泄的窟窿，杀一儆百，防止治下臣民有样学样。

说起来，我们的官员，一般来说，面皮都比较薄，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这种意见在公开场合发表，无论如何都会脸红心跳，进而怒不可遏，跳到半空，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样意见来自外部，来自媒体，怒则怒矣，但也无可奈何，抓记者的事，固然也有者敢于尝试，但毕竟风险比较大，所以，大多数官员，只在加强防范上下功夫，防火防盗，防记者，重点是防记者。防、堵、围、缠，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地方，据说有全套的应对记者的政府预案，一有大事，立即启动，构筑全境上下立体的防御体系，让所有来犯的记者，扫数铩羽而归。

如果说，对于外来的人，虽怒，但还有点无可奈何的话，那么，对于治下的人出来爆料，则一定痛恨异常，恨到牙根痒痒。很多的官员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内部的事，只能内部解决，内部不给解决，也必须等待内部解决，把问题捅到外面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叛逆。因此，对于这样叛逆，无论下多重的重手，都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得罪一个领导，等于得罪所有的领导。

美国学者孔飞力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叫魂》，里面说到一个道理，说是在帝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控制的关系，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则尽力不让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担心下面欺瞒，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点不合规矩的事让上面知道，后果不堪。这样的信息控制战争，未必在今天就没有。对于一个唯有上级才可能福之祸之的行政体系，无论自己干了些什么，只要能把上级瞒住，一切就等于没发生。官僚机构，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瞒住上级，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消息，只要控制及时，局面就不至于失控。我们看到，在王帅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前，吴保全已经被判刑，类似的事件，还有若干，内部人的消息外泄，总的来说，还是能被控制的，因此必须下功夫控制，内部人的这种“反叛”行为，是行政官僚最担心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内部，一旦所有人都有这种“异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上级自然什么都知道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体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说法，是没有市场的，凡是强力控制内部舆论的人，都意味着个中的猫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个范围内，几乎是公开的，所要瞒的，只是他们的上级。真正要实现政务的公开，首先要改革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落实体制、社会和舆论的三种监督，从体制改革入手，让人权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否则，王帅和吴保全的故事，就还可能重演。

因为利益、喜好、认知的不同，凡有人群社会，便有观点分歧，即使残暴如斯大林、毛泽东，终其一生也未能”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在一般政治生态下，对应社会思想的两端，会以党派的形式，形成代表两极思想的政党，如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托立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民进党，尽管现代政党制度的架构是多党制，但由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多党制竞争的结果，一般是形成观点分歧的主要两党，吸纳中间人群的利益和需要，从而形成有效的张力，以对立与合作的交叉，分别代表各种基本的社会思潮和利益取向。

一些当代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分别对应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实际政治运作当然会复杂得多），两党的竞争与合作，使社会在稳定中求变革，变革中求稳定，兼顾各种人群的需要，形成一种稳妥而有活力的社会结构。

两党制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党结构，并非来自政治哲学发展的有意设计，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考察非两党制国家，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对这种张力的需要，比如日本的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可谓一党独大，但在其党内，有公开存在的派系，分别代表不同观点和利益，形同于两党制，在德、法等欧洲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一个时期内，各政党的联合与分歧，也往往是两种观点或利益驱动的结果，即使在一党专制的国家中，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力量，往往也会体现出两种主要政治势力共存的情形，如文革前的毛刘、文革中的林江、文革结束初期的华邓以及此后的邓陈。

但是，六四之后，在官方权力体系中，要清楚地划分出两派政治力量变得困难起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了整个权力阶层的共识，原有开明派被彻底清洗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划分早已成为陈旧的标准，与此对应的，则是民间与官方的关系破裂和紧张，在政治领域，权力者自始至终是一种保守的面目，而民间对于改革的需要和呼声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现实。

八九民运以六四屠杀画上句号，这一结局表明中国的两极政治力量尚不具备对立中妥协的能力，在二十年前的那两个月中，政府始终不肯给学生和市民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台阶，甚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故意刺激民意，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则被李鹏等顽固派激怒，提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口号，最后，学生提出的否定《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平等对话的合理要求，未被接纳，反而被血腥镇压，成为一场罕见的悲剧。六四之后，私有化迅速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社会的利益和观点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但宏观而言，以权力为代表的稳定派沦为犬儒主义，要求变革的民间力量因屡屡遇挫，而形成极度绝望和焦灼的心理。六四之后，越来越多的针对政府权力的维权行为绝大多数以不了了之终局，显示社会两端仍然缺少共同的沟通平台和基本价值认同。两极思维中对立过多而妥协太少。

《零八宪章》自去年底发表以来，至今仍有海内外人士继续参加签名。按照我的个人理解，《零八宪章》不是宣扬对立和分裂，恰恰相反，它是在试图寻找权力者与民间沟通的最大政治公约数。《零八宪章》当然不是跪地上书，但其表述的对象除了民间力量之外，同样也包括权力者，希望与他们建立共同的话语基础。《零八宪章》的六条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对于一般现代国家来讲，是再基本不过的常识，并无独特的创造与发挥。因此，我们可以说，《零八宪章》是一块试金石，试探中国社会和权力者是否具有接纳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对这个概念存有争议）的意愿和行动。

应该看到，在政治稳定的背后，自六四起，国人对于权力体系和中国未来走向的判断与所使用的语言，都形成了惊人的分裂，官员越来越漠视民众利益，在信仰、土地、拆迁、教育、医疗和工作权等问题上，几乎是肆无忌惮地侵害民众而基本无须承担责任，腐败成为普遍而公开的事实，弱势民众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则对政府采取了完全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针对权力者的暴力行为开始出现，这使中国社会陷入长期无法沟通与合作的危险之中，迄今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一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景，利益、观点的分歧和长期斗争哲学的影响，使中国的一潭死水之下，实际是全社会沟通和妥协能力的低下，因为在利益与观点的对立之外，社会分裂的结果是社会成员缺少基本的共同价值观。

《零八宪章》试图超越现实政治与焦躁的理想主义诉求，以有可能被广泛接受的表达，确立未来中国的基本价值体系。在传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破产后，无论民族主义、犬儒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都不符合时代精神或存在太大争议，唯独《零八宪章》系统表述的理念，有可能被广泛接纳，比如说，即使在传讯和约谈宪章签署人的过程中，国保警察也没有对《零八宪章》本身的内容予以批判，而只是以起草人的敏感身份和”险恶用心”来做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以其没有”创新”的最大被接受程度，对每一个接触到文本的人产生影响。事实上，《零八宪章》的许多表述文字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只是，宪章的文字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公民表达，使这些文字具有了真正的宪政含义，由于签署者的勇敢和真诚，这些宪法性文字不再显得苍白虚伪。《零八宪章》是关于政治的表达，但这不是令人讨厌的政治，也不是空泛而虚伪的政治，当全社会因多年的虚假政治话语而对政治麻木的时候，《零八宪章》试图建立一种真实的政治话语。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政治变革的艰巨性我们应有充分估计，幻想走捷径是不现实的，不从无可争议的基本理念以及对这些理念的传播出发，任何急迫的心理可能都只会事倍功半。《零八宪章》并不以激进地反政府为己任，或许，为取得民主进程的实际效果，条件具备时，它甚至需要与权力者的沟通与妥协。但有人说《零八宪章》是跪地上书，是向政府祈求和解，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宪章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发言，既不单独针对权力者，也不只是针对民间人士，民主宪政体制下，社会成员是既拥有权利也承担责任的公民，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是推进和完善民主体制的参与者，我们没有特定的敌人。

《零八宪章》没有任何组织，它尝试建立人与人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话，随着签署和关注人数的增加，它会形成滚雪球效应，每一次的滚动都因其外表面的增加，而粘附更多的重量。《零八宪章》不是暴烈的革命行动，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取巧行为，它应该是包容性的持续的思想启蒙和公民行动。

就其条文而言，除”联邦共和国”因内涵较少被国人理解而引起一些争议，可以说是获得了阅读者广泛的认同，就连来自官方的批评都只是针对起草人背景的诛心之论，而没有看到对其有说服力的逐句批评。而且，零八宪章没有针对政府和现实政治的具体要求，它寻求理念的认同，而不提出政治操作的方案与设计，也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试图首先确立社会基本共同价值。

今年是”六四”悲剧二十周年，在我看来，《零八宪章》恰是解决因六四导致的社会分裂的良药，我们应该学会用对立双方（乃至多方）能够听懂的话进行交流与沟通（至少是内心认同的话语）。作为共同生活的社会成员，对立之外需要有基本的价值认同与合作，在任何正常社会内，观点的差异应寻求理解与理性解决之道，而不是在过度对立中玉石俱焚。

不能否认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进步，但这绝不是阻挡民主、自由思潮的理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亦如此，人既是经济动物，又是精神存在，对很多人来说，物质富足的今天，未来却成了不去想，也不敢想的问题，麻木与沉沦中，我们是否还有自省与自救的能力？

《零八宪章》用平实、温和、坚定的语言提出了我们的价值愿景，而且在政治高压之下获得了难得的社会认同，这正是民族自救能力的体现，作为形而上的文本，它会以我们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方式传播并形成影响，而它也将持续性地，因签署者、传播者和关注者的努力，不断增添新的历史内容，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由于《零八宪章》不诉诸于权力的恩赐，因此，无论权力者如何对待宪章签署人，都不影响《零八宪章》的传播，由于没有设定有计划有预谋的操作方案，蕴含在民众中的智慧与力量才是宪章真正的精彩之笔。每一次签署，每一次传播，都必定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而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话语奠定基础。

这种具有最大政治公约数的鲜活的公民表达和行动，应该是扎实推动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可依靠方式。时间不会消磨良心者的意志，只会使人们更加乐观，并逐渐看到《零八宪章》的表述从理念到现实的政治变迁。

一

这里的时限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算起；这里的”我们”是指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共产党人直到今天中国大陆上的执政者，而代表”我们”的也正是他们。

从大量历史事例中可以证明：我们没有坚持过真理，只坚持过对自己有用的学说或叫主义。这不叫坚持真理。这是实用主义。

近一个世纪来，我们都是只讲实用，不讲是非，不讲逻辑，更谈不上坚持真理。

多少年了，有些人嘴一张，就说要坚持真理；嘴一张，就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而且还是彻底的，而一说是这个主义又还彻底，于是也就无所畏惧了。

如果真是坚持真理，真是”无所畏惧”，倒也令人佩服–甚至估计不仅信仰相同的”友好国家”要佩服，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一定会佩服。

无所畏惧的本意是”对一切都不害怕”，并非不允许对方生存，甚至将对方扑灭。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对方扑灭，或是你死我活，恰恰是有所畏惧，是害怕的表现。此外，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不仅从来都没有坚持过真理，还总是非常畏惧，而且还畏惧了一些原本不该畏惧的东西。

比如我们就畏惧资本主义，不仅畏惧资本主义制度，也畏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畏惧资本主义的政治，畏惧资本主义的经济，畏惧资本主义的民主，畏惧资本主义的自由，畏惧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畏惧资本主义的公民社会，甚至畏惧资本主义的美，畏惧资本主义的幸福，畏惧资本主义的享受，最后连资本主义的亲情人性也都畏惧。几年前自己发表过一篇时事评论，话题就是在今日的堂堂大上海，连一个”资本家招牌”都畏惧。

三十年前，眼看畏惧不下去了，不得不稍作矫枉，否则据说连”球籍”都难保。于是有了一场三十年后令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骄傲也令世界称奇的改革开放。然而，形势刚有好转，就又不想继续矫枉了，于是就又开始了要”绝对”这要”绝对”那，要”坚持”这要”坚持”那，就是不想坚持真理。

一个天大的常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主义，哪怕是被称作”科学的”，也都要接受人类的批判和检验，否则，人类有理由不相信它，拒绝它。然而，我们却只许信奉，不许批判，也不相信检验。

20世纪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思想家，著名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这篇论文中指出：”只要知识分子掌握着更好的论证，对具体问题哪怕是最正确的反对意见，也会被弃之不顾。”（见冯克利译《哈耶克文选》第21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又说，”在那些捍卫一种制度是因为它已在实践中得到论证，因此认为知识分子论证华而不实的人中间，有这种倾向也许是很自然的，但是它放弃了它最最需要的支持。任何形式的正统，任何关于某种观念体系已臻完美，必须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的断言，都是一种必定会激起所有知识分子反对的观点，不管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持什么立场。任何体系，如果它在对人作出判断时，是根据他们与一些一成不变的意见是否完全保持一致，根据他们在所有问题上持有得到赞同的观点上的’坚定性’或可靠程度，它就会失去一种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任何观念都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维持其影响力。批判公认的观点、揭示新前景和检验新观念的能力，提供着一种气氛，知识分子没了这种气氛便无法呼吸。未给这些特点提供活动场所的事业，也不会从他那里获得支持，因此在任何依靠他提供服务的社会里，譬如我们的社会里，都会归于失败。”（同上，第220页）

这些话仿佛就是要证明中国的当下。前不久，可以称得上中国”最主流”的媒体，在其理论版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对开一大版），其中心大意就是要表明中国的民主政体形式已经”最”了，因此，也就可以说我们不论在”行使国家权力”方面还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就都是”最好形式”或”最符合我国国情”。既然都是”最”了，自然也就要坚持现在的一种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然而，哈耶克上面那些话却告诉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当他们掌握了所谓”更好的论证”，再正确的反对意见也不会听的。而之所以敢于不听，正是因为社会没有给持反对意见的人一种”气氛”，让反对者”无法呼吸”。不过，不允许反对的结果，在哈耶克看来，那些人认定的”事业”也就只会”归于失败”。

中国社会当今主要问题，即有人死抱着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不放，而不愿意看看反对者是怎么说的。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那么起劲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们在思想方法上误入了歧途。我们总以为，历史是无条件地要进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都一定会实现的。我们总想找到一个绝对真理，总想看到一个确定性，这其实是一种懒汉思维，而且还夹杂着一定的宗教迷信。我们不能也不是朝着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而是随时有选择地往前走。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定下的是什么目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随时都要修订自己错误的路线、方法或方式。”走自己的路”，没错，但一要力争走的不是错误的路线，或发现走错了就要立即迷途知返。

英国另一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他那著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即将结尾时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或者认为我们必定是进步的，那么我们就犯了和那些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人一样的错误，他们相信历史的意义能够从历史中发现，不需要我们赋予它。而进步就是朝着某种目的，朝着人之为人的存在的目的。但历史不可能做到这点，只有我们人类个体能够做到。通过保卫和巩固那些自由和进步所依赖的民主制度，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第4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波普尔专门为这段话中”目标选择”还加了一个脚注：”关于我们目标的’现实主义’的选择，我的意思是，我们所选择的目标应该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能够实现，我们应该避免各种遥遥无期的、模糊的乌托邦观念，除非它们更直接地决定其自身有价值的目的。”（同上）

我当然相信，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敢夸口自己”无所畏惧”。他们害怕。他们有许多害怕。他们不但害怕上帝，还害怕自由经济市场受到政府干预的过多，即使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无论是即将卸任的小布什，还是刚上任的奥巴马，都强调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形式不会改变。

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们知道，一旦没有了自由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将因此失去活力，人们的自由度也将因此大大缩减。

而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二

请看两个例子。

例一：2009年第1期《报刊荟萃》上有篇吴思的文章，题目叫《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其中提到一个故事：《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有一篇《我也批过彭德怀》。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当然是忏悔。他告诉我们，当年他仔细研读过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不仅他如此，当时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当时黎洪的想法与这四个编委完全一致，然而，他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不仅如此，黎洪既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当四十多年过去，已是七十岁老人的黎洪在文章中痛切地责备自己，说他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当然，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然而，怎么可能呢，连后来成为”接班人”的林彪当时在笔记中就认为”党性遵命性（闵按：即遵上峰之命）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勿讲真理而重迎合。” 。””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不然是书呆子。”（文中所引仍见《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一家省报的副总编（应该是副厅级官员吧）承认自己哪怕只是”按照党性原则”也没有一次坚持过真理（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呢），而后来成为”林副统帅”的林彪很显然至少在毛泽东面前也从来没有坚持过真理，而只是一味地”重迎合”，那么1949年后，中国又有谁坚持过真理呢？从那位省报副总编和”林副统帅”都是这样认识的来看，又从1969年中共九大会议上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一人没有举手同意来计算，中国几十年间，特别是在党员干部中，坚持真理的也就更是微乎其微了–甚至弄得偌大一个中国，一提当年的”坚持真理”者，也就是张志新、遇罗克、林昭、李九莲、王申酉等几个屈指可数的普通百姓（其中大约只有张志新是体制内人）。当然，我不反对说有些人可在内心坚持真理。可如果一直是只在内心坚持真理，与没有坚持真理又有什么区别呢？比如今天一些不愿站出来对公共事务进行干预的知识分子，你去问他，很可能他也会说，自己在内心也是坚持真理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促进我们社会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

不仅如此，上面这个例子似乎还终于解开了埋藏在我心中二十来年的一个”谜”。有那么几句话，自己在文章中虽已再三引用过，这里也还是想再四引用一下。话说自己至今保存着一份1988年12月18日那天的《羊城晚报》，在这期报纸头版的右下位置有一篇报道，题目叫《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当时的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伴正一先生在报道中盛赞中国留学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可以成为日本学生的榜样”。他还对中国寄予最大的期望，认为”中国只要有5%的人觉悟到自己的落后，就一定会超过日本。”

不用说，大家都会计算，若是照这位日本友人所言，中华民族老早就该超过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党员与中国人口的的比例恰恰就占到了5%，甚至还略高。比如，我们现在是13亿多人口，可是中共党员已经达到了7000万，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5%。如此一来，就算这个党外的中国人全都不觉悟，依靠那7000万中共党员，也应该超过日本了。

例二：最近在一家网站看到一篇网文，题为《狗日的档案》，从作者在文章中所叙述他的朋友曹君几十年前的遭遇来看，可以说，在我们整个社会，就根本看不到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部门在”坚持真理”。正因此，”事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曹君才明白当年两次高考尽管成绩都不错，可就是不被录取的原因”。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1964年曹君报名高考时，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南京考区政治审查组在《社会青年报考高等学校调查表》中有以下记录：在”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一栏的内容是–“该员的思想是比较落后的，在63年时曾说过许多落后话甚至有些是反动的，如’吃不饱饿死人为什么报上不登载’，’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还会饿死人’……”你说曹君的这些话是”落后话”吗？那些判定曹君是在说”落后话”的人是”坚持真理”吗？显然不是。当时那些都是一群没有大脑的人。

除此之外，在”所在单位组织或人事公安部门的甄别意见”一栏的内容是–“该员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对现实不满，与党的又红又专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相差甚远，故无培养前途，考虑不予录取”。落款及公章是南京市公安局华侨路派出所；在《社会青年等个别考生政治审查表》的”考生的政治思想表现”一栏内的结论是–“该生思想反动”；南京市教育局的意见是–不宜录取；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南京考区政治审查组的审查意见是–“政审不合格”（专用章）；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政治审查组的审查意见是–“政审不合格”（专用章）！

文章说，三年灾害期间，作为不谙世事中学生的曹君（当时才十四岁）由于天天挨饿，对同学还说了不少”落后话”，比如”美国物质文明好，失业工人吃白面包，我们连豆腐渣都吃不到”、”如果跟敌人打战（仗），我吃不饱，而敌人能吃的饱的话，我就投降敌人”，这些作为”落后的甚至反动的话”也全部记录在档。

然而，那些人怎么也没想到，才不过几十年时间，今天再来看被那些不长大脑的人认为是”落后话”还”落后”吗？这不过是一个未成年人的大实话。而倒是那些把这些大实话判定为”落后话”的人们给历史也给他们的人生档案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笑柄。

当然，此时此刻，自己非但笑不出来，还感觉到悲哀，因为这不仅是江苏是南京，而且正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也不知因此糟蹋了多少人的前途。

翻看这种”狗日的档案”，难道还不能令整个民族悲哀和伤心吗？

再由那位少年”美国物质文明好，失业工人吃白面包，我们连豆腐渣都吃不到”这样一句所谓的”落后话”来看，它在当年其实就给我们透露出了丰富的信息，甚至在半个世纪前就用常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已经过时。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只会给工人带来苦难，工人们也绝不会喜欢这种制度，因而这种制度也只有灭亡，让社会主义来代替。然而呢？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的工人，却能吃上白面包，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当时连豆腐渣都吃不上，甚至饿死几千万……

占世界1/4人口的一个大国就是如此不实事求是，更不说还坚持真理了。当时的”我们”都只会认为这个少年”思想落后”，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不仅不认为他落后，还从他这句话的背后似乎看到了真理一般的价值。

三

2009年一到，从上到下好像都在想着已经”走过了六十年”。这六十年来，我们的执政者之所以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就是因为它符合执政者的思想理念，或者反过来说，六十年来，中国执政者的思想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可是这样的互证与真理无关。只有当我们可以证明当下的执政者的理念或马克思主义任何一方是真理，才可以说我们坚持了真理。而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执政者的理念是正确无误的，就不能拿执政者的理念去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同理，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也就不能拿马克思主义去证明执政者的理念是正确无误的。

大家都可看到，我们一些人一直在坚持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今年以来说得尤其厉害。可是如何证明的呢？”中国革命的胜利”能证明吗？如果连”中国革命的胜利”都证明不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又还能拿出什么更大的历史事件去证明呢？波普尔认为：”在科学中，观点通常是由一种科学的理论所决定，……科学的方法毋宁是在探求那些可以反驳理论的事实。这就是我们所说检验理论–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发现理论中的缺点。……只有当事实没有推翻理论的预言，反而确证了预言，它们才证明了理论。因此我认为，推翻或否证一种理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构成了检验理论的可能性，这才是理论的科学特性；事实上，一切理论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在这种理论帮助下得出的预言，为科学方法提供一条线索。这种科学方法观被科学史所证明。科学史表明，科学的理论常被实验推翻，而推翻理论恰是科学进展之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391～392页）

大家还可看到，其实，我们一些人在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的时候，很勉强，而且所作的论证更谈不上什么科学性，有时简直就是胡扯。如若不信，别的不说，只要你把几十年来，包括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一些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发表的文章，与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位都已经去世的英国思想家如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哈耶克的相关著作放在一起作个比较，就用不着还来费口舌了。

几十年来，中国所谓研究（我是不承认的）、撰写和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可以说车载斗量，然而，不论是波普尔还是哈耶克，他们有的只在一本书中用了几分之一的篇幅，有的甚至只是几篇论文，就把我们车载斗量的”研究成果”给彻底推翻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在《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看到是这么说的：”一般而言，一个不向人民负责的统治阶级，肯定会牺牲人民而去追求他们自己的个别利益与偏好，甚至他们的道德感。他们有关卓越的思想，不是参照人民的利益，而是参照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美德是阶级美德–他们最高贵的爱国主义与自我奉献行为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私人利益牺牲于自己的阶级利益。” 。”（第2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

而波普尔思想的逻辑性极强，对马克思的态度也更是实事求是，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好说好，有歹说歹。比如，他认为：”马克思所观察的财富的积累和积聚的趋势，几乎很难受到责疑。他的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理论在主要方面也是难以反对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266页）甚至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对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描述及这部分分析，也”很难再说什么”。”但是，当作为一个预言来考虑时，它就很难站得住脚。”（同上，266～267）这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立法能够干预的手段。税收制度和遗产税就能够用来抵制财富集中，并且它们就是这样被使用的。”（同上，267页）因此，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只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苦难并且会很快灭亡和必然由社会主义来代替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而哈耶克1976年10月19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学会堪培拉分会上有一个演说，题目叫《社会主义与科学》，他一开口即讲道：”传统的社会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和科学联系在一起。今天，它们之间大概最没有意义的联系，就是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和它的联系。按照这种理论，由于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人们不必做任何事情，资本主义便会发展成社会主义。这或许仍会打动某些初出茅庐的人，然而凡是够格的思想家，无论他来自哪个阵营，都已不会严肃对待这种看法了。社会主义者肯定不会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因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进化规律而实现，并根据这种信念采取行动。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存在着这种’历史规律’了。”（《哈耶克文选》第223页）紧接着哈耶克又讲了一句：”经验已经明确驳倒了历史决定论作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特定发展方向的预言。”（读这一大段话，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波普尔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然而，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啊，教授啊，还有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要么闭眼不读人家的著作，要么读了却依旧”不开窍”–当然，更可能是由于这些人已经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再加上人性的弱点，让有些人在那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出卖自己的良心，说着连自己都未必相信的话，发表连自己都不想读的文章，忽悠十几亿中国人。

此外，果真要替有些人拉几句”客观”，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还不是自由的，是要为执政者服务的，并且规定要有”指导思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原谅像俞可平先生这样的学者也常常发表一些言不由衷的文字）。出奇的是，这个”指导思想”又还是正在研究着的这个”思想”，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说我要研究某个人的思想正确与否，要用这个人的观点作指导。这有何逻辑性可言？

大家知道，一般而言，一个人总是按照自己的观点说话做事，这样一来，不论你如何研究，这个人都只会是正确的，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你事先已经认定这个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了。既然这个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他这个人的思想又怎么会不正确呢？同理，把这个逻辑套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的也就只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因为你一开始就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真理，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既然先入为主地如此认定，这个主义的学说中又怎么会有错呢？

然而，好笑的是，大半个世纪来一直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当作”灵丹妙药”的有些人，却偏偏装模作样地在那说什么还要大力发展这种主义，丰富这种主义。

一个主义，如何发展又如何丰富？其中的观点，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发展了，就不是这个主义了；丰富了，也不是这个主义了。你听说有人要发展要丰富哥白尼的”日心说”吗？没有。”日心说”跟当时主流社会宣扬的”地心说”比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证明它仍然是错的。如果要”发展”，也就只有否定”日心说”，可否定了，还能叫”发展”吗？如果我们对一个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后来证明仍然是错了或者不完善的东西都要去”发展”去”丰富”，那么不仅会”发展”得没完没了，”丰富”得没完没了，也还会因此影响人类的创造，尤其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马克思主义的有些东西在一个时间段内应该说有其正确性，可只几十年的时间就被人类历史证明出其一些重要观点的荒谬。荒谬的东西，当然就要否定，而否定与发展和丰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马克思写的书放在那儿，你能去改吗？你改了之后还能叫马克思写的吗？既然不能去改他的书，他的主义你又如何”发展”如何”丰富”呢？

说起来我们有些人大方得很，从来不把自己的思想、版权放在眼里，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可我想，就算要把你的思想送给马克思，马克思也未必领情。因为我相信，马克思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承担自己的责任，而绝不会赞成别人来”发展”他来”丰富”他。尼采在谈到”对灵感的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艺术家们喜欢让人们相信顿悟，即所谓灵感；仿佛艺术品和诗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基本思想，都是天上照下的一束仁慈之光。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像力是在不绝地产生着，产品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正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多种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若不太严格地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艺术上的即兴创作与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深切关联。一切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倦地发明，而且也不倦地抛弃，审视，修改和整理。”（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16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如果天假以年，让马克思活到100岁，或者更长，我相信，他会抛弃他的很多观点。

别人的东西就只是别人的，怎么会是他马克思的呢？再打一个不自量力或者说是不恰当的比喻，现在有什么人要改我的文章，即使你改得再好再真理，那都只是你改的，不是我的。隐隐约约还记得，那位写骑士与风车大战的作家说过一句很解气的话，纵然自己的文字一钱不值，也毕竟是自己的文字。而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及其命运”时就说，”迄今为止似乎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令人满意的理论”（第二卷第280页）。又说，”没有一种理论是终极的理论，同时每一种理论都在帮助我们选择和安排事实。”（同上，393页）还说：”因为科学是通过发现错误而发展的，而且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就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所不知的范围。（科学的精神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同上，第370页）而苏格拉底又是什么精神呢？就是他的那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哈耶克六十年前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有一段话也说得好：”一项真正的知识进展会一度成为新错误的根源，这种事情本身并没有令人惊奇之处。如果从新的普遍原理中得不出任何错误的结论，它就会成为再也无需修正的终极真理。从这种新普遍原理中得出错误的结论，通常都是因为受过去所持的观点之害。不过一种新的理论，正像它所导致的正确的新结论能够证明它的价值一样，也很有可能产生出一些被未来的进展证明为错误的结论。”（《哈耶克文选》第213～214页》）又说，”任何时代的典型错误，往往都是从它所发现的某些真正的新真理中得出来的，它们是在应用另一些领域中已被证明为有价值的新的普遍命题时造成的错误。充分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效地驳斥这些错误，经常需要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往往会达到一种非常抽象，似乎与实际问题十分遥远的境界。”（同上，第211页）哈耶克在《社会主义与科学》也说：”我们不得不一再承认，根本就不存在绝对价值。甚至人的生命本身也不是绝对价值。为了一些更高的价值，比如当只有用一条生命才能拯救其他生命时，我们一再牺牲生命，也必须牺牲生命。”（同上，第226页）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真的读懂了上面这些文字的意思，难道也还要去发表所谓”研究”出来的那些极为愚蠢的观点吗？

四

自然，如果抛开这些，单纯说修正，我是非常赞同的。而我们一些人所说的”发展”和”丰富”。其实也就是叫修订或叫修正。只是由于多年来，我们被”修正主义”叫怕了，一说谁是”修正主义”，就好像这人不是个东西，甚至有大祸临头之感。其实在我看来，修正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不反对别人批评不反对别人修正，那么这个学说就会日臻完善。可惜的是，一种学说一旦成立，尤其在学说的主人生前没能得到修正，那么这个学说别人是无权在修正后还称为这个学说的。

至于我们有些人到了今天还要在那儿死死地坚持已经证明不是真理而是”贫困”的东西，说白了，就是这些人不愿意看到他们要坚持的东西被批判被抛弃。更重要的是，坚持大半个世纪的东西一旦被证明不应该坚持，在感情上受不了，甚至如同要了有些人的命。当然，更重要的是，即如有些人所言，如果不坚持这种意识形态了，也就动了我们的”根基”，甚至对一个原本就毫无信仰的民族来说，就什么信仰也没有了。

可是，明明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我们无须再继续坚持原来坚持的，你却还要坚持下去，这又怎么能坚持得下去呢？再说，谁都不能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继续坚持原来所坚持的，就生存不下去了。这一点，世界上早有先例，并且是一个又一个，如匈牙利、波兰、西德、捷克，更不用说，还有曾经被我们称作”老大哥”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些国家也都是在撞了”南墙”几十年后才改弦易辙的。你能说，他们生活得都不如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吗？退一万步，就算不好，就算”火坑”，中国人民果真乐意去”跳”，倒也罢了。可时至今日，到底有多少人打内心在信仰我们强调的这种意识形态呢？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事实上早已不再坚持某种意识形态，我们却还要在那儿心照不宣且十二分勉强地坚持，你不觉得这是白费力气吗？

当然，真是仅仅代表个人，不论你如何坚持，都是你的自由，而如果真的允许个人坚持一种主义，又恰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好体现。可现在有的人一说话一发表文章，一作报告，高兴不高兴，往往都要代表十几亿人，甚至连那几千个”代表、委员”也代表了。这不仅很可怕，而且也让人很愤慨：让一些在那儿闭着眼睛坚持的人代表愿意睁着眼睛学习的人，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吧。可至今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气中，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些人闭着眼睛在那儿一个劲地就像文革中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地说某种主义就是真理、就是真理–谁反对这种主义就是反对真理，谁批判这种主义就是批判真理，甚至大有文革中那种要”誓死捍卫”的架势。

说起来，对这些人也不是一点不理解。他们之所以至今认为原来坚持的就是真理，其起源的证据就是：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于是，他们就以此为”法宝”。可如果说取得胜利、夺取政权，就是因为坚持了某种主义，这显然又是糊弄人的。你就是把毛周刘还有十大元帅都请来，我相信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打败国民党，推翻蒋家王朝，依靠的绝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坚持真理的结果。

像这样的胜利和失败，有多种因素，甚至其间也不知有多少偶然性在里面，双方又用了多少欺诈卑鄙，甚至就像我们在看排球比赛时，解说员常常要说到的，有多少多少”分”是因”对方失误所送”。这与坚持不坚持某种主义无关，与坚持不坚持真理无关。李慎之先生在《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这篇文章中谈到国共时有这么一段话：”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约略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5页）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因此合作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如果以1949年胜利后为界限，在此之前都不能说是坚持了真理的话，胜利之后的我们更是一天也没有坚持过真理，至少在坚持时打了许多的折扣。不然，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线，前三十年间怎么会把中国弄成了那个样呢？如果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坚持人类社会的真理就弄得狼狈不堪，据此即可认为，第一，说坚持真理的人是在说谎；第二，如果非要说坚持的就是真理，我想，应将你那个”真理”拿去喂狗！现在可以说了，近三十年时间，我们不仅没有坚持真理，连我们认为应该算不上”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坚持得极不够。

那么从改革开放算起，我们是否又坚持真理了呢？应该说，还是算不上。只要把改革开放至今每年的大事记翻一下，把每年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文章浏览一下，再把每年国家高官所作的报告讲话念一下，就可知道我们到底坚没坚持真理。

改革开放后不久，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不加入WTO，还是好不起来。可奇怪的是，我们既看到了”市场经济”带给社会的繁荣，却又死死抱住”社会主义”几个字不放，于是也就不得在市场经济前面再加上一个限制语，可要知道这个限制语与市场经济是自相矛盾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资本主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有这么一段话：”现在我们一边信誓旦旦地对欧盟说我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并希望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这个’地位’，可一边又不承认自己是在搞市场资本主义。……现在知道，我们为了加入世贸，进行了长达15年的谈判，而据原外经贸部副部长、我国加入世贸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回忆，说是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敢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当时我们叫’市场调结和计划调结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并说为了’市场经济’这4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后来从杂志上看到一位文史研究员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感慨不已：’我们全民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也只花了8年时间，怎么为了”市场经济”四个字竟谈判了6年呢？'”

可以看到，我们如果继续坚持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总有一天，不仅会止步不前，甚至只能倒退。贺卫方教授在《宪政的趋势》这篇文章中就指出：”所谓市场经济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要求与之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宪法制度以及更宽泛的法律制度”（见2005年第3期《社会科学论坛》第90页）。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而哈耶克是这么说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造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克服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首先，只要全部工业设备和其他资本属于’社会’（即政府），这个社会主义当局就无法让竞争或市场决定每个企业应当有多少酱，或应当允许管理者冒什么样的风险–假如市场运转正常，这正是可以由它来决定的两个问题。其次，如果政府让市场自由运行，那么它就无法保证市场给予每个参与者的报酬符合政府所认为的社会公正。但是，做到这种所谓的’公正’报酬，不正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目的吗！”（《哈耶克文选》第231页）

五

也就在不久前，在一家网站论坛上看到一个跟帖，说的是一位教授曾向人感叹，说他这一生先是自己糊涂，后来又教人糊涂。想一想，这是何等悲哀。

教授自然要被称作知识分子，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在糊涂中度过且教人糊涂，这个国家的希望又还能有多大？

不过，也就在悲观之余，一天看电视节目，又从一位身患白血病但却仍很坚强的女大学生口中忽然听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她要坚强地活下去，体现她个人的价值。这着实让我当时有些兴奋。

可以去想，这个女大学生很可能受到过19世纪著名的德国思想家、哲学家尼采思想的影响。尼采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就专门谈到了个人：”从根本上说，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极其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而”每个人直到他每块肌肉的运动都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这样严格地贯彻他的惟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观的，就像大自然的每个作品一样新奇而令人难以置信，绝对不会使人厌倦。”很多人都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他们显得如同工作的产品，千篇一律，不配来往和垂教。”而”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他应听从他的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均引自《悲剧的诞生》第101～102页）

而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给学生们讲课谈到幸福时也说：”不要理会有人说，人就要想人的事，有死的存在就要想有死的存在的事。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因为这个部分虽然很小，它的能力与荣耀却远超过身体的其他部分。最后，这个部分也似乎就是人自身。因为它是人身上主宰的、较好的部分。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去过他自身的生活，而是去过别的某种生活，就是很荒唐的事。”（引自廖申白译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307～30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十四章”神谕哲学及对理发的反叛”中也强调：”大多数人感到：如果他们本身及其生活丝毫无独特性而只是一个阶级的人们在各个方面的典型化、以至于他们只是重复同属这个阶级的其他人的行为和经历，那么，使他们生活具有价值的东西就被毁坏了。正是我们经历的独特性在这意义上讲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价值，如独特的风物、日落、面部表情。”（第二卷371～372页）

中华民族还有很多国民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身上奴性十足。可现在至少从一些大学生身上终于看到了这种觉醒，他们终于觉悟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只有这一世，并且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如果有谁提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倒是愿意寄托在这类人身上。并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愈加倾向于高校在努力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扩招。

教育，只有教育，只有让更多的人认识真理，一个社会才会把坚持真理看作理所当然。

2009年4月

诗歌不能改变制度，诗人无法改变世界，他只是提供看待这世界的新观念。问题在于，那些领导世界的人，是否愿意接受变革的观念

什么是玫瑰？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什么是尘土？从大地之肺发出的一声叹息。/什么是雨？从乌云的列车上，下来的最后一位旅客。/什么是焦虑？褶子和皱纹，在神经的丝绸上。/什么是时光？我们穿上的衣服，却再也脱不下来。

——《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

这是一片意义的丛林，向导是阿多尼斯与他的诗篇。作为新意义的赋予者，他称自己“风与光的君王”；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则说他是“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

世所公认，阿多尼斯之于现代阿拉伯诗歌，恰如艾略特在现代英语诗歌中的地位，在他的荣誉清单上，有一长串国际大奖散发光芒：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卡佛文学奖……自2005年起，他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直是大热门。但他全不在意。

同时他也是思想家、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人无条件地爱他，有人咬牙切齿地恨他，也有人表面向他的盛名鞠躬，内心却怀着警惕。

 

跟Octavio Path在一起，Path是墨西哥当代最杰出的诗人

 

跟女儿Arwad在一起，1964年

这是阿多尼斯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是在1980年。他无法将当时看到的北京和今日之北京联系起来，这仿佛已是两个国家、两座城市。上海也让他迷惑，站在繁华的南京东路，他几次携了我的手，认真地问：这是给中国富人们逛的街道吗？他在街边一块假山石前停下脚步，以为是某位中国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在商店里他用手指捻过培罗蒙西服的面料，看价格标签上的数字，频频颔首，又微微摇头。

阿多尼斯

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 同时也是思想家、评论家、翻译家和画家。

跟他走过半个地球的黑色大箱子已塞不下任何东西，里头是中国诗人们送给他的茶叶、字画、书籍。于是他放弃了任何看上的商品——除了文房四宝。在福州路，他买下锦缎封面、宣纸内里的中国册页、几枝狼毫羊毫和老大一瓶乌黑的墨汁！

看过中国的水墨山水与书法，他一心惦记买墨。他还来不及学会用筷子应付餐盘里的食物，但在北京第一次抓毛笔他运笔裕如，这位著作等身的诗人同时是一位画家，他的拼贴画在巴黎很受欢迎，一个半小时作一幅拼贴画，抵得上诗集再版10次的稿酬。“作画的过程让我重享童年的乐趣。拼贴画大多是用废弃物，比如麦秸秆、麻布这些无价值的东西，经我重新设计，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和意义。”喝完咖啡，漫步在夜晚的南京西路，他盯着一块陷在泥泞中的麻编草垫看了好久，“这玩意要是再干净一点，我就捡回去作画了。”

车子快经过鲁迅纪念馆的时候，他的中国译者、北外的阿拉伯语教授薛庆国指着路标告诉他：有人评价你是“阿拉伯世界的鲁迅”。

阿多尼斯于是掏出小本子记下鲁迅的名字。他总是随身带着小本本，记下思想的碎片和意象的火花，记下走过的路、见过的朋友。这些是他为诗歌的鸟巢搜集的小枝条。他知道鲁迅，在他捧读过的中国文学中，有3个名字熠熠生辉：屈原、李白和鲁迅。

阿拉伯民族十分爱好文学，著名美籍阿拉伯史学家希提说：“任何一种语言对本民族的精神所能发生的无法抗拒的影响，似乎都没有阿拉伯语这样强烈。”萨达姆·侯赛因在法庭判以绞刑之后，还在考虑自己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他身陷囹圄时，置于枕边的始终是古代诗人穆太奈比的诗集。穆太奈比被认为是“阿拉伯的李白”——古老的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总以这样有趣的方式发生呼应，并隔着广阔的时空遥遥握手。

5分钟后，祖国开火了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生于叙利亚海边一个叫卡萨宾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贫困的农民，血液里却流淌着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艺术基因传递给了子女：长子阿多尼斯成了诗人，一个女儿成了画家。

直到13岁，少年阿里还没有机会进学堂，“我从小就要帮父亲干活，摘果子、种地。”有一天，阿里困倦得在树下睡着了，“梦中我作了首诗，献给叙利亚独立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总统很欣赏，说：”孩子，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想进学校，我想学习。‘“

这个梦在他14岁时惊人地变为现实，与梦中情形如出一辙。当时叙利亚总统在阿里的家乡附近巡视，少年阿里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

这是阿多尼斯生命中第一个奇迹，他因此说：我生来就是诗歌之子。

在中学，阿里开始以“阿多尼斯”的笔名发表诗作。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是爱神和冥神都着迷的美少年，也是叙利亚国王之子。上溯到高古，这个词来自古黎巴嫩一条叫做“阿多尼”的河流。“这笔名显示出阿拉伯与西方长期相互影响，而我们现在却要分这是东方还是西方。我高兴的是，我106岁高龄的母亲现在也叫我阿多尼斯，而不叫我原名。”

“我经常写诗，署上真名后向报社投稿，但没人愿意发表。阿多尼斯启发了我，以这个笔名再投，居然顺利发表了，从此这家报社不断刊登我的诗歌。有一天，报社主编通知要见我。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去见这个大人物，主编很惊讶，经过交谈，他才确认我不是冒牌货。”

女作家安妮·沃德·明科夫斯基这样描述阿里出现在主编室的情状：“竟然是个羞答答的乡下后生，破衣粗衫，脚上还穿了双超大号的靴子。”

大学毕业以后，阿多尼斯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这位金刚怒目的青年，一度投身左翼政治运动，并因此入狱6个月。1956年另一桩戏剧性事件发生在他头上：退役后他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刚过国境线5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宿命还是巧合？祖国，他回不去了。

反对父权就是反对自己

阿多尼斯常说，他有三个出生地，第一个是叙利亚的卡萨宾，第二个是黎巴嫩的贝鲁特，第三个是他如今常年定居的法国巴黎。

在贝鲁特，阿多尼斯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新生，他参与创办了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诗歌》杂志，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贝鲁特在阿拉伯世界素有“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之称，暗合阿多尼斯出狱后远离政治的决心，他于是申请加入了黎巴嫩国籍。

1973年，阿多尼斯获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这本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的巨著在文化界引起强烈震动。

但阿拉伯世界“变化”多于“稳定”，1980年代黎巴嫩又陷入战争，阿多尼斯流亡巴黎，开始了半生的旅居。

“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无论是被逐，还是自我放逐，心灵和表达双重解放的代价是孤独。阿多尼斯能说一口地道的法语，但坚持用母语写诗，因为他坚信“一个诗人永远无法同时用两种语言写作”。

“他属于一个国家/却无法在其中居住；/他居住在一个国家，却无法归属其中。”他自述其中的况味，“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这位阿拉伯老者许多举止都巴黎化了：他风度翩翩，行贴面礼，对女士体贴入微，对葡萄酒有专业的味蕾，大红围巾配上黑色礼帽。这些都是法国绅士的派头。

阿多尼斯32岁时父亲辞世，身为长子的他成为一家之主，3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需要他资助，而他就像父亲曾给予他自由一样，给予弟妹们自由。“他们后来都很有出息，成了学者、外科医生……”

“我一生都挑战父权，反对家庭意义上和阿拉伯社会意义上的父权。父亲去世时我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成了父权的一个代表，我需要反的是我自己。”

他同样给予两个女儿无限自由，她们可以做一切事情，惟一的条件是作出选择前慎重思考。大女儿曾想加入黎巴嫩共产党，“我说，‘你当然可以加入，但我希望你先跟一些党员交朋友，观察他们的人品、他们对党是否忠诚。’几个月以后我女儿满面愁容地回来了。”

他只吃鱼虾与蔬菜，几乎从不吃午饭。一是为节约时间、持续工作；二是为保持适度饥饿，从而保持适度清醒。一夜没有入睡的他，第二天仍精神奕奕，完全不像已近80的老人。母亲这一支家族的长寿基因，赋予他让其他思想者艳羡的素质：他的体能能够追得上他的智力。

我算几流诗人？我需要缴费吗？

“阿多尼斯先生，如果你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该怎么办？”一位上海诗人向阿多尼斯发问。

“很简单，我会尽量说服她们两人同时成为我的爱人。”

阿拉伯世界允许一夫多妻，这问题没矛盾、没张力。于是又问：“如果两个女人被你说服了，却不许你再写诗，你又将怎么选择？”

“我选择诗歌。但我想，若真是伟大的爱情，又怎会容不下诗歌？”

这不是诗的对话，这是智慧的对决。阿多尼斯一头花白的乱发，笑着轻摇酒杯中的红葡萄酒。他说：人是人最大的资本，而爱情是仅有一次的生命所能建立的最好的东西。任何伟大的爱情同时也是伟大的友谊。但是从天性来说，一具身体对另一具身体是不够的，人的一生需要多个身体，要实现这一点很复杂；而且即使拥有了很多身体，生命仅凭肉体也无法填满。

在与上海诗人的见面会上，阿多尼斯吟诵了诗歌《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上海诗人也以他们的诗歌回报。有位荒诞派诗人的现场吟诵是这样的：“做爱做到一半/突然不想动了/于是就停在那里/拿一本阿多尼斯的书来读/其实阿多尼斯的书也没有什么看头/主要是想找一找里面有没有错别字。”

因为完全不懂他在念什么，阿多尼斯仍是一脸微笑。只是难为了担任现场翻译的薛庆国，他也只好“于是就停在那里”，没有把这首诗翻译给老先生。

上海诗人默默告诉老先生：他在香格里拉建有一处诗院，五星级标准，常常接待一些诗人朋友，举办一些诗歌活动。一流的诗人去那里一切免费，三流的诗人去那里自行买单。他请老先生在明年8月，梅里雪山最美的时节去香格里拉小住。阿翁高兴地反问他：不知我算几流诗人？我需要缴费吗？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他新近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薛庆国教授因为出色地翻译了这本诗集，而成为阿翁在中国的代言者。“最大的难点，一是丰富的意象和大量的抽象意义，需要寻到恰当的对应；二是他诗歌的音乐性，他虽不写格律诗，但他的诗歌内部充满韵律与乐感。”

阿多尼斯对中译本十分满意，“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他用大手摩挲质感厚重的黑色封面：干净的黑，一轮带着金边的日蚀（或月蚀），薄薄的金色晕光，从墨一般的黑夜渗出来。

“负责装帧的同事一开始完全没概念，我就把对阿翁的理解总结成一小段文字，其中一句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点是悲伤的，但并不绝望。’我同事马上说：我知道该怎么设计了！”本书责编、译林出版社的王理行说。

诗歌注定不会畅销，译林出版社事先很谨慎地告诉阿多尼斯：这本书多半不赚钱，能否授予我们版权？

他痛快地发来授权：我不要钱，但我要看到一本好书。

是伤口造就了我

人物周刊 ： 13岁之前，您还没进学校读书，您的诗歌启蒙来自哪里？除了父亲喜爱诗歌之外，还有什么途径能接触到诗歌？

阿多尼斯：我在诗歌上最初的师承是大自然。小时候，我常常感到，我是树木的儿子、田野的兄弟、泉水的朋友……对鸟类，我特别着迷。并非像其他孩子那样只想着掏鸟蛋，我喜欢看鸟筑巢。鸟是多么神奇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鸟巢的外壁那么粗糙，全是树枝与树叶，而内壁却那么柔软。每个鸟巢都彼此不同，而人类的房屋却彼此相似。另外雨也让我特别着迷，下雨时节我总是欢喜。我光着脚、赤裸着身子去迎接雨水，雨水仿佛是自然予我的私赠。我常常跑到河边，看雨水汇入河流。

人物周刊  ：您在诗中说，“我自幼便受过伤，我自幼便懂得，是伤口造就了我。”在3个出生地中，哪里给您留下最深的伤痛？

阿多尼斯：无论是母亲的子宫还是孩子的脐带，都伴随着撕裂才带来生命，如果不是受伤，人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也不会认识这个世界。

25岁那次入狱当然是比较大的一个伤口。在监狱中我真正体验到受屈辱的感觉，我也第一次感觉到：人的价值在当权者眼中一文不值，一个根本不尊重人的政权怎么可能引领这个国家前进？人应是一切政治的目的，而不是工具。从那时起，我对政治彻底绝望，决心远离政治。

人物周刊  ：在黎巴嫩爆发战争后，您逃亡到巴黎，您亲身经历的战争是怎样的？

阿多尼斯：我眼前一切都在焚烧、一切都在被摧毁、一切都在被杀戮。战争就是十足的兽性，甚至比兽性更凶残。野兽只在饥饿时吞噬别的动物，而战争却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面临挑战，人类仿佛是为了乐趣彼此杀戮。这比野兽更野蛮。

人物周刊  ：您有过接近死亡的经验吗？

阿多尼斯：以色列围困贝鲁特的时候，我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办公。炮弹和子弹从四面八方过来，跟我同街的一个朋友觉得这太危险，劝我躲避到他家中，我于是搬去跟他住。朋友叫我去厨房吃早餐，我前脚刚离开卧室，一枚炮弹就把它炸了。

把生活从平庸中解放出来

人物周刊 ：您如何看待死亡，这个人类的终极命题？

阿多尼斯：死亡是如此平庸的事情，每个人都要碰到，所以不必考虑。对我来说，怎样活着才是问题。正因为人活着，所以每一刻都在接近死亡。我对死并不害怕，惟一担心的是死亡在不该来临时来临了，怕那时我的任务尚未完成。

人物周刊  ：那您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又是什么呢？做到怎样您可以觉得此生足矣？

阿多尼斯：我永远不会认为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任务。生活非常美，充满了未知，即使一个人活好几辈子，也不能穷尽它的美丽与未知。对我来说生活永远是求知、探索、旅行，永远向着无限进发。

人物周刊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您说您不怕死亡，只怕死亡在心愿未竟时提前到来，可是您的追求又永远未竟，那么无论死亡何时到来，都是不合时宜的。

阿多尼斯：（大笑）确实如此，我不害怕是因为害怕没有用。拥有死亡是生的幸运，而生的意义有三：诗歌、爱情、友谊。

人物周刊  ：那些没有福气欣赏诗歌的人可怎么办呢？这一块人生意义如何填补？

阿多尼斯：诗歌不仅仅是诗歌。诗歌是指艺术，对人生的态度、观念和看法。每个人都该有能力把生活从平庸中解放出来。这个意义上，人皆可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

人物周刊 ：您父亲就是一位爱好诗歌的农民，您记忆中的父亲是怎样的？

阿多尼斯：父亲非常英俊，他喜欢田间生活，总把收入慷慨地平分给他的兄弟。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最大裨益就是我感觉到，父亲有意跟我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父亲希望按他的理想造就我；另一方面，他给我更大的自由空间，允许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我想做的事是对的。从父亲身上我体会到真正的民主作风，体会到对人之个体的尊重。在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之下，我父亲怎么会不像一个父亲而更像一个朋友？遗憾的是，我没有在他生前更好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来不及向父亲表达他应得的敬意。

诗歌对存在有许多话要说

人物周刊  ：诗歌似乎是与人的自然属性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这个年龄，您是否还可以保持高产？

阿多尼斯：现在我比15年前产量更丰，质量也更高，因为我对诗的看法改变了。我原先跟很多人一样，认为诗是对感情的表达。但情感如火，是会熄灭的。其实诗歌是对世界、对存在的一种全面观点，它包括一切，如爱一般不断再生。我对世界的看法日趋成熟，我的诗歌也因此更加接近完美，尤其随着年岁增长，死亡越来越近，诗歌因此得到了更深的维度。年轻时，写诗就像一眼泉水，诗句自己涓涓流出；现在，写诗如挖井，不断往下挖，井水才会喷涌。有的诗人是烈火，猛烧一阵就完了。而我的诗是火炭，到生命终结的那天才会熄灭。

人物周刊 ：您不但写诗，也写大量严肃的思想性专著。您说，“写诗时，我让理性和逻辑沉睡；思考时，我让情感入眠。”真可以像开关一样切换自如吗？我很怀疑。

阿多尼斯：这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写诗的时候我如在梦中，写散文和学术文章我就在现实中。写作如爱，爱的高峰就是性，生活的顶点就是诗歌。梦与现实的切换是自然的，我不觉得其中有何矛盾。

人物周刊 ：您如何评价自己？又如何看待屡次擦肩而过的诺贝尔文学奖？

阿多尼斯：我感到迄今为止我还什么都没写呢，我梦想做的事情，我今后会努力完成，换言之，我现在尚未开始。我从不关注诺奖，一切奖，包括诺奖与我无关。获奖不会增加获奖者作品的价值，不获奖也不会减少未获奖者作品的价值。

人物周刊 ：当下诗歌处在退潮期，您诗里说，“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

阿多尼斯：当哲学沉默的时候，当科学陷入迷茫的时候，当人类一切知识都因为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不吭声的时候，艺术，尤其是诗歌，仍然对存在的未知有许多话要说。所以诗歌是所有言说者都不作声的时候，惟一的言说者。

诗歌读者在减少是事实。人们疲惫了，把文化视为电视屏幕，只要睁开眼就能看到，不需思考。但诗歌数量的减少，已经被诗歌质量的提高和诗歌读者质量的提高弥补，诗歌赢得的比它表面上失去的要多。

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多或少，而是取决于质量。如果一定要从数量的角度来评估，今天诗歌面临的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读者减少不是诗歌的过错，是当代文化的过错，是人类文明衰落的标志，而不是诗歌衰落的标志。

人应该不向任何事物称臣

人物周刊 ：您上次来中国是在80年代，那也是中国发生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在两个如此飞速变化的时段来到中国，您的感受如何？

阿多尼斯：要完整地判断社会变革，你需要从社会的内部、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出客观结论。我现在只能浮光掠影地谈谈我的感受，总的感觉是：中国发生了巨变，这证明中国人有巨大的能量。无论巨变中出现了多少消极、无序、负面的因素，但在我这样的外人眼中，对如此巨变只能表示敬意。此次中国之行加深了我一个看法：未来中国可能是惟一能与美国在国力上一较高下的国家。

另外，这种能量极大的变化在我看来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意识的。在这背后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巨手到底是什么，我还不能真切地把握。

人物周刊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同属东方，某种程度上有共通性。我们不但期待您的诗集，也希望《稳定与变化》这样的学术作品被引进中国。能简单说说这部书吗？

阿多尼斯：它是阿拉伯现代著作中，第一本研究阿拉伯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阿拉伯人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著作。这部书第一次向阿拉伯人展示了隐藏在他们文化深处的可怕地狱，了解这些灾难性因素才能走出地狱，否则阿拉伯文明将面临终结。

人物周刊  ：阿拉伯人如此重视宗教传统，您这样不信教的人凤毛麟角。

阿多尼斯：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我认为这句话恰恰表明了宗教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真正信奉自由，他就不会去反对别人的信仰，无论这信仰是什么。但若有人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强加于人，就应该反对。总体来说，我并不赞成宗教，归根到底这是一种投诚，而人应该生而为创造者，不向任何事物称臣。

人物周刊  ：我从您这句话里听出了尼采，您在大学攻读哲学时，对您影响最深的哲学家有哪些？

阿多尼斯：我钟爱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及现代的尼采、海德格尔。这是我比较偏爱的一条哲学脉络。每一首伟大的诗歌都表达了伟大的哲学，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过分强调身份是弱者的表现

人物周刊 ：作为流亡诗人您经常被问及您的文化身份，您一再表示，您“惟一的国度是阿拉伯语”、“任何有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祖国”，似乎并不重视文化身份。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因为您无法给自己一个身份，在精神上成为永远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和叛逆者，是吗？

阿多尼斯：你的提问就是我的回答，你很理解我。过分强调身份是弱者的表现，因为弱者没什么可以奉献，只好强调自己的身份，身份永远与过去相连。诗人的身份应是创造，我对身份的定义是：永远走出你的身份。

人物周刊 ：您几乎经历了阿拉伯世界半个多世纪来所有的苦难。这半个多世纪中，大批阿拉伯人前往西方，比如您与萨义德——你们始终保持对阿拉伯和西方世界的批判，并致力提升阿拉伯文化的现代性。这种批判性的态度是否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割裂？您知道，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也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

阿多尼斯：萨义德和我代表了一批知识分子，我们批判西方社会，也批判阿拉伯社会的弊端，我们是双重批判者。极端思想不是思想，只是口号；而极端主义者不是思想家，只是战士。

对政治中最基础的东西进行批判才可能改变政治形态。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批判，仅仅是肤浅地批判表象，结果就是一种不良政治代替另一种不良政治。

现代性意味着变革。要在任何社会实现变革，仅凭思想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机构、制度的变革。诗歌不能改变制度，诗人无法改变世界，他只是提供看待这世界的新观念。问题在于，那些领导世界的人，是否愿意接受变革的观念？

如何理解传统可能会有歧义。也许你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所说的“传统”，跟阿拉伯语境里的“传统”是不同的。在阿拉伯传统把人拉回过去的一切，而生命永远把人引向前方。这样的传统是反生命的，会扼杀人走向前方、改变现实的抱负，扼杀人类进步的冲动。现代化和现代性诚然也有其危险，它们会把文化变成一件时装、一种时髦。这与现代性的本旨相悖，现代性的本旨是创造，它既不能被拉回过去，也不能任由潮流和趋势牵着鼻子走。

（未署名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07年5月，国家图书馆举办“期刊在中国”展览，回顾期刊在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这个展览，还是下了一些工夫的。但是对于“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自办的数以千计的群众刊物只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本文说的红卫兵刊物，是指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名称固定、装订成册、按期发行的出版物，不含报纸。本文所说的红卫兵，包括狭义的红卫兵（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和广义的红卫兵（包括工人、农民中造反派）。

红卫兵刊物出现的历史背景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的刊物都是官方主办，没有私家刊物。进入1960年代中期，这些官办的刊物引起党的主席毛泽东的不满。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严肃指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曲、美术、音乐、舞蹈等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刊物严厉指责。“文革”一开始，大多数刊物就在劫难逃了。1966年5月，北京市委决定，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停刊。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停办的刊物。仿佛碰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众多期刊哗啦啦纷纷停刊。到1969年，中国大陆只剩下《红旗》杂志等区区二十种正式期刊，为中国百年期刊出版史上之最低点。

红卫兵刊物的喷涌

与国家正式出版物的凋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各类群众（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报禁”解除，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开始出现。特别是随着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难以计数的红卫兵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一时间，从油印传单到小报小刊，出版手段呈现民间化的特点——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观。

红卫兵造反派报刊的雏形是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大字报。后来发展为自办小报、刊物。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题写刊头的《新北大》创刊，这是最早的红卫兵小报。1966年11月北京大学主办的《文化革命通讯》出版，这是最早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之一。北京著名的“五大高校”学生组织都有自己的刊物，如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文艺批判》、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北航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的《教育革命》等。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都是自行编辑印刷的，不到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备案，无须刊号和准印证（1968年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刊物的报批制度），稿件也不需要主管部门审查，印刷出来之后，有的无偿赠送，有的用于交换，有的定价出售，有的甚至可以通过邮局发行。

红卫兵造反派报刊的大量出现与中央领导的支持分不开。毛泽东题词的北大校刊《新北大》创刊，对红卫兵造反派创办报刊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多次动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创办刊物。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在“革命”、“造反”的旗帜下，斗争激烈的各派组织纷纷创办报刊，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爱造反派之所爱，恨造反派之所恨，想造反派之所想，急造反派之所急！为革命造反派直接提供用兵的战场！”（见开封师院“八·二四”1967年11月《战地黄花》创刊号），各地红卫兵造反派创办的报刊呈现万马奔腾的局面。

红卫兵刊物的特征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特征可以从刊物名称、刊物封面、刊物内容三个方面看出来。

刊物名称具有鲜明的“革命”和“造反”特征。你看：《烈火》、《准备》、《点火》、《上天》、《大喊大叫》、《钢二司》等，尽管名字千奇百怪，但皆有出处。有的是从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中找出的现成词语，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万山红遍》；有的是使用“文革”流行语言，如《斗私批修》、《大破大立》、《教育革命》；有的是以自己组织的名称作为刊物的名称，如《井冈山》、《钢二司》，《八·二五》；有的是本行业的名称与革命词语相结合，如《红色电影》、《外语红旗》、《美术风雷》；有的是直接说明自己杂志的主题，如《批翦战报》、《批彭战报》、《红卫兵文艺》等。

红卫兵刊物的封面多是红色基调，主要构图是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形象、毛主席语录及诗词手迹以及高大的工农兵形象。封面总体上给人以大喊大叫、剑拔弩张的感觉。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刊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语录，特别是刊登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早期文稿、毛泽东最新指示等。有的编写了毛主席文艺语录、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语录，有的还刊登了一些民间抄传的毛主席诗词等。

二是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的通知、通告。

三是刊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这些讲话是研究“文革”的珍贵档案资料。

四是刊登大批判文章。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以及批判所谓“黑头目”、“黑作品”、“黑理论”的文章。这些大字报式的文章无限上纲、捕风捉影，从论点到论据皆无可取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供批判用”的“黑讲话”、“黑理论”，为我们保留了大量老一辈革命家的讲话。

五是刊登派性斗争和武斗的消息、文章。小报小刊既是各派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宣传自己主张的阵地，又是攻击对方的工具。

六是刊登“路线斗争”的历史资料。那时，几乎每个行业都编写了本行业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这些大事记一般长达数万字，多是通过自己编印的刊物发表的。

七是刊登本派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分析讨论形势的意见。

八是刊登文艺、美术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样板戏、红卫兵编写的大型歌舞史诗、电影剧本、歌曲、版画、政治漫画等等。比如北京大学造反派编印的《文化批判》曾在1968年9月出版了增刊《抗大的道路》（革命歌舞剧）；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编印的《红旗文艺》创刊号上刊登了歌舞朗诵剧《红卫兵战歌》。这些刊物是我们了解、认识和评价红卫兵文艺的主要渠道。

九是刊登照片，既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照片，也有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照片，还有批斗大会现场及批斗对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的照片。像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主办的《文革风云》就刊登了批斗陈毅大会的照片，包括陈毅“低头认罪”的照片。

十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其他一些情况。

红卫兵刊物的印刷与发行

红卫兵造反派的刊物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

红卫兵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出版的刊物用的是公家的经费。一般地说，一个单位都有两个派别以上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掌权的一派，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公款出版自己的印刷品；没有夺得权的，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要与对立面论战，要在社会上制造自己一派的影响，必须印刷自己的宣传品，尽管他们也能从单位得到一些纸张、油墨和油印机，甚至少量经费，但更多的需要自筹资金、自己想办法。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发行渠道，不外乎赠送、交换、组织人员外卖等，有的还通过邮局发行。笔者收藏的红卫兵刊物中，有的封面上盖着“交换”、“赠送”字样的印章。

为了扩大销量和影响，一些报刊往往要求本单位＂牛鬼蛇神＂上街卖报。如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都曾被勒令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广场卖报。

由于群众组织的报刊较多，一些城市的街头出现了固定的材料交易点，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此交换自己的报刊和小册子。

1967年12月，上海的红卫兵要求把自己的《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一起发行，遭到拒绝。造反派一怒之下，造了《解放日报》的反，逼迫《解放日报》发行《红卫战报》。此后，邮局开始发行红卫兵造反派的报纸和刊物。

有名的红卫兵刊物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具体有多少种，从来没有准确的统计。1968年5月4日，谢富治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有五十几种小报，期刊四十几种，总共九十九种，快到一百，估计还有没统计的。”他说的是“1968年5月”的数字。在此前后，红卫兵造反派的报刊不断地创刊、停刊，走马灯似的。笔者收集到的北京造反派的刊物就达两百多种。我估计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有几千种。这里列举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刊物，以窥斑见豹。

《文化革命通讯》。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编印——它是“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处于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首的聂元梓“执政”“新北大”时创办的刊物。编辑部的地址在聂元梓起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本杂志1966年11月创刊，是全国创刊最早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之一。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北京大学、北京乃至全国“造反”的重大事件。何时停刊、共出版多少期，没有资料可查。我手头有一至十六期杂志。

《文革风云》。它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创办的刊物。十六开本，每期三十多页。刊物通讯地址：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学楼一百三十九号。我保存有第一至十四期杂志。何时停刊、共出版多少期，没有资料可查。《文革风云》的内容像众多红卫兵刊物一样，刊登的多是大字报式的批判文章。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这本杂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外交系统的红卫兵批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全过程，也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陈毅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顽强风采。

《外语教育革命》。首都外语教育革命联络站《外语教育革命》编辑部编，月刊，十六开本。这是“文革”中比较少见的中、英、俄文对照的红卫兵刊物。这本杂志的特色是，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对照刊登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当时中国流行的政治口号。

《革命参考文献》。上海东方红编辑部编印，1967年3月创刊，不定期出版。我手头有第一至十八集刊物。这个刊物的封面、封底样式基本固定，每期都有几个画页，刊登数幅彩色及黑白美术作品，其中的宣传画、漫画很有特色。它属于文摘类刊物，每期围绕一两个主题，将当时全国流行的批判文章、大字报一网打尽，基本反映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批判指向和动态。笔者粗略地统计，这十八期杂志中，共收录四百余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一百多名政界、文艺界知名人士。

《美术风雷》。红卫兵美术运动、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文革”艺术的“三大神话”。刊登红卫兵美术作品的红卫兵报刊为我们欣赏和研究红卫兵美术提供了最直接、最便利的条件。我收藏齐全的第一套红卫兵刊物恰恰是一套美术刊物——《美术风雷》。《美术风雷》的主办单位有中央美术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等十家之多，编辑部地址：北京东城反帝医院前街中央美术学院内——协和医院被红卫兵改名为反帝医院。《美术风雷》杂志1967年6月创刊，1967年9月下旬停刊，一共出五期，它主要刊登批判美术界权威的文章，显示了红卫兵文艺造反、决绝、颠覆的特征。

《红卫兵文艺》。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主办，社址在北京交道口棉花胡同的中央戏曲学院内。《红卫兵文艺》的前身是《大破大立》，从第三期改名《红卫兵文艺》。它主要刊登小说、回忆录、散文、诗歌、曲艺、歌曲及美术作品等。《红卫兵文艺》是最具红卫兵特色的杂志之一。它第一个鲜明地打出“红卫兵文艺”的旗帜，发起“红卫兵征文”，发表了大量的红卫兵诗歌、报告文学、小演唱等，杂志中还有许多插图，让我们看到了红卫兵“文艺”的模样。《红卫兵文艺》的另一大“贡献”是发起并编辑出版了《在火红的战旗上——中国红卫兵诗选》，这是“文革”中出版的最著名的红卫兵诗歌选，是红卫兵诗歌运动的总结。如今这本书在旧书市场上难得一见。

红卫兵报刊受到中央的关注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小刊管理失控问题，中央高度关注。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一方面肯定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指出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应该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社论进行宣传。

二、毛泽东、林彪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中央内部文件、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编印流传。

三、报刊上不得发表反对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

四、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报刊泄密相当严重，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及经济、外交、机要方面的重要机密，必须迅速制止。

五、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中央方针进行。

七、不要传播“马路新闻”、政治谣言。

事实上，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出版中的混乱情况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的。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央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点名批判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主办的刊物《科技革命》。这个刊物擅自刊登了中央负责同志对驻京国防科研单位的报告及有关批示，造成泄密。

1967年12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勒令福州〈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指出：“福州发行的名为《北京》的刊物上，擅自大量刊登没有公开发表的未经核实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此刊物应立即停刊，并把过去已出版的二十九期送十套交中央文革审查。”

红卫兵刊物的停刊进入1968年，红卫兵造反派文斗武斗，动枪动炮，各地流血事件不断。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对武斗现象进行严厉批评。随后，“工宣队”进驻并接管大专院校，解散红卫兵组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红卫兵刊物有的停刊，有的由“工宣队”或“革命委员会”接管。民间组织争相创办报刊的局面结束。

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中央对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停刊的具体指示，但有些省革命委员会曾有过明确要求。比如，1969年3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提出群众组织办的各类报纸、刊物均应停办；5月26日，浙江省省革命委员会又作出《关于群众组织的报纸、刊物一律停办的决定》。

到了1970年，已经基本看不到红卫兵造反派创办的报刊。

红卫兵刊物的收藏与研究

十年文革梦醒，大地烟消云散。“造反有理”的喧嚣已被岁月的风尘淹没，存世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已经不多见了。尽管在“文革”进程中，一些新闻单位、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文革”文物的收藏，但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员的沉浮，加上“文革”后对“文革”宣传品的销毁，红卫兵报刊如今存留在世的并不多见。我从网上查到，目前世界上收藏红卫兵资料最多的四家单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

现在，国内外除了一些人收藏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外，几乎不大理睬红卫兵造反派期刊，藏书和读书界也很少有人专门去收集研究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当2000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期刊大词典》（上下卷），共收录中国出现刊物以来的期刊三万三千零三十六种，是介绍中国期刊最全面的工具书，可它对文革出版的众多群众刊物只字不提。

我手头千余种红卫兵造反派刊物，是近年从各地旧书市场上一本一本攒来的。

红卫兵刊物是文革的语言事实和文字现场，是“活标本”，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收藏并研究这些刊物，对于研究红卫兵、研究造反派、研究“文革”，或许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怀念名家】

4月11日，著名作家林斤澜去世，享年86岁。林斤澜，1923年6月1日生于浙江温州，代表作有小说集《矮凳桥风情》、《十年十癔》等。晚期作品冷峻，被称为“怪味小说”。曾任过《北京文学》的主编。本报记者访问了《北京文学》名誉社长章德宁，并约请文学评论员胡传吉撰写了评论。

4月10日，我去医院看他，他因为口腔插着吸痰的东西，不能说话。但是，他看到我眼睛突然一亮，露出以前和人哈哈笑着打招呼的神情。林老真正做到了参透人生，笑对生死，他真的是笑着走的，死得很灿烂。在离世前10分钟，还在和女儿聊天。

林斤澜对于中青年作家，总是不遗余力的提携。对于同事和其他人，也非常宽厚。在任《北京文学》主编的时候，我负责编辑的一篇小说，有人担心发表出来会惹麻烦。林斤澜说，出了问题我来承担，顶多我不当主编了，回去当作家。

他在《北京文学》做主编的那几年，是《北京文学》杂志的又一个高峰。我们刊发了余华的《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刘震云的《单位》，刘恒的《伏羲，伏羲》以及刘庆邦、莫言等人的作品，杂志的声望得到了文学圈的公认。1989年他期满换届，离开《北京文学》主编职位。在告别会上，他说，《北京文学》这几年成绩是主要的，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责任在我一个人，和其他人无关。

林斤澜的小说作品，尽管评论家们注意到了林老在创作上一直追求技巧和艺术创新，但关注度还是不够。此外，他对历史的反思也很深刻，大是大非有责任感，他一直讲，作家要有良知和操守。

口述/章德宁

他在潮流之外 ———悼念林斤澜

林斤澜是难以归类的小说家、散文家。他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如其成名作《台湾姑娘》，颇具20及40年代的优雅，“十七年文学”之概念，习惯了归纳斩钉截铁的文学，却不知道把《台湾姑娘》摆在哪里；80年代他似乎又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先锋文学搭不上界。他能够站在潮流之外，又比潮流更持久；他既让评论心仪不已，又让评论左右为难、词语失范。

事实上，梁实秋、沈从文的文影照亮了他，汪曾祺的坚持鼓舞了他，西方现代派写法提示了他，他有他的写作根系。从传承角度看，他不属于纷乱的当代，他属于光荣的现代，他是经时光缝隙小心保存下来的珍宝，他的离开，必唤起人们的巨大失落与强烈不舍。随着老一辈人的渐次告别，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疼痛渐渐旧去、淡去，年轻一代可能就只剩下7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的簇新记忆了———有日新月异的外壳，而无沉静自持的内核。有时候，痛念他人，何尝不是哀告自己？

追念他，尊重他，就从作品开始。林斤澜看似寂寞超然，但其作品能在读者心中搅发热闹快意之气。有时候，他也促狭淘气，《十年十癔》让人咬牙切齿让人捧腹，《春风》里有蜜意，但戏说谑述又化开了浓情，真可谓有情有趣，他实在不是刻板说教、故作凝重的人。有时候，他让人疑心他也矛盾愤怒，如《满城飞花》，不是没有尖锐与钝重之痛，但这一切，他藏得很巧、藏得很深，让人“想入非非”，自己却“置身事外”，再聪明不过。还有《春雷》、《竹》、《头像》、《舞伎》等小说散文，以及《矮凳桥风情》系列，节奏稳定，语言质朴硬朗，字里行间的意旨连接不疏不密，有当代中国人难理解的舒缓大度。不慌张、不悲亢、不迎合、不喧哗、不热烈，他的小说与散文，有高贵的气质。

文章的修养往往与人的气质连在一起。也许是劫后重生的经历警醒了他，壮年以后，他珍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保持宽厚但不合群的风格，他坚守内心与现实的隔离。他有他的选择，他有他的信与不信，他有他不愿提及的隐秘。对他个人传奇的书写，对他内在世界的探幽，才刚刚开始。

文/胡传吉

4月11日下午，著名作家林斤澜因病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享年86岁。

林斤澜，原名林庆澜。浙江温州人。1923年6月1日出生于温州百里坊八仙楼口。中学时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革命活动。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曾学习过电影戏剧专业。1950年发表第一个剧本，其主要剧作结集为《布谷》于1957年出版。此后转为写小说、散文。第一部小说集《春雷》于1958年出版，其中的《春雷》和《台湾姑娘》使其崭露头角。还出版有《飞筐》(特写集)、《山里红》(小说集)等。1966～1977年辍笔。文化大革命后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力作《竹》曾改编为电影。1981年发表的《头像》获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出版的小说集有《满城飞花》、《林斤澜小说选》、《矮凳桥风情》，文论集《小说说小》，散文集《舞伎》等。其小说多取材于北京郊区农村生活和知识分子的遭际，以散文的笔法，着力表现一种特殊的氛围，结构精巧多变。晚近的作品冷峻、深沉、尖刻，被称为“怪味小说”。曾任《北京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