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公民教育关系到教育的终极目标。

《规划纲要》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公民教育的忽视。这关系到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接班人”，不是培养“螺丝钉”，而是要培养合格的公民。

在中国， 公民教育其实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它与中国的新学制度相伴随， 是西方文明传入近代中国的产物。1913年，上海群益书社完整翻译出版了《美国公民学》，这是美国公民的必读书。西方文化在初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最先看到了它的生机。“公民课本”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认同人类普世价值的表现。在民国时代的学校制度中，公民教育是成体系的。我们看当时商务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公民教材，从小学到大学是很完整的。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和理解。后来国民党加进三民主义的“党义”，但关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大体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教员们也有诸多自觉抵制“党义”的行动。也就是说，在民国的公民教育体系中， 主流是纯正的， 不是“党义”至上。对政府的认识，当时主要讲的就是“政府之弊端及险象”，对政府之弊端保持警惕，这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义。

1 9 4 9 年以后， 公民教育从课程体系中退出，代替它的是政治教育。“公民”和“政治”相关，却不是相同的概念。从“公民课”到“政治课”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转换。公民意识，主要强调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上世纪9 0 年代以来， 一些有识之士再提公民教育。有学者编出了系统的教材，比如，杨东平主编的《新公民读本》，已出版的小学四册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方面，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在公民价值观方面，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在公民知识方面，包括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主题；在公民参与技能方面，包括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主题。应当说，公民教育的框架，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像“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新闻舆论的力量”、“维护公正”、“走近民主”，都是很重大的主题，但课本通过孩子容易理解的小故事，做出通俗活泼的讲解，并且配了生动有趣的插图，让人耳目一新。

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大体上也包括了这些内容。只是那套书没有明确地打出公民教育的旗帜，有其实，无其名。李慎之生前看到这套书，认为是他所见到的最好的公民读本。

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到“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但实际操作仍然障碍重重。传统的政治课还是刚性的，公民课仍然没有提上日程。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我认为，只有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终结政治课，启动公民课，让公民教育进入大中小学的课堂，走向公民社会才有坚实的基础。

傅斯年是“五四” 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杠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推许评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 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入了史学领域。

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 “以教书匠终其身”。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正是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海峡两岸一大批声望卓著的史学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在动荡的乱世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都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同时提出8条具体的应变举措。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无犹豫的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就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走势作出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只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长，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提出了固守湘西、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西威胁汉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抗战打到第18个月，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的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日本措手不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1944年7月抗战七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在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出衰败迹象。但他判断这已是日本的下策，“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结果与他的分析几乎吻合。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问窗外事的迂腐学者，大多数都具有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1946年，蒋介石要他做国民政府委员，他在3月27日写信谢绝，信中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愚憨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当初做参政员，是因为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所以不敢不来，战事结束，当随之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这一点，他在给亦师亦友的胡适信中说得更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独立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使权势集团有所忌惮。所以，他最多只愿出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极力劝阻老师胡适入阁。1947年，蒋介石想拉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纷驰，劝胡适：“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最终胡适留在了北大校长的位置上。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与蒋介石虽有私交，但他可以当面批评蒋。

他曾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皇亲国戚、党国要人从行政院长的台上轰下来。孔宋门第显赫，长期掌管国库的钥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是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团，蒋介石都奈何不了，世人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这不是有些人说的“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而是傅斯年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与炙手可热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

1938年，他两次上书蒋介石，从物望、才能、用人、内政、外交、政风与家风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院长，劝蒋把他换掉，未被采纳。1942年，抗战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孔家却乘机大发国难财，贪污数额之巨，贪污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傅斯年拍案而起，带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案。当时，孔正在美国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召见了傅斯年等人，进行安抚搪塞，希望他们出言慎重，以维护政府的威信。蒋在请傅斯年吃饭时，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有傅斯年这样“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的知识分子，劣迹斑斑的孔祥熙

终于在1944年被轰下了台。

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没能逃过他的“大炮”。宋上任伊始一些作法还算得人心，傅斯年也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过他的好话，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1946年春天，宋子文决定放开外汇市场、抛售黄金，试图回笼法币，以谋求物价和币值的稳定。特殊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中饱私囊，引发了民怨沸腾的黄金潮，导致全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傅斯年极为震怒，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从“看他的黄金政策”、“看他的工业政策”、“看他的对外信用”、“看看他的办事”、文化素养及生活态度等五个方面的事实论证“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此文一出，朝野震动。接着，他又再发二文。像这样指名道姓，毫不客气地戳着政府首脑的鼻梁，可不是有人说的“小骂大帮忙”。宋子文鞠躬下台，与他的炮轰有关。

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1947年2月，他在《世纪评论》发表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成为一篇传世檄文，他开宗明义提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果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过两年，国民党政权就崩溃了。

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曾说：“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无论是通过参政会、立法院这样的民意机构，还是通过民间报刊的舆论平台，他都公开、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确乎形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压力。他轰走两任行政院长，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想制造什么新闻，追求轰动效应，因为他在国内外早已是声名显赫、如雷贯耳的人物。他这样做，纯粹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他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1949年之前，他所生活的中国既无自由、也无公平，所以他才对孔、宋这样祸国殃民的特殊利益集团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要为这一心中的理想而不断呐喊。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当然，傅斯年也有不宽容的时候，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的人员。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当初种种无奈的理由，但他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不宽恕。他认为：“‘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每次提到罗振玉，他必加“老贼”二字。他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象年轻人一样跑到街上去喝酒，挑着帽子乱舞，逢人便抱拳相贺，回到家才发现，连手杖和帽子都丢了。

一、大学扩招的历史评价

二十年前，能上大学，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但如今我们也差不多实现了。

在二十年前，谁要敢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让多数中学生进入大学校门，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很多事情其实做起来，比我们想象的还是要简单，考大学也是这样，我是很不赞成有人批评现在大学扩招以后，教学质量有所下降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决定，战争期间任何曾在部队服役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接受政府的资助完成大学学业，当时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就反对这一决策，他们的理由是，允许不够条件的学生上大学会造成美国大学教育水平的下降，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退伍军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用功、最有成就的学生，因为战争的经历改变了他们，也许他们的智商不是很高，学习成绩平平，但作为成年人，他们珍惜了第二次受教育的机会。

1977年，中国大学恢复招生以后，在北京地区，就是因为在原来的招生基础上，扩大招收了一部分学生，从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如今是非常杰出的，可以设想，要不是当年的扩召，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进大学校门了。现在看来，1977年，没有能够正视中国十年没有大学生的现实，而把大学招生的门槛限定的过高，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五十年代初期，为了中国的建设，国家不是也曾有过调干生上大学吗？当年的调干生当中，杰出的人也是举不胜举的。反对扩招的声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而把扩招的意义看轻了，多数人能进大学受教育，它的意义远比培养少数精英要深远得多。因为精英多数依赖秉赋，对于这些人来说，教育是第二位的。但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精英，至少主要不是培养精英，而是提高大众的基本素质，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能让更多的人上大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对于精英来说，大学的普及不会导致他们远离好的教育环境，而对于大部分普通学生来说，他们因此获得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的。

中国高等教育能走到这一步，远出于人们的预期，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但问题毕竟是第二位的。许多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他们是为学费发愁，许多让人听了落泪的事也发生了不少，但这样的问题，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相比十七年时期，因为政治的原因，使许多人丧失上大学的机会，如今为钱发愁，总是向平等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比文革后期，只有工农兵大学生的情况，更不知道要好到哪里。

中国有些事是不能细想的，按说，工农兵大学生，这个理想确实很让穷人感动，把高等教育的权力让工农兵来更多享受，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工农兵大学生当中，真正的工农兵并不多，而多的是干部子弟，就是在农村，也至少是大队干部的子弟，当年有多少插队知识青年，就是为了上大学，而放弃了自己的人格，更有许多女知青，为上大学被农村的干部所欺侮，教育的绝对平等是一个理想，人们有那样的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绝对的教育平等，我们一时还难以实现。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对于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这样的事，也应该多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但我们也要正视这其中蕴含着的巨大社会进步。

二、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

近来全国高校的合并风潮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使我想到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1947年，胡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当时有一个设想，就是要在全国先发展十所大学，让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胡适的设想是第一个五年，先发展五所大学，第二个五年再加上五所大学。他说：“第一，国家的人才与财力恐怕不够同时发展十个第一流的大学。第二，先用国家力量培植五所大学，可以鼓励其它大学努力向上，争取第二期五个大学的地位。”胡适当时的计划，主要考虑的还是大学如何发展它的研究所，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它的核心思想还是大学的独立地位。当时中国大学的格局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的。胡适在他的设想中多次提到过，国家在选择发展的大学时，对于这三种大学要给予同样挑选的机会，要看大学的人才、设备和研究成绩。

对于胡适当时的这个设想，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大体上人们还是认同的。不过由于时局的变化，胡适的设想并没有来得及实行。

第二件事：1952年，新政权也进行了一次高等教育的改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是以美国大学为基本模式的，而院系调整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则以苏式高等教育为主要模式。五二年院系调整的前奏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次院系调整中看出，新政权确实有分散原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企图，所以院系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一个字：分，也就是拆散。是把大的变成小的，把文的变成“工”的。这次院系调整，是新政权初期的一次重大选择，它的意义不单纯是从教育上考虑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的合并，在思路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大体上可以说，就是当年胡适的那个设想。不过胡适当年的设想，是以学术独立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而这次的合并却更多地考虑了在技术层面上和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接轨，却没有考虑我们和世界第一流大学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行政和技术层面，而主要是在大学的基本理念上，也就是说，我们和世界第一流大学最不同的不是大与小，不是学院、研究所和科系的设制，而是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以及党团应退出高等院校等等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上。这次大学调整的主要思路是合，也可以说是对五二年院系调整的一次整体否定，但这样完全的政府行为能不能保证那些合并的院校在学术上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心，人们还在观望。

三、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们现在有没有私立大学？我以为没有。我们不能把那些以培养技术型专业人员和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技术型大学认为那是私立大学。现在提倡的社会办学，还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稍有一点私立大学的意味，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所真正义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现在的政策是鼓励社会办学的，但这个鼓励，只是更多地从办学经费上着眼，而不是从一个民族的兴盛和未来考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中国私立大学兴盛的前景。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以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五十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用不着多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而不知道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唐钺等主编《教育大辞书》509页，商务印书馆）对于教职工会大学，我们过去是有偏见的。对于它的历史过去并没有给予客观的分析。

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忆录曾说过：“早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转引自《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1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

私立大学在大学的地位上和国立大学是平等的，事实上做到做不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要有这样的理念，就以文凭来说，不能因为是私立大学，就取消独立发放文凭的权力，教育的最终检验是社会的认可，如果一所私立大学它的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么它自然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它就维持不下去，自然就要关门，在教育市场化的前提下，我们大可不必为私立大学的前途担忧，也不必对于私立大学存有过多的成见。以为教育一旦开放，就会天下大乱。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我们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是后来中断了，不是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芩、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我们有没有这种诚意，就象当年我们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我们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很让人有信心。中国民间和海外有很多对中华民族有热情的人，他们投资教育的实力也非常强大，如果我们管教育的人能在今年扩大招生的基础上，再把眼光放远，重振私立大学，那我们的教育就会让人有全新的感觉。

四、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是一个雏形，而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大体上说，它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条件：

1、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转引自《大学的功用》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

2、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3、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4、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5、选课制的设立。

6、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7、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8、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

9、政党活动退出校园。

以上这些条件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比较起来，1949年年前中国一些老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现代大学的观念有很多，但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生转化的国家来说，以上那些条件是较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在中国，大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义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也就是十年左右，但那时像北大、清华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够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规，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规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隹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一、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二、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

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

大学是独立的学术机关，当时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

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

五、简单结论

总起来说，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国立大学（包含省立、市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可惜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

1977年前十年，中国大体上没有大学。1966年前的十七年，中国大学的主要历史也很难说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很少有平静的时候，1952年前后有思想思想改造运动，随后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胡风及镇压反革命、然后反右派、接着大跃进，在大学中反右倾拔白旗、到了六十年代又搞四清运动等等。严格说来，1965年考试入大学的学生，并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因为在大学读书的时间很少。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目前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主要还发生在制度层面，而制度的变革又不由大学制度本身来决定，所以要办好中国的大学，还任重道远。

08～09前后数载的政治敏感期，”敌对势力”说频频登陆庙堂大雅，乃实事所迫。

“敌对势力”说的始作蛹者，正是执政的当权派。因其身处社会政治利益核心，以”稳定压倒一切”立意，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不想改变现状的维稳派。为叙事、阅读和比较之便，在此不妨将这些当权的维稳派设定为一个主体坐标功能，以区别于其外之所有”敌对势力”派，现称之为”中间主流派”。

他们在身享政治利益和物质丰盈的同时，也担负着不丢失现有利益并争取更大利益的阶级重任，长期以来从未放松对社会财富的搜刮力度，也试图在稳定的前提之下，进行”吸新吐旧”式的自我更新，但因其积蔽日久，往往以失败告终。

简言之，”敌对势力”即当权派以”自我”为中心，凡与”我”相悖之行为、事物、语言者，不论何种形式，皆在此列。在他们眼中，一切不尊其意并欲改变利益现状者，皆为敌人，而入列”敌对势力”范围，这正是此说的根本出处。”我”者为何？党和政府所代表之权贵利益集团也。如此以来，他们也将自己摆在了所有与己相悖者的对立面，成为所有天下人的公共敌人，而面临着被改变甚至被”革命”的困境。

“敌对势力”既然已在政府的高调”推动”下成为本年度前后不折不扣的”关键词”，则有必要”配合”主流意识，将与中间主流派相对的各”敌对势力”派系一一罗列，做一凡归纳和解读，使看客各得其所，以利亲仇之人有据可察，进而分清正反营垒，避免混淆交错，以正视听，或于中获得同道友情和事非真相，则更为幸事。

一、体制内的左右派。

据”保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说，结合中国现实状况，不得不承认，因体制内集团权大势重，早已占尽当代中国政治风光，同时各派势力水火难容利益述求各异，确亦不乏有真改革派委身于其中，社会变革的最大变数还是存之于利益集团内部。

 1、左派。

此类归入”敌对势力”有些牵强，但因其坚决反对一切改良与反”革命”，以毛氏主义的荒唐教义为正统，认为毛是中国最具权威的成功领袖，并经常列举国内外非毛世界和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有关或无关的不良现象为证据，反证毛时代之”纯正”，欲将中国拖回四十年前的”阶级斗争”和”三面红旗”的极权社会之荒蛮中。

体制内左派与民间同类互为呼应，亦多少得到中间主流派为求稳而赐予的默认之惠。在中国，”打死新右派，抑制新左派”，一直是一个潜在的法外之则。但因其极端，固执，愚昧，空罔，难以与任何新生事物相容，故已为现世所弃，徒唱夕阳衰歌而已。

左派势力得益于极权制度的祖传之荫，执政的中间主流派对其留有一定”面子”，并为自己留有一定回旋余地，虽没有对激进右派那样铁血无情，但对其种种过火行为同样照打不误。如近期的”乌有之乡”被查事件，即是其只知”登鼻子上脸”得寸进尺而不知自制行为的现实回报。

2、右派。

即体制内的主动改革派。

此派”打着红旗变红旗”，意图通过自己的主动变革来回应风起云涌的社会危机，虽同样为自保，但在理念和手法上要比中左派温和也民主得多，与体制外的民主改良派有不谋而合之处，也极可能会改造成民主制度的合作者和缔造者。

他们是中国社会所有改革者中最具实力和希望的一个政治种群，中国政治变革中最让人引颈期盼的上上之策—-体制内的和平过渡，应出自此类，所以也是所有追求民主理念者不得不团结与联合的政治盟友。

右派人士同样分布在党、政、军各实力体系中，也多有利益在身，盖因现实政治环境高压之故，不能太过张扬表露无贵而选隐忍不发，极需要外部力量的配合，尤其在言论上，更是如此，实是在等待大气候的成熟而欲有所作为。

二、维权派。

1、现状。

中国的司法制度在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已经形同虚设。近年因农民失地，工人下岗，城市折迁，司法腐败所造就的访民一族，是在现有中国法律体系完全丧失了其公平和正义性之后出现的。在法律失效后，走上了中国特色的”上访长征”，还是因为制度性的官官相护，使得人治时代的”上访”这个最后一道维护正义的”防火墙”也决堤失效了。

人们为了各自的切身利益而不停地在上访与诉讼，司法与人治之间，在地方与中央的怪圈之中无效地被官方如皮球般踢来踢去，互推责任，如此往复来回循环着。一些人看透了中国司法乃至政治制度的丑恶，于是自发地横向联合，弱弱相扶，渐渐形成了以地域为单位的访民组织—-维权党。

2、联合。

去年在香港成立的以上海访民为主体的”冤民大同盟”，就是在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和已移居香港的访民沈婷等人的主持下得以运作的。据说现正在联合全国各地的访民组织，欲构筑覆盖全国的访民网络。若果如此，则一个新的下层冤民利益集团便应运而生了。

在中国的高压环境下，司法程序成为强者的游戏规则，弱者的胜出概率极低，也不具备成立任何非政府组织的条件，既便成立了也极易成为打击对象。

但这并不能成为放弃成立组织的借口，该团结的还要团结，该组织的还要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和硬实力，也才能引起官方的重视，哪怕是招来打压，但起码要昭示一下底层人的意望和冤情，并在机会成熟时，极可能会争得自己失去的那一份利益，同时为更多的冤民争取更大的上述空间。

3、展望。

有人认为现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成熟，不应该过早组织并与政府产生冲突。其实从古至今，任何环境皆不会”自动成熟”，只有自我推动和创造。

其中有两方面的内因可以借用：

①、暴政下的奴民如何觉醒，如何联合，而不是静待社会政治如何开放的问题。时机成熟于否，关键在于民意所向。民意的基础构成要素，主要就是来自所有将来可能加入到”维权党”中的工、农、兵、学、商等自身利益受到专制体制损害的蒙冤一族。此类觉醒了，行动了，则全社会的基础在动，则所谓的”时机”亦同时成熟。

当然不见得所有冤民都必须加入”维权党”，其它形式和派别同样可行，但因利益述求近似，进入”维权党”不失为一种最现实最便利的选择。

②、环境的成熟同样在于暴政的”贡献”。

因暴政一直拒绝制度改良和社会和解，使矛盾日益激化和加深，也必然使更多的冤民加速觉醒。

从另外角度说，从来没有天生的冤民，冤民也从来不想对抗政府，正是暴政之暴力促生了冤民，也促成了暴力和民主的成熟，也使其自身的衰亡早日来到。

三、民主派。

中国民主派包括诸多追求民主、宪政、人权、自由、平等这些在西方社会已经成熟了的社会形态的的所有人员，虽然来自不同的方向和阶层，但在对这一宏大目标的追求上有着广泛的一致，在此共识之下，也有了进一步整合的可能性和动作上的协调性。

总体言之，民主派从地域上分为国内、外两部份。

1、国内。

国内派成份比较复杂，有体制内外官方民间人员组成，尤其是已经暴露的民间自由派人员，以现实利益的争取和理论的探讨为主(虽然有些理论并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和交流)，受到的打压和生存的难度一直在不断加大，在各方面与暴政的对抗和互动上，是尽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成绩也必须得到肯定，更迫切希望能得到海外民主派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和组织整合。

国内民主派现利用国外民主派提供的各种网络工具，与国外民主派进行着有限的互动和相互的鼓励，但力度远远不够大，凝聚力不够强，多数时候是在各行其是的分离状态之中，形不成有效的力量整合。就目前情势来看，要达到真正的内外合一，还需要一定的成熟过程，其中唯一能做的，除了相关人员的努力之外，还有暴政的持续力度，剩下的当然只有时间了。

2、国际。

国外民主派多为在暴政压迫之下而不得不选择远走它乡的政治流亡人士。

远离故国暴政，身处自由世界，虽难免有思乡之痛，但安全方面相对较有保证，更不要忘记了利用现有一切条件和影响，为尚在国内同样在为民主流血流汗的民主同仁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早日促成民主社会，使自己身负的历史重任和曾经为之许下的喏言尽可能早地兑现，才会实现回归祖国的梦想。

3、二者的任务分工。

国内派侧重于现实利益的争取和硬实力的配养和建设，这需要国外派的资金支持和组织整合。只有二者内外联动，各用所长，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4、民主的问题。

①、冥古不化的”和平非暴力”思维。

有人将改良主义思潮作了如下表述：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它社会力量都应当以推进中共实现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愿，作为决定自己政治活动的前提。

这不但是海外也更是国内民主派的主流意识。

面对着暴政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暴力和冷酷，面对着越来越遥远的改良之梦，文弱而单纯的民主书生们仍无视这个早就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还沉浸在圣主明君主导的改良梦中不能自拔，甚至连别人提出一些有限的”实力威慑说”和”从和平到暴力再回归和平”的”分阶段民主”理论，仅仅是为了达到”有限暴力”以求正反”实力均等”，也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亵渎和大逆不道，殊不知这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专制者良心发现恩赐来的，而是民主人千折百回地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争来的。

其人对一己思维的愚顽和固执，对”和平非暴力”理论学说理解上的死守不变，将”和平非暴力”理论等同赤党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一样，视为”战无不胜”的法宝和民主的唯一选择，使对政治时事的时过境迁毫无察觉，竟拿不出任何与时俱进的”新鲜货”来进行应对，何其无可救药也!

水无定形，事无定法。世界上从没有通篇相同的棋局和同样的棋法，在民主的大方向已定的前提下，在争取过程中同样需要因势利导，对症下药，是为战略与战术之别。

②、提高民主涵养，淡化功名意识。

各种形式的民主派和民主组织，多在向着民主政府的模式逐渐运行和转变，也在探讨整合的可能，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面对民主派百家纷争的局面，不得不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将来民主社会来临时，假如那时的社会环境已有了更适合于当家作主的政治人选，却没有了当前民主派充当中国掌舵人的空间，民主精英们在长期的苦心经营之后，能否接受那个”无情的现实”？自恃为具有民主精神的你和我，已经做好放权让贤坦然处之的准备了吗？

作为功名心很重的中国人，尤其是每一个身心皆在民主其中者，皆应为自己在将来的民主社会中设定一个合理的能上能下的心理位置，以避免共同目标实现之后，让这个来之不易或已满目苍痍的民主幼儿再受二遍苦。

四、法轮派。

1、现状。

法轮功是最具有斗争性和凝聚力的一个派别，实力也是目前各反对派中最大的。不论其属性是宗教团体还是世俗组织，但在中国民主目标的争取过程中，却是不得不认真考量和团结的对象。

2、转型。

法轮功团队需要的是从类宗教团队向世俗的政治党派的理性转型，哪怕是其中的一部份也必具有极大的震撼力，起码是为更多的人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和回归民主社会的可能渠道。

3、宽容。

对这种转型，当然需要人们的理解接受和大力支持，而不是如当前无知者的断然歧视和无理谩骂。

如果以民主派为代表的人们还一直以”正统的民主人”自居，不能容忍一个被中国官方有所误导和丑化了的团队的真实存在，也无视其它各种社会力量的潜在能力和共同参与的可能，并进行有效的民主联盟建设的话，那这个民主派则是无知的、虚假的和自私的，其必然会被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抛弃，最终只能自己躲进民主梦幻的象牙塔中，进行自我慰籍和理论研究了。

（未完待续）

2009-4-12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哈耶克曾在其广受赞誉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道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此言不虚，坚持社会主义信条的人们终将会走向一条奴役之路。

最近，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孙东东精神门事件、河南灵宝市政府跨省抓捕发帖者事件都再一次证实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中共一再宣传的各种谎言。

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此言一出即引发民众尤其是广大访民的愤怒。网友认为这是对访民的行动和人格的侮辱。连日来访民一直堵在北大找孙东东讨说法，却遭遇政府的驱赶抓捕，可见中共卑鄙狰狞的本来面目。

据国内媒体报道称，2008年5月，河南灵宝市政府违法”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身在上海的王帅多次举报家乡政府的非法作为无果后于今年2月12日在网上发了一篇批评帖子，没想到灵宝市网警跨省来到上海将其抓捕。经媒体曝光后，被冠以”诽谤政府”罪名的王帅无罪获释并得到了783.93元的国家赔偿，可是诺大的专制中国还有多少”不幸的王帅”被剥夺自由、遭打击报复呢？没有制度的革新，这种侵犯公民人权的行径就不会停止。

在专制国度生活久了的人们难免带点奴性，本来长在自由之境香港的影星成龙却为了讨好大陆主子跳出来说些不着调的奴才之语，招致民众反感。4月18日，以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身份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成龙在”创意亚洲”分论坛上发言称现在自己对于到底自由好，还是不自由好感到很矛盾，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混乱。所以他慢慢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被中共封了官的成龙抛出不珍惜自由民主环境的”被管论”是不足为奇的，做稳了奴才的人总要时刻如韩寒所言”学会揣摩圣意”，这是专制国度的生存之道。

托克维尔清楚地意识到：”民主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当年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

中共继续着苏联的血腥且变本加厉。今年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中共想尽办法阻止、破坏民众自发的悼念。非但如此，就连海峡对岸的蒋经国也成了他们的眼中刺。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南方周末》发表了长平的署名文章《记住蒋经国》褒扬了蒋，却招致中共传声筒《北京日报》的棒喝《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中共60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法西斯主义行径日渐暴露无遗。难怪英国早有论者于1939年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哈耶克毫不留情地谴责：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社会主义者们。

2009年6月4日，更是一个令中共如临大敌的敏感日子。60年来的谎言、罪恶与处心积虑，使他们害怕今人知道太多六四真相。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些这样触目惊心的记载：王楠，19岁，居北京，北京市月坛中学学生。6月4日凌晨，王在南长街南口拍照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倒地，倒地的王楠作出”V”字手势后昏死；军人禁止救护队送医院抢救，一老太太跪下呼天抢地恳求军人开恩让送医院，军人不从，两三小时后王身亡；守护在王身旁的医生学生民众要求移尸医院或家属，军人仍不从。尸体被军人埋于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绿地内。6月7日，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将尸体挖出。6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为其出具”外出死亡”证明。

李兰菊，女，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学生，6月3日夜在天安门广场竭尽全力劝民众不要以暴易暴，不要手执棍棒作无谓的牺牲。她勇敢地走向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拉住一位军官的手，哽咽着说：”我是香港的学生。天安门广场里的人都是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是和平请愿，绝不是暴徒……你们不能开枪，求求你们，不要朝他们开枪！”李兰菊痛苦失声，跪倒在地。一位15、6岁孩子放声大哭，要去和军人拼命，李兰菊拼命劝阻，百般抚慰，孩子伏在李兰菊肩上，凄厉哭叫”哥哥，哥哥！”当李兰菊再次见到这位孩子时，孩子已是浑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李兰菊悲愤痛心，当场晕倒在地，被人送到急救站再转同仁医院。

……

屠杀的真相总会随着专制的一步步瓦解而清晰揭示。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传播工具不会只为中共所掌控。虽然哈耶克指出：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

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

哈耶克的分析和认识可谓独道深刻，不过我也惊喜地发现处于网络时代的中国是可以凭借民间力量的崛起来冲破中共的法西斯式控制的。正如一首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歌曲《一起去》中唱道的：虽然坦克压过我们那追求民主的身躯/可是他们永远压不倒追求民主的命运/虽然机枪结束了我们年轻的生命/可是他们永远带不走永恒的真理/虽然他们杀了我们那追求自由的身躯/可是他们杀不了我们追求自由的命运……

自由之境应为世人所想往，奴役之路毕竟只是一条踉跄的不归路。所有珍爱自由的人们都不该选择无声的沉默，行使你作为真正的人、作为公民的权利行动起来，因为每个人的不幸都会加重我们自己的苦难，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我们自己息息相关。

作家出版社嘱我为新星丛书纪念新书写一篇小文，我意识到历史果真翻过了一页。感谢当年作家社的领导和朋友，使我位列新星丛书，出版了第一本集子，里面收集了我包括《聒噪者说》在内的几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并跻身所谓先锋小说作家的行列。这本集子中的小说现在读来，仍然如同天书，因为那是一种观念写作，我始终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先锋写作并不是一种生命写作，但也不是一种技术写作，它要比技术写作的意义更加深远，那是一种观念写作：即受制于西方哲学观念在文学上的表现，以存在主义为主要思潮的西方现代主义成为一个基本标本。文学不过是哲学的另一种注解，这是很奇怪的：文学并不以生命体验为基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观察主体崩溃了，所以零度叙述模式成了一种基本的叙事方法。

其实，我的小说并不真正属于先锋小说行列，因为当时的先锋小说是以现代主义为标尺的，消解深度仍呈现一种痛苦；可我的写作现在看来，完全是“后现代”的，是一种碎片化的迷津叙述。我不得不如此来对自己当时的写作命名，实属无奈，只有两个评论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个是赵毅衡，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赴宴时，席间赵教授突然凑近我神秘地说，北村，你的小说越写越有意思了。这种诡秘之语耐人寻味。另一位是当时研究后现代理论的李以建先生，这个人描述了我的文本和后现代理论之间的联糸。

这是一件吊诡的事情。二十年前，我跻身于中国先锋小说界，做的却是另一件事情。我从福州市来到北京，被巨大的北京皇城吓得不知所措，我去拜访刘心武先生，竟然耗去我一天的时间。这是不是一种异化？异化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课题，这个大而无当的皇城使人显得异常渺小，物质对人的倾压常被描述为异化的体验，如果当时我把这种感觉描述为异化，人们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当时的先锋小说家和评论家们，都畅游在这种现代主义思潮中，以一种勃发的生命激情去探究现代主义渐渐消失的人性温暖，是不是一种反讽？记得当时我经常去上海，和作家格非、理论家朱大可、诗人宋琳在一起，我们热情洋溢地讨论文学和哲学。某种混杂着青春激情、求知欲和思想解放运动气息的理想主义，居然被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标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位。我在当年和张艺谋的一次合作中，他的一句话确实道出了这种错位，他说（大意）：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村庄，是都市的村庄，北京是村庄里的都市。在一个连农耕文明都尚未挣脱的巨大农庄，居然有一些人在写作现代主义文本，除了模仿，是否存在其他的意义？记得当时参加青创会，作家出版社请了我们十个作家吃饭，席间开玩笑说，这席饭吃掉了多少多少钱，莫言突然痛苦地说，这是十头牛啊，十头牛！我相信莫言的感慨是真实的。一个以牛为主要生产力的国度，有一批人在探索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文本的体验，究竟意味着什么？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聒噪者说》记录了一个过程：就是叙述本身是如何瓦解一个事物的真相的，所以语言是不可靠的。我的方法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方法。现代主义中人虽然无力把握现实和真实，却仍表达出这种无力性的痛苦，我却认为，不如真实再现一个过程：就是直接用语言来叙述一个事情的真相，看看它是如何被瓦解的，把这个过程直接由文本来呈现，《聒噪者说》由此而来。这也许就是越毅衡先生和李以建先生注意到这个文本所谓后现代特征的原因。在这篇小说的叙事过程中，我没有一丝一毫地对语言本身的描述功能作任何改变，比如诗化语言，而是用十分平朴透明的的语言描述事实，最后消解它。

我得到了一批老师的帮助。比如北京的李陀先生和朱伟先生。他们对先锋小说的扶植，使一大批作家成了中国小说写作的中坚力量。我的“者说”糸列小说，是公认的读不懂的文本，现在看来，它们是虚无性的寓言，仍然是一种寓言。李陀先生在《北京文学》首先发表了我这个糸列中的第一篇《逃亡者说》，使我这些如同天书的小说得以一部接一部出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程永新先生在《收获》上发表的我的《聒噪者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刊物上发表这样一篇在当时“不知所云”的小说，是很需要一些胆识和智慧的。程永新先生之所以敢于发表它，甚至我到上海我们还就这篇不知所云的小说交谈了好些话题，说明在他和我的心里，确实有一些东西是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那就是蕴藏在这些文学探索后面的意义。不知所云，本身就是一个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看，当时我们这些作家才二十出头，写一些连自己也看不懂的小说，除了毕露的才情，真正的生命体验是很少的，从资历上看，更是粗浅，简直算不上真正的作家。但作家出版社却集中了这么一批人，以新星丛书的名义汇集他们的探索成果，这是很有魄力和远见的。作家出版社当时的领导完全不像个常规意义上的领导，而是混在作家中间，尤其是混在我们这批毛头小伙中间，我现在仍然能回忆当时融洽的文学氛围。作家社有些编辑朋友自己就是作家，编辑和作家分不清了。留恋这种记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套新星丛书的出版就是在这种朋友式的文学讨论中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文学意义的确越越了商业的意义。小说总归不是一双鞋子，而是一种创作。

我在写完者说糸列小说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迷津，我以为我不过是在从事一种观念写作，它并没有切身体验，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正如我书中朱大可先生序言所说：“除了北村，还没有其他小说家能如此有力地陈述在迷津中走向死亡的过程。”可他接着又说：“北村已经走向他自己的末日，这是不容置疑的。沉浸在黑暗的结局里，说出对世界和自我的厌倦，仿佛一股极度的杀气，在聒噪的舌上一闪，去擦击出信念的火焰。在北村的尸骸上，北村正在复活。这说出了两个事实：新潮小说的死亡和一种更接近灵魂的有力话语的诞生。”现在读这番预言式的话，我有头皮发麻的感觉，朱大可写这话时是1992年，接下来的两年，我果真完全失去任何创作的能力和愿望，直到两年后，我命定地信入基督信仰。现在回忆这一事变，我突然发现，当年被我称为观念写作的后现代写作，并不是真正虚无的，它是另一种真实。虽然当年我们并无实际的现代主义的体验，仅仅只是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但它就是一种真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农庄里，思想却可能远离田园牧歌和传统，从而进入一种孤独的体验。正如圣经所言：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个意思就是说，话高于物，话就是道，如何说话，就有如何的事物。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天地万物，亘古不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有的变化来自于我们的内心，话就是内心的发表。

二十年前，我走在巨大无比的北京城，感到一种渺小。二十年后，我再次走在北京城，挤压在车阵中，再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前者是封建性的，后者是现代性的。前者叫压制，后者叫异化。可是，真的有那么的不一样吗？或者它是同一个事实？观念是多么重要！思想是多少宝贵！它并不游离于自己的心灵，恰恰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割裂思想与启示的纽带，正如不割裂树的生命和树的身体一样，我们就会发觉，如何以语言命名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处境，我们就成了我们叙述的那样。现代西方文学走向没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失去了辨认真理的源头，就随着失去辨认事实的权柄，叙述就成了聒噪，语言就失去了权柄、能力和感情。现代英语写作越来越无力、失重和苍白，失去了英语昔日的荣耀，需要如拉什迪等边缘英语作家来恢复它的荣光，难道仅仅只是一个语言问题吗？

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新星丛书纪念本，令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结果发现这根本不是往事，就是今天。过去就是今天。没有永恒作为标杆，时间的意义不复存在。避免沦为聒噪的唯一方法，就是接近真理。

儿子回国旅游，我最担心就是他们在街上过马路。没有红绿灯的地方他们不敢过，几乎所有的机动车辆看到前面有人准备过马路，不是减速而是加速，力求用自己的车把行人挡住。有红绿灯的地方我也不敢让他们自己过——如果你以为绿灯亮时就可以放心过马路，也许你永远无法过到马路那一边。

这次回广州，情况有所不同，我和儿子都发现了。就是在车多人多的交通路口的红绿灯两边，都多了一个个穿黄色马甲的“交通协管员”，他们手持小红黄相间的旗子，口里含着不时尖声响起来用于操练的口哨，和红绿灯一样不停变换动作，指挥着车水马龙……

多次一起在路口等红绿灯，我发现九岁的小儿子都聚精会神地观察这些一般被中国孩子们忽视的交通协管员。我很想知道儿子的小脑袋在想什么，果然，当我们昨天再一次一起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爸爸，他们和红绿灯指示的一样，为什么……

我知道儿子的问题，每一个红路灯下都配备两个协管员，既然他们指示的和红绿灯一样，为什么还需要他们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指挥？我说，你也看到了，你想一下为什么需要他们。

为了让他思考，我故意在红绿灯旁边停了一会，引导他观察红绿灯的变化与行人车辆的行为，以及那个交通协管员的动作和行人车辆的关系。看了好一会，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看懂了没有。但他却突然说了一句雷到我的话。他说，哦，他太酷了。人家不听红绿灯，都要听他的，他太酷了……

这是小儿子这次回国第一次说一个人“太酷了”，而且以佩服的口吻连续说了两遍。我真被雷到了，儿子显然是顺着我的引导在思考问题。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在有红绿灯的地方还安排两个以解释和执行红绿灯命令为己任的协管员——他们是用手中的小红旗与口中的口哨代替更先进的红绿灯。很有趣的是，由于他们也是看红绿灯来指导，很自然的，就比红绿灯慢了半拍。而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很多都是按照他们的指示，懒得去看红绿灯了。

还记得20多年前我从北京调到新成立的海南省工作，当时我们是怀抱着要建立中国最开放，与世界接轨最快的经济特区大省的雄心壮志而去的，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海南岛大概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连一个交通红绿灯都没有的陆地。当我们野心勃勃要计划开发海南省、在那里酝酿和推广有可能领导全国的新理念的时候，一位来访的美国专家调侃道，也许你们应该先教会海南岛民众“红灯停，绿灯行”的基本知识……

20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拥有红绿灯绝对数量第一的国度，然而，就在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城市广州的闹市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交通协管员站到红绿灯下面——

我想，过去二十年里，如果我们的学校少教育点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多教育一些这些“红灯停、绿灯走”的基本规则，同时多花点时间告诉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那些法律和规则的话，中国也许会更适合人类居住？

人类在本性上是差不多的，我也从九岁的儿子对交通协管员的“羡慕”感受到他幼小心灵里的那种人类的原始本性。他为什么会认为一个代替红绿灯的协管员很酷？很简单，在儿子的教育中，除非有紧急情况，例如停电，警察执行任务，封路等等（儿子很少碰上，大概也不记得了），那么，不管你是谁，红绿灯的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而所有人类的本性都告诉我们，如果可以不遵守用来约束我们的规则和法律，如果可以凌驾这些法律和规则之上，那就更“酷了”。

谢天谢地，儿子并不生活在中国，否则，他就会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度，如此“太酷了”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法律和规章制度都形同虚设。

表面上看，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的大多是普通民众，也就让很多人倾向于把这种混乱归罪于中国文化、中国人素质低，或者干脆说中国人不配得到自由，中国人是需要管起来的。

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制度，上梁不正下梁歪。问题出在那些负责制定法律和规章的人身上，他们要就是把自己凌驾于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之上，要就从一开始就准备用法律和规章来保护自己和管制他人。久而久之，不但他们不相信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再把他们的法律和制度当回事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可这些事儿子是不懂的，我和他们不但有“代沟”，而且有“国沟”。特别是儿子受了和国内孩子们完全不同的教育。受广州著名网友“激情老道”所托，本人免费做一次人体广告（也因为我支持这种事业），陪同儿子到处游玩时，我穿上了老道网友设计的“脱吧”圆领衫。我指着那个著名的漫画向儿子讲了很久，最后，连大儿子都没有完全闹明白。在他们的教育中，法律应该早就让那些必须赤裸裸为民众服务的人“脱光了”，根本不应该由我们这些势单力孤的小民在那里折腾。

好在我和小儿子有更多的交流（看起来，我的智力更接近于九岁的儿童——这是大儿子有一次对我的评价），九岁儿童的原始思想常常能够引起我的思考。例如，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动物园看驯虎表演。当一男一女手持长鞭像驱赶羊群一样把十五头白色的老虎赶进表演场时，我由衷地叹道，那么凶残的老虎，他们怎么能够让它们如此服服帖帖呢？

九岁的儿子听到了，顺口答道，你没有看到那两个驯兽师右手拿鞭子，左手不停地在口袋里掏出肉块喂那些白老虎？

我看到了，很惊讶儿子的观察力，赞赏了两句，儿子得意了，说，就是再猛的野兽，只要你把它们关起来，给它们吃的，它们就听话了，如果不听话，你就不给它们吃的。

儿子说完后，继续沉浸在世界上最多白老虎的集体表演中，我却陷入了思考。我们常常说“苛政猛于虎”，可眼前的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呀？正如儿子所说，只要把它们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知道口中的肉块是谁给的，你看它们还猛不猛得起来？。

我想，那些把苛政和统治者比喻为老虎的，应该从我九岁的儿子那里得到启示。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知道“是谁在养活他们”。至少让他们尊重和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而要让他们真正听话，不让他们胡作非为，不让他们动不动就折腾老百姓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们吃的，不把肉块喂进他们的口中……想到得意处，我情不自禁地嘀咕道，对啊，让他们知道是人民在养活他们，知道是谁供养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就听话了——

看表演的小儿子听到了我的嘀咕，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他把视线从白老虎那里转向我，表情严肃地说，你不给我吃巧克力，我也不会听话的！

短短两天里，这是我第N次被九岁的儿子雷到！

hRG 2009/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