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社嘱我为新星丛书纪念新书写一篇小文，我意识到历史果真翻过了一页。感谢当年作家社的领导和朋友，使我位列新星丛书，出版了第一本集子，里面收集了我包括《聒噪者说》在内的几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并跻身所谓先锋小说作家的行列。这本集子中的小说现在读来，仍然如同天书，因为那是一种观念写作，我始终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先锋写作并不是一种生命写作，但也不是一种技术写作，它要比技术写作的意义更加深远，那是一种观念写作：即受制于西方哲学观念在文学上的表现，以存在主义为主要思潮的西方现代主义成为一个基本标本。文学不过是哲学的另一种注解，这是很奇怪的：文学并不以生命体验为基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观察主体崩溃了，所以零度叙述模式成了一种基本的叙事方法。
其实，我的小说并不真正属于先锋小说行列，因为当时的先锋小说是以现代主义为标尺的，消解深度仍呈现一种痛苦；可我的写作现在看来，完全是“后现代”的，是一种碎片化的迷津叙述。我不得不如此来对自己当时的写作命名，实属无奈，只有两个评论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个是赵毅衡，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赴宴时，席间赵教授突然凑近我神秘地说，北村，你的小说越写越有意思了。这种诡秘之语耐人寻味。另一位是当时研究后现代理论的李以建先生，这个人描述了我的文本和后现代理论之间的联糸。
这是一件吊诡的事情。二十年前，我跻身于中国先锋小说界，做的却是另一件事情。我从福州市来到北京，被巨大的北京皇城吓得不知所措，我去拜访刘心武先生，竟然耗去我一天的时间。这是不是一种异化？异化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课题，这个大而无当的皇城使人显得异常渺小，物质对人的倾压常被描述为异化的体验，如果当时我把这种感觉描述为异化，人们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当时的先锋小说家和评论家们，都畅游在这种现代主义思潮中，以一种勃发的生命激情去探究现代主义渐渐消失的人性温暖，是不是一种反讽？记得当时我经常去上海，和作家格非、理论家朱大可、诗人宋琳在一起，我们热情洋溢地讨论文学和哲学。某种混杂着青春激情、求知欲和思想解放运动气息的理想主义，居然被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标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位。我在当年和张艺谋的一次合作中，他的一句话确实道出了这种错位，他说（大意）：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村庄，是都市的村庄，北京是村庄里的都市。在一个连农耕文明都尚未挣脱的巨大农庄，居然有一些人在写作现代主义文本，除了模仿，是否存在其他的意义？记得当时参加青创会，作家出版社请了我们十个作家吃饭，席间开玩笑说，这席饭吃掉了多少多少钱，莫言突然痛苦地说，这是十头牛啊，十头牛！我相信莫言的感慨是真实的。一个以牛为主要生产力的国度，有一批人在探索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文本的体验，究竟意味着什么？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聒噪者说》记录了一个过程：就是叙述本身是如何瓦解一个事物的真相的，所以语言是不可靠的。我的方法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方法。现代主义中人虽然无力把握现实和真实，却仍表达出这种无力性的痛苦，我却认为，不如真实再现一个过程：就是直接用语言来叙述一个事情的真相，看看它是如何被瓦解的，把这个过程直接由文本来呈现，《聒噪者说》由此而来。这也许就是越毅衡先生和李以建先生注意到这个文本所谓后现代特征的原因。在这篇小说的叙事过程中，我没有一丝一毫地对语言本身的描述功能作任何改变，比如诗化语言，而是用十分平朴透明的的语言描述事实，最后消解它。
我得到了一批老师的帮助。比如北京的李陀先生和朱伟先生。他们对先锋小说的扶植，使一大批作家成了中国小说写作的中坚力量。我的“者说”糸列小说，是公认的读不懂的文本，现在看来，它们是虚无性的寓言，仍然是一种寓言。李陀先生在《北京文学》首先发表了我这个糸列中的第一篇《逃亡者说》，使我这些如同天书的小说得以一部接一部出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程永新先生在《收获》上发表的我的《聒噪者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刊物上发表这样一篇在当时“不知所云”的小说，是很需要一些胆识和智慧的。程永新先生之所以敢于发表它，甚至我到上海我们还就这篇不知所云的小说交谈了好些话题，说明在他和我的心里，确实有一些东西是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那就是蕴藏在这些文学探索后面的意义。不知所云，本身就是一个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看，当时我们这些作家才二十出头，写一些连自己也看不懂的小说，除了毕露的才情，真正的生命体验是很少的，从资历上看，更是粗浅，简直算不上真正的作家。但作家出版社却集中了这么一批人，以新星丛书的名义汇集他们的探索成果，这是很有魄力和远见的。作家出版社当时的领导完全不像个常规意义上的领导，而是混在作家中间，尤其是混在我们这批毛头小伙中间，我现在仍然能回忆当时融洽的文学氛围。作家社有些编辑朋友自己就是作家，编辑和作家分不清了。留恋这种记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套新星丛书的出版就是在这种朋友式的文学讨论中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文学意义的确越越了商业的意义。小说总归不是一双鞋子，而是一种创作。
我在写完者说糸列小说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迷津，我以为我不过是在从事一种观念写作，它并没有切身体验，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正如我书中朱大可先生序言所说：“除了北村，还没有其他小说家能如此有力地陈述在迷津中走向死亡的过程。”可他接着又说：“北村已经走向他自己的末日，这是不容置疑的。沉浸在黑暗的结局里，说出对世界和自我的厌倦，仿佛一股极度的杀气，在聒噪的舌上一闪，去擦击出信念的火焰。在北村的尸骸上，北村正在复活。这说出了两个事实：新潮小说的死亡和一种更接近灵魂的有力话语的诞生。”现在读这番预言式的话，我有头皮发麻的感觉，朱大可写这话时是1992年，接下来的两年，我果真完全失去任何创作的能力和愿望，直到两年后，我命定地信入基督信仰。现在回忆这一事变，我突然发现，当年被我称为观念写作的后现代写作，并不是真正虚无的，它是另一种真实。虽然当年我们并无实际的现代主义的体验，仅仅只是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但它就是一种真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农庄里，思想却可能远离田园牧歌和传统，从而进入一种孤独的体验。正如圣经所言：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个意思就是说，话高于物，话就是道，如何说话，就有如何的事物。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天地万物，亘古不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有的变化来自于我们的内心，话就是内心的发表。
二十年前，我走在巨大无比的北京城，感到一种渺小。二十年后，我再次走在北京城，挤压在车阵中，再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前者是封建性的，后者是现代性的。前者叫压制，后者叫异化。可是，真的有那么的不一样吗？或者它是同一个事实？观念是多么重要！思想是多少宝贵！它并不游离于自己的心灵，恰恰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割裂思想与启示的纽带，正如不割裂树的生命和树的身体一样，我们就会发觉，如何以语言命名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处境，我们就成了我们叙述的那样。现代西方文学走向没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失去了辨认真理的源头，就随着失去辨认事实的权柄，叙述就成了聒噪，语言就失去了权柄、能力和感情。现代英语写作越来越无力、失重和苍白，失去了英语昔日的荣耀，需要如拉什迪等边缘英语作家来恢复它的荣光，难道仅仅只是一个语言问题吗？
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新星丛书纪念本，令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结果发现这根本不是往事，就是今天。过去就是今天。没有永恒作为标杆，时间的意义不复存在。避免沦为聒噪的唯一方法，就是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