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是俾斯麦帝国的加强版，“希特勒主义”则是升级了的“德皇威廉主义”，魏玛共和夹在这两者之间，只算得上是一个插曲。……有一次在慕尼黑，我坐在一间咖啡馆，有冲锋队队员在兜售明信片，上面印着腓特烈大帝、俾斯麦与希特勒的肖像，还附着解说的文字。这卡片正确地把德国的发展路线描绘出来了，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进步”实际上每况愈下——从腓特烈大帝与伏尔泰的书信往返，经过俾斯麦《我的思考与回忆》，再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明信片同时也就成为一幅嘲讽漫画：普鲁士国王的怀疑精神化身为一八七零年代“铁与血”的口号，再变成独裁者兼煽动家摆平一切异见的喊叫。
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
没有俾斯麦塑像的魏玛，仍然在俾斯麦的阴影之下
在优雅的魏玛城内，有许多名人的塑像，这些名人大都是文化艺术方面的大师，如魏玛国家歌剧院门前广场上歌德与席勒牵手的塑像就最能代表这座城市。魏玛在德国的中心地区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它是歌德、席勒、赫尔德的城市，是富有人性的诗人、哲学家组成的“美好”德国的中心。歌德说过：“伟大并不是用财富和权力来确定的，而是用道德上的信念来确定的。”这是一座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城市。因此，从心理角度来说，魏玛对于一个新民主的开端，无疑是比柏林和波茨坦更为合适的地方。
在魏玛市中心的几条街道上，没有政治家和军人的塑像，比如对德国的近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俾斯麦。魏玛共和国的开创者们有意避开俾斯麦，以此向国民、也向世界凸显两个德国的存在：一个是黩武好战的德国，完全卑微臣服于权威，致力于侵犯他国，同时强烈拘泥于形式；另一个则是抒情诗一般的、人文主义哲学的以及世界大同的德国。一战之前，德国曾经尝试走俾斯麦和施利芬的路线；一战之后，则尝试要走歌德和洪堡的路线。 1
尽管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俾斯麦成为一个饱受批评的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魏玛共和国仍然“活在俾斯麦的阴影之下”。所以，探究魏玛的历史，不能离开俾斯麦。所谓的“两个德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水乳交融。对于传统，绝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简单。在许多情况下，即便是目光如炬的智者，也能难分清哪一部分是精华、哪一部分是糟粕。换言之，俾斯麦身上未必没有歌德的品质，歌德身上未必没有俾斯麦的性格。
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精英，倾向于认为具有贵族与威权倾向及独特官僚制特征的霍亨索伦王朝，在维护个人自由和司法保障方面比容易受冲动的公共舆论影响的民主制做得更好。他们想要的是在立宪君主制中获得最好实现的“法治国家”。这种君主制提供了群众代表机构，又维持了行政统治的重要特权，尤其是涉及外交事务的特权和一支不受议会控制的军队。2 在此基础上，精英阶层试图通过法令自上而下创立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化君主国，能够动员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源，将个人自由、司法保护、大众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公共事务和传统权力组织的尊重相协调。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完全忽视了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可能对个人自由和权利带来的无限侵害。他们也未能设计出防止王朝走向穷兵黩武的制度约束，即便俾斯麦本人对此也无能为力。当晚年日益稳健的俾斯麦被年轻气盛、野心越来越大的威廉二世以强硬的方式罢免之后，他不禁感叹说，远见的能力是统治者所必须的，然而“每当想到这些特质在我们的领导集团身上丧失到了何种程度时，我不觉为之忧心忡忡”。3
俾斯麦所代表的根植于德国精英阶层的支持君主制、反对共和制的政治立场，与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不无关系。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平等主义要求和对一切传统的挑战，为国家对人的体制性暴政铺平了道路，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是德国知识分子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他们在一八一三年精神中发现了比一七八九年思想更为合理的“德国替代物”。4但是，这一“替代物”真的可以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与人权并成功地将德国引向现代化之路吗？法国大革命固然可怕，德国知识精英所选择的这一“替代物”，即学者朱学勤所谓的俾斯麦式的“王朝社会主义”5 也同样可怕：前者迷信“革命”，后者迷信“国家”——当“国家”被神话为一种绝对的价值之后，从俾斯麦走向希特勒，其间并没有一段太漫长的道路。
魏玛共和国是在俾斯麦一手创建的第二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魏玛几乎就是拿来主义式地继承了第二帝国的衣钵。两个时代藕断丝连、一脉相承。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第二帝国，却没有摧毁第二帝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经过这场惨烈程度超过所有人预想的战争，德国元气大伤，不得不接受屈辱的失败，以及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但支持第二帝国的那些关键力量，如军队、工业家、容克地主和占据大学、媒体中重要位置的右翼知识分子却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在魏玛共和国吞舟是漏、残缺不全的法治环境下结集起来并蠢蠢欲动，成为颠覆共和国的潜在力量，也是支持纳粹的生力军。
如果将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往上追溯，“铁血宰相”俾斯麦留下的制度遗产和精神遗产无疑是源头之一。直到今天，德国的知识阶层仍然对俾斯麦敬畏有加，比如保守派历史学家梅尼克并不为一八四八年法兰克福议会的失败而感到惋惜，相反，他认为俾斯麦的道路乃是惟一能够导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俾斯麦成功地赋予了德国一个宪制的政府形式，这种形式巧妙地使普鲁士的领导权与更小的各日耳曼国家持续而自主的存在得以调和，并以一个强大的君主行政权平衡了国会制度。在一八六六和一八七零年的战火洗礼中，俾斯麦挽救了已经在德国公众心目中彻底声名扫地的宪政。”梅尼克将敌视民主的俾斯麦看作是宪政制度的恩人，这正是德国历史的吊诡之处。实际上，俾斯麦设计的帝国体制，只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形式，正如韦伯尖锐批评的那样，俾斯麦只留下一个缺乏政治深度的国家，一个习惯接受上级决定的国家。俾斯麦的虚假民主不单加深了“德意志传统”的保守性，更给予它一种“现代”的风格。在此意义上，梅尼克只看到了俾斯麦表面上辉煌的成功，而未能分辨其遗产中隐藏的毒素——若干年之后，希特勒正是以此为温床而逐渐坐大。
俾斯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国家权力至上主义者。“他违背当时保守主义的正统观念，‘革命’地以自由主义的手段，超越正统保守主义；同时又以保守主义的价值，驾驭自由主义。”6在容克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中，俾斯麦利用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来打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现代干预型国家以及“福利化国家”。他对民主不感兴趣，之所以引进“普选权”，是要在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政治的手段，来阻止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7 当俾斯麦想起民主、尊重议会的时候，是他即将被威廉二世罢免的时候，这时他才意识到长期被他削弱的议会，原来可以成为遏制肆虐的皇权的一道屏障：“四十年来，我亲眼看到一届又一届的人民代议机构更迭，我认为它们对于我国总的发展，较之君主们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小得多。”8 可惜，此时已经无力回天、悔之晚矣。俾斯麦没有看到威廉二世及其身边的一批佞臣们终于将德国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更没有看到同样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旗号的纳粹推倒魏玛共和国并将德国导向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否则的话，他必将痛不欲生。
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和一个早产的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早产儿，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的结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柏林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首相巴登亲王宣布皇帝退位。避难于德军大本营的德皇威廉二世，对堂弟“无耻而残忍的背叛”怒火中烧，并声称“绝不退位”。但是，德军总司令格罗纳告诉狂暴的皇帝说，他的后面已经没有军队了。在失去军队支持的情况下，威廉二世不得不乘专列前往荷兰开始流亡生活，到达荷兰边境之后，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来一杯上好的英式红茶。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
大多数的柏林人并没有想到共和国会在这一天诞生，他们所期望的不过是皇帝的退位而已。巴登亲王要求选出一个立宪大会和摄政机构，然后辞职以支持多数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内务部长艾伯特。于是，艾伯特，这个裁缝的儿子、做马鞍的学徒、“相信所有的事情应该按照可以接受的规则加以实施，而决策不能由民众和暴徒煽动者的非理性行为强加给合法当局”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成了危急时刻没有经过选举的国家元首。
这天中午，当艾伯特的助手谢德曼正在国会餐厅喝着一大碗土豆汤时，一群士兵冲进来，告诉他一个不详的消息：斯巴达派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在帝国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德国变成第二个俄国的危险迫在眉睫。谢尔曼立即冲到国会的窗前，对着兴奋的柏林市民宣布说：“该死的战争已经结束，皇帝已经退位，新政府万岁，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当艾伯特听到谢尔曼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用拳头猛击着桌子，对他怒吼道：“你没有权力宣布成立共和国。”连共和国未来的总统都没有做好成立共和国的准备，只是为了避免斯巴达派将德国变成又一个“苏维埃”，他们才提前登场，“德国偶然地接受了一个共和国。由一个社会主义者宣布成立这个共和国的事实，从它诞生的初始就使它蒙受了污名。”9
德国所发生的一切是革命吗？历史学家施蒂默尔指出，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它是一场革命，是长期经受苦难后的民族的呼声，民众已经对领导人失去了信心，国家资源被耗竭，民族濒临绝望。然而，德国的“革命”并没有周全的筹划，甚至没有尝试去建立一个新的德国，在新的世纪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它仅仅是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的崩溃，德意志的自信和自尊的崩溃。10 当时，包括刚刚在战场上失去了两个儿子的艾伯特本人在内，都不知道德国的未来会是怎样的。由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催生的共和国，往往是少数人的共和国，也是最不稳定的共和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最容易被专制的力量所颠覆。
魏玛不是一个特例。比如，一九九一年，苏联那场闹剧般的“八？一九”政变所引发的革命，虽然终结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个世界性帝国”，却未能终结其内在的帝国结构和以及民众内心深处的帝国情结，所以直到今天俄罗斯的民主仍然高度不稳定。曾在叶利钦时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理、以休克疗法著称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对普京政权越来越明显的威权主义色彩和民众“浓得化不开”的怀旧情绪充满了忧虑。有接近三成的受访民众表示，如果斯大林在世并选举俄罗斯总统，他们将会对其投赞成票。而前克格勃特务的普京，因对西方和国内少数民族态度强硬而获得极高的支持率，由总统转任总理之后，仍然大权在握。
盖达尔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后帝国综合征”，而“对帝国庄严象征的呼唤是一种操控政治进程的有力手段”。有漫长专制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稳定与成熟尚需旷日持久的斗争。连一度与普京私交甚佳的戈尔巴乔夫也不禁批评说，现在俄罗斯的民主还没有他在台上的时候多。数百名新闻记者、作家和异议人士遭到暗杀和恐吓，普京领导的政党在议会中一党独大，普京及其核心集团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周边原隶属苏联的小国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俄罗斯固然不会退回斯大林时代，但“后帝国综合征”将长期存在。
在昔日的魏玛与今日威权主义与民主纠缠的俄罗斯之间，盖达尔敏锐地发现了两者的共通之处：“很少有谁记得，德国在帝国垮台八年之后的一九二六年恢复了帝国的象征（该年五月，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规定，德国驻外外交代表机构上空必须同时飘扬共和国国旗和帝国国旗），而俄罗斯恢复帝国象征则是九年后的二零零零年。”11 盖达尔还指出，德意志帝国灭亡与希特勒上台相隔约十五年，在苏联溃灭之后十五年之后，试图恢复大国雄风的普京身上“卡里斯玛”的色彩亦愈发浓厚。渴望由独裁者来安排他们的生活，这是民众根深蒂固的奴性；而怀旧情绪的弥漫，则是因为民众的知情权受到了限制。盖达尔认为：“魏玛共和国政府当局不肯披露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真相，乃是促使其垮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我看来，关于苏联崩溃的原因和机制的真相并未系统地得到说明。”12 在此意义上，普京确实是民意的产物，正如希特勒也是民意的产物一样。共和的理想固然高尚，但如果民众不具备最基本的民主素质，则共和不是一棵栽在溪水边的树，而是一株浮在水面上的草。
俄罗斯的未来尚是一个未知数，而与魏玛更为相似的是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历史的“中华民国”。与德国的十一月革命相似，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它在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形下发生了——当时，革命派的领导人孙中山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兜售“革命债券”，立宪派的舆论领袖梁启超在日本对“皇族内阁”深感绝望，实业救国的前状元张謇对“举措乖张”的满清政权忍无可忍，而被罢黜的袁世凯则在老家装扮成闲适的钓鱼翁。这些具有先知特质的人物，这一次却成了“后知后觉”——正如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是由一群并未受过良好教育、并未深入思考国家未来的基尔军港的水兵策动的，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由一群武昌新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的。他们成为革命者，靠的不是理智而是本能。
“首义者”固然功不可没，但当他们扛着武器进入昔日威严无比的衙门的时候，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如何接收权力、如何运行权力、如何在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制度，均非他们所长。革命派的领袖当中，无人具备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经验，孙中山之于中国，基本上是一名大半时间生活在西方的“外国人”和“流亡者”；而在人才济济的立宪派当中，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人物，梁启超只是舆论的鼓吹者，张謇只是江浙派的领袖，汤化龙的影响力不出湖北。所以，袁世凯的掌权，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历史的必然；而袁世凯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也不应过度指责其道德人品，乃是由他背靠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所决定。
魏玛共和国虽然被纳粹颠覆了，但那段历史并非可有可无。在经历了第三帝国的畸变之后，魏玛的传统为此后的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所充分吸纳，今天的德国成为欧洲大陆民主制度运作最为良好的国家，魏玛的遗产可谓功不可没。而同样也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早产儿的中华民国，虽然先被国民党、后被共产党所颠覆，但中国人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尝试仍然可歌可泣。历史学家张朋园指出：“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辛亥革命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见诸实行。”13 中国反民主的传统比德国更加深厚，中国反民主的力量比德国更加强大，所以建立民主也比德国更为艰难。即便今天，“共和国”与“现代化”（当然包括政治的现代化）于中国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两者都是尚未被中国人所充分反省过的历史。
一部束之高阁过的宪法和一个四分五裂的国会
当我们来到魏玛市中心的广场时，这里正在举办一个热闹的露天音乐会。在歌德和席勒牵手的铜像前，搭起了一个临时的舞台，一名歌手和一支乐队正在非常投入地演出。台下的广场上，是数以千计的年轻人，随着歌声应和起舞。卖德国烤肉、香肠和啤酒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队。这真是一个欢快的嘉年华。我们本来想尝试一下此种大众口味，翻译告诉我们，附近还有更好的去处，那就是歌德故居对面的名叫“白天鹅亭”的餐厅，歌德经常在那里用餐。我们行程匆匆，在魏玛住宿的一个晚上未能订上广场附近的“大象旅馆”——那可是门德尔松、巴赫、李斯特、瓦格纳、托尔斯泰、托马斯？曼等大师下榻过的地方，但我们毕竟在“白天鹅亭”享用了一顿魏玛最美味的炖牛肉。
在国家剧院的下首方向，有一栋毫不起眼的黄色小楼，如果不是特别去注意门口的标识，很容易就错过了，不懂德文的我们便错过了两次——它便是大名鼎鼎的包豪斯博物馆。而魏玛城大部分的精华——歌德故居、席勒故居、尼采故居、克拉纳赫故居、歌德图书馆等等全都近在咫尺。在方圆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居然曾经有过如此多的巨人在此呼吸和栖居。
而周遭最宏伟的建筑还是国家剧院。此剧院历史悠久，席勒的《威廉？退尔》、歌德的《浮士德》的首次演出都在此举行，李斯特、瓦格纳、施特劳斯也都一一在此大显身手。该剧院几度被焚，如今的建筑是一九零七年建成的，那时正是第二帝国国势到达顶峰的时刻，魏玛虽然是一个未被工业化洗礼的小城，也大兴土木、蒸蒸日上。当然，此剧院虽然名之曰“国家”，比起柏林的那些尺度大得让人不可思议的建筑来，反倒显得秀外慧中。
魏玛国家剧院的著名，除了跟那么多名人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九一九年，共和国的制宪国会在此通过了《魏玛宪法》，“魏玛共和国”也因而得名。后人说，选择魏玛作为国会开会的地方，是因为魏玛拥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其实，当时在革命大潮中险象环生的新政府和新国会，并没有如此深远的考虑，用魏玛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菲利普？沙伊德曼的话来说，最初把立宪国会设在魏玛的决定，完全是出于谨慎的考量，“因为柏林不安全”。
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国家立宪会议在这里开幕，在歌德和席勒的注视下开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制宪会议也是对这两位人文主义者的迟到的致敬。雨果？普罗伊斯，这位魏玛宪法的建筑师，可以说是这个革命的象征，他是犹太人，又是个左派民主党人，曾经被摒弃于大学教育体系的门外，如今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身居要津，为新的共和，也是他的共和，量身定做新衣。他折衷地从几个地方寻找制宪的方法，包括美国宪法、欧洲议会主义的精华部分，甚至法兰克福会议流产的宪法。这部宪法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虽有联邦主义的原则，但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大；再比如总统在权力格局中几乎不受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其权力之大不亚于君主制下的皇帝。但是，这部宪法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宗教宽容，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以及人身保护权。这些给予人深刻印象的条文，以及全体选民可借以参与立法、免除官员的复议权和创制权，都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文献之一。
“法治国家”的理想尽管得到了宪法的确定，却没有得到民众内心的认可。宪法虽好，却没有合适它生存与实践的环境。由于缺乏对共和及自治管理具有充分心理准备和历史准备的官僚集体和公民社会，魏玛宪法在其存在的十五年间，如同油浮在水面，而不是像盐融入水中。对德国社会而言，魏玛宪法从诞生到死亡，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异类，就连其起草者雨果？普罗伊斯亦明确地表示怀疑：“这样的民主制度是否能交给那些在骨子里对它进行抵制的民众？”希特勒上台之后，在共和国最后的苟延残喘的日子里，希特勒不断粗暴地破坏宪法，宪法像窗户纸一样被他戳得体无完肤。这部可怜的宪法毫无还手之力，也得不到其他权力机构的保护，最终被希特勒亲手盖上了作废的印章。
如果说魏玛宪法被束之高阁，那么魏玛国会则始终四分五裂——直到希特勒上台才将国会“统一”起来，不过那时国会已经名存实亡了。除了在魏玛国家剧院举行的那次制宪会议还称得上成功，此后的国会便日渐走上了下坡路。国会被分别代表左、中、右的五个较大的党派所撕裂，建立在议会多数派之上的政府便不得不走马灯式地轮替：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零年，有七位不同的总理领导下的十三届不同的政府，而且没有哪一届政府的寿命能超过十八个月。各种主义的尝试及其互相之间的磨合，最后都走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而对民众来说，这不仅是社会民主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人民党、民族人民党及其政治理念的失败，而且是整个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失败。所以，与其说是希特勒谋杀了魏玛共和国，不如说是魏玛共和国自己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轨道而跌入了万丈深渊。
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法和国会也可称之为“被束之高阁的宪法和四分五裂的国会”。魏玛宪法相对比较稳定，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先后出现过四部宪法：《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以及一九二三年的民国宪法。这些宪法的立意不可谓不佳，即便后来饱受诟病的、在袁世凯当权时期起草的《天坛宪法草案》，其目的也是“在束缚行政使为国会之役使，将一切权威给诸国会，使其为立法独尊”。14 然而，这几部宪法要么还来不及实行，要么只是短暂存在，之后便被废除了。它们只存在于精英分子的理想之中，而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体”，未能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大而言之，宪法未能避免大规模内乱的爆发；小而言之，普通民众在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之时亦无法援引宪法来抵御之。
从晚清到民国，先后有四次国会选举：一九一零年的资政院，一九一三年的第一届国会，一九一八年的安福国会，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党国会。学者张朋园认为，“四次国会选举，一次不如一次”。15 民初的国会，一开始万众瞩目、倍享尊荣，其成员大都是一时之选，胡适晚年亦称赞当时的国会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但是，激烈的党争和不妥协的文化传统，使得国会自身的权威受到削弱，逐渐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淡出。到了曹锟贿选事件曝光之后，国会成为众矢之的，“八百罗汉”被国人骂为“猪仔议员”。当时，就连部分移沪国会议员也发表措辞激烈的宣言：“窃以共和国家总统、国会俱为全国人民所托命。今竟明目张胆，使神圣议会，变为交易市场；尊严总统，视若交易货品，显犯刑律，腾笑友邦。曹锟个人不足诛，其如中华民国之名誉何！卖票败类不足惜，其如四百兆人民之人格何！”16 政府和国家元首可以失去人民的信任，国会却不能失去民的信任。如果国会失去了立法之权威、失去了民众之尊重，则宪政岌岌可危，共和国朝不保夕。
当军阀和党人都以立宪、护宪、开国会这些现代政治观念来彰显自身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的骨子里却是陈腐不堪的皇帝梦。当时中国的情形与独立后的拉美诸国很相似，满怀革命激情的玻利瓦尔曾经这样描述在拉美“条约只是几张纸，宪法只是几本书，选举是战斗，自由就是无政府，而生活则是折磨”。诚心裁军的黄兴被人讥笑为傻瓜，醉心选举的宋教仁却成为刺杀的对象，中国的政治仍然遵循中世纪“成王败寇”的潜规则。即便如此，如魏玛共和国的若干正面遗产被后来的联邦德国吸收一样，中华民国在制宪和民主化方面的尝试与实践，也应当成为今天追求民主和宪政的中国的一笔“失败的遗产”——在二零零八年数百位知识分子联署发布的《零八宪章》之中，对这一“失败的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便以一种谦卑而执著的姿态浮出了历史地表。
注释：1、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6页。
2、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4页。
3、奥拓？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第127－128页。
4、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5页。
5、朱学勤《访问德国的五篇专栏文章》，见史迪凡博士主编《以史为鉴》，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2004年出版，第86页。
6、郭少棠《德国现代化新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130页。
7、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30页。
8、奥拓？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第54页。
9、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61页。
10、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53－154页。
11、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9页。
12、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1页。
13、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1版，第193页。
14、潘大逵《中国宪法史纲要》，转引自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7页。
15、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1版，第218页。
16、刘楚湘编纂《癸亥政变纪略》，中华书局，2007年第1版，第399页。
在守旧官僚与暴民集团的夹缝中挣扎的宪政
魏玛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诞生，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入民国之后，梁启超指出，国中有两派危害国家的势力，一为“腐败官僚”，一为“暴民集团”；前者指掌握实权的北洋系统，后者指不断掀起武力叛乱的国民党，此两大势力一右一左，使得共和国甫一诞生便命运多舛。学者严泉在分析民国制宪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激进派制宪议员失败的政治经历表明，他们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人政治家一样，不愿也没有能力通过政治妥协，做出合理的政治权力分配，选择合适的民主宪政制度。”17 此看法虽不无道理，但对代表正在由传统士绅转变为“中产阶级”的这个群体未免苛责过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不愿，而确实是没有能力——守旧官僚和暴民集团将他们逼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有心思规划未来。
魏玛共和国既未得到民众之爱戴，也未得到上层社会的效忠。以军队为支撑的守旧官僚集团，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完整无损，“德意志帝国军国主义保守派的领导层宣称他们身处操纵国家权力杠杆的关键位置。军事，确切地说是作为军国主义君主制核心的指挥权，阻碍了政治体系的进一步议会化和民主化。”18 为了镇压左翼的激进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向军队寻求援助。当军队帮助社会民主党人镇压了斯巴达派的革命之后，它也为自己谋求了一种独立于政府、国会和法律的“治外法权”。由于同意不削弱德国军队传统的结构，艾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不知不觉地帮助了仇视民主进程的军队机构的存在。艾伯特没有想到，“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军队经常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极端分子的聚合点。”
帝国时期的等级制度和礼仪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艾伯特以贫民子弟的身份出任总统，本来是平民政治的一个良好开端，但他去世以后，高票当选第二任总统的却是军国主义的象征性人物——一战中德军的最高指挥官兴登堡元帅，这个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却像超人般地以英雄的姿态归来。魏玛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人们很难想像，在一个共和国内，封建统治阶层穿戴着华丽的制服、旧日的勋章和绶带，在大街上昂首阔步。普通人不是厌恶之，而是羡慕之。葬礼和爱国聚会成为贵族统治显赫地位的展示，并且产生了这样的影响：首先，自从君主体制衰亡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改变；其次，传统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强化了大部分德国人渴望出现强大的政府和魅力型的领袖的潜意识，他们不是嫌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干预太多了，而是嫌这种干预太少了。很少德国人会怀疑国家的正当性，正如学者伊格尔斯所论：“在德国传统中，缺乏一种在十九世纪意大利、法国、美国和英国的民族主义中常见的有意识的尝试，这就是使国家意图与普世的人类价值一致。德国民族主义是受历史引导的，并且缺乏一种超越政治或道德国家的观念。”19 这便是德国人性格中最典型的“臣民意识”，尽管生活在共和国，他们却没有公民意识。
魏玛共和国的“暴民集团”，分别来自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共和国建立之初，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独立社民党中最激进的斯巴达克派，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领导下，试图发动一场追随俄国的“连根拔起”式的暴力革命。被德国的火车送回俄罗斯并夺取政权的列宁，观察到德国形势的发展之后欣喜若狂，他认为俄国和德国是一对孪生子，并希望更为工业化的德国成为即将到来的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前哨。在南方，与斯巴达派相呼应，艾斯讷在巴伐利亚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自己担任内阁总理。军队以及军队支持的自由军团，则全国各地的左翼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暴戾之气弥漫于整个社会。
艾伯特虽然地在左右夹攻中屹立不倒，却无力改变守旧官僚和暴民集团尾大不掉的格局。当左翼丧失反抗的力量与意志之后，右翼中最邪恶的那一支——纳粹党却羽翼丰满，希特勒取代了人们对君主的热切盼望，他在民间获得的爱戴是德国任何一个君主都不曾有过的。在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天，共和国的悼词也写好了，这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共和国“活生生地被体制的缺陷、不情愿的守护者以及一群没良心的贵族和企业家所合力扼杀，另一方面也是被集权主义的历史包袱、纷乱的世界局势以及精心设计的谋杀所葬送。” 20
中华民国与魏玛共和国可谓同命相怜，内忧外患，相伴始终。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并未涌现出一个兼具理想主义与管理能力的领导阶层。北方为以北洋军人为主的守旧官僚所把持，南方则到处活跃着野心勃勃、喜好杀戮的党人和枭雄。湖南立宪派领袖谭延闿反对杀戮，竭力避免流血，尝对人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而革命党人的军事领袖黄兴在与立宪派的张謇会谈之后，观念亦发生变化，“尤觉暴烈者之祗破坏，难与建设”。但像他们这样具有远见卓识者寥若晨星。最具民主理念的国民党人宋教仁遇刺身亡，乃是中国宪政之路失败的转折点。从此，北方之守旧官僚一意以武力征服全国，南方之暴民集团亦不惜以暴易暴。国会政治未能容纳与化解不同政见与利益集团，连一度羡慕英美民主道路的孙中山也在诱惑下选择了一条“联俄联共”的黑暗之路。
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一九一二年以后，军人势力壮大，中国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变成了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即所谓的“军绅政权”。北洋政府当然是如此，即便是国民党完成名义上的统一之后，“军绅政权”的性质也未发生根本之改变，因为蒋介石操纵的政府“没有宪法的依据，没有经过民选，它的‘合法性’不以法律为依据，而依靠外国的承认和国内的一些大的政治势力的拥护”。 21 如果从有无宪法和国会的意义上来衡量，不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终结，也不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军队北伐胜利、奉系军阀退出关外意味着中华民国的名存实亡（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的北京政府相比，是缺乏承续性的、新的“党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与张作霖联手控制北京政权，国会解散、宪法终止、总统空缺，段祺瑞自称执政，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那时中华民国的“法统”便已中断。
无论是守旧官僚，还是暴民集团，最后的选择都是创建与组织军队，并以军队的力量控制政府，实行威权主义统治。从袁世凯以下，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及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旧军阀、新军阀，无不如此。历史学家张朋园发现，安福国会便已受威权主义的影响。“段祺瑞、徐树铮都是留学德、日回来的军人，他们的脑子里没有民主观念，思想与行动都是威权主义。”而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夺得政权之后，却并未实施宪政，“法西斯主义袭来，迷惑了黄埔系的军人，他们把训政当作口号，相反的大搞威权主义，终止了民国以来的地方议会，议会的火种宣告熄灭。” 22 继而兴起的左翼共产党武装暴动集团，更是将“枪杆子里出政权”视为铁律，挟全国暴民之力，终于将“专制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政权彻底打垮。直到今天，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以花瓶式的人大、政协取代真正的国会，名为共和国，实为专制国。在二零零八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作为党魁胡锦涛的传声筒，再度强调中国绝对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等西方的“那一套”。
拉特瑙与梁启超：壮志未酬的少数派
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和中华民国初期，各有两个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即拉特瑙与梁启超。这两人以哲人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值得后人思考与检讨。
拉特瑙是一个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技术专家，一个政治论者，一个幻想家，一个冷静地宣扬新古典理性主义的哲人，还是一个不想当犹太人的犹太人，他也是普鲁士爱国者，还是一个为整个欧洲设计电力网络的设计者”。23 他既热爱日耳曼文化，又是温文尔雅的世界公民。他对德意志古老的政体爱恨交织，充满了鄙夷和钦佩。他期望脱离这个政体，但同时又希望成为其中一部分。他是“联合的欧洲”的梦想者，希望未来的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经济共同体”，他的想法与当时盛行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悖，因此他视战前德国统治阶级所醉心的“世界政治”的学说为“迫在眉睫的危险”，“军官们目空一切，外交官们趾高气扬，这并不是一个好时代”。他意识到，若不通过有组织的结构和平衡来整合现代工业所释放的能量，这种能量将会转化成巨大的毁灭力量。然而，他的先知般的预言却无人倾听。
尽管拉特瑙反对战争，但一九一六年在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却临危受命出任战争资源部部长，让德国的战时经济奇迹般地多运转了两年。战后，他帮助建立了民主党，并投入让德国经济复苏的工作当中。一九二二年年初，在外交上一筹莫展的沃斯内阁，任命拉特瑙为外交部长。“对拉特瑙的任命是一个富有勇气的但在政治上是具有爆炸性的决策”，因为拉特瑙身上鲜明的自由派的色彩、梦想家的气质，以及他多才多艺的能力，这一切与他犹太人的身份居然如此融洽，使那些狭隘的反对派和种族主义者对他产生了疯狂的仇恨。正当拉特瑙带领德国走出战后被歧视、孤立和防范的困境的时候，这一年的六月二十四日，他被右翼恐怖分子刺杀身亡，“出师为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拉特瑙之死提前敲响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这个共和国不配拥有像拉特瑙这样的真正的爱国者。
拉特瑙的惨死并未激起魏玛“名士”阶层的警觉。这群“理性的共和党人”对共和的拥护并非出自热情的信念，而是来自知性的选择。24 他们害怕动乱，却不知如何巩固共和、避免动乱。像《法兰克福日报》编辑亨利希?西蒙那样为自由而战的人屈指可数——西蒙在纪念该报创立一百周年的演讲中指出：“那段日子，我们为追求自由和实现一个更高尚的德国付出努力，却为此遭遇到敌意和迫害，回想起这些，感觉真好。再想到虽然有敌意和迫害，我们却从未低头屈服，从未放弃自己所抱持的信念，这种感觉更好，这些勇气是怎么来的呢？来自我们对另外一个德国的信仰，这个德国在过去几百年中，不断努力在阻挠黩武政治所带来的自我伤害，即使不时遭遇挫折，却总是再接再厉。这个报纸能够存活到今天，可以说完全基于此一信念，即对另一个德国的信仰，对一个讲究自由和人性的德国的信仰。”这样一种拯救共和国的努力，却悲剧性地被希特勒击败了。
与拉特瑙一样，梁启超也是一位具有天才的品格却未能改变时代进程的悲剧人物。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十四年之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的混乱中，回到了宣布共和的祖国。他所鼓吹的君主立宪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立即效忠共和并投身政治，组建进步党，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甚至不惜屈身与袁世凯、段祺瑞等合作，先后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司法总长。梁启超是那一代人当中最后一位深刻卷入政治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而，两次短暂的“总长”生涯他都无所建树。这不是他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因为民国初年政治局势的暧昧。民初中国之混乱，有甚于魏玛共和国初期。梁启超在守旧官僚（军人）与暴民集团（党人）的双重压力下左冲右突，内心极度痛苦。而尖锐对立的军人与党人并不接受他的调停。他在一九一七年不禁哀叹说：“倒阁之事而实现，是党人之自杀，结果则为其所仇视自军人增造势力而已；解散国会之事而实现，是军人之自杀，结果则为其仇视之党人增造势力而已。”此后民国局势之演变，全部被任公不幸而言中：宪法与国会同时消亡，军人与党人双双“自杀”。在党军北伐胜利的隆隆炮声中，梁启超因阑尾炎手术失误，而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他早已料到继之而起的将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共产极权的政权。
与康有为终身坚持保皇立场不同，梁启超的一生不断地“与时俱进”。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他探讨过各类激进与缓进的思想，最后归结到缓进的路上。士绅的文化熏陶，使得梁启超在清季的激进思想是短暂的，他与革命党始终不能融洽。“古人所言‘物以类聚’，今人言‘阶级意识’，使得任公不能脱离士绅阶级。士绅阶级主张君主立宪，人称之为立宪派，改组政党之后，是为进步党。任公是该党领袖之一，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25 如张朋园所论，梁启超的政党理想，源于“中产阶级”观念。这一中坚阶级“具有时代的知识，明了国家的方向”，只有他们“才能承担大任，找到合理的发展方向”。但是，尽管梁启超本人具备了天纵之才，他背后所依靠的“中产阶级”却尚未成形，故而他无法具有“代表性”，只能发出先知的哀歌，而不能对补救日渐败坏的时局有相当的贡献。这是梁启超最大的悲剧。
作为本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拉特瑙与梁启超在危机四伏的时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拉特瑙丧生于恐怖分子的子弹的时候，便是纳粹披挂上阵的前奏，当时的总理沃斯在其葬礼上一语道破了天机：“我们的敌人在右翼！”而当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看到党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了“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呢”，他多姿多彩的一生戛然终止，使得他没有机会去实现“挺身与共产党一拼”的誓言。
无论是魏玛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与中国，共和之所以屈辱，宪政之所以失败，民主之所以困顿，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之缺失。宪法的文本和国会的构造可以从别国照单全收、瞬间克隆而来，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形成，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累积及文化上的熏陶。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为何如此重要？张朋园指出：“公共领域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市民社会‘温文有礼’。市民社会是个文明社会。文明社会的高质文化是经过长时期的培植而得。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家‘诚心、互信、和谐’。这样的社会对民主政治是一种支持和稳定的力量，也是民主性格的基础。市民社会与政府相得益彰；舆论由民间形成，政策依民间需要而产生。”26 德国、俄国与中国，之所以未能像英国那样顺利实现和平转型，而经历多次反复，甚至衍生出暴虐的极权主义（如德国之纳粹，俄国之列宁－斯大林主义，中国之毛泽东主义），便是因为公共领域的狭窄与市民社会的弱小。
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垂威利安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同样道理，假如德国、俄国和中国也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可能顺利完成向现代君主立宪的转型。稳定的君主立宪比虚假的共和更能保障基本人权。
依靠一个拉特瑙和一个梁启超，无法拯救共和国于水深火热之中。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三者的“合力”的结果。底层民众生活在困顿中，且得不到应有之尊重，故而绝望地投票给希特勒；这与俄国人选择列宁和斯大林、中国人选择毛泽东是一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社会心理尖锐对立，与魏玛共和国末期如出一辙，如学者唐逸所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的急剧两极分化，对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国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需要一定时间来吸纳新的生活方式。而豪华炫富和蔑视平民的新风气则大大推迟这一过程。暴富令人嫉恨，暴富的手段不光明令人义愤，暴富的豪华令人歆羡，此时暴力便可能成为强悍的弱势者发泄的出路，或成为非理性获取资源的手段。”可惜的是，中共当局刚愎自用，以封杀和打压的方式来对待本来有希望帮助中国脱困的《零八宪章》，既不愿在缓解底层民众的愤怒和仇恨方面上作任何的努力，也拒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等于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绝于人民。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注释：
17、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306页。
18、乌尔里希?拉本库佩尔《“政治手腕”与“作战艺术”——1871－1914年德意志帝国军国主义问题》，见史迪凡博士主编《以史为鉴》，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2004年出版，第86页。
19、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8页。
20、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23页。
21、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6页。
22、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年第1版，第219页。
23、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21页。
24、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5页。
25、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1版，第4页。
26、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年第1版，第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