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如今的公安队伍糜烂日甚一日，警察为非作歹也非个别。公安警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官员和政府的私产，让他们来作恶行凶他们便来作恶行凶，根本不考虑其间有无道理有无良心可言，所以警民关系之紧张，冲突日趋激烈日趋表面化，在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这实非整个社会的福音。按道理讲，本来该知法懂法的警察，来给公民普及法律常识，教导大家做一个合格公民，可世事吊诡得很，现在中国的警察需要我们公民的训练，才有可能让他们明白，他们是我们纳税人养的（不是党也不是政府养的），他们是公务员，必须依法办事，切不可把自己当成官员的私人保镖胡来。

我曾在《抗议是一门公民课》中说，你看布什遇伊拉克记者掷鞋事件应对得体，而温家宝在剑桥演讲遇掷鞋事件就应对得比较糟糕，其原因不在于布什比温家宝聪明，而在温家宝缺少像布什那样面对反对者的训练。布什是经历选战上台的总统，成天面对各种反对的声音（包括媒体无孔不入的批评、讽刺、挖苦等），所以他有较好的心态来面对反对者，倾听反对的声音，这是一种对政府官员应有的训练。可惜的是，中国的官员是组织任命，而非选民的支持与反对较量下的结果，他们常听到的就是下属对他们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他们根本就没有面对反对者的声音，来切实应对的训练。所以一旦遇到不同的声音，就僵硬大怒（大家想想江泽民曾如何骂香港记者），就弱智到不知所措，就只知动用权力来扼杀反对者。这在一个民主自由已成为整个世界趋势，在一个资讯和传媒相当发达的时代里，其诸种愚蠢颟顸的不当举措，不成为世界笑柄都难。

那么我们怎么来训练中国的官员和警察，那就是你持续地有理有节地表达出自己不同的声音，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让官员和警察逐渐适应民众反对和抗议这个现实。让他们知道受民众批评、抗议、反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的心态也就逐渐放平，逐渐感到受人批评是不可避免的，要得体地应对，才不被更多的民众和媒体批评，才能达成官民的有效沟通和警民的互相理解。现在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政府道歉的次数（其不再犯类似错误的诚意依旧有待考验）在增加，比如这两天抓王帅的河南灵宝市委市政府公开道歉，虽然诚意和制度上的变化还不够，但总比强硬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做法要好。政府向着好的方向转变虽然是他们应该做的（还做得不够），但我们还是可以给予适度的认可。

我的朋友陈云飞（2007年6月4日轰动世界的广告刊登者）兄就常背着变化的广告在成都的大街上走，随时向官方要自己的权利，下面始终不变的则有一句：“温馨提示：请公仆不要对主人动粗”。当然像陈云飞这样拥有良好的心态，笑嘻嘻维权，表达自己反对意见的做法，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学习。但你从中可以领略任何一种做法，只要对自己是相对安全的，便不妨尝试，公民自身的成长以及对警察的训练就是从此开始的。艾未未调查小组的志愿者发回来的“公民调查日记”就是典型的公民对警察的训练。我想这些公民调查志愿者不少可能是八零后，但他们的公民意识确实令人高兴，他们会提醒警察，请你出示证件，请你开出扣押物品清单，如与调查无关，他们会说此问我可否不配合等，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对警察的训练。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训练，要让警察随时知道自己是我们纳税人养的，我们可以在法律范围内配合你的调查，但我们有根据法律维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权利。这样长时期的训练，再加上制度的约束，就会逐渐去掉警察身上的骄横和戾气，以便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当然还有一种训练，就是你表达自己的意见，你签名被警察请喝茶。作为一个公民，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被警察请喝茶虽然让我们愤怒，但我们也要有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即警察大多数时候是他们的职业上的奉命行事，我们不必为难他们，不怕他们请喝茶。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流，我们可以将喝茶记写出来发到网上，让公民们互相学习，让大家对警察脱敏。我们谁也不想与警察有什么交道，但既然维护自己的权利，必须与他们打交道，也不妨堂堂正正地去做。刚开始做，你也许有一颗扑扑跳的心，后来你也就知道这颗心还比较坚强，甚至可以像NBA季后赛胜负一掷，有一个罕见的大心脏。零八宪章后，有许多朋友被约请喝茶，不少人将喝茶的经历公诸于众，让民众互相观摩学习，从中学到不少如何应对技巧。特别是波斯小昭的《小昭喝茶第一回》堪称诸种“喝茶记”中的范本，如果我编选“中国公民读本”，我一定将此文选入“公民与警察”一栏中加以重头解说。

现在网上诸种表达自己权利的签名，随着民众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这是极好的现象。这既是对公民自身的训练，也是对政府和警察的公民教育。其中“关于禁绝中国监狱牢头狱霸现象之公民建议书”签名活动，进行了几次，但被约请喝茶者，我还没看到过。今天一位朋友将他此次被请喝茶的过程发予我，想让我公布出来（因为他没开博客），以便大家观看被喝茶的过程，以使诸位公民互相学习，共同脱敏。我为这位朋友所做的努力，为他将喝茶记公布出来而感动。我们许多人都是有家有室的人，说实在的，正是因为有了孩子我才不能忍受愚弄与欺凌，家庭的存在并不是将责任下移推后的藉口，也不是对社会不公不发表意见的托辞。如果因为有家庭有孩子便对一切不公忍让，那你生孩子出来，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他继续“享受”你这样受奴役的地位吗？当然，要处好家庭之间的诸种关系，需要互相沟通，需要夫妻之间有一定共同的认识，但也不必强求。我们要尽量不因争取社会进步，而使家庭受到伤害，至少应该尽最大努力把伤害降到最低。

二零零九年四月六日至十日，我应香港多家学术的机构的邀请，赴香港访问和讲学。四月六日早上，我在首都机场办理登记手续的时候，受到北京海关人员的搜查，将我携带的书籍、反右运动的资料以及讲稿等全部拿走；四月十日晚上，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同样遭到搜查，携带的若干“敏感”书籍被查扣，其中有：《念念六四——刘晓波诗集》（四本）、《六四二十周年•苦路十四站——基督教善乐堂受难日聚会程序册》（七本）、《中国传媒风云录》（一本）、《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本）、《我要回家》（一本）、《港支联通讯（第八十一期）》（一本）。

这个号称已经“崛起”的政权，却如此害怕历史与真相。不仅害怕“六四”的历史，甚至害怕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的“反右”的历史。海关工作人员声称，这些“敏感”资料既不能从北京带到香港，也不能从香港带到北京，因为香港是“境外”。香港已经回归十多年了，还能享受此种特殊待遇。这些制服上镶嵌着国徽的海关工作人员，居然将香港当作“境外”，如此卖国言论，敢于公诸于众吗？

我刚从香港回到北京，我们方舟教会的教友、“六四”残疾人士齐志勇再次被警察带走，他是四月十五日中午去接放学的女儿的时候被警察暴力绑架的。我接到他发来的一个手机短信息之后，便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了。齐志勇在“六四”晚上身中数弹，侥幸被抢救活过来，却被迫截肢，留下终身残疾。二十年来，因为始终坚持言说“六四”真相，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残疾人的最低生活保障，常年受到警察的逼迫和骚扰。奥运和两会期间，他连去教会聚会的自由都被剥夺，被带到北京郊外，切断一切通讯手段，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就是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我在香港访问期间，发生了港大学生会主席否定“六四”屠杀的言论引发媒体关注的事件。从当年的马力到如今的大学生，从政党的党魁到大学学生会干部，否定“六四”屠杀的人士在香港越来越多。我从香港带回北京而被查扣的那些有关“六四”的书籍和资料，在香港的许多书店都可以买到，香港不是大陆那样信息被严密封锁和过滤的地方。所以，香港人若否定“六四”屠杀的真实性，不是出于无知——无知是可以被原谅的；乃是出于无耻——无耻则是不可原谅的。

二十年来，齐志勇被禁止出境，因此也不能到香港来与莘莘学子们面对面地交流。他不用说什么话，他的身体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见证。还有同样也是“六四”受害者的方政，他本来已经安全了，但看到一辆坦克正冲向一名女同学，他便奋不顾身地跑过去将女同学推开。女同学得救了，他却被碾断了双腿。港大的学生会主席大人，你是未来特首的人选，你是香港的精英中的精英，你愿不愿意屈尊与齐志勇和方政见面呢？你是谦卑地接受历史与真相，还是继续做历史与真相的敌人呢？

不久前，本人读到与本人同为《08宪章》发起人的余杰先生在其大作中提到”《08宪章》是改良主义的”这一观点。本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故撰本文与余杰先生商榷。

余杰先生认为，《08宪章》的主张是在承认现行宪法的前提下要求修宪。固然，《08宪章》中使用了”修宪”的字眼，但《08宪章》的主张究竟是修宪还是制宪，在签署者中实际上是存在争议的。有些人认为《08宪章》名为修宪，但提出的十九条主张实际上是对现行宪法的根本否定，是制宪而不是修宪。《08宪章》签署者中，主张制宪者也大有人在，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以”修宪”为由说《08宪章》是改良主义，恐怕许多签署者不会同意。

余杰先生在文中还提到，《08宪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择，对此我并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排除暴力革命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改良，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08宪章》的主张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改良。那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请大家回到五年前由崔卫平教授主持翻译的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我们的主张是”新演进”。

“演进”与”改良”有什么区别呢？”改良”是眼睛向上，把目光放在当权者身上，希望当权者进行改革；而”演进”是眼睛向下，把目光对准社会和公众，我们是要告诉公众如何行动，而不是告诉政府如何改革，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凝聚公民的共识，促进社会的觉醒、发育和团结，而不是为了”上书劝进”，乞求政府接受我们的改革方案。

“演进”的主张中包含哪些具体行动呢？例如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牛博网友不通过政府和官方的红十字会，自行募捐数百万元并亲自购买救灾物资送往灾区。汶川大地震中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上百之多，多家民间组织还共同组建了成都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以便协调民间救援工作。地震发生之后，大批媒体记者纷纷自行前往灾区进行报导并参与救灾工作，部分记者从灾区返回后还在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举行了面对网友和民间人士的新闻发布会。地震发生十个月之后，艺术家艾未未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亲自调查出来的地震遇难学生的姓名、年龄、学校、班级。这些行动都是”演进”的一部分。

类似的民间行动还有许多。北京网友就曾经组织过多起以公民身份成功营救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中的上访者的行动。为防止对方使用暴力，每次行动前都会事先召集围观群众和”打酱油”者。网友们以公民身份与”黑监狱”交涉，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访民。如果对方使用暴力，网友们就通过自己”人多势众”，用拉架的方式阻止对方使用暴力。通过这种方法，网友们成功营救了多名被非法关押的访民。

北京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就是一个致力于从事公民行动的NGO。他们每周六下午举办的公民转型论坛不仅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就各种理论问题发表演讲，也邀请从事实际工作的律师、记者、维权者等来就大家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演讲，如前面提到的汶川大地震新闻发布会，以及维权律师就毒奶粉事件发表的演讲等等。除了讲座之外，传知行还制作《2008公民税权手册》等小册子，并且经营了一个立人乡村图书馆项目。从事类似活动的NGO还有许多。

这就是”演进”：我们既不主张暴力革命，也不企求当权者的改良，我们要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和平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认为这才是《08宪章》的主张。

2003年以来，由异议人士和广大网友组织的网络联名活动每年都有几起甚至几十起，《08宪章》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政府如此大动干戈呢？我认为，《08宪章》的意义就在于其发起人和签署者有效地突破了原有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圈子。《08宪章》的发起人和签署者中有各种职业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其中不乏所谓的”新社会阶层”，甚至还包括了中共党员、军人和公务员等被认为再”正统”不过的人。《08宪章》已经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事了，用某些人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有了”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说《08宪章》的主张是在改良与革命之间，那么《08宪章》的”群众基础”就可以说是在权贵与民粹之间。我们既不寄希望于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突发奇想，也不像另一些政治力量那样把底层的苦难当作自己的大旗。固然，底层的苦难是值得同情的，也是需要我们关心和帮助的，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除了社会中最底层和最边缘化的人们之外，我们还需要得到社会主流支持。学者、法律工作者、媒体人士、企业家、专业人士、白领、”新社会阶层”……他们具有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上文中提到的公民行动，许多都是由他们完成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底层的运动很难成功。一场运动如果仅仅诉诸于底层的苦难，虽然能够得到同情，却很难得到社会中更多人的支持。社会的中间阶层本来是社会的稳定力量，只有当他们也对现状感到不满，希望变革的时候，我们的运动才能真正取得成功。《08宪章》在动员更多主流人士的参与方面是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无视底层的苦难，我们所要做的是动员中间阶层，帮助底层，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成功的希望。

此外，本人还注意到有论者谈到海外民运的”群众基础”问题。本人想请该论者注意：海外民运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而不是在海外竞选公职，因此海外民运的”群众基础”也应该在中国国内；海外人士可以成为中国民运的促进者和拉拉队，但是民运到海外去寻找什么”群众基础”，无异于南辕北辙。

贵州习水的公职人员嫖宿幼女事件最近被中国媒体踢爆，涉案的七人中竟有五人为公职人员，他们所嫖宿的女性中竟然有四名还是未成年少女。乍看一些媒体有关此事的新闻标题，笔者颇为震惊，但一看具体内容，方知这又是一条迟到的新闻，此事实际上发生在2008年的8月份。如此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事件竟然在半年后才公之于众，中国媒体的忍耐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就在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尚未落幕之际，又有媒体曝出了江苏宜兴一城管队长强奸未成年少女的消息，虽然有城管内部的目击者称该城管队长确实是实施了强奸行为，但此案最终仍然是不了了之。公职人员强奸少女甚至幼女的事件可以说不计其数，只是见诸媒体的凤毛麟角而已。

在古代，男人三妻四妾的现象可谓是见怪不怪，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从法律上告别了这种婚姻模式。但在如今的中国大陆，官员们纳妾早已是家常便饭，只是一般都会偷偷摸摸进行罢了。失足落马的官员几乎个个都有情妇，正仕途得意的官员又有几个能做到洁身自好？

中国官员向来都是表里不一，很多人在台上高呼“马列主义”，在台下却暗念“阿弥陀佛”，更多的官员在台上高举“反腐败”大旗，在台下却大收贿金和嫖娼狎妓。要谈能力和水平，很多官员只能以“饭桶”相称，要谈品德，很多官员则是人人痛恨的道德败类。不过，虽说干正经事他们和外国官员相比多有不及，但在巫山云雨方面，他们每个人的床上功夫却堪称一流。

十多年前，中国民间就流传着“当官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的顺口溜，该顺口溜流行到连几岁的乡村孩童都会念叨，大陆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而现在，“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则被一些人篡改为了“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成群。”大陆的官员已经找不出几个像魏征那样位极人臣却家徒四壁的了，即使是口碑较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其亲属也难免染指商界且日进万金。

传统文化讲“万恶淫为首”、“富贵不能淫”，如今的中国官员却是不尊古训，反其道而行之。很多官员不仅仅要贪淫好色，而且要淫出花样、色出境界。对于女性，有的官员追求的是量大，有的追求的是貌美，有的追求的是文化高。中国官员的好色脸谱真可谓是五花八门、洋洋大观。

中国官员虽然在政治上僵化保守，但在性生活方面却是改革开放的先锋。2008年的最后几天，浙江《舟山日报》社竟然曝出了“裸聊门”，该报社广告部主任袁松华强迫女下属裸聊的事件再一次佐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令一般的民众望尘莫及。而此前的交通部官员林嘉祥对幼女的猥亵和对其家属的狂言则一直被网民传为笑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身在中国大陆，即使不能享受民主社会的诸多权利，但却能饱览官场上的奇闻异事和阅尽官员们的丑态，这便是中国民众所独有的“福气”。

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死盯倒茶小姐，该照片之后在网络上风传。不仅如此，江泽民在会后的武汉之行还特地邀约一众美女与其合影留念，江主席此举究竟是好色还是好奇，实在是让人难以判断。不过，江主席身处瓜田李下却不避嫌疑，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即使他的举动真的是因为春心激荡。

历史上的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代暴君，更是一代淫棍，如今的大陆官员很多算是继承了祖师爷的衣钵，甚至有发扬光大的趋势。有人说不讲人权只讲“猪权”的中国是一个“动物庄园”，扫视如今的中国官场，贪淫好色的禽兽官员简直是数不胜数，这些人时不时就会兽性大发，贵州习水的官员嫖宿未成年少女只是冰山一角。假以时日，此类丑剧必将继续上演。

正当人们热议着习水嫖宿事件的时候，中国媒体又报道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四川成都一名男子因为暗恋邻居的妻子，某晚爬上花园树上偷窥，被发觉后于翌日被警方拘捕。该男子因为向警方承认暗恋对方，并想与对方发生关系，结果被控强奸罪，以强奸未遂判刑一年，缓刑一年。这也许就是司法领域的中国特色，官员强奸可以控其嫖娼，而平民百姓偷窥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判其强奸罪成立。如此可悲的司法现状，让人感觉依法治国依然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2009年4月18日

《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贾植芳著,罗银胜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35.00元。

刚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

30多位文化老人撒手西去：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锡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堤87岁，萧萐父84岁……

士林凋落，触目惊心。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会被众多媒体冠以“大家”、“大师”之名，这固然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时代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对老人的尊重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律给他们冠以“大家”、“大师”之名，私意以为，对这些老人称之为“文化老人”，或许更准确一些。

比如贾植芳。

贾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17岁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21岁出狱后，流亡日本，先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三进三出，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社会里罹难，被关押达12年之久。待平反之时，贾先生已经65岁了。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但是用于学术研究最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贾先生名则名矣，要说是“大家”，则只能看作后辈人觉得时代亏负了贾先生，而对先生的一种善意的褒扬了。否则，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说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岂不是文化的笑话？

囿于专业上的兴趣，我过去对于贾植芳一直没有太多的关注。最近读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让我对那一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兴趣。而读完贾植芳的回忆录《我的人生档案》，最深切的感受是贾植芳身上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于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现象有很大的普遍性。

贾植芳生于1915年，是真正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的局势下成长的一代人，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政治情结比较重，就像贾植芳自己说的那样：“对于我们这些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来说，第一位的事便是革命活动和积极介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这几乎是当时大部分中国青年的共识。”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五四的文化精神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贾植芳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立体地看到五四文化精神的多方面，那一代人在他们的年轻时代，基本上都是只看到五四的一个方面，并且吸取之后走上了各自相同或者不同的人生道路，比如说比贾植芳小一些的何兆武，也是在五四精神的哺乳下成长起来的，其人生道路和贾植芳就迥然不同。这样的成长背景，基本上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底色，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母体文化，从贾植芳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来，他所选择的母体文化和何兆武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贾植芳在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从头一篇小说《像片》开始，他就“由原来朦胧地以文学为改造人生和社会的思想，渐次具体而清晰地发展起来的文学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思想”了，并且“日趋坚实地指引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在多年之后的回忆里，历经磨难的贾植芳依然对1950年的《解放日报》把自己列为“进步人士”津津乐道，就是这种母体文化在起作用。

然而，存在于贾植芳身上的二律背反表现为：虽然选择了自己的母体文化，并且深深认同，但是毕竟是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知道独立人格的宝贵”，始终不能放弃“独立人格”。单独看贾植芳前面的选择，没有错，单独看他后面所说的吸收“五四新文化的营养”，也没有错。但是当这两者纠结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问题便出来了，因为这两种文化是不相容的。

贾植芳有句话特别爱被时人征引：“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后来贾植芳因为胡风事件罹难，其中固然有自我道德要求（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的因素，更多的还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两种文化的冲突。

贾植芳只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着两种文化（“追求进步”和“独立人格”），也察觉到了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五四新文化给他们养成的独立人格又偏偏使他们总是与这个新的环境格格不入”。但是最终也没有能摆脱自己的母体文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是从理论中，而是从实践上或感情上认同了革命，就理所当然地视革命为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说，视自己为当然的革命分子。革命的胜利也既是我们的胜利。”正是因为以“这个世界的主人”自居，自以为作为“自己人”，其一言一行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组织”，贾植芳对于胡风以及自己的人生悲剧才会有格外的不解，倒是因胡风事件罹难之后的一个狱友给贾植芳指点了迷津：“你们这种小资产阶级，又不是章士钊梁漱溟，你们本来就是跟随革命的人，你们喊万岁，上面才不稀罕呢！”纵观在1949年之后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的“自己人”，贾植芳的那位狱友所言，颇有几分道理。

贾植芳自谓“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大概都清楚，这句话其实是梁漱溟那句“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的翻版，贾植芳比梁漱溟小将近20岁，受到梁漱溟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历史的现实是，贾植芳没有梁漱溟那样的资历，他所能交往上的最高的人物，不过是1955年因言获罪的胡风，虽然在他看来，胡风是继鲁迅之后的“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但是这样的一位“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依然是不堪一击。不管主观上的意愿如何，最终，贾植芳还是没有成为梁漱溟那种意义上的“社会中人”，而是终老于复旦，成了一名“学问中人”，遗憾的是，他过去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政治上，那原本并不是很符合他天性的事情，这让他在学术上没有达到和他有相似经历（同样出身于“一二。九”运动）又同在上海的王元化那样的高度。

1936年，因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从国民党的班房里被保释出来的贾植芳到了青岛“避难”，在那里他翻译了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在他译作的序言里，贾植芳借用亚历山大。柯思的话，把尼采称为“典型的负伤的知识人”，读完《我的人生档案》，觉得这个称谓，用在贾植芳身上，倒也十分贴切。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号召我们“不折腾”，很好，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拥护。问题在于，这只是良好愿望。要让愿望成为现实，还得有可操作的方案。方案由诊断来，我们先要诊断出折腾的病根何在。

早在1993年，笔者在香港《信报》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可能折腾中国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曰“极端主义”。若谈“陷阱”，这就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陷阱。简略说来主要有三种：1.极左，即新毛派；2.极右，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万能），和激进民粹民主；以及3.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或“新法西斯”。现在，更恐怖的第4种极端主义出现了，并且正在恶性膨胀中，这就是把极左意识形态、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法西斯这三种极端主义集于一身的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大杂烩。它用极左意识形态做它的镇压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会主义和平等；用“权力搅市场”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发不义之财，但不要良好市场的自由竞争、法治及道德约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的伪爱国主义煽惑民众，骗取社会支持，同时坚决抵制自由民主，“绝对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那一套”。

请注意：这个黑暗势力的主体是腐化堕落的各级政府官员及其子弟亲友，而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和商人。恰恰相反，后者正是它们敲诈勒索的对象。

权贵资本主义恶势力的急剧膨胀，是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政治改革不但完全停滞，而且从中共十三大路线大幅倒退，从“党政分开”退回“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权力全都集中到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手中，一切监督制衡统统化为乌有，导致“绝对权力绝对腐化”。“六.四”镇压和随后不久苏联解体，共产主义信誉扫地，共产党人信心崩溃，于是凡手里有点权的，便抓紧机会拼命捞钱，再把妻儿送往国外，给自己留好退路。整个中国社会随之理想破灭，“上下交征利”，恶俗当道，犬儒盛行，更给官员们提供了放手贪腐的大环境。近年来，有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干脆变成了黑社会，包娼包赌，强占土地，强拆民房，独霸市场，独揽工程，雇凶杀人，封媒体抓记者……简直到了穷凶极恶，肆无忌惮，无所不为的地步。

据官方数据，仅2003年一月到2006年八月，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就有67505人，而这只是冰山之一角。有些学者估计，这六万多人仅占腐败总数的5%-20%，实际犯罪人数是这个查处数字的5-20倍。

短短20年间，这个阶级非法聚敛了惊人的巨额财富。至2006年三月底，中国内地私人财产（不包括境外）超过一亿的有3220人，90%是高干子女（《远东经济评论》，2007.no.4）——当然，也有合法财产混杂其间，不能说100%都是非法取得。一位久居中国的美国官员说得好：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

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占有70%的财富，而西方国家财富占有最不平等的美国，是5%的人口占有60%的财富，比起中国可谓“瞠乎其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成为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2006年一份三部门（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题为《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的资料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当地农民人年均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地厅级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劵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

就是这样一个急速劣质化的社会，竟被某些西方人美其名曰“中国模式”、“北京共识”！

当年“胡温新政”刚揭幕时，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曾经寄予莫大期望。几年看下来，这个“新政”却是承诺多，做得少；口号多，行动少；令人相当失望。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权贵恶势力的百般阻挠。胡温的改革不论朝哪个方向走，只要触动了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都会遭到这个恶势力的强力阻击，休想挪动半步。下一步改革——不管是国企和金融系统的彻底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究竟能够依靠哪些力量？还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个改革，还肯为它出力？实在看不出来。照此下去，“胡温新政”难免变成“裱糊旧政”——清末改革派大员李鸿章晚年曾发浩叹，说自己一辈子就是一个裱糊匠，什么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块纸糊上，直到最后忽隆隆墙倒屋塌完事。不少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体制已经疲态毕露，效能愈来愈低下，大有清末之象！

八十年代末的京城改革精英圈子里曾经流行一句话：现在是精英和痞子赛跑，看谁跑在前头。——“精英”是指体制内外健康的、建设性的力量，“痞子”则是体制内外腐朽的、破坏性的力量。“六.四”镇压之后，精英溃不成军，痞子恶性疯长，社会表面上一派繁荣，实际上内里正在溃烂，所有的“反腐败”措施不过是“扬汤止沸”，不过是割韭菜，割去一茬，下一茬长得更加茂盛。中共决策者居然不知道（或者是故意装糊涂），“坚决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那一套”的意思，无非就是“坚决要大搞腐败”，坚决为那个人神共愤的权贵资产阶级保驾护航！不尽快建立起宪政和法治，即“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那一套”，腐败怎么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这就如同一个大垄断企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产品再烂，你也只好买它的，只不过，共产党一党专制垄断的是政治权力，卖的产品是公共服务而已。如此浅显易明的常识，在今天的中国竟然还是言论禁区，还是极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超前意识”，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实实在在，只不过是一堆从根本上败坏精英的认知，使之甚至低落到普通百姓的常识水准之下的梦呓（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的鸦片”）。我不能赞成那种极其肤浅的道德审判，把共产党人说成一群邪恶的坏人。他们制造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灾难，古拉格，文革，大跃进，人民公社……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梦呓”性质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解释。不从根本上清理这一整套思想垃圾（哪怕是私下里），就建立不起政治体制改革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会在面对极左派和民粹民主派的强力挑战时，除了用“不争论”勉强招架之外一筹莫展。

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先自由后民主——按照英国模式，分两步走，先建立起宪政法治的基本制度，培育起相应的法治信念和行为习惯，切实有效地约束官员的权力，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然后逐步推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民主——这才是共产党的最优选择。这个目标要十分明确，同时，改革的步伐要适当加快。开快车要翻车，开慢车也要翻车——你慢慢腾腾，堵着大家的路，一定会出来一个坏脾气、急性子的，把你顶翻到沟里去。这就是痞子跑到了精英的前头。一味做裱糊匠的最终结果，就是忽隆隆墙倒屋塌完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妨先从几件急务入手：一，强制官员申报财产和收入的“阳光法案”；二，人大对各级政府收支的强有力监督；三，县市一级的系统性整体政治体制改革。无论阻力多大，这几件大事也一定要尽快提上日程，以“霹雳手段”强有力地贯彻实施下去。如果连这几件事都拖着不办，那就再也不要侈谈什么改革了，等着大乱、大折腾、大清算吧！

历来的政治领导人当中，有政治家，有庸人，有政客。政治家怀抱改良社会、利国利民的远大理想，为之奋斗不息；庸人胸无大志，抱残守缺，混一天算一天；政客则专以玩弄权术、巩固权位为能事。所谓“胡温新政”究竟以哪一种历史定位载入史册，让我们拭目以待！

1978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这几乎是体制内外人士的共识。从此，中国这艘承载着荣光和苦难的古老大船，被市场化的潮流所挟裹，一路颠簸向前。在为近现代中国的发轫和奠基贡献了先知先觉者的三湘热土上，公民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嫩芽，也沐浴着市场化的春风在潜滋暗长。

作为湘北古城岳阳，曾因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而名动天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起了历代许多仁人志士的忧国爱民情怀。进入21世纪，2003年那场“重选市长”风波再次让岳阳名闻遐迩。

2003年元旦那天下午，在岳阳市委中心礼堂内举行的市长选举中，唯一候选人、上届市长罗碧升竟因票数未过半而落选。这个意外几乎超出了现场所有人的经验。难怪结果公布后长达十五分钟，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根据以往惯例和当下政治生态，罗碧升当选应该没有悬念。然而，省委推荐的市长唯一候选人竟然落选了。这不仅在岳阳、湖南乃至全国的政治生活中都绝无仅有。在新年第一天，岳阳人大代表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罗碧升成了新闻人物，也在不经意间创造了历史。民众参与政治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衡量公民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笔者无法考证岳阳人大代表当时的动机。但从他们对政治“显规则”说“不”，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的自觉中，我看到了公民精神的一线烛光。

如果说岳阳人大代表用选票说“不”是公民意识的一次集体觉醒，那么长沙“刁民”陈洪则是试图突围霸权话语、进行网络维权的个人典型。

陈洪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下岗工人，因上书市长而一夜成名。2003年长沙市开始禁止摩托车上路。靠摩托车载客营生的陈洪一下子断了生路。他给长沙市长谭仲池写了一封公开信——《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登在当地政府部门主办的红网上，落款是“长沙刁民陈洪”。在信中，陈洪批评了政府部门的不合理政策和一些社会不平现象，文字合情入理有节。长沙市长谭仲池一次在会上公开对这封信的内容给予了肯定，并表示“这封信在我从政生涯中，将是我的良师益友”。此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后，一时风靡网络。

成名后，陈洪仍以网络为平台，发表了许多与政府决策有关的建议。他还开设了“长沙刁民陈洪”的专用博客，就一些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发出声音。博客被点击率以几何级数字攀升，目前已高达220多万人次。从2006年开始，他的影响力开始漫延到传统媒体。《半月谈》、《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关于他的专题报道，被转载得铺天盖地。不仅如此。陈洪先后多次参与就“禁摩”问题的行政诉讼。据笔者对陈洪的接触和了解，他对中国社会法治环境不乏清醒认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他在每次诉讼之前都料到败诉的结果，但他还是要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间接的效果还是有的，至少在其它方面政府再制定有关规定时会引起注意。” 从个人维权到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陈洪开始了从“市民”到“公民”的重要转变。

当然，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一些官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越来越公民化和民主化。陈洪虽自称“刁民”，但长沙市长谭仲池没有把他当“刁民”。他没有居高临下地训斥，或干脆不理不睬，而是进行正面回应，平等地展开对话。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但普通民众要有公民意识，也需要管理者有宽容、平和的公民心态。官与民的良性互动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民众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社会运动开始勃兴。进入21世纪以来，湖南的社会运动呈燎原之势。近5年，具有影响力的规模性社会运动，即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就有10多起。这还只是媒介已经披露的，实际上可能更多。

归纳起来，湖南社会运动具有六个特征。一是运动形式多样化。有罢运、罢课、上访、堵路、示威、静坐等多种形式。二是波及面广。2004年以来，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相继在长沙市、邵东县、耒阳市、永州市、湘阴县、洪江市等地轮番上演。发生地既有繁荣的都市，也有偏僻的乡镇。三是运动规模大。参加人数多的在万人以上，一般也有几千人。如2004年9月长沙市城区有1万余台出租车、2万余名司机参加了罢运。2008年12月在邵阳县爆发的罢课运动中，有1万多名老师参加。四是有各地相互协调、跨区域统一行动的趋势。2008年6月，岳阳、常德、长沙、湘潭、邵阳和娄底六个地区十个县市的民办教师代表联合行动，齐聚省会长沙上访，要求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五是各地运动爆发的时间较为集中。在2008年最后两个月，就有新化县、新宁县、隆回县、邵阳县、新田县等多地发生教师罢课事件。六是运动的起因虽是经济利益，但矛头多指向政府部门。2008年12月邵阳县罢课的主因，是老师们没有领到每年一万多元的津贴。他们认为政府财政不透明，津贴是被官员侵占了。在2008年9月吉首市集资户围堵铁路事件中，有人认为当地百余官员参与了非法集资。政府税费过重、市场管理混乱是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罢运的主因。通过集体行动施压后，有些政府部门不得不做出让步，惩治失职者和腐败行为，出台利民政策，补偿利益受损者。

公民意识是消解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有效力量，而社会运动则是解构全能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公民意识推进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强化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运动的相互推进，为湖南建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但不容乐观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把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众当成“刁民”来压制。陈洪成名后，关于他的报道铺天盖地，而在当地媒体上却销声匿迹。岳阳“重选市长”事件被外地媒体炒得如火如荼，而当地媒体却避而不谈。特别是本地的“群体性事件”，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基本上是报道禁区。有媒体人戏言：“地球人都知道，只有湖南人民不知道！”不仅如此。一些社会运动的领头者纷纷遭到打压。这是某些官员仍有“臣民意识”在作祟，他们对所谓的“刁民”仍然持有高度戒心。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甘愿作“臣民”，或因担心风险而惮于做“公民”。即使一些敢于对官员和政策说“不”的“刁民”，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阴影。陈洪把“只谈民生，不谈民主”作为话语底线，就是这种心理的曲折反映。在岳阳人大代表用选票否定市长候选人罗碧升后，省委再次“推荐”了他。人大代表最终只得选罗碧升当市长。有人大代表事后无可奈何地说：“对是否确定罗碧升为正式候选人再次进行了表决时，采取的是现场举手的方式。”岳阳人大代表这次没能说“不”，错失了再次创造历史的良机。

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管理者，要彻底去掉“臣民意识”，真正地树立起“公民意识”，都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先行者们披荆斩棘，已为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行。在三湘乃至神州大地上，公民精神花开遍地、公民社会大树参天已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最近，网络上热炒《草泥马之歌》。这是“一首有着西部风情，略带淡淡忧伤的歌”（一网友语）。著名学者崔卫平专门为它写了一篇文章——《我是一只草泥马》，“为发明这种谐音隐语的人击节赞叹”，并且认为“它的出现，直接与一项叫做’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有关。”

所谓“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矛头所向，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它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又一无奈之作，因为文化专制主义虽然无空不入，无远弗届，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你怎么打压追杀，民间文化总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形式。最新的例证是，去年的“山寨春晚”虽然最终遭到无情的扼杀，但由它引发的“山寨文化”，却有如雨后春笋，油然丛生。“山寨文化”是对“导向文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抗议和挑战，网络上的“草泥马”热，正是方兴未艾的“山寨文化”的一支劲旅。从今年年初的山寨版“十大神兽”（草泥马被列为“十大神兽”之首），到山寨版《战国策》的“卧槽泥马”，再到《草泥马之歌》，网友们热炒、追捧草泥马，为它赋诗、写歌、合唱、画漫画、制售玩偶、拍摄MTV，形成了植于草根的草泥马文化系列。它以赤裸裸的“低俗之风”，嘲弄着那个正要整治它的“专项行动”，与自命高雅的“导向文化”相抗衡。

2008年是黑色幽默盛行的一年，“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和谐”等等，构成了极富内涵的网络谚语，丰富了草根民众的精神生活。《草泥马之歌》则是这种黑色幽默的升华，它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智慧。当专制主义堵塞了一切可以抒发情怀的通道，唯一被当局恩准可行的“导向”之途，又不能独立自由地宣泄自己的失望、期待、怨恨、愤怒等等内心感情的时候，网民们就利用了汉字谐音的特点，向专制主义喷射出无情的嘲讽、批判、斥责和詈骂。在《草泥马之歌》里，草泥马、卧草、朝尼族、卧槽泥马、马勒戈壁等，都是国骂的谐音。真是“低俗”得很啊，但是，“低俗”又怎么样呢？回顾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还能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牢骚，他们的当代子孙有这个自由权利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一类的帽子正等候着呢。《草泥马之歌》实在是当代青年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它既是调节精神的自我娱乐，青年感情的尽情宣泄，也是对现实环境的讥讽和指责。它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认同，掀起巨大的反响，确实不是偶然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草泥马之歌》借河蟹（和谐的谐音）摧毁卧草，对滥用和谐来压制自由，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自从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我们很少见到发扬宽容和解、平等博爱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的实际行动，而借口和谐来剥夺公民权利的非法行为，却时有所闻。有些网友的博克上有时出现“又被和谐”的通告，就意味着又有文章被过滤掉了。“和谐”成了文化专制主义剥夺言论自由的代名词。和谐本来应该是建立在理性、宽容、和解、非暴力的基础上，可是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多少与和谐背道而驰的罪恶，借和谐之名而行！许多网友把文章遭到封杀，讥讽为“被和谐”；《草泥马之歌》把河蟹作为揭露批判的对象，确实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山寨文化”的出现，特别是《草泥马之歌》广受网民欢迎的事实表明，文化专制主义虽然依然如日中天，横行无忌，但它今天已经无力对文化领域实现全面的垄断，不可能保持它的铁桶般的江山了。它企图控制网络文化的努力，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它对民间文化的打压、扼杀，也必将依照“物极必反”的铁律，走向它的反面。《草泥马之歌》已经为他敲起丧钟，总有一天，人们会唱起宣告它的末日的挽歌，把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胡锦涛先生：

我选择在你的名字前面冠以“先生”这样一种称呼，因为你的若干职衔都是我不承认的：你是国家主席，但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从未投票选举过你；你是国家军委主席，这个职务应当是国家主席连带而产生的，就如同美国总统自然就是三军总司令一样，但既然你的前一个职务来路不明，此一职务我也就不予承认；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我不是党员，这个职务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即便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你确实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所以我还是将这封信写给你。我曾经想过将这封信写给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公安部长孟建柱以及分管公共安全事务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将这封信写给你，因为他们都是你的下属和臣仆。我没有特殊的渠道将此信送达你的手中，我查不到你家的门牌号码（美国总统居住的白宫有公开的门牌号码），所以我只能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之。我相信，即便你本人无法看到这封信，许多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同胞和朋友们会看到这封信，并根据他们的良知对这封信作出是非判断。

作为一个没有被法庭审判并判有罪的公民，刘晓波失去自由已经三个多月了。据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透露，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安排她与丈夫见了一次面，这是刘晓波失去自由之后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北京市公安局的官员声称，他们也不知道负责此案的究竟是什么部门，他们也无法见到刘晓波。而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致北京市公安局的律师函，也未被接收。对方声称，他们还不知道“上面”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所以只能这样拖着，而律师不能介入。

尽管办案人员口头通知刘霞，刘晓波是被执行“监视居住”，但在我看来，他是被非法绑架。什么是监视居住呢？胡锦涛先生，我建议你也跟我一起来学习学习法律吧。你们政治局的“九人帮”不是经常在一起集体学习吗，那么不妨从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开始：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应当核实犯罪嫌疑人的住处。犯罪嫌疑人没有固定住处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其指定居所。显然，刘晓波拥有自己的住宅，即便他被监视居住，也应当在自己的家中执行，并获得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而不是由警方随意地“口头宣布”。

据刘晓波向刘霞透露，他被囚禁的地方是一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黑屋子，没有窗户，只有在厕所的上方有一扇巴掌大的通风口，阳光根本不能照射进来。在这一百多天时间里，刘晓波没有接触过一丝的阳光。刘晓波的精神状态相当好，这些年来，牢狱生活对他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是生命体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比原来明显消瘦了，这跟长期晒不到阳光有关。卡夫卡说过，有的时候乌鸦的翅膀确实可以遮挡住全部的阳光，胡锦涛先生，这就是你和你的党的所作所为。但是，你想过没有，乌鸦的翅膀不可能永远遮住阳光。

那些看守刘晓波的警察也对刘晓波的乐观豁达感到吃惊。刘霞说，她都没有告诉刘晓波获得捷克人权奖的消息，因为他已经不需要靠这样的好消息来鼓励了。而刘晓波被看管的地方，估计是当局经常关押被“双规”的官员的处所，日常饮食所用的餐具、水杯等，全部都是纸质的，因为害怕被关押者利用玻璃或陶瓷的器具自杀。许多被“双规”的官僚和富豪，平日里高高在上、威风八面，一旦被“双规”，立即瘫软如泥、精神崩溃。刘晓波当然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他是“求仁得仁”，他是为零八宪章中彰显的理想而坐牢，他坐牢的每一天都不是白坐的，如同索尔仁尼琴所说的“牛犊顶橡树一样”，总有一天橡树的根系会松动的。

刘霞还告诉我们一个更加好笑的消息：在此期间，当局居然派遣一名社科院的姓李的御用学者，到刘晓波被关押的地点来，企图用马列主义思想来给刘晓波洗脑，劝说他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转而皈依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结果，此人是个学养很差的、不学无术的家伙，在刘晓波面前没有经过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这是零九年以来我听到的一个最大的笑话。这场辩论应当在中央电视台上现场直播啊，既然你们对“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有充分的自信。遗憾的是，你们只能这样偷偷摸摸地干“地下党”的勾当——因为即便是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也拥有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与刘晓波的博士学位相比，含金量相差不知几何）的习近平先生，恐怕也不敢前来与刘晓波作公开辩论。你们怎么会愚蠢到派出一个窝囊废来从事“改造”刘晓波的“艰巨使命”呢？这样的愚昧正如你们让外交部发言人用下流的语言来攻击达赖喇嘛一样，连一向宽容仁爱的图图大主教都忍无可忍，要站出来斥责和规劝你们了。胡锦涛先生，我想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你亲自下的御旨吗？这种做法，比起当年雍正皇帝亲自撰文驳斥“文字狱”的牺牲品曾静来，又是等而下之了。

真理和良心是不能被压服、不能被囚禁的。曾经担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时指出：“漠视和仇视知识分子，实行信息封锁和愚民教育，是导致苏联社会走向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制度的罪恶还在于人们的心灵无尽无休地被仇视、凶狠和怀疑所扭曲。”苏联当局的反智主义的做法，耽误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败坏了道德风尚，丧失了固有的传统。这就注定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最后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胡锦涛先生，过来之人的逆耳之言，希望你好好听一听。你不要以为你的帝国固若金汤，其实它从骨子里已经烂透了。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救命恩人，他们的努力是让中国的社会转型能够以一种和平与理性的方式实现，能够避免大规模的暴力、报复和清算。

胡锦涛先生，今天你粗暴地剥夺了刘晓波的自由和阳光；你有没有想过，明天你的命运将又如何呢？风烛残年的全斗焕、昂纳克、皮诺切特、米洛舍维奇们在法庭的审判席上的可怜状，想必你早已熟悉；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奥赛斯库、萨达姆们死于非命、尸骨受辱的最终结局，想必你更是难以忘怀。也许，你认为囚禁了刘晓波、打压了零八宪章，是让你避免以上两种不幸命运的有效手段。那么，你完全错了。你的惟一的、正确的做法，是废除一党独裁，还政于民，鞠躬下台。那样的话，你还有可能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可惜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没有发现你有这样的愿景。你的包括囚禁刘晓波在内的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仅不能使你获得“压倒一切的稳定”的结果，反而是以油止沸、抱薪救火之举。如今，你离以上诸人的命运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丧钟不是为别人而鸣，乃是为你而鸣。

胡锦涛先生，请你将阳光和自由归还给刘晓波，这不是请求，而是郑重地告知。当所有善意的、苦口婆心的劝告都失效的时候，你所要面对的就不再是我们这样一些写作者和思考者了，而是千千万万个怒发冲冠、揭竿而起的杨佳了。我不认为杨佳是侠客和英雄，也不认为杨佳的方式能够拯救今天千疮百孔、水深火热的中国。但是，杨佳之所以成为杨佳，如果我们用你喜欢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思路来解答，胡锦涛先生，你本人显然难逃其咎。而杨佳的刀锋，有一天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不相信信访制度，我不是上访者；我也不会像台湾作家龙应台那样，天真地呼吁你用“文明”来说服她。作为一名深切关注中国未来的公民，我尽量心平气和地给你写这封信。会不会回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那是你的事情。请你三思而后行，历史留给你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余杰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最近这段时间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多达几十位读者提出了类似如下的问题：你最近的博文里怎么很少提起民主和自由了？你为什么去电视台发那种不痛不痒的评论？你知道他们要编辑你的言论，为什么不拒绝？

一位读在信中善意提醒我，“民主小贩”就应该关心政治体制和民生这些大事，副外长和一位师长的无稽之谈也值得你兴师动众？……还有几位网友发现我最近去了湖南韶山，更是直截了当地质疑我，你竟然到那种地方去朝拜？你是被收买了？还是因害怕了而率先改弦易辙地走上了邪路？杨恒均，告诉我，你最近为啥有点左？

还有好多类似的问题，我就不一一列举。很惊讶这些读者朋友的敏锐观察力，其实，我最近的写作内容和关心对象确实稍微有些调整。所以，此时此刻，虽然人在路上，我还是决定暂时停下手头的事，写短文一篇回答这些读者的询问和质疑。

就从我的博客入手吧。再过几天，也就是四月五日，是我在国内开设博客并帖上第一篇文章的两周年纪念日，还记得那篇文章贴上很久之后才几十个点击，两三个评论。不过即便那寥寥无几的评论，也是对我很大的鼓励。从那以后，一有时间就来写一篇文章贴上去，把花了一年多写出却无法出版的小说中的观点和思想一一融进我写的一篇篇博文里，放到博客上……

过去的两年中，虽然我本性难移，经常来一点黑色幽默，时不时搞一些下半身写作，然而，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我是从始至终地以民主、自由和法制为主旨，写出一篇篇的博文。曾经有一位网友问我，我的博文和其他人的博文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不限制自己文章的题材和写作风格，随心所欲、乱七八糟、啰七八嗦、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那个“宗”就是我所有文章的中心思想：民主和自由！

这绝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胸怀大志”的我把民主当成手段和工具。我推崇自由和民主，只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走过了那么多路后得出的一点体会。我坚信，无论我们民族走多少弯路，或者在邪路上走多远，最后一定会回归到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来。当然，要走上正确的道路，需要时间，更需要大家的努力。

可是，实事求是地说，我的那点经历，加上后来学习的一些民主、自由知识，真要写起来，估计一两个月就写完了，肚子里没有存货了，不过，大家也看到了，我不但一两个月没有停笔，而且这一写，就写了整整两年，博文总字数已经超过百万了。如此的执着和固执，到底为哪般？我想，如果一定要找到“罪魁祸首”，你们这些读者和网友应该当之无愧。和大家的互动，让我发现还有很多可写，以及还有更多应该写，和必需写。

简单回顾两年来的博客写作过程，感受最大的是什么？如果大家能够找到我以前的文章，无论是在论坛还是博客里，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支持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批评和攻击我的网友也不在少数，有些文章后面的批评跟贴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言辞之激烈，是在现实中真正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我都感到骇异的。

看到那么多批评甚至辱骂的留言，我首先是反省自己，随即开始检查自己的文章是不是出了什么错。可我所写的几户都是简简单单的事实，几乎是文明和现代社会中妇孺皆知的道理，一点也不复杂，更不深奥，怎么会有那么多显然都读过书的网友偏偏不理解，而且反过来要对我横加指责和攻击？那种境况让我更深地理解了中国的两个成语：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不过，也正是因为那些批评和攻击我的人，才让我发现我的博客继续存在的价值，也让我无论多么忙碌，几乎每天都会考虑如何更新博客，用能够让更多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方法，写出我对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体悟，让不了解的人了解，让不认同的人去认识。

所以，本来可以用两个月就可以交代得清清楚楚的我对民主的认识和体验，却让我写了两年，而且仍然看不到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看不到结束，并不是看不到希望。那么，两年过去了，希望在哪里？大家能够看到的事实是我拥有了很多读者，但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读者中支持我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了批评和反对的。各大博客文章后的留言很好地反映出这个问题，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我收到的无数读者来信。记得刚刚开设博客的时候，十封信中平均就有三封是批评和辱骂的，有时还夹杂威胁我的信息。可是现在呢，一百封信件中，除了几个在探讨问题中对我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外，几乎都是支持和鼓励的。

不过我这里要说明一下，否则你不批评我狂妄，我自己都会无地自容。很多网友虽然写信说我影响了他们，其实我心里明白，影响他们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学会了使用网络获得更加多样化的信息，学会了使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和处理这些复杂的信息。如其说我影响了他们，不如说他们其实教育了我。从这些网友们利用网络获得丰富知识以及不停启蒙自己的事情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的希望在于民间，民间的希望在于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而当今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希望却由网络开始。在有充分资讯的情况下，谁都不是傻瓜，老百姓是愚民的唯一理由是有人在愚弄他们。

互联网让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而我的博客读者中支持和反对比例的巨大反差只是一个微缩而已。但就在我发现我的读者越来越认同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又不能不思考起了新的问题，如果我过去两年冒一定危险在这种环境中呐喊民主和自由，是为了影响更多人的话，那么，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了。可是，对于这部分读者，如果我每天都仍然高喊一个你和我都同样赞同的理念，我们两人再互相鼓励和“吹捧”一番，意义何在呢？

当然不可否认，毕竟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对民主、自由和法制理解得一塌糊涂，甚至有人直接把民主、自由的理念和外国人欺负和侵略我们划上等号，鉴于此，我还会不停写追求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博文，但我希望你意识到，那些文章并不是给你看的。至于你，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向前走一步。

这也就是我从去年底到今年稍微调整了一下写作计划，决定除了继续写一些和年轻朋友交流民主和自由观念的博文的同时，也开始更具体的关心一些现实的话题。而大家知道，在目前的中国，只要你关心具体的话题，光靠高调门和政治正确是行不通的。从长远来讲，制度当然能够改变一切，但在制度本身还没有改变的时候，难道我们就不做事了吗？如果抱着那种态度，我恐怕和我们目标是南辕北辙的。

例如，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互联网民主，以及如何在互联网上稳健地推进中国言论自由之进步。

还有最近的公布官员财产的法律和法规，按照我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没有民主制度，没有权力的制衡和老百姓（包括舆论）监督，一切都是徒劳。而我也完全可以根据我对民主的知识和实践写出很多让读者赞同的讽刺和呐喊文章。但是，喊过之后，又如何？所以，我要求和我有相同理念的读者，在现有的条件下，督促一些事情的发生，例如，紧紧盯住那些贪官污吏，以及官员财产公布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促进社会一步步向前，那怕进步极其缓慢。

对于网友质疑我为什么躲躲闪闪，在无法尽情表达意见的地方发言时，我的回答是，过去十年我大多时间生活在完全可以充分表达意见的西方国家，如果我追求的是我自己的充分的言论自由，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后上飞机离开。我想，说到这里，那几位质疑我的网友也应该明白了，这不是对现实低头，而是因为我们的哥们姐们都生活在这个现实中，我们应该和他们在一起，争取最大的空间，而不只是自己跑到最大的空间去享受自由。

至于说到我最近为什么突然到湖南韶山，除了我本来正要到湖南出差，凤凰播报的邀请，以及顺道去参观刘少奇、胡耀邦和彭德怀的故乡之外（三人的故乡都离毛泽东的故乡不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我做出决定前的一个经历。当时收到需要最后决定是否要去湖南的短信时我正在火车硬卧车厢里，我召集了这个车厢里的十二名乘客（有上海人、浙江人、江苏人、湖南人和湖北人），我问他们对毛泽东有多少了解，对毛泽东东有什么看法，他们各抒己见，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我决定我应该去。

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光是一个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它涉及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对历史是非的判断标准，拥有不同核心价值观的人对相同的事实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在我的博文以及小说《致命追杀》里都可以看到）。可是，我的观点再鲜明，我也不能因此忽视很多中国普通百姓的观点？所以，我去了毛泽东的故乡……

民主和自由是美好的，但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都是那么美好的，有很多无奈，有很多退让，有很多妥协，有很多博弈，也会有很多牺牲。

我想告诉我的读者，只要有些人的双手还抓住不受限制的权力不放，那么，我的两只手就会一直高举还权于民的民主的大旗不丢，但与此同时，我会确保自己的双足更加牢牢地脚踏实地。我也希望我的读者们，在眼睛盯住遥远的目标的同时，也要确保脚下一步一步脚印，稳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