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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贾植芳著,罗银胜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35.00元。 |
刚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
30多位文化老人撒手西去：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锡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堤87岁，萧萐父84岁……
士林凋落，触目惊心。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会被众多媒体冠以“大家”、“大师”之名，这固然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时代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对老人的尊重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律给他们冠以“大家”、“大师”之名，私意以为，对这些老人称之为“文化老人”，或许更准确一些。
比如贾植芳。
贾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17岁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21岁出狱后，流亡日本，先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三进三出，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社会里罹难，被关押达12年之久。待平反之时，贾先生已经65岁了。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但是用于学术研究最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贾先生名则名矣，要说是“大家”，则只能看作后辈人觉得时代亏负了贾先生，而对先生的一种善意的褒扬了。否则，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说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岂不是文化的笑话？
囿于专业上的兴趣，我过去对于贾植芳一直没有太多的关注。最近读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让我对那一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兴趣。而读完贾植芳的回忆录《我的人生档案》，最深切的感受是贾植芳身上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于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现象有很大的普遍性。
贾植芳生于1915年，是真正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的局势下成长的一代人，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政治情结比较重，就像贾植芳自己说的那样：“对于我们这些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来说，第一位的事便是革命活动和积极介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这几乎是当时大部分中国青年的共识。”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五四的文化精神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贾植芳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立体地看到五四文化精神的多方面，那一代人在他们的年轻时代，基本上都是只看到五四的一个方面，并且吸取之后走上了各自相同或者不同的人生道路，比如说比贾植芳小一些的何兆武，也是在五四精神的哺乳下成长起来的，其人生道路和贾植芳就迥然不同。这样的成长背景，基本上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底色，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母体文化，从贾植芳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来，他所选择的母体文化和何兆武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贾植芳在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从头一篇小说《像片》开始，他就“由原来朦胧地以文学为改造人生和社会的思想，渐次具体而清晰地发展起来的文学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思想”了，并且“日趋坚实地指引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在多年之后的回忆里，历经磨难的贾植芳依然对1950年的《解放日报》把自己列为“进步人士”津津乐道，就是这种母体文化在起作用。
然而，存在于贾植芳身上的二律背反表现为：虽然选择了自己的母体文化，并且深深认同，但是毕竟是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知道独立人格的宝贵”，始终不能放弃“独立人格”。单独看贾植芳前面的选择，没有错，单独看他后面所说的吸收“五四新文化的营养”，也没有错。但是当这两者纠结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问题便出来了，因为这两种文化是不相容的。
贾植芳有句话特别爱被时人征引：“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后来贾植芳因为胡风事件罹难，其中固然有自我道德要求（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的因素，更多的还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两种文化的冲突。
贾植芳只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着两种文化（“追求进步”和“独立人格”），也察觉到了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五四新文化给他们养成的独立人格又偏偏使他们总是与这个新的环境格格不入”。但是最终也没有能摆脱自己的母体文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是从理论中，而是从实践上或感情上认同了革命，就理所当然地视革命为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说，视自己为当然的革命分子。革命的胜利也既是我们的胜利。”正是因为以“这个世界的主人”自居，自以为作为“自己人”，其一言一行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组织”，贾植芳对于胡风以及自己的人生悲剧才会有格外的不解，倒是因胡风事件罹难之后的一个狱友给贾植芳指点了迷津：“你们这种小资产阶级，又不是章士钊梁漱溟，你们本来就是跟随革命的人，你们喊万岁，上面才不稀罕呢！”纵观在1949年之后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的“自己人”，贾植芳的那位狱友所言，颇有几分道理。
贾植芳自谓“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大概都清楚，这句话其实是梁漱溟那句“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的翻版，贾植芳比梁漱溟小将近20岁，受到梁漱溟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历史的现实是，贾植芳没有梁漱溟那样的资历，他所能交往上的最高的人物，不过是1955年因言获罪的胡风，虽然在他看来，胡风是继鲁迅之后的“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但是这样的一位“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依然是不堪一击。不管主观上的意愿如何，最终，贾植芳还是没有成为梁漱溟那种意义上的“社会中人”，而是终老于复旦，成了一名“学问中人”，遗憾的是，他过去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政治上，那原本并不是很符合他天性的事情，这让他在学术上没有达到和他有相似经历（同样出身于“一二。九”运动）又同在上海的王元化那样的高度。
1936年，因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从国民党的班房里被保释出来的贾植芳到了青岛“避难”，在那里他翻译了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在他译作的序言里，贾植芳借用亚历山大。柯思的话，把尼采称为“典型的负伤的知识人”，读完《我的人生档案》，觉得这个称谓，用在贾植芳身上，倒也十分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