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4月5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在慈父领袖金正日亲切关怀下，发射了以“银河2号”三级火箭运载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举国欢腾，领袖泪流满面，花了5亿美金，真对不起裤带不能再勒紧的广大民众，三天后，全国人民推选领袖再次当选最高军事统帅，这是朝鲜人民政治生活中又一件大事。

朝鲜朝中社报道，“银河2号”运载火箭取得了重要的发射成功，目前“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轨道。目前卫星运转正常。朝中社发布消息称“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于当地时间5日上午11点20分发射，9分02秒后进入运行轨道，轨道周期为1小时44分12秒。

中国新华社新闻公报说，这一卫星利用朝鲜研制的“银河2号”三级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卫星发射9分2秒后，即11时29分2秒（北京时间10时29分2 秒），准确进入轨道。卫星轨道倾角为40．6度，近地点为490公里，远地点为1426公里。周期为104分12秒。卫星搭载了必要的测试设备和通信设备。目前卫星正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在470兆赫频率上发送《金日成将军之歌》和《金正日将军之歌》信号，并在UHF波段上进行中继通信。

卫星上天，有根有据，这是不争之实。可是问题来了，除了这两个地区的领导人看见卫星在天上飞，全世界、包括这两国的人民都说看不见，西方社会满太空找都没找到，莫非这是一颗超低轨道（比风筝高一点）同步社会主义卫星？当今的太空研究水平连飘浮在太空的细小垃圾都能找到，找到朝鲜的“光明星2号”不会是难事吧。这种观察和寻找恐怕对业余天文爱好者都未必是难事, 好多年前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虽然只有水桶那么大，可夜晚躺在屋顶上仍能用肉眼观察到。会不会是觉悟，或称政治慧根不够，造成你见我不见这么大的差别？

俄罗斯军方一位高级军官6日称朝鲜火箭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位军方人士称：“我们的空间监测系统没有发现朝鲜的卫星，它根本就不在轨道上。”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村建夫同日说，日本没有侦测到卫星传输数据的电波，认为朝鲜的发射物没有在轨道上飞行。

韩国《中央日报》援引专家的分析称，发射“失败”的原因是朝鲜火箭的1、2级火箭没能产生充分的推动力，导致火箭速度不够快。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声明说，“根据其监测情况，卫星已随火箭载体落入太平洋，在预定轨道上没有监测到任何物体，而火箭残骸也没有落入日本。

《凤凰卫视》俄罗斯记者卢宇光采访来之俄罗斯太空监察中心的报告，中心表示在此轨道上无任何飞行物。并指出该中心以往监察的准确率为百分之百。

六方会谈中的四方认为朝鲜的卫星发射失败了，卫星不在天上，而在海里，而中朝两方却认为卫星在头顶上飞，还在继读播放朝鲜的《东方红》，绝对没错。在科技资讯这么发达的今天，居然连一个有还是无，存在还是不存在的简单问题，失去准确的说法，倒底谁在忽悠谁？

《金日成将军之歌》歌词大意是：我们的领袖金日成.劳动人民的解放者，我们的恩人，你是民主的新朝鲜，伟大的太阳，我们团结在20条政策下，全朝鲜都降临着春光。啊！英明的将军，敬爱的金日成，啊！伟大的将军，我们的领袖金日成。如今，这首朝鲜划时代的赞美诗在太空苍穹间迥荡，还是在海底伴着鱼儿“躲猫猫” ？无人知晓，会不会是朝鲜同胞饿得眼冒“金星”，产生幻觉。

有时西方人做事认真的态度实在有点傻，他们明知面对的是骗子，却还要用证据说话。他们不但找到了出事的地点，发现了残骸的痕迹，还准备花点钱把东西捞上来，看看到底是啥玩意儿。4月8日，朝鲜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庆祝5号成功发射“光明星2号”人造卫星。金永南等多位朝鲜领导人和10万名群众参加了庆祝大会。但同时，朝鲜同志们的心开始有点虚了，底气有点不足了，脸上的笑容也有点不自在了。朝鲜同天宣布：指责西方社会寻找朝鲜火箭残片是“不可容忍的军事挑衅行为”，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动。

你家卫星在天上还怕人家去地下找，为什么呢？如果在海底找到卫星，牛逼穿了，丑出大了，卫星如在天上，他们还巴不得你去找，找到了给他作旁证。独裁者的愚蠢往往过多的胜算自已，他们以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声音、只有他们才说了算，把别人当白痴，卫星在不在天上，长眼晴的都看得见，只是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民真可怜，除了装疯卖傻，别无选择，那倒霉劲无法用语言形容。

如果西方真的在海底捞上了卫星，那么他们应该同样提出抗议，抗议朝鲜政府无视联合国协议，无视六方会谈达的谅解，无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无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公然发射一颗无人驾驶海空两栖的潜水艇！

呼吁广大群众，没事望望天空，看看能不能找到不停歌唱领袖如何伟大, 社会主义如何好的的朝鲜卫星，找到的有赏, 独载者正焦急地等待报佳音呢。

2009年4月10日复活节

思想的解放必然导致改革开放，而思想的解放首先靠先驱者的勇气和胆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有一个人以他伟大的政治远见和智慧，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胡耀邦。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高举起真理标准的旗帜，自上而下地平反了全国性的数百万的冤假错案，始终毫不动摇地推动改革开放，并抵制反民主的逆流，将民主自由视为普世价值。

真理标准讨论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以“高举毛主席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借口，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及方针政策，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是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还要“世世代代”。如果不是胡耀邦主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那么，“毛及毛泽东思想”就依然是个“神”。连粉碎四人帮的理由之一，都是指控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才恍然大悟：经过检验的真理才是“真理。”毛的偶像在一夜间倒塌。当时，贵州的启蒙社提出：“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帝国主义垂而不死，社会主义优而不越。”公安部准备列为反革命事件，胡耀邦给压下了。还说：“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听一听，青年人为什么会这么想？”

胡与邓第一次出现政治分歧

面对堆积如山的全国性的冤假错案，胡耀邦断然指出：“用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一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耀邦与陈野萍谈话 ，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全国性的冤假错案也在一夜间被质疑，续而被推翻。但是，邓小平不能容忍耀邦全面平反反右的大冤案。当年毛泽东估计全国有5000个右派，而邓小平主持反右后却打出55万个右派分子。邓小平称：右派应该反，只是搞了扩大化。但胡耀邦还是平反了绝大部分右派案子。胡耀邦与邓第一次出现政治分歧。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政治理念正式拉开距离

胡耀邦主张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他到贵州考察后提拔了朱厚泽做中宣部长。朱厚泽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活跃气氛，开始探讨异化问题。趁胡耀邦访问日本之机，邓力群通过邓小平在国内突然掀起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搞得全国到处“清污”。首都新闻界的一些记者非常不满。我写了一篇《青年人对‘清污’ 表示不理解》的中国青年报内参，上报中央。文中写道：一些单位开始登记青年人看过什么书，听过什么音乐。有一个青年人填写：只看过毛主席语录，只听过东方红。有一个工厂厂长站在工厂大门口，凡是烫头穿牛崽裤的一律不准进厂上班。等等。被青年人誉为“文化小革命”。后来胡耀邦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其中有：“外国人穿衣服很少，是否也是奇装异服？我们基本上没有奇装异服，应该容忍奇装异服。到下个世纪，我看中国会更开放，会有更多的奇装异服。”后来，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教青年人如何跳舞、烫头、养花、穿着打扮。之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邓丽君家乡访问记》，但遭到中宣部的通报批评：中国青年报擅自宣传邓丽君。但仅一年后，邓丽君的歌声传遍全国。“清污”失败后，邓小平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内部传达胡耀邦称：“这个口号太旧，文革时用过。”邓小平说：“不管文革用过没用过，没有更好的口号可以取代它。”于是，北京知识界又盛传：毛泽东十年动乱，邓小平十年乱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里等人表示不赞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后来，胡耀邦代表中央向新闻界内部宣布：不在使用清污和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取消清污和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后，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与邓小平的政治理念正式拉开距离。

改革开放“胡赵之治”居首功

邓小平的所谓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毛泽东的“四个始终存在”是一丘之貉，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四项基本原则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阻碍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是完全对立的思路。邓小平虽然在经济上容忍了“自由化”和“私有化”，但在政治上和国家体制上完全奉行毛时代的集权，甚至搞出什么“以中央军委主席为核心”的政治笑话来。一个普通党员，居然称自己是“第二代党核心”，还发动了64屠城。这那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是胡耀邦！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改革家，他与赵紫阳等一道，创造出八十年代辉煌的“胡赵之治”。如今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成果，也是“胡赵之治”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先河。

 黄有杰身份证

这是一个令人不忍卒读的故事，据黄有杰自述：他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县农民，膝下二女，因家中生活困难，2004年，17岁的黄金丽和15岁的黄金红去沈阳打工，被陕西洋县庙亚村的张永科拐骗到洋县家中，对两姐妹非法拘禁一个月，其间，张永科先是强奸了她们，然后将17岁的黄金丽卖给本村书记杨永娃的残疾儿子做媳妇，黄金红则被杨永娃以1000元买到后，转手以12500元的价格卖给张信发的儿子张红军为妻（张信发的女婿是当地公安民警）。

女儿失踪后，黄有杰夫妇二人走上了漫长的寻女之路，为了寻找女儿，黄有杰的妻子冻死在加格达奇的荒郊野外，而黄有杰在五年时间里，时常是“盖着天铺着地，河里洗脸，枕着砖头睡，吃尽了人间的苦头”，靠拉二胡卖艺乞讨筹集路费，2006年，黄有杰终于探听到女儿的踪迹，千里迢迢来到陕西洋县，杨永娃却以两姐妹是他花钱买的而不许黄有杰将人带走。无奈之下，黄有杰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不成想当地公安机关的领导与杨永娃等人沆瀣一气，原本已经逃出来的黄金丽竟被洋县公安局局长和刑警队长截了回去。此后，黄有杰的亲属两次到陕西洋县试图解救黄金丽姐妹，都遭买主毒打。

 
黄有杰请求陕西当局解救被拐卖女儿

在洋县无法解决问题，黄有杰便去西安和北京上访。陕西省公安厅的信访部门给黄有杰出具的《公安机关转送信访事项告知书》（编号：2009—0310）以管辖权属于洋县公安局为由，要求黄有杰向洋县公安局提出受理申请；到北京上访的遭遇更让黄有杰难以接受，上访不仅未能解决任何问题，还因奥运在北京召开的缘故，被遣送回原籍拘留一个月。拘留期满后，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县县长为了让黄有杰离开当地，给他买了一张车票，于是，黄有杰又回到了西安，终日徘徊在西安街头，以徒劳地维持着解救女儿的希望。

在中国，也许这样的故事很多，如果不是一位学法律的热心大学生（网名多朵）了解到黄有杰的遭遇，并与朋友一起录下了黄有杰的讲述，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听说黄有杰的名字。

不过，知道黄有杰的名字和他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意味着给自己增添愤怒和绝望，听说之后，我们又能改变什么？除非黄有杰及其女儿的遭遇被炒作到孙志刚案那样尽人皆知，招来某个常委大人的一纸批示，一切仍要由那个信访所属的制度去解决，而黄有杰和他的女儿已经在它面前被撞得头破血流。我们知道，中国有太多无法占据报纸版面的冤案，黄有杰会是那极少数的幸运者吗？

黄有杰56岁，他的模样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从他的语气判断，他应该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否则，内心的愤怒可能已经将他毁灭，而他的毁灭也意味着黄金丽、黄金红姐妹彻底失去被解救的希望。

面对黄有杰的讲述，我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对这样一个身遭不幸的家庭，整个国家的司法和信访制度竟然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同情，黄金丽、黄金红姐妹的处境不是民事纠纷引起的，针对她们的是再清楚不过的犯罪行为，可是，这个用纳税人的血汗供养的权力体制，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

很显然，在陕西洋县，人情网已经使法律失去了公正，当以维护法律为己任的警察站到了犯罪分子的一边，孤独老迈的外乡人黄有杰在洋县范围内已经不可能解救出他的女儿，这个形同乞丐的农民除了向“上级机关”求助，还能做什么呢？

 
陕西省公安厅公文

可以说，中国特产的信访制度，在黄有杰身上充分暴露出了它的虚伪、乃至于罪恶。信访作为一种面向全民的行政救济手段，自然无法满足全部上访者的诉求，但是，黄有杰的两个女儿至少遭受了非法拘禁和强奸的侵害、在洋县，人类成了被买卖的对象，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容忍的重罪，可以说不存在任何争议。

但如此清楚而又严重的罪行，在信访官员那里，仍然只是公文旅行游戏的一部分，无论西安还是北京，都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去为黄有杰及其女儿讨回基本的公道，还他们一个正常的生活。不仅如此，陕西公安厅的信访部门竟然厚着脸皮将黄有杰推向他的侵害者，北京的信访部门则让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尝到了班房的滋味，他们实际上是在百般折腾这样一个可怜的人，是非颠倒至此，令人难以平静。

这就是从中央到县城，叠床架屋，配备大量人员设备的信访体系，如果连黄有杰这样的受害者都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这样的机构，要它何用？除了给受难者一些渺茫的希望，花费巨资的信访体系究竟有什么价值？

信访机构对黄有杰的冷漠无情不是孤例，只要对信访制度稍有了解，就可以发现这种对于受害者二次伤害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公民遭受侵害、尤其是来自权力者的侵害时，在绝望中向信访部门求助，却由于信访的无能与无情，被迫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来来回回地做着无益的哭诉，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截访，直到被搞得心力交瘁，绝望更加绝望，无助更加无助。

这是对求助者最典型的“折腾”行为，而且被折腾的大都是这个社会中最可怜的弱势者。不久前，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孙东东发出了“老上访户至少99%都是精神病患者”的宏论，引起上访者的极度愤慨，但我以为，即使孙东东的话百分之百正确，那也未必是上访人自身的原因，设想一下：如果你身遭权力的侵害，无处讨回公道，唯一可以寄托希望的上访机构又如此麻木地对待你，把苦难中人当皮球踢，神经稍微敏感脆弱的人，不被它折腾成精神病才怪。

当然，你可以说：“既然无用，为什么还要上访呢？”对黄有杰来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他没有杨佳那样的好身板，即使有，他也没有能力孤身一人闯入洋县的龙潭虎穴救出他的女儿。那么，要避免受到信访的二次伤害，他就只能呆在内蒙古的草原上，继续过他“稳定、和谐、小康”的生活，仿佛从来就没有养育过这两个女儿。

制度失去了维护公正的意愿和能力，民众就只能草芥般忍受各种无妄之灾的苦痛。

今年3月13日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就六四问题发表演讲，其中有学生问“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喂饱13亿人并不容易，若我选了你，你能保证我的父母有能力支付我来这里读书的学费吗？”当时我回应说：“人除了吃饭以外还要有尊严，民主就像让你到超市购物可以有选择，我认为中国人配得上选择。”结果3月20日，香港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反驳我的文章，提出的一些看法令人不禁震惊而且极为不耻。众所周知，香港的《文汇报》代表的是北京政府的立场，在这上面发表的言论，至少也可以看做是被政府所欣赏所支持的立场。那么我们就看看他们是怎么反驳我的：

针对我说民主就包括要让人民有尊严，《文汇报》的评论说：“当然，吃饭和尊严都是每个人想拥有的，不过，如果两者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以”吃饭“为第一选择，所以，古人也有”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说，可见，在缺乏生存所必要的条件的基碍上谈民主，只是”何不食肉糜“的风凉话。”这种反驳的荒谬之处在于：今天的中国，难道已经到了吃饭与尊严“两者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了吗？中共一方面吹嘘自己已经是世界强国，夸耀如何带领人民实现了小康，怎么一谈到民主，又说中国的现实是“缺乏生存所必要的条件”了呢？如果中共统治了60年，人民还只能在吃饭和尊严之间选择其一的话，这样的政府还好意思统治下去吗？相反，如果中国已经实现了小康，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说谈论民主是奢谈呢？这样明显的自相矛盾，作者还在那么侃侃而谈，看来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更加令人不耻的是这样一段话：“民主也不如他所说的到超市购物那么简单，因为，这个超市的东西并非免费的，而且可以选择的货品也不多，那等于是人人发一张购物券，然后在烂橙和烂苹果中任选一项，这种选择还不如排队领救济，就算尊严有损，也能填饱肚子，总好过以高昂的代价购买一些名不符实、物无所用的西方劣货。”民主是不是就是选择的问题可以另外讨论，但是在当局眼里，竟然觉得中国人民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不要尊严，这是拿中国人当什么了？只有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才会这样诬衊羞辱中国人，想不到这样的言论居然出自一个执政党的喉舌口中。这段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中共认为他们只是在救济中国人民，而人民必须付出尊严的代价。这是什么逻辑？没有当年人民的支持，中共能够打跑国民党吗？没有人民的辛勤劳动，中共开代表大会的钱从哪里来？怎么反倒成了是政府在救济民众了呢？

上述言论之荒谬已经惨不忍睹，还居然堂而皇之地登在官方的喉舌上，当局反民主之气焰，也未免太嚣张了吧？

孙东东本意是要给中南海檫鞋的一番高论，把长期以来处于分散状态的访民用最快速度整合起来了，几乎让他们一个早晨就萌发了互相联合的自主意识。这可能就是维权运动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临界点，这个上千万的访民群体正在以从来没有过的整体面目发出自己的怒吼。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前，还是在那以后一党专制的六十年间，北京大学向来就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节火箭”，时值2009年的高度政治敏 感性，当局不遗余力地狠抓北大“维稳”，先是以莫须有的理由早早的撤除了“三角地”，前不久又把著名自由化知识分子贺卫方教授流放到新疆，象扎铁桶一般地 灭杀任何可能影响稳定的因素。谁也不曾料到，这个万无一失的局面还是被打破了！破局的并不是中南海全力封堵的《零八宪章》，也不是党内元老的《零九上 书》，更不是海内外民运、法轮功或什么藏独疆独的“敌对势力”，恰恰是中共信赖依靠的北大教授孙东东。

事缘3月23日出版的大陆一份官方 杂志发表了对孙东东的采访，孙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 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把他送到医院就是（对其人权）最大的保障。”这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有人在网上组织签名要求孙东东道 歉，成百上千的访民自发聚集到北京大学校门外抗议，他们打着横幅“向孙东东讨说法”，他们要求见北大校长、要求与孙东东辩论，怒斥北大教授为“叫兽”。 4月8日孙某在网上发表致歉信表示“遗憾”。 但是访民以孙的道歉缺乏诚意为由，依然涌向北大继续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并强制把示威访民押上大巴士予以遣散，事情还在发展……

六四以后的20年来，由于中南海顽固拒绝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的同时急剧扩大了贫富差距，制度腐败和社会不公导致上访冤民成几何级数上升，据保守估计大陆现有一千万“上访专业户”，数量之巨以至于有人说中国出现了第五十七个民族——“访民族”。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集社会不满之大成的边缘群体，更是一个抱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特殊群体，由于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加上中共信访制度的黑洞，长期以来各自为战、形同散沙，尽管他们都是“干柴烈火”，却始终被当局分而治之，长期挣扎在一种被剥夺尊严的非人的生活状态。维权运动兴起后，当局特别警觉人权活动人士在访民中的任何活动，惩治也特别重。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孙东东本意是要给中南海檫鞋的一番高论，把长期以来处于分散状态的访民用最快速度整合起来了，几乎让他们一个早晨就萌发了互相联合的自主意识。这可能就是维权运动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临界点，这个上千万的访民群体正在以从来没有过的整体面目发出自己的怒吼。

孙某的检讨之所以缺乏诚意，因为那是“奉命”之作，是权宜之计，是急于息事宁人的政治姿态，他的立场态度、思想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中共依据他的“理论”打压访民的政策也没有丝毫的变动，访民的不满和继续抗议是逻辑的必然，如果你不给一个说法，访民肯定会给你一个说法！但是，无论怎么说，孙某竟然如此这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干柴烈火”搬运到北大这个超级火药桶边上，这或许是立了2009年的第一功，冲这一点应该有人给孙东东“颁奖”，这些年来海内外民运和一切反共力量做了这么多努力和牺牲，竟然被孙东东抢去了“功劳”。真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2008年4月16日纽约讯）美国笔会今天宣布，中国最杰出的异议作家兼活动家、国际笔会运动重要领导人物刘晓波，为2009年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得主。刘晓波因合写了一份关于政治和人权改革的呼吁书，于 2008年12月8日被关押，未予诉罪或审判而“监视居住”在北京一未知地点。
 
 “让我们大家生活有意义的自由，一直总依赖于，唉，那些像刘晓波一样愿意把自己的自由置于险境的人。”美国笔会会长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说，“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的一贯自我牺牲，应该激励世界各地所有自由的朋友们。每当我读到有关他所做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我充满钦佩，事实上还有崇敬。”
 
此奖授予因行使或维护言论自由权而遭迫害或监禁的国际文学人士，将于2008年4月28日在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笔会文学庆典上颁发，杰出作家兼历史学家、笔会会员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将到会监奖。
 
刘晓波是一位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中国境外的奥斯陆大学、夏威夷大学、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等。1989年春，刘晓波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回到北京，在遍起的民主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支持学生，并带头呼吁一个真正具有广泛基础的可持续的民主运动。他通过支持和推动呼吁学生非暴力，防止了广场上更进一步的流血。他为此系狱两年，1996年又因公开质疑一党专制和呼吁中国政府与西藏达赖喇嘛对话而被 “劳教” 三年。2004年，在他发表文章批评当局用“颠覆”罪名使记者和活动人士禁声后，他电话和联网一度被卡断，数年来一直是警方的经常监视和骚扰的目标。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拘捕。拘捕发生在《零八宪章》公布的前夕，这份他合写的不寻常的声明呼吁政治改革、更多人权和终止一党专制。警方于晚上9时到达他家， 11时将其拘禁，并抄家没收了电脑和其他物品。自他被拘押以来，几乎所有《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都遭到传讯，以收集对付他的证据。尽管有这种打压，《零八宪章》目前已经得到中国各地超过8500各界人士联署。
 
 
除写作和政治活动外，刘晓波一直是独立中文笔会的领导人。独立中文笔会是一个在中国勇敢进行脚踏实地倡导工作的国际文学和人权组织，尽管遭到中国当局持续打压。刘晓波在2003-2007年担任该会会长，现任理事。自2001年建会以来，独立中文笔会的会议一直遭到当局的干扰和取消，其工作人员和会员经常受监视，有些已被拘押并盘问该会活动。由于该会已成为中国言论自由的重要声音，近两年处于中国当局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该会七位会员目前系狱，都与他们的写作有关。
 
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和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今天在纽约宣布此奖时赞扬刘晓波“对暴政的无情抨击，对理性自由的勇敢承诺，愿以自己的自由风险来维护和扩大中国的自由写作。” 赛姆斯还敦促奥巴马政府积极争取刘晓波的释放，以澄清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立场。“中国国际优势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它与其他侵犯人权的各国当局一直达成默契，为换取优惠的商业关系而对人权侵犯视而不见。在世界各地，那些正在挑战暴政的男女人士正在寻求保障，他们的命运，以及他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比底线更多的东西。失于在刘晓波受监禁的问题上挑战中国政府，就是在国际上听任那些世界各地进步与改变的和平倡导者们处在巨大危险中。”
 
今年是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荣授予因行使或维护言论自由权而遭迫害或监禁的国际文学人士的第23年，候选人由国际笔会及其全球的任何145个分会之一提名，由美国笔会和由此领域最杰出的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筛选。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顾问委员会包括：人权观察副主任卡罗尔·博格特（Carroll Bogert），卡内基基金会总裁瓦坦·格雷戈里恩（Vartan Gregorian），国际笔会副会长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阿莱 ·奈尔（Aryeh Neier），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Joel Simon﹞。
 
自由写作奖是笔会全年支持目前正遭威胁或系狱超过1009位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一项延伸。自1987年以来，44位男女人士已获此奖，34位在授奖时系狱的获奖者中，有31位随后获释。
 
美国笔会是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一。国际笔会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美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一直共同合作，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en.org/china.
 
联系人： 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212) 334-1660 ext. 111,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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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iaobo to Receive Top PEN Honor
Renowned Literary Critic and Activist is One of Seven PEN Writers in Jail in China
 
New York City, April 16, 2009—PEN American Center today named Liu Xiaobo, one of China’s preeminent dissident writers and activists and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PEN movement internationally as the recipient of its 2009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Liu, who was detained on December 8, 2008 for co-authoring a petition for political and human rights reforms, is being held without charge or trial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n unknown location in Beijing.
 
“The liberties that allow all of us to make meaningful lives have always depended, alas, on those who are willing, like Liu Xiaobo, to put their own freedom at risk,” said K. Anthony Appiah, President of PEN American Center. “His consistent self-sacrifice for the cause of democracy in China should inspire all freedom’s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I am filled with admiration—indeed, with awe—each time I read about the extraordinary things he has done.”
 
The award, which honors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igures who have been persecuted or imprisoned for exercising or defending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will be presented at PEN’s Annual Gala on April 28, 2009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 City. Distinguished writer, historian, and PEN member Barbara Goldsmith underwrites the award.
 
Liu Xiaobo is an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critic who has taught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outside of China, including University of Oslo,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City. In the spring of 1989, Liu left his post at Columbia and returned to Beijing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spreading pro-democracy movement, staging a hunger strike in Tiananmen Square in support of the students and leading calls for a truly broad-based, sustainable democratic movement. He was instrumental in preventing even further bloodshed in the Square by supporting and advancing a call for non-vio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spent two years in prison for his role, and another three years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n 1996 for publicly questioning the role of the single-party system and calling for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In 2004, his phone lines and Internet connection were cut after the release of his essay criticizing the use of subversion charges used to silence journalists and activists, and he has been the target of regular police surveillance and harassment in the years since.

On December 8, 2008, Liu Xiaobo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The arrest came on the eve of the release of Charter 08, an extraordinary declaration that Liu had co-authored call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greater human rights, and an end to one-party rule in China. Police arrived at his home just after 9:00 p.m., and at 11:00 p.m., they took him into custody and searched his home, confiscating computers and other materials. Since his arrest, nearly all of the original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have been interrogated in a push to gather evidence on Liu. Despite this crackdown, the document has now been signed by more than 8,500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roughout China.

In addition to his writing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Liu Xiaobo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 a cen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that is doing courageous, on-the-ground advocacy work in China despite constant pressure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Liu served as President of ICPC from 2003 to 2007 and currently holds a seat on its Board. Since ICPC was formed in 2001, it has had meetings interrupted and canceled by authorities, its officers and members are regularly surveilled, and several have been detained and questioned about the centers activities. As ICPC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voice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it has come under increased pressure in the last two years. Seven of its members are now in pri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writings.
 
In announcing the award today in New York, Freedom to Write Program Director Larry Siems praised Lius unsparing critical attacks on tyranny, his courageous commitment to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his willingness to risk his own freedom to defend and expand the freedom to write in China. Siems also urg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clarify its position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by pressing aggressively for Liu Xiaobos release. A troubling feature of Chinas ascendance internationally has been its implicit agreement with other rights-abusing regimes that it will turn a blind eye to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exchange for preferred commercial rel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men and women who are challenging tyranny are looking for assurances that their fate, and the fate of their countries, depends on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bottom line. To fail to challen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Liu Xiaobos imprisonment is to concede this argument internationally, at enormous peril to peaceful advocates of progress and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the 23rd year that the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Write Award has honored a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igure who has been persecuted or imprisoned for exercising or defending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Candidates are nominated by International PEN and any of its 145 constituent PEN cent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screened by PEN American Center and an Advisory Board comprising som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experts in the field. The Advisory Board for the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includes Carroll Bogert, Associate Director of Human Rights Watch; Vartan Gregorian, President of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Joanne Leedom-Ackerman, International Vice-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PEN; Aryeh Neier, President of 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and Joel Simo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The Freedom to Write Award is an extension of PENs year-round advocacy on behalf of the more than 1,009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who are currently threatened or in prison. Forty-four women and men have received the award since 1987; 31 of the 34 honorees who were in prison at the time they were honored were subsequently released.
 
PEN American Center is among the 145 worldwide centers of International PEN, an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to promote friendship and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among writers everywhere, to figh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represent the consci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It has been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to protest Chinas imprisonment, harassment, and surveillance of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and to seek an end to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other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dom to write in that count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pen.org/china.

《海子诗全集》,西川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海子诗全集》首次披露海子自己为“太阳”系列诗作所画的插图。

海子作所的“太阳”系列插图之一。

新收入《海子全集》的长篇佚诗《生日颂》。这是海子的手稿,用的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信笺。

海子坐在铁轨上。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他的生命也会终结在铁轨上。

海子在北京大学

20年前的3月26日黄昏，海子一个人来到山海关附近的铁路上，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自杀方式：卧轨。从山海关开来的火车，结束了他25岁的生命。这位安静、羞涩、不善言辞的农村小伙子，因其极富感染力的诗篇，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结局，从而成为汉语当代诗歌史上重要的一位诗人，他的诗被无数年轻学生、文学青年传诵。他的母校北京大学每年都为他举行诗歌纪念会，青年学生去他的家乡祭拜，狂热诗歌爱好者甚至把他奉为心中的神。

在海子20周年忌日，北京、上海以及他的家乡安庆，都举行了庄重的纪念仪式，作家出版社也即将推出西川主编的《海子诗全集》，纪念海子逝世20周年。我们则通过寻访他的家人、朋友，复原一个人们记忆中真实的海子。

1 弟弟曾劝他不要写诗，写琼瑶那样的小说

海子的家乡查湾村，是安徽一座普通的南方村庄。海子年迈的父母和三个弟弟依然住在这里，务农为生。当年海子离世时刚高中毕业的二弟查曙明，现在已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热情地与记者在电话里交谈：“这段时间很忙，海子20周年忌日，我们邀请西川大哥等一批海子以前的朋友来安庆，参加纪念活动。”

尽管海子离开已经20年，但到查湾的来访者络绎不绝，与陌生人谈论海子，成为海子家人习惯的事情。查曙明也很自然地称哥哥为“海子”，尽管直到大学毕业前，海子还是叫他的本名“查海生”。查曙明告诉记者，面对各种各样的来访者，海子的父母总是热情地接待，尽可能地招待：“因为他们一直为海子感到骄傲。海子过世这么多年，还有那么多人记得他，老人觉得很安慰。”

尽管海子与查曙明只相差3岁，但在查曙明的印象中，小时候两个人没有什么一起玩耍的机会：“海子早慧，5岁就进小学，15岁就进了大学。我小时候比较皮，9岁才上小学，海子进大学的时候，我小学还没毕业。所以，在他进大学之前，我和他几乎是没什么时间在一起的。”在查曙明的讲述中，海子自小聪明过人：“我也是听父母讲，海子小时候接受能力、记忆力特别强，四五岁就能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时候生产大队有活动，都让他上台背语录，背得很好。当时有民办学校的老师，看到这个小孩这么聪明，就说让他读书吧，就上学去了。”早慧的海子在学习上一帆风顺，15岁就考入了北京大学，成为法律系的79级学生。“海子的母校高河中学是高河镇的重点中学，恢复高考的30多年时间里，考上北京大学的，大概海子是唯一一个，当时不仅父母感到非常高兴和荣耀，整个高河镇都轰动了。”

海子的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上过十多年私塾，是一位有文化的、慈祥的母亲。尽管家庭经济窘迫，海子四兄弟都上了学。“我父亲是一位裁缝，那时全部是计工分，年终才按工分分水稻粮。家里应该说温饱不成问题，但没有余钱，生活过得很紧张。海子考上大学后，基本上没有怎么花家里的钱，都是靠奖学金。”在查曙明的记忆中，上大学后，“每年海子都会回家过春节。他总用奖学金给我们买些礼物，给父亲带北京香山的香烟，还有二锅头、水果、核桃之类。每次他回来，我们都很高兴。”

查曙明说：“海子是一个很快乐、很活泼的人。在家里的时候，他常常和我们谈他在学校里的有趣事情。他很少谈诗，因为我们听不懂。”

海子毕业参加工作后，每年回家更让家里人感到高兴，因为他带回来更多的新鲜事物。“他工作后，有工资，每年更是一回家就带一大包礼物给我们。有一年他给我和三弟各带了一件皮夹克回来，那在当时80年代是非常时髦的，在我们农村都见不到的，很高级的，把我们高兴坏了！”

那时候，安徽每年过年都下很大的雪，玩雪打雪仗也是兄弟几个人很开心的游戏。“有一次，我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海子还拿了一个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告诉我们，那叫‘傻瓜照相机’，一按就行，让我们也拍，我们都觉得很稀奇。这也是他用工资买的。那年他帮我们拍了雪地里的武打照片，还有和我三弟做豆腐的照片，家里现在都珍藏着。”1988年，海子给家里买了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结束了几个弟弟“抢夺盒式收音机”的历史。

查曙明说他当时知道海子在写诗，也读过。“我进高中之后，他拿过一本油印的诗集《小站》给我看，但我看不懂。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是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我还劝过他说，别写诗了，写写琼瑶、梁羽生那样的小说，你肯定能写，而且写了肯定很赚钱。他听了这话笑笑，没说什么。”海子喜欢看的是外国小说和诗歌，查曙明记得他搬了很多类似的书回家，现在都存放在“海子故居”。“但他也喜欢武侠小说，有一次他带我去高河镇买书，花60多块钱买了一套《梁羽生小说集》回来，一本一本地看。他还告诉我，金庸的小说名字连起来是一副对联。”

因为年龄比较接近，海子在家里和查曙明聊得更多，分享一些年轻人的小秘密。“也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海子和我谈起他有一个女朋友。他拿了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问我漂不漂亮。我看照片上的女孩，大概十七八岁，那时候的海子也就二十一二岁。我说行。那张照片他放在枕头下，也没有和父母说起。”

在家人的记忆中，海子一直是聪明、快乐、温和、孝顺的，具有一切乖孩子的品德。“他还很爱干净，一直都注意仪表，只是在最后两年留起了长胡子，回家的时候吓了父母一跳。”查曙明回忆道：“过年那么冷的天，他还常常端着脸盆打冷水洗头。”

哪怕到海子最后一次回家过年，家里人也不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只是发现他最后两年开始喝酒了，以前是烟酒不沾的。有一次还喝醉过。”查曙明说：“但在过年时的农村，喝点酒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因此，当噩耗传来的时候，一家人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查曙明形容自己的父母是“很善良的农村人”。海子的过世让二老深受打击。从那时起，海子的三个弟弟同时辍学，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因为他们的父母看不到上学读书的意义。当时查曙光高中毕业，正在高河中学复读了一年，三弟上初中，四弟更小。查曙明说，父母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接受了海子的死。

2 他的写作里，自始至终充满农业文明的元素

15岁的海子背着一个旧木箱走进北大，开始他在北京的十年生活。现在人们已经想不起当年这个比中学生年纪还小的男孩是什么模样。朋友们对他的记忆，都从他文学创作开始的那个时候起。

“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岁，却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开始诗歌创作的。”海子生前的挚友、诗人西川在海子逝世后，写下了《关于海子的死》一文悼念他，文中这么回忆他俩的初识。

海子、西川与另一位诗人骆一禾，当年并称“北大三剑客”，是有名的诗人。但在1989年，海子逝世后一个多月，骆一禾突发脑溢血死亡，短短时间内，三把剑折了两把，在当年的诗坛造成巨大震撼。两位好友的死更是让西川承受了莫大的痛苦，或者说大于痛苦的某些感受。他至今拒绝向媒体谈论海子的任何事情。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有原因的：“他们（记者）说不是采访，只是核对事实。”

海子学生时代的另一位朋友、广东诗人陈陟云，对“孩子一样的海子”同样记忆犹新：“大概是198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的朋友郭巍带了一位同学到宿舍来找我，介绍说，这是查海生。当时的海子十九岁，但个子很矮小，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皮肤光滑，肤色黝黑，干干净净，很整洁。”陈陟云现在是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他还能记起很多细节：“那天晚上我们谈了不少关于诗歌的话题。之后，海子就经常来找我。他抄了一些诗稿给我，还给我拿来很多朦胧派诗人的诗，都是手抄的，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我再抄一遍。那时候的海子，除了写诗，对哲学也很有兴趣，经常看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黑格尔很有研究。我跟他在一起时，谈的话算比较多的了。我上大学之前不太会说普通话，语言上的障碍让我沉默寡言。在我的印象中，海子也属于比较内向的类型，我和他一见如故。”

在当时，陈陟云和海子都是法律系的学生，而在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在文学创作这一块，比外系的学生要“强势”得多，著名的“五四文学社”也只吸纳中文系的学生。直到海子的油印诗集《小站》出来后，才改变了这一局面。“《小站》印出来后，同学们争相传阅，骆一禾就专门去找海子，还在五四文学社为他搞了一个讨论会。”

回忆学生时代，陈陟云认为，骆一禾对海子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骆一禾理论丰富，知识面广，思辩力强，而且诗也写得很好，海子和我都深受他影响。而骆一禾从发现《小站》开始，就非常欣赏海子，不遗余力地力荐他，毕业后他俩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骆一禾在海子生前，对他的写作有很重要的帮助。而西川则在海子生后，不遗余力地挖掘、整理、出版海子的诗作，支援海子的家庭，对他的诗作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海子的这两位挚友，对他的诗歌帮助真是非常大。”

海子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先在校刊编辑部，后来调到哲学教研室。他在昌平有了一处小小的住所，在这里他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也是他诗歌创作迸发夺目光芒的时间。“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西川在《关于海子的死》一文里写道：“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锋是个大好人。”

海子虽然从学生成为了老师，依然单纯又简朴，贫穷而孤独，以写作为生活最大的追求。尽管15岁就离开农村来到北京，但海子的写作里，自始至终充满农业文明的元素：土地、麦子、太阳、风、原野……他似乎从未想过书写钢筋铁骨的现代都市。“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西川说。这个年轻诗人的内心世界，似乎一直远离于城市。

3 海子曾说，“黑夜是从麦地里飞起来的”

在今天，海子的很多诗篇被奉为诗坛杰作。但在当年，他的诗受到的肯定却远比不上现在。诗人王家新比海子年长几岁，80年代他在《诗刊》做编辑，与海子熟识。他告诉记者，海子生前发表过的诗作其实很少。当年海子给过他大量的诗稿，他也多次送审，但总是得不到领导的首肯：“我印象中，经我的手发表的海子的诗作，好像只有一首。”但王家新一直很欣赏海子的诗，他通过别的途径作了推介。“我和唐晓度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是比较早的一本关于朦胧诗后年轻一代诗人的诗选，是以今天所谓‘第三代诗人’为主的诗选，其中选了海子的一首诗。那是1987、1988年的事情。”

那是诗歌最后的辉煌年代，诗人们以诗会友，慷当以慨。诗人欧阳江河在一个诗歌集会上认识了海子，后来海子来成都拜访他，在他家住了一晚。“那天我们喝酒喝醉了，海子还吐了。不过后来我们都清醒了，坐在一起聊诗歌，聊到很晚。”海子还饱含感情地朗诵他的长诗《土地》。这是他最雄心勃勃的诗作之一，但一直以来在诗评家的眼里，远不如他晚期的抒情短诗那么优秀。海子一直像一个勤奋而羞涩的学生，他拿着大沓的诗稿出现在诗人聚会中，用他的安徽口音普通话朗诵，会为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羞得满脸通红。

时至今日，当年与海子熟识的诗人、朋友们，依然把海子的死看成一件“无法言说”的事情。王家新说到这个话题，语调沉重：“海子的死很多人都想找一个具体原因，这是把他庸俗化了。我认为他是为诗而死的。”王家新所见到的最后的海子“毫无异常”：“海子临过世前大半个月，大概是3月上旬，有一次到我办公室找我。那时候他刚回安庆老家过完年回北京。我们坐着聊天，他和我说起家里人是农民，现在务农，我说那怎么活？种地是不赚钱的。他说家里也卖点豆腐之类。总之是很平常的聊天。”

就是在那次会面中，海子说了王家新印象至深的一段话：“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回老家的一个发现：黑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从麦地里飞起来的。我也没在意。直到他去世后，我读到他的遗作：”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这时我才如梦初醒，想起他告诉我他的发现。“在王家新看来，那时的海子已经洞穿了生与死的奥秘：”他在精神上已经超越生与死，几乎是用神的语言讲话。“

王家新觉得，海子的死，没有任何征兆：“我相信那不是他临时冲动的举动，恐怕有大半年的计划。后来从他的诗、行动中，都可以隐约看到这一点。”王家新估计，海子不止去过山海关一次，他不是贸然去的。“他挑选的那段铁轨，刚好在火车拐弯的地方，司机在之前看不到。如果是直道，可能老远司机就刹车了，等等这些，都让人感觉他是有计划的。”

“他走向山海关，那是他诗歌的一部分，对他来讲是他最终的完成，是义无反顾的。我认为他与诗歌有很深刻的契约，就是献身于诗歌。诗歌对他来说高于一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王家新说：“海子是个非常纯粹的人，是个纯粹为诗歌而生的诗歌圣徒，这一点我很认同他。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是血肉相连的，他的离去我总觉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失去了。”当年海子在北京的追悼会，王家新没有参加：“我难以相信海子死了。”

虽然拒绝谈论海子，也不愿拿海子的死做文章，西川还是在五年后写了篇《死亡后记》，剖析海子的自杀原因，希望阻止人们对海子死因的臆想。他从自杀情结、性格因素、生活方式和荣誉问题几个方面详尽地分析了海子的性格和价值取向。查曙光说，他看到这篇文章后，给父母分析哥哥，试图解释海子自杀的原因：“解释来解释去，我自己都糊涂了。”

也许只能从诗学上解释海子的离去。欧阳江河就认为，海子看到了某种他的诗歌无法承载的“黑暗”，是他选择离去的重要原因：“海子真正的精品实际上是他晚期的作品，比如他的《黑夜的献诗》，我认为是海子最有力量的诗。他已看到一种他无法抗拒、又无法优美化的东西的出现，预示着他前期的那种优美的歌谣式的诗歌无法继续。他认为在临死之前看到的这种东西，‘黑暗’也好，更广阔的一种荒凉感也好，是他的诗歌无法承受的。可以说在诗歌的意义上讲，他已经有一种‘觉得自己写作的东西要死亡’的诗歌预感。最后他用肉体死亡的极端办法来对待自己诗学上的预感。所以说海子的死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没办法言说。”

4 他的死代表某种终结

而海子的死，在很多人看来，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死亡事件，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海子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身体意义上的终结，更多的是某一个诗学上的可能性被他耗尽、终结了，某个时代随着他的离去结束了。”欧阳江河说：“90年代后的诗歌写作完全改了一个方向。”

诗人臧棣对海子有多年的研究，在北大开过海子研究课程，即将出版一本关于海子的专著。他认为，海子代表了诗歌新的写作方向：“海子的诗有他的精神、人文背景，有来自圣经、印度史诗、希伯来文化等方面的渊源。同时，他深受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影响，在精神上接受了非本土生命哲学的理念。另外，他用很简朴的语言和谣曲的形式写作。我认为他对80年代以朦胧诗为范本的诗歌语言有很深的抵触情绪，力图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但海子的辞世结束了这种文学可能性。尽管后来出现了众多的模仿者，但都不成气候。“海子写土地、麦子、太阳，后来就出现一大批‘土地诗人’、‘麦子诗人’，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到他们那里，麦子成为一种纯修辞了，变成一个纯符号了，很让人恶心了。但你回头看海子的诗，他的土地、麦子、太阳、原野，是元素性的，都跟他的生命是有直接联系的。”欧阳江河说。

海子身后，出现了大批的写作追随者和无数的诗歌信徒，传奇的人生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位诗人的魅力。相比之下，生前与海子诗名不相上下的骆一禾，则逐渐被普通读者遗忘。“海子那种义无反顾、理想主义的冲动，更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共鸣，而骆一禾不是这样，他的诗可能年轻读者读不进去。某种意义上说，海子的死是一种‘完成’，而骆一禾的死使他的写作中断了。”王家新说。

王家新深深感受到青年学生对海子的狂热迷恋：“大概七八年前有一次，我参加北大的诗歌朗诵会。会上，一个学生上台朗诵海子那首诗《祖国，或以梦为马》，他一朗诵台下几百个学生都背诵起来，诵声如雷。我旁边一个国外的汉学家很惊讶，说像唱国歌一样。他赶紧拿录音机录下来。这样的局面让人说不出什么滋味。诗歌是个人灵魂讲话的东西，应该是一个人静静地面对诗歌。像这么几百人齐声朗诵诗歌，已经让人感到恐怖了。”

但这远不是最狂热的举动。“很多文学青年去海子墓前朝拜，甚至有人在他墓前磕头，磕到头破血流。前几年连模仿他自杀的事件都发生过。”王家新对这样的举动很有看法：“海子不需要朝拜，他只需要安安静静的。”

王家新看来，对海子这种顶礼膜拜是危险的：“海子当然是个极优秀的诗人，但他并不是神，也有他的局限性。诗歌本身是很复杂的，德里达大概讲过类似的话：精神事物都有两重性，本身带有毒性，但同时也有解毒的东西。诗歌也一样，如果不掌握解毒的方法，诗歌会毁掉一个人。”臧棣则认为：“海子的诗与荷尔德林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荷尔德林的诗在欧洲是一种高级的文化，人们也可以理智地去理解。但在中国缺乏这种支撑的文化，又因为海子的诗歌特别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这些年轻人就会出现过激的行为。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的缺陷。”

今年2月份，王家新去了德国，到了荷尔德林的出生地和3岁至20岁生活过的故乡。王家新深知荷尔德林对海子的重要性。“在那里，我在心里对海子说：海子，我替你来看过了。”

本文参考查曙明《“哥哥，春天是不是又一个海子复活了”》（《汉诗》杂志即将刊登）一文。

20年前的今天：《北京之春》推出《中国八九民运纪实》电子版
 
《北京之春》杂志将推出《中国八九民运纪实》电子版。请广大读者从4月15日起上网浏览，网址是：beijingspring.com。
 
六四后，海外出版了很多记录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书，其中，这本《中国八九民运纪实》是在1989年7月出版的，由几位留学生编辑而成。全书厚达1000页，相当详尽地收录了从4月15日到6月24日每一天海外媒体的相关报道。北京之春编辑部已将此书扫描存入电脑，从4月15日起，每天把“20年前的今天”的有关报道发表在网上。敬请读者浏览。
 
北京之春编辑部
2009年4月14日

 

关於发表“八九民运逐日记”的说明

作为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20周年活动内容的一部分，本刊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24日，在网站上推出“八九民运逐日记”，将当年这一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的历史原貌，以逐日记载的形式比较完整地呈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

1989年8月，在美国纽约出版了由吴牟人等主编的《八九中国民运纪实》一书，此书由八九民运中原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负责人严加其作序，原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吾尔开希提书名。计八十余万字。该书完整地记录了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6月24日中共十三届4次全会公报发表这70天间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当时海内外主要报纸和通讯社的报道以及大陆民间的传单、小报等公开出版物，是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具有很大可靠性。本刊的“八九民运逐日记”以《八九中国民运纪实》一书的内容为基础，仅对其中某些重覆的材料和印刷错误作一些技术性的删节和改动。特此说明。

希望广大读者就“八九民运逐日记”提出宝贵的意见。

《北京之春》编辑部

2009年4月14日

 
诗人阿多尼斯对伊斯兰的态度，让他不为同胞所容，1980年他因黎巴嫩内战逃亡国外

阿多尼斯站在麦克风前，用阿拉伯语朗诵他写于1995年的诗歌《书：昨天、空间、现在》中的章节：

风，自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方向吹来／没有花粉，没有植物／苦涩的果实犹如沙子／趴在时间的树上／风是空间的血。

3月15日下午，北外的阿拉伯楼国际会议厅座无虚席，阿多尼斯的首部中文版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作为挚友，旅英诗人杨炼上台朗诵阿多尼斯的《祖国》、《继承》和《爱情》。杨炼是专门从英国赶回来陪阿多尼斯访问中国的。

1980年，阿多尼斯因黎巴嫩国内战争逃亡出国。这位对伊斯兰有着深刻“见解”的人士不为他的同胞所容。阿多尼斯常常语出惊人，他的名气主要在西方世界传播，当他回到阔别十多年的祖国时，在贝鲁特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他一回来就批评这座城市和他的祖国的落后、文明进程缓慢，结果又引起轩然大波，招致无数臭鸡蛋和烂西红柿。

阿多尼斯在诗中写道：“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杨炼视阿多尼斯为文学同道，他们在约旦做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可以视为当代汉语诗人和当代阿拉伯诗人的首次思想相遇。杨炼对阿多尼斯说：“我们该写值得一写的诗，配得上这动荡时代的诗。”

杨炼最向往的是诗歌精神的全球化：“当一位美国诗人和一位伊拉克诗人一起朗诵，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多么相像。”

1988年8月8日，杨炼也离开中国，开始在世界漂流。

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英国，哪儿有感觉就去哪儿，四海漫游。算起来他至少在二十多个国家待过。

“在全世界漂流完全不知道在哪儿待着的时候，一个月吃过40公斤土豆，一间房子里有二十多个地方漏雨，三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新西兰的夜黑咕隆冬，唱着流行歌‘你从哪里来’，那时完全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杨炼说。

杨炼在柏林住的一个地方是诗人顾城住过的，每天用的是同一个信箱、大门、楼梯。“突然想起多年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一切完全回来了，感觉非常非常悲伤、复杂，也实在感慨命运。”杨炼说。

可以说思想和文化交流是杨炼漂流生活中最温暖的部分。“很多非常优秀的朋友，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索因卡，和逝去的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等等的友谊很令人感动，我们一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朗诵诗歌，一起聚会聊天，还有当代最好的视觉艺术家、思想家，以及各种艺术节、美展上遇到的同行，这些对我的创作形成非常好的氛围。从精神交流的丰富方面讲，我是满足的，这也是对那种艰苦孤寂的一种补偿。”

1998年杨炼和妻子友友在伦敦有了安居之所。

2008年，杨炼当选国际笔会理事。国际笔会是1921年成立的国际作家组织，总部在伦敦，是世界惟一的国际作家的联合体。现有145个分会，会员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任主席是捷克作家格鲁沙，副主席是纳丁。戈迪默和英籍印度裔作家拉什迪，国际笔会的执行机构是由11人组成的理事会。

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他的前任是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者，结果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杨炼是国际笔会成立88年来在理事会中任职的第二个华人。

3月20日，在北京西区的“老故事”餐吧，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杨炼。

 

杨炼在伦敦“唯一的母语”私人赞助艺术系列上朗诵，旁边坐着的是英国最著名诗歌杂志《诗歌评论》主编菲奥娜。桑普森　图/苏葵

中国诗人不缺聪明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国内的诗歌写作？诗歌处在一种边缘化的位置，在公共领域，几乎很难听到作家尤其是诗人的声音。

杨炼：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速度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具体到文学和诗歌创作，我觉得诗人面临亟待转型的现实。诗人既要能够深刻地理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还能够用思想表达和创作呈现出一种质量，我觉得对诗人的要求和诗歌的要求极高。国内文学界，首先是作家或者诗人的质量不够，或者说作家和诗人作为思想家的分量不够。

至于边缘化还是不边缘化的问题，其实不太重要。据说中国现在写诗的人就有两百万，这已经是整个斯洛文尼亚全国的人口，那么你说什么是边缘化？如果真把这些诗人搁在一起，那就是中欧的一个小国。如果中国的诗歌界真能建立比较正常的诗歌判断标准和诗歌判断能力的话，就这200万写诗的人，已经比盛唐时代热闹多少倍了。所以我不认为数量构成问题，重要的是质量，这是中国作家或诗人最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多年在国外接触和参与国际文化和文学交流，相比之下，你觉得中国诗人缺乏什么？

杨炼：中国诗人缺的不是聪明，中国诗人缺的只是深度，耐力，没有长气，不能发展自己。中国的诗歌，每一拨诗人都在从零开始，因为已经走完的路，就是小聪明的那几步圆舞曲，重新跳一遍。中国诗歌没有真正的思想积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诗歌传统，传统是指有积累，有发展，有自觉的一个过程。比诗人还难得的就是好的诗歌批评家，因为他们是直接建立判断标准的专业群体，而他们的批评实践就是价值判断。

当年我们被称为朦胧诗人，我们被称为反传统，甚至被人批评西化。但实际上我们通过真正的跟诗歌有关的思维，衔接了中国古典诗歌，通过我们对自我的追问，衔接上了我称之为屈原《天问》的传统，以及杜甫的七律那种极端和无比精美的诗歌形式。所以我们当年那些被称为朦胧诗歌的作品受到过影响的远不是波德莱尔，其实真正呼应我们内心的是古典诗歌。

最根本的绝境就是我自身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具有什么样的品质？阿多尼斯被法国诗人博纳富瓦称为21世纪最需要的诗人，诗人的何种品质是这个世纪需要的？

杨炼：简单来说，我觉得他们确实是非常到位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起点很低，但实际也是最高的一个点，你比如说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我跟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西大厅朗诵诗歌，那是布罗茨基一生中最后几次朗诵之一，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布罗茨基是以持不同政见的诗人著称的，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们在聚集的时候主要谈论的是轻松的诗歌形式问题。在形式的背后能感觉到他作为人的真诚。布罗茨基一生遭禁、被囚、被逐、流亡和获奖的经历，使众多的批评家和读者很容易给他和他的创作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实际上，布罗茨基非常反感对他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利用。

阿多尼斯简直就是一个质朴的老朋友，他喝酒聊天的那种方式你说是一个老农民也不过分。我们在柏林做了一个关于诗歌思想深度的对话，对话的题目叫“诗歌是我们惟一的母语”。实际上当我们直接触及到诗歌本质的时候，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形式怎么千变万化，实际上始终有一个压舱石，那就是作家对人的处境、对人的生存的深度的表达。

南方周末：深度似乎是现代社会试图消解的一个概念，在中国现在是娱乐至死的时代。

杨炼：不管后现代等等如何反深度，我认为我们的语言之所以有意义，仍然是因为它内含的深度。回顾人类文学史和文化史，真正能站得住脚的仍然是严肃的精美之作，不是玩票的、不是插科打诨。索因卡也是诺奖得主，他就强调，任何一个非洲作家，除了用殖民地的语言——英语和法语写作之外，至少应该尝试用自己部落的语言写作，哪怕是为了比较语言的差异性也应该这样做。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你能看到他们的纯真透明，又能看到他们思想的深度。

南方周末：我听到一个说法，“现在是一个文学受辱的时代”。你认同吗？

杨炼：不认同。其实大陆在今天并没有那么特别，就文学而言，作家所面对的处境和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作家面对的处境没有太大的不同。当然，直接写政治小品文的人情况也许稍微不同。说实在话，阿多尼斯所处的社会环境才是真正的严酷，就宗教神本主义对人的精神的控制而言，那里的环境更加险恶。

我认为片面强调大陆的文化困境，反而不太真实。说文学受辱，我都觉得是作家为自己的作品不够强有力、不够深刻找到的托辞。所以文学受辱这个说法我很怀疑。文学，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污辱它，如果作品拥有价值的话，可以说就是拥有了金刚不坏之身。屈原也好，曹雪芹也好，在他们的时代也许比现在任何一个作家受到的侮辱都甚，但他们写出的文学作品在今天就是我们绝对的高标，你能说是文学受辱吗？

作家应该意识到你在做什么，你的创作不是为当下的喝彩，你创作的标准就是屈原、司马迁、曹雪芹。在这些作家面前永远是我们自己在受辱，因为我们写得不够好。文学是独立的，它不寻求任何附加值，包括政治，包括所谓流亡文学这种词汇，一些政治反抗词汇，都是在试图给文学增添附加值，这些我一概否认。

南方周末：作家怎样建立有价值的写作？在国际化的写作中更容易建立标准么？

杨炼：对整个人的根本性处境的思考。对人性的根本性处境的体验在国际化写作中更为彻底。我不认为强调外在困境一定能给作品加分，你的分数就是自己挣的，九十分就是九十分，没深度搁哪儿也没深度。为什么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东西，我看了以后很感动。它没有那么政治化，虽然帕慕克在现实里是一个对土耳其政府，尤其是对那里的宗教思想控制持反对立场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反省，自我追问，是他对广博知识的占有，对艺术丰富性的深刻理解，是他充沛的创造力，这样的作品搁在手里沉甸甸的。

真正的最严酷的处境就是“我自己”，最根本的绝境就是“我自身”，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要反抗，就是反抗这个界限。

南方周末：在海外二十年的漂流，你的思想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炼：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往的思想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个确认是建立在冷战之后，本来以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以为这个世界大同了。但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到“9.11”一声爆炸，突然之间这个梦破碎，人们发现这个世界面临着更加血腥和严酷的现实。而且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更极端的绝望，因为在意识形态冷战时期，人们似乎还可以在两大思想阵营之间寻找一种选择，今天则是放之四海而资本主义。这个时候，我原来拥有的人性永恒的处境就是幻灭，这种黑暗感很久笼罩着我。这是为什么我后来生发出诗意的反抗的意识——我的反抗有几个阶段，政治的反抗，文化的反抗，最终落实为诗意的反抗。

诗意的反抗定义就是全方位的困境和个人反抗。我突然发现我跟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确实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在不停地回到屈原的《天问》，他是从宇宙开创之初问起，穿透整个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回到诗人自我，屈原叩问二百个问题，没一个有答案，他不停地用更深的问题涵盖以前的问题。这种专业提问者的姿态，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

现供职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何大草，曾因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为人所知，《刀子和刀子》实际上拥有一个更具知名度的名字：《十三棵泡桐树》。由吕乐执导的这部青春片，其故事底本就源自于何大草的小说《刀子和刀子》，但后来因为青少年暴力“突破了限度”，未能公映。“这真是一件遗憾而无可奈何的事情”，何大草说。有人说，他的新作《所有的乡愁》是一部具有史诗般气质的长篇小说，也有人说，这是一部野心过大的小说，因为时间跨度之大，事件牵涉过多，何大草无法驾驭。不过，这并不干扰何大草的写作，何大草说，他要写一部“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何大草是一个温和的学院人，他具有学院知识分子共同的好口才，在四川师范大学的一家茶室，何大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他的新作，何大草像极了一位在课堂上讲授写作课的老师，实际上，我还知道他是一个名叫何小草的男孩的父亲，当然，他也是一个拥有写作史诗梦想的中年男人。

我要让机器的每个零件说话

南方都市报：在《所有的乡愁》中，篇幅不过20多万字，故事的时间跨度却是近两百年，写了豪门包氏和木匠金氏两个家族的六七代人的命运，有人说，你是有书写百年史诗的冲动？

何大草：能够通过两个家族的命运，把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带出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写作愿望，这一百多年来的变动，也许超过了中国上千年来的变化所带来的对生活、家园和人心的影响。我在这本书中，从晚清一直写到现在，这段历史包含了中国人的苦楚与屈辱，阵痛和成长。我是学历史出身，在我过去的小说中，写古代史上的人物较多，比如荆柯和崇祯皇帝，我看那段时间是抱着审美的方式，是以比较客观的情绪打量它，但是，这一百多年来的人事，是带着我们共同的伤痛，这些伤痛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平抚，包括今天那么多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这都是跟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能不能继续往前走，或者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打量自己，都离不开这段历史，否则我们是没法迈出新的脚步的。

南方都市报：在小说中，你让笔下的人物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之变、辛亥革命、民初内战、八年抗战、文化大革命，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和数量如此之多的大事件，对你的写作是否构成了挑战？

何大草：是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把那么多人物带出来，并且希望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个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的写作中，《水浒传》、《三国演义》、《清明上河图》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范本，给我一定的启发，也让我得到信心。《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开封东南角的汴河场景，814个人的神态各异，他们通过不同的场景串联起来，非常自然，他以城市东南角的局部来见出汴京的极盛景象，而不是去展示整个帝国的场景，也不是汴京主要的场景。这也使我思考在近代中国哪一个城市更适合安放我的人物，最后我选了武昌。

武昌并不是我所熟悉的，它给我的最初记忆，来自“文革”时期读到的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座城市从那时起，就让我遐想很多。武汉是这个国家的肚脐眼，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武昌起义，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选择武昌，我的人物就很容易进入到很多核心事件之中，包博望就是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木匠金满堂就是在10月10日的早晨，去武昌卖柜子时巧遇到武昌起义的，他们都在无意间卷入历史、改写了历史。小说家是调动一切的人，是那一个空间里的上帝，小说家有一只手，把人物推进去，你推得好与不好，关键在于你的手是否是无形的，让别人感觉不到你在推，而是自然地被带进去，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不能像木偶一样，是被拉进去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着力点是在大时代之下个人、家族的命运，你是如何把握大时代与小叙事的关系的？

何大草：我从小读历史，想到某个事件，比如戊戌变法、武昌起义，我首先想到的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以及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我的少儿时期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当时我能看到的书很少，最早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连环画，主帅坐在那里，诸葛亮也罢，曹操也罢，两军对垒，就是两个将军在打，下面就画了很多千军万马的士兵，他们是面目模糊的，士兵也从来不说话，更没有名字。我当时就和小伙伴交流，士兵难道是不能说话的吗？后来我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发现，他们的内心其实是丰富多彩的，每一个人在战争的对峙里面，都是非常个体的人，我们的历史书、连环画、演义小说却都没有他们的声音。

后来，我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注意到，他们每一个人的面貌都是不一样的，非常丰富，工匠努力地把个人的生命痕迹留下来，这个给我的感触非常深刻。我就想写出在大的历史空间里一个常被忽略的小人物的活生生的内心世界，他是怎样被动地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他在被动的裹挟里面，实际上也创造了历史，比如说金满堂，一个木匠，一泡长长的尿，将大炮的火线浇灭了，促使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我就是要写出里面的偶然性、荒诞性，我特别想用文字将这些人物复活，就像在一个庞大的机器面前，我期望让每一个零件开口说话。

换一种眼光来看近代中国

南方都市报：《所有的乡愁》用荒诞的手法解构历史，让我印象深刻，比如你刚才提到的金满堂，一泡尿冲灭了瑞总督的大炮捻子，致使革命军的大炮轰垮了帝制，打出一个民国；包博望刺杀袁大头时，竟然误杀了济南的土财主冤大头。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戏笔”来书写这段历史？

何大草：当我在历史系读书时，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不断强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剖析历史，我们总是觉得历史的发展有规律性的东西，所有的偶然性都是藏在必然性的后面，为此，我学到了很多历史发展中规律性的东西，这让我感觉历史是带有必然性的年表，不过，同时我也对此产生过怀疑，事实到底是否就是如此？

其实，我也发现，历史的荒谬和偶然性也会是历史发展方面的一面，有些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荆轲刺秦一事，在《史记》的记载中，荆轲是失败了，如果荆轲成功了呢，又会是在怎样的？个人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古代，一个帝王的喜怒哀乐、聪明愚钝、甚至打一个喷嚏，都可能导致整个帝国版图的变化。我一直很痴迷于刺客的故事，往往一个成功的刺客和一个失败的刺客都可能影响历史的走向，刺杀希特勒的故事，我就看过四个版本了，都是在找偶然性，他为什么会失败，一旦是成功了，历史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我在写包博望刺杀袁大头时，包博望代表着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救国家于危难的决心，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失败了，在小说的写作上，总是需要一个失败的理由，我给出了我自己的理由。这个理由看似很荒谬，但也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历史就是以荒谬的方式发展的，真相是离荒谬最近的，把偶然性推到一个极端，偶然性就是带有荒谬性的，历史难道不就是这样在演绎的吗？俄国有一位女沙皇叫叶卡婕琳娜二世，她有很多情夫，有个情夫是一个小公国的大公，由于在床上没伺候好女皇，女皇发了大脾气，他就跑回了自己的公国，再也不来了。女皇为此很气愤，发兵十万，就把那个小国给灭掉了。就是这样很偶然、很荒谬的事情，他的国家和历史一下就中断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定不是孤例。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在做一个小测试，将历史事件进行戏谑性的叙述，看它会呈现出怎样的戏剧效果？

何大草：我一直认为，历史在我们过去的叙述里太刻板了，历史实际上有非常多戏剧性的成分。人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像河流一样，我们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看时，发现河流往往是带有必然的流向，比如从高到底，从西到东。但是河流在行进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在某个地方遇到一个塞，它会就势转了一个弯，遇到一个平原，可能就形成一个湖泊。其实，历史的发展带有盲动性在里面，我们更应该看到历史的盲动性、不可测性以及戏剧性，我甚至认为里面还带有狂欢性，我希望换一种眼光来看历史，尽管这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但是回过头来看，还是会发现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

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很容易从结论去书写个人与家族命运，也容易从集体记忆出发去梳理过去，小说的魅力，则恰恰相反，它在于个体记忆的整理，我感觉历史通过基因、通过血脉在我的身体里发生过反应，我回到了个人的历史记忆中去，就会有我个人的角度，是我自己来打量这段历史，而不是别人来代替我。这本书会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但是我会以另外一种眼光去打量它，它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当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细节。

历史的乡愁里，有回不去的忧伤

南方都市报：小说由于时间跨度太大，推进过快，必然多“粗笔”，而少“细笔”，对此，你如何来看？

何大草：是有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保持警惕的，但是，我并不担心。比如《水浒传》里，出场的人物上百个，一个重要人物也就三回到五回，却个个令人难忘，因为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突出叙述了人物身上最出彩的几段戏。跨度那么大，绝对不可能面面俱到去谈，大事件是通过人物传达的，在细节里流露出来，大事件只是它的背景。比如《阿甘正传》，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美国的史诗，但是，事件都是通过人物带出来的，比如阿甘牵涉进去的越南战争，乒乓外交，水门事件，导演并没有刻意去描述大事件，只是把人放到大事件中，镜头是始终对在人身上的，人就不会变得符号化，就不会变成一个线条粗疏的人。

我在写《所有的乡愁》时，我就牢牢地把笔锁定在人物身上，包括他的细节，他的爱与恨，别离与重逢，背景是虚化的，就像我们拍照片，把一个人放到街头，我的焦点是他的身上，背景都是模糊的，但是我们又知道他是在某个场景里面的，我觉得这就不会造成人物的线条太粗，我在写每个人时，都会给他一些细部的描写，把他放到故事里面去，通过细节展示他的微妙内心，他的喜悦、悲痛和惆怅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个体。

南方都市报：听说《所有的乡愁》经常因为题目的诗化，容易被人认为是一本散文集，乡愁之于你对近代中国的书写，有着怎样的特定意义？

何大草：《所有的乡愁》实际上暗含“能够说出来的和不能说出来”的东西，乡愁实际上在我们的谈论中，被具体化了，比如我们能知道的余光中所说的“一张船票”、我们所想念的故土以及家中的母亲，我希望跳出这些标签式的具象，我探询的是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不能被明确言说的情绪，文学是通过形象说话的，它不是历史，不是结论，也不是政治，它是通过人物形象、人物命运来言说，这也是我认为文学产生和存在的理由。

我认为我们所提到的乡愁，不仅是文化的乡愁，也包括历史的乡愁，当我们的生命从血肉相连的地方拔出来时，我们就充满了回不去的忧伤，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在今天还能感受到其中的阵痛。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我们对生活的看法，整个都被颠覆了，今天的中国人最容易感慨我们的童年是怎样的，这是一个激烈变动的中国，在其他国家可能上千年才能做到的，在我们这儿，可能只是“弹指一挥间”。作为一名作家，应该对此保持敏感和开始自己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