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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供职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何大草，曾因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为人所知，《刀子和刀子》实际上拥有一个更具知名度的名字：《十三棵泡桐树》。由吕乐执导的这部青春片，其故事底本就源自于何大草的小说《刀子和刀子》，但后来因为青少年暴力“突破了限度”，未能公映。“这真是一件遗憾而无可奈何的事情”，何大草说。有人说，他的新作《所有的乡愁》是一部具有史诗般气质的长篇小说，也有人说，这是一部野心过大的小说，因为时间跨度之大，事件牵涉过多，何大草无法驾驭。不过，这并不干扰何大草的写作，何大草说，他要写一部“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何大草是一个温和的学院人，他具有学院知识分子共同的好口才，在四川师范大学的一家茶室，何大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他的新作，何大草像极了一位在课堂上讲授写作课的老师，实际上，我还知道他是一个名叫何小草的男孩的父亲，当然，他也是一个拥有写作史诗梦想的中年男人。
我要让机器的每个零件说话
南方都市报：在《所有的乡愁》中，篇幅不过20多万字，故事的时间跨度却是近两百年，写了豪门包氏和木匠金氏两个家族的六七代人的命运，有人说，你是有书写百年史诗的冲动？
何大草：能够通过两个家族的命运，把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带出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写作愿望，这一百多年来的变动，也许超过了中国上千年来的变化所带来的对生活、家园和人心的影响。我在这本书中，从晚清一直写到现在，这段历史包含了中国人的苦楚与屈辱，阵痛和成长。我是学历史出身，在我过去的小说中，写古代史上的人物较多，比如荆柯和崇祯皇帝，我看那段时间是抱着审美的方式，是以比较客观的情绪打量它，但是，这一百多年来的人事，是带着我们共同的伤痛，这些伤痛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平抚，包括今天那么多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这都是跟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能不能继续往前走，或者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打量自己，都离不开这段历史，否则我们是没法迈出新的脚步的。
南方都市报：在小说中，你让笔下的人物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之变、辛亥革命、民初内战、八年抗战、文化大革命，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和数量如此之多的大事件，对你的写作是否构成了挑战？
何大草：是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把那么多人物带出来，并且希望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个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的写作中，《水浒传》、《三国演义》、《清明上河图》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范本，给我一定的启发，也让我得到信心。《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开封东南角的汴河场景，814个人的神态各异，他们通过不同的场景串联起来，非常自然，他以城市东南角的局部来见出汴京的极盛景象，而不是去展示整个帝国的场景，也不是汴京主要的场景。这也使我思考在近代中国哪一个城市更适合安放我的人物，最后我选了武昌。
武昌并不是我所熟悉的，它给我的最初记忆，来自“文革”时期读到的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座城市从那时起，就让我遐想很多。武汉是这个国家的肚脐眼，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武昌起义，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选择武昌，我的人物就很容易进入到很多核心事件之中，包博望就是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木匠金满堂就是在10月10日的早晨，去武昌卖柜子时巧遇到武昌起义的，他们都在无意间卷入历史、改写了历史。小说家是调动一切的人，是那一个空间里的上帝，小说家有一只手，把人物推进去，你推得好与不好，关键在于你的手是否是无形的，让别人感觉不到你在推，而是自然地被带进去，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不能像木偶一样，是被拉进去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着力点是在大时代之下个人、家族的命运，你是如何把握大时代与小叙事的关系的？
何大草：我从小读历史，想到某个事件，比如戊戌变法、武昌起义，我首先想到的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以及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我的少儿时期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当时我能看到的书很少，最早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连环画，主帅坐在那里，诸葛亮也罢，曹操也罢，两军对垒，就是两个将军在打，下面就画了很多千军万马的士兵，他们是面目模糊的，士兵也从来不说话，更没有名字。我当时就和小伙伴交流，士兵难道是不能说话的吗？后来我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发现，他们的内心其实是丰富多彩的，每一个人在战争的对峙里面，都是非常个体的人，我们的历史书、连环画、演义小说却都没有他们的声音。
后来，我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注意到，他们每一个人的面貌都是不一样的，非常丰富，工匠努力地把个人的生命痕迹留下来，这个给我的感触非常深刻。我就想写出在大的历史空间里一个常被忽略的小人物的活生生的内心世界，他是怎样被动地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他在被动的裹挟里面，实际上也创造了历史，比如说金满堂，一个木匠，一泡长长的尿，将大炮的火线浇灭了，促使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我就是要写出里面的偶然性、荒诞性，我特别想用文字将这些人物复活，就像在一个庞大的机器面前，我期望让每一个零件开口说话。
换一种眼光来看近代中国
南方都市报：《所有的乡愁》用荒诞的手法解构历史，让我印象深刻，比如你刚才提到的金满堂，一泡尿冲灭了瑞总督的大炮捻子，致使革命军的大炮轰垮了帝制，打出一个民国；包博望刺杀袁大头时，竟然误杀了济南的土财主冤大头。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戏笔”来书写这段历史？
何大草：当我在历史系读书时，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不断强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剖析历史，我们总是觉得历史的发展有规律性的东西，所有的偶然性都是藏在必然性的后面，为此，我学到了很多历史发展中规律性的东西，这让我感觉历史是带有必然性的年表，不过，同时我也对此产生过怀疑，事实到底是否就是如此？
其实，我也发现，历史的荒谬和偶然性也会是历史发展方面的一面，有些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荆轲刺秦一事，在《史记》的记载中，荆轲是失败了，如果荆轲成功了呢，又会是在怎样的？个人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古代，一个帝王的喜怒哀乐、聪明愚钝、甚至打一个喷嚏，都可能导致整个帝国版图的变化。我一直很痴迷于刺客的故事，往往一个成功的刺客和一个失败的刺客都可能影响历史的走向，刺杀希特勒的故事，我就看过四个版本了，都是在找偶然性，他为什么会失败，一旦是成功了，历史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我在写包博望刺杀袁大头时，包博望代表着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救国家于危难的决心，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失败了，在小说的写作上，总是需要一个失败的理由，我给出了我自己的理由。这个理由看似很荒谬，但也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历史就是以荒谬的方式发展的，真相是离荒谬最近的，把偶然性推到一个极端，偶然性就是带有荒谬性的，历史难道不就是这样在演绎的吗？俄国有一位女沙皇叫叶卡婕琳娜二世，她有很多情夫，有个情夫是一个小公国的大公，由于在床上没伺候好女皇，女皇发了大脾气，他就跑回了自己的公国，再也不来了。女皇为此很气愤，发兵十万，就把那个小国给灭掉了。就是这样很偶然、很荒谬的事情，他的国家和历史一下就中断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定不是孤例。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在做一个小测试，将历史事件进行戏谑性的叙述，看它会呈现出怎样的戏剧效果？
何大草：我一直认为，历史在我们过去的叙述里太刻板了，历史实际上有非常多戏剧性的成分。人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像河流一样，我们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看时，发现河流往往是带有必然的流向，比如从高到底，从西到东。但是河流在行进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在某个地方遇到一个塞，它会就势转了一个弯，遇到一个平原，可能就形成一个湖泊。其实，历史的发展带有盲动性在里面，我们更应该看到历史的盲动性、不可测性以及戏剧性，我甚至认为里面还带有狂欢性，我希望换一种眼光来看历史，尽管这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但是回过头来看，还是会发现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
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很容易从结论去书写个人与家族命运，也容易从集体记忆出发去梳理过去，小说的魅力，则恰恰相反，它在于个体记忆的整理，我感觉历史通过基因、通过血脉在我的身体里发生过反应，我回到了个人的历史记忆中去，就会有我个人的角度，是我自己来打量这段历史，而不是别人来代替我。这本书会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但是我会以另外一种眼光去打量它，它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当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细节。
历史的乡愁里，有回不去的忧伤
南方都市报：小说由于时间跨度太大，推进过快，必然多“粗笔”，而少“细笔”，对此，你如何来看？
何大草：是有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保持警惕的，但是，我并不担心。比如《水浒传》里，出场的人物上百个，一个重要人物也就三回到五回，却个个令人难忘，因为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突出叙述了人物身上最出彩的几段戏。跨度那么大，绝对不可能面面俱到去谈，大事件是通过人物传达的，在细节里流露出来，大事件只是它的背景。比如《阿甘正传》，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美国的史诗，但是，事件都是通过人物带出来的，比如阿甘牵涉进去的越南战争，乒乓外交，水门事件，导演并没有刻意去描述大事件，只是把人放到大事件中，镜头是始终对在人身上的，人就不会变得符号化，就不会变成一个线条粗疏的人。
我在写《所有的乡愁》时，我就牢牢地把笔锁定在人物身上，包括他的细节，他的爱与恨，别离与重逢，背景是虚化的，就像我们拍照片，把一个人放到街头，我的焦点是他的身上，背景都是模糊的，但是我们又知道他是在某个场景里面的，我觉得这就不会造成人物的线条太粗，我在写每个人时，都会给他一些细部的描写，把他放到故事里面去，通过细节展示他的微妙内心，他的喜悦、悲痛和惆怅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个体。
南方都市报：听说《所有的乡愁》经常因为题目的诗化，容易被人认为是一本散文集，乡愁之于你对近代中国的书写，有着怎样的特定意义？
何大草：《所有的乡愁》实际上暗含“能够说出来的和不能说出来”的东西，乡愁实际上在我们的谈论中，被具体化了，比如我们能知道的余光中所说的“一张船票”、我们所想念的故土以及家中的母亲，我希望跳出这些标签式的具象，我探询的是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不能被明确言说的情绪，文学是通过形象说话的，它不是历史，不是结论，也不是政治，它是通过人物形象、人物命运来言说，这也是我认为文学产生和存在的理由。
我认为我们所提到的乡愁，不仅是文化的乡愁，也包括历史的乡愁，当我们的生命从血肉相连的地方拔出来时，我们就充满了回不去的忧伤，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在今天还能感受到其中的阵痛。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我们对生活的看法，整个都被颠覆了，今天的中国人最容易感慨我们的童年是怎样的，这是一个激烈变动的中国，在其他国家可能上千年才能做到的，在我们这儿，可能只是“弹指一挥间”。作为一名作家，应该对此保持敏感和开始自己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