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0日发布的《零八宪章》说：”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仅仅用”立宪”两字就把1908年简单概括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里的”立宪”可能只是指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实际上，简单的”立宪”两字掩盖了《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
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位宪政学家。早在1899年4月，他就写出《各国宪法异同论》，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对宪政进行系统的论述：何为君主立宪政体？何为共和政体？何为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分立？国会有什么权利？君主或总统有何权力以及怎么制约？公民有什么权利与义务？对君主立宪政体与共和政体介绍时，以英国和法国进行比较，认为英国君主立宪政体为”完全无缺之宪政”，而法国共和政体为”纸上之宪法”。这些宪政思想通过他首次向国人作系统介绍。他还首次对”宪法”进行定义，”宪法者，英语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成为宪法。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
从梁启超的定义可以看出，由于现在中国没有议院，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都不是”议院”，所以中共政府颁布的”伪宪法”不能叫”宪法”。《零八宪章》说：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宪法”，还谈什么”宪政”。其后，梁启超于1901年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鼓吹”盖今日实中国立宪之时机已到矣！”根据当时中国的条件，特别是民智的程度，他认为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从事预备立宪。这是第一次提出”预备立宪”主张。他说：”立宪政体者，心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20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语于此。”对于如何从事预备立宪，他提出六个步骤：
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如果仔细与后来清廷所采取的立宪步骤相比较，可以看出清廷基本上还是依照梁的步骤进行立宪的。加上他后来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代拟考察报告以及一系列奏折，梁启超俨然成为清廷立宪的指导者。再加上他倡导与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可以说，他就是轰轰烈烈的清末立宪运动背后之”看不见的手”。
在梁启超的呼吁下，人们采取行动，要求清廷立宪。1902年，美洲华侨叶恩向清廷赴英特使载振上书，提出设议院定宪法的要求。此后，人们纷纷呼吁进行立宪，”立宪”之声不绝于耳。1903年秋天，柳亚子写了《中国立宪问题》一文，描述当时的状况：”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自由平等之名词，始映于我邦人之脑膜。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且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再加上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人们认为是”立宪”战胜”专制”。当时《大公报》说：”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而且，战败的俄国以及土耳其、波斯等国家也纷纷准备立宪，”专制政体既劣败而不适于生存，是方为天演所自然淘汰”，而立宪是”时势所趋，事有必至，固非人力所能抗争者也”。
俄国立宪运动方兴，梁启超即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续纪俄国之立宪问题》等文章，为俄国呐喊助威，并且兴奋地说：”二十世纪之国家，终无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以顽强之俄罗斯，遂不能与自由神之威力抗。呜呼！举天下之恶魔，遂不能与自由神之威力抗”。
日胜俄败的结果，加上战后俄、土、波等国家出现的立宪热潮，这对中国之刺激不啻火上浇油。再加上革命派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更是促使”立宪”呼声日益高涨，成为巨浪。率先公开行动的是驻外大使，3月24日，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维德、驻英公使张德彝、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大臣梁诚，联名《上政务处王大臣书》，电请宣布立宪。其后清廷重臣张之洞、袁世凯也电请立宪。一时之间，立宪之声，从海外吹向内地，从江浙吹向云贵，从四面八方震撼清廷。
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出特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上谕，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宪政，后来通过熊希龄找到梁启超，请他代写考察报告，于是梁写出《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并协助杨度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
其后，端方与戴鸿慈根据梁的方案，联合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预备立宪折》，吁请预备立宪，以15或20年为实现立宪期。于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先行厘清官制上谕》，宣布进行仿行宪政。
然而，清廷并没有宣布何时进行立宪。于是梁启超组织政闻社，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开国会”号召最早由杨度提出，梁启超接受杨度的主张：”至于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接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尊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
本来”权利请愿”是梁启超最早提出来的，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来了。他号召学习英国的权利请愿运动，”总要自己去想，自己去求”。于是梁轻易地接过”速开国会”口号，开始鼓吹。
1908年初，由梁启超之政闻社、张謇之预备立宪公会、杨度之宪政讲习会共同在上海成立国会期成会，”其独一无二之宗旨，则在要求开设国会，不达目的则不已焉。其为要求之度数，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勿得勿休焉。其为本会之分子，不以地域限，不以职业限，不以团体限。合多数之同情，许正式之要求，勿得勿休焉。此本会所欲以此自誓，而当与天下同胞共见者也”。其后，各团体分别派员奔赴各省，发动请愿签名运动，于是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
1908年3月，河南首先在省内掀起请愿签名运动，并推代表赴北京呈递请愿书。继河南之后，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陆续有代表入亰上请愿书。有的请求二、三年内召集国会，有的更请一年内即开国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如河南有四千余人，安徽五千余人，有的更多，江苏有一万三千人，而山西有两万人。有些省未及选代表入京，也展开了请愿签名运动，如江西、福建、贵州等省。在请愿高潮时，湖南女界还单独上了一道请愿书，一时传为美谈。北京八旗士民也有1500人上书请开国会。而山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两万人。当其代表到亰时，在亰山西籍官员驱车乘轿地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声势浩大，轰动京师，震惊朝廷”。一时之间，速开国会请愿运动遍及全国，形成势不可挡之潮流。
7月2日，政闻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电文说：”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人之心，长揭竿之气……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
这场声势浩大、来势凶猛的速开国会请愿浪潮，大大超出了清廷的预料，让他们感到难于应付。8月13日，清廷以”内多名悖逆要犯”下旨查禁政闻社，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这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因此结束。
虽然清廷下旨查禁政闻社，并没有逮捕任何一个社员，可见清廷的目的在于震慑，以抑制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这比起中共对待《零八宪章》运动实在开明多了。
不过，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但却推动了预备立宪的进行，迫使清廷在查禁政闻社之后第14天，即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召集国会方案。
对于九年召集国会方案，梁启超不满意。于是又在1910年发起四次即开国会请愿运动：
第一次即开国会请愿运动，由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头发起。1909年12月16日，先后有江苏、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6省咨议局代表55人到上海，聚集于上海跑马厅预备立宪公会会所，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先后开会六次。会上，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拿出徐特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会场一下子群情激愤，”殷赤淋漓，众咸感泣”。
于是，决定合谋上书”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代表们甚至表示”不请则已，请必要于成，不成不返”。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激昂宣示：”不得请，当斧锧死阙下”，以”共负国家之责任”。也正是这个孙洪伊，积极发起后来的几次请愿运动。12月27日，大会决议组织33人代表团，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即时进京向督察院呈递请愿书。在国会请愿代表团组成前后，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原政闻社常务委员徐佛苏，在上海与咨议局各议员取得密切联系，及时将梁的意见转达给各位代表。
《国会代表请愿书》说：”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实际上，清廷为了阻止请愿，当代表在上海开会时，就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请愿书递到督察院后，没有引起载沣重视。直到1910年1月30日，才发下谕旨，以国民教育未普及，拒绝了速开国会要求。第一次请愿因此宣告失败。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梁启超立即给徐佛苏、孙洪伊写信：”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系至缓进之法。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故今后仍当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进请愿，不达即开国会目的不止”。
为了推动请愿，梁启超于2月20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在《国风报》上，梁发表了《国会期限问题》、《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国家命运论》、《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宪政浅议》及《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文章，来指导与推动请愿运动。
虽然第一次请愿失败了，却使要求即开国会的团体越来越多。2月4日，民政部六品京官黎宗岳等人，”联合在亰同志数百人”组成”国会期成会”，致书各省咨议局、教育会说：”国会一日不开，国是一日不定；国势一日不定，国困一日不甦”，要求公举代表参加请愿。于是”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与”国会期成会”联合组成”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分电各省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团体，要求各派代表参加第二次请愿。
5月初，各省”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的分会成立，请愿代表陆续赴京。5月9日，徐佛苏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在《国风报》发表，系统阐述速开国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吾国若能速开国会，可革一切贫弱之根源”，认为今日为速开国会的大好时机，”如任此机之逸去，则转瞬风云勃起……则不胜今昔之感矣”。可见，他们看到了时局的紧迫。
这次的请愿代表，不仅有各省咨议局，而且还有商会、教育会、政治团体、华侨等，有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参加。6月初，进京请愿代表已达150人，号称代表30余万人。16日，请愿代表80多人前往督察院递上请愿书十份。
此次上书的言词比上次激烈，以孙洪伊领衔的各省咨议局请愿书，直接认为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这次请愿的声势浩大以及言词的激烈，使载沣及左右大臣感到害怕。权臣中有主张”严词震吓”，也有认为这样反而会导致节外生枝。载沣最后决定采取较为强硬的措辞，于6月27日发布上谕，斥责请愿代表”谓议院一开，即足以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以”财政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理由，宣布”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敬告”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试图以此阻止请愿。
然而，就在上谕发表的次日，各省即有电到亰，要求代表不可泄气，继续再请。孙洪伊等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7月27日，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驳斥清廷上谕，”全国人兵变与全国之民变比起于一二年之间……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
为了鼓动舆论，各省咨议局议员筹款，1910年7月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由徐佛苏负责。一面痛诋清廷鼓吹立宪，一面作为国会请愿的大本营。梁启超每三四天就在《国民公报》发表文章，鼓吹国会请愿运动，成为推动和指导请愿的中心人物。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扩大请愿规模，继续请愿”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以至十续”。北京同志会总部改名为北京请愿同志会，要求各省设立全省同志分会，并督促各府、厅、州、县成立分会。将国会与人民的关系，编成白话印刷品，广为宣传、演说，赶办签名，又议定次年3月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各省派50-100名代表赴京联合请愿。同时各省咨议局、各团体呈请各省督抚代奏。特别强调”三次签名，须普及于农工商个界，人数每省至少百万以上”。
而留日学生得知第二次请愿失败后，5月25日，千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讨论第三次请愿办法，以为北京代表团之后援，决定”联合全国军学商各界团体，结成一大团体，合力为第三次之请求，并决定先由东京留日学界分电各省，坚持勿懈”。
为了动员各阶层人员参与请愿，促进即开国会成功，梁启超除了暗中主持与鼓励外，还写了《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在《国风报》发表，对各方面（摄政王、政府诸公、各省督抚、国中有闻誉之诸君子、一般国民、农民、国中有资力之人、留学生、资政院议员、）提出忠告和要求，希望积极参加与支持第三次请愿。特别是警告摄政王，若不即开国会，”则我王虽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复得”。
第三次请愿原定于次年3月举行，后来由于资政院的召开，以及国人收到日本吞并朝鲜，与沙俄签订密约，承认沙俄控制外蒙古等事件的刺激，于是提前到1910年10月即蓬勃发展起来。
早在7月1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议时就议决：一、迅速函请各省代表团代表，至迟须8月以前来京；二、日俄新协定，关系中国存亡，代表应上书政府，执问对待方法，并通告一般国民，征求意见。同时向各咨议局联合提出两项要求：一，限制民选资政院议员，在此次资政院开院后，坚持”国会不开，则停纳一切租税”，”对政府提出增加租税之案，不得议决”，若冒昧议决，”一般国民，誓不承认”；二、拟请本年咨议局常年会，即以请愿即开国会为第一案，呈请督抚代奏，若不允代奏，”全体议员，同时解职”。
7月12日，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召开第三次即开国会请愿发起会，绅商学界各团体到会者数百人，提出”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积极开展宣传发起签名运动。而全国各地都掀起即开国会签名运动。这次签名，原定准备征集2500万人，虽未见最后的确切统计数据，但肯定远远超过前两次。10月30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成都开会，”到会者约5000人，签名册有三万余”，要求宣统五年开国会。可见规模之大。
10月，天津、四川、奉天、福建等地都召开有两千至四千人规模的会议，要求督抚代奏即开国会请愿书。10月14日，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开会，三千人当场签名，随即同赴抚院，要求代奏即开国会，巡抚总署门前呼吁之声喧天震地，并表示”如果此次请愿无效，学则听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咨议局亦不许开会，群起以死力争”。这种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10月7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17人代表，向监国府呈递请愿书。9日，再到资政院呈递请愿书。在面临瓜分危局下，请愿书沉痛激愤地陈说：”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要求必须在宣统三年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这份上书，给资政院以巨大震动。10月22日，资政院开始讨论国会问题，湖南议员罗杰首先发言说：”国会速开一事，为我国存亡问题。因外患日迫，非国会担负财政，扩张国防，不足以抵制；内政腐败，非国会与责任内阁对待，不足以促其负责，……故为国家计，万不可不速开国会”，要求资政院全体通过速开国会案，并从速奏请摄政王批准。
63岁的江西代表闵荷生在会场大呼：”何人反对？请登台说明反对之理由。若无人陈说，即是全体赞成。请付表决”。议长觉得应投票表决，不用起立表决，被广西议员吴赐龄指为”先存袒护反对者之心”，议长被迫采用起立表决。于是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议员大呼”中国万岁，国民万岁，立宪政体万岁！”一时欢声雷动，参加旁听的中外千余人士也山呼。《民立报》说，”欢呼声、拍掌声、声震天地”。
请愿代表上书同时，又分工拜谒王公贵族，争取他们支持速开国会。当孙洪伊等人拜谒度支部尚书载泽时，载泽表示”我本倡议立宪之人，岂有自己反对自己的道理”，并答应将要求”对监国面述，并专折奏请”。26日，载泽手持财政预算到资政院说：”因筹备新政库款为之一空，故今日补救之法，只有速开国会而已”。当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奏稿。
这次请愿还得到绝大多数地方督抚的支持。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等17省督抚将军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这对清廷造成极大压力。
本来，摄政王载沣认为”现时局如此颠危，民情如此奋发，若再驳议，汝等能别有善策以保治安而免祸乱乎”，也主张明年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并用”投票选举”产生内阁总理。但是奕劻等人以”来年召集恐办不及”。最后清廷决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
清廷把预备立宪期从9年缩为6年，一方面说明对请愿运动做了妥协，另一方面也表明拒绝速开国会的强硬态度。
梁启超看到上谕后，立即发表《读宣统二年十月三日上谕感言》，”时局危急，极于今日……舍国会与责任内阁无以救亡，尔乃奔走呼号，哀哀请愿，至于再，至于三……旬日以来，举国士辍诵，农释耜，共商走于市，妇孺语于闾，咸喁喁焉翘领企踵，庶几一朝换汗大号，活邦国于九死，乃不期而仅得奉十月三日之治”，坚持以即开国会为目的。与此同时，他又给徐佛苏、孙洪伊写信，鼓动继续进行第四次请愿。
11月7日，当北京学生提灯庆祝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时，资政院议员又有20人主张速开国会，言词颇为激烈。《民立报》说，这是”死灰复燃的国会热”。而且，直隶、奉天、江西、湖北、四川等省的部分人士仍坚持明年即开国会。南昌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建立新的请愿联络机构，继续请愿。11月8日-14日，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联络党政筹备会等39个团体二千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总督瑞澂代奏，要求明年即开国会。
这次请愿运动是以奉天学生为主体发动起来的。因为东北面临日、俄的侵略，所以奉天的青年学生异常愤慨，誓死请愿。12月3日，奉天省城学生代表30余人到咨议局，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即开国会代表进京。咨议局副议长孙百斛、袁金凯表示恐难再行要求，当即有学生金毓黻抽刀戳指，以血书”至诚感人”四字，学生李德权持刀割左股，以血书”速开国会”四字，一时血贱议席，全场哗然。
4日，三千学生聚集督署请愿，又有人割指血书。6日，咨议局组织省城8个团体及46个州县代表，聚众万余人，在议长吴景廉带领下，列队前往督署请愿。《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断其左食指，用血书写游行大旗。万人双膝跪地、泣不成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希望”皇上勿忘老家，若东省不存，我们即欲哭请亦苦无地”。
锡良被感动，答应三日内代奏。12月7日，锡良上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引用请愿书说：”东省大势……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召开国会，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今朝野上下，无不公认国会为救亡之良药。……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开国会”。对此，载沣予以拒绝。
在载沣拒绝锡良的奏请后，奉天的学生请愿运动向全国蔓延开来。12月12日，奉天派出张兆麟等10人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北京，各界民众集会，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宣传国会请愿。
与此同时，天津学生请愿运动也迅速高涨，却遭到总督陈夔龙派兵警围困学堂，使学生更激愤。当奉天代表路过时，天津学生响应，出现”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奉天学生代表则每天在天津发表演说。
17日，天津推选进京代表8人，”当场立誓，决不生还，如遇险阻，即等杀头”。18日上午，牛医学堂有学生割指写血书，这个学堂因此罢课。随后，又有北洋政法学堂学生江元吉割臀肉写血书”为国请命，泣告同胞”，当场昏晕，轰动天津学界，于是高等工业学堂与法政学堂一律罢课。他们散发《江君元吉之血肉淋漓》和《天津学界公启》等传单，”现在国会问题，非令其速开亦开，不速开亦开不可”，号召”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务达目的而后已”。
12月19日，天津学界全部停课3000多人集会，持血书多张，联合商务总会及咨议局议员，决请直隶总督陈夔龙代奏请愿书。后来陈夔龙代奏，要求即行召开国会以救亡。
然而，清廷却命陈夔龙”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陈即派人四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然而，学生不顾禁令，继续请愿。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要求个学堂监督予以支持。学堂监督害怕，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派总兵以武力弹压。士绅害怕学生流血，提前将学生劝散。第二天，清廷谕令陈夔龙，对请愿”开枪弹压”。学生认识到和平请愿不会达到目的，于是自动返校复课。
奉天代表到北京后，一面上书资政院，一面进行游说。21日下午，赵中鹄、张兆麟等15人至庆王府谒见奕劻，正好肃王善耆也在庆王府。善耆问”明年即开国会，一切预备恐来不及罢。”赵中鹄说：”开国会所应筹备者，不过议院法选举法耳，若能提前认真赶办，只三两月间足以成就，何至赶办不及云。王爷如不俯允此请，代表等死此不他去”。说完众人呼号哀恳，泣如雨下。奕劻答应代奏后，众人就狂呼”万岁”。
24日，清廷下令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当他们准备去拜见军机大臣徐世昌时，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察厅，宣布禁令，迫使他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25日晨，代表们被强压上车，解送回籍。于是，第四次请愿运动以失败结束。
前后多达五次的开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种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许，只有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才能与之相媲美。
持续时间这么长、次数这么多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最终清廷镇压了。但是，清廷却没有因此而抓捕一个人，只是最后一次才准备”开枪弹压”，最终也没有开枪。甚至清廷还进行妥协，先宣布九年立宪，后又缩短为六年。这比起现在的中共政权，无疑是开明很多。”六四”运动开枪镇压，学生遭到屠杀。而仅仅发布《零八宪章》就导致发起人刘晓波被抓捕，至今将近100天了，仍然还在关押之中。
如果也与国会请愿运动一样，发起民众进行请愿，我想中共肯定也会与”八九”一样进行武力镇压。但是，即使镇压，现在的中共已经日薄西山，随时都有可能垮掉，所以不久就会对其进行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