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韩寒的山寨

我不认识韩寒,从来无缘见面,确切地说,是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而且韩寒说起来大家都说他是个作家,至少刚出道的时候,是以小说闻名的,然而,他的小说,我一本没读过。不是特别不待见韩寒,而是所有的小说都不看,除非有作家特意送给我,而且写的还要有点水平。但韩寒的博克,我是看的,虽然不是每篇都读,但至少某些人人传诵的名篇,是要读的。有一次在南京大学做讲座,讲完了有个学生问我,你喜欢看韩寒的东西吗?我说喜欢。他马上说,那我也喜欢你。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沾了韩寒一次光。所以,南都的编辑约我写韩寒,在推不掉的情况下,就答应了——写就写。

如此大着胆子应下来,其实,真要动笔,搜索枯肠,大概也只能写点感觉,好在跟被写的人不认识,写砸了,想要找我算账,也不大容易。最早知道韩寒,是因为他跟社科院的白烨打笔仗,动静忒大,“文坛算个屁”,这种石破天惊的粗话,如我之辈,打死都说不出来,当时我其实也感觉学坛是个屁,但就是憋着不敢说,估计如果我混在文坛,多半也不敢如此放肆,怕什么,不知道,但就是有顾虑。后来韩寒说,原来以为站出来批评他的是著名作家白桦,才这么有战斗性,最后才发现是看错字了。读到这里,我莞尔一笑,我跟他那么大的时候,也把“烨”字读成“桦”来着——小学就赶上文革,字始终没认全。比起给文坛谥个屁来,我更喜欢韩寒后来的坦荡,换上现在文坛的任何一位,都会将错就错,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家也会有认错字的时候,尽管鲁鱼亥猪的手民之误谁都免不了,甚至把“郁郁乎文哉”看成“都都平丈我”的事,文坛上也不是没有过。

真正让我对韩寒刮目相看的,是去年抵制某货的风潮。回想当初抵货的风头之劲,势不可当,连号称自由主义的某些大牌评论家都顺着大伙说话,可韩寒偏不买账。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夸韩寒,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因为我当时也是反抵制的“汉奸”,被骂到臭头。不过,我是小猩猩,他是大猩猩。我的评论和博克的读者,不过几千人,骂我的无非几百人而已,可他却是顶着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骂阵上去的,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依然讲理,带着他特有的幽默和轻松讲道理,归谬式的讲理,三言两语,就把抵货派的高论,挤到了墙角,想要翻墙逃跑都没戏。

现在韩寒对公共话题越来越关心了,最近令我忍俊不禁的是那篇“某某某影视基地”,这样的东西,大概只有韩寒才能写出来。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消说,只将七段从网上搜来的文字像叠罗汉那样罗起来,就让人笑破肚皮。像我这样的人,讨论公共话题,抨击这个,批评那个,总得顶盔带甲才行,照照镜子,感觉像个武士了,才踏实,虽然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个堂。吉坷德,无非是拿着扎枪跟风车作战,但是每次抡起大枪来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有点悲壮,先要对自己安慰半天,自己给自己壮胆,然后再出手,事先就预备了一旦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怎样怎样的感慨,别人还没怎么样呢,自己先把自己感动得不得了。其实,一次次扎枪捅将上去,人家的大风车不仅纹丝不动,而且也不屑将你弹个跟头。可韩寒不是这样,他只是顺便捡起一块石头,顺势对风车扔过去,其实并不在意将风车怎样了,只是石头扔过去,碰巧碎片溅进轴承,还真叫这风车难受上好一阵子。跟批评社会比起来,韩寒也许更在意的是他的赛车以及比赛。兴许,他本无激清扬浊之意,无非是看到什么不顺眼,顺便扔块石头过去而已。跟我辈一向活得很累的人相比,生活本身在这一代新人心目中,分量更重,政治或者别的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顶多算客串的副业。

按中国的规矩,80后作家的崛起,似乎有点早,还没轮到你们,怎么就都左一本右一本地出书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销量。作协的人躁动不安,当然可以理解,在那个原本就是衙门的庞大机构里,70后还没排上班呢。按顺序,走体制,本是我们这个国度根深蒂固而且奉为圭臬的讲究,一旦有人把这讲究当破鞋给扔了,这边还拿着当宝贝的人,自然会急。这等于是在文坛的朝廷之外,另起山寨,还竖起了“齐天大圣”的杏黄旗。

文字上不立异,没点与众不同,无论如何都立不起山寨,就像水泊梁山没有一干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好汉,早就被人灭了一样。在我们这些人看来,80后作家的文字都有点怪,怪,就意味着反叛,所以就立了山寨。但是,同是立山寨,有人是造反,给朝廷添堵,有人是为了招安,做高等奴才,果不其然,还真就被招安了,比如郭敬明,连做过文化部长的大作家都出来穿针引线,面子绝对够大,大体相当于水浒传上,说动了的皇帝的姘头李师师同学。反过来再看郭敬明的文字,是挺特别,一个落枕能落得好像掉到悬崖底下,然后生死挣扎攀岩一样,连呕吐都跟别人不一样,一吐,就吐出一团紫色的东西来。总之,在让你感到特别的同时,也特别的恶心——我的涵养不够,真的吐了,吐出来的东西很平常,跟所有的呕吐物没有一点不同。这样的恶心,跟我看秋雨含泪,兆山鬼哭的感觉居然差不多。因此,别担心文坛的朝廷后继无人,后面来的人无论含泪还是哭,都会相当特别,但知趣,乖巧和肉麻,绝对不逊于前辈的。

我相信,韩寒是会把寨主当下去的,他根本没想过招安这回事。但是,他的文字,其实不一点都不怪,很干净,利索,直截了当,看到他的文字,就让我想起胡适先生的“八不主义”,不拽文,不用典,不堆砌,有事说事儿,没事戛然而止,人家去赛车了。韩寒的山寨,主要体现在他的姿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体制的不屑,朝廷的强大和威严,对他来说,等于不存在。说实在的,当初有名牌大学打算特招他入学的时候,我还真以为他会去,很少有人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那不是仅仅一个大学的名额,这种破格特招,意味着莫大的荣誉,也意味着体制对反叛者的一种妥协,纵然再反叛的人,遭遇这种难得的妥协,大多都要就坡下驴,可是,韩寒没有。所以,再后来传说他加入作协,我就根本不信了。我相信,韩寒也是人,不可能完全没有虚荣心,也不跟鲜花掌声有仇,否则他大可以去深山隐居。他大概是不能容忍矫情,容忍假招子,更不会谢主龙恩,凡是来自朝廷的荣誉,无论赐予者多么的具有礼贤下士的姿态,虚伪和矫情都是免不了的,谢恩也是必须的。

韩寒的反叛,以及他的山寨,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经意的产物,这种令某些认真的人哭笑不得的漫不经心,对于朝廷而言,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拍和打都不行,既然无策,也只好听任。韩寒就这样成长起来了,天不管,地不收,没有单位,没有组织,没有学历,卖文为生,活得还挺滋润,一个博文,动辄几十上百万的点击率,骂的人固然不少,但赞赏者显然更多。一个又一个人模狗样的作协主席副主席,无论牙根如何痒痒,放狠话,其实都奈何不了韩寒一根毫毛。

当然,体制的朝廷,也断然不可能因为韩寒的山寨,韩寒的嘲笑,有什么损伤,毕竟,那里的权势太大,好处太多,纵然出一万个丑闻,依然会门庭若市,这个世界上,闻着味就跃跃的动物,不止有苍蝇。

山寨着个词,自打问世以后,词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还会有人认为,山寨就是仿制,是粗鄙,是冒牌货,但在我看来,山寨就是反叛,就是别树一帜,略等于水泊梁山,或者花果山水帘洞。不过,韩寒的山寨,除了他自己,没有部众,上亿点击他博文的人,都是看客,在山寨周围看热闹的人,就算韩寒的粉丝,也进不了他的山寨,因为那个山寨不需要有人跟着摇旗呐喊。

昝爱宗:我兴高采烈,我终于出境了

早晨,在电梯里捡了几个别人丢弃的象棋子,两个黑炮,一个红相,一个黑象,一个红士。

带着这几个棋子,我得以顺利出境。可以说,我大大松了一口气。难道自由就这么简单?是的。

3.18,今天一大早,从杭州到香港,等着品尝那边已预订好的一顿中饭。

一切都是那么正常,我甚至想谢天谢地,说我可以自由出境了——半年前还不行。

早晨6点半多点出境,7点多登记机。我乘坐的港龙航空。

当我快速办完边防检查出境及安检等必要手续后,快步走在登机口,稍微等待,我即将要登上的飞机就在几步之遥,眼看就要上飞机了,已经7点多了。

突然,一武警出现了,一个个地盘查已出境人员的证件,你的,他的……

终于轮到我了,是的,我预感到了,他们找的就是我。

可我已经出境了,即他们已经允许我出境了,为什么还要找我呢?

难道是我口袋里的几个象棋子是危险品?索性,我把象棋子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行李包。

真担心他们是冲着这几个象棋子而来,尤其是里面的“炮”。

可他们并没有说象棋子的事情,他们肯定不知道,也不会关心。

他们只是关心我,所以我还是避免不了出不了境的遭遇。只是我这次是快速履行完出境手续、随即被注销出境,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他们解释说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谁打的电话,他们没有说。这个时候,正常的单位都还没有上班。

本来我想终于自由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可谁知道那太阳居然是从地下升出来的——我觉得,让我大吃一惊。

我这次是第三次被禁出境了,不过这次最具戏剧性,先是让出境,然后再捉回来,如同“过家家”,或者“俯卧撑”、“躲猫猫”,或者“打酱油”。

从2007年到2009年,三年来,三次被禁出境,平均一年一次,所以我感到自由是那么可贵。

为什么一个自由人,一个公民,就是不能出境呢?仅仅是我写了一些所谓政见不同的文章吗?

我想不明白,我的律师朋友告诉我,我这次被准许出境是正常的,可出境后又突然撤销出境,却是戏剧化的,一个执法机构,怎么能够如此出尔反尔呢?我当面向作出不能出境决定的边防武警的科长提出来,如此出尔反尔,难道是我的错,而不是他们的错?

不错,我是很快就出境了,但却被不正常地从登机口拉回来,太不正常了。

所以我说,我终于出境了,只是出到登机口。只是我不明白,从边检出境后到登机口这段距离,算境内还是算境外?

马萧:重要的不是"多党制",关键在于政治自由

自2008年底以来,中共官员贾庆林、李长春相继公开撰文,拒绝西方的”多党制”。2008年11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署名为李长春的文章,文章强调:不能搞”三权分立”,更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2009年1月18日,贾庆林先生也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紧接着,一轮批判西方”多党制”的舆论浪潮在中共媒体上展开。

2009年1月下旬,《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呼吁破除”民主迷思”,绝不能迷信”两党制”和”多党制”。

2009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一时间,”多党制”成为中国新兴的”敏感”词汇。

如此气势汹汹的批判西方的”多党制”,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目的姑且不论,在这里漫谈一下”多党制”。

第一、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的差别不在于”多党制”。

首先,中国大陆当前的政治制度并非中国传统政治的产物,它的产生本身来自于西方的思想,这个制度借鉴了原苏联的极权模式。如今,这种制度的鼻祖苏联早已宣布解体,俄罗斯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

其次,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本身就属于形式上的”多党制”,即由”共产党”和八个卫星党派共同构成。

反观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千差万别的,仅仅用”多党制”来涵盖所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极不严谨,譬如: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实行传统议会民主的君主立宪制,类似的还有荷兰、比利时及一些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德国、意大利、芬兰等国则实行议会共和制;而美国、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则是总统共和制。当然,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属于”多党制”国家。

上述表明,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并无”中西”差别,都属于”多党制”范畴,有所区别的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照搬了西方的极权模式,而所谓西方的”多党制”模式则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第二、问题也不在于”一党独大”。

我们的东邻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一样,实行”多党制”,参加政治活动的政党包括了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等政党,自1995年以来,一直是自民党”一党独大”,但是日本从没有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原因很简单,日本的”一党独大”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政府首脑的产生完全是依靠选票,同时,日本的结社、新闻是自由的,不存在根本的社会与制度之间的钢性冲突。

反观中国大陆,同样是”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但是其它卫星党派依附于共产党的领导,不具备独立的政治地位,民间政治性的结社也被禁止,国民的政治权利被完全剥夺。

执政党本身并非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理念组建,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帮会”组织,它维系政权的依靠力量仅仅是暴力、欺骗和会员的忠诚度以及压制政治异见者来实现,垄断了全部政治权力,社会与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无法调和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一党独大”的”多党制”,而在于这个制度是否属于现代政治制度?执政党是否属于文明的现代政党?它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是否来源于全体公民的意志?

第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多党制”并非西方国家特有的政治制度。

现在,大陆的掌权者们言必称抵制”西方的多党制”,极力将”多党制”与”西方”划上等号,挂起钩来。抵制西方,好像就是与爱国主义等同,其实,大陆早已处于这种政治制度的重重包围之中,东边是韩国、日本,西部是哈萨克斯坦,北方是俄罗斯,南面是东南亚诸国、印度、巴基斯坦,再远一点到澳大利亚、新西兰。

大陆对岸一隅的台湾,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结束了”党国体制”,并于1996年选出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经过四届政党轮换,台湾的政党政治已经逐步走向成熟,目前,活跃在台湾政坛上的较有影响力的政党主要有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新党等政党组织,至于民间的政治性结社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连共产党也可以合法注册。

因此,将民主的”多党制”的罪恶统统算在西方国家的头上,这对西方国家并不公平,倒是大陆的”多党制”模式,全世界仅此一家。如果要比,倒是台湾(中华民国)与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更加平行,更具可比性。

第四、将问题归结于西方,这对西方同样不公平。

现在,大陆的掌权者们一提到政治改革,就马上祭出中国国情的杀手锏,数出大堆中西不合流的理由,煽动民族情绪,将政治改革归结于”西方反华势力”的恶意颠覆,归结于极少数自由化份子搞”颜色革命”,阴谋”颠覆政府”,进一步归结于”西方敌对势力肆意干涉内政”,将所有与政治改革相关的话语归罪于西方,转移视线,混淆视听,似乎西方国家马上就要千里迢迢过来接管共产党政权,等到”中国人民”都一致声讨西方国家,它就躲在后面偷着乐。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依靠欺骗维持的政权不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真相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欺骗的次数越多,它的修复成本也会越高,等到原形毕露的那一天,恐怕自己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要求政治改革,交还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本是中国全体公民声张权利的共同政治诉求,台湾已经实现了,大陆公民还在争取,马上也要实现了,只是目前还有极少数掌权者赖着权柄不放而已,终究有一天会让你们撒手的。

你们不撒手也就罢了,还将所有罪责归结于西方,将所有问题赖在西方政治制度头上就有些耍无赖了。不管人家的政治制度好与不好,是或不是错误思想,最起码这种不负责任的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就好像自己家里天天闹矛盾,将怒火归罪到和睦的邻居身上,能解决自家的问题吗?

第五、问题不在于”多党制”,关键在于政治自由。

掌权者们抵制民主的”多党制”问题不大,关键在于当前大陆”多党合作亲密无间,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还能够撑多久?那些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次等公民们还能忍耐多久?这种依靠欺骗维持权力运转的政治制度还能遮盖真相多长时间?

问题不在于”多党制”,关键是公民的政治自由。没有公民的政治自由(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免于恐惧和匮乏。),就谈不上民主、更谈不上自由。政党政治、多党政治,只是建立在公民的政治自由基础上的必然产物。

最后,送给那些批判西方”多党制”的先生们两句话:

一、我不一定亲自参与组建政党,但是我必须拥有组建政党的权利。

二、谁剥夺他人组建政党的权利,谁就是非法侵犯他人的自由,他就不配享有这种自由。

胡孟德:中国需要"反革命"精神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对于1989年那一代中国人来说,2009年应该是这些年相对容易唤起记忆的年份–今天,离那场被执政党定性为”反革命动乱”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即将过去整整20周年。对这一历史事件有着和官方截然相反态度的人们,都有一个诉求,那就是平反”六四”。

是的,”六四”必须平反,但我认为”六四”不必为了”反革命”的定性而平反,因为”六四”就是一场”反革命”爱国运动。什么是革命?从现代汉语本身来解释,”革”这时候是一个动词,即”革除”的意思,所以所谓革命,完整的意思便是”革除人的性命”(古汉语中也有”革命”一词,用法不同,本文不作讨论)。试问,人的性命是能随便被革除的吗?生存权是一种天赋人权、是人权的一个子项,”革命思维”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显然背道而驰。

可悲可笑的是,共产党在大陆多少年来实行的”革命教育”,使得中国民众形成了深深的革命思维。比如早些年,他们喜欢用革命来赞美一个人。有一首在大陆曾经很流行的歌曲《小芳》,里面便这样唱着赞美自己的父亲: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而要是批判一个人,厉害的说辞就是”你是一个’反革命'”。在寻常中国人的眼里,革命已然成了正义的代名词,而”反革命”则无疑是正义的敌人。革命,这个充满了暴力、野蛮和血腥的词,在共产党的文化里,却是一种崇高的爱国情怀,学生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争做革命的接班人”;而共产党的领袖们则以革命为乐、以革命为业,居然还有什么伟大的”革命家”–以”革人性命”为家,这真是为人类添加的一大耻辱!

经过了共产党长久以来的革命教育,”革命观”在寻常人间已经深入民心。所以,过去的”反革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犯罪”,如果再加以”动乱”两字,那简直比死刑还可怕,谁要是一旦被贴上了”反革命动乱分子”的标签,大概就等于进了地狱。这些年共产党稍微”温柔”了一点,把”反革命”说成了”颠覆国家安全”。但是,革命思维在大陆民间可以说至今仍然普遍存在。

于是便忍不住要问:共产党正是靠了革命、靠了暴力和谎言上台执政,其革命思维非常粗暴血腥,那为何还能够在大陆民间被广泛接受呢?想想这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工程不可谓不成功,其革命”价值观”的推广,正是上个世纪十年文革的深刻民众基础。

哪怕是在今天,在大陆的出版物上,革命一词也是屡见不鲜。比如,人民网去年1月4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李作鹏将军3日清晨逝世。李作鹏这一历史人物暂且不去评议–共产党内又有多少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人,到头来却被认定为”反革命”呢!共产党不愧是一个”革命党”啊。且看一条发生在去年的旧闻: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因上课批评政府和中国文化,遭到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以”反革命”为名检举。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媒体似乎又报道说女大学生没有检举老师–大陆的新闻经常在所谓的”谣”和”辟谣”之间摆动,也不足为怪,但若仔细寻找,类似”学生举报老师反革命”的事,在现今的中国大陆一定不乏其有,因为共产党培养了这个社会的告发传统–林彪的女儿可以告发父亲,至于文革中学生以反革命名义处罚报复老师的事,就更不必多言了。

我担心的是,共产党的语言体系和思维体系对民众的深刻影响,也许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哪怕对共产党不怀好感的中国人,对共产党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却运用得非常娴熟,哪怕是不知不觉用得娴熟。我看”六四”纪录片《天安门》的时候,对戴晴说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学生受了共产党多年的语言熏陶,……也写得慷慨激昂”。而这,在我今天看来,当年的学生哪怕在他们已经身处爱国运动之中,仍然不能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毒害–除非你认为潜意识里接受了共产党的思维体系不算是受害。从《天安门》这部纪录片的解说里,我还了解到当年的学生,因为《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分子”,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所以,站在今天,无论是为讲人权和讲民主计,还是为中国的文化计,请大家脱离共产党的革命语言体系和革命思维体系吧。在你平时的言谈中,在你平时的作文中,请尽量不用、少用共产党的革命词汇,因为这样的语言暴力是对汉语的破坏;也请你避开其他一些共产党式的词汇和句式……这些细节上的掌握,我相信有助于真正人权观念的建立和推广普及。

不要用共产党的方式去批评共产党。

“六四”要平反,但不是为了”反革命”的定性而平反。”六四”的亲历者们,你们应该以”反革命”的身份而自豪。我认为”反革命”精神是中国非常需要的精神–因为你们的”反革命”,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看到了共产党的”革命真面目”,以及革命对人性的扭曲。反对”动不动就革人性命的’革命家'”,应该成为中国民众的共识,而这仍然需要”反革命”者的持续努力。

刘  水:震灾罹难师生名录何以成政府机密?

四川地震过去整整10个月,政府居然没能统计清楚罹难人数,太过离奇。更离奇的是罹难师生名单竟然成为政府的保密数据。可能官员很冷静很坦然地把活生生的死难者数据和名录,习惯性当成人民币装进私家保险箱收藏起来了。

一直关注地震罹难人数,我记忆中的数据,只是一个模糊的数目:罹难和失踪者将近九万。地震失踪者等同于死亡。战争失踪者,或有被敌方俘虏、或在战地失散的可能。地震失踪者则完全不同,灾害初期混乱可以列数失踪者,10个月之后还在用失踪糖塞公众知情权,四川地方政府一定堆满了狗屎。最简便的方法,即使最偏僻农村全家罹难,也还有邻居,完全可以调查、佐证清楚。将地震全部罹难者数据精确到个位数,这不应该成为难题,总比弄清中国在南海有多少岛礁被外国占据,不会难太多吧。

艾未未个人展开电话调查,电话先后打到四川省的十数个政府机构和学校,均称无从奉告罹难师生名录。去年政府颁布信息公开条例,地震罹难人数当在公开之列。但是,四川地方政府既不主动公开,并且以保密和尊重死者隐私为由;公民个人主动追问到政府衙门,也被拒之门外。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家园被强盗拆迁的时候,政府就忘记了人民;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总喜欢代表人民,个人隐私政府都愿意代表。这些不学无术的大小官员,最好在公费洗桑拿、按摩的时候,问问那些小姐,什么叫个人隐私。

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猜测,也想不出来从四川地方政府到北京当局,隐瞒不报罹难师生数据和名单,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固然灾区校舍坍毁严重,一则当地政府投入不足,校舍建筑质量差,这是全国普遍问题;二则教育主管部门与建筑商有勾结贪腐嫌疑,这是公众从校舍大量坍毁、学生罹难数目巨大得出的直观感受;三则即使公布罹难师生名单,跟事后惩治贪腐,没有直接关联。

公众质疑显然是有道理的,这跟政府屡屡胡乱来引发的事端,最后都被公众当初的不信任印证一样:政府的谎言总是被政府的愚蠢自证。我们的官员已经进化到撒谎不用动脑子的地步,跟电脑一样按程序操作即是。

四川省副省长在今年人大回应记者质问师生死难人数,居然以还在统计为由搪塞、欺骗。实际上,从艾未未电话问询中,可以从工作人员答复中彼此印证而获悉:死难师生名单早已逐级上报,统计清楚,而政府以保密借口故意欺瞒公众。

我们还知道,每个罹难学生仅仅获得政府5000元的抚恤金。如若震区校舍像日本和台湾校舍一样坚固、师生日常受到逃生培训,那么完全可以撇清政府失职的责任,5000元委实不多也不少。但是,四川地震既是天灾,也是人祸,这已经被大量师生罹难所证明,那么,国家、政府、教育局和学校,应共同承担国家赔偿义务,每名罹难师生赔偿50万不算多。

四川地方政府和震区学校隐瞒罹难者数据、名单,企图少支付赔偿金,多少还可以理解,而北京纵容四川政府,可能是从“维稳”出发,但是大失人道。既然连死难人数、名字都不愿公开,建那些地震纪念馆,跟人民英雄纪念碑区别何在?打开空荡荡的死亡集体墓碑,原来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人民只是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名词。这也是政府隐瞒四川、甘肃和陕西震区死难者真相,我能想象的唯一理由。

在平稳时期,政府以“执政为民”糊弄百姓,没人会把这口号当真;但往往在灾难当头,人们感受的却是政府以民为敌。做中国人民,里外不易。

人民常常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主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权力者的恐惧、慌乱和焦灼,可见一斑。

笔者一艺术家朋友,去震区获得那个震动千万人的罹难双胞胎姐妹的父母同意,将小姐妹的部分骨灰带出四川,但在成都机场被警察强行拦下。父母无权处置女儿骨灰,可以想象政府在“后震灾”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最后有个建议,中国政府最有钱,实在搞不清死难者数字、不愿公布死难师生名单,是不是可以聘请外国人和记者来调查一下。就像当初中国没有大直升机往堰塞湖运送机械,借用俄罗斯的大型米格直升机。这一点都不丢人。现在经济危机失业严重,找一些外国志愿者很容易。我想人家怎么也不会10个月都弄不清罹难者数据和师生名单。

吴祚来:与秋石兄绝交书

秋石兄是秋天的石头,冷峻而有骨气,钢铁一样的坚硬,但却没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灵。

我记得他小时候叫红旗(他表哥叫梁效),后来是小平同志关心他,改了他的名,叫求是,意思是别打着红旗躲猫猫,还是求是一些吧,为国民做点实事,说点实话。

现在他有了文化了,改个诗意的名字,叫秋石,秋后的石头,有点冷,在点硬,但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也死不了,因为他是无血非动物。

秋石先生祖父是犹太人,父亲是苏联人,母亲是中国人,因为祖父的关系,所以他对犹太人学者有感情,因为父亲是苏联人,所以他对前苏联政治家有点喜欢,妈妈是中国人,所以他用中国文字写作,会说中国话。

秋石先生最近写文章说,中国人啊,最好还是用他外祖父的思想来管理中国,实现思想一元化,就是遵守他外祖父的那些十 九世纪的思想原则,永远管制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似乎中国人永远不能有自己思想,永远不能独立思想,中国人离了他祖父那几本破书,就活不了,没他祖父那几句 话,中国人都不知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祖父有什么思想呢?

一是暴力思想,就是对有钱人、有权者进行暴力革命,全世界没钱人联合起来,管理世界统治世界。

这种思想现在能用么,鼓动无钱无权的人对有钱有权的人实行暴力革命,这不就是颠覆政权罪么?

二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邓小平以来,中国人讲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国人早明白了这点道理,怎么还要回到秋石先生祖父那儿去取经呢?

秋石外祖父讲斗争,胡温讲和谐,南辕北辙呀,我们听谁的,当然听胡哥的,胡哥没思想?还得听秋石外祖父的思想?扯吧你三是剥削理论,资本家就是剥削家,专门剥削穷人的,现在经济危机看出来了吧,农村人没有工作了,没有就业机会了,自 己没钱了,国家经济也没力量了,原来呀,资本家是鸡,你养资本家,资本家就给你下蛋,鸡看起来剥削了养鸡人,但鸡可以不断下蛋给你吃啊,这蛋是什么呢,就 是工资呀。你把鸡给杀了,谁给你下蛋呢?

全世界人要都听秋石先生外祖父的,全世界人都得饿死或者回到原始社会过丛林生活,或互相斗争死了。

秋石先生说,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他外祖父的思想来统治中国。

前苏联的历史北朝鲜东德国的历史南亚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等等,都是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你外祖父的思想,但结果呢?文革时 代也是你外祖父的思想,结果呢,我想告诉秋石先生一个常识,就是,历史的选择,不同于现实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能等同于公民的选择,人民是政治家口中的一 个概念,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公民却不同了公民每一个都有选票,通过选票来选举自己的执政党,选举自己领导人,人民能干什么?人民与历史躺在一块,与那些独 裁者们一起,早”万岁”了。

公民们才伟大呢,他们用税来养活国家,养活政党,养活执政者,因为他们是国家与政党的供养者,所以他们有自己神圣的 权力,决定国家的未来,所以,决定国家与执政党的,不是历史,也不是人民,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公民,这么一点小道理,秋石先生怎么硬是不懂呢,还是假装不 懂,在那么混饭吃呢?

我就不明白,秋石先生是公民,还是人民,如果他是公民,他通过纳税与选票就能证明自己是公民,而如果他是人民,他怎么能证明自己就是人民,人民是一张巨大的支票,只有独裁者才能使用它。

有一点社会常识不得不告诉秋石先生,那就是科学是不能做为国家信仰的,只有宗教才能做为信仰。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是会进步的,如果你将一种思想视为科学,那么科学是会进步的,人类开始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那就是当时的科 学,后来以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再后来,太阳是太阳系中心,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的一员,所以科学不能作为信仰,只能不断推翻前人成果,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科 学不能作为信仰,十九世纪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不能作为信仰,无论是你外祖父的,还是别人外祖父的思想,都是站在那个时代看问题,现在拎出哪个学者,思 想都比那个时代的人先进,科学,为什么呢,当代人能站在古代人肩膀上,古代人能站在当代人的肩膀上么?

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不是解决终极关怀的,只有宗教是解决终极关怀的,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历史认知中的一环,如果死抱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位外祖父的大腿不放,只会使伟大的中华民族变得弱智,变得愚昧。

政治家追求的,不是文化特色,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利益,文化人追求文化艺术特色,宗教家追求信仰,经济家追求利益,政治家追求什么呢?

政治家追求价值,也就是政治家为民族追求自由解放,追求民主正义,通过制度来保障这些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并付诸实施, 政治家如果追求信仰,那么就会政教合一,就会出现中世纪,政治家如果追求经济效益,那么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谋利的公司,政治家如果追求特色,那么就会有政 客们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不追求价值,只玩些特色,政治不需要特色,要的是价值,没有价值只有特色,那是浮光略影,贻害民族民生。

秋石先生 ,你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了,还是说点中国人的话吧,别老是你外祖父说过什么,外祖父原则,伟大的胡哥和谐理论早将你外祖父阶级斗争理论扬弃成骨灰了,还有敬 爱的温总理,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到他慈爱的母亲,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对快七十岁的儿子温总理说,要用良心讲话。是啊,咱们中国人讲的,是天地良心,是母亲 的良心,秋石先生,听自己母亲的话吧,对中国母亲负责吧,别对十九世纪的外祖父负责,让外祖父见鬼去吧,我们做有独立思想的中国人,我们讲良心,我们讲人 性,我们讲科学,我们讲民主,我们感恩天地,感恩父母先人的养育之恩,你的外祖父对你个人可能有意义,但对我们无数中华儿女,带来的只有罪错,没有恩情!

秋石先生,醒醒吧,做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别在那大胡子外祖父的膝盖下乞求一点所谓思想的残渣剩羹。

2009-3-18

鄢烈山:台湾民间社会的“点、线、块”

早就听龙应台教授说过:台湾最珍贵的部分,其实是它的民间力量而非政府。2008年11月我有机会“台湾一周行”,虽只短短几天,观察所得只能是浮光掠影,但对于龙教授的话已有深切体会。

“点”——志工

最令人难忘的是岛内几乎无所不在的“志工”(即我们所说的“义工”、“志愿者”)。我猜测除了企业,举凡慈善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公益活动和公权机关,“志工”是无所不在的——之所以说“猜测”,是因为我没有到过工厂,不知道那里有没有退休人员在做义务劳动。

在花莲的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慈济精舍”(它的主人就是陈云林访台期间拜会过的“证严上人”——佛教“慈济宗”的宗师兼住持,创办多所慈济学校、慈济医院的慈善家)。“精舍”里最令人注目的是“志工”。我拍的照片中,有志工在为厨房拣菜。同行的台湾朋友说,这些志工可能是身家亿万的实业家,在自己的财团里一呼百应,但在这里就是普通劳动者、工作人员,服从分配,做最平凡的事务。这些“成功人士”毫无倨傲之态,怀抱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其精神境界相当难得。

参观宜兰县政府大楼那天是星期天,工作人员不上班,在一层大厅只看到“志工”的职责说明(给来访县民指路、叫出租车、指导复印资料等)。他们是政府与民众的桥梁。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李应平女士说,她们的基金会只有4个受薪人员,活动主要靠100名志工。这些志工都是从网上报名者中挑出来的,50%是在校大学生,30%是上班的年轻人,利用休息或轮班的时间前来服务,还有20%是家庭主妇和退休者。志工的构成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志愿和无偿奉献社会的热情是一样的。

仔细想来,“志工”为什么这么令我感动呢?首先,他们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温暖、信任,而不是冷漠、猜疑乃至敌视和防范。这样的社会氛围,只能靠志愿者这样的民间力量才能形成;靠警察和政府力量维持秩序也许很“安全”,却不会有如沐春风的亲和力。再深入思考,普通的、普遍存在的志工,并非出于宗教热情和牺牲精神,他们的情怀难道不是基于对社会信赖、对家园热爱的公民精神吗?这种建设美好家园的责任感、泛爱众的奉献精神,正是社会最宝贵的力量。

本不想把这些感受写作成文,不过从台湾回来后,旋即奔成都参加媒体论坛,随队履及地震灾区绵阳及受害最严重的北川原县城,然后又去都江堰市。这一圈奔波下来,我对灾区志愿者的“销声匿迹”感触颇深。在绵阳一间堆放救灾物资的仓库,我们看到了大堆因缺少人手来不及发放的即将过期食物、饮料以及冬天可御寒的衣被……人们的爱心是毋庸置疑的,危难之时多少人都愿意做义工,然而,若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都不出现了?

据报道,钟南山院士最近加盟“志愿者之家”。广东志愿者联合会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聘请港星成龙任特邀荣誉会长。我多么希望大陆的志愿者也能做到随时随处可见,同时但愿“不要与陌生人接触”之类的提示因无必要而趋于消失。

“线”——基金会

言归正传,再说台湾的民间力量。如果说作为个人的志工是民间社会网络上的“点”,各种基金会、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NGO),则是这个网络上的“线”,或经或纬。

台湾的基金会很多,它们是独立的,虽然是劝募集资而非营利,也号称“财团法人”,比如“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全称前面就有“财团法人”四个字。我们在台北著名的温泉区北投住过两晚,。阅了“北投文化基金会”与“北投社区大学”办的杂志《北投文化》,看得出这个基金会主要是为社区服务的。杂志不仅介绍北投地区的大街小巷、生活场景,介绍社会文化创意、品牌设计,还有专讲北投的“永续(即大陆所说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等,内容相当广泛,组织和参与的社会活动也相当丰富。

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于社会血脉的畅通,对于营造社会和谐,显然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

社会的运行和治理,有三种主要的力量:一是广义的政府即公权机关,它的责任和义务是提供秩序、公正、安全等公共产品;但因为它要用警察维护秩序,用法警保障司法公正,用税警处罚不按章纳税者等,它必须倚靠强制力,而公权随时有被滥用于压制民权的可能。二是市场的力量、商业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由有组织的企业来体现,用利益来驱动、引诱、压迫分散的消费者。这两种力量对社会正面意义上的控制都可能“失灵”,即所谓“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因而它们有联手对付公民个体的可能,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而第三种力量,包括基金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的自愿联合,它们既不牟取商业利润,也不具备行政强权,自然就成了社会中最健康的力量。

当然,我们也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巨大意义,早有学者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建设目标,可是做起来很难。这些年,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这是因为民间力量的弱小难以发挥制衡和推动作用吗?那么,谁来当政府转型的“第一推动力”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近年来,由于权力过于强势,非政府组织对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的作用甚微,官民冲突的群体事件日渐多起来了——这不是好趋势。

“块”——社会自治

如果说志工是社会网络的“点”,NGO是“线”,那么,社区自治则是“块”,一块一块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国土”。

“社区大学”在台湾非常普遍,它们是社会自治、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先说社会服务:陪同我们的台妹、凤凰网的宫小姐说,台北最值得骄傲的是,每个街区都有一个社会服务中心,500米内、24小时、全天候,你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那里得到满足,包括寄邮件和求诊。台北市市长郝龙斌也对我们讲过类似的意思,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去体验。

在台北参观完“立法院”,一出来就在街边看到了“中正社区大学”的招牌。帮我们做摄像的台北摄影家翁先生说,他就在这个社区大学当过两年教师。这样的社区大学是社会自治的组织之一,主要为社区居民提供非学历教育,也是居民参与社区生活的场所,对社会整合颇有作用。

在农村,我们参观了宜兰县的“中山休闲农业区”。接待我们的人名片上有多重身份,他们是工人、店员,又是作坊主、店主、庄园主,还是理事、委员,大到县、乡农民组织、互助组织,细分到茶叶等专项协会,名目众多,让我这个在大陆农村长大的人眼花缭乱。正是靠着这么严密有效的乡村自治组织,分散的农户才能够互助合作,共同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同行的翁先生是台南人,他说,在台湾说“我是农民”那是很自豪的,如果不意味着他是富人,至少不是穷人,绝不低城里人一等。这令我感慨不已。

因为是走马观花,我不可能看到台湾民间力量的具体运作过程,说得出的只有这么多。但我确实感到了民间力量的广泛存在和巨大能量。

回来不久,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一整版的报道《深圳实验:通往公民社会》。据介绍,建设“公民社会”已写进了深圳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公民社会,共同成长”已成为深圳人的共同旗帜。我衷心祝愿特区人重振雄风,官民一心,为中国的民间力量发展——也就是为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闯出一条新路。

张慈:咖啡党

1.我可能是文革后闻到咖啡的香味醒过来的第一代中国人。那是1978年,云南师大的一个老师为了 “寻找自由”偷越国境,跑到了邻国的缅甸。大家都以为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回来了,没有带回有关自由的见闻,却带回了几袋咖啡。

他将这些珍贵的缅甸咖啡送给了他认识的几位美人,我,当然也得到了一袋。于是,我喝到了第一杯真正的 “外国咖啡”。咖啡袋子上印着咖啡色缅文,看不懂怎么弄,他递给我时只是慎重地说了一句:要煮!

我和宿舍里的女生们,悄悄插上电炉,用一只糖瓷大口缸煮上了水,有人说要在水冷时放咖啡,有人说要在水涨后才放。后来是水沸腾时放的咖啡,煮出香味来,个个人立刻拿出碗,一人一碗,就地喝了。那是啥味道呢?至今难忘:不好喝!苦,涩,还有点臭。可能是过期了,也可能是不习惯,反正一股阴沟水味,对我们来讲等于活受罪。但同志们都很矜持,一口一抿,慢慢喝完了!

那粉物里到底有什么?为什么喝了之后夜里兴奋异常?

我记得我跳绳到快天亮,一个女生将毯子绑在银杏树上练拳击,一掌下去,银杏树动静巨大,哔一声,摇左,再倒右;有人绕着校园跑步,有人骑自行车到街上去了。骑自行车出门的人,一宿不归。

缅甸归来的叛逃者,「改革开放」后,持合法护照到澳洲去了,然后到欧洲去了,再然后呢,到非洲去了,最后接到他的信息,人是在哥斯达黎加。问他在做啥?答:学习。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今年我带十九位海外女作家归滇旅游,才知当年的叛逃者现在是享誉国际的云南小粒咖啡王国的打造者之一。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到他,他正在美国短期访问。可我们在昆明的「云南小粒咖啡」展厅喝到了本地咖啡。美食家,作家周芬娜跟我说:「噫,怪了,我喝什么咖啡都会头疼,这种云南小粒咖啡不会嗳!而且喝完了照样睡觉,也不失眠!味道还这么香!」。 她这番讲话后,团员个个买几袋云南小粒咖啡提着,有磨好的,有咖啡豆,还有用云南小粒咖啡做的糖。

当年,实际上缅甸咖啡也只不过是过眼湮云。日渐一日从广西进入云南市场的是越南咖啡:三合一。这种加了奶和糖的速溶咖啡,很对云南人的胃口,又渐渐地卖到四川去。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外国游客出现在昆明街头,背着大旅行袋,鼓鼓囊囊的旅行袋里,装着一瓶「雀巢咖啡」。他们在翠湖宾馆的大堂里用水壶的开水冲雀巢咖啡,那股清香淡雅的味道啊,诱获得让爱咖啡的女人想嫁给他们。我正好从北京到云南出差,有一回我假装练习英语,跟一个老美套上了话,我终于问他:可不可以尝尝你的雀巢咖啡?他热情得很,倒了一小缻,还说了一句:你会永生难忘!是的,我确实现在还记得那鼻子里的奇异香味,那崇洋媚外的情形,那内心渴望高质量生活的岁月,我还能忘掉吗?三个月后,我跟着他来到了美国。

现在的云南,是全国星巴克的咖啡供应商。

2.我毕业后到了北京。北京最有名的西餐厅叫 “莫斯科”。本地人叫它老莫。我记得我第一次同一群星星画家去老莫喝咖啡,有人偷叉子,有人偷餐巾,女友将搅咖啡那个小勺子偷走了,装在她军裤的裤袋里,出门后,亮给我看,我服极了。过了几天,她腻了,将它送给了我。我大喜,将搅咖啡用的小银勺寄到云南,送给我外婆,那是我对她的最高敬礼。

一次在西苑宾馆,我和几个朦胧诗人在餐厅里喝茶水聊天混时间。放眼四看,看见俩个外国人在喝咖啡。他们那个样子,漫不经心,拿咖啡杯子的手,那么干净,尤其是指甲,修得整整齐齐,肉色无暇。我望着他们的轻握咖啡杯的手指甲,非常震惊,我发现了西方人与国人的不同。

他们好像很迷恋咖啡和宾馆闲坐。在国人为生活操劳繁忙时,北京的外国人到咖啡馆喝杯咖啡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休闲方式。北京当时没有什么咖啡馆,充满灵性与温存的地方多数是各大宾馆餐厅与北大的地下酒吧。我难于想象国外所谓的咖啡馆是什么样子,仅是从书中知道西方 咖啡馆的存在,及咖啡的味道令洋人着迷!

摇滚乐在北京爆起时,崔健他们常在马克西姆饭店排练,鼓手是马达加斯加黑人,我看见他喝一种很黑的咖啡,凑上去看了看,香港雀巢。不久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在丽都饭店,喝到了一杯西雅图来的咖啡,闻着那咖啡的香味,我想到了这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它们的大自然与中国不一样吗?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好东西?

3.命运的真相是什么?凭我的经验,它是你想要啥,你就会有啥!

我到美国后,住在西雅图隔壁的波特兰。1988年的西雅图,霍华德。舒尔茨 (Howard Schultz) 已经在那里开咖啡直卖店了。霍华德。舒尔茨后来成为星巴克王国的猷长,在全球有1900多家分店。我到时,星巴克还没有在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开店,东京那家,是到1996年才开张的,是星巴克国际店第一家。又几年后,星巴克已经在北美、拉丁美洲、中东和太平洋沿岸拥有超过9500家连锁店。中国更是多了,开了140家。西雅图是美国最有咖啡气息的地方,已是美国最早的咖啡启蒙地。波特兰受其影响,知识分子都爱在咖啡馆里蹲着混日子。美国西岸咖啡馆卖的咖啡是意式咖啡:玛其雅朵,卡布其诺、拿铁,咖啡滑腻甜美:“摩卡”是美式咖啡,苦涩的味道香浓。只见那些崇意大利媚法国的美国人坐在昏暗的角落,手握一杯咖啡,静静等待姗姗来迟的黄昏。

我没有像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那样去中餐馆打工,我去了酒吧当酒保调酒做咖啡。工作之馀,我不喝酒,仅喝咖啡。每天早上开门之前,我烧一壶咖啡,红头发老板娘和我一起,分享两杯新磨好的加奶的咖啡。我舌头尖上每一颗味蕾都充分感受到了新鲜咖啡的苦中清香,老板娘将糖放在咖啡勺上,把糖勺轻轻放入杯内,先顺时针由内向外划圈,至杯壁再由外向内逆时针划圈至中央,搅过咖啡的勺,会沾有咖啡,轻轻顺着杯子的内缘,将汁液沥掉,横放在小瓷盘。她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杯把儿将杯子端起,细细品味,用心品尝那等待着她的咖啡。我呢,喝咖啡从不放糖,大老洋人一样喝。老板娘对咖啡是细致与宠爱,认真与体贴,我呢,是喝咖啡过程中发现做咖啡酒的各个门道。当时的爱尔兰咖啡是一种浓度很高的烈酒,用朗姆酒做出的。它的味道很美,很润口,很烧心。别人用501酒烧杯,蓝色的火焰神秘奇妙从杯沿飘出,我烧的却是黄糖── 中国城里弄来的广东老黄糖。别人用黄糖做猪蹄汤给孕妇喝,我用广东黄糖配火酒烧冒火杯做爱尔兰咖啡给美国人喝。西班牙咖啡也是这么烧出来的,只是更浓香而已。多年后,翻过20世纪,我在上海的「FACE」酒吧里,喝到了一种类似的酒,叫做「性高潮」──其实差不多,酒烧糖加咖啡, 咖啡与性高潮挂上了!

我在酒吧里做酒调咖啡,除了谋生,目的是什么呢?开酒吧?──不是的。我仅是爱,爱这种生活方式。如同我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我根本不去教堂。我自己在心中与神交流。咖啡呢,超越了很多语言能表达的感受。

红头发的老板娘,遭遇了一次打击:她同居多年的男友,到印度追求一种性生殖崇拜去了。四个月当中,她没日没夜吃土豆片,喝咖啡度日,每天七杯到十一杯。这也就是后来我养成每天喝七杯咖啡坏习惯的来头:我太清楚人的身体能承受的限度。只要有咖啡和我在一起,我哪里都不想去,我很满足。

4.一转眼,我已是一个有二十年移民史的老移民了。我喝咖啡的历史,也有了变化。我已经喝腻了四处开花的星巴克,柏克莱的皮次,帕络阿图的皮次咖啡茶。回中国我喝蓝山咖啡,在美国我喝可娜咖啡或者馨咖啡。可娜咖啡名气大,在大小面包店都有可娜咖啡与法国咖啡并列出售。馨咖啡呢,谁也不知道,只有我和小众狂热份子知道。

馨Shim, pure Kula Coffee, 产于夏威夷第二大岛毛野岛上的哈力亚可拉火山半山腰。这种有机咖啡产量低极了,每年仅仅几十公斤而已。咖啡园主是一个退休的南加州陆军英文教授,名叫克西(Casey –)。他是一个不会讲中文的中国人。父母过世,给他和哥哥们留下一百多亩值百万风景的种植园。哥哥们的地拿去做地产买卖了。他自己有心种咖啡,但人人都说那是苦役。日本太太过世后,他终于踏上了这条辛苦之路。(见图)

去年,我带上丈夫和俩个孩子,去毛野岛的酷拉拜见了这个老农的咖啡情缘!  在夏威夷毛野岛的半山腰上,这一个苦哈哈又乐呵呵的老头,戴着草帽,围着腰裙,提着一只红桶站在路边等我们。这地方,大树下屋子里仅住了他一个人──我听说多年,通话多月的老友,克西七十多岁,靠种,收咖啡玩生活。真的,每天早上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他黑黑的两只手臂顺着摸一遍那些咖啡树。他被晒得冒油的头,他向咖啡树一棵一棵问好的情形,深深印到了我们眼中。他是一粒一粒地将红豆般的咖啡豆采下来,放在一只桶里(见图)。靠简易的机器吹开咖啡豆的皮,将其一掰二半,用几时只四方形的竹麋大筛子晒干,晒咖啡的后一步,是烘。这工艺他没有,要出钱由别的人做。然后自己小磨磨粉,叁加比赛,竟获毛野岛自种ORGANIC有机咖啡一等奖!

克西这老华侨在自家门前方还弄几个大石头垒切一条扭扭曲曲的墙,美名:小长城!我的俩个孩子在墙里抓到了两只变色龙,一公一母,「都是吃咖啡长大的!」

Shim (pure Kula Coffee), Grown on the slopes of Halea kala Crater

625 Middle Road, Kula, Hi 96790   /    1-808-876-0055

从毛野回来后,我自己也开始有了种咖啡的打算。在夏威夷大岛,由于经济不景气,有很多种植园在出售。我找到的一家,是朋友介绍的。在此我将它的英文介绍翻译一下:「这是一个地球上的人间天堂,犹如电影「走出非洲」那般的辽阔辉煌!可娜咖啡种植园,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一个世外桃园,宁静的又可以生钱的咖啡种植园 ── 再也无法更好!

一处私人经营的房地产,有收入,还免税!这个十六英亩的地产有三栋房子(七个睡房,还可以轻易再加第八个),游泳池,网球场,娱乐中心(台球,乒乓球,投箭标把,其它),体育馆,酒吧,马羁,(共一万八千平方英尺),加上一万棵可娜咖啡树,还有在夏威夷生长的水果树,包括柠檬,芸香,西柚,橘子,荔枝,鳄梨,菠萝,番石榴,木瓜,芒果,香蕉,耶子,蕃茄和别的蔬菜。除了这些,还有世界上最高级的海洋全景。这一切都隐藏在火山岩浆层隘口,使用这块世外桃源来做你的「绅士农场」,当你种植着这世界上最精良的可娜咖啡赚着钱时,你还可以用这地方来做公司休闲所,大企业开会之地,家庭宅邸,生意会所中心,健康疗养处,等等。」

──我立刻通过朋友把我的父亲送过去了。我父亲是一个从云南来的赤脚医生,长年在滇南元阳县的原始森林大山中翻山越岭,挖找中草药,他喜欢也清楚这商业介绍上说到的所有植物──云南与夏威夷很相似啊。而且他先到,给人家雇主做做卫生,体验一下,看是否有管理墨西哥工人的能力!可是,不到一个月他就回来了,指出「我不是现代鲁冰逊!我热爱孤独,但不喜欢与世隔绝!」

我很失望。想来想去,是我父亲不喜欢喝咖啡。他爱喝茶,也喜欢喝白开水。茶和白开水喝起来既解渴又简单,不用考虑牌子问题, 也不用辨别真假,还不花多少钱,眨眼间功夫就可以解去口渴。我想改变我爸爸。我在家里用喀布其喏机打牛奶泡沫,加进可娜咖啡,让他喝,只一口,他就不喝了!咖啡中那种糊糊的味道, 那种厚厚的迷人的咖啡香,是不会喝咖啡的人的杀手味,而且我父亲还不喝牛奶。他最后还是选择喝白开水,不然就是茶,茶的清香, 及入口的快意,让他不能接受咖啡。茶的味道更适合中国老人。

唉,看来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咖啡,不是每个人都有毅力种养和管理咖啡农场的!除非你真正喜欢咖啡──比如克西。我心里清楚,在美国,不会喝咖啡,等于没文化。我父亲没这兴趣,也不需要这文化。

5.对那些在纳帕酒乡品酒的投资者来说,葡萄在市场上供应过剩,多数葡萄酒酿造厂失去了自己的生意。而可娜咖啡只能长在可娜,总是被人追买,有限的生产量,精制的产品。一旦稳定了市场,同这片美好的咖啡种植园农场一样,咖啡很容易被维持,不会占用我打高尔夫,网球,钓鱼的时间。还有呢,在美国此时各方面最困难的时期,可娜是全美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在我还没有老到动不得之前,我真的很想拥有一块可娜的咖啡园。

我有愿望拥有一个高级的又可以买得起的乡间热带私人农场,两百九十万美元。

我要生产咖啡,我要拥有咖啡种植场。我要通过咖啡影响别人的生活。现代人全球化繁忙的生活中,焦虑如影随行。只有咖啡,一杯下去,心才开始跳,眼才开始大睁,一天的生活才开始了。

中国人一直要找的所谓主流社会,其实就在咖啡里,一口咖啡入口,主流文化顺深喉而下,变成了有文化气质的主流之人。

就这么简单。

在多年的寻求与选择之后,咖啡成为我的党。“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这是一位维也纳艺术家写给女朋友的一张便条。 我不在党校,就在去党校的路上── 咖啡狂人张慈。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