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对于1989年那一代中国人来说，2009年应该是这些年相对容易唤起记忆的年份–今天，离那场被执政党定性为”反革命动乱”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即将过去整整20周年。对这一历史事件有着和官方截然相反态度的人们，都有一个诉求，那就是平反”六四”。
是的，”六四”必须平反，但我认为”六四”不必为了”反革命”的定性而平反，因为”六四”就是一场”反革命”爱国运动。什么是革命？从现代汉语本身来解释，”革”这时候是一个动词，即”革除”的意思，所以所谓革命，完整的意思便是”革除人的性命”(古汉语中也有”革命”一词，用法不同，本文不作讨论)。试问，人的性命是能随便被革除的吗？生存权是一种天赋人权、是人权的一个子项，”革命思维”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显然背道而驰。
可悲可笑的是，共产党在大陆多少年来实行的”革命教育”，使得中国民众形成了深深的革命思维。比如早些年，他们喜欢用革命来赞美一个人。有一首在大陆曾经很流行的歌曲《小芳》，里面便这样唱着赞美自己的父亲：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而要是批判一个人，厉害的说辞就是”你是一个’反革命'”。在寻常中国人的眼里，革命已然成了正义的代名词，而”反革命”则无疑是正义的敌人。革命，这个充满了暴力、野蛮和血腥的词，在共产党的文化里，却是一种崇高的爱国情怀，学生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争做革命的接班人”；而共产党的领袖们则以革命为乐、以革命为业，居然还有什么伟大的”革命家”–以”革人性命”为家，这真是为人类添加的一大耻辱！
经过了共产党长久以来的革命教育，”革命观”在寻常人间已经深入民心。所以，过去的”反革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犯罪”，如果再加以”动乱”两字，那简直比死刑还可怕，谁要是一旦被贴上了”反革命动乱分子”的标签，大概就等于进了地狱。这些年共产党稍微”温柔”了一点，把”反革命”说成了”颠覆国家安全”。但是，革命思维在大陆民间可以说至今仍然普遍存在。
于是便忍不住要问：共产党正是靠了革命、靠了暴力和谎言上台执政，其革命思维非常粗暴血腥，那为何还能够在大陆民间被广泛接受呢？想想这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工程不可谓不成功，其革命”价值观”的推广，正是上个世纪十年文革的深刻民众基础。
哪怕是在今天，在大陆的出版物上，革命一词也是屡见不鲜。比如，人民网去年1月4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李作鹏将军3日清晨逝世。李作鹏这一历史人物暂且不去评议–共产党内又有多少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人，到头来却被认定为”反革命”呢！共产党不愧是一个”革命党”啊。且看一条发生在去年的旧闻：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因上课批评政府和中国文化，遭到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以”反革命”为名检举。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媒体似乎又报道说女大学生没有检举老师–大陆的新闻经常在所谓的”谣”和”辟谣”之间摆动，也不足为怪，但若仔细寻找，类似”学生举报老师反革命”的事，在现今的中国大陆一定不乏其有，因为共产党培养了这个社会的告发传统–林彪的女儿可以告发父亲，至于文革中学生以反革命名义处罚报复老师的事，就更不必多言了。
我担心的是，共产党的语言体系和思维体系对民众的深刻影响，也许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哪怕对共产党不怀好感的中国人，对共产党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却运用得非常娴熟，哪怕是不知不觉用得娴熟。我看”六四”纪录片《天安门》的时候，对戴晴说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学生受了共产党多年的语言熏陶，……也写得慷慨激昂”。而这，在我今天看来，当年的学生哪怕在他们已经身处爱国运动之中，仍然不能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毒害–除非你认为潜意识里接受了共产党的思维体系不算是受害。从《天安门》这部纪录片的解说里，我还了解到当年的学生，因为《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分子”，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所以，站在今天，无论是为讲人权和讲民主计，还是为中国的文化计，请大家脱离共产党的革命语言体系和革命思维体系吧。在你平时的言谈中，在你平时的作文中，请尽量不用、少用共产党的革命词汇，因为这样的语言暴力是对汉语的破坏；也请你避开其他一些共产党式的词汇和句式……这些细节上的掌握，我相信有助于真正人权观念的建立和推广普及。
不要用共产党的方式去批评共产党。
“六四”要平反，但不是为了”反革命”的定性而平反。”六四”的亲历者们，你们应该以”反革命”的身份而自豪。我认为”反革命”精神是中国非常需要的精神–因为你们的”反革命”，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看到了共产党的”革命真面目”，以及革命对人性的扭曲。反对”动不动就革人性命的’革命家'”，应该成为中国民众的共识，而这仍然需要”反革命”者的持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