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找回失落的珍珠(短篇小说)

他望着雪飘。

雪落在克雷吉宅的房顶上、落在窗外的查尔斯河上,落在波士顿的林荫道,落在日夜轰鸣的大西洋的碧波,落在家乡波特兰的砖砌的老屋,落在五大湖区的苏必利尔湖。这个湖,当地的印第安人用自己的语言称它为“基奇加米”。

基奇加米!基奇加米!你此刻可是急雪狂舞、朔风怒号、银妆素裹、琼山玉海吗?在你怀抱中的印第安儿女是否在棚屋里一边熏烤着食物,一边虔诚地凝视着舞蹈的火神,寻思着怎样度过漫长的严冬。

这时候,一个不速之客,一个陌生的老妇人,比我们的外祖母还要衰老、还要枯瘦的老妇人闯了进来。她央求人们让她歇歇力,烤烤冻坏的手脚,好客的印第安人让她坐到火堆前。渐渐暖和的老妇人又馋涎起香味四溢、油脂直淌的鹿肉、野鸽、鲟鱼……有的人皱起了眉头,有的人面面相觑,但酋长像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的秘密而露出笑容,几乎用一种央求的口吻,对老妇人说:“尊敬的客人,我们欢迎您!讲个故事吧,要古老的故事。我们孝敬您橡树果、玉米饼、红柳烟叶,还有这烤肉……”

说也奇怪,老妇人点头表示同意,不假思索地讲道:“从前,我们的祖先、英雄、大神哈—约—温特—哈,降临人间时……这位哈—约—温特—哈真了不起!当北美人民还处于蒙昧时代:他们只会用石矛捕杀凶残的野兽,用木棍削尖的标枪或者索性用手去打捞狡猾的鱼类;他们由柳枝与藤条编的篮子是无法盛水和煮汤的,他们的房屋是芦苇盖的,他们的天地狭窄而可怜,挡住他们去路的是莽莽森林、滔滔大河、礁石、沼泽、蛇虫妖魔。一到冬季来临,野兽絶跡、果实凋零、万物冬眠,而秋季猎获窖藏的食物又快要吃完,该怎么办呢?偏偏大神又降下灾难,饥馑和瘟疫狼狈为奸,袭击一个个部落。人们为死者哭灵,朝大神哀求,请天空、大地、太阳发发慈悲吧,可是它们不置可否;而另一个部落乘机用战争的冰暴打倒受难者的头上。天空中乌云滚滚,大地上鲜血殷殷,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位先知,一位民族的救星:哈—约—温特—哈!他降生在易洛魁人中间,他像那位普罗米修斯大神给人世播下甘霖,带来光明。他创造了弓箭,每次出猎总是满载而归;他搓成线绳,每次垂钓总是百发百中;他捏成泥坯烧制陶器,从此可储盛饮水,嚐美味的汤了;他用木头搭成又暖和又舒适的房屋,用经纬织成布和带子,在上面串綴各种色彩鲜艳的贝珠、宝石。接着,他寻思怎样使这个民族繁荣富强?他想出了用白桦制造独木舟,开辟了通往远方的航道;用友谊架设桥梁,以勤劳播种幸福,人民就再也不会受冻饿之苦了;他找到了黄金果—玉米,从此饥馑这个凶神再也无法霸占你们的炉台了;他找到了起死为生的灵丹妙药—草药,从此瘟疫这个恶煞再也无法对你们作威作福了。物产丰富,部落兴旺!

人们呀,你们刚开始过好日子,刚从凛冽的冬天进入灿烂的夏天,就此像强食弱肉、卑贱下等的畜生那样自相残杀,结下深仇。你们辜负了上帝创造你们的苦心孤诣,你们违背了上帝恩赐给你们的美好祝福……又是这位哈—约—温特—哈救了你们!他召来了各部落的首领,敲碎了红石块,制成了一个个烟斗,分发给他们抽;这烟斗对于自己的兄弟是和平的象征,但对于入侵的敌人是抵抗的标志。和睦的盟邦一旦建起,他又教你们画图记事、象形造字;日月星辰、世界万物,从此有了各自的方位和名称,再也不会弄错。而先人的经验、后代的教诲、圣贤的才智、愚氓的失误、图腾的区分、部族的识别、远地的音问、心灵的交流等等都得到了传播、解答以及明白。当他完成了这些丰功伟绩后,便乘着一艘洁白的独木舟,在人民依依惜别的送行中,从清澈的基奇加米上升起,消失在落日余辉中。”
 
哈—约—温特—哈,就这样失踪了,宛如一滴朝露在日出时失踪了,宛如一朵雪花落地失踪了,只有白茫茫的一片,带来寂寥的寒冷与令人惆怅的遐想。屋外大雪纷飞,室内炉火熊熊,那壁炉里的火光把他的身形投到昏暗的墙上,屋内没有点灯。这雪光与炉火交相辉映不是很好吗?这雪光真美呵!这是银子般的晨曦,新月的光辉,更象是贝珠的珠光、印第安人贝珠带上的光辉。哈—约—温特—哈,就是最奇丽、最硕大的一颗珍珠。但是这颗珍珠早已失落了,是的,早已失落了;而他朗费罗却在寻找着。呵,眼前又出现了眩目的光辉!这就预示着珍珠就在眼前,就在眼前。

瞧,这片珠光正在移过来,移过来!

“亲爱的,你不吃一点?你今天只吃了一块乳酪、一杯牛奶……不要再折磨我了,求求你!”

呵,原来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她又要来唤他吃鲟鱼,即是那条曾把哈—约—温特—哈一口吞掉的大鲟!

伊丽莎白手持烛台,那烛火刺得朗费罗的眼睛疼痛不已,烛光后面是一张俏丽而矜持,挂着哀伤的面庞。他望着它,一下子想起了那位大神的妻子明妮哈哈;她俩的心地有多么相似呀:善良、真诚、可爱。而明妮哈哈的心思仿佛写在形貎举止上那样明白如画;而伊丽莎白呢,尽管内心炽热如火,柔情似水,但外表却给人一种冷若冰霜、高傲逼人的感觉。小女儿的夭折,使她变得伤感叫人无法忍受,难道他的心情就好过?不能老是这样?唉,不该对她过于苛求,世界上不会有比她更好的妻子了,单凭那件刻骨铭心的事就该永远感激她!

在世俗妇女中,任谁也不理解她的丈夫—一个衣饰华贵、仪态庄重的老派绅士、著名学者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先生,竟然为了写诗,为了去干那种既不光彩,又不可靠的卖文生涯,而辞去美利坚合众国最古老、最有威望、最无后顾之忧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在先生们看来,朗费罗的诗作《人生颂》、《金星号遇难》、《恩底弥翁》、《桥》也许是出色的;不过,写诗嘛,作为飯后茶余的一种消遣、百无聊赖的一项娱乐,不失为是雅兴。可是这位朗费罗先生太古怪了,居然把它飯吃,辞职去写诗!

据说他要写一部红毛鬼,就是这个……那个头上插着雉鸡毛、腰里只挂一小块树皮,赤裸裸地丑死了,身上还刺花,像个青脸獠牙的魔鬼……我的天哪!爱米莉,你说是印第安人,吃人的生番?是呵,他们专剥我们白人的头皮,吃人从来不叫骨头。荒唐!你朗费罗才“荒唐”呢。校方当然不同意他辞职,一开始就不准;哈佛大学好不容易把他从缅多因学院挖了去,给了他丰厚薪金、高贵的位置,还让他出国考察,去了两次欧洲,把他当成珍珠宝贝似的,要什么就满足他什么……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到头来却要走?让他走,有什么了不起,他当教授完全是幸运!瞧,有好戏看了罢:他的老婆是个娇生惯养的女人,他的岳父又是个商人……

亲爱的的朗费罗太太,您该劝劝您的先生,他真的有一股疯劲;我们讲究实际的美国人有这种去做专业诗人的荒唐例子吗?

在陈规陋习,可怕而强大的习惯势力的包围之中,却有一双手向孤立无援的朗费罗伸了过来—这正是那位,他最担心的妻子—俏丽而高傲的伊丽莎白!

“亲爱的,你又在想你的海华沙,那个印第安人……你就瞧在死去的宝贝份上吃一口吧,她挺喜欢你讲那个印第安人和大鲟搏斗的故事。”

朗费罗点了点头。

“琼,快给先生把烤好的鲟鱼和威士忌拿来!”女仆匆匆地送来鱼和酒。

伊丽莎白点亮桌上的枝形灯烛,一边神经质地注视丈夫。朗费罗面对这盆烤得皮色金黄、香味扑鼻的佳肴,却没有一点胃口;要是在往常,他早已吃得津津有味了。但他瞥见妻子异常苍白的面容,感到不能不嚐一口。

“怎么样,亲爱的?”

“好极了……”他言不由衷地回答。

妻子放心了,便提起烛台与女仆离去:“亲爱的,晚安!”

“夫人,明天见。”妻子可爱的面影,又化成一团烛光,旋即被夜色吞没了。

顿时,他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叉着鱼干的刀子放了下来。他很想叫她留下,把她搂在怀抱,吻她紧紧地吻她,犹如他俩在新婚之后,有一段时间住在她父亲馈赠给他俩的别墅里那样……自从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他仿佛感到他们中间生了层隔阂。他要补偿他欠她的情分,他该坦率而详细地告诉她是什么扰得寝食不思、心神不安的.。她知道他在写一部名叫《海华沙之歌》的长诗;但她并不了解这篇长诗对他有多么重要,为了它,他化了多大代价、心思及岁月;她也不明白这将是怎样一件不同凡响的任务:是一樁有天良的美国人寻找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的故事,是一部向数典忘祖的美国人揭示其真正祖先、并发掘被淹没了的英勇事迹的史诗。

他深切地感到:在一个人的心中总有一些最精致而微妙的感情、秘密、心事,是难以诉之他人的,那怕是亲爱的。比如,他刚才无可奈何地咽下那一小块鲟鱼肉,是多么倒胃口的事呀!要知道海华沙为了人类从此不再饥饿,整整绝食了7天,虔诚地向上帝祷告;而他朗费罗呢?

海华沙,就是那位名叫“哈—约—温特—哈”的大神的荣誉称号。他是完全当得起这个尊称的—“人类进步及其文明的化身”。他不只是易洛魁人、印第安人,而且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民主自由的美国人民的祖先、英雄、大神!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把各自为政、同床异梦的各个州联合起来,战胜强大的英国佬,在大西洋与太平洋岸畔,面对着杲杲海日、粼粼金波向全世界宣告:美国人民自由了!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我们的高楼大厦、衣服面包、金银珍宝、礼仪教养等,不是源于他的智慧、劳作、开采、创造吗?然而,今天我们却把他遗忘了,彻底地遗忘了。

他朗费罗没有忘,一直在寻找,在发掘。其热情、忠诚的程度不亚于发掘金字塔秘密的探险家的献身精神;其献身精神不亚于哥伦布历尽千辛万苦寻找新大陆的狂热劲头。不过要提醒人们的是,他朗费罗的宗旨是与他们不同的:前者的成功,意味着强加给那块土地上的人民一道魔影、一种灾难,法老的灵魂被搅扰了、国宝被盗走了、古迹被毁坏了;随着盗贼、走私犯、卖国贼蜂拥而来,那儿变成了罪恶的渊薮、堕落的地狱。后者发现了新大陆,他的功勋将名标青史、永垂不朽,可是他给那里的土著带去的不是上帝的福音,而是洪水般的绑匪!横亘在大西洋的新大陆连同他的主人印第安人,从此被淹没在血泊里,他们古老的文明也被连根拔起,毁在荒漠里,在滔滔泪雨中化为尘土。而他朗费罗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印第安兄弟从血泊里扶起,并找回那颗失落的珍珠。

海华沙,朗费罗寻找你多少年了。远在童年时代,坐在菩提树下听妈妈讲那英格兰的传说和新大陆的民间故事时,他就对街上走过的古铜色皮肤的印第安人怀着一种特殊的好感。钟声浩荡,大河流逝。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爱的民族要吃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这样一位英勇的大神会被遗忘?不,用“遗忘”这个词是无法形容人们的忘恩负义、残忍野蛮的。那班老牌强盗不必说了,瞧瞧那些前来北美,自诩为追求自由、民主的新殖民者,从西起落基山东到圣劳伦斯湾干了些什么?

他们甜言蜜语、巧取豪夺,霸占印第安人世世代代根生土长的家园;他们巧言令色、威胁利诱将自由人变为奴隶……呵,印第安人的白骨把大地铺得像雪山那样白,印第安人的鲜血把湖水染得像猎杀的天鹅血那样红!

呵,华盛顿—美国的国父,这就是您的白人子民过去干的,现在仍在干着的荣耀勾当!华盛顿—美国的象征,面对这些罄竹难书的暴行,您又想说些什么呢?他朝华盛顿走去,朝这位许多年来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人走去。对于这位伟大的弗吉尼亚人、美国人民的太阳,他一向是敬爱的,并为此能与他在一起而深感荣幸、自豪……

现在,他第一回不是以充满崇敬的心情,而是以一种陌生的疑虑目光盯着他:华盛顿,为什么你对这些血淋淋的暴行不吭一声?为什么你让政府在这块标榜人权的土地上制造新的地狱?印第安人早已被你抛弃了,黑人、有色人、白奴也被奴役、践踏。这个国家才诞生80年,伴随物质财富滚滚而来的却是精神的贫困与道德的堕落:奸诈、撒谎、贪吝、自私、淫侈、贩奴、暴力……华盛顿,被你遗弃的印第安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公民!他们是一个伟大、崇高、亲切而抱有纯真信仰的民族,他们面对你们的罪行既往不咎,他们朝你们伸出手来,只要你们从此把他们当亲兄弟看待,真正履行美国的《人权宣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们却用刺刀削掉对方的手指!你们用比过去残忍野蛮十倍的手腕对付他们,你们反倒宣传他们比过去残忍野蛮十倍。华盛顿,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朗费罗摇晃着华盛顿­—挂在墙上的华盛顿画像,这儿曾是华盛顿办公室、后来成了哈佛大学朗费罗教授的起居室。悬荡的画框砸了他的头,他一阵眩晕,眼前金星直冒,踉跄地后退,跌倒在沙发上,双手紧紧地捂着快要裂开的头颅,按摩着揉搓着,又用力压迫太阳穴。蓦地,他有所担心,赶紧睁开眼睛。然而,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

近年来他感到视力越来越糟,而每一次病痛或者精神上的沮丧、失去亲人的悲哀,都会使他的视神经倍受影响。

要挺住呀,就像当初坚辞教职,致力于创作《海华沙之歌》一样。能挺住就了不起,头痛好一些了,他把手指从太阳穴往下移,按摩闭着的眼睛,过了一会儿,重又睁眼,睁得大大的,左眼望出去像是晃着一团白雾。他闭上右眼,再试了一下,还是不行,难道这只眼睛的视力就这样完了?他的心沉了下去,身上感到彻骨的寒冷,牙齿战栗。他遍体疼痛地挣扎站起,往将要熄灭的壁炉里塞了柴薪。然后,凝视着,凝视着。

火,这暖和的、光明的、美丽的火又燃旺起来。他将身子靠壁炉挪近些,再近些,什么都不想,任凭这红火温柔地爱抚他的面庞、躯体、心灵……这有多么舒适多么幸福呵!就这般下去吧,直到去另一个世界。

“噹噹噹”一下清脆的钟声响起,他一惊,时钟连续打了十二下,钟声都打在他 的心上。又是一天了!这说明他在过去的一天里什么也没有做,白白浪费了。海华沙呢?珍珠呢?他完全醒了。枝形烛台上的5支蜡烛已經烧过一大半,桌上摊着空白稿纸、书报资料,有几部是那么夺入眼帘……他揉揉左眼,惊喜地发现,左眼也能看清书名:《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现状、前景》、《易洛魁联盟》……这是研究印第安人的著名学者斯库尔克拉夫特·摩尔根先生的专著。

他顿感内疚:他不是同样有病痛,同样冒着艰难险阻,却仍然富有牺牲精神地做开路先锋吗?而他朗费罗呢?……是的,这几年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最痛心的是,双亲、小女儿、他的兄长都先后离去。在他们生前他没有尽到做儿子、父亲和同胞手足的义务、责任:他没有常去探望近在咫尺、年老而孤寂的父母,他只是把亲爱的故乡当作童年金色的摇篮、诗歌创作灵感的圣地和梦幻般的乐园;他也没有给子女更多的爱和照拂,对于夭折的小女儿,更是心情沉重,唯一的安慰是,她飞往天国去了。可印第安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对于印第安兄弟,他曾许下诺言,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要写一首歌唱美国印第安人的诗;对我说来,这是一个正确的计划,唯一的计划。”为印第安人去做个自由而抗暴的战士,他无能为力;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为他们歌唱,他是能胜任愉快的。

这太自高自大了!而今,已是1855年了,他的《海华沙之歌》还未完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大神对闯入领土的狡猾而阴险的白人殖民者怎么对待?大约是文思干枯、灵感滞塞了吧,他再也无法完稿了。

困扰与绝望,使朗费罗颓坐在扶手椅里,座位正对着窗外的那条常涌现奇迹的河流。此刻,河上影影绰绰,似乎有一团白色的东西朝他飘来,他感到眼帘沉重,便将大衣紧紧地裹着打着冷战的身体。

“你的祷告上达天宫,于是我来了,我不是回来看我的子民,现在还不是时候。

尊敬的朗费罗先生,我是想借你的笔去告诉美国人民,不管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黑人都要和睦相处、相亲相爱。这样,国家才能兴旺,人民才能幸福、利坚才能长久;否则,上帝会降灾于这个国家,犹如被阴谋诡计所陷害的瞎眼的参孙奋起复仇,终于摇塌非利士人的殿堂……只有到那个时候:印第安人、黑人、有色人和白人一样,获得自由、共享幸福的权利,我才会回来。”

“海华沙!”朗费罗惊呼,从椅上跃起,想去拉住他,却扑了空。只见屋外更大的雪片,凝成团从天宇扑打窗户、河面。

海华沙来过了!他告诉他该怎样去结尾。

朗费罗精神陡振,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利索地拿过威士忌倒了一杯,一饮而尽,又用刀叉把刚才那块变得又硬又冷的鲟鱼切开,叉起,食欲旺盛地吃了起来。
 
附注:

朗费罗,亨利·华兹华斯(1807—1882)美国十九世纪杰出诗人。祖辈是英国移民,生于缅因州波特兰城的律师家庭。1854年辞去哈佛大学教职,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夜吟》、《奴隶之歌》、《伊凡吉林》、《海华沙之歌》。

《海华沙之歌》是美国文学史上描写印第安人的第一部史诗。

小说《找回失落的珍珠》即反映朗费罗创作《海华沙之歌》的一段轶事。
  
                           
《自由写作》首发

文思:没有拨出的电话(短篇小说)

(1)第一次拨号

最后仔细通读了一遍明天的讲稿,伍天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把讲稿夹进讲义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出去十几年了,第一次应邀回到故乡长沙来讲学,无论如何也不能搞砸。一个星期以来,除了接待单位安排的活动,他谢绝了一切可有可无的应酬,每天讲完当天的课,就一丝不苟地全神贯注地准备第二天的课。现在,这一切即将结束了,明天讲完最后一天,这次讲学就大功告成了。

回头看了一眼已经进入梦乡的妻子洪英姿,伍天明心里多少有一些愧疚。在国外整天忙科研、忙写作,没有时间陪她。妻子本来满以为“夫妻双双把家还”以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利用课余时间在一起玩一个星期,遍访亲戚、看望同学。没想到伍天明在这里也像在国外一样忙。不但没有陪她去探亲访友,连约请高中同班同学明天去凯旋门餐厅共进“最后的晚餐”这样琐碎而又麻烦的事情也交给她全权处理了。伍天明想向妻子表示歉意,更想问一问明天都请了哪些客人。但是他不忍心叫醒妻子。“我就不用操心了。”他对自己说:“早就交待好了,把所有同学都请到。英姿是不会误事的。”

洗漱完毕,伍天明脱去衣服,轻手轻脚地躺在妻子身边。

“几点了?”洪英姿还是被“吵”醒了:“明天晚上要坐十几个钟头夜班飞机,今晚怎么还是睡这么晚?”

“对不起,”伍天明抱歉地说:“把你吵醒了。给我讲讲明晚的客人吧?”伍天明没有回答妻子的问题,却向妻子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于文秀、胡玉兰、王宏辉……反正都请了。”洪英姿回答:“正好一个班。”

“四十五人?一个不缺!”伍天明欣喜地喊叫。念高中时,他的父母都过世了,是外地的叔叔供养他完成高中学业。在那三年里,全班同学没少关心和帮助他。他对同班同学有深厚的情谊,连妻子都是在同班同学中找的。

“美得你!”洪英姿打趣他:“我说的是步兵班——十个人。”

“怎么这么少?”伍天明有些失望。

“多少年了?”洪英姿已经睡意全无:“四十四年了!大家天各一方,有的人远隔重洋,有几个已经去世。我把在长沙的同学全部请到了,只有刘昆淼不肯来。”

“为什么?”伍天明呼啦一下坐了起来:“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要在家带孙子。”洪英姿回答:“他儿媳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停顿片刻,她又补充:“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不是那么亲热。”

“那怎么行!”伍天明跳下床,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机:“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十几年没有见面了,无论如何要请他光临。就一顿饭,孙子可以交给老伴嘛!”说着,他就开始拨号。

“别乱来。”洪英姿大声喝止:“你没看看几点钟了?”

伍天明抬头看了一眼旅馆房间墙面上的挂钟。已经半夜一点多了。他极不情愿地放下手机,躺回床上。但是,他睡不着。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闪过。

(2)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一)

伍天明的母校湘江中学是湖南省重点学校,除了招收长沙市本地学生,也在全省农村招收尖子学生。刘昆淼的家在霞凝乡下,离长沙三十多里,先坐几站火车,还要走一段乡间小路,才能到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可别小看乡下孩子,乡下的人才强过城里的庸才。刘昆淼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长沙学生差。他的思想进步、学习成绩好、唱得一腔好歌、篮球也打得不错。

除了在思想上不求上进,伍天明在其它方面和刘昆淼不相上下。伍天明的学习也很棒,也爱唱歌,也喜欢打球。他们俩都是班干部。伍天明是学习委员。刘昆淼是生活委员,他们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周末都不回家——一个是无家可归、一个是有家不能回。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对好朋友。

高中二年级那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同学们都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想方设法地做好人好事、从难从严地努力改造思想。刘昆淼与众不同,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他向班主任黄老师检讨了他“贪污公款”的行为,在班会上走上讲台对全班同学进行公开检讨。事情的原委伍天明知道得很清楚:他俩都是班篮球队的队员。为了参加学校的篮球联赛,刘昆淼需要一双球鞋。他手头没有钱。但是,班费却是由他这个生活委员掌管的。情急之下,他就挪用班费给自己买了一双球鞋。

“不就是两块多钱吗?既然知道错了,过几天有钱了再还上不就得了!”伍天明在座位上听着刘昆淼在讲台上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的过错,不明白他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小题大做,更不明白他的好朋友为什么要想着法子上纲上线来作践自己。

但是,黄老师却没有把这两块多钱当作小事。在刘昆淼检讨之后,黄老师郑重其事地强调:“刘昆淼的行为实质上是挪用公款。而挪用公款在本质上是一种贪污罪行。刘昆淼能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错误,郑重地向全班同学当众检讨,这是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思想的结果,是学雷锋运动的伟大成果。”黄老师话锋一转,接着说:“有的人不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当一回事,认为学雷锋运动与己无关,甚至公然与党的号召唱反调,说什么‘我愿意学习雷锋,但是不愿意对自己约束得太狠’。这种说法在本质上就是拒绝学习雷锋。我希望持这种论调的人能够认真检讨自己的思想。我们热烈欢迎他立即上台来当众检讨。”

伍天明坐不住了。“这不是说我吗?”他低头想:“这话就是我说的啊!要不要到台上去检讨呢?”在进行了几分钟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从惶恐中镇定下来:“不,我没有什么好检讨的。不愿意对自己约束得太狠不是罪过。”

在那个周末,刘昆淼回了一趟霞凝,回校以后就把那两块多钱还上了。在下一次班会上,刘昆淼被评上了学雷锋积极分子,而伍天明却失去了学习委员的职务。但是,伍天明并不在乎。他还是吊儿郎当的过日子。他与刘昆淼还是好朋友。刘昆淼甚至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这可是了不起的大事。那年头,虽然不再饿死人了,但是粮食定量还是不够吃,副食供应很差,几乎没有肉食。伍天明总是觉得肚子饿。到刘昆淼家去做客,吃好吃坏都不要紧,起码可以吃饱!

(3)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二)

在一个星期天,伍天明跟着刘昆淼一起坐了几站火车,又走了一段乡间小路,来到了刘昆淼家。刘昆淼的母亲以农民的朴实拿出了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省城来的小客人。自从1958年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以来,伍天明多年来第一次吃了一顿饱饭。在饭桌上,刘妈妈诚恳地说:“我这孩子脾气不好。小同学,你和他是好朋友,对他可要多担待啊。”

“哪里话。”伍天明不同意刘妈妈的说法:“昆淼的脾气很好,思想又进步,学习又好,大家都喜欢他……”

“脾气好?”刘妈妈打断了伍天明的话:“那是装的。你没看见他上次回家,一进门就要三块钱。对我这么一个农民老妈子,三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我只问了他一句‘做什么用’,他就吼了起来:‘你就别管了!马上给我找三块钱来。我回学校要用!’这个小阎王逼得我硬是卖掉两只正在下蛋的母鸡,给他凑足了三块钱。”

伍天明惊愕地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刘昆淼,好像突然不认识他了。“他在班会上当众检讨、对自己‘挪用公款’的错误认识得多么深刻啊!”伍天明想:“为什么对自己的母亲却没有任何认识错误的表现呢?这能说明他对他的错误有真正的认识吗?他气急败坏地向母亲要钱来填补‘公款’,一方面把母亲蒙在鼓里,一方面叫母亲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难道他的深刻认识只是做给群众和组织看的?难道真像他母亲说的那样——‘那是装的’!”伍天明不敢再想下去。他不愿意这么看待自己的好朋友。

在返回学校的途中,刘昆淼诚恳地与伍天明谈心,叫伍天明给他提意见。在那个年代,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人经常以这种方式来争取别人、特别是组织的帮助。伍天明想对他说:第一、从班费里拿出两块多钱买一双鞋不算什么大事,用不着那么作践自己,主动到班会上向全班同学检讨。第二、既然在班上检讨得那么深刻,就应该抱着同等的愧疚来面对亲人,不可以回到家里对母亲作威作福……话到嘴边,伍天明却忍住没有说。他有自知之明——刘昆淼是学雷锋积极分子,而自己连学习委员都被撸掉了,哪里还有资格给刘昆淼提意见!

伍天明越是不提,刘昆淼就越动员他提。刘昆淼越动员他提,伍天明就越是不提。刘昆淼的态度之谦虚、之诚恳,让伍天明无法消受。然而,在无论怎么动员、伍天明都坚决不肯提意见之后,刘昆淼却突然发火了:“连意见都不给我提,算什么朋友!你以为我请你到我家来就是为了给你好好吃一顿吗?”

嗡的一声,伍天明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胀大了一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吃刘昆淼一顿饭就要蒙受这样的侮辱。他恨不得能把那顿饭呕出来还给刘昆淼。当然,他生理上做不到、在心理上也不愿意那么做。那太对不起热情好客的刘妈妈。他想起了刘妈妈叫他“多担待”的嘱托。他强忍住满肚子的委屈没有发作。他不明白,请人提意见怎么也可以采取强制手段。

(4)第二次拨号

事情就这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伍天明和刘昆淼还是好朋友。刘昆淼还是全班同学尊重的积极分子。伍天明继续当他的落后分子。在随后一年里,刘昆淼变着法儿以一个接一个的惊人之举充分表达了他的革命积极性:部队招兵,他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中止学业、投笔从戎,立即加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行列;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回乡务农……

学校哪里舍得放弃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刘昆淼的所有申请都没有获得批准。最后,为了表示自己务农的决心,他报考并且录取了北京农业大学。与刘昆淼相反,伍天明没有写任何申请,他就是一个劲地读书。在读书的空暇里,他还违反校规,与同班女生洪英姿谈恋爱。最后,他考进了北京大学。洪英姿的出身不好、是右派分子的女儿,被党送到了刘昆淼申请要去却不让去、她自己不想去却不得不去的边远农村。

在随后的年代里,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大家像做梦一样度过了四十四年岁月——十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知青下乡潮同样疯狂的知青回城潮、与当年的“土插队”潮绝然不同的“洋插队”潮……

尽管毕业于农业大学,刘昆淼却并没有到农村去务农。他回到了省城长沙,在湖南经济地理研究所当上了党的干部。伍天明与“土插队”回城的初恋情人洪英姿结了婚,带着她挤进了“洋插队”的行列,最后在加拿大的一家科技公司得到了一个研究与开发科学家的头衔。

然而,无论身份和地位如何变化,伍天明和刘昆淼始终是好朋友。出国前的岁月,伍天明在一家大学任教,住在经济地理研究所附近。刘昆淼午休时间来不及回家,隔三差五就去他家蹭一顿午饭吃。刘昆淼的工资用不到月底之际,伍天明也是他优先求借的对象。十几年前,伍天明率家小离开长沙远赴加拿大,是刘昆淼从经济地理研究所派来一辆面包车,把他们一家四口连同十几件行李送到了长沙机场……

伍天明浮想联翩、彻夜未眠。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天要亮了。伍天明从床上一蹦而起,又急着给刘昆淼打电话。拨号声惊醒了洪英姿。

“你疯了?”洪英姿躺上床上喊叫:“才几点钟,你就给人家打电话!”

“可是,现在不打,我就没有时间打了!”伍天明委屈地说。这是最后一天讲学,伍天明必须善始善终。讲学之后是邀请单位的校长为他举办欢送茶话会。在茶话会之后,他又要直奔凯旋门餐厅。现在不打,他再没有时间亲自打电话邀请刘昆淼。

“什么要紧的电话?我给你打!”洪英姿厉声说。党剥夺了她上大学的权利,她没有能力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伍天明的任何成功都离不开她的帮助。

“继续给刘昆淼打电话,请他无论如何光临。”伍天明停顿片刻,又强调:“谁都可以不来,只有他,非请来不可!”

(5)第三次拨号

紧赶慢赶来到凯旋门餐厅,伍天明发现客人们早已围坐在大餐桌前。大家在耐心地等待主人——一面喝饮料、一面聊天。“抱歉抱歉,”他双手抱拳,向老同学们致歉,“脱不开身,劳各位久候。”

“洋科学家嘛,”矮矮胖胖的于文秀是同学中有名的辣椒嘴,六十多岁了,尖刻仍不减当年:“当然是大忙人。”

“取笑取笑。”伍天明在洪英姿身旁坐下。环视全桌,连他们夫妻,一共十二个人。他低声问妻子:“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请动刘昆淼?”

“嘴皮子都说破了。他就是一句话:来不了。”洪英姿低声回答。

“你真不会办事。”伍天明急了:“我再请。”说着他掏出了电话,迫不及待地开始拨号。

“得了吧!他不会来的。”洪英姿从丈夫手中夺过手机。她从刚才的那通闲聊中获知了刘昆淼不肯来的原因:“不能让大家再等了。”她提高了声音:“小姐,我们的人到齐了。请上菜。”

菜肴很丰盛,糖醋鱼、芙蓉里肌、炒三鲜、白斩鸡、清蒸鱼、南京板鸭、红烧板栗……十几个大盘,满满一桌子。饮料也很齐全,酒量好的喝茅台、董酒,酒量差的喝啤酒、葡萄酒,滴酒不沾的喝汽水、果汁,七、八个瓶子竖在大盘之间。大家开怀畅饮,随意吃喝,气氛十分融洽。

几杯酒下肚,王宏辉不禁发出了由衷地赞扬:“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以来,再也没有质量这么高的聚会了。”说着,他打了一个酒嗝。他的好酒贪杯在同学中享有盛誉。参加完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以后,他是被人扶回家的。

“是啊,”于文秀附和:“那次聚会是伍天明、吴达元、周志康三个人每人出一千元搞起来的。才过去十四年,三个大款就全走了,一个走出了中国,两个走出了世界……”

大家低下了头,为逝去的吴达元和周志康默哀。

“哎,”几分钟后,王宏辉又振作起来:“别提那些伤心事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天明,我敬你一杯。”他一仰脖子,干了一杯,又连忙把酒杯斟满。对于伍天明是不是喝了,他好像并不介意。

“那时候,三千元可以让四十多个同学酒足饭饱。”胡玉兰感慨地说:“现在可不行了。恐怕连我们这一桌都保不下来。”她的家境不好,必须算计着花钱。

“没关系,天明有的是钱。活该我们吃大户!”王宏辉大大咧咧地说。

“取笑了。我不是什么大户。”伍天明急着把话题岔开:“为什么在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以后就再没有举行大型聚会呢?我在加拿大收到过毕业四十周年聚会的通知。我已经做好了捐款的准备,后来就没有动静了……”伍天明的话还没有说完,洪英姿就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伍天明莫名其妙地看了妻子一眼。

停顿片刻,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了他的疑惑:“再说刘昆淼,他一直是同学们的核心人物。班长和团支书都在外地,他成了是我们班在长沙的最重要的干部。他自豪地说自己是同学聚会活动的常务委员。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就是他一手操办的。今天怎么就请不动他的大驾呢……”洪英姿一直在桌子下面踢他,伍天明傻呵呵地说个不停。说到这里,洪英姿气得狠狠地揣了他一脚,正揣在他小腿的当面骨上,痛得他不得不住嘴。

“你还说呢!”王宏辉终于憋不住了:“都怪你,害得我不知道少吃多少顿酒席。”

“就是嘛,”于文秀接过话茬:“从那以后,同学们就再也没有举行过像样的聚会。”

“怪我?”伍天明以诧异的目光环视着老同学们,想从大家的眼神中刺探出令他迷惑的答案。

“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于文秀提醒他。

“当然。我写了几百篇文章。”伍天明坦白地回答。虽然是科技工作者,他却喜欢舞文弄墨,在加拿大言论自由的空间里,他写了不少批评时政的文章。但是,他不明白这与同学们停止聚会有什么关系。

“一个科学家,就做你的科学家好了。”于文秀教训他:“偏偏要写什么政论文!要写政论文,你就批评共产党好了,偏偏又要评论同学们的毕业四十周年聚会!”

突然,伍天明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了刘昆淼为什么死活不肯赏光。

(6)五年前的往事

那是五年前,他收到“毕业40周年活动筹备组”的来函。来函豪情满怀地说:“明年是我们……毕业40周年。当年血气方刚、热血奔放的青年学子,转眼已近花甲……经留长沙的学友倡议,拟于明年组织一次‘毕业40周年纪念活动’。” 时间“拟定在2004年10月1日国庆期间,为期2-3天。” 经费由“长沙学友做了一部分准备,香港黄岐山、李大伟学友和加拿大吴仲普、伍天明学友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

中学同学的情谊,伍天明没齿不忘。同学们庆祝“毕业40周年”,聚会两、三天,伍天明理所当然地愿意慷慨解囊。在毕业30周年时,他主动捐出一千元供同学聚会使用,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伍天明觉得,筹备组不征求他的个人意见,就代表他表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这是不妥当的。这是对他的私有财产权的蔑视。“毕业40周年活动筹备组”并不是没有机会事先通知他。在几天前,为了吴达元的病逝,他往长沙打了电话、发了传真。“筹备组”名列第一的常务成员刘昆淼就是受话人。接连几次通话,刘昆淼只字未提毕业40周年庆祝活动需要他“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但是,在发给全体同学的通知中,却不由分说地代表他表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也许刘昆淼认为他反正是会同意的,就免掉了事先通知他的麻烦,代他作主了。但是,刘昆淼没有权力这么做。他这么做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是对别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它充分表明,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哪怕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哪怕他是党的高级干部——缺乏起码的民主素养。于是,伍天明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短文《建立民主社会,由小事做起、由自己做起》。

在阐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表达了自己肯定会捐款的良好意愿以后,伍天明在短文中批评了“筹备组”蔑视个人权利的错误。他写道:“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使许多中国人缺乏民主素养,不懂得民主是何物。尽管共产党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却又无视别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妄自尊大、自作主张,而且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错误的。(例如我的老同学代表我表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

在文章的最后,伍天明总结道:“任何有志于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要建立健全的民主社会,我们必须由小事做起、由自己做起。在家庭内,对妻子、对子女;在工作上,对同事、对下级;在生活中,对朋友、对邻里,我们都应该时刻注意尊重对方的权利,听取别人的意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无论他是尊、是卑、是贵、是贱、是男、是女、是老、是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民主风气、养成民主素质、增强民主观念。只有这样,在有朝一日共产党的统治垮台的时候,(不管共产党是不是情愿,这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我们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我们殷切期望的民主社会。”

文章公开发表以后,伍天明不觉得这是对老同学的冒犯,反而把它当作对老朋友的真诚帮助。他胸襟坦白地把它寄回国内,供老同学们传阅。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书呆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居然永久性地得罪了他的老朋友刘昆淼。

(7)不再拨号

“他曾经逼着我给他提意见啊!”坐在候机室的皮椅上,伍天明低垂着头,双手捧着脸,痛苦地喊叫:“这么温和、善意和空乏的不点名批评,他为什么都不能接受呢!”

“因为你击中了他的要害、因为他恼羞成怒、因为他自知理亏……”洪英姿为丈夫解答。

“他自知理亏?”伍天明想不通:“他理直气壮得很!他好像受了莫大的委屈和侮辱,比我神气多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共产党当年也曾经动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给它提意见,”洪英姿提醒丈夫:“结果如何你难道不知道?”当年,洪英姿的父亲被共产党用小轿车请去给党提意见,结果党赏给他一顶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几年,连女儿受教育的权利都剥夺了。

“党啊,”伍天明还是想不通:“在你的教育下,难道你的干部就听不得任何批评!”

“他说得可难听了,”洪英姿把于文秀告诉她的话转告丈夫:“‘我不愿意伸手向他讨饭吃。’”

“他哪里是伸手讨饭吃!他是不征求我同意就把手伸到我钱包里抢钱花!”“讨饭吃”三个字使伍天明联想起自己当年在刘昆淼家吃过一顿饭之后所受到的羞辱。他想告诉妻子,那才叫“讨饭吃”。起码刘昆淼是这么想的、甚至这么说了出来的。但是,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觉得太丢人。自己丢人、刘昆淼也丢人。更何况,把这件四十多年前的陈年往事抖搂出来,对不起长眠在地下的刘妈妈。

“同学们的聚会就因为你的一篇文章搞黄了。一停就是好些年。”洪英姿责怪丈夫:“大家都叫你给刘昆淼打一个电话,好好解释一下。劝他把同学们的聚会活动重新组织起来。”

“给刘昆淼打一个电话?”从昨天半夜一点钟起,伍天明就急切地要给刘昆淼打电话。可是,现在听到妻子转达的同学们的建议,他却犹豫起来:“我给他打电话?说什么呢?我没有错呀!我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呀!”

扩音器播出了登机通告。伍天明的飞机开始登机了。“快打电话呀!”洪英姿催促丈夫:“要不就来不及了。”

“不,我不打。” 伍天明坚定地说:“应该由他给我打。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谅解。倒是他有许多事情需要对我做出解释。”

(全文完)

《自由写作》首发

刘文忠:诺贝尔故乡的沉思

凡是到瑞典的人都会去参观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所在地,但是,参观过的中国人大都有失落感。第一个失落感,如此著名有世界影响力的诺贝尔奖,怎么会诞生在这两个不起眼的地方?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实在是太普通的建筑,不起眼的蓝灰色建筑,称为”蓝厅”.而和平奖的发奖地市政厅,是在一座看上去又老又陈旧的更不起眼的两层楼的暗红砖墙建筑中,它的底层是股票交易所,第二层才是评奖地。第二个失落感是,有五千年文明古国之称、大陆十三亿的中国人竟然苦苦追求了半个多世纪,还未获得过任何一项诺贝尔奖。

“科学疯子”的遗嘱

诺贝尔1833年10月21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生活在一个瑞典贫困家庭里,从小跟随父亲飘流在海外谋生,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只在学校读过一年书。16岁时父亲就送他到美国一家化工厂当学徒,开始接触一点化学知识。他从小目睹了劳工开山凿矿、修筑公路和铁路都是用手工进行的繁重体力劳动,效率极低,遂萌发了研制炸药的念头。有一次,诺贝尔研制炸药时工厂发生爆炸,他最小的弟弟和另外四人被炸死,政府下令禁止他重建这座工厂。被认为是”科学疯子”的诺贝尔,只好在湖面的一隻船上继续进行实验。他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共获得在英国注册的技术发明专利355项,并在欧美五大洲20个国家开设了约100家公司和工厂,积蓄了巨额财富。他研制炸药的本来目的是为和平建设服务,为民造福,可是当他看到统治者把他的发明用在制造武器发动战争灾难时,十分痛心。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诺贝尔立下遗嘱将其遗产的大部分约920万美金作为基金,将每年所得利息分为五份,设立物理、化学与生物、医学、文学、和平五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这位科学界的一代骄子,出资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一生未娶妻,没有子女,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他伟大的一生,也是不知疲倦、追求真理、努力学习和工作的一生。在今天,世界上没有一种奖能像诺贝尔奖这样得到全世界高度重视和广泛的声誉。从1901年开始,诺贝尔奖每年评发一次,届时在首都的音乐厅举行颁奖仪式,国王亲自给获奖者颁发奖金。每年出席人数为1500-1800人,男性要穿礼服、女士要穿严肃的晚礼服。仪式中所用白花和黄花必须从圣莫雷空运来,意味对知识的尊重,发奖前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听取获奖者的演讲。物理奖与化学奖由皇家科学院评定,医学和生物学奖由瑞典皇家卡罗琳学院评定。负责评定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共十八名终身制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在诺贝尔文学奖展览厅中,我看到前苏联有五位作家曾获奖,他们是贝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萧洛霍夫(1965年)、索仁尼辛(1970年)、布罗斯基(1987年)。我看过他们一些人的作品,特别是索仁尼辛的《古拉格群岛》确实震撼人心。这五人中除被苏联认可的萧洛霍夫,其它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异端”,流亡海外人士。这些作家共同点是:坦然于人类的良知,敢于讲真话、揭露真相。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作家为什么被拒之门外的理由。

在这里我还看到八位华裔获奖者: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美籍华人,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0岁;

达赖:1935年生于西藏,中国国籍,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

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9岁;

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59岁;

    高行健:1948年生于江西,法籍华人,2000年诺贝尔获文学奖,时年52岁。

让人惊讶的是达赖喇嘛被中国政府称为叛国分子,现在流亡印度;高行健1962年毕业于北外,1966年文革时提了一箱子书进”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改造十年,文革一结束马上离开了中国,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他俩获奖后在中国网站遭不少咒骂:”卖国贼”、”叛徒”、”洋人狗仔子”.如果我们强调说以上二位是有意识形态原因的话,为什么其它六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华人?都是美籍华人,而且成果又都出在美国诺贝尔奖的摇篮地贝尔实验室呢?值得深思!

在这里,我还看到1979年12月10日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兰修女,画像上是一位矮小瘦弱的老妇人,讲解员告诉我们,发奖时贵宾席上到处是雍容华贵、气度非凡的各界社会名流,主角德兰修女却仍旧穿着那身粗糙的只值一美元的棉布纱丽,但她的答谢词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她说:”事实上,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但我愿意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接受这项奖金。因为我相信,你们是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也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权利”.这句”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受奖”很快就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迅速地传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她的得奖是继史怀泽博士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最令人欣慰的一位得奖者。

百年缺席的中国人

目前获得此荣耀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一百多位学者站在科学的顶峰,这得益于美国的综合国力的强盛,得益于科学技术水准的进步。美国有一套以”功绩本位制”和”优势积累原则”为指导的行之有效的科学英才培养体系。而获得此荣耀人数最多的民族当属犹太民族,他们有130多位获得诺贝尔奖。

据学者研究:一个国家建国三十年左右通常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39年、捷克41年、波兰3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可是新中国成立都快60年了,除了生活在海外七名华裔科学家、文学家和达赖得奖外,反观中国13亿人口中竟没有一个获奖者,太惭愧了。从人口比例来说,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应该有20%的概率获奖,产生举世公认的科学巨匠和文学大师。但是,当代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基本上与中国不相干,在近代一百年的自然科学发展中,在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经济领域中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差距之大矣!至于文学奖,中国作家为什么总是徘徊在诺贝尔奖大门外?究竟是文学自身问题,语言翻译问题?还是批评尺度问题?当然得不到奖,国内媒体自有高招安慰自己。第一招就是将几个获诺贝尔奖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外国人大加宣传,弄得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他们所在的国家。或者编造出某某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谎言聊以自慰。据传说,2001年一些知名华人推荐中国作家巴金角逐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称巴金一生为自由、为民主、为人类心灵的解放、为人性的恢复、为通向人类的良知而始终不遗余力地奋斗,呼吁中国人”讲真话”.可外国的评委对巴老”讲真话”这一贡献百思不得其解,在基督世界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如此低级容易的事在中国怎么会如此困难?外国人恰恰不知道在中国讲真话会遭殃,光57年一场”阳谋”就使55万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此中国人一直讲官话、套话、假话,说假话、说谎话成了中国人的习惯与生存的需求。外国人不知道,像巴金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能在文革后讲真话反思忏悔过去是难上加难。

其实,中国从来不缺乏有潜质的思想家、科学家。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知识界发起的围剿胡适先生的运动开始,包括文革不尊重人才造成人才断层的恶果,就注定了中国从此不要想出世界级的诺贝尔奖人物。胡适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席发起人,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泰斗,他一生提倡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独立思考整整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几代人。解放后发起的一系列知识界思想政治运动,都是围绕着批判胡适的观点,一次次清除受胡适思想影响追求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55年的”反胡风”、57年的”反右”、66年的”文化大革命”,每一次都是要赶尽杀绝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我曾想不通,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都是胡适的知友,包括毛泽东青年时都崇拜景仰过胡适先生,甚至千里迢迢从湖南赶到北京,去北大图书馆打工当助理员,就是为了在北大听胡适的课,去追求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如果没有年轻时勇于探索、追求思想自由、独立思考,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但是,为什么一旦自己掌权成为独裁者,反过来却容不得这些人呢?像巴金这代人自从1952年批判围剿胡适运动后,一直是在违心讲假话做人,夹紧尾巴生活,他们原有的独立思考的勇气与才气早被一次次政治运动窒息,所以文革结束后巴金一再呼吁国人讲真话。在近代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由于自身及外部的原因,甘愿放弃自己的思想和多年的成果,多数人已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心甘情愿地匍匐在政治压力与世俗的种种力量面前。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就充斥着”软骨病”、”迫害狂”、”奴隶情结”,又从何谈起自由之思想和独立思考呢?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派绝大多数嘴巴里又塞满了人民币,他们在为钱而疯狂还能讲什么?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诞生伟大的人呢?而诺贝尔的一生恰恰向我们昭示了:科学的研究应该服从于对人类的爱、对真理的爱。惟有这份爱才能引导国人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才能产生服务于全人类的真思想。

一个成熟和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超越民族自豪和国家荣誉,具备一种”兼济人类”的情怀。只有先爱身边的人,才能将爱扩展至所有的人。只有这样,属于人类自豪和荣誉的诺贝尔奖才会青睐我们。反省”为世界作贡献”这个问题,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在”遇着问题绕着走”和”减少改革成本”的改革路径上走,积淀下了许多问题。世界银行认为,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贫富差距拉得这么大,世所罕见。正如有学者所说,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想要得到国际承认,必须要以自己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对本国人民的切身痛苦有亲身感受,有终极关怀。否则不仅会脱离本国人民,在国际学术界也不会得到认可——所以中国诺奖梦的落点应是”中国问题”.联想到当年三哥的言行,以及随后的慷慨就义,我不怀疑中国人的能力。唯愿后来者能坚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历史的惨剧才会不再重蹈,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恰如当年贺麟先生所言:一个思想自由的民族必是一个不甘心于人后的民族。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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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平:声援刘晓波  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零八宪章》发布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来,中共当局持续封锁打压。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刘晓波继续被拘押,与外界隔绝消息。与此同时,各地警方或行政人员频频传唤、约谈宪章签署者,说是奉上级命令,追查《零八宪章》的起草经过。还给宪章扣上严重违反宪法,破坏和谐社会,危害国家安全等一大堆帽子。然而奇怪的是,这一切打压行动都是暗中进行的。直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并没有就《零八宪章》一事作任何公开表态,也没有针对签署宪章一事,对任何一位宪章签署者提出正式起诉。这就最有力地证明了当局色厉内荏,做贼心虚。

我们都还记得,在毛泽东时代,当局要把某一篇文字打成大毒草,有时还会把这篇文字公布出来,当反面教员,美其名曰“提高群众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如今的当局知道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彻底破产,所以再也没有这个胆量。它甚至连单方面的点名批判都不敢,因为它知道一点名就等于是替宪章作正面宣传,帮助宪章扩大影响。所以它衹好不动声色地全面封杀有关宪章的信息。可是在今日信息时代,这种封杀总是不可能彻底,宪章的文本和签名的动态总是还会在下面流传的。于是当局又不得不采取若干间接的方式站出来表态,以消除宪章的影响。

先是中共领导人贾庆林、吴邦国发表讲话,然后又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再度重申不照搬西方式民主,否定普世价值,拒绝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在这里,当局无非是重复陈词滥调,故而对民众毫无说服力。证据之一就是,国内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在发表贾庆林讲话后仅仅一天工夫,就出现跟帖评论共6304条,其中衹显示了264条,超过6000条被屏蔽,不消说都是唱反调的,而就在显示的200多条中也不全是支持的,因为其中还有不少是反话是讥讽。

最近我从国内朋友那里获知,当局派出御用学者,到某些单位(主要是党政机关和大学一类单位)作报告,点名道姓地提到《零八宪章》并对之大加批判。因为是内部讲话,不能一味地打官腔说套话,也不能光是扣大帽子吓唬人,所以有些话倒也讲得比较坦率。按照这些人的解释,胡锦涛讲的“不折腾”,其实就是针对《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报告者明言,中国就是不能搞民主,搞民主就会乱。选总统选国会就那么重要吗?看看泰国,看看台湾吧,折腾来折腾去。其实谁在台上还不都一样。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打工吃饭。这种论调,由于它投合了流行的犬儒思潮,所以还能赢得某些人的喝彩。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是内部讲话,报告者倒并没有给《零八宪章》扣上什么违反宪法颠覆国家等罪名,可见他们自己也知道哪些罪名是扣不上的。他们反对《零八宪章》的真实理由就是反对民主本身。可是这种话拿不上台面,这种话不能登在媒体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话要是以当局的名义公诸于世,那就等于把当局自己摆在了被告席,就等于承认,不是别人,恰恰是当局自己,才是真正地违反了宪法,那也等于承认当局对《零八宪章》签署人的打压完全是非法的。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开的政治原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早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初,刘晓波就被当局抓走,起先说是刑事拘留,后又改称监视居住。根据中国现行法律,监视居住应在本人住所执行,其次家属是可以共同居住的,律师不用任何审批手续就可以会见当事人。然而迄今为止,衹有在今年1月1日,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曾被获准在北京市郊昌平小汤山某处与刘晓波见过一次面。莫少平律师依法向警方提出控告申诉,却被警方无理拒绝。当局此一非法行径并不出人意外,不过它却从反面说明当局的困窘:《零八宪章》堂堂正正,当局很难直接给它扣上什么罪名。这从而也就证明,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宪章签名运动确实拥有一定的存在空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并努力拓展。眼下我们要做的事,一是声援刘晓波,一是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李劼:钱锺书的生存方式

● 钱锺书的名着《管锥编》是一堆累积的学问,犹如连绵大山。这是在毛泽东思想专制下聪明文人躲避自由的生存方式,对他不应苛责。

● 中国20世纪着名文学家钱锺书(1910-1998)和夫人杨绛(右)晚年在北京家中。

学者钱锺书,似乎有类於一九四九年前上海滩上为人称道的手艺大师,诸如培乐蒙的裁缝,老正兴的厨师,王家沙的糕饼师傅。英国作家高斯华绥描写一位鞋匠的小说《品质》,也许可以看作是对这类师傅的品味。倘若说,芸芸众生当中,也同样有圣人存在,那么当首推这类默默无闻的匠者。只是比起《品质》中描述的那种天然无饰的朴实,从钱氏着述的字里行间,人们会时不时地读到一股方鸿渐式的自鸣得意。因此,将一位厨师或者裁缝称作巨匠,或许不无夸张。但将这样的名称安放到钱锺书头上,却又有媚俗之嫌。正如手艺的精湛,起初源自谋生的需要。学问也经常会陷入谋生的境地。而且,学者比工匠更容易产生我执。高斯华绥笔下的鞋匠,做鞋做到了全然忘我的境地。从钱氏之於《管锥编》的不断增补上,也能看出其精益求精的专注。但是否专注到了不着我相,不同的读者,恐怕会见仁见智。

《管锥编》是一座学问的大山

读完《管锥编》的人们,大抵上都会感觉到,像是爬了一座由无数个字词堆积而成的学问大山。此山并不险峻,却硕大而连绵.爬过此山,才知道古人天圆地方的幻觉,是怎么产生的。爬过此山,才领教了什么叫做管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之际,你可以听见方鸿渐按耐不住的窃笑。管锥两字,不可仅作自谦训解。这就好比练家子比武,说声请指教,那可是要让你吃点苦头的意思。读《管锥编》跟穿培乐蒙的西装、吃王家沙的糕饼,绝对不是一回事。只不过,倘若有人读《管锥编》读到了像着锦衣进美食一般的享受,那就可能轮到方鸿渐吃不消了。管锥真的变成管锥,绝对不是《管锥编》作者的本意。但作者的《谈艺录》却是真正的谈艺,不具备超凡出俗的审美观点.这样的谈艺,北京方言称作,侃大山。

比起钱氏大山,同时代的法国人德里达似乎更加灵动。只消杜撰出一个名词,Difference,便敷衍出一整套后现代学说.人们尽可以对德里达的机会主义不以为然,但人家毕竟也算是一种思想,并且还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校园里,风靡一时.这可能就是思想和学问的区别所在。思想是创造性的,本质上乃是自由的实现.学问乃是凭藉记忆累积的功德,在中国,又通常成为逃避自由的生存方式。有清一代的乾嘉学派,是清廷文字狱的产物。与此相应,毛式专制底下,便有了钱锺书的管锥.这样的管锥,早在钱锺书昔日的《谈艺录》里,已经初现端倪。谈论唐宋以降的诗文,钱氏会下意识地回避骆宾王《讨武檄文》一类的激扬,又同样下意识地略过王勃《滕王阁序》那样的华章。王勃的才华,令钱氏难以望其项背。尤其是那蓬蓬勃勃的青春气息和浪漫激情,在世事洞明的钱锺书身上,天然无缘。骆宾王则火气太大,不符合圆融谨慎的处世原则.如此的怒气沖沖,放在毛时代,远不啻坐在牢房里听蝉鸣,弄不好会招致杀身之祸。毛泽东没有武则天那样的幽默,致使林昭最后成为烈士。

尊重钱氏做学问的生存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式专制对钱锺书的学问,乃是一种成全。钱氏自持聪明才学,博闻强记,倘若没有外在的压力,久而久之,很可能会流於轻浮。然而,外在的高压,致使钱氏不得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管锥编》作为一座学问之山,其重量可能就是如此获得的。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们,尽可以忽略其间的重荷。但读《管锥编》一点都不联想毛式专制的黑暗,那么阅读本身就会显得浮光掠影。再反过来说,也不能据此穿凿附会钱氏在着述中暗藏了多少孤愤,就像有人从陈寅恪的诗词中读出对毛式专制的厌恶。钱氏的《管锥编》其实是写得很快乐的,可以说,全然忘情其中。这是一种双重的逃避,既是生存意义上的苟活,也是存在意义上的逍遁。钱氏籍此修筑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小心翼翼地自得其乐。

但也不能据此苛责钱锺书不过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大凡读过钱氏着述者,体味尽可不同,花边一词,却是无从说起的。要求钱锺书像林昭那样成为烈士,就好比责令周作人钻到青纱帐里打游击抗日一样荒唐。就算钱锺书不是国宝级的人物,也得尊重其选择生存的权利。尤其是人权斗士,更应该具备尊重他人之人权的意识.存在,是一种自由。生存,也具有权利意义上的自由。当年逃到大后方的郭沫若,指责准备在即将沦陷的北平苦住的周作人,谴词造句,腔调口气,既油滑又轻佻。那样的辱没他人,恰好为郭氏自己后来在毛泽东跟前的点头哈腰作了反讽意味极强的铺垫.自由的真正涵义,包含着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丧失对他人的尊重,意味着自己其实并不真的很自由。

相比之下,仔细研读过钱氏着述的胡河清,出语谦卑,彬彬有礼.同样出自书香门第,胡河清之於钱锺书的处境,心有戚戚焉。以胡河清的学术根底,论说钱氏着述,并不捉襟。胡河清的谦卑在於,向钱氏一执晚辈之礼.这样的谦卑并不意味着回避钱氏的长短,而是以恭敬他人,以持自重。无奈这貌似少年老成的胡河清,骨子里却是达吉娅娜式的贵族少女。既清高,又单纯。尤其是他将《旧约》耶和华式的希伯莱精神、《莫比迪克》中的哈阿船长、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浪漫激情,比附到钱锺书身上时,即便钱锺书本人不哑然失笑,旁观者也会忍俊不禁。好在钱锺书毕竟不是欧根。奥涅金那样的花花公子,在读过胡河清论文之后的回执中,笑吟吟地回了一个「迫寇入巢」的微词.此语回应於胡河清引用杨绛回忆,提及钱氏少年时代以及有关无锡籍贯的评说.胡河清好心好意地以少年钱锺书的癡顽,对比於「刁无锡」一说的刁滑;结果,让人家一句「迫寇入巢」,弄得仿佛是在隔靴搔痒.

评说山峦般的钱氏着述,分寸的把握,至关重要。因为这片山峦说坚固,可谓固若金汤;说脆弱,又如同精緻的玻璃器皿。不小心砸碎了,显得很没教养.反之,贸贸然碰了壁,只能说自取其辱。也正是这样的特徵,把许多从毛时代一路混蹟过来的学人雅士,吓得不轻.经过一个知识空前荒芜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始终锦衣夜行的钱锺书,一下子成为众望所归的泰斗,绝非什么曝得大名,而是理所应当。只是联想到这样的泰斗,曾经躬身为那个长沙师范生写的劳什子作註编选,实在唏嘘.毋庸置疑,这不是躬耕南阳式的潇洒,而是不得不上前俯就的低声下气。然而,人们尽可以哀其不幸,却不必非要怒其不争。陈寅恪能够壁立千仞,乃是以最终玉石俱焚为代价.钱锺书没有被逼入焚书坑儒的火坑,无论仅就他人个、还是就整个民族文化而言,都是一件幸事。是为序。

二○○九年二月十四日星期六写於纽约寓所

李江琳:“藏青會”四十年

● 编者按:藏青会是公认的激进组织,但其激进只是理念上坚持西藏独立,而不是行动,认同非暴力路线。成立近四十年来并无暴力活动记录,美国研究达赖喇嘛的学者李江琳女士访问过许多藏青会成员,对藏青会组织性质与活动作深入的报导。

● 作者(左)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和藏青会成员作访谈。(李江琳)

长期以来,西藏问题的聚焦点集中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二○○八年三月的拉萨事件,使得西藏流亡社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突然成了新的焦点.这个组织就是「西藏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简称「藏青会」。

「藏青会」是西藏流亡社会中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但并非唯一的非政府组织。 除此之外,比较大的非政府组织有「西藏妇女会」(Tibetan Women掇 Association)和「自由西藏学生会」(Students for Free Tibet,简称「学生会」),此外还有「前政治犯协会」,以及一些类似同乡会的组织。

「藏青会」是一个明确主张西藏独立的组织。该组织的网站首页毫不讳言,其宗旨是「恢复整个西藏,包括传统的西藏三省,即卫藏、康和安多的完全独立。」藏青会纽约/新泽西分会网站的「本会宗旨」也公开表明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为此,藏青会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激进组织」。

在中国人所习惯的语境中,「激进」往往令人联想到「革命」,而「革命」又与「暴力」相联。因此,一般中国人对藏青会说法五花八门,有的称它为「恐怖组织」,有的甚至称它为「哈马斯」式的组织。藏青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我在美国、印度、尼泊尔和锡金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遇到过不少藏青会成员,有机会採访各级藏青会的前任和现任领导人,同一些普通成员谈话,也曾就外界的传言当面向他们求证.

一九七○年成立现有三万会员

藏青会的想法出现於上世纪末,那时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已经十年,追随他出走的八万多西藏难民,分散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地的二十多个定居点里,用各种方式生产自助,并建立了多所学校和寺院,儿童开始接受现代教育。

到六十年代末,西藏流亡社会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已经毕业,其中一些人赴欧美等国继续深造,另外一些人来到达兰萨拉,加入流亡政府服务。虽然达赖喇嘛已经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在流亡社区中推行民主体制,但是这些年轻人对当时的流亡政府很不满意。流亡使得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新的生存条件,他们必须面对複杂的新形势, 做出相应的决策。这些年青人认为,从西藏逃出来的老一代贵族官僚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也不适应新的形势。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一代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组织流亡社会中的年轻一代,为争取西藏的自由而努力,四个流亡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决定成立一个年青人的组织。这四个人是丹增格傑哲通,丹增南嘉哲通,索南多加和洛地嘉日坚赞。他们发起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成为西藏青年大会的创建人。日后,他们四人都在流亡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一九七○年十月七日,三百名来自各地的西藏青年聚集在达兰萨拉,代表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在达兰萨拉召开大会,宣佈成立西藏青年大会。 达赖喇嘛和他的两位经师参加了大会, 达赖喇嘛并致开幕词.成立一个年青人组织的想法,一开始就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西藏青年大会的成立,不仅表明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也表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有了压力团体.这个团体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常常反对流亡政府的政策和主张,还不时与流亡政府唱对台戏。

藏青会总部设在达兰萨拉,下辖八十一个分会(简称RTYC)。我在达兰萨拉採访现任藏青会总书记顿珠拉达时,他告诉我,目前藏青会共有三万多会员.从网站上可以看到,藏青会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挪威、法国、加拿大、台湾、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设有分部。在北美有纽约/新泽西、明尼苏达、西雅图、三藩市、波特兰/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六个分会。由於流亡藏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南印度,该地区的分会自然人数也是最多的。

藏青会最早实现藏人民主

藏青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三年召集一次的全体代表大会(简称GBM)。只有GBM有权选举藏青会的执行机构,即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Centrex)。所有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自动成为GBM的成员,除此之外,为了避免领导层专权,各分会的约每五十名普通成员有权推选一位代表参加GBM.

执委会的选举分两步进行。先由GBM提名六十到八十名候选人进行初选,从中筛选出二十五到二十八名正式候选人,然后通过GBM全体成员投票,选出十名执委会成员. 执委会有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和一名会计,并设有文化、出版、公共关系三个部,每个部各有一至两名负责人。执委会任期三年,会长可以连任一届。执委会办公室设在达兰萨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藏青会总部」。在其他国家生活的藏青会成员如果当选为执委会成员,必须去达兰萨拉工作至任期结束。

分会领导亦由选举产生。各分会的领导人数也同。以纽约/新泽西分会为例。我採访该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时,他告诉我,纽约/新泽西分会成立於一九九四年,现有一千五百名登记在册的成员.现任理事会是第九届。理事会每两年选举一次,约二十名候选人,全体成员投票选出理事会成员.主席可以连任一次。

藏青会的成员必须缴纳会费,会费和募捐得来的款项是藏青会财政来源。藏青会执委会成员有部分是领工资的,分会理事会成员则全部是不领工资的志愿人员.藏青会成员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补贴,都是志愿行为。因工作与读书之故,很多活动是在傍晚下班后和周末举行。有时候活动频繁,大家只好轮流请假。

这个组织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现任执委会是第十三届,每一届都是民主选举产生。可以说早期的藏青会成员是西藏流亡社区中最早进行民主实践的一代人。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藏青会对流亡藏人民主意识的传播,帮助流亡藏人建立社区的选举制度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多数成员年轻受过高等教育

加入藏青会的条件,只要年龄十六岁以上,认同藏青会的基本宗旨就可以加入。藏青会没有年龄上限的限制,因此,虽然名为「青年会」,但也有一些三十多,乃至五十多岁的成员,不过这些「老青年」不多,藏青会的主体成员是十八到三十多岁的年龄层。藏青会成员只限於藏人。

藏青会是一个不分教派,不限地域,不限僧俗的世界性组织, 因此藏青会成员男女老少,僧俗皆有。藏青会成员并不完全是出生在西藏境外的藏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有二千五百到三千名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加入流亡社区,这些人被称为「新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属於十二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潜在的藏青会成员.他们中有多少人加入了藏青会? 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资料。

从我採访中瞭解到的情况来看,藏青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来者」。由於各种原因,这些人不一定象境外出生的成员那样活跃,因此使外界产生「藏青会成员全是从未去过西藏的境外藏人」的印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方说,现任藏青会秘书长顿珠拉达就出生在康区. 他於一九九六年出逃印度,在印度接受教育,参加藏青会并成为骨干成员之一。换句话说,只要藏人在西藏的状况没有较大的改变,年轻一代的藏人还在继续出逃境外,藏青会就不会缺少「新鲜血液」。

当然,流亡藏人分佈在十几个国家,各地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有些早年建立的定居点很少有「新来者」加入,其分会会员基本上全是出生在境外的第二,三代难民。「新来者」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印度和尼泊尔,这些地区藏青会的力量比较强。

藏青会的成员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他们基本上全都受过现代教育,其中相当多的成员受过西方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藏青会成立至今,一共有过约一百三十名常委会委员.这些人全部受过现代教育,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印度、尼泊尔、美国和欧洲受过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纽约/新泽西分会有十位理事会成员,我採访过其中的几位。他们都有正式工作, 都会说流利的英语.我随意採访的一些藏青会普通成员大都是在校学生,有的在读大学,有的还在读高中。除了为本民族的前途奋斗之外,他们同样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名叫扎西措姆的十六岁女孩告诉我,她希望高中毕业后能去英国牛津大学学法律,将来当企业律师。

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年青人与他们的父辈有何不同?他们与上一代之间是否有代沟?这是我在採访藏青会成员时常常问的问题.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坦率地告诉我,「代沟」确实存在。跟老一代比起来,他们有明确的「政教分离」意识.老一代人百分之百服从达赖喇嘛,只要是达赖喇嘛说的,他们就会去做,很少会去独立思考,更不要说反对了。而他们这些年青人虽然尊奉达赖喇嘛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民族领袖,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拥护他的政策。他们认为,在为西藏民族的前途奋斗这一点上,他们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藏青会有不同的目标和策略,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存在分歧。「那并不等於说我们就是在反对达赖喇嘛,」藏青会秘书长顿珠拉达笑着对我说.他对媒体上「藏青会反对达赖喇嘛」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纯属对藏青会缺乏瞭解。

藏青会的全体性和地区性活动

被称为「激进组织」的藏青会有那些活动呢?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告诉我,从活动内容来看,政治活动只是一部分,藏青会还举办文化和慈善活动。活动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全体性的活动;一类是地区性的活动。全体性的活动由藏青会总部召集,通过各分会统一安排,然后在世界各地同步举行。地区性的活动由各分会自己召集,自行安排。一般说来,除非有重大政治事件,比方说二○○八年在印度、尼泊尔、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欧洲的几个国家同时进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一般都是各分会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情况,自行决定活动内容和事件,总部并无特别的规定,也不加干涉。因此,在同一个周末,各地藏青会分会可能在进行很不相同的活动。

我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和锡金首府岗托克访问过当地藏青会负责人。从他们介绍的情况看来,即使是在二○○八年三月西藏事件中,各地藏青会所举办的活动也是很不相同的。这与他们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关.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近几十年来西藏出逃者的必经之地,几乎所有流亡者在越过中尼边境后,都会设法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在加德满都专门接待西藏难民的中心,然后由该中心转送印度。这里能够接收西藏的电视节目。西藏发生的任何事情,这里的藏人感同身受。西藏事件期间,加德满都藏青会的抗议非常激烈。尼泊尔警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导致上百名藏人被捕,若干人受伤。

我和这里的藏青会成员谈话时,明显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和本民族处境的焦虑.他们告诉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尼泊尔和印度政府达成的安排,藏人逃亡只能过境尼泊尔,随后必须前往印度。但是有不少人逃亡后选择非法居留尼泊尔。有些人在印度或尼泊尔生活了几年之后想返回西藏,但是护照过期,遇到种种麻烦,不得不滞留尼泊尔。毛派掌权后,对藏人有很多限制,当地藏人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导致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使得愤怒情绪在藏人之间酝酿,抗议时情绪爆发,场面相当激烈。

锡金岗托克的藏青会,情况就明显不同。该地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告诉我,岗托克的藏人除了世代居住在锡金的「锡金藏人」以外,几乎都是早期流亡者。岗托克的西藏难民是散居的,他们与其他民族比邻而居,生活安定,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生活状况,都比加德满都好很多。藏人大多有自己的生意事业,生活状态高於当地平均水准。当地藏青会本来安排了一个抗议活动,但印度官方通过当地西藏福利办公室表示,他们不希望在距离中国边界如此近的地方发生抗议活动。岗托克藏青会因此取消了抗议活动,代之以为西藏事件中死难者举办的烛光悼念会。

纽约/新泽西分会除了抗议、人权圣火传递等活动外,还连续七个周末在纽约市政厅前或者联合广场为死难者举办烛光祈祷会,请喇嘛颂经,超渡死难者的灵魂,吸引了许多外籍旅游者和西方人士参加或者观望。不过,纽约藏青会的很多活动并非每次都是单独举行,很多活动是与妇女会和学生会共同举办的。

要求西藏独立但认同非暴力

我曾在其中一次烛光祈祷会上採访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我直接了当问他,藏青会是否已经放弃非暴力路线?才旺贡波回答说,藏青会要求西藏独立,并不等於反对达赖喇嘛提倡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那么,面对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你认为非暴力路线的方式有可能实现独立吗?」我问。

「印度被英国殖民三百年,最终还是获得了独立。」他回答。

那么,为什么藏青会被认为一个激进组织呢?才旺贡波承认藏青会在流亡社区是很激进的组织,但是强调说,他们的激进是理念而非行动。在他们的语境中,「激进」指的是他们不接受自治,而提出完全独立的诉求。这个理念即使在藏人中,也算是「激进」的。他们举办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坚持不断的抗议,宣传等活动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使西藏问题不至被世人遗忘。

藏青会人数不多,但是组织严谨,成员有热情,又有强烈的为本民族命运奋斗的意愿。 他们对居住国的社会比较瞭解,活动往往採用当地人习惯的方式,时常会有出人意料之举,比如绝食, 「为西藏而步行」, 「步行去拉萨」等。因此,他们的活动规模虽然不大,却常常引起民众和媒体的注意。

岗托克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说,他认为,非暴力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他们争取西藏独立的理念,只有通过非暴力才能达到。这不是说,达到目标是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将有很多困难的时候。

流亡藏人社区正在日益民主化,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想法和声音。老一代人坚持中间道路,新一代人认同独立追求,最后到底走到什么目标,这要看将来世界的变化和藏民族人民的选择。

而藏青会的存在,晋边彭措说,这是一个象徵,它表明,西藏流亡社会正走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民主政治对藏民族是一种新的东西,民主是要学的。通过藏青会的存在和活动,藏人在学习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规则,学习政治表达,学习投票选举,学习结社集会。藏青会的意义,超越了当下的政治事件。

朱健国:金文明狙击“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

在金文明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狙击下,“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的可鄙面目更清晰了——与“伟光正”等古今专制者一样,余秋雨也是一个永不认错,永不改过,深信“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真理”的谎言大师。余秋雨与伟光正,可谓互为表里——从余秋雨看“伟光正”,对专制者反共生的丑恶,更可一目了然,深入浅出,见微知著。

                       ——提要

《文化苦旅》落选宣判“伪大师”

凡是关注“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的人,大多对金文明先生心怀感激。

余秋雨这类“中国特级犬儒”,具六大特长:有美丽文笔,有如簧巧舌,有郢书燕说的伪学问,有“心中无泪眼含泪”的高超演伎,有暗中献媚钓誉“文化大师”的非凡“公关能力”,还有狐假虎威的“人模鬼样”。如此十八般武艺皆通的“余含泪”,仅仅靠自由民主共生思想透视其文革帮闲和指鹿为马嘴脸,还难以让受骗大众彻底明白“余大师”真相,而当有学者以文史考辨的“咬文嚼字”揭露其不懂装懂,坚持伪学骗人的“学术硬伤”,那就开辟了一条从学术争鸣路径狙击“中国特级犬儒”的新战场。正是在思想批判与学术指谬的双重照妖镜下,“余含泪”的羊皮才被彻底揭开——2008年11月底,在“深圳第九届读书月”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书”评选会上,几位十年前曾极力颂赞余秋雨的评委,竟然反戈一击,欣喜地宣布:余秋雨《文化苦旅》落选,是本次评选会议的重大胜利!

《文化苦旅》虽由官方推荐进入“30年30本书”候选书目,但无奈有许多“文史硬伤”坚持不改,无法交待,谁也无力强行救它。2008年12月5日消息正式公布后,全国惊叹:余秋雨是今日中国唯一钦赐“文化大师”,其名著竟然因“硬伤太多”而不能入选“30年30本书”,这岂不是对官府和“余大师”一记响彻云霄的大耳光!《文化苦旅》的落选,正式宣判了“余大师”是“伪大师”,闻讯之后的“余大师”,真真切切地成为了“余含泪”,只有向隅而泣——2008年10月12日,余秋雨似乎对自己落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所预感,在许多媒体发表了长篇访谈《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自诩“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这三者于一身”,自叹:“太让人嫉妒了!……这种力量,已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气候。”妄图乞求公众抬举。然而,结果依然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以专著和论文指出“余大师”著作文史硬伤达200多处的金文明先生,正是开辟学术指谬这一新战场的先锋,将“余大师”还原为“撒谎大师”与“屡教不改”的“余含泪”,今年72岁的金文明可谓功勋卓著。

2008年10月14日晚,我如约来到“沪郊秀枫园省庐”,与金文明先生开始了“第二次握手”。与几年前在广州见面时相比,金先生的白发明显增多了,但依然面色红润,目光如炬,声若洪钟,一派“更加郁郁葱葱”之苍劲。

约一百平米的小三房中,堪称“全国山河一片书”:书房顶天立地皆书,卧室处处皆书,过道、客厅也是书之长城,虽然昏暗的灯光中古籍更加暗黄,但书香幽幽,沁人心脾……四十年来,金文明不仅是“上海十大藏书家”,更是出版家、辞书专家和古文字学专家;自1972年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参加《辞海》修订工作,1979年兼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第一编辑室副主任,后又被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聘任为特约编审11年,1995年,被聘为《咬文嚼字》编委,被上海新闻出版局聘为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金文明天天遨游于古书海洋。

如此金文明,本来与余秋雨毫无恩怨,两人虽同在上海,一躬耕于辞书界,一游戏于戏剧散文,并无直接联系。是什么原因,让一向“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金文明,要开辟学术指谬新战场横扫“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

两小时的漫谈,金文明坦陈心迹。

余秋雨的狂妄逼出了金文明

正如许多“批余者”,都是曾为“余秋雨粉丝”的反戈一击者,金文明也是从“欣赏余秋雨”走向“粪土余秋雨”。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自1992年出版,一直受到许多人的争议。但金文明开始站队于“欣赏派”一边,认为其“情文并茂、雍容大气,别树一帜”。但1998年偶尔发现余秋雨误将退休之意的“致仕”误为当官入仕,深感“散文大家”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功底不扎实,“于是开始重新细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后来加上一本《霜冷长河》。边读边想边查考,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多达二百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也有五百多张。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享誉海内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这两本历史散文集,其中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各类文史知识差错,竟然超出了一百个!其差错率达到了万分之二以上。这在建国以来的文学类出版物中,即便不算破天荒,也是极为罕见的。”

本来,金文明想把这些查检出来的问题制成一份勘误表,供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文集重版时作修订参考。但看了余秋雨在媒体对诸多批评者的恶贬滥骂,看到“余大师”对余杰的当面撒谎,特别是读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1999年1月18日)以后,被余秋雨的“宁可我骗天下人”之狂妄所激怒——余秋雨声明:所有在“文史细节”问题上跟他“纠缠”的人,都是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嫉妒,是“鸡蛋里挑骨头”。余秋雨认定自己作品中不存在任何“史料差错”,没有任何专家会责难他。

圣人千虑尚有一失,余秋雨作品中就不存在任何“史料差错”?太狂妄了!

这时,金文明又遇到两件事:余秋雨文章的知识性差错正在让广大青年学生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有一天,金文明在电脑互联网上读到了一篇题为“独对青山”的文化散文。作者董桄福向人们转述了《文化苦旅》中关于《山海经》记载“舜逐三苗于三危”和“乐樽和尚”故事。这让金文明大吃一惊:他早已据古典考证出:“舜逐三苗于三危”典出《尚书?舜典》而非《山海经》;开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不是“乐樽”,而是“乐僔”——有《武周圣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龛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为证。可见拒不改错的《文化苦旅》正谬种流传,贻祸青年!

又一日,上海近郊一所中学分管语文教学的教导主任告诉金文明,《文化苦旅》中将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误为“叶炽昌”,中学的语文“导读”本已改正了,但一教师手持“导读”照本宣科地讲到“叶昌炽”时,竟然有学生拿着正版的《文化苦旅》站起来发问:“老师,余秋雨的书上印的是‘叶炽昌’,你怎么说成‘叶昌炽’呢?那位语文教师也不了解叶昌炽与”叶炽昌“校订过程与背景,一下子愣住了,竟然红着脸腼腆地说:”当然以余秋雨的原书为准。这本‘导读’没有好好校对,把‘叶炽昌’的人名搞颠倒了。“如此颠倒是非,余秋雨责无旁贷——《文化苦旅》1992年到2001年,十年中多次再版累计印数达50万册,余秋雨却一直拒绝改正公认的文史错误!

金文明想,如此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华文明岂不要断送在余秋雨这类“散文大家”身上?余秋雨断定真正的文史专家不会有时间与他较真,实在欺人太甚,难道今日中国就没有一个有人文精神的文史专家了?眼看中学生中的“秋雨散文”热还在不断升温,眼看那么多的差错还在影响和误导着渴望获得真知的下一代,金文明挺身而出,用三个月时间将几年来发现的问题和收集的史料,逐一加以整理和考证,出版了一本20多万字的论辩文集《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时间洛阳纸贵,“天下风走而响应”,余秋雨的“张冠李戴”遂天下皆知。有人在祝贺金文明时笑道,“石破天惊逗秋雨”乃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名句,千年前的李贺就预感今日中国要出余秋雨这样的“谎言秋雨”!。

一个存折又证明余秋雨说谎

余秋雨自传《借我一生》里面有许多谎言都已被揭露,但关于“余秋雨自述文革中生活困难”,是否属实,一直没有确切史料。此次访谈中,金文明先生讲了一个至今尚未公开披露的“余秋雨被抄出六百元存折故事”,可以确切证明,文革中的余秋雨生活小康。

金文明说,徐辑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文革时与余秋雨同为“写作组”)不久前告诉他,余秋雨在自传《借我一生》,一再讲他那时候家破人亡,饿得吐酸水,只好经常向老师和同学借饭票,而且借了无力还。事实并非如此,余秋雨在文革期间是一个有着六百元存折的小富哥。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粉粹“四人帮”后,在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等几个人接管上海之前(他们可能是10号左右才来),当中空档了三、四天,那几天徐辑熙和余秋雨还是一起住在康平路市委写作组一层楼的一个套房里,徐住外间,余住里间。有一天,几个对四人帮上海写作组不满的人冲进来,搜查房间,先是清查外间徐辑熙房间,后来又到里边余秋雨的房间,搜索一番后走掉了。当时余秋雨不在,徐辑熙就跟另外一个人打扫整理房间,也帮着将余秋雨的房间整理了一下。结果徐辑熙在地上发现有一个存折,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余秋雨的,那存折里面有六百元(人民币)!当时一般人都难有六百元存款,徐辑熙奇怪余秋雨竟然如此富裕。后来余秋雨慌慌张张收下了那个六百元存折。其时大约是1976年10月8号。

那时候上海人结婚买缝纫机、自行车等“四大件”,也只要五百块钱。不要说每月工资几十元的工人家庭,就是机关一般干部,也难有六百块钱存款。这说明,余秋雨一再强调文革期间他没有钱,向人借钱吃饭,完全假话。这一谎言只是想证明他不是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员,但这个被无意中抄出来的六百元存折,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收入颇丰,至少是小康人家。

邵纯抗议“余大师”

金文明从学术路径狙击“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有两个方法,一是自己亲自冲锋陷阵,一是鼓舞他人参与。原新疆自治区社科院院长邵纯先生,就是一个受到金文明鼓舞的“批余新锐”。

与金文明一样,早些年邵纯也是一个“余秋雨粉丝”,曾撰文赞扬余秋雨散文是“彩色的历史叹息”。但是,大概在1999年5月,邵纯先生到上海来出差,买到一本《余秋雨台湾演讲录》,发现余秋雨讲“马寅初两呜示大宁静境界”与事实不符。余秋雨说,马寅初五十年代末在洗澡时听到撤职北大校长和七十年代末自己在洗澡时听到平反消息时,都只是一言不发地一呜了事。写过《马寅初传》的邵纯认为,这是编造事实:1999年4月邵纯还在北京请教过马寅初次子马本初,马寅初五十年代末离开北大是自己辞职,而非撤职;而且,马寅初在91岁就因病不能自己洗澡,不可能在百岁时再自己洗澡发呜——事实上马寅初是在97岁时(1979年7月25日),从来访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口中得知平反消息,当时并非“一呜”,而是高兴地说:“看来,我这老头子还有点用。”

因此,1999年5月2日,邵纯以恭而敬之的口气给余秋雨写了一信,诚恳委婉指出上述史料差错,希望再版时改正。余秋雨却在55天后才虚情假意地草草回复,称邵纯见到的可能是未经他正式校订的台湾盗版,“也许记录有误”,“待我以后亲自整理这些讲稿正式出书时,一定按照您的意见改。”然而,三年后的2002年,邵纯退休回到上海定居,在书店看到大陆第11次新版的《余秋雨台湾演讲录》,其中关于“马寅初两呜示大宁静境界”的编造一字未改,依然如旧。这让邵纯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巧言令色的撒谎大师,遂从“敬余派”变成“倒余老将”,一再请金文明先生帮助揭余虚伪。特别是2008年夏天,读到余秋雨“含泪劝告四川地震灾民不要责怪贪官”后,邵纯更是气愤地骂余秋雨“八蛋”!

尽管余秋雨动用官府力量四处压制邵纯先生的揭露,金文明还是绕过重重阻力,在《文学自由谈》、《书屋》等报刊上披露了邵纯与余秋雨的书信往来真相,并大力推荐发表邵纯2008年7月8日的新作——《解读余秋雨的一封亲笔信》。邵纯先生对余秋雨的反戈一击,事实清晰得连谎言大师余秋雨也无力否认,是从学术路径狙击“中国特级犬儒”的又一次“平型关大捷”。

在金文明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狙击下,“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的可鄙面目更清晰了——与伟光正等古今专制者一样,余秋雨也是一个永不认错,永不改过,深信“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真理”的谎言大师。余秋雨与伟光正,可谓互为表里——从余秋雨看伟光正,对专制者反共生的丑恶,更可一目了然,深入浅出,见微知著。

令人欣慰的是,今日许多人从“欣赏余秋雨”走向“粪土余秋雨”,也正是许多百姓从拥共到逆共的缩影——亿万百姓正在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老歌,唱成“没有伟光正独裁才有新中国”!

2009年 2月18日 于深圳 早叫庐

何清涟:“愚人节”大戏 “E两会”与“河蟹族”在行动

“两会”前夕,中国的网路生态颇像愚人节的大戏: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上网召开“E两会”,与线民聊天以示亲民;另外一方面是“河蟹族”(政府网管)“反低俗”的铁扫帚所到之处,“草泥马”(喻线民)网上生存异常艰辛。豆瓣上的各种讨论小组最近全军覆灭,就是“河蟹族”的彪炳业绩。

“ 河蟹族”其实一直在行动。半年以前,我曾收到国内一朋友转来的几封信,都是网站管理员封杀他上传的帖子之后对他的回覆,其中就有一封豆瓣解散“何清涟小组”的通知,因为他是那个小组的成员。内容是“你参与的何清涟小组因讨论主题属于社区指导原则不允许、不欢迎的内容,已被解散。由此给你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并感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对这类有关我的各种封杀,本人早已见惯不惊。因为我在中国的出版、传播之途从来就不顺利。后来成了“国家的敌人”,通过国内的出版传媒平台传播更属无望。我当然也知道,这类厄运还会降临许多人头上,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只是看到那封标题为“Cui Weiping: I am a Grass-Mud Horse”(崔卫平:我是一匹草泥马)的邮件时,绝没想到“草泥马”一词后面竟涵盖了当局严厉的网路管制(河蟹族)与国人(草泥马)失去言论自由这篇颇具中国特色的大文章。

通过崔卫平这篇文章,我了解到近几个月以来,已有下列豆瓣小组被当局以“反低俗”的名义强行解散。这些小组包括“炎黄春秋”小组、“南方周末”小组、“北方周末”小组(系列)、“民主社会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小组、“悼念张志新”小组、“台湾政治”小组、“言论自由”小组、“请给思想以自由”小组,还有“贺卫方”小组、“冉云飞”小组、“徐友渔”小组、“哈威尔”小组,“反对狭隘的民族 主义”小组、“牛博群”小组。据说还包括被当局误伤的“友军”,如“崇拜毛泽东小组”,“实事求是”小组,等等。当真是“尸骸”遍地,满地狼藉。一些本来“只谈风月,非关政治”的兴趣小组也被株连,我估计这是因为当局“反低俗”需要的门面货。

这些小组的思想倾向与价值取向很不一样,要说有共同点,其实只有一个,即没有按照当局的要求思考──有些小组其实是遵循当局教育思考只是走了偏锋而已,如“崇毛”及“实事求是”。思考本来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点,只是生活于极权国家之下的人没有本属于人的这一权利,因为相较于专制国家,极权国家的更厉害之处在于除了政治管制与警察(军事)管制之外,还特别喜欢管制人的思想。因为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有个全能特点:既解释人间,还要解释天堂(宇宙),最后还要强迫人们按其解释的法则去思考与生活。

对这个结果我并不意外。因为今年国内形势的变化将引起民怨上升,按中国政府的逻辑必须要加强各种社会控制,舆论控制更是首要任务。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加强舆论控制与政治管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最近访问中国时那“经济先于人权,合作重于分歧”的表态,是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必然采取的政治外交策略;而法国政府因会见达赖喇嘛遭到中国当局报复,使得其它国家在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时,需要先在心里惦量惦量利益天平──这正是中国多年努力谋求的局面。

一方面“河蟹族”在网上扫荡一切政府不喜欢的声音,将所有可能的反对声音(包括小声咕哝)消灭于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当局热衷于召开“E两会”,展示“民意”,如“总理,请听我说……”、“假如我是人大代表,我建议……”,让过滤了的线民言论与五毛党的捧格在网上携手共舞。如此作为,已将中国政府每次“中国人权有很大进步”的声明与“亲民秀”变成了“愚人节”戏码,只是其上演不限于每年的4月1日,而是有需要就上。

写至此,鲁迅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自禁地浮上心头。

秋风: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百年纠葛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尽管是否将演化成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尚未可知,但国内外很多人士已经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美国即将衰落了,七十年代末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将要终结了,甚至于跌跌撞撞地走了二百年的资本主义也终于要终结了。
一切皆有可能,断言或者预言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终结,不会比算命术更不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这些可能的变化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建立优良秩序的正道何在?

屡与西方同步左转的近代史

自清末士大夫倡言变法、立宪时起,实际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变化是同步的,有时甚至是超前的,尤其是当西方向左转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界的低落情绪很快就传播到中国,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并倡言用中国文化拯救世界。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包含了美国的乔治主义,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曾经对当时的执政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这种同步性在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清末立宪之际,商人主导的宪法和法律强调保障私人产权,减少政府干预——这与今天人们谈论的“新自由主义”十分接近。随着大量学生到国外留学后回国并支配学术、舆论,西方学术界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关于财产权的新理论,很快就在中国流行起来。王世杰在其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援引狄骥的“财产职务说”,主张对私人产权施加限制。

西方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同样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清末民初的立宪,关于经济制度并无特别表达,因为传统的宪政理论设想的是一个守夜人政府。后来西方出现关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的新理论,包括国有化、管制企业,于是,在中国,经济制度成为宪法层面上进行选择的问题。选择的结果当然是强化国家对私人财产、私人企业的管理。

这不光见之于当时激进知识分子中间,即便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1938年,张君劢先生出版《立国之道》,其中对自由竞争制度颇多批评,对当时德国、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则称赞有加,他得出结论:“今后我国之经济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其中特别提出:“不论公有与私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

张先生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起草了1948年通过、通行于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他当然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取消私人财产、私人企业制度,但受西方思想影响,他决不信赖自由竞争制度。他相信,由国家通盘计划经济,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与财富公道分配。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强调政府的作用。

可以看出,五十年代中国建立基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乃是有深厚的观念与制度基础的。那时尽管有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但东西方在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上有类似趋势,只是程度上有十分重大的差异。西方仅对私有财产、私人企业施加一定管制,中国等东方阵营国家则彻底消灭了私人产权,建立公有制企业,实行计划经济和政府分配。

新自由主义潮流中的中国

这样的体制运行了三十多年,到六七十年代,东西方经济体制都陷入困境,不得不寻找出路。

七十年代的滞胀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以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欧美思想界开始转向,形成新自由主义理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个人责任、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价值,表现在经营政策上就是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等政策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放松市场管制。

东方阵营各国碰到的问题更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民众的生存甚至都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尝试进行变革,而中国的制度变革是走在前列的。

这样,东西方变革趋势合流,但确实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私人产权、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制度的复兴,与之相伴随的是市场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理念确实形成于西方,但中国却是汇聚新自由主义制度实践潮流的一大支流。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政府趋向于强化保护私人产权,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广泛领域,放松政府管制,融入全球化过程。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建议,人们热衷谈论的中国奇迹恰恰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纲领。

一直有人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美国或者国际组织的阴谋。但显然,清末立宪所开启的中国宪政主义传统,就包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内容。另一方面,安徽小岗村农民与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者国际经济组织没有任何联络,他们完全是为改善自身处境而私自进行土地联产承包尝试的。这正是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故事的一个寓言,几乎所有促成了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制度变迁,都是内生力量推动的。中国人自己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某些重要内容。

其他国家也同样是如此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原先的制度已被现实证明是低效率的,已经无法维持了,必须进行变革。如何变革?从变革的内部机制看,当然是朝着与原有制度相反的方向变革,而原有制度是近似的,问题是近似的。另一方面,制度竞争的压力也促使各国的变革策略趋同。如果一个国家的变革取得效果,经济复现活力,其他国家就可能模仿。在这内外两套机制共同作用下,被冠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蔓延到全世界。

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万能的制度。过去二十多年来各个国家采取的私人产权、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全球化这样一组制度安排,虽事实证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繁荣,但任何繁荣都带有周期性。繁荣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社会情势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制度失调。比如,原有的监管制度可能无法有效防范新的金融产品所潜藏的巨大风险,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似乎就是因此而起的。

这个时候,中国与其他国家采取的对策必然是大体相同的,因为问题是近似的。中国也必然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因为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了。中国自嵌入全球结构起,就不可能有自己完全独特的政策选择了。

新自由主义的去与留

事实上,超越经济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要更为复杂。

表面上看起来,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观念与制度变化,均与外部世界基本同步——不管引发中国内部变化的是欧洲、日本还是苏联、美国。不过,表面的同步却掩盖着一个重要区别。

在西方,尤其是作为观念变化之源的欧美,二十世纪的变化主要发生于政策与政策理念层面上。从二十世纪初的自由放任,一变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以来的政府控制,再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不同观念、力量在给定的政体结构内部博弈,推动实现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政策虽然调整了,但政体结构是稳定的。可以预料,最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即便促成西方变化,比如,从新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回归,也仍然是一次政策调整而已。

然而,面对本轮金融危机,很多人是带着一种不成熟的心态看待西方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西方语境中仅具有政策含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被放大到政体层面来看。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制度变迁进程及其背后的理念,俨然就是一个错误,需要推倒重来。

这样的立场是“直把杭州当汴州”了。新自由主义对西方而言只是政策,但对中国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所包含着的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比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独立司法等等,还未能完全确立。西方确有可能转而强化市场监管,但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固然需要强化监管,同样需要构造市场本身。

换言之,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沿着过去三十年的方向变革。包含新自由主义名下的很多内容,与超出它的更为广泛的理念和制度,对于中国依然具有根本价值。同样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西方可以将其作为政策轻易放弃,中国却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坚持它所指示的方向,即保障和扩大个人自由,给私人企业更大活动空间,建立完整的市场制度,进而建立和完善法治、民主、社会自治制度。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宏观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措施之间将形成某种张力。能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张力,在强化政府权力的短期政策与扩张个人自由的长远战略之间保持平衡,决定着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增长奇迹在长时段历史中的盖棺定论。

白宇极:七天打造纳粹

二战结束以后,表现犹太人在集中营中受难的电影不断出现。电影的目的,无外乎希望人们以史为鉴,提防纳粹的再次出现。纳粹极权政府已经被消灭近七十年,年轻一代对其恐怖已无概念。阿伦特在其《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称呼其为“彻底的恶”,她说:“为了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无意中发现,有一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罚,又不可宽恕的。当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时,它就成为不能惩罚、不可饶恕的绝对罪恶。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阿伦特还警告说,“我们的时代危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极权政府作为潜在的力量,始终存在的威胁,很有可能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正如历史上出现的其它政府形式一样。”“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势出现。”

阿伦特的作品出版于一九五一年。一九六七年四月,教师Ron Jones在美国的一所高中里,大胆地进的一场实验。为了让学生们理解法西斯主义,Ron Jones利用五天的时间用纳粹的方法向他的班级灌输纪律性和集体精神,结果正如阿伦特所预言的那样,Ron Jones一周的实验速成了一个微型的纳粹世界。人人深陷其中,极度狂热的参与,以致到后来几乎难以自拔。Ron Jones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差一点我们就成了优秀的纳粹。”不过幸运的是,在实验的最后阶段Ron Jones及时叫停了它。在后来对学生们的采访中,这一实验也并没有引起令人恐惧的结果,相反,很多学生把它当成宝贵的人生体验,“你不在其中,一切都无法理解,有几人有这样的经验——既学习历史又能参与其中?”。这所高中所在地是美国当时最自由的城市之一——加利福尼亚州的帕罗奥多城,事件的发生仍然令人心神震荡,纳粹组织的强大让人心生惊悸,在离德国如此遥远的地方,纳粹已如此遭人痛恨的时代,在最享受自由的城市里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谁能够不担忧在遥远的未来,纳粹不会幽灵重现呢?

这一实验引起广泛的争论,教师Ron Jones也因此失去教职。一九八一年,陶德•史崔塞(Todd Strasser)以Morton Rhue为笔名将此事写成小说《浪潮》(The Wave),并被美国广播公司制作成了ABC电视台的系列短片《The Wave》(1981),随后又将首映时间改在“美国青年人ABC影院专场”中以连续剧的方式播出。四十一年后,也即二零零八年,导演丹尼斯•甘塞尔将其改编再次搬上银幕,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做了全球首映,重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实验,只不过这次的地点换回了德国:

故事发生在二战之后的一所中学,文格尔是个讲课有着鲜明个人风格的教师,深受学生欢迎。文格尔对无政府颇有研究,但校方派给他的课却是他厌恶的独裁政府。无奈之下文格尔开了课,开始之时教学保持了通常自由的风格,学生散坐在教室中,随意动作,随意回答问题。当文格尔问及学生们什么是独裁政府时,学生们开始有人联想到“纳粹”。但是,对于一个优秀的民族而言,这样的指责是不能永远如芒在背的,立刻有学生站起来发言说,“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文格尔教学方法在学校向来有较多的议论,此次他再次临时决定不循常规做一个新鲜而大胆的实验,用模拟纳粹政府的统治环境,并以纳粹统治的方式进行教育。事情就这样成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个纳粹政府的速成步骤。

第一天,纪律。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使它们成为整齐的排列。然后通过口头投票,民主确立文格尔为团体“元首”。文格尔要求学生们的坐姿必须挺直脊背,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开首称呼“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立即退出。

第二天,内部统一和建立外敌。文格尔要求大家体验集体的力量,他让所有人以一致的步调进行原地踏步,大声说要让楼下正上无政府课的敌人感到我们的存在。随后接受学生的建议,制定统一制服。

第三天,宣传和内部排斥。继续穿着红上衣的卡罗受到全班人的指责,她的存在被人为忽视,被群体自动过滤。文格尔定下了浪潮的标致,被热情激发的学生们四处发放传单,在各地贴上浪潮的标志,为了显示勇敢和坚定的信心,蒂姆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一夜之间,浪潮传遍整个城市。

第四天,建立严密的组织并扩大。浪潮的组织逐渐扩大,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手势。蒂姆成为文格尔的保镖,同时建立了最极端的忠诚小团队。他们的行为走出了校园,在礼堂的水球比赛中,不做浪潮手势的人被强制不许入场。

第五天,优秀的纳粹。文格尔和女友吵架,他深陷其中,这个只是想做实验的教师此时已无力自拔。马尔科用暴力打了自己的女友。每个人都改变了自己的性情。正如他们在课堂开始时所描述的独裁政府一样,统一的集体,暴力的恐怖,现下全有了。

第六天,终结失败。文格尔让学生们去礼堂,决心终止实验。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马尔科提出异议,被文格尔要求学生们揪上主席台。事情到此起了变化,文格尔说,”你们要杀了他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我们就是纳粹”。他宣布”浪潮”从此解散。但一切都晚了,忠诚者蒂姆深受刺激,他拔枪要求文格尔收回命令,随后击伤同学,吞弹自尽,文格尔也被警方带走。

故事情节非常清晰,但和现实中的实验略有出入。现实中Ron Jones最后制止了实验的进展,没有酿成悲剧。现实中Ron
Jones一开始就没有对纳粹的运作方式进行抵触,他是自觉的制定规则而不是被动的卷入,从始至终都直接控制了学生之间的既得利益原则,他公开鼓励告密,并在行为过程中引进流放模拟现实中驱逐出境或送往孤岛劳动的手段,这些在电影中是没有的。事实上,现实中的实验尺度还要远超电影中所展现的,不过共同的地方是两者都极为精准的指出了纳粹组成所需要的几点要素,即:集体荣誉、行为组织化、自我孤立、理念宣传、暴力统治和先锋队组织。阿伦特认为,纳粹是一个洋葱一样的组织,它以层层包裹的状态出现,同时又不断的自我运动,自发寻找敌人,逐渐清除内部和外部影响运转的人群,所以纳粹的核心组织一直在发生变化,只有理念如一。

实验结束后,Ron Jones对采访者说,“我相信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一直是可能的,因为人生坎坷,它却如此容易。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尊严,他们的价值观念,总有人跳出来并且说,‘我知道该当如何。’”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思想观念和科学发展的结果,波普尔就直接指出了两个根源,一个为国家主义的发展,一个是历史进化论的进行。在这样两个流行的能够蛊惑人心的理念面前,大多数人选择了屈从。在逻辑上,它是几千年发展下来的模式,没有经过确切的对立知识的发展,很难避免它的魔力。理念在人类的思想中仍然在发展,所以没有人知道,法西斯主义会凭借哪一个理论再次卷土重来。但是正如Ron Jones所讲的那样,法西斯主义来自于艰难时世,如果不是在人类自我竞争的残杀中,出现了大量的悲惨的结果,法西斯主义的鼓动是毫无意义的。电影中的蒂姆之所以深陷其中,就在于在纳粹组织下的集体中,他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在现实中,蒂姆从来受不到同伴的重视,一直被称为软脚虾,他胆小、自卑,但在集体中则完全不是这样,纳粹的集体化组织赋予了他新的生活,变得受人尊重,变得有勇气,有生活的成就感。可以说,灾难产生于发生灾难之前,纳粹的成因首先在于人们早已在现实中制造了敌人,他们的出现只是等待一个实际而已。纳粹的真正内因不在外界,而首在人心。

纳粹是以真理作为核心出现的,他们所希望和宣传的是一个或多个崇高的理念。第三帝国的终极理念是铸造真正的人类优秀种族,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墨索里尼认为法西斯统治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统治方式,世界将最终如此。而在电影中是被简化了的,他们的理念是集体荣誉以及在集体中生活所带来的理想主义激情。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就是理念作为真理所表现出的力量。但是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人们忽视了实现最终真理的途径时,邪恶就将趁机而入,在行为上,它所表现出来的高尚面貌一点不会比正义更差。在《浪潮》的结尾,文格尔在礼堂中准备结束浪潮运动,但在那之前,他一反常态的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讲,这篇演讲之所以精彩,能够鼓动激情,实在是因为他淋漓尽致的道出了纳粹之所以存在的深层矛盾,他说,“德国近年来每况愈下,我们是全球化中的输家。

但政府却告诉我们什么?努力干活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那些政治家根本就是经济的傀儡,失业率必须下降!我们还是出口大国,但实际上穷人越来越穷,富人却越来越富。恐怖活动是现今最大的威胁,而恐怖活动正是我们自己通过散布不公正而一手造成的。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么?‘浪潮’是改变这一切的唯一途径!

团结一心,其利断金。我们,今天,此时此地,我们将创造历史!从这里开始,‘浪潮’将席卷整个德国,谁阻止我们,‘浪潮’就会吞噬谁!”这和第三帝国的崛起异曲同工,一战失败的德国经济濒临崩溃,魏玛共和没有带来人民所希望的痛苦,恰恰是在希特勒初期的统治时期,德国的经济走出了衰落。还有什么更能说明元首的力量呢?没有现实的痛苦和可见的幸福,也不会存在虚幻理想的真实土壤。所以预防纳粹悲剧的再次来临,最重要的还是找对现实的脉搏,从根源上予以切除。

纳粹一旦出现,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力,想要毁灭它就不再是容易的了。文格尔的学生们首先通过自我认同排除了异议分子卡罗,并通过恐怖和暴力促使卡罗放弃对浪潮行为的抵制,然后通过集体拥有的暴力力量成功击退了一次外班的挑衅,在然后,他们不再允许浪潮成员退出,蒂姆更用手枪阻止浪潮的终结。曾经经历过美国第三浪潮实验的Coniglin说,到此时,“你已别无选择,或者是或者不是,不能骑墙。”作为集体,它的荣誉不允许出现叛徒。文格尔希望通过对纳粹的恐惧来消除自身所创造的微型纳粹所带来的恐惧,结果终于是悲剧,文格尔和他所带出的忠实弟子蒂姆终归没有摆脱被“浪潮”吞噬的命运。不过,幸运的是,幸好只是一场实验,幸好只是一部电影,否则,被“浪潮”吞噬的就不会是一、两个人了。

浪潮的结束留下无尽的思考,它也许昭示了,无论在何时,在面对地上的灾难时,都不要忘记遥望天空,在无穷暗夜里的伟大和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