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瑞典的人都会去参观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所在地，但是，参观过的中国人大都有失落感。第一个失落感，如此著名有世界影响力的诺贝尔奖，怎么会诞生在这两个不起眼的地方？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实在是太普通的建筑，不起眼的蓝灰色建筑，称为”蓝厅”.而和平奖的发奖地市政厅，是在一座看上去又老又陈旧的更不起眼的两层楼的暗红砖墙建筑中，它的底层是股票交易所，第二层才是评奖地。第二个失落感是，有五千年文明古国之称、大陆十三亿的中国人竟然苦苦追求了半个多世纪，还未获得过任何一项诺贝尔奖。
“科学疯子”的遗嘱
诺贝尔1833年10月21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生活在一个瑞典贫困家庭里，从小跟随父亲飘流在海外谋生，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只在学校读过一年书。16岁时父亲就送他到美国一家化工厂当学徒，开始接触一点化学知识。他从小目睹了劳工开山凿矿、修筑公路和铁路都是用手工进行的繁重体力劳动，效率极低，遂萌发了研制炸药的念头。有一次，诺贝尔研制炸药时工厂发生爆炸，他最小的弟弟和另外四人被炸死，政府下令禁止他重建这座工厂。被认为是”科学疯子”的诺贝尔，只好在湖面的一隻船上继续进行实验。他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共获得在英国注册的技术发明专利355项，并在欧美五大洲20个国家开设了约100家公司和工厂，积蓄了巨额财富。他研制炸药的本来目的是为和平建设服务，为民造福，可是当他看到统治者把他的发明用在制造武器发动战争灾难时，十分痛心。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诺贝尔立下遗嘱将其遗产的大部分约920万美金作为基金，将每年所得利息分为五份，设立物理、化学与生物、医学、文学、和平五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这位科学界的一代骄子，出资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一生未娶妻，没有子女，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他伟大的一生，也是不知疲倦、追求真理、努力学习和工作的一生。在今天，世界上没有一种奖能像诺贝尔奖这样得到全世界高度重视和广泛的声誉。从1901年开始，诺贝尔奖每年评发一次，届时在首都的音乐厅举行颁奖仪式，国王亲自给获奖者颁发奖金。每年出席人数为1500-1800人，男性要穿礼服、女士要穿严肃的晚礼服。仪式中所用白花和黄花必须从圣莫雷空运来，意味对知识的尊重，发奖前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听取获奖者的演讲。物理奖与化学奖由皇家科学院评定，医学和生物学奖由瑞典皇家卡罗琳学院评定。负责评定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共十八名终身制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在诺贝尔文学奖展览厅中，我看到前苏联有五位作家曾获奖，他们是贝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萧洛霍夫（1965年）、索仁尼辛（1970年）、布罗斯基（1987年）。我看过他们一些人的作品，特别是索仁尼辛的《古拉格群岛》确实震撼人心。这五人中除被苏联认可的萧洛霍夫，其它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异端”，流亡海外人士。这些作家共同点是：坦然于人类的良知，敢于讲真话、揭露真相。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作家为什么被拒之门外的理由。
在这里我还看到八位华裔获奖者：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美籍华人，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0岁；
达赖：1935年生于西藏，中国国籍，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
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9岁；
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59岁；
高行健：1948年生于江西，法籍华人，2000年诺贝尔获文学奖，时年52岁。
让人惊讶的是达赖喇嘛被中国政府称为叛国分子，现在流亡印度；高行健1962年毕业于北外，1966年文革时提了一箱子书进”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改造十年，文革一结束马上离开了中国，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他俩获奖后在中国网站遭不少咒骂：”卖国贼”、”叛徒”、”洋人狗仔子”.如果我们强调说以上二位是有意识形态原因的话，为什么其它六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华人？都是美籍华人，而且成果又都出在美国诺贝尔奖的摇篮地贝尔实验室呢？值得深思！
在这里，我还看到1979年12月10日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兰修女，画像上是一位矮小瘦弱的老妇人，讲解员告诉我们，发奖时贵宾席上到处是雍容华贵、气度非凡的各界社会名流，主角德兰修女却仍旧穿着那身粗糙的只值一美元的棉布纱丽，但她的答谢词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她说：”事实上，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但我愿意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接受这项奖金。因为我相信，你们是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也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权利”.这句”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受奖”很快就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迅速地传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她的得奖是继史怀泽博士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最令人欣慰的一位得奖者。
百年缺席的中国人
目前获得此荣耀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一百多位学者站在科学的顶峰，这得益于美国的综合国力的强盛，得益于科学技术水准的进步。美国有一套以”功绩本位制”和”优势积累原则”为指导的行之有效的科学英才培养体系。而获得此荣耀人数最多的民族当属犹太民族，他们有130多位获得诺贝尔奖。
据学者研究：一个国家建国三十年左右通常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39年、捷克41年、波兰3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可是新中国成立都快60年了，除了生活在海外七名华裔科学家、文学家和达赖得奖外，反观中国13亿人口中竟没有一个获奖者，太惭愧了。从人口比例来说，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应该有20%的概率获奖，产生举世公认的科学巨匠和文学大师。但是，当代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基本上与中国不相干，在近代一百年的自然科学发展中，在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经济领域中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差距之大矣！至于文学奖，中国作家为什么总是徘徊在诺贝尔奖大门外？究竟是文学自身问题，语言翻译问题？还是批评尺度问题？当然得不到奖，国内媒体自有高招安慰自己。第一招就是将几个获诺贝尔奖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外国人大加宣传，弄得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他们所在的国家。或者编造出某某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谎言聊以自慰。据传说，2001年一些知名华人推荐中国作家巴金角逐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称巴金一生为自由、为民主、为人类心灵的解放、为人性的恢复、为通向人类的良知而始终不遗余力地奋斗，呼吁中国人”讲真话”.可外国的评委对巴老”讲真话”这一贡献百思不得其解，在基督世界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如此低级容易的事在中国怎么会如此困难？外国人恰恰不知道在中国讲真话会遭殃，光57年一场”阳谋”就使55万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此中国人一直讲官话、套话、假话，说假话、说谎话成了中国人的习惯与生存的需求。外国人不知道，像巴金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能在文革后讲真话反思忏悔过去是难上加难。
其实，中国从来不缺乏有潜质的思想家、科学家。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知识界发起的围剿胡适先生的运动开始，包括文革不尊重人才造成人才断层的恶果，就注定了中国从此不要想出世界级的诺贝尔奖人物。胡适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席发起人，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泰斗，他一生提倡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独立思考整整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几代人。解放后发起的一系列知识界思想政治运动，都是围绕着批判胡适的观点，一次次清除受胡适思想影响追求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55年的”反胡风”、57年的”反右”、66年的”文化大革命”，每一次都是要赶尽杀绝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我曾想不通，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都是胡适的知友，包括毛泽东青年时都崇拜景仰过胡适先生，甚至千里迢迢从湖南赶到北京，去北大图书馆打工当助理员，就是为了在北大听胡适的课，去追求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如果没有年轻时勇于探索、追求思想自由、独立思考，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但是，为什么一旦自己掌权成为独裁者，反过来却容不得这些人呢？像巴金这代人自从1952年批判围剿胡适运动后，一直是在违心讲假话做人，夹紧尾巴生活，他们原有的独立思考的勇气与才气早被一次次政治运动窒息，所以文革结束后巴金一再呼吁国人讲真话。在近代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由于自身及外部的原因，甘愿放弃自己的思想和多年的成果，多数人已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心甘情愿地匍匐在政治压力与世俗的种种力量面前。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就充斥着”软骨病”、”迫害狂”、”奴隶情结”，又从何谈起自由之思想和独立思考呢？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派绝大多数嘴巴里又塞满了人民币，他们在为钱而疯狂还能讲什么？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诞生伟大的人呢？而诺贝尔的一生恰恰向我们昭示了：科学的研究应该服从于对人类的爱、对真理的爱。惟有这份爱才能引导国人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才能产生服务于全人类的真思想。
一个成熟和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超越民族自豪和国家荣誉，具备一种”兼济人类”的情怀。只有先爱身边的人，才能将爱扩展至所有的人。只有这样，属于人类自豪和荣誉的诺贝尔奖才会青睐我们。反省”为世界作贡献”这个问题，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在”遇着问题绕着走”和”减少改革成本”的改革路径上走，积淀下了许多问题。世界银行认为，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贫富差距拉得这么大，世所罕见。正如有学者所说，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想要得到国际承认，必须要以自己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对本国人民的切身痛苦有亲身感受，有终极关怀。否则不仅会脱离本国人民，在国际学术界也不会得到认可——所以中国诺奖梦的落点应是”中国问题”.联想到当年三哥的言行，以及随后的慷慨就义，我不怀疑中国人的能力。唯愿后来者能坚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历史的惨剧才会不再重蹈，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恰如当年贺麟先生所言：一个思想自由的民族必是一个不甘心于人后的民族。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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