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左症与群氓之间：颠覆/倒错/物化
职业革命家在中国的涌现，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送到中国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我们通常谈论此类人物，多着眼于他们献身革命的精神，却很少想到一个做全职革命工作的人靠什么吃饭。既然是职业，就应有报酬，当一个职业革命家，不只意味着全力以赴地干革命工作，同时也包括从中领取经费，谋得一个革命家所享有的饭碗。从前在鲁迅著作中读到有关”领取卢布津贴”的说法时，我还以为都是当时的反动派流言，后来接触到更多的文字记载，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及其早期活动，所有的经费均来自苏联。那时候，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些住在大城市领取”项目资金”，过着白领革命家生活的人物，从发表文章到策划罢工闹事等活动，全都按共产国际的指令办事。这种拿着卢布津贴，从事东点火西煽风活动的革命工作，就与中共成立前，李大钊、陈独秀最初在北大热衷讨论共产主义思想的情况有了了根本的区别。那时候教授们发表言论，多出于探讨问题和宣扬主义的激情，他们当教授的收入本已十分丰厚，不但没必要领取赏金性质的津贴，有时候为印发刊物或组织活动，还会自己掏腰包往里面贴钱。所以在那一段比较天真的文化论战岁月，他们的左思左情都还左得较为理想和纯真，不管他们发表的那些过激言论今日看起来显得多么幼稚，但在当初，他们就是再过激也都只限于纸面。
步入职业革命家的行列，性质就有了完全的不同。你不可能再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你拿了共产国际的钱，你就得充当国际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代理人，这就叫从事上层投机活动。怪不得到后来，那些人都陆续被打成了左倾或右倾的机会主义。这种动辄应招去莫斯科开会或短期受训的革命生涯，在当时的圈内人看来，想必自有其风光之处，但投射到从来都无缘参与其事的毛泽东心中，就有了微妙的刺激和复杂的回味。毛泽东自从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起，就似乎被定位于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边缘处境。他身边的很多朋友和熟人都结帮去法国勤工俭学，独有他错失了那一次留学的机会。他说他为留在国内做实际工作而主动放弃了留学，实际上应为他外语太差而没通过留学资格的考试。随后他两次去北京寻求发展，均与他仰慕的文化精英们擦肩而过，最后带着颇为挫折的心情返回了湖南。即使他后来参加过中共成立的首次集会，在那几十位代表之中，他充其量只能算无人重视的一员。在早期中共领导人的眼中，他不是被认为政治水平很低，只适合在农运中做实际工作，就是被发现读书不多，中西学问的底子都比较欠缺。15总的来说，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年轻的毛泽东似乎一直都为他那一身外省的土气所累，以致长期处于不入流的地位。由此可见，在价值序列上，毛显然处于偏低的位置。毛泽东自从小时候和他父亲作对起，一直遵循的都是尼采所说的”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从否定”外界”、”他人”和”非我”开始，把对立面全都确立为”丑恶的敌人”，进而在此一基础上另立对立面，把他和他那一方确定为好人。16
周剑岐从尼采和舍勒（Max Scheler）有关怨愤（ressentiment）以及价值序列的论述出发，在与我的多次笔谈面谈中，对毛泽东出于自卑心理而竭力提升平庸者及其平庸的颠覆与倒错（subversion and perversion）曾做过深入的剖析。按照他的说法，神化毛固然荒唐幼稚，但妖魔化毛也不符合事实。从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来看，毛的所作所为多源于他的低劣平庸，他既谈不上有什么神机妙算的军事指挥，更不具备克利斯玛的震慑魅力。从很多陆续披露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在长征途中不过充当一支逃兵虚有其表的首领，扮演了象征性角色而已，当时的日常决策，实际上均来自一组实干的团队。毛之所以能以如此平庸的质地而成其伟大，主要在于他引爆了那股压抑在民间的粗暴力量，是此力量所造成的破坏哄抬了他的地位。
毛的转入农村闹土地革命，固然与他入不了城市职业革命家的流，更领不到国际拨款有直接的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他在价值序列上原先就处于较低层次的本性决定了他的选择：只能到没有老虎的荒山中去称其猴子霸王。陈独秀说毛是”农运中一个实际工作的人员”，明显把毛的工作能力与他们所从事的上层投机活动划清了界线。应该说，处于他大学教授的序列上，陈从一开始即直觉出毛身上那股农村边缘人的浓厚气息。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在其《打天下的光棍》一文中有几句精炼的描述：”毛可以说是集各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挥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17关于边缘人的界定，余文仅点到即止，周剑岐则从民质劣化的线索追踪到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社会病理根源。
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灾害丛生，战火连天，大量民质劣化的盲众，也就是尼采所说的the herd，正好为毛这样的bad shepherd提供了大量可供驱使的力量。如果说good shepherd 所做的是将牛羊引向水草丰盛的牧场，那么bad shepherd 所做的就是把牛群疯搞成狂奔的火牛阵，让群羊都披上狼皮去吓唬良民了。”群氓本能地认为中资和下愚是最高级最有价值的，因为大多数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规范，所以他们反对等级序列，他们把从低向高的提升视为从多数跌落到少数。因此你只要表现得特殊，与他们不一样，你就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被视为有害。……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致使你因自己的特殊而感到内疚。”18只需拿尼采的这段描述对照一下毛那条著名的言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如何通过贬低特殊来抬高群氓，从而赢得大多数中资和下愚跟上他起哄，并通过他们的力量，把他自己所猜忌和不能容忍的特殊人物排除在外的手法了。为了将压抑在黑暗中的粗暴力量释放出来，毛领导的中共边缘人首先揪出了他们的对头–地主富农，土豪劣绅。这一革命死对头的树立，很快即引爆起中共的农村暴力革命，使他们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的抢劫获得了正义的旗号。因为只有人为地强化现存社会的不正义–例如大肆宣传地主剥削佃户–，无能和渺小的自我才会满怀崇高的义愤，才会将他们的无赖和暴行提升为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壮举。比如，痞子们得机会到少奶奶的床上打一打滚，在一般人看来，那无疑是很下流的行为。但此下流行为一旦被称赞为”好得很”的革命行动，被作为值得夸奖的表现去大肆推广，那就给本来只敢暗中去做的低劣恶行鸣锣开道，给猥琐与下流鼓噪了耀武扬威的声势，最后起到全面扭曲世道和败坏人心的作用。贫穷本身并不会把人变成暴民，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对”穷斯滥矣”的行为一直都有严格的约束，因而长期以来，穷者、弱者和贱者对富者、强者和贵者的不满多被压抑在舍勒所谓的怨愤状态。但这种怨愤并不导致对一种对抗价值的肯定，怨愤者虽怀有怨愤，却仍暗中渴求他们所艳羡的富裕、强壮和高贵。毛泽东所做的颠覆是空前的破坏性的，他扬言要把被颠倒的世界整个地再颠倒过来。这个他所认为的”被颠倒的世界”，就像一个倒挂在树枝上的猴子眼中的天地，是低下者对正常秩序的歪看斜视，而那一”整个地再颠倒过来”的手法，则让人想起了《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那些夺了权的猪猡们最简单的思路，猪猡们的口号是”四条腿比两条腿更好”。然而毛的变态的颠覆比猪猡们走得更远：你只承认农夫脚上的牛粪不脏还不够彻底，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表现自己革命，还得承认牛粪是最干净最好闻的东西，你最好把你的脚上也弄满牛粪，这才显得出你与劳苦大众紧密结合的决心。同理，痞子在少奶奶的床上打滚不只”好得很”而已，正是通过在少奶奶的床上打了滚，痞子才一个个提升了革命的勇气，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就这样从井冈山燎原到宝塔山，直至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还有很多问题需在此进一步深究，譬如：毛泽东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果真只是为搞土地革命吗？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和朱德带领那么多人上了井冈山，又没有共产国际发下来的”革命经费”，他们吃什么用什么呢？几年前网上曾发出一系列《两个局外人对谈录》的文章，我们可从中读出一些令人惊异的消息。那两位富有洞察的局外人显然熟知局内的情况，他们翻出了红军靠抢粮食挖浮财来维持部队的陈年旧账；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周剑岐早在他发表于三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做过初步的讨论。19现在，让我们先看那两个局外人是怎样讲的：
毛上井冈山，也是先拿枪换袁、王的银元和粮食。毛手上只有武器，给袁、王100多支步枪作为交换。这几千人上井冈，很快就只剩下了经费问题，即便袁文才、王佐把自己劫得的财宝都给你，也没有多少。山上只有两千多户人家。山民原本就穷困，所以就只有南瓜汤喝。于是毛就不断带人下山搞钱粮。整个1928年，他主要就是干这个事。
“打土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意像。从早期的国民革命、中共苏区，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从南方一些县志数据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倒并不是中共发明的，民间早已有了，中共在早期农村动员时，借用、光大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一个视角，即当中共从城市败退下来，走入乡村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其实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动员乡村的力量。他们只是无处可去，只有进入乡村去拼命，然后想到或看到了民间的那些独特的方式，抓过来用，”打土豪”的那些办法，就是这样来的，保留在革命的记忆中，一到大事不妙，就拿出来。抗日后期在晋绥之类的地方，也用南方乡村的办法，同样很灵。
“分田地”就逐渐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当务之急。红军有口号叫做”向一切剥削者筹款”。剥削者自然有个定义，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就给扩大了。中农也算进去了，可能有些贫农也给算进去了。反正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已有几十万的”土劣”被逐出或自己逃出了苏区，男的当苦力，妻女当娼妓。这是党内档案明确记载的。20
从上引谈话可以看出，红军的活动在当时并不存在什么预定的正确方向，所谓的革命路线，其实都是在生死存亡的具体情境中随机发生的和被迫选择的，至于后来印在教科书上那些堂皇的革命修辞，多属在事后为其并不光彩的行动所确立的正当理由，不过把幸存者无数的集体共谋掩盖在”伟光正”碑版的背后罢了。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其性质一如曾国藩带领湘军剿灭给大半个江南造成严重破坏的太平天国。可惜蒋的军力十分有限，经过五次围剿，最终只做到把红军逼上长征，赶到陕北的地步。国共两军就是在如此长期的残酷厮杀中日益加剧了双方的恶性互动，蒋那种农药除虫式的反共手段最终竟从反面塑造了共军，使他们在幸存中发展出顽强的抗药性能。21
然而中共也为他们的幸存和最终胜利付出了代价。就共军与国军的殊死拼搏而言，首先是靠大量的人员牺牲来顶住和打垮敌方的。死者已矣，成千上万战死的农民子弟兵就不说了，需要追究的是那些活下来的成员。他们在习惯死亡的生存中逐渐变得漠视生命，其磨练得更为坚强的革命意志明显地标志着中共大量党干军干人物贫血、冷血而嗜血的独特面貌。残酷的阶级斗争塑造了幸存者存在的境况，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残酷斗争的工具。革命将他们革成了物，他们视残酷为必要和正确，通过拉高就低的抹平方式，最终提高了自身的平庸。正是这种周剑岐称之为”残缺物灵”的党干军干人物，凝聚了中国社会”平庸恶”的强大阵营。勤于田间农作的农夫不以脚上的牛粪为脏，那本是农作环境下一自然正常的务农心态，其中并不存在任何政治上正确与否的判断。但当毛泽东硬是把那牛粪脚提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低头膜拜的高度，硬是把自卑情结的价值提升为崇高的美学，他本人便已在心理上出现了变态。沉默的民质于是遭到扭曲，被用来充实了革命的歪理，日常的举止被造型为刻板的姿态，进而被赋予政治审美的模式，朴素的民风民俗就按照这样的模式被编排成延安土窑洞文艺的狂欢节观摩。臭裹脚布一旦被祭成一面战旗，就有了毁灭性的魔力，在它的引导下，千军万马齐奔腾，汇为一支海畔逐臭之夫的盛大游行。
残缺物灵的嗜血性特别表现为它对热血青年的无情吞噬，按照周剑岐的统计，中共的革命养分包含了两波青年的投入：一是北伐前后，黄埔与地方的中级干部；二是抗战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这两股左情左思的力量均在中共的内部斗争中被陆续消耗：一部分是流血牺牲，被消耗了生命；另一部份活下来的成员继续留在党内，他们则被消耗了人格和意志，变成了残缺物灵。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的煎熬，在互相残损中自残自损的一群就像被老虎吃掉的伥鬼，他们把自己被伤害后的幸存融入害人的势力，继续在残损他人的行动中存活下去。这又是周剑岐所说的虎伥症候群。那些怀着抗日热情涌入延安的青年学生和文化人，在当初恐怕很难想到投入革命会陷入如此残酷的内斗，等他们在批斗王实味等人的大会上吓破胆也喊破了嗓子，他们的纯真理想和朝气便在革命熔炉中渐趋消磨，不知不觉地地陷入灵的残缺，一个个都板结成可憎的政工干部面孔。此后的运动接连不断，从批胡风到批丁陈，直到反右，打倒别人的人在后来也都难以幸免地再被人打倒，最后经过十年文革浩劫，全中国整个地卷入了在互相残损中自残自损的疯狂。
九 平庸恶与三鬼影
周剑岐谈论问题时从不做一棍子打死的判断，每当他把一条线拉扯到趋于极端时，他的解析便适可而止，好像对刚做出的结论又打了折扣，他接着再拉出一条线扯向事情的另一方面，在似乎显得混淆和模糊的范畴内，他渐渐地清理出某种召唤性的澄明。周剑岐年轻时曾对现象学有过一阵子苦读苦思，至今在他的抽屉里还保存有两大本读胡塞尔、海德格等人著作的笔记。我翻阅过他的笔记，面对那些已经褪色的英文笔迹，我只能淡淡地感受到他年轻的思辨激情退潮后留下的几丝残痕。好在他学无所成，没把那门高深的学问做成他此生的饭碗，没出息成一位执教或着书的现象学学家，而是仅从中受了些熏陶，感触过几缕灵思，品尝到一点妙味。
对海德格的高足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平庸恶”（banality of evil），周剑岐独有他在中国语境中的心解。阿伦特过：”恶只是极端，绝不是根本，它不但毫无深度，也无任何强力的向度。它像霉菌一样四处疯长，大有荒芜整个世界之势。正如我说过，恶是抗拒思想的，思想要达到某种深度，要趋向事物的根源，但它对恶却无能为力，因其原本就一无所有。”这就是阿伦特有关”平庸恶”的著名论述。22阿伦特的”平庸恶”可谓从根子上给毛泽东及其一伙定了品位。对抢粮食挖浮财斗地主，直到后来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文革中全中国被拖入自相残杀的混乱等一系列野蛮罪行，毛始终都自以为是，从无自省和反悔，而中共集团，不但至今拒不检讨，甚至不许有思想要论说的人对他们提出任何批评。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顽冥不灵呢？原来，那个被称为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领袖，压根就没有思想，他没有意愿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跟着他干革命的千千万万共党庸人，甚至连思考的能力都不具备。看来，我们的古人早就对”平庸恶”有所针砭，仅看”顽冥不灵”这四个字，真可谓把那种没有思想的状态点得惟妙惟肖。平庸恶就这样使平庸的共产党人弄权操控在自由同左的结盟与中资下愚的盲众之间，上采补左的精血滋润自己的平庸，下藉助激荡群氓的浊浪洪波壮大自己的淫威。按周剑岐的分析，”从左与自由的深层情意结构，转到一党独霸暴力专政的深层情意结构，看起来是相互对反的，但在历史现实中，它们却是难兄难弟，如虎如伥，在历史灾难的暗夜里，一前一后，如影随身。”（《从左倾情综到残缺物灵》）在利用左的动力掀起一个又一个暴烈行动的过程中，左的资源总是被作为推进卫星上天的多级火箭而遭到陆续的废弃。因为平庸的党干军干人物一旦面对左气昂扬的自由倾向，立刻就会为自身的心智贫瘠而感到危机，他们是在与左倾势力打得一团火热后，很快便转向总是愤愤不平，随时准备起哄的盲众，唆使和纵容那一帮普罗畜群的铁蹄狂奔而去，将一批批青春热焰的精英都践踏成肉泥。试读周剑岐简要勾绘的六十年左倾动力曲折图：
中共1949前，靠左与自由民盟，拖垮国民党。四九年后把自由民盟打为右派，靠左冒进把国民经济搞得奄奄一息。知错的务实派偷偷摸摸，想以生产力为号召的社会主义往现代化的世界潮流靠拢，反被文革的左斗成走资派。六四流血到改革开放后的共产党，大多谈左色变。但打天下暴力专政的道德正当性，却仍是左的，是而三个代表的转向，有其布党逻辑的迫急性。是而三个代表的论述，要比左与自由更贴切中共的政治现实。但左与自由同三个代表却是两组不同而无可交接的话语。（《从左倾情综到残缺物灵》）
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左势动力的定位已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左势动力从以前的壮阳性刺激渐成为弄不好就可能造成大麻烦的政治干扰。中共当局今日与左势动力的尴尬相处，真可谓养左遗患，自诒伊戚，已弄得自己左右都不是人了。自从邓小平南巡中在谈到既反左又反右的问题时特别强调要反左的方向以来，左症一直是中共当局的心腹大患。中共至今在政改上之所以举步艰难，与其说是单纯地恐惧民主，拒绝宪政，绝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倒不如说是要命地惧左，自上至下都摆不脱左情左思后遗症的困扰。周剑岐将其总结为”三大鬼影”：”一曰毛泽东的父性崇拜；二曰共产党革命救亡神话与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大乱的深层自欺；三曰中国受难的贫苦大众，被共产党迫害的冤鬼，以及童稚麻木的大众文化。”此三大鬼影几乎成为中共当局头上的悬剑。他忧虑地指出，
若不为此三鬼解咒，中国近代史与过往是断裂的。任何政治改革都可能被三鬼附身，引入歧途，尤其是民粹式的民主与平等。大陆民主的机遇指日可待，说来就来。但大众文化仍停留在解放前后的前现代的政治童稚期，精英文化却沉耽于后现代超现实的政治话语，逐渐成形的中产阶层只能活在红尘洋场官商营利的半下流文化中，让技术官僚拥着权贵，独霸行政法权与正当性，而人代政协以娼妓之质把宪法错乱为全民的卖身契。入世、申奥、三代表、十六大的现实，而国内耽迷在左与自由的口水论争，海外论述精英联盟卖身以助中共执政兴国，此大势正足显示此三大鬼影仍在左右中国的精神现象与历史辩证。
真正的政治体制与恶质文化的逐渐改造，必得在技术官僚宏观调控，多次失灵后方会开始。而积弊经年，落伍保守的势力，在改革开放中，借机已树起各自的堡垒与法规的掩护。若不为左情综解毒，未来的政治与文化抗争，仍有落入无理想的残缺物灵的历史旋涡的可能。（同上）
三大鬼影中，我看最难驱除的就是”中国受难的贫苦大众”。在改革已搞了三十年的今日僵局中，前两个鬼影的浮沉出没，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反映了后一个鬼影的不满和欲求。权贵与资本的结合使得中共当局与左和自由以及广大民众的关系变得远比以前复杂，毛泽东的父性崇拜成了各方势力用以满足其表达诉求的武装工具。从胡锦涛前拜西柏坡后上井冈山到弱势群体示威时打出毛像壮声势，直到不满现状者怀念毛主席及其”清廉”的五十年代，经济起飞中出现的任何不义不公现象–贫富差距，下岗潮，三农问题，拆迁和征地纠纷，自上而下的腐败–都不同程度地刺激到左情左思的蠢动，甚至在当前维权活动、政治异议和民运话语的众声喧嚣中，都或多或少地掺入了与三个鬼影纠缠不清的杂音。当中共当局的专制腐败被描述得越来越像中共左派人士当年所口诛笔伐的国民党当局时，形形色色的反共话语听起来也就越来越像来自那个年代左情左思的回声了。反共情绪与恋共心理就这样以连体婴儿的方式滑稽地固着在中国人的政治无意识之中。
马克思说过，”要求抛弃关于自身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中共当局与当今的既得利益者或未得利益者，乃至受害者、反对者，都必须抛弃各自的处境所共同需要的幻想，因为左症正是在此一共同需要的幻想中继续着它得以作祟的邪力。托福勒在其近着《革命性的财富》一书中指出，中国当前最大的麻烦是三波浪的重迭，前现代的农业人口正在分化出一部分流向现代的工业城镇，后现代的高科技白领阶层与大量的低收入者拉出了过于悬殊的差距。西方国家分阶段走过的路程，如今在中国竟共时地交错在一起，垒成了新旧问题堆积的金字塔。面对法轮功的兴起和基督教的迅速传播，托福勒模糊地感觉到另一个比周剑岐所说的三个鬼影更为可怕的鬼影：某个噩梦般出现的毛二世人物。他说：”在一个渴求取代近乎宗教的共产主义的国度内，这个毛不是共产主义的毛或资本主义的毛，而是一个可将农民、工人和年轻的第三波因素积聚在一面宗教旗帜下的毛。” 23此噩梦般的鬼影正是中共的前世孽障，不难想象，中共当局也正是因深惧其兽样原形之醉后再现，才对法轮功和地下教会采取了残暴迫害和严加取缔的手段。曾经靠被压抑在黑暗中的粗暴力量和左情左思取得胜利的共党庸人集团，如今踫到了最头痛的事情：点火者终于点到了引火烧身的一天，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自身已越来越深地陷入了那两股力量的挤压之中。三个代表的修辞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其革命党的前身与执政党的现状早已矛盾百出，无论如何都拉扯不到一起了。
下一步到底怎么办？中共的遁词不管说得多好听，最终都逃不过剥皮卖肉的蜕变。那时候”伟光正”的蜗牛壳一旦破裂，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就是一条滑腻蠕动的软体虫了。
十 展望：民德自新三大波
托福勒的预测未免耸人听闻，对于此类西方学者就中国现状所发的宏论，吾人自不妨姑妄听之，权作为参考放到一边好了。周剑岐虽耽读西人之书，却很少以偏信的态度妄传西书之论。比如，对于近年来被海内外华人论者作为普世价值热谈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等问题，他不但从未凑热闹随大流一起鼓噪，反而不避保守之嫌，对文本上的自由主义论调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近期间读海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评述，此等文字剪贴的论述益为显露不论反对与同意，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只是书斋里书本上政治学教课书中的自由主义。从不知自由主义之为一社会变动中争身家产业财税自主自律的群体政治意愿与潜在潮流，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应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换言之，不只是鲁索的柔情，洛克的乡绅优雅，与孟德斯鸠的节制有度。而是克伦威尔的剑，罗勃斯卑的段头台，辉格的贪婪，拿破伦的骑兵，才有民主社会自由文明的果实。就因为中国从没有过如此的自由主义，才会有痞子流氓带头的共产主义，任意玩弄文字，而一批唱鸳鸯蝴蝶式的书斋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文人奴从其后，高歌社会主义祖国新民主万岁。等到反右，被割了尾巴，吃尽苦头平反后，仍觉十分委曲，仍以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借口，一面为共党的黑历史编说辞，一面为自身的奴从愚蠢作粉饰。若仍一味把自由主义限定为个人个性与一己意愿的伸张，就难免落入了土八路共产党祖国民族集体主义情综的陷阱。从1931到2001，以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面具跳加官的猴戏，把戏没变过，音乐一响，自有群猴起舞，漫山猿啼，连割过尾巴的也蠢蠢欲动，悲哉。（《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袁伟时、潘惠祥是我所谓的文字自由主义的历史学者，他们活在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下的文字话语世界。他们要求历史事件与人物能合乎自由主义人权宪政的理念。当历史的天足，不合他们的小鞋时，他们有与左症一样的义愤不满。
文字自由主义者往往得依附一殖民的现成文化租界(西方主义)的话语。开口洛克，闭口鲁索，从不知资产阶级政治的创世纪，是怎么发生的。其等上贼船后(不论是列宁的史大林的，还是毛泽东的)，还想掌舵的天真，无关乎道德勇气，识见不足而已。善从来不是现成的。诚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无知即罪”。中国自由主义是一进口启蒙西方的道义光环来掩护精神贫血症，就像一从不知奶牛之为何物，却坚持每人都应喝牛奶的阿木林。以西方主义的话语来看中国历史，就更是莫名其妙了。（《民国世界的义烈血性》）
要充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恐怕得另文深究，我在此只能三言两语来概括一下周剑岐反复申说的要点。他所批评的不是民主、宪政、自由等观念本身，而是批评此类观念的传播者仅在文本上夸夸其谈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西方国家争自由民主，建立宪政的过程视而不见的盲点。他特别指出，民主、自由之类的高调乃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及其胜利后的论述和修辞，而此革命之得以成功，民主宪政和自由平等之得以维持，则与该社会制度下民德的培育有着很重要的联系。社会秩序和民风民气不是仅慿主义的贯彻，观念的宣扬即可得到提升的，从苏共到中共的意识形态破产已证明了观念动力的虚幻。共有的价值是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活出来的精神，是普通人饱满的生命力开花结果的东西，绝非轻飘飘的泛文泛情所滋生得出。因此，展望未来，周剑岐巡视的眼光并未投向学院精英的论坛，而是落向了民间的厚土。他认为，”文明的新机往往起之于边缘厚实强劲的生命，它可以是圣洁自信而良善的，但也可以是原始粗野而强暴的。尼采超人的不测危机即在于此。华夏后现代的生命边缘和腹地在哪里？南下北上的流民外劳？乡镇企业或民间社群？也许正有一个英雄出渔樵的时代等在前面，华夏的质地将以民德自新，君子自强的精神出现。其间最大的挑战即在，如何将怨愤与贪婪下的平庸与扭曲，转化为因神明诚敬而可能的崇信愉悦与涵容感通。”（《断岸叫西风》）他将此形而上质地的转化称之为君子革命。
而这一场新民德的华夏再生，必先经过争身家产业的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再继之以后毛邓的新江湖政经团体–周认为用”新江湖”要比那个译自civil society的”民间社会”更实在–争财税自主自律的立法斗争 ，这期间还会有不知道多少难以预测的黑白杂交和优劣较量，直到形成了公德私德的整合，才谈得上民质的复原和民德的重建。这三场革命也是三大波，但却是渐进而隐蔽地推动着的三波，它们与托福勒所说的三大波交织在一起，并释放出一种将托福勒担忧的危机和不太明了的混乱化解为新的生机的动力。
头一波的冲击必须从加强商务文明的劲力上起步。商场一如战场，商务文明的劲力不是按照党的政策能闭门造车搞出台的，”数量管理、规则运作、质量提升均是生存竞争下的本能与手段。绅士风范的底层是，武士的荣誉，商人的利润，僧侣的救赎和工匠的技艺。知识的工具性与真理性，服事于欧洲民族终极价值与民德内涵的内在必然。商务、科技、民主、法制均有其伦理德行的一面，而统摄于公义与自主之西方民德之内。”（《民德与君子》）因此，必须在认识西方民德的基础上磨砺华夏的民质，才可能走出中共缺德教育的困境。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混沌状况，周剑岐并非如流行的批评论说那样，仅笼统地贬之为权贵资本主义。他仍然秉持其一贯的辩证洞察，透过那混浊的汪洋，他在寻找一线明灭闪现的可能性演变。这不是他的臆想，是他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引伸过来的延长线，从民国世代被中断的现代性延续下来的接头线，是他多年来观察思考所瞭望到的地平线。他指出:
当税务、地权、农商、社资、统独、产业、金融的动荡矛盾周期化中，出现各型瓶颈时，专政党权不得不述诸宪法与政务协商的方式，在新的公私勾结，商业族群的利益结构，以及旧的农村国营中层定薪依附集团间，为了给自身寻求存亡的平衡点与合法性时，全民制产业与产权立法的意愿就会悄悄启幕浮现。在外观上，它会是新型资产阶级汇集城乡中小型产业主的联盟，以争取合法的政经立法权。在底层上，它会是腐蚀性、颠覆性、狡黠性、实务性、妥协性、势利性、竞争性的；换言之，它是带着资本主义的精神的，它来自狼窟熊穴滋养出的顽强自然生命，毛邓一生赶资本主义的鬼，但事实上，连半个鬼影子都没看过，没想到摸着石头过河，还没一半，钟馗自己倒让鬼附了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个新的世代，将以势利冰冷的逻辑，替代封建权力的话语，从民间的山林市井中鼎现天命，而为一个盲信妄行的世代，悄悄地挖坟送终。待资本商品的规律，成熟到一定程度时，物化的运转，为开物成务，才德效率的伦理，形成有利的客观条件时，熊狼之质亦能成虎豹之德。（《民德与君子》）
不要只看到今日的权贵还铺天盖地地寄生在资本之中，也不要因此便以为金钱就是绝对的腐败。恶与恶相恶，往往会踫撞出非恶，尽管它还不是善。但面对恶的铁门，正义修辞的攻克力却总是显得银样蜡枪头的疲软。中共注定是要在自身的交叉感染中生疮流脓了，要观察周式三波说好戏的人，不妨冷下面硬下心来，挺起自己的承受力和免疫力穿越当今的社会溃疡，以现实主义的清醒目光洞察民质恢复的端倪。
按照周剑岐的勾绘，”捍卫恒产后，天道德义在人间的履现方能有物质基础。”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谈得上”以德聚财，以财养德，而在跨国商务、地方企业、民间社团中所汇集的新的豪强才得以进入议会，明文立法，来构制和凝结地域次结构实力的有形的民间管道与网络。”（同上）这时候，君子革命才得以水到渠成。君子革命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波文明是同步并进的，随着先进地域之间的科技落差逐渐缩小，在不同的国度、地区和社群之间，优势与劣势的竞争，贫富强弱的对比，就不再只是凭仗财力和物质，而更要取决于各自的生命伦理与群体和谐所呈现的精神质地之差异了。这就是说，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文化将是保证物质技术是否能精益求精和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此即周剑岐多年来在他的文章中喋喋不休地申辩着所要重建的民德。中国与中国人，是新生还是劣质化？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因为”一个厌弃自身根源的民族文化，不可能成为孕育文明新基因之来由之一。生物性的多数，并不保证灵魂素质的延续。文化中之生命气质，一如将断种的稀有动植物，一旦被混种同化，很可能就成为弱基因而不再生现了。”（《无信不立–中国宗教精神的扭曲与衰落》）
余 论
周剑岐这些古拙的措词用语–诸如”民德归厚，开物成务，崇德而广业”等华夏文明古训–置诸今日纷乱的时髦语境中，显然不易引起一般读者的理解和重视，包括我自己在内，初一接触，多不甚了了，很难一下吃透他的意思。十几年前我读到他交给我读的那些文章和干条条时，也曾不以为然，戏称其”民德说”为浪漫的伦理抒情。对他不断寄给我文字，好多年来，我一直都堆在一边或存入计算机，并未给予认真而全面的响应，致使他抚卷自惜，大有古道西风下一匹瘦马独行在天涯的苍茫之感。
那”古道”就是他凭着血性思索活出来的对华夏民质民德的体悟，”西风”则为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带给国人和他自己的种种影响，而”瘦马”就是迷失的古道，尚未转化到现代性中的传统，以及他这个执着的论说者在当前的孤立处境。
只是在后来经过反复交谈和相互沟通，我逐渐摸清了周剑岐那些长期以来我都觉得陈旧、含混的论述，才开始领会到他深沉的心意，才梳理出他连贯的思路，才对他独到的思考有了仔细咀嚼的兴趣，最后，才决定写一篇公开评介他的文章，把我这些年读周文闻周说的感想讲给普通读者。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缘由。
写这篇数万言的长文，首先要表达我对周本人的响应。投桃报李，我收了他那么多手写的，电邮的文字，也的确该有个总的回应了。之所以公开写出我的响应，当然有意要向网上的读-写公众尽我力所能及的导读之务。为吸引更多的读者有兴趣上网去读周的原作，我不但经过精心编排，把这篇转述他人思想的文章用我自己发挥的口气表述出来，更经过反复挑选，从他网上那榛楛丛生的文集中剪裁了大量精辟的段落，作为引文插入我的论述，以期读者能在我捧出的这一碗糊辣汤里多品到一些周文的原汁原味。
“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周剑岐的”古道西风瘦马”感，到此该有所宽慰了吧。有一条逐渐明晰的地平线已呈现于我们眼前的视野上，我从计算机上敲出的每一个字都飞向熹微的晨光，化作了闪闪的亮点。
注释：
15参看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1995年，页47。
16参看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三联书店，1992年，页21-24。
17《打天下的光棍》，页51。
18见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 edit. by Walter Kaufmann, Vintage Books, 1967), p. 159.
19此文题为《中共党政结构上的根本难题》，署名长沮，原载堪萨斯大学中国同学会会刊《方向》第六期，1973年。
20这十四篇对谈从局外深入到局内，对谈得生动平实，不乱掉书袋，不妄发高论，屡有切中肯綮的点拨。原载后遭中共查封的”世纪中国”网。
21我在《抗美援朝的炮灰》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讨论。见康正果《肉像与纸韵》，允晨文化，2006年，页382-383。
22转引自Richard J. Bernstein, 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The MIT Press, 1996), p. 167. 此外，也可参看克里斯蒂瓦《汉纳·阿伦特》（刘成福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恶的平庸”一节，页143-152。
23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Revolutionary Wealth (Knopf, 2006), p.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