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最近，中国政府与海外媒体路透社在打一场“口水仗”，起因是路透社上月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统计资料迷雾重重，经济学家不知所措”。该文提到，中国的统计资料就像“包裹在谜团之中的一个谜语”，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资料，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广义GDP资料与潜在名义增长趋势不相符”。该文引用多位外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提到“对中国经济资料的解读要留有余地，而且不是一点半点余地”，因为“这些数字可能被政府操纵”。

路透社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22日，从2月6日开始，中国官方开始陆续反驳，先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亲自上阵，称“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修订是国际惯例，国际上对中国统计资料的怀疑观点缺乏依据，中国的统计资料是真实可信的”；2月18日，又以《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教授刘伟、蔡志洲的形式发表“中国统计资料迷雾重重吗？”，驳斥说：“这些学者在对中国的统计指标、统计方法、统计制度以及现实的经济活动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贸然做出‘官方操纵’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但影响他们自己对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的真实判断，也对世界上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人们形成误导。”

其实，国际经济界有关中国统计资料的质疑几乎从未断过，2002年就曾有过一次持续数月、参与人数众多的大争论。不管中国方面如何辩解，这种围绕一国政府公布的统计资料的质疑，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政府公信力不高。几乎与这场辩论同时，中国政府随心所欲地使用统计资料也被抓住了小尾巴。

仅举两例：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中国官方公布这一资料时，显然忘记与总理温家宝统一口径，因为就在2月1日，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两者相差800万；另一例就是中国在国内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而2月份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说的是“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 ”，两者相差600万。

总之，如何使用分析中国统计资料，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包括中国领导层与学者在内，有时也不知何者才是真实资料。所以，中国政府关起门来自家人说事时，也深感统计失真是个问题，比如《了望》新闻周刊2008年12月29日发表文章“应对危机更需统计真实”，文中“郑重提醒，今年的统计资料，掺不得半点水分，一定是经得起反复审核的‘干货’”。

推根溯源，统计资料造假实乃中国政府从娘胎里带来的病根，已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中央政府稳定人心的需要到各级官员的政绩需要，没有一样离得了它。说起来让老左派与新左派都受不了的 是，统计资料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指导大跃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9条的内容就是“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 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实施“两本帐”制度，其中一本是公布的，拿来糊弄外界。

国家统计局以后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有对内对外两套数据，这里的“对内”，那个“内”不包括国内民众，是指党政机关政府内部工作人员。而对“内”也非一视同仁，不同级别的官员可看到不同的统计资料。也就是说，关于统计资料，中国政府有几根舌头，由哪根舌头说话完全视政治需要而定。

中国要想洗掉“统计学家的地狱”（费正清语）这一恶名，恐怕不能依靠国家统计局长与官方学者出面驳斥海外的“恶意推测”，正人还得先正己，先根除统计造假这一积弊已久的政治文化才是根本。

如果法官依法判案，当事人上访，就指责法官案子判得不对，这让法官该如何是好？难道说因为怕上访就可以违法判案？这势必导致当事人形成“会叫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态，只要以上访相要挟，法院就牺牲法律，放弃原则，最终的结局将是一种普遍的无法状态。

作者：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看了《南方周末》关于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推行“新政”的报道，对于其中不少观点颇有些忧虑。实际上，张院长就任院长后推出了不少新举措，有的措施令人赞赏，例如将判决文书在网络上公开。但是，还是有太多的新举措存在着或轻微或严重的法理缺陷，如果不及时纠正，影响的不只是河南一省的司法，而且会对更广泛的范围内的司法改革产生误导作用。

从报道看，张院长对于不拘形式、贴近群众的司法模式情有独钟，他明确地质疑坐堂问案式的审判方式，倡导法官“放下法槌，脱下法袍”，深入到群众中去，像被他树为典范的商丘法院那样，在小树林里开庭，或者在炕头上审案。“你要穿法袍，就跟群众保持距离了。”这样的做法果然有助于纠纷的解决么？

实际上，作为处理冲突利益的司法，居中裁判原不是追求法官司法官员的舒适安逸，更不是因为西方如此我们就照搬，而是因为不居中就难免令人怀疑法官的公正性。根据我国不少地方传统习惯，诸子分家析产时要邀请娘舅来主持，正是因为娘舅的身份超然，更有助于避免偏私的怀疑。为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法官要尽可能地避免过于主动行使权力，例如，只有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够受理。司法判决不可以超出当事人诉求的范围。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向法庭提交证据，否则败诉方就会质疑为什么法院只收集对一方不利的证据。在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对两造要平等地对待，最大限度地保障双方的平等地位……所有这些，不仅是为了体现司法的中立和公正，也是为了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样重要的是，中立的司法可以让冲突双方意识到诉讼的结果是双方机会均等的情况下证据与法律比拼的结果，因而更容易服判息争。

跟许多院长一样，张院长对于上访也是非常焦虑。“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下判以后，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你说你这个案子办对了吗？”在报道中他提出这样的反问。其实，如果法官严格依法判案，当事人不是依据法律程序上诉，或者案件已经终审，依旧上访不止，我们的确不能说这案子判错了。宪法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果法官依法判案，当事人上访，就指责法官案子判得不对，这让法官该如何是好？难道说因为怕上访就可以违法判案？再说，国家成立各个层次的信访部门，不正是为了让百姓投诉有门么？为了减少甚至杜绝上访，甚至为了“争创无进京上访法院”，就一味地“和稀泥”式地调解，这势必导致当事人形成“会叫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态，只要以上访相要挟，法院就牺牲法律，放弃原则，最终的结局将是一种普遍的无法状态。

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上的回归旧辙是张院长“新政”中的重要内容。本来，逐渐减少在具体案件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以及下级法院对于上级法院的请示，以确保下级法院能够独立于上级法院，已经成为近年来司法界的共识和不少改革举措的指向。很明显，之所以设置上下级法院，正是为了给当事人提供一个质疑原审判决的机会。如果一审法院在判决之前已经就如何下判请示上级法院，或者接受上级法院的指导，那么两审就合二为一了。作出判决的法官还要装模作样地向当事人宣告说“如不服本院判决，可以向本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岂不是明火执仗地欺骗当事人？我国诉讼法中明确赋予当事人的上诉权岂不是变相地被剥夺？所以，报道中高院刑三庭庭长程慎生所说的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监督“不能流于形式，监督指导往往要具体到个案，不是一审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张院长所说的“我绝不仅仅限于说，你这个案子判完了，你判你的，我等着你弄完了，我再依法改判。这就行了，这就保持独立审级，我认为绝不是这个关系”，凡此种种，都是严重背离司法制度的内在机理的话。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进行的审查、驳回或直接改判，绝不可以在下级法院审理过程中进行所谓“监督指导”。

经过近20年的司法改革，我国司法的公正程度没有获得应有的提升，司法公信力还处在较低的程度上，对此民众与高层、司法界与社会各界都在急切地寻求解决之道。我相信，张院长以及河南省高级法院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尽快地走出目前的困境。不过，对症下药，而且“对症亦须知药换”是非常必要的。把脉错误，或者病因虽准，用药不当，都可能加剧而不是减轻既有的病症。所以严格地依据法理和法律推进司法公正，司法改革遵循法理“出牌”是当下格外需要强调的。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工业托拉斯大搞垄断，地方司法出现诸多弊端，再加上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种种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引起了民众极大的不满。好在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私营的报刊和出版业向来都主持着批评的论坛，针对那些亟需革除的社会弊病，一批新闻从业者发起了一场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和呼唤正义与良心的运动。在一本名叫《麦克卢尔杂志》的刊物上，记者们专就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和圣路易城的舞弊行为作出了轰动一时的系列报道；另有一本题为《屠场》的纪实小说，作者辛克莱以大量骇人听闻的事实曝光了芝加哥食品加工业唯利是图的黑幕。对此类充满义愤的言论，老罗斯福总统起初似乎颇为不满，他借用班扬《天路历程》中一个人物从不抬头仰望天主的荣耀，只知埋头收集污秽的掏粪行为，把“掏粪者”（muckraker）这个语含讥讽的指称加在了那一群记者和作家的头上。但记者作家们却挺起当仁不让的胸膛，先是欣然接受了总统的贬义赐名，进而在他们“掏粪”的事业上干出了赢得总统支持的成绩。后来，正是在掏粪运动的促使下，罗斯福政府在司法、行政和经济政策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了限制大财团垄断的“反托拉斯法”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食品卫生法”。

 老罗斯福显然比毛泽东及其它中共领导人有雅量多了。我查看了一下他那次针对记者们掏粪行为的讲话，讥讽归讥讽，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他还是向公众作出明确的表态，说他坚决支持作家和记者在讲坛上书刊中对政界、商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不法之徒及其恶行严厉抨击的做法，只要他们揭发的罪行绝对属实，便是做了有益社会的事情。由此可见，民主社会最大的活力在于其政府不但敢于面对各自的社会现实，且能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做出及时的纠正和改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年的那个掏粪运动在美国不管闹得多么猛烈和轰动，假使总统不开明，政府未做出积极配合的行动，就很难谈得上什么显著的成效。

与美国政府对民间批评的积极反应完全相反，中共集团一直都是靠掩盖事实真相来维持其不得人心的统治的。今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来，这个党权政府从来都不许新闻媒体发表任何披露真相的报道。虚假的境况构成了中共脆弱的存在，它的见不得真相披露，一如靠黑暗肆虐的魔鬼最惧怕照入魔窟的阳光。在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得按上级的指示办事，他们不但不得有丝毫的美式掏粪之举，还要时时为掩盖真相而大量地造粪。六十年来，中国媒体制造的谎言不知凡几，恐怕把全世界的计算机加在一起进行统计，也难以逐条查清。毛泽东时代那种铁板一块的封杀就不必在此多说了，即使进入了号称“大有进步”的改革开放年代，胆敢公开掏粪的作家和记者依然处处遭受打压，重则投入监狱，轻则失去工作。比如像《地震疯人院》这本新书的作者廖亦武先生，二十年来，就是因坚持要向公众披露被掩盖的真相，要向外界说出不许说的实话，一直都被中共政权的造粪机器压制到九地之下。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肮脏，你要掏党和政府的大粪，他们的专政机构就先把你贬为狗屎。

通观廖亦武已发表的作品，我一直隐隐觉得，对于突发的恐怖灾难（cataclysm），他本能地具有灵敏的感应和顶风而上的牛劲。置诸西方文学批评的语境，他似乎属于那种颇有启示录（apocalyptic）气质的作家。早在发表于二十多年前的“三城”系列长诗中，他就对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发出过预感性的呼唤。长诗的主人公阿拉发威被描述为一个在灾难的大潮中肆意弄潮的英雄，他好比污水深渊中长大的一条白鲸，越是卷入腥秽的涡流，愈益激发出毁灭的威力。

长诗发表不久，天安门大屠杀在北京发生，对现实政治一向缺乏认识，也从无兴趣介入的廖亦武不知是神授命还是鬼附体，突然对解放军开枪扫射行人，坦克车履带轧过人群的灾难产生了强烈的诗意反应，以致在一夜之间，挥笔疾书，草成诗体控诉《大屠杀》一篇，并亲口朗诵和录音，制成录音带四处传播。那一切都发生在远离杀人现场的四川。真正的灾难很快就落到他头上，为此一反革命书写罪，他坐了四年大牢。经过号子内活地狱的作践折磨，诗人头脑中原发的灾难想象力犹如铩羽的鹰隼堕入猪圈，一身的硬骨头受尽敲打，在被迫吞咽下污秽的生涯中，他练出了一介诗人的硬肠胃。在记录看守所非人待遇的《证词》一书中，廖亦武如是说：“猪毛出在猪身上。为了透彻准确地了解一种事物，你必须像苍蝇一般叮上去，嗡嗡声很讨厌，你得提防着吃巴掌。但你生来就是干这种脏活的，犹如远古的医生，通过尝人的粪便而知道时代的宿疾。”“见证人的胃，有时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牙齿、血、啃头去舔和咀嚼周围的人味，时尚记忆发酵过时记忆的馊味。”这既是残酷的自溺，也是坚韧的反刍，要见证生命和人性被“平庸恶”糟蹋到何种地步，一个人不得不脏了手伸进藩溷，从污秽中洗涮出真实。

这一接受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练就，对廖亦武自一九九四年出狱至今的写作取向至关重要，同样，要准确地理解和欣赏他那些作品的特征，也应对他接受和表达的能力先有所认识。廖亦武没有碰上美国掏粪者那样的好机运，无论是挖权势阶层的丑闻，还是搜罗大人物的猫腻，从来都与他无缘。当采访过中非洲小皇帝的《纽约时报》记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一再追问廖何以不写中共高官或当今的新富，而始终在畸零人、落魄者、卑贱的一群中兜圈子时，廖亦武向傅讲了他一出狱即堕入社会底层的经历。底层和卑贱就是廖亦武本人的生存境况，是业已铁定给他的身份和地位，他一直在挣扎摆脱，但他的处境一如他书中所写的那些人物，不管干什么事都像踩进泥坑，且大有越陷越深之势。除了埋头苦写，他几乎别无选择。结果，他只好把被迫的选择作为抗拒的使命承担下来。他苦笑着向傅好文解释说：“如果我有公开采访高官的智力，就不会坐牢，更不会倒霉这么多年了。”

廖亦武所做的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掏粪工作。为完成他的系列访谈，他深入到乞丐、流浪艺人、上访者、失业者、打工农民、法轮功练功者、老地主、老右派等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中，从他们被粪土一样踹入阴沟的贫贱生存中挖掘出党和政府蓄意掩盖和拒不承认的穷困、辛酸、无望和冤屈。这些文字自然不温馨也不美好，乏煽情便难以媚俗，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只会让党和政府感到抹黑了他们“伟光正”的形象，因而被视为玷污了当今盛世的脏书，严禁在大陆范围内出版。

好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已有所进步——当然不是中共自身的进步，而是随着党权专政的衰落，疲软的禁锢已经漏洞百出——，国内发不出去的文字，尽可送到国外出版，网络警察看管得再紧，也休想杜绝互联网的传播渠道。毛泽东时代那种关起门打狗，连一声惨叫都传不出去的封杀早已一去不返了。廖亦武陆续完成的书，先是由台北的麦田推出三大卷《中国底层访谈录》，随后是香港的明镜印行了他的《证词》和《中国上访村》，接着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连续出版了他的《中国冤案录》两卷和《最后的地主》两厚册。所有这些以访谈为主的纪实作品，都向海外的中文读者赤裸地暴露出中国大陆上另一个世界贫瘠的面貌和黑煞的风景。

近年来，廖亦武独特的掏粪文字在欧美也逐渐引起重视，翻译家黄文便从他已出版的访谈录中选出二十七篇，译成英文，汇编一集，以The Corpse Walker（取自该集所收的篇名〈赶尸目击者罗天王〉）为名，在去年由兰登书屋的Pantheon Books出版。书出在具有掏粪爱好的国家，自然比在轻松文字泛滥的台湾书市上要受欢迎多了。廖亦武得了一笔远比他以往所得中文稿酬的总数还要丰厚的版税，因此才得以在成都附近买到一套小小的公寓，至此，二十年累累若丧家之犬的颠沛生活总算可告一段落。他与他再次找回的伴侣小金女士欢快地装修起新屋，很想营造个他们自己的琴台，好过几天相如伴文君的安宁日子。

不巧就在这时候，突然爆发了汶川地震。廖亦武二十多年前在诗行中涂抹的噩梦如今轰然一响，踏入了现实，震得他那个居住小区的新楼群东摇西晃，吓得楼中的住户好多天都不敢回家睡觉。如上所述，廖亦武的神经和文思与灾难的元素似乎有某种同构的联系，地震的爆发在他的眼前顿时呈现出一幅“大地抽羊癫风”的景象。大气候大环境中那一总体的歇斯底里氛围立刻感染了他的情绪和手脚，他深入地震灾区，开始了新的采访。从去年五月十二起，他开始记他的大地震日记，一直记到了七月十八。在那两个多月的四处奔走中，连寻访带抢拍，笔录与摄影图文并茂，如今就收在这本题为《地震疯人院》的新书之中。

这是一部将四川地震灾期中的众生相活生生保留下来的图文实录，很钦佩卡普辛斯基的廖亦武虽不具备那位波兰官派记者的历史意识和全球视野，但却以他敢吃腐肉的胃口和翻遍垃圾堆的毅力——这一点令我想起了英文scavenger一词有趣的含义——而见长。他的日记和摄影为我们保留了从映秀镇到北川那奥兰城（见加缪《鼠疫》）一般封闭的绝望和死亡，那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裸露的恐惧和焦虑，在央视节目广而告之的温总理流眼泪和胡书记发慰问之类救灾花絮的镜头外，廖亦武这部书的确为我们抢救出了被官方自始至终以造假、虚饰和种种救灾表演作掩盖而活埋掉的大地疮痍和人间溃疡。

所谓抢救，在救灾行动中向来都有两个方面：就政府出动的救灾人员以及民间团体中的自愿者所承担的义务而言，是全力以赴抢救灾区民众的生命，阻止灾情的扩大和蔓延，尽量减弱和挽回灾难造成的损失。但新闻媒体则承担着另一方面的抢救使命，在全球信息化的今日，记者总要在第一时间把灾区现场的情况通过录音、摄像和文字综述及时地公布给外界。他们抢救的是真实和现状，从东南亚海啸到新奥尔良风灾，不管可怖的灾难选中了地球上哪一块地方，记者都有责任向全世界报告真实的灾情。真实，详尽，及时，样样都是目的本身。伤亡破坏到什么程度？政府和社会的救灾工作到底做得如何？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关注？是天灾还是人祸？天灾中又有多少人祸的成分？对所有这一切情况的报道都会促进救灾的工作，争取到外界的帮助，同时也会从侧面对灾区政府的作为起到监督的作用，使发生在灾区的一切活动都聚焦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

但在中共控制的中国，上述的国际准则向来都是行不通的。一九七六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但直到几十年后外界才得知那次震灾中死了二十四万人的数字。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在中国造成了遍及农村的饥荒，中国人仅被轻描淡写地告知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仍是在几十年后，才逐渐传出那三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的实情。还有很多很多人祸导致的天灾或天灾后增生的人祸，六十年来，统统被死捂上盖子，不但不许媒体真实报道，而且造出弥天大谎，甚至把民众的每一次遭灾都顺手牵羊地转化成政府救灾的功绩。毛主席常说的“坏事变好事”指的是什么？就是把民众的灾难冶炼成党的荣耀。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胡温政府依旧大施惯技，企图一手垄断救灾。这是因为此次地震的发生本身就有严重的人祸成分。地方政府是否压下或隐瞒了预测信息的事，姑且存而不论，仅就明知龙山断裂层的存在，还要就地大搞三线建设和乱修水坝而言，党政机构的决策者就明显负有诱发地震的罪责。更不要说倒塌的校舍下被压的小学生死伤那么惨重，比较而言，政府的办公大楼却比其它的民用建筑更坚固抗震。在天灾的突袭下，经不起公众评议的弊政已暴露无遗，心怀惊恐的官员们自然怕涌入灾区的媒体记者报道出真情实况，更担心社会闲杂人员介入其中揭他们的底，掏他们的粪了。因此他们及时抽调人力，布置防线，对一切非官方的救灾组织和个人自发的救灾行动，均作出严加排斥的表示，到处设下拦截的关口。扬汤止沸，心劳日拙，脆弱的党神经就这样蠢笨地干了一系列削弱救灾效果的事情。

廖亦武的大地震纪实把我们的阅读带引向多次潜入灾区抢拍实况的历险记，以及一路上如何蒙混闯关的紧张行程。廖亦武这一回出马，非同一般的采访，为抢救被封锁的真实，他得冒一场钻进敌占区搞情报的风险。因此他带上了得力的助手，还配置了各式装备。精灵的小金随机应变，联络公关一身担；备齐了证件的大毛则摆出一副很有来头的神气，每踫到麻烦，都有他站出来撑腰。他们俩都比底层模样的廖亦武更能唬住沿途盘查的人员，有他们助阵，给此行大壮了声势。而廖本人也是鸟枪换炮，他手捏迷你录音机，肩挎数码照相机，触景生情之下，动不动就“卡嚓卡嚓”地拍照录音起来。再加上开一辆贴有通行证的私家车长驱直入，给他们很可疑的灾区行平添了戏剧性的色彩。这就是今日的市场化和高科技打入此板结社会的楔子，给严控造成的松动，当局一边在僵硬地作梗，民间力量一边在润滑中缓缓推动。正牌记者干不成的事情，都叫边缘人物溜进来搞定了。

这的确是绝对必要的另一种抢救。你看：那个泣血的母亲不断哭嚎着“我的么女哦”，已连续哭嚎了几个小时；还有一个名叫龚天秀的妇女，为了活命，她自己锯断了被压在断壁下的残腿，血淋淋爬出了废墟；有一个可鄙的党官名叫谭力，他装模作样地向灾民问好，群众向他齐声大吼：“好你妈个锤子” ……另有一位老郑，他第一时间进入北川，他对廖亦武如是说： “在废墟里随便走几步，腿就会被地底伸出的手给抱住，叔叔救我！伯伯救我！哥哥救我！没得法哟。只能递瓶水，脱件衣裳，安慰两句话而已。也有实在痛急了，好说歹说都不松手的，就咬咬牙，活生生地掰开，跟刽子手没差别。本来嘛，我还扛着摄像机，可是才几分钟，我就拍不下去了。”所有这些现场和实情都属于记者的摄像、拍照、录音、笔录要尽力抢救的对象，但若无廖亦武与他的两个同伴介入民间自发的抢救工作，那哭嚎的声音，那血淋淋的场景，那狗官被民众唾弃的尴尬，就永远地消失在无人关注的遗忘中了。三年大饥荒和唐山大地震被禁绝了这样的抢救，因而无数的真实都被官方像埋掉尸首一样永远地隐瞒灭迹了。三千万或二十四万的死亡数字毕竟只是数字，缺少了现场和实情的记录，自然就削弱了对中共罪行的见证。但在去年的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中，中共当局的封锁与掩盖已明显地捉襟见肘了。四面八方的人员都进入了灾区，都展开了各自抢救实况的工作，有很多很多有心人，都做了类似廖亦武和他的同伴所做的事情。你读了廖亦武这部新书，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以你个人的知晓完成了对真实的抢救。

二00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地震疯人院——四川大地震纪事》即将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相当谦卑，相当友好，只谈经贸，不谈人权，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其实早在年前我到美国折腾了一圈后就知道这个结果了，也写了文章。很多读者忧心忡忡，写信问我怎么看美国人不再那么关心中国人权这回事。

我的回答很简单，美国人不关心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关心不就得了？美国人不干涉中国人权，我们自己干涉我们的“人权”嘛。再说，我们的人权为什么要美国人来干涉？

美国人为啥不干涉中国的人权了？

上次从美国回来，我已经就自己的观察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结论很明确：美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干涉中国内政，也不会动不动就关心中国人权了。我提到了一些理由，这里再简单的补充一些：

第一，美国干涉中国人权是出于利益还是价值观？这一直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人紧追不放也始终不能也不应该一锤定音的争论。每个国家都希望或者坚持说自己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秉持的价值观的，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但在实际操作中，要达到两者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且不说美国人在中东支持君主国家这件事，就说他们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也不是完全受价值观支配的。

例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的中国人权怎么说也不比现在好吧？我就记得（1982年）因为在高中讲了我那地主爷爷解放前如何赌博和打土匪的祖传故事，而被随州市第一中学的团支部书记关在宿舍里不准上课达一个星期之久，理由是我宣传地主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可是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打得火热，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进出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在我们的边境安装好几个监听站，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过问过中国人的人权。甚至对中国在建国后三十年里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人的事，你也从来没有听到美国“干涉”过。

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中美两国实在太互相需要了，发展紧密的合作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特别是奥巴马，高谈阔论的演讲一篇接一篇，本身的当选又划了时代。不过，他比谁都清楚，美国人四年后如果还没有从危机中走出来，那么他奥巴马就得走人，刚刚创造了历史的奥巴马自己就立马成为历史了。

第二，美国人也是清楚的，从长远来讲，只有不违背价值观的“利益”才是可以持久而不会带来恶果的。从这一点说，美国人只是改变了打交道的策略。实际上，美国人是务实的，美国内部一直存在着如何同中国打交道的争论，例如美国学者经常说的“面子”问题，我想不到的是美国政界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他们认为，同中国人打交道，你一味强硬，高高在上，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很多时候适得其反。这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想干涉邻居家一件不好的事，我们可以板着面孔去教训他们，也可以满面带笑去说服他们。要是你碰上一个来干涉你家庭事的邻居，你如何反应？你肯定会对板着面孔的人关上大门，而不得不听完笑脸邻居的解释。

可是，正因为关注中国的人权符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政治正确的，所以，无论是总统奥巴马还是国务卿克林顿，他们今后还得在国会和选民的督促下，偶尔板着脸干涉一下中国的内政，但主要是做给美国人看，对中国改善人权的实际作用微乎其微。

第三，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美国人和西方社会深深上了一课。一开始中国搞奥运会和火炬传递，美国、法国等西方社会以为我们接轨了，竟然误把奥运会当一国际盛事，于是就对我们指手画脚，妄图施加一点影响，哪料到我们的小愤青们一拥而上，把法国人搞得措手不及，把美国人惊出一身冷汗。

最近，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小官员还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米斯特杨（后来我纠正他应该叫我达克特杨——杨博士，嘿嘿），我相信你们对法国人的做法只是杀鸡儆猴而已，你们不敢对美国人大动干戈，但你们又想警告我们，于是，你们成功地用倒霉的法国的下场警告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要折腾中国，中国很愤怒。

不管这哥们是在猜测还是在试探我的意思，经过奥运会与境外火炬传递一役，我们中国人虽然国际形象下降了，但却在精神上大获全胜，也让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终于承认：那奥运会既然轮到北京办，就是咱中国特色的奥运会，也就是中国的奥运会。

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就是奥运会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的“民意”。既然中国老百姓民意已经觉醒了，既然在美国和法国的这种自由之地的中国留学生都自动支持中国政府，反对西方的霸权，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前一直自诩为为了中国人民而干涉中国内政的信念一下子无影无踪了。

果然，我们看到，经过奥运会和境外火炬传递，美国和西方主流几乎都改弦易辙、不折腾了。无论后来的地震和毒奶粉事件，美国人和整个西方都保持了相当绅士风度的低调，是啊，美国人的孩子既不到四川读书，也不喝中国制造的毒奶粉，为什么要对中国的事指手画脚呢？更何况，虽然你们的牛奶质量低劣，你们学校宿舍不怎么牢固，但你们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的玩艺可是真金白银啊。

美国不干涉我们的人权，咋办？

美国不干涉中国人权了，好多朋友好像很失望的样子，首先当然是一些右派和思想比较开放的读者。我想，这可能和一些左派愤青们长期在网络上使用的攻击语言有关，例如右派们一提到普世价值、人权等，左派们就跳起来，在愤青们的呐喊助威下，攻击右派们是汉奸、卖国贼，是美国特务，或者至少也拿了CIA（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好处费。这样攻击久了，连支持右派的一些读者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些影响，以为美国不关心中国人权了，右派们就失去了一些依靠。

特别是在奥运会火炬传递时，网络上对于我们这些出来提出批评意见的作者的攻击一律以攻击美国和西方为背景，弄得一时之间连我自己也糊涂了，莫非我真成了美国的代言人？不过又一想，不对啊，这些左派坐在美国人发明的汽车里，噼哩啪啦打着美国人发明的电脑，用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咋就没有想到他们早就是美国人的走狗呢？

不过，这招对聪明的中国人不灵，但对脑子不怎么会转弯的美国人就很灵。别说还真有效果，从此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退缩了，对中国问题退避三舍。

可是，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意却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上一层楼。网络上对于层出不穷的侵害人权的批评日益热烈，如火如荼，所不同的是，这次的网络民意没有了西方的影子，多了草根的声音，以及不久前才对美国和法国愤怒不已的年轻人。

现在该轮到左派们垂头丧气了。当我们的批评再次受到所谓左派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他们语气里失去了一些底气，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不再是西方人的指手画脚，而是清一色的中国人，美国人不关心地震，不知道周老虎是什么，也不关心毒奶粉，对官员花费纳税人的钱到美国花天酒地基本上持欢迎态度，甚至不拒绝贪官污吏把人民的血汗钱全部转移到美国存进美利坚合众国的银行，或者购买旧金山的豪华别墅。

到这次希拉里访华，闭口不提人权，如果说让右派们失望，还不如说让左派们失落，你去查看一下他们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今后再也无法写出攻击普世价值是美国人和平演变中国、以及美国的代理人向中国推销的玩艺了。现在对他们谈普世价值和人权的是连美国在哪里都搞不清的农民工和受害孩子的母亲，当然还有那些逐渐被互联网启蒙的年轻网友们，包括几个月前被他们忽悠的愤青。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2008年的网络民意其实有一个大大的转向，在愤怒的青年们搞定了国际社会之后，他们在短暂的失去了目标后迅速找到了方向，让事故的负责官员们乖乖下台，把制造假奶粉的人绳之以法，人肉搜索贪腐官员，监督各级政府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利益攸关的事儿显然比到家乐福抵制自己本来也买不起的法国货，以及连飞美国的机票都买不起却整天幻想要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更加吸引了他们。

于是，我们看到，当西方人不再干涉我们内政的2008年下半年，我们中国人开始热衷干涉自己的“内政”，当西方人闭口不谈中国人权的时候，我们网民的嘴边却再也少不了人的权利。

这就是网络的好处，当很多愤青们高声叫骂我的时候，很多朋友为我抱不平，但大家也看到，我从来没有回骂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当言论放开的时候，言论自由并不只是你和我的言论自由，所有的人都有言论自由，右派有，左派也一样应该有，不左不右的人同样也有。正因为如此，当言论自由在不太成熟的民族中生成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然而，当言论自由不断普及开来而且深入人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只要是人类，在信息公开和意志自由的时候最终总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你必须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中国人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但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优秀的一部分。

我们的人权，只有靠我们自己来“干涉”！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整个2008年，中国官方除了外交部对CNN提出一些质疑和警告之外，对于网络上所有批评政府的一些做法、揭露腐败现象、关心人权等等的自由的言论，一次都没有提出过像对CNN 那样的严厉批评。

上海的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灾民不要被海外反华势力利用的时候，有人说他是在为政府说话，我觉得大家真是冤枉我们政府了，我们政府至少比余先生有良心一些，知道做错了，不会往人家美国人身上赖。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迄今为止，政府高层发言人在任何公开的报告中说我们这些批评政府的网民是被反华势力利用的吗？当然我们的一些言论经常被删除，但也要看到还有一部分言论经常被“利用”也是事实，只不过是被中国政府“利用”来改善工、增进人权，例如在地震救灾中，在对毒牛奶的处理方法上，以及对一些腐败官员的人肉搜索、曝光公费出国旅游、网友对一些政策的建议、建言等等上，政府在很多时候几乎达到了我杨恒均的格言“从善如流”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不承认落后，那么我们会越来越落后，但如果不认识到进步，那么我们就很难再进一步。中国政府在网络上的一些做法值得肯定，中国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之进步（特别是相比于传统媒体和现实社会），也是不容否定的，这当然和网络的特性有关（例如高科技的难以管理），然而，不能排除政府对网络管理的新思路。

美国人在干涉中国人权的时候，很多时候说不到点子上，而且人权本应该包括很多方面（例如经济、社会和政治），而美国往往只注重在政治权力方面。说实话，在美国的经历，特别是和美国一些特别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人士的接触，有时让我感觉到他们只盯着最终的目标，却往往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位置。他们站在终点线上，灰心丧气地抱怨我们还离他们那么遥远，却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起点线很远了，正在艰难地踽踽独行。

2008年虽然是灾难年，也是近些年中国人失去了最多鲜活生命的一年，然而，却也是中国人更直接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人权的意义的一年。其中不能不提宝宝在地震灾区的那句“是人民在养活你们”的大白话，以及胡哥的“以人为本”。

这两句话对于中国人，也许比奥巴马一边大谈“你们松开拳头我们就握住你们的手”，以及一边奉劝人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边急忙把自己的国务卿送到历史的另外一边来握手拥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切实可行得多。

无论是政府如何逐渐开放，无论互联网如何给我们提供了平台和机遇，如果我们的民众自己不关心自己的“人权”，就算美国人把他的全部舰队开过来，就算宝宝总理喊破了嗓子，也还是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学会去“干涉”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内政，以及关注我们自己的人权。

杨恒均 2009-2-27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建’”研讨会的议题，是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溃败说”。孙教授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主张推动中国社会重建。以下是本人的点评发言。

章立凡：（说到元宵观火）我就有点像立平说的那种幸灾乐祸派，是因为看到了现世报，但忧虑也是有的。从去年以来我就不大写时论了，觉得建言没什么用，善意已经很难正常表达了，只剩下恶搞，最近也就写点打油诗而已。当然学术探讨是另一回事，社会溃败还有没有可能挽救？我基本上是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近期内看不到什么希望。

刚才陈谈到了历史上的溃败以及毛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我这两天在看吴江先生最近发表的《世人争谈“中国模式”》，也看到1300多条网友的跟贴，大部分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现在的腐败已经没治了。

至于溃败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溃败和动荡可能是互动的关系，现在很难说哪一种就最终会居于主导地位，是不是就一定不动荡或者不溃败了？很可能这两个东西会互动，加剧整个形势的发展。

说说治理模式，我前几天又在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代王朝中有两个最自私，一是元，二是清，这两个王朝都是部族政权，是少数民族以一个族群行使统治，和传统上的“家天下”不太一样，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就是“族天下”。这个概念可以引申出很多的联想：靠一个利益集团统治国家，不是单凭皇帝一人作主，一旦要想变法改革的时候，必定触动整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八旗亲贵们对皇帝的制约是很大的。一条龙能治水，龙多了不治水。这种情况也可作某种类比，即便最高领导人想要搞一些改革，也是受到庞大利益集团的牵制。

治理模式归结到税负，历史上的王朝税负，只要养活皇上一家和一个政府，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如今要养活两套以上的班子，政府一套，党务也有一套。我以前多次说过，人民负担比历代王朝都要重，党务干部也归入吃皇粮的公务员系列，不从党费开支，行政成本是双倍的，这种情况在现代民主国家是不可能有的，搞得民不堪命，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这个问题现在也很难解决。

这么多年来，执政体制越来越削弱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统治团体之外，没有其他有力的监督能够起作用；团体之内都是领导者，形成很多“小国之君”，各层各部门从上到下各自为政，越到下面越明显，什么党纪国法都不在话下，就是我说了算。这种情况确实就是行政溃败或政权失控，中央对地方、高层对中层以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很多基层政权已经黑社会化了。执政能力本身在削弱，这就是所说的行政溃败，我认同他这个提法。

关于政府信用的问题，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前提之下，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不讲信用，每个王朝在夺取政权以前，都会提出若干承诺，刘邦就有“约法三章”。只不过西方最后归结到宪政制度上，所以能够相对稳定；中国最后归结到人治上，所以就会有周期性的动荡，也就是我们常说“历史周期律”。

翻翻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那本书，可以看到共产党在执政以前也有很多的承诺，这些承诺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究竟兑现了多少？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信用问题，还有没有信用？执政党的信用，从毛的时代就已经透支得差不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看到一点希望，希望还能有一个“中兴。

政权信用丧失的同时，是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我知道章伯钧57年以后曾经讲过，现在是闭关锁国，大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所以还能维持，将来一旦开放国门，所有的资讯和生活方式的封锁被突破以后，必将是人欲横流的社会。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社会了。传统的封建道德以及资本主义道德，都已经被“文革”摧毁了，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也没有建立，现在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想重新提振儒学来补救，已经为时太晚。无诚信的社会怎么造成的？要问责的话，就从毛泽东开始问责吧，这个清算远远不够。

政府现在奉行的是“技治主义”，就是靠技术控制社会，有财力，有军队，有科技手段，有高度的动员能力，既不是制度的控制，也不是理念的控制。过去推行某项举措还要讲一番理想、道理，然后证明自己的正确，现在不跟你讲了，直接下手就干了，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科学发展观是必要的，但是往往被曲解了，把很多东西庸俗化、技术化了，技术化的后果往往是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只顾解决眼前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了葫芦起了瓢，接着再按……没有长远的思维。“技治主义”的背后是极度的不自信，导致政府经常反应过度。20年前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应过度引起的，现在反省起来，那时候如果能够以平常心正确对待民间提出的要求，就不会做出非常意气用事的决断，但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历史了。

至于能否建立良性的机制来挽回溃败，我觉得相当困难，因为已经积重难返了。如果将社会问题制成图表，我们可以画出三条线，一是经济这条线，二是政治这条线，三是社会这条线，看这几条线是不是同时到临界点。如果这三条线之间有点“时间差”，这条到了那条没到，或许可以解释为溃败，如果三条线同时到临界点，我觉得就不是溃败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动荡。

费正清在中共刚刚执政的时候有一个预言，中国共产党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没有说错。为什么找不到长治久安之策？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创造力了。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个人确实不抱什么太多的幻想。我们开会的目的仍是建设性的，希望能找出一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但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最好的改革和社会重建的时机已经错失了。

（本文系作者根据会议速记稿整理）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当夜，布什给江泽民打来电话通报。谁知江泽民正在蹂躏一美女艺人。江泽民忙着接电话，惊叹一句：“啊，美国遭受恐怖袭击？！”

美女一听美国居然遭受恐怖袭击，以为世界大战爆发。吓得黑灯瞎火乱钻。

江泽民急道：“笨！拉灯！”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布什惊道：“对，我也怀疑是本拉登！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

江泽民见话已经收不回来了，只好随合布什：“中美完全一致。”

数日后，当全世界还在莫名其妙时，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声明谴责本拉登制造了恐怖袭击事件。本拉登闻讯后大吃一惊：中方与我们的关系原本还是不错的呀！我的恐怖活动设计还是受中共军事教科书《超限战》的启发呢！

最近，我读到一位《零八宪章》签署人的留言：我周围生活着这么一群所谓的“清醒”的成人们，但我的同龄人的反抗思想却在逐步上升，在此希望贵方能够给予我突破中国网络封锁的方式方法和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的联络方式，从学生这里完全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突破口，把真相告诉更多更多的人们，现在中国教育部的倒行逆施正在不断上升着学生的反抗意识。我以为，这位学生的吁请和呼唤，正好点明了中国民间现在就可以抓紧去做的一件事：一部分已经成功突破中国网络封锁的公民，帮助越来越多的国人穿越官方构筑的电子柏林墙，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所说的“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说实话，要是牛博网没被封杀，并且还有马博网、驴博网冒出来，这事还不算特别紧迫。在罗永浩先生创办的牛博网上，有“网事一周”公布未经包装、未被污染、未受扭曲的真相，有连岳、梁文道、崔卫平、冉云飞、莫之许、王小山、韩寒在好好说话、平和说理，有众多网友作为牛博人在阅读、在发声、在论争，因而也就有与日俱增的、巨大的点击率。今年1月9日，这样一个毫不“低俗”的网站被当局痛下杀手，事情就变得紧迫多了。我认为，在获取信息上先自由起来的一部分公民，目前应当吹响集结号，免费传销“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穿墙软件，让自己的亲属、朋友、同事、学生，让所有追求真相、不愿再被愚弄的国人，能够轻松穿越电子柏林墙，行使自己的知情权。

在当下中国，免费传销穿墙软件这件事，太有可行性了。技术上是一点难度也没有；政治上则风险很小，其风险远小于实名退出共产党，也远小于实名签署《零八宪章》。通常，将它们作为附件，用发邮件的方式就可瞬间送达。胆子稍小一点的，拿个U盘搞手递手传接，亦算举手之劳。但是，这么做，意义不小，功德无量。

如果说，1989年之前柏林墙内外是两个世界两重天的话，那么，从活个明白、活出质量、活出尊严、活出意趣来说，如今电子柏林墙内外，同样是两个世界两重天。这两个世界，不是差钱不差钱的问题，而是电子柏林墙外，多元世界精彩纷呈。我有不少朋友从我这儿得到“自由门”后，曾对我说，穿越电子柏林墙后，那种大开眼界，那种精神解放所带来的充溢每个细胞的愉悦，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生命体验。墙内，主打品种是官方经销的“营养”套餐。墙外，是由你任选的精神大餐。其间的差别，可作云泥之比。当然，我也不想讳言，墙外的世界良莠不齐，也有很糟糕的东西。不过，这不正需要你拥有自己的脑袋，经受思想的历练吗？

现在，《零八宪章》签署人已经直逼九千。如果这些比较有勇气的国人，以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销穿墙软件的话，那两轮下来，就会助九十万人越过电子柏林墙。假如那九十万人，再以同样方式传销的话，那就会助九千万人飞越电子柏林墙。做到这一点很难吗？不是。做到这一点难吗？也不是。我的建议是：热爱自由但又心存恐惧的人，请从尝试穿越电子柏林墙做起。

至今还没轮到机会尝试穿越的国人，怎么办？选择多读读《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和《随笔》等，不失为是一种很好的精神热身。我手头有一份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文章的标题可以说相当恶心，叫做：他们是“中南海主人”。“他们”是指受邀进入中南海的13名“基层群众代表”。但是，不要因此而误判《南方周末》被阉成了那副惨样。因为文中还是说得很实在，把他们不是“中南海主人”的真实身份作了生动传神的描述。请看：“主人”陈威涛的父母，突然间听到儿子要进中南海，“二人都感到难以置信”：“主人”古甲伟要进中南海那属于他的一亩三分地，居然“很紧张”，“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压力极大”；另一位“主人”在中南海“家”中“发言时很紧张，拿着稿子的手不断颤抖”；这些货真价实的非主人，进了一回中南海“一直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头版文章处理得如此文不对题（或题不对文），如果不是疏漏，则十分耐人寻味。

此外，本期《南方周末》还有多处令人激赏的亮点。《读者来信》一栏中，说出的真话很有份量。转发的《南风窗》文章“农民应有自治农会”已然突入言论禁区。正面提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需要《炎黄春秋》编辑部那样的胆识。而将整整一版的篇幅献给刚刚离去的人民日报老记者、“直立行走的水”刘衡女士，则让人印象深刻，感受到别样的深意。奶奶刘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不会说假话”的人。她的孙女“不锈钢老鼠”刘荻，也是一位不会说假话的人。两人的区别在于，奶奶刘衡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没想到”，又忍不住要“傻傻地说”；而80后孙女刘荻，已有太多太多的“想得到”，并乐意爽爽地说。

2009年2月26日  于北京家中

XXX你好！

转来的批判“和解智库”文字大都知晓，感谢你为我们受到朝野左右夹击而着急和鸣不平。

不少民间人士对我们倡导“和解”不解、反感甚至愤恨，我非常理解他们。在过往国人之间无数次残酷的斗争中，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受到过深深的伤害，1949年后接连不断的人道灾难遗留下无数伤口几难痊愈的“伤病员”，造成许多“只有仇恨满胸膛”的愤老愤青，我理解和同情他们“绵绵无尽期”的“恨难休！”此外， 我只是遗憾他们不知或不愿相信这些悲剧的发生恰恰是“和解”无法在中国土地上立足生根发展所致。

在漫长的专制中国，人们对“金戈铁马，拼葬荒丘！”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现代“美妙共产主义天堂”的“崇高理想”更驱动万千国人去“英勇”拼杀，那些“侠士”、“义士”、“烈士”们视砍头为“风吹帽”，拼杀杀到天昏地暗，杀到“全国山河一片红”。时至今日，部分伤痕累累的愤青愤老们也还在恨不能“金戈铁马”去复仇雪恨。

这样一个习惯“拼杀”的族群，很难想象和愿意以和解来化解历史积怨达致社会正义，这是和解一时不易被大众理解接受的深层原因。直接原因则在于一些当权者继续着暴力控制的迷信，只愿比拳头无愿数人头，他们对于累积叠高的社会冲突和积怨负有主要责任。还有真相仍被遮蔽、赔偿有操作难度等等因素，也阻碍着和解理念的广播高扬。

我并不介意把我们和解派说成“软体”，中国历代历朝不乏哪怕洪水滔天也死硬要独占权位的“硬体”。到现代，将介石硬，毛泽东更硬，邓小平也不软。中国缺的就是宋教仁、陈独秀、胡适、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宁可丢官丢命都不主战、主杀的所谓“软体”。

今天来看国共难兄难弟，国民党已经全然成为“软体”，共产党硬体事实上也已部分软化，虽然时软时硬，乍软还硬；虽然软得不大情愿，但为不“折”，不得不软。时势逼人，政治强人的软化已是无可逆转的大势所趋。君不见，外族的波兰前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吾族的党国领袖蒋经国等等强人，均一一放下屠刀，向民意低头。

艾舍尔有幅版画《怪圈》——从起点走回原点，走来走去又走回到初始的地方。革命——反革命——继续革命，革人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他人命，自己被革命……中国这个“娜拉”是该从这个“怪圈”出走了。

无论如何，我们和解派和其他同道“折腾”了一段时间，终于把“和解”的声音唱开了。支持也好，反对也罢，重要的是更多的华人开始认真思考“和解”的内涵及其实践的可行性了。有拥护派也有反对派，本来就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不允许反对是专制，把反对派消灭于萌芽是极权，我们是专制极权的公开反对派。我们反对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民间的定位是鲜明的。但我们不为反对而反对，不用漫骂仇恨来反对，不搞你死我活的反对。我们反对暴力的煽动，而且首先反对国家暴力的滥用。

关于“和解智库”拿中国政府“和解费”的天方夜谭，套CCTV春晚小品的词，会有一些人与赵本山一样认为“这个可以有”，而小沈阳为我们答得好：“这个真没有”。

我们确急迫需要研究经费，许多课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智库也必须出知识产品。我希望中国政府愿意重视也愿意购买民间智库的研究产品，这既是党国唯我独能垄断的放弃，也是公民社会的开放拓展。中国有几千官办研究机构，有关本土和外域的和解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深入研究却寥寥无几。去年10月，我与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一起到访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和平学院，那里有大量关于各国实践和解的研究资料，而有关中国的这方面资料几乎空白。

我以为全体华人应成为“和解”的同学，朝野上下，官府民间，共同认真学习本土先贤和外域人家的和解理论和经验。当然，我更希望执政的中国官员带头，政治局委员带头学习和解，践行和解，让和解在中国各个层面运转起来。

面对众多的不解和误判，我非常珍惜齐氏文化基金会将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中国和解智库，我根本不在乎奖金的轻薄，齐氏文化基金会同人在我们艰难起步的时刻送来的理解和支持非常厚重，弥足珍贵。我和认同和解价值的同道其实能量有限，忙于生计养家糊口，我们建设和解智库只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未敢忘记知识学人在公共领域有所担当以及抵抗极权专制的本分。我们既缺资金，又缺时间；既无讨好权贵的本事，更无颠覆政府之能耐，只是在民间和独立学人的立场上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喊一声是一声，做多少算多少，仅此而已。

中国迟早会出现一个类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样的权力机构，主导社会低成本平稳转型，对此我们持有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信心。我会继续尽绵薄之力， “在有仇恨的地方播种仁爱，在有伤害的地方播种宽恕，在有猜疑的地方播种信任，在有绝望的地方播种光明”。（天主教徒圣方各的和平祷词）

借用一位律师友人的诗句结束此信：吾辈共努力，和解现明天。社会转型来，法师证果缘。

2009-2-26

本博客以前所发的文章均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未删节稿）。本贴则完全是一个讨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待续）

丹麦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首都哥本哈根每条街的尽头都与水相连，置身于这座古老而美丽的都市，仿佛徜徉在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王国。导游介绍说，1795年，哥本哈根市中心曾经发生大火，许多古建筑毁于一旦，后来的建筑则崇尚新古典主义。怪不得我们沿途看到的具有特色的古建筑同新建楼房相互辉映、错落有致，给人优雅而宁静的感觉。特别是市内众多的青铜雕塑，使古城充满了诗情画意。位于市中心的欧洲最长的步行街上，是悠闲漫步的人群，让人感觉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仿佛都是安徒生童话中的”海的女儿”.市政厅正门左侧就是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的雕像，每一个到此的游客都喜欢手握安徒生手中的书，与他一起照相。丹麦因安徒生而美丽。我至今还记得安徒生在自传中说的话：”我的一生居无定所，我的心灵漂泊无依，童话是我流浪一生的阿拉丁神灯”.安徒生的童话之灯点燃了许多人童年时的梦，那些故事就像一个个亲切真挚的朋友，引导我们认识人世间的真、善、美。

丹麦是北欧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之一，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丹麦的议会是一院制，国家的重大问题一律由全民公决或议会讨论决定。它也是一个高褔利、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的社会民主国家，纳税负担位列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丹麦个人所得税一般在50%左右，高收入者纳税高达70%以上。连服务性交易的增税也为25%.另外，每年国家大体把国民总产值的1%用于对外援助。

同团有对父子，父亲是大学离休干部姓徐，曾在大学行政部门搞过工会工作，这次是送儿子到丹麦来留学。出于好奇我问他，为什么送儿子到麦丹留学？他告诉我，原因有六个：第一是免学费，一般来说大学学费是一笔不小开支，省下的学费用于支付生活费，至少可以一年不打工；第二是高质量的英语教育环境；第三丹麦是高褔利国家，来丹麦留学可以享受免费医疗，而且还可以免费学丹麦语；第四作为高税率国家，丹麦政府允许留学生合法打工却不用交税，并对优秀学生提供足以支付学费、生活费的奖学金；第五丹麦是申根协议成员国，持丹麦签证可以随意进出十几个欧洲国家，非常方便；第六是丹麦的环境美丽，几乎没有污染，气候也比其它欧洲国家好；第七也是他最看重的丹麦工会的作用与独特的”灵活保障就业机制”，将来对儿子留下工作有益。在交谈中知道，早在1814年丹麦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是世界上实施义务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很高的。

丹麦人的工会

在丹麦的地陪是位华裔台湾人，从小在那里长大，他不仅是当地旅行社的导游，还是该系统工会组织的头头。这非常巧，因为我曾经在单位也当过脱产工会干部多年，二人交流得益非浅。导游告诉我在欧洲像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工会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如果你想享有更高的工资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你想有更多的休假时间，你想对企业的管理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那么，你就加入工会吧！在丹麦，工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工人服务谋利的组织，他不属于政府与任何党派的管辖。在丹麦这样全面私有制社会，工会是所有雇主不能忽视的谈判高手，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工人争取各种权利和利益，最重要的事就是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劳资谈判。政府并不直接介入，工会的组织程度、工会的谈判技巧、工会的要价实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战后，丹麦工人的工资持续增长、工时一再缩短、劳动条件日益改善，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工会的努力。法制化的集体议判制度，形式多样的工人参与制度，以及劳资争议处理制度，使得劳资矛盾缓解、互相关系相对稳定、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和谐。在这个国家，政府、政党、雇主组织，任何势力都不敢无视工会的存在和它的实力。在工会的努力争取下，工人、雇员相当程度上分享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丹麦，工会关注的不仅是涨工资，并帮助工人参加教育培训。在丹麦，雇主解雇工人是他的权利，法律限制不多，因此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要换工作，如此频繁的流动对工人的就业和生活是否造成威胁？而丹麦政府做到劳动力市场的活力运行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同时兼顾，工人一旦失业可以很方便拿到失业救济金，基本生活不会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促进再就业政策也已启动，参加培训和学习，掌握新技能。如果你拒绝培训，又不愿接受指派的工作，就拿不到失业救济金，因此不断学习、终生学习的理念在丹麦深入人心。在丹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保障体系加上积极的培训机制，被丹麦人自豪地称为”金三角”，而工会恰恰成为金三角的非常重要支撑力量。

丹麦嘉士伯啤酒公司最近发生的事印证了丹麦完善的保障体系：嘉士伯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计划将每小时装瓶5万的巨型装瓶车间迁到200公里以外的弗里德里西亚，这将导致200名工人失业。这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企业主多会通过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方式处理，工人领了钱后自寻出路。而在丹麦，工人在接到解雇通知的次日到就业办公室去登记，此后4年可享受高达原工资80%的失业救济金。而失业救济金里，只有很少一部分由工会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其余主要来自政府的税收，同时工会也有义务帮助失业人寻找工作或者接受再就业培训。丹麦以独特的”灵活保障”就业制度，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导游还告诉我们：在丹麦当一名建筑行业的泥水匠、木匠或管道工，要经过三年十个月的培训，重点在于如何掌握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操作技术。其中知识培训期为一年，然后到建筑工厂进行实际培训，这样，要四五年后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当一名清洁工，也要接受十几个项目的专业培训，包括如何使用各种不同用途、不同类型的清洁剂、清洁设备和工具。丹麦工会也是职业技术学校管委会的成员，工会把培训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是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权益的有效的途径。完善的培训要靠财力来支撑。丹麦培训费用来源，第一是雇主，丹麦法律规定，雇员10人以上的企业，雇主必须为雇员交每月1100克郎的培训费；第二是政府的支持，培训费用的一半多由政府支付，工人个人不必为培训交费。参加成人职业培训的工人一般能获得相应的津贴，其中20-24岁的参加者最多只能得到30周的津贴，25岁以上的参加者没有津贴的时间限制，而是以实际参加培训的时间领取，津贴由失业保险基金会发放。

丹麦就业市场的结构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丹麦就业市场建立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契约的基础之上，只要双方能够协商解决问题，政府就不介入。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基本合同》，立法只起辅助作用。如果对合同的内容或执行有意见分歧，可通过第三方斡旋或由劳工法庭裁决。雇主组织成雇主协会，代表企业参加集体合同以及关于工资和雇佣条件的谈判。单个雇主协会还要满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咨询、信息和培训方面的需要。在三方谈判中，政府由财政部代表。丹麦每年有25万人步入失业大军，但同时也创造出同样多新的工作岗位。工程师、财会、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等按职业组成跨企业工会，各工会分头代表会员与相应的雇主协会谈判，各单位执行谈判结果，因此不受公司规模影响。这种组织形式与中小企业众多互为因果，可见灵活保障制度需要许多配套工程。丹麦灵活保障制度同时兼备对工人的”保障”及和雇主的”灵活”，其妙处在于实现了二者之间绝佳的动态平衡。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在活跃就业市场与维系社会和谐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在丹麦等北欧国家，工会的实力与社会影响力非常大，工会与政党（包括执政党）是同根兄弟、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是荣辱与共的关系，但这种合作并不等于合一。工会在支持执政党过程中，与它的争执、探讨从未曾停止，在劳工利益上原则坚定、针锋相对。强大的工会本着对工人负责、社会负责的态度，对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施加影响，促进公正与公平，与执政党一道探寻社会和谐之道。富人高税收、穷人高福利的政策，相对拉平了人们的贫富差距。所以在丹麦等北欧国家，社会上极富和极穷的人数都不多，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社会是一种枣核型的收入结构，不像中国是金字塔型结构。

我的工会副主席生涯

我想起自己搞脱产工会副主席工作的体会，在中国工会完全没有独立性，它仅仅是共产党的一个附属组织，工会组织原则章程都规定必须听党的、按党的方针办事。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上海一些区局管理部门试行基层小厂推广民主选举工会方针，我曾被全厂工人一致推选为厂工会主席。竞选时厂党领导都很紧张，组织强有力的党员干部跟我一起参选，甚至在群众中散播一些对我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但是由于我反文革的经历，曾先后二次从单位被捕进监狱，平反后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几乎全厂所有新老职工都知道我这段经历，知道我是个敢说敢做，能独立思考为群众讲话办事的人，所以投票结果我是全厂获票率最高者。但令人气愤的是党领导最终不同意我当厂工会主席一职，他们向群众解释按规定工会主席一定要党员当，而我不是党员，于是劝我委屈当副主席。所谓民主选举结束后我拒绝当陪衬副职，厂领导及党组织都知道我在工人中的影响力，他们既担心我的口出”狂言”，又怕我在工人中的威信。最后由上级局领导来做我思想工作，讲许多好话希望我留在厂工会工作，否则没法向工人交待。实质上我心里清楚，即便是当了厂工会主席，也是有名无实的虚职，根本谈不上能为工人做什么实质性的事。

在工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常工作：探望长病的职工；主持全厂每个死亡职工的追悼会并读悼词；过年过节按家按户陪领导干部向退休老工人拜年送慰问金；每月审查决定各车间科室报送上来的、需要补助的生活困难职工和推荐去局里疗养的名单；组织厂里职工业余的各种文艺娱乐活动，评选厂先进工作者、五好工人及家庭、岗位操作能手、三八红旗手，召开表忠心与谈心活动等等；比较重要的工作还有协助党总支制定班前班后各部门学习内容，讨论领会党中央新的政策方针文件。总之，工会仅仅是党组织的一个附属机构，是党组织每次发起的大政治活动与一般活动的帮手，是落实贯彻党的精神做工人思想工作的一颗棋子。在基层当工会干部，我做得实在不开心、很反感，辞职多次都被挽留，没辞掉也是因为怕辜负了工人们的心意。在工厂二级班子里我是书记最不放心与反感的人，他对付我的方法就是冷落我，尽量不让我参与他所主导的内部（党内）会议。我与他的冲突发生多次，明明是基层一致评选上来的五好工人、先进工作者，他总要利用党的班子否定和拉下几个来，理由是某些人跟党组织不贴心，政治表现不积极，家庭出身背景不乾净，树立学习榜样不合适等等理由。而补上去的人总是对他阿谀奉承言听计从的所谓热爱党的职工。甚至经常在我报上去的基层评定出来的疗养名单上做手脚，替换成自己看得中的亲信。我与他发生最大冲突是为了一个姓张的年轻大学生，在”六四”时，根据他传达的上级党领导的精神，要暗中摸底排列名单，对凡参加社会上运动的所谓民运活动分子，厂里都要采取教育与打击，直致开除出厂或送公安司法部门。他用文化大革命极左一套，叫人监视跟踪姓张的职工，并在背后偷偷收集材料，指使别人诬蔑他。我极力反对这种不实事求事做法，并反驳所谓别人揭发他的违法乱纪行为。实质上这位大学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工作也相当不错，仅仅是个人对”六四”的观点与看法问题，并没有什么违反国家治安法律的行为，完全没必要上纲上线，这样会毁了他一生。书记却说我是他的后台，包庇怂恿他，作为工会副主席没有革命立场。还背后说我：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没有吸取，本性难改。最终造成我辞去工会职务，离职下海去了深圳。

对比一下我与麦丹人都曾是为基层工会工作，但区别之大心感羞愧，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实质性地为厂里基层工人做过一件有价值的好事，一直都在很无奈地听从与执行厂党组织的指令，做些表面工作，不能真正实质性地为厂工人兄弟姐妹们解决切身利益。而从丹麦国家的独立工会组织可以看到工人真正是当家作主了，他们不是”玩偶”、不是”阿斗”.可以说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各阶层、各种各样的矛盾、上访与不和谐局面，都与工会有关。因为中国没有丹麦式的独立工会，它是个摆设，它从来没有真正代表广大民众去谋福利与上层争人权。同样中国的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他们没有丹麦工人谈判的习惯和自己做主的勇气与力量，他们始终是把自己的命运与权利交给别人操纵。如果中国的工会不能独立，不能摆脱受控制的局面，那么中国的工人、民工、公司职员，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合法的人权保障就难以完整实现，社会的和谐将是一句空话。

在回国飞机上，坐身边的老徐指给我看一张丹麦《贝林时报》，翻译给我听一段新闻：北欧航空公司基层工会领袖维尔那。冉森已经发给高层一封威胁信，因为公司廉价雇佣中国35名航空小姐而可能遭到起诉。 这些中国空姐的月薪为1万丹麦克朗（约1622美元），只有丹麦籍空姐月薪的1/5，可能会对本国员工的薪水构成威胁。老张笑着说：难以置信一个基层工会领导人有这么巨大威慑力，我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在工会也工作了多年，看了丹麦反而糊涂了，中国现在的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存在各种各样严重侵犯工人权利的现象。中国与丹麦究竟谁更像社会主义制度？谁更优越和谐？

老张非常不满的发牢骚：在计划经济年代原有国有体制的工会组织是受共产党领导，不管怎么样还在为工人阶级做些事。现在走市场经济，企业私有化、合制化后性质大变，大批私营企业都排斥建立党组织与工会组织，劳资双方一片混乱无序。中国本土的、香港台湾的、外国的，所有私营企业老板资本家，乘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松弛混乱不规范，勾结当地的官员，到处存在侵犯工人利益与权力的现象，工人的生存环境恶劣、安全缺乏保障、工作时间超长、招收未成年童工泛滥、最近国内报刊被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今天在中国盘剥农民工的程度前所未闻，中国工人劳动薪水只有港澳台工人的十分之一不到，与美国日本欧盟国家工人根本无法相比。有的地方完全失控，企业工厂没有工会组织片片皆是，就是有也徒有虚名，是为资本家服务，根本就谈不上为工人谋福利。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成了全世界资本家拼命盘剥中国工人农民工最疯狂最理想的地方，资本家赚得满盘皆赢，民工穷的叮当响，而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们眼里看到的是地方经济增长指标、自己的从政业绩，唯独没有工人与民工的权利。

老徐的牢骚引起我与他的探讨。我问老徐：工会是职工的真正代言人，也是职工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但为什么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中国独立工会这类群众性组织合法存在呢？当今世界上，独立工会已成为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志，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老徐说：目前在大陆隶属于全国总工会的各级工会组织的干部，都是由同级或上级党委或行政部门选派出来进行工作的。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职工，宣传、贯彻上级党政部门的方针政策，为这些部门做些辅助性工作。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工会只是党、政机关的分支机构而已，如果允许独立工会组织存在将会激化党与政府跟广大群众的矛盾。因为独立工会组织是民间社团，它的宗旨一定强调维护职工合法权利的各种要求，它会不顾党的绝对权威和利益，这样的组织在大陆是得不到合法地位的。我接着说：那么当上级党、政部门出现腐化时，言听计从的各级工会负责干部只能追随左右，而不顾广大职工的利益了。实质上工会组织不是政治派别，也不是在野党，它可以促进执政党进行合乎时代要求的改革，工会应该肩负起维护工人利益、协调企业界和工人关系的重任，并以独立于党派和政府的形式存在。只有独立，才能以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为自己说话。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私营企业中的工会，着重于协调劳资关系和改善生产劳动条件的工作；而国有企业中的工会组织，无疑是以职工代表参加民主管理为主要特征。独立工会是现代企业和现在经济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没有独立工会的企业制度，就不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我认为，中国独立工会无论何时出现，都是在千年专制传统的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将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将促进中国深化改革并推进民主进程。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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