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你好！
转来的批判“和解智库”文字大都知晓，感谢你为我们受到朝野左右夹击而着急和鸣不平。
不少民间人士对我们倡导“和解”不解、反感甚至愤恨，我非常理解他们。在过往国人之间无数次残酷的斗争中，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受到过深深的伤害，1949年后接连不断的人道灾难遗留下无数伤口几难痊愈的“伤病员”，造成许多“只有仇恨满胸膛”的愤老愤青，我理解和同情他们“绵绵无尽期”的“恨难休！”此外， 我只是遗憾他们不知或不愿相信这些悲剧的发生恰恰是“和解”无法在中国土地上立足生根发展所致。
在漫长的专制中国，人们对“金戈铁马，拼葬荒丘！”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现代“美妙共产主义天堂”的“崇高理想”更驱动万千国人去“英勇”拼杀，那些“侠士”、“义士”、“烈士”们视砍头为“风吹帽”，拼杀杀到天昏地暗，杀到“全国山河一片红”。时至今日，部分伤痕累累的愤青愤老们也还在恨不能“金戈铁马”去复仇雪恨。
这样一个习惯“拼杀”的族群，很难想象和愿意以和解来化解历史积怨达致社会正义，这是和解一时不易被大众理解接受的深层原因。直接原因则在于一些当权者继续着暴力控制的迷信，只愿比拳头无愿数人头，他们对于累积叠高的社会冲突和积怨负有主要责任。还有真相仍被遮蔽、赔偿有操作难度等等因素，也阻碍着和解理念的广播高扬。
我并不介意把我们和解派说成“软体”，中国历代历朝不乏哪怕洪水滔天也死硬要独占权位的“硬体”。到现代，将介石硬，毛泽东更硬，邓小平也不软。中国缺的就是宋教仁、陈独秀、胡适、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宁可丢官丢命都不主战、主杀的所谓“软体”。
今天来看国共难兄难弟，国民党已经全然成为“软体”，共产党硬体事实上也已部分软化，虽然时软时硬，乍软还硬；虽然软得不大情愿，但为不“折”，不得不软。时势逼人，政治强人的软化已是无可逆转的大势所趋。君不见，外族的波兰前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吾族的党国领袖蒋经国等等强人，均一一放下屠刀，向民意低头。
艾舍尔有幅版画《怪圈》——从起点走回原点，走来走去又走回到初始的地方。革命——反革命——继续革命，革人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他人命，自己被革命……中国这个“娜拉”是该从这个“怪圈”出走了。
无论如何，我们和解派和其他同道“折腾”了一段时间，终于把“和解”的声音唱开了。支持也好，反对也罢，重要的是更多的华人开始认真思考“和解”的内涵及其实践的可行性了。有拥护派也有反对派，本来就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不允许反对是专制，把反对派消灭于萌芽是极权，我们是专制极权的公开反对派。我们反对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民间的定位是鲜明的。但我们不为反对而反对，不用漫骂仇恨来反对，不搞你死我活的反对。我们反对暴力的煽动，而且首先反对国家暴力的滥用。
关于“和解智库”拿中国政府“和解费”的天方夜谭，套CCTV春晚小品的词，会有一些人与赵本山一样认为“这个可以有”，而小沈阳为我们答得好：“这个真没有”。
我们确急迫需要研究经费，许多课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智库也必须出知识产品。我希望中国政府愿意重视也愿意购买民间智库的研究产品，这既是党国唯我独能垄断的放弃，也是公民社会的开放拓展。中国有几千官办研究机构，有关本土和外域的和解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深入研究却寥寥无几。去年10月，我与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一起到访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和平学院，那里有大量关于各国实践和解的研究资料，而有关中国的这方面资料几乎空白。
我以为全体华人应成为“和解”的同学，朝野上下，官府民间，共同认真学习本土先贤和外域人家的和解理论和经验。当然，我更希望执政的中国官员带头，政治局委员带头学习和解，践行和解，让和解在中国各个层面运转起来。
面对众多的不解和误判，我非常珍惜齐氏文化基金会将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中国和解智库，我根本不在乎奖金的轻薄，齐氏文化基金会同人在我们艰难起步的时刻送来的理解和支持非常厚重，弥足珍贵。我和认同和解价值的同道其实能量有限，忙于生计养家糊口，我们建设和解智库只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未敢忘记知识学人在公共领域有所担当以及抵抗极权专制的本分。我们既缺资金，又缺时间；既无讨好权贵的本事，更无颠覆政府之能耐，只是在民间和独立学人的立场上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喊一声是一声，做多少算多少，仅此而已。
中国迟早会出现一个类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样的权力机构，主导社会低成本平稳转型，对此我们持有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信心。我会继续尽绵薄之力， “在有仇恨的地方播种仁爱，在有伤害的地方播种宽恕，在有猜疑的地方播种信任，在有绝望的地方播种光明”。（天主教徒圣方各的和平祷词）
借用一位律师友人的诗句结束此信：吾辈共努力，和解现明天。社会转型来，法师证果缘。
2009-2-26